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任职香港共党报纸的日子（三）

被共产党怀疑是特务

我和曾德成在餐厅聊天之后，不多久，忘记了有多久，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有朋友来找我，问我发生了甚么事。

我回问发生了甚么事？他说有人来查我，怀疑我是特务（渗透入港共的反共特务）。

他是盘古杂志的朋友。盘古杂志是一本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杂志，办杂志的是一群知识人，主要人物，当时包括古兆申、冯可强，刘佩琼，这些人后来有些当上了人大政协，有一些去了大学当讲师。

这群朋友关心中国前途，从文化、艺术发展，到政治、时事。盘古杂志在保钓运动期间，曾经发表过一篇檄文，横扫香港一切牛鬼蛇神，力数当年香港所有论政的刊物。盘古杂志深受中共统战影响，在左右政治光谱中，盘古是最左的论政刊物，曾经有一段颇长的时期，我亦深受这本杂志的影响。

再说回头，我在保钓运动中可谓“百足咁多爪”，好活跃，参加不同团体举办的活动，但不是头面人物。我最拿手的是在抗议活动中写横额、造标语，派传单这些。

“百足咁多爪”，所以保钓运动退潮之后在香港发生的社会运动，我仍然积极参与，都不过是一些路人甲之类的角色而已。

保钓运动和运动退潮之后的这一段时期，香港出现过一些杂志，还有一些文社、团体、组织，时不时我都会去探班，志同道合嘛，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才会因缘际会到共产党报纸当记者。

我不是一个好醒目的人，我要到了好多年之后，才察觉到，我经常去的团体、文社之类，原来一早已经被共产党渗透，或者背后其实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表面上没有颜色，揭开表层，是红色。

我知道我被怀疑是特务，没有惊慌，但我好愤怒，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这是对我极其严重的打击，我好像泄了气的气球，可以用沮丧来形容。

再没有人通知我参加那些甚么学习会之类。在这个时候，超无聊的学习会大概已经取消了，但是工作会应该还有嘛。 

我亦觉得身边的同事好像躲避我，开始再没有下班之后一起去玩，再没有人跟我聊天。 

一位父母是驻港中资高层的同事，用今日的用词，是个红二代，他甚至用很嚣张的态度来跟我说话，我在报馆从来不曾遇过。 

在以前，还正常的时候，这位同事曾经带我去过一些一般人去不到的神秘地方，例如新华社的招待所，通行无阻。 

我越来越觉得很没有意思，心情很坏，工作提不起劲，这种情况可能维持了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上班？我不想上班，但无论如何我都要上班。 

其实，回想当时我应该主动找上司问个究竟啰，为甚么要在外面查我，怀疑我是特务，但我当时真的完全没想到。 

我越来越觉得不安，报馆好像不想我拿著记者的名片在外面活动，把我调去当翻译。 

编辑部是由编、采、译三部份组成，职级高一些的是编辑，资深一些或年纪大了跑新闻跑不动的记者，通常会训练他们当编辑，因为编辑之后的是记者。 

这是不成文的职级，翻译是比编辑和记者低级。我不介意，因为我已经盘算著何时离开，我要辞职。 

我当记者的那几年，在那几年的采访活动中，好积极、好主动，我好深刻感受到香港社会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开始走向专业的时代。 

我没有接受过新闻的专业训练，就算单凭我比人家更努力，都会事倍功半，我只不过是个好平庸的人而已。 

加上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沉重，又接触到不少人返大陆做生意做得不错，于是乎，我开始有转行做生意的念头。 

再说曾德成，在这个时候他成为翻译组或者翻译科的主任，负责看外电负责选稿，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上司。 

我曾经说过，我刚来这间共产党报纸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相当好，他穿上国货公司的蓝色工作服，亦可以显出一派不同凡响的气质。 

其实罗老总亦如是，穿著蓝色工作服，但不会给人一种恶心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变了另外的一个人，他平时已经说话不多，笑容不多，相当阴沉，此时觉得他沉默得有点阴森，像谁呢？就好像西片“齐瓦哥医生”里头主角的那位表哥。 

这位表哥是共产党，奉命渗透沙俄军队，策动兵变。那场戏的那位表哥，曾德成就是那个模样。 

刚才提起曾德成，又想谈罗孚，让我想起一件事，要叉开先谈这一件事。 

那一年，经过六七暴动后严重受挫，报馆为求扩大影响力，以报庆为由，扩大庆祝，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设宴数十席于酒楼，广邀香港各个新闻媒体编辑部以及电子媒体同业参加，来宾尽是有头有脸。 

是时我已被怀疑是特务，以致意志消沉，但作为编辑部一员，仍不至于被终极冷藏，我有份出席是晚盛会。 

编辑部同事们都知我被指特务受查事，所以我只能形单影只，独坐办公室内一旁，打算够钟才前赴位于报馆不远处的酒楼。 

罗孚仍如往常，他从来不曾闲著，此时还在埋首写稿或处理甚么的。他见我一个人呆呆的样子，放下笔走过来，跟我说，叫我等等他做完手上的事，和他一起出发。

通常大人物都是在盛会要正式开场时才现身，当晚一众要人进场，我陪伴在老总罗孚身旁。 

罗孚让我陪伴一起出席报庆盛会，事后我曾联想到一事。邓小平三次被打倒，又得以复出。某年中共搞天安门庆祝五一烟花歌舞汇演活动，老毛让邓小平陪伴身旁一起现身，在天安门城楼观赏，此一举动被视为平反邓小平。 

