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任职香港共党报纸的日子（一）

既是单纯也是受骗 

欧洲共产主义的活动好像嘉年华会，他们的论述不再是杀气腾腾，而是温良恭俭让，不再是正宗共产主义从仇恨出发，不再讲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但中国共产党重视党性，有党性没人性，用今天的说话来说，听党话跟党走。

八十年代在共产党办的香港报纸上，竟然可以谈欧洲共产主义这些东西，谈有人性的共产党，可想而知，当年港共报纸都好想开放思想，打破思想局限，或者是假装开放，要打开一个新局面，走出没人看、销路低迷的困局。这个亦可以见到我在我的同事当中，的确是有所不同。

我其实不是好厉害，而是他们实在太封闭而已。他们出身左校，工作被动，没看到他们会主动去找新闻挖新闻，每日只是接采访主任的指示去采访。

我刚到这间港共报馆当记者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尤其是可以遇到我的偶像，包括“金陵春梦”的作者。

“金陵春梦”这一共四册的巨著，洋洋洒洒可能多达一百万字，讲述蒋介石当年在南京主政时期的事迹。

我曾以为书里头讲的是真实的故事，当时信以为真，要好多年之后，才知道，书中所讲的，除了人名地名之外，其他的都是虚构。

我又遇见过香港三大武侠小说作家之一的梁羽生，没有与他交谈，因为我认识他，而他不认识我。我只是在一旁听他跟我的前辈谈话。

凭他的谈吐、用词，以至气质，只觉得他是个穿上现代服装的古人，就好像是从他的小说里头跑出来的人。

我又在编辑部遇到一些不同工作范围的其他同事，他们年长一些，是我的前辈。

我又在同一层楼遇到其他共产党媒体的人。这些人有他们的特别气质，除了他们的气质之外，他们的打扮、甚至衣著，有别于当时香港主流社会。

有位大姐，她的形象好像三、四十年代的进步女性，我是指那位进步女作家丁玲，在我的想像中，丁玲应该就是如此款式，短头发、含著招牌笑容，走路时昂首挺胸，充满自信。

我经常去报馆的图书馆或资料室翻资料和借书，每次去都见到一位前辈，他每日都坐在那里看台湾报纸。我知道他是在找材料来写文章鞭挞台湾。

这位前辈一脸严肃，从来没见过他有笑容，我用苦大仇深来形容他。

芸芸同事中，有一位前辈，不知道他是做哪部份的工作，我跟他在工作上从来没有接触，也没有交谈过，但是他对我的态度好nice，对我微笑。这位前辈对别人不一定都是如此的。

我见到他，总会想起鲁迅，对好人好，对坏人恨，爱恨分明，溢于言表。

又有一位前辈，姓赵的，做外电消息的，学识丰富，很有四、五十年代左倾知识份子的风姿，我特别觉得他好像几十年前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后来知道他退休后移民奥地利。

抱憾的是，我遇不到小说“青春之歌”里头林道静模样的。

“青春之歌”对我们当年那些左倾青年，有好大的影响力，林道静这个小说人物，曾经是我的梦中情人。

不过幸好没有在报馆里头遇到，真的遇到的话，我可能会婚变家变。调皮话而已，不要当真！

在这间共产党报馆，与我共事的同事，既可以形容为好单纯，也可以形容为傻乎乎的大家都是被中共欺骗。

我在这里工作，直到发生一件事之前，我还是觉得好舒服，心情好舒畅。是甚么事让我改变？我以后将会透露。

总之，同事之间无分彼此，上下级之间似乎无分彼此，工作岗位不同而已。

我一直不觉得老板啊、上司啊之类存在，夸张来说，我从来没想过谁是我的上司，大家好像一家人，年纪差不多的更亲如兄弟姊妹。

在这段时期，当记者，我尽力做到最好，下班之后我还会主动去找事来做，身体有时的确疲劳，但真的好开心。

尤其是，我的工作表现曾经相当出色，这不是跟外面的同业比较，而是与我的同事比较。

我会有好出位的特稿专访之类，所以在报馆里头，好多时，人家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是哪个部门的。

例如在报馆内，有位前辈阿姐，她永远都穿著一件当年大陆机构员工穿的蓝色工作服，见到面总是好亲切的走过来替我整理衣领之类，我要过了好长时间才知道她是会计部的同事。

又有几次，在街头，记得一次是在元朗，有两个人走过来拉著我，好热情地跟我交谈。原来他们都是发行部的同事，发行部负责去找报贩收账，他们当时正在外收账。

当时，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好大的鼓励。

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刚开始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头一两年、两三年或三四年，我们仍然有每个月的学习会，学习会就好像教会那些查经班。

