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公交司機集體罷工討薪 城內交通陷入停擺
2026 年 6 月 25 日
华为云在陷入亏损传闻后，被曝出管理混乱与抄袭丑闻。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为云突于近日进行大规模重组。有知情者称，此次调整涉及数十个部门的裁撤整合，可能波及上千名员工。有分析称，华为云重组不仅出于商业压力，还可能写中共的军工战略密切相关。 8月25日，陆媒报导，华为云证实，公司正在进行调整，未来将专注“软硬协同、架构创新”，重点支持昇腾云、盘古大模型及昇腾CANN生态的发展。 早在8月22日，华为云CEO张平安就已宣布，公司多个部门将被整合或裁撤，以缩减成本，将资源集中在AI产业。 有消息人士透露，华为云去年亏损严重，今年的目标是尽快实现盈利，因此必须收缩战线、聚焦高毛利率业务。 据业内自媒体爆料，此次调整波及产品部、公有云服务部和研发部等多个核心团队，涉及数十个下层部门，受影响的人员可能达到上千人。早在今年6月，华为云便密集下架或停售二十余款云产品，凸显其“止血”意图。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分析称，从表面看，华为云重组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华为云的转型与中共军工情报体系密不可分。他说，AI算力与模型未来可以用于卫星通信、战场图像识别和电子战数据融合。华为的重组，背后可能是中共在推动“军民融合”战略。 盘古大模型陷抄袭风波 前段时间，华为云的核心产品盘古大模型陷入“抄袭”风波。 7月初，研究团队HonestAGI指出，华为的盘古专业混合模型与阿里巴巴通义千问Qwen-2.5模型高度相似，相关系数高达0.927，远超业界容忍标准。 消息传出后，引发热议。对于“抄袭”指控，华为予以否认，但承认部分代码“参考开源实践”。 更雪上加霜的是，一名自称来自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的员工爆料称，盘古大模型多次“套壳”同行业其他AI产品。还提到，华为的内部管理相当混乱。 华为官方曾一度高调宣称用“昇腾+盘古”打造AI算力与行业生态，但如今丑闻频发，以致于华为云的技术与能力备受外界质疑。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云市场份额中，阿里云占33%，华为云约18%，腾讯云10%。另外，DeepSeek也在快速崛起，行业竞争激烈。 由于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中资云服务商难以进入欧美高端市场，转而在中东、非洲、东南亚寻找突破口。专家警告，华为可能以“AI+安全+军工合作”的组合打包进入发展中国家，但这也引发了数据安全与情报风险的担忧。 黄大卫提醒，使用华为云等中资AI服务的海外用户，必须注意数据主权与隐私问题。他说，中共在《国家情报法》中要求企业配合情报系统，这意味着商用云端数据可能被军工系统调用。此外，中国AI平台存在“军民两用”的风险，例如安防用的人脸识别技术，也可能直接用于战场监控。 目前，华为云正处于转折点。一方面，亏损压力和丑闻逼迫其收缩战线、聚焦AI；另一方面，其背负的国家战略任务也使其难以完全按照市场逻辑行事。在被美国技术封锁、国内市场内卷激烈的双重压力下，华为云能否在AI领域突围，仍是一个未知数。
澳洲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的数据显示，在截至去年12月31日的6个月里，破产托管申请共有7483个，比前年同期的5088个增加了47.1%，接近整个2023财年的7942个。 上财年共有11,053家企业进入托管，这是2012年以来创下的最高纪录。 协助企业重组的公司Business Reset的Jarvis Archer告诉澳洲人报：“与疫情前的水平相比，本财年的破产数字高出84%。根据这一趋势，2025财年的企业破产总数可能高达1.6万家，远远超过去年的纪录，几乎是疫情前每年平均数的两倍。” 维州的破产托管申请增加比例（71%）最大，昆州增加了51.4%；新州虽然只增加了30%，但数量最大，为2906个企业。 截至去年年底，澳洲共有347万家注册企业，2023年为323万家。 由于工资、能源费用、食品价格、酒类消费税等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再加上消费者精打细算，导致全国的招待服务业商家纷纷关门。 赌场集团星亿娱乐集团（Star Entertainment Group）已陷入困境，可用资金预计在年底前用尽，可能很快会成为自2020年维珍澳洲（Virgin Australia）破产以后澳洲最大的破产企业。
