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任职香港共党报纸的日子(三)

被共产党怀疑是特务

我和曾德成在餐厅聊天之后,不多久,忘记了有多久,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有朋友来找我,问我发生了甚么事。

我回问发生了甚么事?他说有人来查我,怀疑我是特务(渗透入港共的反共特务)。

他是盘古杂志的朋友。盘古杂志是一本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杂志,办杂志的是一群知识人,主要人物,当时包括古兆申、冯可强,刘佩琼,这些人后来有些当上了人大政协,有一些去了大学当讲师。

这群朋友关心中国前途,从文化、艺术发展,到政治、时事。盘古杂志在保钓运动期间,曾经发表过一篇檄文,横扫香港一切牛鬼蛇神,力数当年香港所有论政的刊物。盘古杂志深受中共统战影响,在左右政治光谱中,盘古是最左的论政刊物,曾经有一段颇长的时期,我亦深受这本杂志的影响。

再说回头,我在保钓运动中可谓“百足咁多爪”,好活跃,参加不同团体举办的活动,但不是头面人物。我最拿手的是在抗议活动中写横额、造标语,派传单这些。

“百足咁多爪”,所以保钓运动退潮之后在香港发生的社会运动,我仍然积极参与,都不过是一些路人甲之类的角色而已。

保钓运动和运动退潮之后的这一段时期,香港出现过一些杂志,还有一些文社、团体、组织,时不时我都会去探班,志同道合嘛,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才会因缘际会到共产党报纸当记者。

我不是一个好醒目的人,我要到了好多年之后,才察觉到,我经常去的团体、文社之类,原来一早已经被共产党渗透,或者背后其实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表面上没有颜色,揭开表层,是红色。

我知道我被怀疑是特务,没有惊慌,但我好愤怒,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这是对我极其严重的打击,我好像泄了气的气球,可以用沮丧来形容。

再没有人通知我参加那些甚么学习会之类。在这个时候,超无聊的学习会大概已经取消了,但是工作会应该还有嘛。 

我亦觉得身边的同事好像躲避我,开始再没有下班之后一起去玩,再没有人跟我聊天。 

一位父母是驻港中资高层的同事,用今日的用词,是个红二代,他甚至用很嚣张的态度来跟我说话,我在报馆从来不曾遇过。 

在以前,还正常的时候,这位同事曾经带我去过一些一般人去不到的神秘地方,例如新华社的招待所,通行无阻。 

我越来越觉得很没有意思,心情很坏,工作提不起劲,这种情况可能维持了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上班?我不想上班,但无论如何我都要上班。 

其实,回想当时我应该主动找上司问个究竟啰,为甚么要在外面查我,怀疑我是特务,但我当时真的完全没想到。 

我越来越觉得不安,报馆好像不想我拿著记者的名片在外面活动,把我调去当翻译。 

编辑部是由编、采、译三部份组成,职级高一些的是编辑,资深一些或年纪大了跑新闻跑不动的记者,通常会训练他们当编辑,因为编辑之后的是记者。 

这是不成文的职级,翻译是比编辑和记者低级。我不介意,因为我已经盘算著何时离开,我要辞职。 

我当记者的那几年,在那几年的采访活动中,好积极、好主动,我好深刻感受到香港社会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开始走向专业的时代。 

我没有接受过新闻的专业训练,就算单凭我比人家更努力,都会事倍功半,我只不过是个好平庸的人而已。 

加上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沉重,又接触到不少人返大陆做生意做得不错,于是乎,我开始有转行做生意的念头。 

再说曾德成,在这个时候他成为翻译组或者翻译科的主任,负责看外电负责选稿,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上司。 

我曾经说过,我刚来这间共产党报纸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相当好,他穿上国货公司的蓝色工作服,亦可以显出一派不同凡响的气质。 

其实罗老总亦如是,穿著蓝色工作服,但不会给人一种恶心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变了另外的一个人,他平时已经说话不多,笑容不多,相当阴沉,此时觉得他沉默得有点阴森,像谁呢?就好像西片“齐瓦哥医生”里头主角的那位表哥。 

这位表哥是共产党,奉命渗透沙俄军队,策动兵变。那场戏的那位表哥,曾德成就是那个模样。 

刚才提起曾德成,又想谈罗孚,让我想起一件事,要叉开先谈这一件事。 

那一年,经过六七暴动后严重受挫,报馆为求扩大影响力,以报庆为由,扩大庆祝,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设宴数十席于酒楼,广邀香港各个新闻媒体编辑部以及电子媒体同业参加,来宾尽是有头有脸。 

是时我已被怀疑是特务,以致意志消沉,但作为编辑部一员,仍不至于被终极冷藏,我有份出席是晚盛会。 

编辑部同事们都知我被指特务受查事,所以我只能形单影只,独坐办公室内一旁,打算够钟才前赴位于报馆不远处的酒楼。 

罗孚仍如往常,他从来不曾闲著,此时还在埋首写稿或处理甚么的。他见我一个人呆呆的样子,放下笔走过来,跟我说,叫我等等他做完手上的事,和他一起出发。

通常大人物都是在盛会要正式开场时才现身,当晚一众要人进场,我陪伴在老总罗孚身旁。 

罗孚让我陪伴一起出席报庆盛会,事后我曾联想到一事。邓小平三次被打倒,又得以复出。某年中共搞天安门庆祝五一烟花歌舞汇演活动,老毛让邓小平陪伴身旁一起现身,在天安门城楼观赏,此一举动被视为平反邓小平。 