好无聊的学习会，我们轮流朗读甚么两报一刊社论那些东西，两报一刊，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再加上红旗杂志。

有时论到我读时，我曾经跳行跳段来读，但没有人知道，或者是有人知道但不说出来纠正。

主持学习会的采访主任，可能自己都不想搞这些如此无聊的学习会。超搞笑！

罗孚老总开放的一面

谈一下我在香港那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时的“老细”、上司，我可以说感觉不到他们存在，但的确存在嘛，只不过露出水面的都是好亲民，藏在后面的是否如此亲民，我不知道。

我首先要谈一下罗孚，他是我们的老总，几年之后，被指美国特务被判十年的那位。

他是广西人。好多广西人说广州白话，但罗孚不是。他的国语好难听得懂，他的广东话半咸半淡，也是一般人听不懂的。但我是其中一个能听得懂他的国语和广东话。此话不是我说，是他跟我说的。

我第一次与罗孚见面的时候，记得他跟我说，不要视这份工作为职业，我们这个是事业，薪金低，事实上的确如此，我入职时，我的薪金低于我之前那份工作。

罗老总好斯文有礼（文质彬彬），对人好客气，我和他之间的互动不多，但他有时却会主动找我聊几句，包括甚么呢？包括问我外面社会对中共的看法。

于是乎我曾经写过好几份小报告给他。

我记得曾经写过，我返大陆去广州交易会，我自己在广州没有亲戚，但我会趁机会找我老婆那边的亲戚饮茶吃饭，跟他们聊天，在外面没甚么特别的话题也没听到有甚么特别的，在室内就可不一样，我听到他们的各种抱怨。

再具体一点来说，我在给罗老总的报告中曾经写过，我老婆那边的亲戚好喜欢偷听美国之音；她的表姐上过山下过乡，她又好讨厌农民。

我老婆的表姐说，农民没文化、野蛮、“讲粗口”（粗话）。其实，我老婆的亲戚自己，男男女女老老嫩嫩都是从早到晚讲粗口，文化革命那十年，大陆形成了讲粗口的风气，因为如此才显得自己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不是扮斯文，而是扮粗鲁。

罗老总，我相信罗老总他早都知道这些，用不著我告诉他，他自己应该都知道大陆好多人偷听美国之音，城市居民好讨厌农民。

罗老总，好多人都知道，他除了是编辑部的老总之外，他在香港还背负著中共给他统战文化界的任务。

而我是前线记者，又好主动找人做访问、挖新闻，我好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人脉，包括台湾的。

在采访活动中，有时记者们会花好长时间在现场守候，一大群来自左中右媒体的记者走在一起，三三五五聊天，我同右派的，例如《工商》、《星岛》、《快报》之类，大家很融洽，经常会互相“报料”（提供资料），交换消息，但是最右的《香港时报》记者知道了我是左报记者，不但不理睬我，更会恶狠狠的瞪著我。

有一个机会，我结识了来自台湾的中国时报记者，她刚被派驻香港，设立记者站。

她这个人好nice，给我很好印象，后来我无意中跟罗孚谈起这位台湾记者。

罗老总好兴奋，叫我安排饭局见个面。后来，这位台湾记者当了光华文化中心的负责人，这个光华文化中心是台湾驻港宣传机构。

罗老总的确是一个好主动的人，我觉得他是个“真心胶”，他为他认为正确的事而埋头奋斗，将这份共产党报纸当作是一个伟大、有意义的事业而奋斗。

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写书讲述过他的父亲。书中透露，他们两父子曾经发生过语言冲突，冲突中他说过他的父亲罗孚是愚忠。

再透露一些关于罗老总的事。1978年北京发生西单民主墙事件。民主墙事件可以说，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是由于民主墙事件，而开始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当时我在报馆属于多言的其中一个，经常跟同事在闲谈中透露出我对邓小平不满。罗孚大概察觉到。

记得在民主墙事件主角魏京生被判囚十五年那一两日，罗孚拿了一份用原稿纸写的文章给我看，是关于魏京生被判十五年的，他问我意见。

甚么，老总居然问小记者有何意见？有这样的事！就是有！

我看过之后，对他说，我不同意文章中对魏京生的看法，魏京生不应该有罪，他提出的没有错，不应该要判刑。

我相信罗老总给我看的是他即将在报纸登出来的社论，但那一两日的社论不是关于魏京生被判囚，而是其他一些关于香港民生之类的事情。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