被誉为“中国研究圣城”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正被“拆骨”，官方理由说，重组原因是将中心的资料数码化，并交由大学图书馆管理，真是这么简单？自由亚洲电台专访多位曾经使用该中心的学者，包括中心的首位主任孔杰荣，都质疑中大的说法，加州大学学者宋永毅更指，收到与中联办关系密切人士消息，要关闭中心，除去这颗眼中钉。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1963年成立，当时处于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封锁，中心就成为了西方学者研究当代中国最早的大本营。中心的首位主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他不相信校方指重组是一早已经决定好的解释。 孔杰荣说：他们的解释没有说服力，而且情况显示他们受到对研究、学者、言论自由和香港日益压抑气氛所影响，我特别不满意这种秘密处理的方式。 “中国研究的圣城”屹立至今半个世纪，直到去年12月，本台收到知情人士报料指，这座圣城要被拆骨重组，12月29日包括中心的联席主任赵志裕等中大校方代表召开记者会解释。 赵志裕说：在2018年初，在国际谘询委员会里，我们同意了请（中大）图书馆以及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里的主管，参与我们的管理委员会。在那个讨论里，大家一直有共识，就是这个工作要马上进行。 校方强调“重组非一朝一夕的事”，不过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他们最近才获知重组的消息，据他们了解，已经辞任中心主席的李磊及国际谘询委员会事前亦未获通知，李磊其后更参与联署去信中大，对校方的决定表示失望，并促请校方重新考虑。 长期和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的加州教授宋永毅，亦向校方和中心写了三封请求信，但校方一直置之不理。 宋永毅说：重组是一个借口，实际上骨子里就是解散。我就得到一个和香港中联办关系非常熟悉的人告诉我说，他们要关掉香港中文大学这个中国研究中心了，认为香港中文大学这个中国研究中心，它最主要是起一个桥梁作用，把我们这样的美国学者和中国大陆的学者牵桥搭线连在一起了，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钉，为香港的中共领导仇恨。 宋永毅是使用该中心的海外学者之一，其编纂的《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第一到第三部分，先后于2002、2010和201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海外的华人学者，例如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拍摄的汶川大地震的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是该中心的收藏品之一。夏明对本台表示，中心“被重组”是中共要将对其不利的资料“逐步消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其中一特色，就是收藏了大量中共的“禁片”。 夏明说：最早它是受到美国政府西方政府非常激烈的支持的，它当然是有情报的功能，这些情报分析到底中共发生甚么事情了，当时服务中心跟中国研究是紧密相关的，那它是一个情报很重要流转的一个场所，（中共要）制止这些海外的文献，尤其是中文文献，不要成为他们过多收藏，如果他们有收藏的话，怎么样如何限制使用。 现居加州的中国问题专家程翔，今年年初撰文慨叹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背负了美国“文化侵略”的“原罪”。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香港从事中共研究的人，除了聚集在该中心的前身即“大学服务中心”和香港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还有与美国中情局（CIA）关系紧切的“友联研究所”，后者是中情局在香港设立的中共情报收集据点。 大学服务中心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得到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等资助而成立，访问和记录大陆因“三面红旗”逃亡香港的大陆人士，从而了解中国的情况，孔杰荣向本台回忆成立时的困难。 孔杰荣说：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开始感到焦虑，他们认为我是中情局特工，因此，我不得不说服他们，我们是一家合法的学术机构。我认为转捩点是在一次晚餐会上，碰巧我坐在殖民地司的对面，他当然负责政府的外交事务，他谨慎地试探我是甚么人。明显地，（最后）我成功了。 1971年之后，中美关系逐步暖化，友联的角色也就逐步淡化。随著1979年两国建交，友联撤离香港，临走前，它把多年来的库存资料无偿移交给大学服务中心。 孔杰荣说：当然，在我于中心研究的日子里，中心并没有与CIA联系，而1964年以后的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人们对这种谣言总是很敏感，我认为要破坏珍贵机构的最好方法，就是散布谣言和谎言。 1988年之后，外间传出耳语，指大学服务中心接收了来自友联的资料库，是CIA通过“学术化的包装”，在香港延续情报工作。 孔杰荣说：每间大学都有很好的图书馆，把资料整理好、方便阅读是好事，但这不是一个中心的全部。我后来去了哈佛，建立了东亚法律研究中心，过去30年我们纽约大学拥有东亚法律中心，哈佛一直有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现在，中大就失去了一个这样的中心。 学术无净土，中大“中国研究圣城”熄灯，谁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