罗孚毕竟是中共党员,深受这种文化熏陶,当晚他是否效法老毛,给我平反?但罗孚不是老毛,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报馆还有党委啊。记忆所及,当晚应该就是我与罗孚老总的最后一次互动。 

他自身难保,我被怀疑是特务,很可能是捕风捉影或其他人事原因,而罗孚被指特务事,就大条得多喇。

现在回到谈与曾德成一起工作时所见到的事。

 共产党报刊内抓反共特务

当翻译的时候,是我和曾德成接触最多的时候,亦因此,我有一次目睹他骂人,冲撞一位年纪比他大好多的前辈。 

这位前辈是影视娱乐界黎小田的母亲,她名叫杨莉君,我称呼她为杨大姐。 

我曾经去过杨大姐的家,就在报馆的后面,地方不大,但好雅致,问题是烟灰缸里头好多烟蒂,她是个香港人所称的“烟铲”(沉迷吸烟)。 

杨大姐给我的印象是忧郁,但为人很nice,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很nice。 

杨大姐跟我在工作上接触不多,但有时我会越界。她是娱乐版编辑,而我曾用我非娱乐记者的角度来采访一些娱乐界人物,歌星、明星之类。我找过罗文,走进过嘉禾片场访问许冠文,写专访,获得杨大姐的赞赏。 

当日曾德成与杨大姐发生语言冲突,我不知道是甚么原因,只知道曾德成大声,杨大姐小声。 

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那几年,同事之间相处真的好融洽,我从来都不曾感觉到上司的存在,可以说,我一直属于没大没小的那类人,但我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吵架。 

我当时只是觉得,杨大姐比曾德成年纪大一截,可以当曾德成的母亲。 

我当时正埋头工作,只听到他们在吵架,曾德成大声骂杨大姐,不大好嘛,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一下杨大姐嘛。 

在这段当翻译的期间,我觉得曾德成对我的眼神有点儿怪怪,有点诡异。 

我不是说他针对我,事实上他一直都没有挑剔过我的工作。 

事隔多年,回顾当年,好可能是报馆在外面查我,怀疑我是特务的这件事,对我是好大的打击,才导致我有这样不舒服的感觉,可能是我疑心生暗鬼啰。 

总之,当时我每天上班,做自己应做的事、份内的事,只想著快一点做完工作,早一些下班,不想留在这个地方。 

如果在外面能找到机会,第一时间,我马上辞职离开。 

在我last day离职那天,做完了应该要做的工作,有一位姓李的编辑主任邀请我一起去饮杯茶,算是farewell。 

在饮茶之时,除了一般的话别啊、鼓励啊,以后有甚么他可以帮忙的,他必定会帮忙,这些说话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说他知道我在报馆受了好多委屈,希望我可以忘记过去著眼未来。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我受了好多委屈。 

再说这位编辑主任,他能够攀升成为主任,当然是党员,“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嘛,能上位能升职的,党员身份应该是必须条件,起码是其中一个必须条件。 

这位唯一为我farewell的同事,在我被怀疑是特务之前或之后,我没大没小,曾经与他为一些具体工作的事而争执。 

我是挑事情来做的,我认为做自己喜欢做的,才会做得开心,做得好,但他不是,他认为需要你做的,就应该做。 

观点不同,当然我承认我的观点不是绝对正确啦。 

但他真的能够做到他所说的,需要你做的就应该去做,所以在报馆没人愿意做的事情,沉闷得可以令人发疯的,例如马经狗经之类,都是他一肩扛起。 

这些亦可以说是他的党性,因为他是党员嘛,但这位共产党员又同时有人性,芸芸同事中,就只有他一个替我farewell送行。 

我曾经在之前提过欧洲共产主义,这些在文革期间被批判为背叛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communism with a human face。那么,这位替我farewell的,就是一位communist with a human face,拥有人性脸孔的共产党员,又或者是人性未泯的共产党员。 

至于我一直好尊敬的老总罗孚,在我离职前一段颇长的日子,都没见过他。 

离职之后,看新闻我才知道他出了事,在广州坐直通车返香港上车时被捕,罪名是美国特务。 

说起来,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没有跟任何人争吵过,同我farewell的那位,是唯一的那个。 

他进来比我晚,其实好资深,因为他是从另一间左报调来的。 

在farewell的时候,他还透露,他会被调去纽约,因为收购了纽约一份报纸。当然不是他收购,想都可以想到啦,是中共收购啦。 

我移民之后,曾经找到他在纽约的联络电话号码,我好想找他聚旧。 

好遗憾,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已经不在人间。我真的好伤心。 

他的服从性好强。这是他的党性,用今日习近平的说话,听党话、跟党走,只要服从,叫你做甚么你就做甚么,但他同时还是有人性。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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