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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

讀者投稿:论 中 共 邪 教

2026年新年第2天,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发布一项《关于揭露“神韵”演出实质的声明》,声称法轮功是邪教。在信仰言论自由的澳洲,中共政府之总领馆,藐视所在国自由文明的政治制度,杀气腾腾诬指别人为邪教,既见此领馆专横霸道之戾气,又见此领馆愚顽悖逆之邪气。

苏联意识形态的破产:工人阶级一定要有先锋队领导吗?

  网络图片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网络图片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网络图片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网络图片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捉刀漫谈max    

魏京生:什么样的民主更适合中国(六)

民主和任何社会体系一样,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理论。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并为此仔细研究了自古以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对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分析。 这些分析和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矛盾:或者你找出一个不要市场经济的替代品,而且可以即符合人性又能够正常运营;或者你对这个有缺陷的体制修正补充,使其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共产主义运动就在这儿分裂了。 列宁、斯大林等人接过了理想,走上了废除私有财产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必要条件就是压制个人愿望和自由,分配极不公平,并且降低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牺牲了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情况下,得到的却是低效率。这和古代的封建农奴制属于同一个类型。 由于压制人权的需要,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剧。由于低效率的生产,人们逐渐陷入贫困。外部的对比和内部的压力,迫使这个制度宣布它是一种失败的实验。所有实行列宁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面临着彻底的改变。这是过去一百年实验的最终结果。 另一些接受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的政党,实行的是对市场经济体系的修正和补充。他们既接受民主的政治体制并融入其中,又对不令人满意的市场制度进行修正和补充,使它更适合人类的生存。毕竟人类上万年来淘汰和筛选出来的经济体制,有其难以替代的特点,不是靠个人的头脑就可以想出一个合理的替代品。 这种修正主义的方法,百年来依靠集体谈判,社会福利等等手段弥补了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人性的部分,发挥了它符合人性并且有较高生产效率的特点,在制度竞赛的一百年里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在欧美发达国家里成功地发展了一百多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人类社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缺乏人性的,没有民主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一个是在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下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一个是不断制造灾难的农奴制;一个是人民生活自由富裕的现代化制度。中国需要哪一种制度?对深受几十年苦难的中国人来说,只能选择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制度。 对市场经济的不合人性的部分修修补补,由谁来主导呢?列宁主义者说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主导。不由自己主导的制度和自己的社会贡献不挂钩,人们也就没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而民主制度则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政府来主导,配合市场经济。你的收入和你的贡献挂钩,你也就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 所以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不能由一帮号称什么阶级的政党来主导,那他们会首先照顾自己和自己政党的利益。必须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党,按照选民的利益来选择如何修修补补。所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是以民选的民主政治体制来保障。这就是一百年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 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集团,是负责管理国家全面生活的上层。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儿就已经从理论上失败了。民主的修修补补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将来可以选择的最好的社会制度。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评论 | 余杰:马恩列毛习,五大魔头聚首大学课堂

