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任职香港共党报纸的日子(一)

既是单纯也是受骗 

欧洲共产主义的活动好像嘉年华会,他们的论述不再是杀气腾腾,而是温良恭俭让,不再是正宗共产主义从仇恨出发,不再讲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但中国共产党重视党性,有党性没人性,用今天的说话来说,听党话跟党走。

八十年代在共产党办的香港报纸上,竟然可以谈欧洲共产主义这些东西,谈有人性的共产党,可想而知,当年港共报纸都好想开放思想,打破思想局限,或者是假装开放,要打开一个新局面,走出没人看、销路低迷的困局。这个亦可以见到我在我的同事当中,的确是有所不同。

我其实不是好厉害,而是他们实在太封闭而已。他们出身左校,工作被动,没看到他们会主动去找新闻挖新闻,每日只是接采访主任的指示去采访。

我刚到这间港共报馆当记者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尤其是可以遇到我的偶像,包括“金陵春梦”的作者。

“金陵春梦”这一共四册的巨著,洋洋洒洒可能多达一百万字,讲述蒋介石当年在南京主政时期的事迹。

我曾以为书里头讲的是真实的故事,当时信以为真,要好多年之后,才知道,书中所讲的,除了人名地名之外,其他的都是虚构。

我又遇见过香港三大武侠小说作家之一的梁羽生,没有与他交谈,因为我认识他,而他不认识我。我只是在一旁听他跟我的前辈谈话。

凭他的谈吐、用词,以至气质,只觉得他是个穿上现代服装的古人,就好像是从他的小说里头跑出来的人。

我又在编辑部遇到一些不同工作范围的其他同事,他们年长一些,是我的前辈。

我又在同一层楼遇到其他共产党媒体的人。这些人有他们的特别气质,除了他们的气质之外,他们的打扮、甚至衣著,有别于当时香港主流社会。

有位大姐,她的形象好像三、四十年代的进步女性,我是指那位进步女作家丁玲,在我的想像中,丁玲应该就是如此款式,短头发、含著招牌笑容,走路时昂首挺胸,充满自信。

我经常去报馆的图书馆或资料室翻资料和借书,每次去都见到一位前辈,他每日都坐在那里看台湾报纸。我知道他是在找材料来写文章鞭挞台湾。

这位前辈一脸严肃,从来没见过他有笑容,我用苦大仇深来形容他。

芸芸同事中,有一位前辈,不知道他是做哪部份的工作,我跟他在工作上从来没有接触,也没有交谈过,但是他对我的态度好nice,对我微笑。这位前辈对别人不一定都是如此的。

我见到他,总会想起鲁迅,对好人好,对坏人恨,爱恨分明,溢于言表。

又有一位前辈,姓赵的,做外电消息的,学识丰富,很有四、五十年代左倾知识份子的风姿,我特别觉得他好像几十年前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后来知道他退休后移民奥地利。

抱憾的是,我遇不到小说“青春之歌”里头林道静模样的。

“青春之歌”对我们当年那些左倾青年,有好大的影响力,林道静这个小说人物,曾经是我的梦中情人。

不过幸好没有在报馆里头遇到,真的遇到的话,我可能会婚变家变。调皮话而已,不要当真!

在这间共产党报馆,与我共事的同事,既可以形容为好单纯,也可以形容为傻乎乎的大家都是被中共欺骗。

我在这里工作,直到发生一件事之前,我还是觉得好舒服,心情好舒畅。是甚么事让我改变?我以后将会透露。

总之,同事之间无分彼此,上下级之间似乎无分彼此,工作岗位不同而已。

我一直不觉得老板啊、上司啊之类存在,夸张来说,我从来没想过谁是我的上司,大家好像一家人,年纪差不多的更亲如兄弟姊妹。

在这段时期,当记者,我尽力做到最好,下班之后我还会主动去找事来做,身体有时的确疲劳,但真的好开心。

尤其是,我的工作表现曾经相当出色,这不是跟外面的同业比较,而是与我的同事比较。

我会有好出位的特稿专访之类,所以在报馆里头,好多时,人家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是哪个部门的。

例如在报馆内,有位前辈阿姐,她永远都穿著一件当年大陆机构员工穿的蓝色工作服,见到面总是好亲切的走过来替我整理衣领之类,我要过了好长时间才知道她是会计部的同事。

又有几次,在街头,记得一次是在元朗,有两个人走过来拉著我,好热情地跟我交谈。原来他们都是发行部的同事,发行部负责去找报贩收账,他们当时正在外收账。

当时,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好大的鼓励。

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刚开始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头一两年、两三年或三四年,我们仍然有每个月的学习会,学习会就好像教会那些查经班。

好无聊的学习会,我们轮流朗读甚么两报一刊社论那些东西,两报一刊,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再加上红旗杂志。

有时论到我读时,我曾经跳行跳段来读,但没有人知道,或者是有人知道但不说出来纠正。

主持学习会的采访主任,可能自己都不想搞这些如此无聊的学习会。超搞笑!

