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任職香港共黨報紙的日子（三）

被共產黨懷疑是特務

我和曾德成在餐廳聊天之後，不多久，忘記了有多久，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有朋友來找我，問我發生了甚麼事。

我回問發生了甚麼事？他說有人來查我，懷疑我是特務（滲透入港共的反共特務）。

他是盤古雜誌的朋友。盤古雜誌是一本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雜誌，辦雜誌的是一群知識人，主要人物，當時包括古兆申、馮可強，劉佩瓊，這些人後來有些當上了人大政協，有一些去了大學當講師。

這群朋友關心中國前途，從文化、藝術發展，到政治、時事。盤古雜誌在保釣運動期間，曾經發表過一篇檄文，橫掃香港一切牛鬼蛇神，力數當年香港所有論政的刊物。盤古雜誌深受中共統戰影響，在左右政治光譜中，盤古是最左的論政刊物，曾經有一段頗長的時期，我亦深受這本雜誌的影響。

再說回頭，我在保釣運動中可謂「百足咁多爪」，好活躍，參加不同團體舉辦的活動，但不是頭面人物。我最拿手的是在抗議活動中寫橫額、造標語，派傳單這些。

「百足咁多爪」，所以保釣運動退潮之後在香港發生的社會運動，我仍然積極參與，都不過是一些路人甲之類的角色而已。

保釣運動和運動退潮之後的這一段時期，香港出現過一些雜誌，還有一些文社、團體、組織，時不時我都會去探班，志同道合嘛，也就是這個原因，我才會因緣際會到共產黨報紙當記者。

我不是一個好醒目的人，我要到了好多年之後，才察覺到，我經常去的團體、文社之類，原來一早已經被共產黨滲透，或者背後其實就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表面上沒有顏色，揭開表層，是紅色。

我知道我被懷疑是特務，沒有驚慌，但我好憤怒，真的，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反應。這是對我極其嚴重的打擊，我好像泄了氣的氣球，可以用沮喪來形容。

再沒有人通知我參加那些甚麼學習會之類。在這個時候，超無聊的學習會大概已經取消了，但是工作會應該還有嘛。 

我亦覺得身邊的同事好像躲避我，開始再沒有下班之後一起去玩，再沒有人跟我聊天。 

一位父母是駐港中資高層的同事，用今日的用詞，是個紅二代，他甚至用很囂張的態度來跟我說話，我在報館從來不曾遇過。 

在以前，還正常的時候，這位同事曾經帶我去過一些一般人去不到的神秘地方，例如新華社的招待所，通行無阻。 

我越來越覺得很沒有意思，心情很壞，工作提不起勁，這種情況可能維持了一兩年，或者兩三年，上班？我不想上班，但無論如何我都要上班。 

其實，回想當時我應該主動找上司問個究竟囉，為甚麼要在外面查我，懷疑我是特務，但我當時真的完全沒想到。 

我越來越覺得不安，報館好像不想我拿著記者的名片在外面活動，把我調去當翻譯。 

編輯部是由編、采、譯三部份組成，職級高一些的是編輯，資深一些或年紀大了跑新聞跑不動的記者，通常會訓練他們當編輯，因為編輯之後的是記者。 

這是不成文的職級，翻譯是比編輯和記者低級。我不介意，因為我已經盤算著何時離開，我要辭職。 

我當記者的那幾年，在那幾年的採訪活動中，好積極、好主動，我好深刻感受到香港社會的變化，各行各業都開始走向專業的時代。 

我沒有接受過新聞的專業訓練，就算單憑我比人家更努力，都會事倍功半，我只不過是個好平庸的人而已。 

加上家庭經濟壓力越來越沉重，又接觸到不少人返大陸做生意做得不錯，於是乎，我開始有轉行做生意的念頭。 

再說曾德成，在這個時候他成為翻譯組或者翻譯科的主任，負責看外電負責選稿，換句話說，他是我的上司。 

我曾經說過，我剛來這間共產黨報紙的時候，他給我的印象相當好，他穿上國貨公司的藍色工作服，亦可以顯出一派不同凡響的氣質。 

其實羅老總亦如是，穿著藍色工作服，但不會給人一種噁心的感覺。 

但是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好像變了另外的一個人，他平時已經說話不多，笑容不多，相當陰沉，此時覺得他沉默得有點陰森，像誰呢？就好像西片「齊瓦哥醫生」裡頭主角的那位表哥。 

這位表哥是共產黨，奉命滲透沙俄軍隊，策動兵變。那場戲的那位表哥，曾德成就是那個模樣。 

剛才提起曾德成，又想談羅孚，讓我想起一件事，要叉開先談這一件事。 

那一年，經過六七暴動後嚴重受挫，報館為求擴大影響力，以報慶為由，擴大慶祝，廣交朋友，廣結善緣，設宴數十席於酒樓，廣邀香港各個新聞媒體編輯部以及電子媒體同業參加，來賓儘是有頭有臉。 

是時我已被懷疑是特務，以致意志消沉，但作為編輯部一員，仍不至於被終極冷藏，我有份出席是晚盛會。 

編輯部同事們都知我被指特務受查事，所以我只能形單影隻，獨坐辦公室內一旁，打算夠鍾才前赴位於報館不遠處的酒樓。 

羅孚仍如往常，他從來不曾閒著，此時還在埋首寫稿或處理甚麼的。他見我一個人呆呆的樣子，放下筆走過來，跟我說，叫我等等他做完手上的事，和他一起出發。

通常大人物都是在盛會要正式開場時才現身，當晚一眾要人進場，我陪伴在老總羅孚身旁。 

羅孚讓我陪伴一起出席報慶盛會，事後我曾聯想到一事。鄧小平三次被打倒，又得以復出。某年中共搞天安門慶祝五一煙花歌舞匯演活動，老毛讓鄧小平陪伴身旁一起現身，在天安門城樓觀賞，此一舉動被視為平反鄧小平。 