罗孚毕竟是中共党员，深受这种文化熏陶，当晚他是否效法老毛，给我平反？但罗孚不是老毛，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报馆还有党委啊。记忆所及，当晚应该就是我与罗孚老总的最后一次互动。 

他自身难保，我被怀疑是特务，很可能是捕风捉影或其他人事原因，而罗孚被指特务事，就大条得多喇。

现在回到谈与曾德成一起工作时所见到的事。

 共产党报刊内抓反共特务

当翻译的时候，是我和曾德成接触最多的时候，亦因此，我有一次目睹他骂人，冲撞一位年纪比他大好多的前辈。 

这位前辈是影视娱乐界黎小田的母亲，她名叫杨莉君，我称呼她为杨大姐。 

我曾经去过杨大姐的家，就在报馆的后面，地方不大，但好雅致，问题是烟灰缸里头好多烟蒂，她是个香港人所称的“烟铲”（沉迷吸烟）。 

杨大姐给我的印象是忧郁，但为人很nice，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很nice。 

杨大姐跟我在工作上接触不多，但有时我会越界。她是娱乐版编辑，而我曾用我非娱乐记者的角度来采访一些娱乐界人物，歌星、明星之类。我找过罗文，走进过嘉禾片场访问许冠文，写专访，获得杨大姐的赞赏。 

当日曾德成与杨大姐发生语言冲突，我不知道是甚么原因，只知道曾德成大声，杨大姐小声。 

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那几年，同事之间相处真的好融洽，我从来都不曾感觉到上司的存在，可以说，我一直属于没大没小的那类人，但我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吵架。 

我当时只是觉得，杨大姐比曾德成年纪大一截，可以当曾德成的母亲。 

我当时正埋头工作，只听到他们在吵架，曾德成大声骂杨大姐，不大好嘛，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一下杨大姐嘛。 

在这段当翻译的期间，我觉得曾德成对我的眼神有点儿怪怪，有点诡异。 

我不是说他针对我，事实上他一直都没有挑剔过我的工作。 

事隔多年，回顾当年，好可能是报馆在外面查我，怀疑我是特务的这件事，对我是好大的打击，才导致我有这样不舒服的感觉，可能是我疑心生暗鬼啰。 

总之，当时我每天上班，做自己应做的事、份内的事，只想著快一点做完工作，早一些下班，不想留在这个地方。 

如果在外面能找到机会，第一时间，我马上辞职离开。 

在我last day离职那天，做完了应该要做的工作，有一位姓李的编辑主任邀请我一起去饮杯茶，算是farewell。 

在饮茶之时，除了一般的话别啊、鼓励啊，以后有甚么他可以帮忙的，他必定会帮忙，这些说话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说他知道我在报馆受了好多委屈，希望我可以忘记过去著眼未来。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我受了好多委屈。 

再说这位编辑主任，他能够攀升成为主任，当然是党员，“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嘛，能上位能升职的，党员身份应该是必须条件，起码是其中一个必须条件。 

这位唯一为我farewell的同事，在我被怀疑是特务之前或之后，我没大没小，曾经与他为一些具体工作的事而争执。 

我是挑事情来做的，我认为做自己喜欢做的，才会做得开心，做得好，但他不是，他认为需要你做的，就应该做。 

观点不同，当然我承认我的观点不是绝对正确啦。 

但他真的能够做到他所说的，需要你做的就应该去做，所以在报馆没人愿意做的事情，沉闷得可以令人发疯的，例如马经狗经之类，都是他一肩扛起。 

这些亦可以说是他的党性，因为他是党员嘛，但这位共产党员又同时有人性，芸芸同事中，就只有他一个替我farewell送行。 

我曾经在之前提过欧洲共产主义，这些在文革期间被批判为背叛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communism with a human face。那么，这位替我farewell的，就是一位communist with a human face，拥有人性脸孔的共产党员，又或者是人性未泯的共产党员。 

至于我一直好尊敬的老总罗孚，在我离职前一段颇长的日子，都没见过他。 

离职之后，看新闻我才知道他出了事，在广州坐直通车返香港上车时被捕，罪名是美国特务。 

说起来，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没有跟任何人争吵过，同我farewell的那位，是唯一的那个。 

他进来比我晚，其实好资深，因为他是从另一间左报调来的。 

在farewell的时候，他还透露，他会被调去纽约，因为收购了纽约一份报纸。当然不是他收购，想都可以想到啦，是中共收购啦。 

我移民之后，曾经找到他在纽约的联络电话号码，我好想找他聚旧。 

好遗憾，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已经不在人间。我真的好伤心。 

他的服从性好强。这是他的党性，用今日习近平的说话，听党话、跟党走，只要服从，叫你做甚么你就做甚么，但他同时还是有人性。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