悄然变化的龙椅座次:从“马恩列斯毛”到“马恩列毛习” 网上流传一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学时的教室设施,已是天壤之别。我上大学时,北大的教室是简陋的桌椅,教授没有电子设备配合,只能用粉笔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板书。如今的教室,声光电一应俱全,富丽堂皇,教授背后的墙壁上,是三个巨大投影仪,放出课程内容的图片——五个人物的彩色图像,比历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画像还要显赫,这五个人赫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习近平。比起传统上的“五人帮”来,新的“五人帮”中少了斯大林,多了习近平。 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产党国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说《冰与火之歌》中的“铁王座”。虽然恩格斯只是马克思的附庸,但马、恩二人如影随形,无法分开。这两个大胡子所创立的学说,给此后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英国苏俄问题专家理察·皮尔斯(Richard Pipes)在《共产主义简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睥睨所有异议的僵硬学说,马克思对于不同意见的人的态度是相当明显的,他说:“批评并不只是一把外科手术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仅是驳倒敌人,而且要毁灭他们。”英国历史学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著作远离事实,其《资本论》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之中,有时甚至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斯大林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一旦马克思权力稳固,他将会大施暴力与酷行。”马克思身上充满独裁者的味道,一位贴身观察过其言行的人说:“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权力无限的野心与热爱……他是其党派的绝对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独自进行,并专断地下达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 列宁作为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的创建者,其地位紧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马、恩二人只是纸上谈兵,其创建的“第一国际”无疾而终;列宁却是真枪实弹地干革命,创建了一个超越霍布斯想象的利维坦。尽管苏联已解体,俄罗斯共产党几乎不太可能成为执政党,但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中共政权,还是将列宁摆放在共产党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却被撤下,正如其尸体被移出莫斯科红场。 在接下来中共领袖的序列中,没有邓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位置,习近平对他们不屑一顾。在毛之后,直接就是与毛一样“英明神武”的习近平,中间四十年的历史不翼而飞。过去,已经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称为“经典”;如今,活着的习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经典”,这种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级官员争先恐后为太监头子魏忠贤建造“生祠”如出一辙。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国学者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在其专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尽管他在本书的结尾留下悲观的评论,预测在中国未来的政治中个人崇拜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政治事件却进行得比预测得要快得多。习近平掌权后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划、推动个人崇拜。“习近平的形象和声望极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随着习近平在公共安全、经济改革和反腐斗争领域中越发突出的地位而出现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国政治光谱大大移向左倾的可能。” 坏书读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课在中国的各级学校都是必修课。中共官媒所强调的学习,含有“学习习近平”这种一语双关。在鲜红的“学习强国”网站上,全都是对习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称颂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习近平也要求领导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习近平认为“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的重要书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座谈会上,作家曹谷溪提到习近平在陕北插队时的生活细节:“在土窑洞里的煤油灯下,每天他都要读书到深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十八本读书笔记!“后来,习近平发表了若干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论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发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发表“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撰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也多次引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习近平还说:“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 且不说习近平是否真读过或读懂了马列主义原典,是否亲笔写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无物的论文,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历史和科学所“证伪”,并无多少研读的价值。德国学者乌韦·维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胡子的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出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如今已被视为过时,在经济学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预言,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变得极度贫困,并没有发生,相反,工人阶级大都成了中产阶级。他的论点,唯有劳工阶级可以是革命主体,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说,现代社会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核心对立,也破产了。他的信念,历史的发展有明确的目标,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对历史事实的深入检验。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预测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灭。 马克思的种种学说,不仅错得离谱,而且给人类带来滔天巨祸。据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网站所披露的数字,全球范围内死于共产党暴政的人数为四千万至一亿六千万之间,取其中间数的一亿的这个数字被广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该组织又宣布,他们将把二零一九年以来的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产主义死亡人数中,并将疫情爆发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归咎于中国政府。如果将一亿多的死亡人数平均到马克思厚度为一千多页的《资本论》中,每一页分摊十万人左右。若每一页为一千字左右,那么这本书的每个字就杀害了一百人!可以说,《资本论》是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然而,这本杀人之书,在中国大学课堂上仍被当做经典讲授,荼毒无数年轻的心灵。 读书是好事,但读什么书更重要。读怪力乱神的传单,成为义和团拳民;读毛主席语录,成为红卫兵;读习近平著作,成为如同僵尸般的“战狼”、“小粉红”和“白卫兵”。马克思的书让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书让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一书,将马克思主义驳得体无完肤。海耶克指出,社会主义者不要命的自负,在二十世纪居然有机会使苏联、中国等国成为巨大的试验场,人们以为走向天堂,却陷入人间炼狱。海耶克批判社会主义说:有些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经济不公,转向同情、认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然而,统制经济与民主不兼容,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台湾历史学者李筱峰说:“我常对学生说,如果台湾人和中国人都好好读过这两本书——《自由宪章》和《到奴役之路》,那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就别想混了!”但愿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课堂上讲授的是海耶克,那时的中国必定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无知者无畏:习近平的“百年大变局”情意结

