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任職香港共黨報紙的日子（一）

既是單純也是受騙 

歐洲共產主義的活動好像嘉年華會，他們的論述不再是殺氣騰騰，而是溫良恭儉讓，不再是正宗共產主義從仇恨出發，不再講階級鬥爭，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鬥爭。但中國共產黨重視黨性，有黨性沒人性，用今天的說話來說，聽黨話跟黨走。

八十年代在共產黨辦的香港報紙上，竟然可以談歐洲共產主義這些東西，談有人性的共產黨，可想而知，當年港共報紙都好想開放思想，打破思想局限，或者是假裝開放，要打開一個新局面，走出沒人看、銷路低迷的困局。這個亦可以見到我在我的同事當中，的確是有所不同。

我其實不是好厲害，而是他們實在太封閉而已。他們出身左校，工作被動，沒看到他們會主動去找新聞挖新聞，每日只是接採訪主任的指示去採訪。

我剛到這間港共報館當記者的時候，我真的好開心，尤其是可以遇到我的偶像，包括「金陵春夢」的作者。

「金陵春夢」這一共四冊的巨著，洋洋灑灑可能多達一百萬字，講述蔣介石當年在南京主政時期的事跡。

我曾以為書裡頭講的是真實的故事，當時信以為真，要好多年之後，才知道，書中所講的，除了人名地名之外，其他的都是虛構。

我又遇見過香港三大武俠小說作家之一的梁羽生，沒有與他交談，因為我認識他，而他不認識我。我只是在一旁聽他跟我的前輩談話。

憑他的談吐、用詞，以至氣質，只覺得他是個穿上現代服裝的古人，就好像是從他的小說裡頭跑出來的人。

我又在編輯部遇到一些不同工作範圍的其他同事，他們年長一些，是我的前輩。

我又在同一層樓遇到其他共產黨媒體的人。這些人有他們的特彆氣質，除了他們的氣質之外，他們的打扮、甚至衣著，有別於當時香港主流社會。

有位大姐，她的形象好像三、四十年代的進步女性，我是指那位進步女作家丁玲，在我的想像中，丁玲應該就是如此款式，短頭髮、含著招牌笑容，走路時昂首挺胸，充滿自信。

我經常去報館的圖書館或資料室翻資料和借書，每次去都見到一位前輩，他每日都坐在那裡看台灣報紙。我知道他是在找材料來寫文章鞭撻台灣。

這位前輩一臉嚴肅，從來沒見過他有笑容，我用苦大仇深來形容他。

芸芸同事中，有一位前輩，不知道他是做哪部份的工作，我跟他在工作上從來沒有接觸，也沒有交談過，但是他對我的態度好nice，對我微笑。這位前輩對別人不一定都是如此的。

我見到他，總會想起魯迅，對好人好，對壞人恨，愛恨分明，溢於言表。

又有一位前輩，姓趙的，做外電消息的，學識豐富，很有四、五十年代左傾知識份子的風姿，我特別覺得他好像幾十年前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後來知道他退休後移民奧地利。

抱憾的是，我遇不到小說「青春之歌」裡頭林道靜模樣的。

「青春之歌」對我們當年那些左傾青年，有好大的影響力，林道靜這個小說人物，曾經是我的夢中情人。

不過幸好沒有在報館裡頭遇到，真的遇到的話，我可能會婚變家變。調皮話而已，不要當真！

在這間共產黨報館，與我共事的同事，既可以形容為好單純，也可以形容為傻乎乎的大家都是被中共欺騙。

我在這裡工作，直到發生一件事之前，我還是覺得好舒服，心情好舒暢。是甚麼事讓我改變？我以後將會透露。

總之，同事之間無分彼此，上下級之間似乎無分彼此，工作崗位不同而已。

我一直不覺得老闆啊、上司啊之類存在，誇張來說，我從來沒想過誰是我的上司，大家好像一家人，年紀差不多的更親如兄弟姊妹。

在這段時期，當記者，我盡力做到最好，下班之後我還會主動去找事來做，身體有時的確疲勞，但真的好開心。

尤其是，我的工作表現曾經相當出色，這不是跟外面的同業比較，而是與我的同事比較。

我會有好出位的特稿專訪之類，所以在報館裡頭，好多時，人家認識我，而我不認識他們，不知道他們是誰，是哪個部門的。

例如在報館內，有位前輩阿姐，她永遠都穿著一件當年大陸機構員工穿的藍色工作服，見到面總是好親切的走過來替我整理衣領之類，我要過了好長時間才知道她是會計部的同事。

又有幾次，在街頭，記得一次是在元朗，有兩個人走過來拉著我，好熱情地跟我交談。原來他們都是發行部的同事，發行部負責去找報販收賬，他們當時正在外收賬。

當時，我覺得這些都是對我好大的鼓勵。

說一些有趣的事情。

剛開始在這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的頭一兩年、兩三年或三四年，我們仍然有每個月的學習會，學習會就好像教會那些查經班。

