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任職香港共黨報紙的日子（五）

共產黨要求根正苗紅

大概在十年八年前，我在香港遇到一位當年在那間共產黨報紙共事過的同事。 

他和我一樣，是很少數不是所謂「愛國學校」出身的記者，這位老同事思想慎密，思維模式亦接近正常的普通的香港人。 

不過，放上今日的藍黃光譜，他應該都是藍絲(香港親政府份子)。其實我的朋友，包括兄弟姊妹，甚至我回流香港的女兒，都是藍絲，有點錢的、上了點年紀，多屬藍絲。 

不說這些，回說我和這位舊同事多次敘舊，因此，有一次，我提及當年我被懷疑是特務之事。當時他已經辭職轉行做生意，不再在那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所以他不知道發生在我身上之事。 

我們談了很久，又見面討論過，可能兩三次。他給我的看法是：羅孚被指特務，我被指特務，兩件事有沒有關係？可能有，可能沒有，最後相信沒有。 

他認為，如果有的話，給我個任務出差返大陸，過了羅湖橋就可以抓我，而且，我一直待在報館那麼久，仍不自行了斷辭職離開。 

他又提出另一個可能：曾德成開口問我，暗示我可以入黨，而我居然反應如此平淡，出乎曾德成意料之外。叫你入黨，你不入，太不給面子啦。 

我這位老同事跟我說，不用太擔心，曾德成可能只不過是找人在外面放消息，查我的目的，是想把消息傳回我的耳朵，再說白一點，其實是想嚇跑我，不想讓我留在報館而已。 

我這位老同事的分析究竟是對是錯？我一直不敢肯定，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檔案究竟是怎樣寫我。這就是共產黨之所以恐怖。 

當年我到這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我不是應徵的，他們也不會如其他報紙般公開招聘員工。 

我那份工作是我阿哥介紹。我阿哥在美國留學過，中共對這些海外留學生幾十年來一直有做統戰工作，我阿哥在讀中學時，已經去學友社。 

許多人都知道學友社是甚麼東西，表面上是唱唱民族歌曲跳跳土風舞，幫學生補習溫功課，當然不是啦。 

學友社是甚麼？看現在定居溫哥華梁慕嫻寫的「我與香港地下黨」這本書，就可以知得一清二楚。 

我跟我阿哥的關係，自從三十年前「八九六四」事件以來，一直就有問題，彼此價值觀念不同之故。價值觀念不同，漸行漸遠漸無聲，是可以想像的發展結果。

我不會與人吵架，只是疏遠他。 

但是有一次，我亦曾經向他透露我被懷疑是特務之事，因為他應該知道此事。當時報館查我，應該首先會從這位介紹人開始查我。對於此事，我阿哥沒有任何反應。 

我去年在香港的時候，與一位相識快半個世紀，但二十多年來沒見過面的朋友重逢。 

他向我透露了好多事情。 

這位朋友跟我一樣，年紀一把，不過還要打工謀生，孩子還小的緣故。他說，政治耽誤了他的一生，準確一點來說，搭上了共產黨，影響了也耽誤了一生。 

他年輕時候，在學友社以及其他一些共產黨的外圍社團好活躍。 

表面上，他參加公餘活動，其實，他在出面打工，有份做不死人的輕鬆工作，好像有份正當職業，給人以為他是就業青年，事情並非如此，他的精力放在青年組織工作。 

當年，我就是參與保釣運動，「百足咁多爪」（活躍），因此在文社活動中結識了這位朋友。 

當時，我自以為是文青（文藝青年），香港有不少這樣的團體。當時香港的社會風氣就是如此多元，既有人們所稱的飛仔飛女（不羈男女），亦有文藝青年，有各種歐西流行歌曲歌迷會，或者是陳寶珠蕭芳芳之類的影迷會，亦有一些吸引文藝青年的各種文社，談文說藝，討論新詩小品文創作以及歷史哲學思想。 