习近平访俄,临别时叮咛普京,说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希望中俄两国共同推动。百年大变局这个理念,因此“震动”全世界。 朋友转来一份中共求是网署名“学而时习”的文章,原来“百年大变局”这个理念,早就深种在习近平的意识里,成了他的政治情意结。 2017年12月,他在接见驻外使节时就说:“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说:“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8月说:“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2018年9月又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后,2019年3月、4月、6月各一次﹑9月、11月、12月各两次;2020年17次;截止统计最后的2021年7月还有七次。 习近平喜欢大想头大叙述,以示他高人一等。他念兹在兹的“百年大变局”,只不过基于他对国际局势的误判,基于强烈的共产主义信仰,更基于他以个人之力改变世界的狂想。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说法或许没错,西方世界正视中共的威胁,正群起抵制共产迷狂。世界果真处在巨变中,只是一般人理解的历史变局与习近平理解的不同。 正常人理解的是,人类将以普世价值实现大同,习近平理解的是,中共将以共产独裁统治世界。在他心目中,东升西降预示了西方民主世界的没落,而中共国经济崛起,又预示了他带领全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的契机。 基于这个判断,习近平喋喋不休自我催眠,也催眠了中共各级干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理念,变成习近平与他臣民的政治情意结。中共自上而下,对未来都有一种盲目的乐观自信,这是十年来中共对外战狼外交﹑对内国进民退的心理基础。 意大利天文学家阿基米德有一个说法:“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习近平的“百年大变局”,便是他打算撬动世界历史的一个支点。理论上说,地球当然是可以撬动的,问题是,地球太大,习近平太小,即使存在这么一个支点,地球在一端,习近平在另一端,他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有宇宙之远,他走百千世,地球也不会移动半分。 百年变局不会成为习近平一人之功德,时代潮流与人民意志并没有赋予他这样的历史使命。他只不过以匹夫之勇,号令九千万中共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和中共党员想撬动地球,只是习近平一个人打算撬动地球。 中国人喜欢问,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其实时势与英雄是互相造就的。一个英雄人物只有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顺应人民的政治要求,他才有能力影响历史进程,反之,背逆历史趋势和人民意志,不是他撬动历史,是他被历史抛弃。 前者如法国大革命的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三巨头、二战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后者如斯大林与毛泽东,习近平追随毛泽东,他也会像老毛那样终结自己。 历史发展有渐变与突变之分别,正常年代历史是缓慢曲折前进的,有时甚至会倒退,但整体趋势都是人类向更文明的社会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分配正当,制度建设合理化,这都是渐变的过程。 当整个世界积累了足够大的能量,历史的渐变无法承载,那时只有激烈冲突才能消弥现成秩序的弊端,到那个时候,百年大变局就会到来。 历史巨变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人造就的,是时代潮流与人民意志的合成,违背了这两者,任何个人都只是历史过客,斯大林毛泽东如此,习近平普京也是如此。 百年历史之大变局,只是习近平个人的情意结,只是他催眠自己和中共党员的呓语。今日中共内外交困,世界大变局或许不远,不过不是习近平“解放全人类”,而是中国人民从习近平一人独裁的魔掌下解放出来。 习近平带马克龙欣赏中国千年古琴演奏的“高山流水”,以示他与马克宏为“知音”,可惜马克龙“蒙查查”,因此习近平交代手下要给马克龙一份“简谱”。他竟然不知道世界通行的音乐语言是五线谱,给马克龙一份“简谱”,就是十足的对牛弹琴。 凭这样对世界文明历史的无知,还想推动百年大变局,会不会太幼稚狂妄一点? 当今世界的确到了百年大变局的前夜,三十多年前苏共解体,下一个大变局就是中共解体。(※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中国年轻人求神拜佛者增多 官媒发文批判 网友驳斥

