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产品 美国拟对澳加征12.5%关税
2026 年 6 月 4 日
自2020年初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病毒大流行，到当前疫情又重现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两年多来中国当局以各种方式继续干扰、攻讦国际媒体正常新闻报道工作，打压自媒体，抓捕公民记者，恐吓报道真相的记者和敢于说实话的民众，并且制造、散布虚假信息，致使媒体环境不断恶化。公民记者张展等自发报道武汉疫情和揭露其他地方官员渎职灾害的人士，为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作出了积极贡献，却因遭受当局严酷压制和迫害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观察人士认为，攸关习近平能否顺利进入第三任期的中共20大之前，这种恶劣的媒体环境和骗人的官媒宣传恐将愈演愈烈。 评论：党媒报道掩盖疫情 2020年元旦，面对突如其来的武汉不明肺炎疫情，中共当局没有及时向社会大众通报示警，反而将当时在同学微信群提醒群友注意防范萨斯传染病毒的李文亮医生等8名医务人员当成造谣传谣者传唤到公安机关训诫，并在党媒央视连续滚动播报一篇充满不实之词的官方通稿，给疫情吹哨人戴上造谣者的帽子，人类错失了防控这场灾难的关键黄金期。 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指出，在防疫之初，所有党媒都没起到好的作用。 她说：“所有的党媒都跟上了，主要是央视，把李文亮等8个医生定为谣言的散布者。这就是完全配合了中央，就是贻误疫情，使得这个疫情先在武汉扩散，后来武汉的措施又是500多万人散到全国和全世界造成了武汉疫情的扩散吧。” 李文亮医生不幸染疫去世前接受几家中国媒体采访时留下一句名言：“一个健康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方方日记被指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 武汉疫情爆发后，在公众亟需了解情况、掌握明确信息之时，中共党媒和官宣仍然重复采取报喜不报忧的套路，直到中国当局奉为“天条”的防疫“清零”政策在各地酿成无数次生灾难。 高瑜说：“对于那个防疫措施非常不人道的，顾不上的，死在家的，死在路上的，躺倒在医院的走廊里的，这些一概没有报道。不过，武汉在当时啊，还有一个作家方方。” 体制内的知名作家所写的《方方日记》在个人微博记录了武汉封城期间她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各种艰辛和磨难，基本上都是官媒忽略或避免提及的事实。这部纪实作品在海外出版时，作者受到了官方和一些民粹网民的指责，被指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她的微博一度遭禁言。 高瑜表示，当时似乎只有两家媒体报道方方日记，一个是财新网，一个是被认为是海外大外宣的多维新闻。 公民记者遭遇打压噤声 与此同时，张展、方斌、陈秋实、李泽华等在武汉封城期间冒险进行实地采访报道的多名公民记者相继受到官方惩处和打压。 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公民记者曝光极端防疫措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到抓捕问罪，就是官方封锁信息之举，以疫情为由，把居民楼变成牢房，把小区变成集中营。 出生于大兴安岭地区、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的陈秋实在强迫失踪超过一年后获释，李泽华在失联数月后露面，两人都疑似遭限制言论自由。 张展和方斌目前仍在狱中。张展被起诉和判决的罪名是恶名昭彰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罪”。张展被捕后及在庭审期间坚决不承认有罪，绝食长达数月，严重损伤身体，一度传闻生命垂危。 一直关注张展和其他系狱活动人士的流亡英国人权倡导者王剑虹告诉美国之音，张展的家人也在上海处于封锁中，但哪怕连与张展通电话的机会也没有。她表示，两年多前张展从上海前往武汉实地报道疫情，曾像先知一般批判“威权防疫”践踏人权的危害，为武汉民众发声而获罪。 如今上海在北京中央指令下执行过度防疫的清零政策，正在重演武汉的人道悲剧。王剑虹说，“人心中有一杆秤。” 王剑虹对张展当前的处境和健康表示忧心。她表示，“封城中上海，物资严重缺乏，监狱中服刑人员所受影响程度可以想见。最近被捕的湖北公民陈剑雄，上次服刑经历过2020年湖北疫情，他说过因物资短缺，伙食非常差，连盐都没有。“ 法轮功人士、民营企业家方斌的情况目前外界知之甚少。王剑虹今年早些时候发推说，方斌现被关押在武汉江岸区看守所，已被起诉，罪名不详。她还表示，方斌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 李大同指出，当局抓这些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真相的公民记者，就是为了封锁信息。 网管删帖封号 微信群自有对策 就在这些公民记者在武汉封城之初到现场采访拍摄报道之时，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特有的网警和网管们也在忙着加紧删帖。 人民日报2020年4月4日报道，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安全监测战线上山东泰安市网警李弦农历新年前夕连续加班3天，因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电脑屏幕上记录着最后一份工作日志：“发现网上疫情虚假信息11条，累计处理问题信息360条”。 不仅网警严密监控，微信微博的网管也对敏感内容实行审查监督。一些关注时政和社会议题的微信群被封，封了再建，建了再封，如此猫捉老鼠游戏式的循环多达五、六十次，并不罕见。 