羅孚畢竟是中共黨員，深受這種文化薰陶，當晚他是否效法老毛，給我平反？但羅孚不是老毛，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報館還有黨委啊。記憶所及，當晚應該就是我與羅孚老總的最後一次互動。 

他自身難保，我被懷疑是特務，很可能是捕風捉影或其他人事原因，而羅孚被指特務事，就大條得多喇。

現在回到談與曾德成一起工作時所見到的事。

 共產黨報刊內抓反共特務

當翻譯的時候，是我和曾德成接觸最多的時候，亦因此，我有一次目睹他罵人，衝撞一位年紀比他大好多的前輩。 

這位前輩是影視娛樂界黎小田的母親，她名叫楊莉君，我稱呼她為楊大姐。 

我曾經去過楊大姐的家，就在報館的後面，地方不大，但好雅致，問題是煙灰缸裡頭好多煙蒂，她是個香港人所稱的「煙鏟」（沉迷吸煙）。 

楊大姐給我的印象是憂鬱，但為人很nice，對我們這些年輕的後輩很nice。 

楊大姐跟我在工作上接觸不多，但有時我會越界。她是娛樂版編輯，而我曾用我非娛樂記者的角度來採訪一些娛樂界人物，歌星、明星之類。我找過羅文，走進過嘉禾片場訪問許冠文，寫專訪，獲得楊大姐的讚賞。 

當日曾德成與楊大姐發生語言衝突，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只知道曾德成大聲，楊大姐小聲。 

我在這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的那幾年，同事之間相處真的好融洽，我從來都不曾感覺到上司的存在，可以說，我一直屬於沒大沒小的那類人，但我也從來沒見過有人吵架。 

我當時只是覺得，楊大姐比曾德成年紀大一截，可以當曾德成的母親。 

我當時正埋頭工作，只聽到他們在吵架，曾德成大聲罵楊大姐，不大好嘛，無論如何都應該尊重一下楊大姐嘛。 

在這段當翻譯的期間，我覺得曾德成對我的眼神有點兒怪怪，有點詭異。 

我不是說他針對我，事實上他一直都沒有挑剔過我的工作。 

事隔多年，回顧當年，好可能是報館在外面查我，懷疑我是特務的這件事，對我是好大的打擊，才導致我有這樣不舒服的感覺，可能是我疑心生暗鬼囉。 

總之，當時我每天上班，做自己應做的事、份內的事，只想著快一點做完工作，早一些下班，不想留在這個地方。 

如果在外面能找到機會，第一時間，我馬上辭職離開。 

在我last day離職那天，做完了應該要做的工作，有一位姓李的編輯主任邀請我一起去飲杯茶，算是farewell。 

在飲茶之時，除了一般的話別啊、鼓勵啊，以後有甚麼他可以幫忙的，他必定會幫忙，這些說話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說他知道我在報館受了好多委屈，希望我可以忘記過去著眼未來。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這句話，他知道我受了好多委屈。 

再說這位編輯主任，他能夠攀升成為主任，當然是黨員，「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嘛，能上位能升職的，黨員身份應該是必須條件，起碼是其中一個必須條件。 

這位唯一為我farewell的同事，在我被懷疑是特務之前或之後，我沒大沒小，曾經與他為一些具體工作的事而爭執。 

我是挑事情來做的，我認為做自己喜歡做的，才會做得開心，做得好，但他不是，他認為需要你做的，就應該做。 

觀點不同，當然我承認我的觀點不是絕對正確啦。 

但他真的能夠做到他所說的，需要你做的就應該去做，所以在報館沒人願意做的事情，沉悶得可以令人發瘋的，例如馬經狗經之類，都是他一肩扛起。 

這些亦可以說是他的黨性，因為他是黨員嘛，但這位共產黨員又同時有人性，芸芸同事中，就只有他一個替我farewell送行。 

我曾經在之前提過歐洲共產主義，這些在文革期間被批判為背叛共產主義的修正主義，communism with a human face。那麼，這位替我farewell的，就是一位communist with a human face，擁有人性臉孔的共產黨員，又或者是人性未泯的共產黨員。 

至於我一直好尊敬的老總羅孚，在我離職前一段頗長的日子，都沒見過他。 

離職之後，看新聞我才知道他出了事，在廣州坐直通車返香港上車時被捕，罪名是美國特務。 

說起來，我在這間共產黨報紙沒有跟任何人爭吵過，同我farewell的那位，是唯一的那個。 

他進來比我晚，其實好資深，因為他是從另一間左報調來的。 

在farewell的時候，他還透露，他會被調去紐約，因為收購了紐約一份報紙。當然不是他收購，想都可以想到啦，是中共收購啦。 

我移民之後，曾經找到他在紐約的聯絡電話號碼，我好想找他聚舊。 

好遺憾，他的家人告訴我，他已經不在人間。我真的好傷心。 

他的服從性好強。這是他的黨性，用今日習近平的說話，聽黨話、跟黨走，只要服從，叫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但他同時還是有人性。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