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任職香港共黨報紙的日子(三)

被共產黨懷疑是特務

我和曾德成在餐廳聊天之後,不多久,忘記了有多久,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有朋友來找我,問我發生了甚麼事。

我回問發生了甚麼事?他說有人來查我,懷疑我是特務(滲透入港共的反共特務)。

他是盤古雜誌的朋友。盤古雜誌是一本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雜誌,辦雜誌的是一群知識人,主要人物,當時包括古兆申、馮可強,劉佩瓊,這些人後來有些當上了人大政協,有一些去了大學當講師。

這群朋友關心中國前途,從文化、藝術發展,到政治、時事。盤古雜誌在保釣運動期間,曾經發表過一篇檄文,橫掃香港一切牛鬼蛇神,力數當年香港所有論政的刊物。盤古雜誌深受中共統戰影響,在左右政治光譜中,盤古是最左的論政刊物,曾經有一段頗長的時期,我亦深受這本雜誌的影響。

再說回頭,我在保釣運動中可謂「百足咁多爪」,好活躍,參加不同團體舉辦的活動,但不是頭面人物。我最拿手的是在抗議活動中寫橫額、造標語,派傳單這些。

「百足咁多爪」,所以保釣運動退潮之後在香港發生的社會運動,我仍然積極參與,都不過是一些路人甲之類的角色而已。

保釣運動和運動退潮之後的這一段時期,香港出現過一些雜誌,還有一些文社、團體、組織,時不時我都會去探班,志同道合嘛,也就是這個原因,我才會因緣際會到共產黨報紙當記者。

我不是一個好醒目的人,我要到了好多年之後,才察覺到,我經常去的團體、文社之類,原來一早已經被共產黨滲透,或者背後其實就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表面上沒有顏色,揭開表層,是紅色。

我知道我被懷疑是特務,沒有驚慌,但我好憤怒,真的,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反應。這是對我極其嚴重的打擊,我好像泄了氣的氣球,可以用沮喪來形容。

再沒有人通知我參加那些甚麼學習會之類。在這個時候,超無聊的學習會大概已經取消了,但是工作會應該還有嘛。 

我亦覺得身邊的同事好像躲避我,開始再沒有下班之後一起去玩,再沒有人跟我聊天。 

一位父母是駐港中資高層的同事,用今日的用詞,是個紅二代,他甚至用很囂張的態度來跟我說話,我在報館從來不曾遇過。 

在以前,還正常的時候,這位同事曾經帶我去過一些一般人去不到的神秘地方,例如新華社的招待所,通行無阻。 

我越來越覺得很沒有意思,心情很壞,工作提不起勁,這種情況可能維持了一兩年,或者兩三年,上班?我不想上班,但無論如何我都要上班。 

其實,回想當時我應該主動找上司問個究竟囉,為甚麼要在外面查我,懷疑我是特務,但我當時真的完全沒想到。 

我越來越覺得不安,報館好像不想我拿著記者的名片在外面活動,把我調去當翻譯。 

編輯部是由編、采、譯三部份組成,職級高一些的是編輯,資深一些或年紀大了跑新聞跑不動的記者,通常會訓練他們當編輯,因為編輯之後的是記者。 

這是不成文的職級,翻譯是比編輯和記者低級。我不介意,因為我已經盤算著何時離開,我要辭職。 

我當記者的那幾年,在那幾年的採訪活動中,好積極、好主動,我好深刻感受到香港社會的變化,各行各業都開始走向專業的時代。 

我沒有接受過新聞的專業訓練,就算單憑我比人家更努力,都會事倍功半,我只不過是個好平庸的人而已。 

加上家庭經濟壓力越來越沉重,又接觸到不少人返大陸做生意做得不錯,於是乎,我開始有轉行做生意的念頭。 

再說曾德成,在這個時候他成為翻譯組或者翻譯科的主任,負責看外電負責選稿,換句話說,他是我的上司。 

我曾經說過,我剛來這間共產黨報紙的時候,他給我的印象相當好,他穿上國貨公司的藍色工作服,亦可以顯出一派不同凡響的氣質。 

其實羅老總亦如是,穿著藍色工作服,但不會給人一種噁心的感覺。 

但是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好像變了另外的一個人,他平時已經說話不多,笑容不多,相當陰沉,此時覺得他沉默得有點陰森,像誰呢?就好像西片「齊瓦哥醫生」裡頭主角的那位表哥。 

這位表哥是共產黨,奉命滲透沙俄軍隊,策動兵變。那場戲的那位表哥,曾德成就是那個模樣。 

剛才提起曾德成,又想談羅孚,讓我想起一件事,要叉開先談這一件事。 

那一年,經過六七暴動後嚴重受挫,報館為求擴大影響力,以報慶為由,擴大慶祝,廣交朋友,廣結善緣,設宴數十席於酒樓,廣邀香港各個新聞媒體編輯部以及電子媒體同業參加,來賓儘是有頭有臉。 

是時我已被懷疑是特務,以致意志消沉,但作為編輯部一員,仍不至於被終極冷藏,我有份出席是晚盛會。 

編輯部同事們都知我被指特務受查事,所以我只能形單影隻,獨坐辦公室內一旁,打算夠鍾才前赴位於報館不遠處的酒樓。 

羅孚仍如往常,他從來不曾閒著,此時還在埋首寫稿或處理甚麼的。他見我一個人呆呆的樣子,放下筆走過來,跟我說,叫我等等他做完手上的事,和他一起出發。

通常大人物都是在盛會要正式開場時才現身,當晚一眾要人進場,我陪伴在老總羅孚身旁。 

羅孚讓我陪伴一起出席報慶盛會,事後我曾聯想到一事。鄧小平三次被打倒,又得以復出。某年中共搞天安門慶祝五一煙花歌舞匯演活動,老毛讓鄧小平陪伴身旁一起現身,在天安門城樓觀賞,此一舉動被視為平反鄧小平。 