好無聊的學習會，我們輪流朗讀甚麼兩報一刊社論那些東西，兩報一刊，就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再加上紅旗雜誌。

有時論到我讀時，我曾經跳行跳段來讀，但沒有人知道，或者是有人知道但不說出來糾正。

主持學習會的採訪主任，可能自己都不想搞這些如此無聊的學習會。超搞笑！

羅孚老總開放的一面

談一下我在香港那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時的「老細」、上司，我可以說感覺不到他們存在，但的確存在嘛，只不過露出水面的都是好親民，藏在後面的是否如此親民，我不知道。

我首先要談一下羅孚，他是我們的老總，幾年之後，被指美國特務被判十年的那位。

他是廣西人。好多廣西人說廣州白話，但羅孚不是。他的國語好難聽得懂，他的廣東話半咸半淡，也是一般人聽不懂的。但我是其中一個能聽得懂他的國語和廣東話。此話不是我說，是他跟我說的。

我第一次與羅孚見面的時候，記得他跟我說，不要視這份工作為職業，我們這個是事業，薪金低，事實上的確如此，我入職時，我的薪金低於我之前那份工作。

羅老總好斯文有禮（文質彬彬），對人好客氣，我和他之間的互動不多，但他有時卻會主動找我聊幾句，包括甚麼呢？包括問我外面社會對中共的看法。

於是乎我曾經寫過好幾份小報告給他。

我記得曾經寫過，我返大陸去廣州交易會，我自己在廣州沒有親戚，但我會趁機會找我老婆那邊的親戚飲茶吃飯，跟他們聊天，在外面沒甚麼特別的話題也沒聽到有甚麼特別的，在室內就可不一樣，我聽到他們的各種抱怨。

再具體一點來說，我在給羅老總的報告中曾經寫過，我老婆那邊的親戚好喜歡偷聽美國之音；她的表姐上過山下過鄉，她又好討厭農民。

我老婆的表姐說，農民沒文化、野蠻、「講粗口」（粗話）。其實，我老婆的親戚自己，男男女女老老嫩嫩都是從早到晚講粗口，文化革命那十年，大陸形成了講粗口的風氣，因為如此才顯得自己是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不是扮斯文，而是扮粗魯。

羅老總，我相信羅老總他早都知道這些，用不著我告訴他，他自己應該都知道大陸好多人偷聽美國之音，城市居民好討厭農民。

羅老總，好多人都知道，他除了是編輯部的老總之外，他在香港還背負著中共給他統戰文化界的任務。

而我是前線記者，又好主動找人做訪問、挖新聞，我好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人脈，包括台灣的。

在採訪活動中，有時記者們會花好長時間在現場守候，一大群來自左中右媒體的記者走在一起，三三五五聊天，我同右派的，例如《工商》、《星島》、《快報》之類，大家很融洽，經常會互相「報料」（提供資料），交換消息，但是最右的《香港時報》記者知道了我是左報記者，不但不理睬我，更會惡狠狠的瞪著我。

有一個機會，我結識了來自台灣的中國時報記者，她剛被派駐香港，設立記者站。

她這個人好nice，給我很好印象，後來我無意中跟羅孚談起這位台灣記者。

羅老總好興奮，叫我安排飯局見個面。後來，這位台灣記者當了光華文化中心的負責人，這個光華文化中心是台灣駐港宣傳機構。

羅老總的確是一個好主動的人，我覺得他是個「真心膠」，他為他認為正確的事而埋頭奮鬥，將這份共產黨報紙當作是一個偉大、有意義的事業而奮鬥。

羅孚的兒子，羅海雷，寫書講述過他的父親。書中透露，他們兩父子曾經發生過語言衝突，衝突中他說過他的父親羅孚是愚忠。

再透露一些關於羅老總的事。1978年北京發生西單民主牆事件。民主牆事件可以說，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就是由於民主牆事件，而開始質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

當時我在報館屬於多言的其中一個，經常跟同事在閒談中透露出我對鄧小平不滿。羅孚大概察覺到。

記得在民主牆事件主角魏京生被判囚十五年那一兩日，羅孚拿了一份用原稿紙寫的文章給我看，是關於魏京生被判十五年的，他問我意見。

甚麼，老總居然問小記者有何意見？有這樣的事！就是有！

我看過之後，對他說，我不同意文章中對魏京生的看法，魏京生不應該有罪，他提出的沒有錯，不應該要判刑。

我相信羅老總給我看的是他即將在報紙登出來的社論，但那一兩日的社論不是關於魏京生被判囚，而是其他一些關於香港民生之類的事情。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