近年,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下的中国年轻人进庙请神拜佛者增多,引发官方关注,很快中国官媒发文批判年轻人不为“为共产主义奋斗”,而是去“寺庙求神拜佛”的行为。不过该文章引发网友反感,并进行了驳斥。

苏联的垮台继续困扰着中国

中共向其党员干部播放一部关于苏联解体的纪录片,这显示北京当局对“外部危险”是非常恐惧的。 法国世界报在北京的通讯员勒梅特周五刊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苏联的垮台继续困扰着中国。 勒梅特指出,在俄罗斯军队开始入侵乌克兰的前两天,中共于2月22日低调地在网上发布了一部长达101分钟的纪录片,讲述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这部名为《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的纪录片在中国各地的党干部培训班上放映了几个月,然后才上线。勒梅特表示,虽然西方国家努力避免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莫斯科-北京轴心,但这部纪录片恰恰证实了习近平和普京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以及中国精英们一直在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外部的危险”。 根据这部纪录片,苏联的不幸是由来已久的。1956年,《纽约时报》于6月份发表了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披露的秘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赫鲁晓夫批判了他的前任斯大林的罪行。 这部纪录片解释说,“赫鲁晓夫这么做点燃了虚无主义之火”,也就是说,助长了对官方历史的质疑。但它却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天赐之物。纪录片表示,诚然,斯大林是犯了错误,但说他与希特勒一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诽谤”。赫鲁晓夫本人手上沾满了俄罗斯人的鲜血,但由于他销毁了自己的罪行记录,这些都不为人们所知。无论如何,这份报告的发表让蠕虫进入到了果实的内部,并在苏共内部引发了一场苏共永远没有从中完全复原的危机。 另外,在北京看来,西方花了很多钱,不缺乏诋毁苏联的中继。一个例子是:1958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因其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这部小说直到1985年才在苏联被解禁。几十年后,《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re Soljenitsyne)“在西方势力的指挥下”谴责苏联监狱系统而“歪曲了事实”。不过,这部纪录片声称,苏联的经济表现并不差。1950年至1982年间,俄罗斯工业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1961)对苏联施加了强大的压力。1956年,他特别邀请了1万名苏联青年赴美留学,费用全包。纪录片援引一位俄罗斯研究人员解释说,“除了核武器,美国最重要的武器是意识形态斗争”。这些学生中有一个人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re Iakovlev),他于1958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一年。三十年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1980年代西方眼中真正的自由主义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非常器重的顾问。 但对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来说,正相反,戈尔巴乔夫恰恰是“虚无主义的教父”。他通过开放媒体和质疑斯大林的政策而从内部摧毁了苏联。纪录片解释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是失去对媒体的控制。”这部纪录片还深感遗憾地说,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决定不再干扰西方人发出的电波信号,从而让“美国以和平的方式改变了苏联”。此外,根据这部纪录片,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统是腐败的,他通过一个私人账户拿到了数百万美元,他的妻子则通过出版自传收到了300万美元,可这本自传卖的很差的。 另外,这部纪录片对叶利钦时代(1991-1999)一笔带过,但却突出了普京的角色,纪录片展示了年轻人穿着印有普京肖像的T恤或在莫斯科红场庆祝他。纪录片说,早在2002年,普京就说过,妖魔化斯大林的人是俄罗斯的敌人。普京发现过去十年间被摧毁的东西“令人心碎”,他不想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改写历史,而是“与虚无主义作斗争”,这是一场涉及控制俄罗斯文化和“扭曲的历史”的与外国势力的长期斗争”。 法国世界报通讯员指出,这部纪录片的作者从苏联的解体中吸取了五个教训:要时刻保持警惕,要反对企图否定和扰乱党的领导的“虚无主义”;必须认真应对西方的“软实力”(诱惑力和吸引力的力量)和“聪明的力量”(外交影响力和软实力的结合);要时刻注意思想斗争;要坚持思想引领,忠于马克思主义。最后,要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走在前列,不忘初心。 法国世界报通讯员强调,这部纪录片显示了北京当局对“外部危险”是非常恐惧的。

