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圣城”熄灯,谁之过?

被誉为“中国研究圣城”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正被“拆骨”,官方理由说,重组原因是将中心的资料数码化,并交由大学图书馆管理,真是这么简单?自由亚洲电台专访多位曾经使用该中心的学者,包括中心的首位主任孔杰荣,都质疑中大的说法,加州大学学者宋永毅更指,收到与中联办关系密切人士消息,要关闭中心,除去这颗眼中钉。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1963年成立,当时处于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封锁,中心就成为了西方学者研究当代中国最早的大本营。中心的首位主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他不相信校方指重组是一早已经决定好的解释。 

孔杰荣说:他们的解释没有说服力,而且情况显示他们受到对研究、学者、言论自由和香港日益压抑气氛所影响,我特别不满意这种秘密处理的方式。 

“中国研究的圣城”屹立至今半个世纪,直到去年12月,本台收到知情人士报料指,这座圣城要被拆骨重组,12月29日包括中心的联席主任赵志裕等中大校方代表召开记者会解释。 

赵志裕说:在2018年初,在国际谘询委员会里,我们同意了请(中大)图书馆以及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里的主管,参与我们的管理委员会。在那个讨论里,大家一直有共识,就是这个工作要马上进行。 

校方强调“重组非一朝一夕的事”,不过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他们最近才获知重组的消息,据他们了解,已经辞任中心主席的李磊及国际谘询委员会事前亦未获通知,李磊其后更参与联署去信中大,对校方的决定表示失望,并促请校方重新考虑。 

长期和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的加州教授宋永毅,亦向校方和中心写了三封请求信,但校方一直置之不理。 

宋永毅说:重组是一个借口,实际上骨子里就是解散。我就得到一个和香港中联办关系非常熟悉的人告诉我说,他们要关掉香港中文大学这个中国研究中心了,认为香港中文大学这个中国研究中心,它最主要是起一个桥梁作用,把我们这样的美国学者和中国大陆的学者牵桥搭线连在一起了,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钉,为香港的中共领导仇恨。 

宋永毅是使用该中心的海外学者之一,其编纂的《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第一到第三部分,先后于2002、2010和201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海外的华人学者,例如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拍摄的汶川大地震的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是该中心的收藏品之一。夏明对本台表示,中心“被重组”是中共要将对其不利的资料“逐步消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其中一特色,就是收藏了大量中共的“禁片”。 

夏明说:最早它是受到美国政府西方政府非常激烈的支持的,它当然是有情报的功能,这些情报分析到底中共发生甚么事情了,当时服务中心跟中国研究是紧密相关的,那它是一个情报很重要流转的一个场所,(中共要)制止这些海外的文献,尤其是中文文献,不要成为他们过多收藏,如果他们有收藏的话,怎么样如何限制使用。 

现居加州的中国问题专家程翔,今年年初撰文慨叹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背负了美国“文化侵略”的“原罪”。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香港从事中共研究的人,除了聚集在该中心的前身即“大学服务中心”和香港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还有与美国中情局(CIA)关系紧切的“友联研究所”,后者是中情局在香港设立的中共情报收集据点。 

大学服务中心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得到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等资助而成立,访问和记录大陆因“三面红旗”逃亡香港的大陆人士,从而了解中国的情况,孔杰荣向本台回忆成立时的困难。 

孔杰荣说: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开始感到焦虑,他们认为我是中情局特工,因此,我不得不说服他们,我们是一家合法的学术机构。我认为转捩点是在一次晚餐会上,碰巧我坐在殖民地司的对面,他当然负责政府的外交事务,他谨慎地试探我是甚么人。明显地,(最后)我成功了。 

1971年之后,中美关系逐步暖化,友联的角色也就逐步淡化。随著1979年两国建交,友联撤离香港,临走前,它把多年来的库存资料无偿移交给大学服务中心。 

孔杰荣说:当然,在我于中心研究的日子里,中心并没有与CIA联系,而1964年以后的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人们对这种谣言总是很敏感,我认为要破坏珍贵机构的最好方法,就是散布谣言和谎言。 

1988年之后,外间传出耳语,指大学服务中心接收了来自友联的资料库,是CIA通过“学术化的包装”,在香港延续情报工作。 

孔杰荣说:每间大学都有很好的图书馆,把资料整理好、方便阅读是好事,但这不是一个中心的全部。我后来去了哈佛,建立了东亚法律研究中心,过去30年我们纽约大学拥有东亚法律中心,哈佛一直有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现在,中大就失去了一个这样的中心。 

学术无净土,中大“中国研究圣城”熄灯,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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