遗传学博士DNA分析铁链女疑点声名鹊起 再发帖被秒删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大陆社交媒体不少网友顶着压力仍在声援铁链女。做免疫学研究的遗传学博士@生物狗Y博在此期间再度发微博就小花梅的DNA、铁链女精神疾病等外界质疑的问题做出总结，但相关微博随后被删。今年2月，@生物狗Y博就发出数千字的长文，就遗传学问题质疑江苏官方的通报，引发大量转发及热议。

以下是@生物狗Y博被删微博全文：

之前关于丰县被拐卖女子的江苏省通报写了篇文章，当时失望、悲哀与义愤都有。并未想到发出来后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与支持。非常感激有那么多人仍然关注这件事情。它确实需要也应该有人来持续关注。

后来陆续有朋友私信我一些DNA鉴定报告的截图，对这个报告有不少疑惑。如果对亲缘关系鉴定的技术方面有疑惑或者感兴趣的，我个人非常推荐去看看《知识分子》上商周老师这段时间写的几篇文章，里面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解释了包括STR、线粒体DNA鉴定的技术原理，也对应这次被拐卖女子DNA鉴定过程里用到的技术。

1.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是关键

可我想指出一点，DNA鉴定虽然是丰县这件事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这件事的关键。DNA鉴定只是一种让我们确认受害者是谁，或者排除是谁的方法。但无论这个受害者是谁，抑或不是谁，非常明确的事实是：这位女性年轻时就被拐卖，中途又经历几次买卖——她到丰县不是被“好心人”搭救，而是又一次被买卖。

在这个过程中，她丧失了作为人应该有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的自由，甚至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丧失了。在被办理结婚证，被办理假身份证，被落实低保落户的过程中，调查通告提到“董集村村干部和村民证实，杨某英、杨某侠名字经常混用，实际系同一人”【1】。

可这两个都不是受害者本身的名字，是买卖她的罪犯给她“按”的名字。除去办理假身份证不算，办理结婚证、落户、办理低保等都是通过了正规机关。也就是说，很不幸的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买卖人口的罪犯获得“发言权”，而被买卖的受害者则没有得到一丝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从1998年被拐卖到现在，差不多24年，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人因为别人对她的犯罪行为，丧失了24年的自由——以调查获得的1977年出生年份来看，人生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处于被卖了的情况下。等到我们再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是寒冬里穿着单衣，被锁链拴着，根据江苏省调查组通告，她还有“重度慢性牙周炎”、“精神分裂症”、“难以与人交流”。

面对这样的事实，最重要、最关键的，应该是通过调查核实，还她一个公道。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前提是承认受害者本人的遭遇。通告中的处理方式，很多还是集中在“救治精神病患者”、“计划生育执行”等方面。可这两点是关键问题吗？如果我们的结论是她有精神疾病未得到及时救治，计划生育执行有疏漏导致了“八孩”发生，我们有还她公道吗？

2.精神疾病与无法交流

几次通告里除了一些前后有出入的部分外，最让我看了不适的是关于精神疾病的鉴定，特别是凭借这个疾病鉴定进一步衍生出来的论断。

现实社会里，我们对精神疾病有很多误区，也对受这些疾病困扰的人有诸多歧视。最大的一种歧视或许就是认为“他（她）们疯了”，因此无论说什么都是“疯人疯语”，我们可以无视他（她）们的看法与感受。

但从医学上讲，精神疾病，包括丰县的那位受害者鉴定出来的精神分裂症，都是非常复杂的疾病。从症状表现、严重程度再到治疗方式，即便是同为精神分裂，差异都很大。

比如鉴定中提到的暴力倾向，还有报道中提到所谓的危险程度四级【2】。实际上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容易因为疾病成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但他（她）们因为疾病而有暴力行为的反倒不多。从之前网红们拍下的抖音视频中也看不出什么暴力问题。如此鉴定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没有细节的公开，简单罗列下结论的单位名字以示权威性，是不会有实际的权威效果的。

更让人诧异的是“难以正常接触交流”【1】。这是非常宽泛的说法，下这么大一个结论，医学依据是什么？对一个人下这样一个结论，很有可能剥夺她与人沟通、说话的机会——即便说了，也可能被无视。

一个被拐卖24年的女性，我们不清楚这24年里有多少年，她是被囚禁、丧失自我身份、丧失语言权的。如今我们应该更多从如何帮助她恢复自由、恢复话语权出发，而不是轻易打上一个“她有病、她疯了”的标签。

江苏省通告里提及被害人精神疾病问题部分，开篇是“据董某民供述和多名村民反映，1998年6月，杨某侠刚到董家时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能与人交流，但有时存在痴笑、目光呆滞等表现。董某民称，杨某侠曾告诉自己她老家在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据董某港（杨某侠长子）反映，小时候母亲有时还接送自己上下学。据董某民亲属反映，2012年杨某侠生育第三子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1】