我這位朋友，他就是在那些學友社之類的地方見過我阿哥。 

在那些地方或者場所，你可能都會知道，基督教會的團契，團契分成不同的cell group，共產黨亦如是，可以說，理念不同，但形式差不多。 

我這位朋友認識我阿哥，他在那些地方見過我阿哥，還有梁錦松。 

我阿哥同梁錦松同屬一個cell group，大家應該知道梁錦松是誰，董建華做特首時的香港財政司長。 

我這位朋友在「八九六四」期間跟共產黨割席，脫離共產黨，不再參與他們的任何活動，不再聯絡以前那群人，包括斷絕與他的上線來往，他的上線，大陸叫領導，香港人叫上線。 

他一心想著要重新出發，希望能找一份正正式式的工作，希望成家立室，再不理世事。 

糟糕！此時他的年紀已經來到奔四之齡，那麼多年來為黨做社團工作，以致自己無一技之長，找不到甚麼好工，去讀書進修增值，增加找份好工機會，亦已經不可能。 

他跟我說，在他好沮喪的時候，也就是他脫離共產黨一兩年之後，他在路上遇到他的上線，他的上線好關心他的生活情況。 

當時香港工業仍未全部北上大陸，香港還有個別工廠大廈建成使用。 

我這位朋友的上線表示，可以幫他找條出路，解決生活問題，表示可以幫忙搞個印刷工場，在一座新建成的工廠大廈找個鋪位，開印刷公司，客路不用愁，資金不是問題，可以幫忙搞掂一切。 

但是，我這位朋友依然拒絕。他說，如果當日答應了，他今日可以賺到盤滿砵滿，因為建制派有海量的訂單給他，印刊物印文宣造banner，停不了手。

我那位在「八九六四」期間脫離共產黨的朋友透露，我阿哥有另一個身份，我阿哥是共產黨，在香港的共產黨地下黨員。 

接著，至於為甚麼我會被懷疑是特務，入了這間共產黨報紙之後，還要在外面查我，我這位朋友提供另一個看法，就是我未算根正苗紅，來曆始終不明，人家愛國有往跡可尋，而我沒有，起碼不足夠。 

再說，在半個世紀前認識的一位在香港的朋友，他曾經是火紅年代保留學籍的學生會幹事，後來他把兒子送去那些甚麼愛國學校染紅，染成紅色，來凸顯愛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 

我們的這位共同朋友，年輕時候表示過，要做職業革命家，用我們今日的語言，比較接近的是從政，但比從政更顯決心。 

他加入民建聯那麼多年，依然得不到信任，上不到位，原因可能可能就是一個，組織始終認為他來歷不明，根不夠正，苗不夠紅。 

何況他也年紀一把，如果要培養，都不會培養他，一九九七以來，大批年輕的爭著入黨爭著上位，他怎能爭得過眾多的後起之「獸」呢！ 

懷念港英  討厭港共

我那位在「八九六四」期間脫離共產黨的朋友，他還向我透露，我們以前在香港的文社認識的一位朋友都是共產黨員，與他一樣，七十年代初入黨。 

我與這位朋友沒有見面已經二十幾三十年，當年各自忙於自己的工作，沒有聯絡，我只知道他是工程界一些團體有職務，好活躍。 

這位朋友前年離開這個世界，死前一年改信耶穌基督，其實在他死前好多年已經疏遠共產黨，因為香港始終不是中國，中共對他們的黨員的控制沒有那麼嚴。 

以前的共產黨員，在香港的，應該大多數都是為了理想，可以說，是被共產黨以甚麼理想啊來騙人入黨，壯大自己的實力。 

共產黨在打江山的時候，就已經如此，任何階層他們都騙，騙所謂民族資本家、騙知識份子、騙年輕人，接受過高深教育的被他們騙，沒接受過高深教育的一樣更被他們騙，騙盡所有人。 