羅孚畢竟是中共黨員,深受這種文化薰陶,當晚他是否效法老毛,給我平反?但羅孚不是老毛,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報館還有黨委啊。記憶所及,當晚應該就是我與羅孚老總的最後一次互動。 

他自身難保,我被懷疑是特務,很可能是捕風捉影或其他人事原因,而羅孚被指特務事,就大條得多喇。

現在回到談與曾德成一起工作時所見到的事。

 共產黨報刊內抓反共特務

當翻譯的時候,是我和曾德成接觸最多的時候,亦因此,我有一次目睹他罵人,衝撞一位年紀比他大好多的前輩。 

這位前輩是影視娛樂界黎小田的母親,她名叫楊莉君,我稱呼她為楊大姐。 

我曾經去過楊大姐的家,就在報館的後面,地方不大,但好雅致,問題是煙灰缸裡頭好多煙蒂,她是個香港人所稱的「煙鏟」(沉迷吸煙)。 

楊大姐給我的印象是憂鬱,但為人很nice,對我們這些年輕的後輩很nice。 

楊大姐跟我在工作上接觸不多,但有時我會越界。她是娛樂版編輯,而我曾用我非娛樂記者的角度來採訪一些娛樂界人物,歌星、明星之類。我找過羅文,走進過嘉禾片場訪問許冠文,寫專訪,獲得楊大姐的讚賞。 

當日曾德成與楊大姐發生語言衝突,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只知道曾德成大聲,楊大姐小聲。 

我在這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的那幾年,同事之間相處真的好融洽,我從來都不曾感覺到上司的存在,可以說,我一直屬於沒大沒小的那類人,但我也從來沒見過有人吵架。 

我當時只是覺得,楊大姐比曾德成年紀大一截,可以當曾德成的母親。 

我當時正埋頭工作,只聽到他們在吵架,曾德成大聲罵楊大姐,不大好嘛,無論如何都應該尊重一下楊大姐嘛。 

在這段當翻譯的期間,我覺得曾德成對我的眼神有點兒怪怪,有點詭異。 

我不是說他針對我,事實上他一直都沒有挑剔過我的工作。 

事隔多年,回顧當年,好可能是報館在外面查我,懷疑我是特務的這件事,對我是好大的打擊,才導致我有這樣不舒服的感覺,可能是我疑心生暗鬼囉。 

總之,當時我每天上班,做自己應做的事、份內的事,只想著快一點做完工作,早一些下班,不想留在這個地方。 

如果在外面能找到機會,第一時間,我馬上辭職離開。 

在我last day離職那天,做完了應該要做的工作,有一位姓李的編輯主任邀請我一起去飲杯茶,算是farewell。 

在飲茶之時,除了一般的話別啊、鼓勵啊,以後有甚麼他可以幫忙的,他必定會幫忙,這些說話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說他知道我在報館受了好多委屈,希望我可以忘記過去著眼未來。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這句話,他知道我受了好多委屈。 

再說這位編輯主任,他能夠攀升成為主任,當然是黨員,「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嘛,能上位能升職的,黨員身份應該是必須條件,起碼是其中一個必須條件。 

這位唯一為我farewell的同事,在我被懷疑是特務之前或之後,我沒大沒小,曾經與他為一些具體工作的事而爭執。 

我是挑事情來做的,我認為做自己喜歡做的,才會做得開心,做得好,但他不是,他認為需要你做的,就應該做。 

觀點不同,當然我承認我的觀點不是絕對正確啦。 

但他真的能夠做到他所說的,需要你做的就應該去做,所以在報館沒人願意做的事情,沉悶得可以令人發瘋的,例如馬經狗經之類,都是他一肩扛起。 

這些亦可以說是他的黨性,因為他是黨員嘛,但這位共產黨員又同時有人性,芸芸同事中,就只有他一個替我farewell送行。 

我曾經在之前提過歐洲共產主義,這些在文革期間被批判為背叛共產主義的修正主義,communism with a human face。那麼,這位替我farewell的,就是一位communist with a human face,擁有人性臉孔的共產黨員,又或者是人性未泯的共產黨員。 

至於我一直好尊敬的老總羅孚,在我離職前一段頗長的日子,都沒見過他。 

離職之後,看新聞我才知道他出了事,在廣州坐直通車返香港上車時被捕,罪名是美國特務。 

說起來,我在這間共產黨報紙沒有跟任何人爭吵過,同我farewell的那位,是唯一的那個。 

他進來比我晚,其實好資深,因為他是從另一間左報調來的。 

在farewell的時候,他還透露,他會被調去紐約,因為收購了紐約一份報紙。當然不是他收購,想都可以想到啦,是中共收購啦。 

我移民之後,曾經找到他在紐約的聯絡電話號碼,我好想找他聚舊。 

好遺憾,他的家人告訴我,他已經不在人間。我真的好傷心。 

他的服從性好強。這是他的黨性,用今日習近平的說話,聽黨話、跟黨走,只要服從,叫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但他同時還是有人性。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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