这里面的“董某民”涉嫌买卖受害者，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其他村民也不能排除有对买卖人口有纵容态度。精神疾病的鉴定是否太过依赖这样有明显利害冲突的人？

3.谁取证、谁调查？

同样让人疑惑的江苏省通告中是谁在做具体的调查，重要的证物证词又是谁在取证。

连着5份公告，负责调查的有丰县，有徐州，又有江苏。问题是，这每一份通告都是这次负责调查的人员单独完成的吗？还是会借鉴之前的调查结果？如果有借鉴，借鉴的程度是什么？

以很多人非常疑惑又非常关心的DNA鉴定为例。在鉴定受害者在云南的亲属时从江苏省通告看有3次鉴定，均来自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一次是2月9日鉴定受害者与可能的去世母亲、同母异父妹妹关系，第二次是2月13日鉴定被害者与几位姨舅的亲缘关系，最后是2月20日再度复检上述关联。仅从时间看，前两次都发生在江苏省的调查组成立前，应该是徐州市委托做的。但里面很多物品取样又是谁做的呢？到底有多少是独立重新取样，有多少是重新检测，又有多少是核查之前的检测？

DNA鉴定从技术上说是非常成熟的，合规操作下结论也是非常可靠的。不过很多人仍有疑虑也可以理解。毕竟这次DNA鉴定的关键物品是受害者可能的母亲2018年去世后留下的一件民族服饰。技术上从衣物上提取出DNA是可能的，隔个几年也一样可能可以。但事件暴发后短短几天之内，千里之外找到一件遗物，听上去容易让人觉得颇为巧合。从公信力角度，应该需要公布更多取样、鉴定的细节。

又比如关于董某民的犯罪问题界定，江苏省通告中称“据董某民亲属和村民证人证言、勘验检查、司法鉴定、书证、铁链等物证以及董某民的供述，2017年以来，董某民在杨某侠发病时对其实施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脖，有病不送医治疗等虐待行为。”

到底有多少结论是依据“董某民亲属和村民证人证言”而下？这些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问题？所提供的证言是否可信？依据通告里的说法，董某民似乎只有在2017年之后才因为受害者“精神问题变得严重了”才有囚禁、锁脖的行为。这想传达什么意思？在这之前，虽然被害者是被拐卖的，但二人相敬如宾？这里面董某民涉及拐卖被害者，其亲属与熟悉的村民至少有长期包庇之嫌，难道处理拐卖案件时，我们该靠问拐卖者怎么对待被拐卖人来理清案情？

虽说坦白从宽，但我们不该把希望全寄托于坦白从宽吧？更不应该盲目认为别人一定会坦白从宽。

这各种证词又是谁录入的？根据江苏省的通告，至少丰县有几位官员干部因为发布不实信息被处置。这些人至少是参与了最初两份公告的调查工作的，有的还是负责人。如果借鉴了这些人参与的调查，是否应该明确说一下借鉴了多少，通过何种方式确认借鉴部分不是“不实”的？

4.信任来自真诚

丰县发生的悲剧从曝光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我们看到了不同级别的通告5份。我想，大多数人不是想看多少份通告，也不是那么在意发布方的级别，而只是想看到一份详尽、全面，能让人信服的通告。

而这种信服的起点应该是对发生的事做真实的描述，不避重就轻。拐卖妇女不该因时间久了就说成家庭纠纷，长期囚禁限制她人自由不能因受害人患上“精神疾病”而成为就医不及时，长期侵犯她人不能因为生了多个孩子就成不遵守计划生育。

没有人应该经历多次被拐卖，二十多年从人身自由到姓名都被剥夺的境遇。我们没法阻止当年悲剧的发生，但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要有勇气去承认这样的悲剧，有良心去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加害人的各种描述，包括受害者的各种“不正常”与“暴力”，我们听到调查工作的各种辛苦，包括几天之内跑了多少路，问了多少人，请了多少回精神病专家。唯独没有受害者本人的声音，唯独没有受害者本人角度出发的故事。这离公道似乎有点远吧。

当我们把问题归结于丰县，甚至只是丰县的董某民一家时，是否又是对更多受害者的不公呢？丰县的受害者短短几年几次被买卖，真的只是偶然，只是她运气不好？又或者这真的只是几十年前贫困地区遗留下的老问题？但上海的小红楼好像并不算久远——上海大概也谈不上贫困。

最后，现在任何调查、救济都无法补偿受害者过去几十年的遭遇，但任何一点对受害者悲惨经历的轻描淡写都是对她的二次伤害，也是对社会公义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