沒有接受過教育的，只用「打土豪分田地」六隻字來騙，就已經足夠。打土豪分田地，清楚易明，就是殺地主占田地那麼簡單。 

受過教育的，還要用甚麼民主啊、自由啊、平等啊來騙，於是甘心情願為他們共產黨付出生命搶奪江山。 

但是共產黨成功奪取江山之後，那麼多年，現在再使用這一套，當然不行啦！共產黨自己自己都不相信，還可以用來騙人的，剩下來的就只有民族主義。 

當年我在那間共產黨報紙的同事，我相信他們都是好人，都是有理想的。 

現在那些就不是啦，聽說，八九六四之後，報館已經換血，減少聘用本地香港人，改為聘請來自大陸的所謂新香港人，說不定，乾脆自大陸安排人員到香港，尤其是編輯部這個最重要的部門。 

先說一件事，三十年前八九六四期間，香港有兩次百萬人遊行，支持北京民主運動。我一家大小都參與過。三十年後，也就是去年的六月九日，香港又再出現百萬人遊行反送中。當時我在香港，我有參與。 

我從銅鑼灣出發，在炮台山地鐵站下車，在站內被困，起碼也有一個小時，塞在裡面無法出閘，結果在當日下午兩點鐘，才成功離站，遊行來到金鐘，差不多要十個小時。 

遊行期間，我有感而發。 

三十年前的百萬人遊行，得到港英警方配合，遊行雖然人多，但好順暢，幾個小時已經行完。 

三十年前我是帶著我的女兒一起遊行的，於是我給個WhatsApp跟她說，其中有句調皮話，八隻字：「懷念港英，討厭港共。」 

同樣那麼多人，一百萬人，三十年前港英警察好配合，遊行好暢順，三十年後，港共警察卻千方百計來阻攔，因此遊行不止十個鐘頭。 

好與壞，是由比較而得出的，所以我和我的女兒說：「懷念港英，討厭港共」。 

去年六月九日，當時我住在我女兒家，那一日我外出參加反送中遊行，凌晨兩三點，我才回到家。 

第二、第三日我都好疲累，沒外出，不過，在這第二、第三日，我已察覺到氣氛有點詭異，尤其是我的女婿黑口黑臉。 

第三日晚飯時間，他終於安捏不住問我，六月九日那天我哪兒去？是不是參加遊行？ 

我當然承認，我沒理由否認。我女兒夫妻倆開始指責我，尤其是針對我在WhatsApp那八隻字：「懷念港英，討厭港共。」 

我那個平時超虔誠的女兒，指責我不愛國。我那位同是基督徒，我看著他接受洗禮的女婿，在這個時候衝口而出一句：「我還有十日就要入黨。」 

言下之意，當然是指我也這個時候參與這些共產黨不喜歡的活動，如果給他的領導知道了，會對他有影響啊！ 

我這個女婿在大陸做生意。共產黨看上他，讓他入黨，是認為他有利用價值。 

雖然我的女婿好清楚共產黨的本質，但他對中共抱有很大的期望，一天到晚大灣區前大灣區後，又透露過他跟香港的那些臭名昭著的福建社團好相熟，又認識那位人稱「何已完」的何君堯。 

他對中共抱有期望，當然一切是為了利益。 

在反送中一百萬人遊行的幾日之後，也就是六月十六日，兩百萬人遊行反送中那一天，中午我前往維園之前，我和我的女兒再交談了一次。 

我問她，為甚麼不阻止老公參加共產黨？我的女兒坦白的承認：是呀，就是為了錢。 

我無言以對。 

我得承認，我這個人反應並不敏銳，好平庸，我曾經在那份共產黨報紙出過一陣子鋒頭，只不過是當時的同事都是來自左派學校，思想有個框框，而我的思維方式接近外面的行家，所以我有過出色一點的表現，這是跟同事比，與其他報紙比，就不算甚麼。 

總之，我在言語衝突中，即吵架時，我的反應遲鈍。我如此平庸，這亦是為甚麼我離開那間共產黨報紙之後轉行，沒有去其他報館求職的原因之一。 

回說我女兒的事，我當然不開心。她的價值觀與我的不相同不一致。她是基督徒、虔誠基督徒，但為了金錢，不反對老公入共產黨，愛耶穌，同時又可以愛國愛黨。這就是香港的典型建制派。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