立陶宛议员回呛中国:共产主义已经在垃圾堆

22日,Maldeikis在推特上说,中国共产党威胁“把立陶宛扫进历史的垃圾推”,这很讽刺,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在那里。

有宣传共产主义之嫌 马来西亚禁止上映《长津湖》

中国电影《长津湖》原定于11月18日在马来西亚上映,但在当地影院发布上映预告后,网上却掀起了一场争论。许多网民声称影片“宣扬共产主义”,而这在马来西亚是被禁止的。

神经错乱的中共六中全会公报

中共六中全会公报全文共7458字,其中下面的230字就可以概括整个共产党精神错乱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全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革命斗争中……”  “共产党成立为人民谋幸福”?  邓小平以前的共产党执政了30年,从来看不到什么人民幸福,无了期的政治斗争与运动,将中国人的文化、资产、社会架构铲除得干干净净,饿死、斗死、囚死、一胎政策,中国消失了一亿人,1978年中国每年人均收入是156美元,世界排名134,后面135的是布隆迪(人均154)、136的是尼泊尔(111)、137的是索马里(人均105),后面是没有更穷的国家了。整个中国几千年历史,除了战争时期,没有比这时更穷的吧。今天锦衣肉食的年青中国人,想知道当年是怎样的穷,上网自己看看吧。  “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就是邓小平再挨不了那共产主义的穷,要改革开放了,将共产党那毁灭性的制度废止,重新引进/恢复资本主义运作,人民总算跨过那30年的共产地狱,但是现在的中国还有共产主义的影子吗,除了共产党这个官僚组织外,我完全看不到,一个没有了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只是一个幽灵组织,当然就要久不久将那个幽灵主义捧出来,作为国家的图腾,否则如何可以凌驾国家、人民与宪法呢?  “共产党实现了中国人的解放、独立、奋斗”?  那些都是由国民党所努力及完成的,请问在推翻满清、北伐统一、抗日这等中国人的生死存亡的时候,共产党在那里,习近平就可以将这些功劳全揽在共产党的身上,他还有一点道德标准吗?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人什么,以前的国民党中国不是独立的吗?共产党的奋斗让中国人穷得要死,这些事实却成为共产党的政绩!看来只有无耻。  “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这些坏东西在全世界都看不见,就只有在今日的共产中国,全部都有齐。中国的民主比国民党时期更差,可以用公安阻止人民参选,香港的政改可以跟法国250年前的路易十六王朝相提并论,那时法国王朝还有三分一的国会议席可以由人民代表,今日香港只有20/90属人民直选,这不是封建是什么,这是信任人民的表现吗?那些国有企业不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架构吗?人民有话语权吗?那些数以十万计的国企、官员、红二代、红三代不是贪腐分子是什么呢?那些都是共产党自己承认的,报上说要根查他们20年来贪赃枉法的历史,不是我捏造的。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革命斗争中……”?  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共产党假大空术语又再出现了,那表示什么呢?在一个已经没有了共产主义的共产幽灵,会带领中国走向那里呢?有人说是另一个希特拉出现了,我只希望不会差到这个地步呢,但当看到追随习近平权力的领导班子、追逐梦想的人民、依附权贵的奴才、不断远走他方的人民,中国似乎已经是在一个等待危机的国家。  有人说希特勒在死前已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不愿放弃他那复兴伟大日耳曼民族的梦想,当东部苏联战线崩塌了,盟军在法国诺曼第成功登陆了,他的战将对他说是投降的时候了,他要坚持战到最后一刻,将大量的德国少年推入军队作最后决战,他将整个国家赔进去,才愿意服下他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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