罗孚老总开放的一面

谈一下我在香港那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时的“老细”、上司,我可以说感觉不到他们存在,但的确存在嘛,只不过露出水面的都是好亲民,藏在后面的是否如此亲民,我不知道。

我首先要谈一下罗孚,他是我们的老总,几年之后,被指美国特务被判十年的那位。

他是广西人。好多广西人说广州白话,但罗孚不是。他的国语好难听得懂,他的广东话半咸半淡,也是一般人听不懂的。但我是其中一个能听得懂他的国语和广东话。此话不是我说,是他跟我说的。

我第一次与罗孚见面的时候,记得他跟我说,不要视这份工作为职业,我们这个是事业,薪金低,事实上的确如此,我入职时,我的薪金低于我之前那份工作。

罗老总好斯文有礼(文质彬彬),对人好客气,我和他之间的互动不多,但他有时却会主动找我聊几句,包括甚么呢?包括问我外面社会对中共的看法。

于是乎我曾经写过好几份小报告给他。

我记得曾经写过,我返大陆去广州交易会,我自己在广州没有亲戚,但我会趁机会找我老婆那边的亲戚饮茶吃饭,跟他们聊天,在外面没甚么特别的话题也没听到有甚么特别的,在室内就可不一样,我听到他们的各种抱怨。

再具体一点来说,我在给罗老总的报告中曾经写过,我老婆那边的亲戚好喜欢偷听美国之音;她的表姐上过山下过乡,她又好讨厌农民。

我老婆的表姐说,农民没文化、野蛮、“讲粗口”(粗话)。其实,我老婆的亲戚自己,男男女女老老嫩嫩都是从早到晚讲粗口,文化革命那十年,大陆形成了讲粗口的风气,因为如此才显得自己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不是扮斯文,而是扮粗鲁。

罗老总,我相信罗老总他早都知道这些,用不著我告诉他,他自己应该都知道大陆好多人偷听美国之音,城市居民好讨厌农民。

罗老总,好多人都知道,他除了是编辑部的老总之外,他在香港还背负著中共给他统战文化界的任务。

而我是前线记者,又好主动找人做访问、挖新闻,我好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人脉,包括台湾的。

在采访活动中,有时记者们会花好长时间在现场守候,一大群来自左中右媒体的记者走在一起,三三五五聊天,我同右派的,例如《工商》、《星岛》、《快报》之类,大家很融洽,经常会互相“报料”(提供资料),交换消息,但是最右的《香港时报》记者知道了我是左报记者,不但不理睬我,更会恶狠狠的瞪著我。

有一个机会,我结识了来自台湾的中国时报记者,她刚被派驻香港,设立记者站。

她这个人好nice,给我很好印象,后来我无意中跟罗孚谈起这位台湾记者。

罗老总好兴奋,叫我安排饭局见个面。后来,这位台湾记者当了光华文化中心的负责人,这个光华文化中心是台湾驻港宣传机构。

罗老总的确是一个好主动的人,我觉得他是个“真心胶”,他为他认为正确的事而埋头奋斗,将这份共产党报纸当作是一个伟大、有意义的事业而奋斗。

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写书讲述过他的父亲。书中透露,他们两父子曾经发生过语言冲突,冲突中他说过他的父亲罗孚是愚忠。

再透露一些关于罗老总的事。1978年北京发生西单民主墙事件。民主墙事件可以说,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是由于民主墙事件,而开始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当时我在报馆属于多言的其中一个,经常跟同事在闲谈中透露出我对邓小平不满。罗孚大概察觉到。

记得在民主墙事件主角魏京生被判囚十五年那一两日,罗孚拿了一份用原稿纸写的文章给我看,是关于魏京生被判十五年的,他问我意见。

甚么,老总居然问小记者有何意见?有这样的事!就是有!

我看过之后,对他说,我不同意文章中对魏京生的看法,魏京生不应该有罪,他提出的没有错,不应该要判刑。

我相信罗老总给我看的是他即将在报纸登出来的社论,但那一两日的社论不是关于魏京生被判囚,而是其他一些关于香港民生之类的事情。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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