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封建”现象已成中国网络空间常态，人们都习以为常，会用一些聪明巧妙的方法应对。 他认为，封网封群封号是当局没有自信的表现，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想知道，依然可以在微信群中得到充分完整的资讯。 网民收集备份被删网文 两人“被寻滋”判刑 2021年8月，民间网站“端点星”创办人陈枚和蔡伟以所谓“口袋罪”寻衅滋事被判监禁1年3个月。当时，他们已被关押一年多。这两名公益志愿者在他们创建的网站上备份遭到微信、微博等中国大陆平台删除的文章，呼吁公众一同对抗网络审查。 端点星网站收录了中国高校性骚扰、佳士工人维权运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等议题的文章。 武汉疫情爆发后，该网站收录了约100篇被删除的报道与评论文章，包括纪念“吹哨人”李文亮的文章，以及第一个发出新冠疫情警告的武汉医生艾芬于2020年3月10日接受“People”杂志的采访。端点星案被认为是民间人士因记录备份与武汉疫情有关的敏感信息而触怒当局的案件。 上海封城 民怨四起 北京当局早在一年八个月前就举行了抗击疫情胜利表彰大会。但是去年秋冬和今年春季西安、深圳、武汉、上海和北京疫情烽烟再起，被拔高为可反映民主自由与专制集权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的“清零“政策激起了各地民众、尤其是上海市民前所未有的抱怨和抵制。 反映上海市民和基层公务人员强烈不满和迷惑不解的六分钟录音剪辑视频《四月之声》就在遭到网管迅速屏蔽之前已经传遍中国网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上海网民上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其中第一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遭到网管封杀。 有评论认为，许多上海人在长达一个多月的疫情封控期间发出的绝望呼声和歌声让北京当局恐慌。 人权活动人士王剑虹发推说，发表给市委书记公开信、呼吁立即放弃清零政策的上海律师彭永和失联。王剑虹还告诉美国之音，发表《为民请命书》的上海浦东居民季孝龙据传5月1日被当局人员带走。 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封城封楼造成的次生灾难相当惨重，有些居委会把蔬菜水果等食物烂掉也不发给居民，有人跳楼、饥民敲盆，而国家领导人孙春兰居然在高楼顶层平台摆拍视察疫情，但是官媒对这些事情一概不报道。 多维新闻停播 王思聪微博清零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王思聪不久前因发微博批评上海防疫中极端清零政策的危害，其拥有两千多万粉丝的微博账号遭清零。 被认为配合中共大外宣的海外中文媒体多维新闻今年四月宣布停业关闭。 多维名为海外媒体，实际上其总部早已从纽约迁到北京，一向被指对中共“小骂大帮忙”。该机构突然停止运营，是否与报道上海疫情的负面新闻有关，还是属于中共20大前对媒体环境的清理整顿，观察人士有多种猜测。 著名报人李大同2018年曾发给北京市人大代表公开信，表示反对修宪。 河北作家田奇庄致信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要求查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官员违反党章搞个人崇拜、肉麻吹捧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李大同表示赞赏。 他认为，由于没有制衡机制，中共的宣传和媒体环境在习近平争取连任的20大前只会越来越差。 李大同表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方宣传极尽个人崇拜之能事，连模仿当年毛语录的习思想小红书都出来了， 西安版方方日记《长安十日》遭下架 今年年初，家住西安的独立媒体人江雪发表的记录当地封城情况的“长安十日”被比作是西安版的“方方日记” ，引起国际关注。 这篇批评不人道的过度防疫措施的纪实文章，也在中国舆论场引发热议，连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呼吁应该容许这种声音存在。 他写道；“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我相信，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包括江雪大部分最激烈的批评者们。” 不过，这篇引发争议的纪实文章一度在中国网络遭下架，胡锡进的相关评论也在其微博和微信公号消失。 翻墙违法？少数人有特权？外媒采访难 近年来，不时有中国网民因翻墙浏览外网信息内容或发帖留言评论而遭警方传唤、喝茶，甚至抓捕。有人因为翻墙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等外国传媒的新闻而被当局警告。一位上海的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几个月前告诉美国之音，当局禁止个人接受外媒采访，也不可以匿名受访。还有活动人士被告知，不得接受VOA采访，否则会有麻烦。 而胡锡进和几名外交部发言人一样，拥有普通中国人禁止登录的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他们经常翻墙发送一些经不住推敲的言论和配合中共大外宣的虚假信息。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表示，“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并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包括你们这些在座的外国记者，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 上海封城后，这位发言人的“偷着乐”之说，招来一片骂声和嘲讽。 事实上，近两年来，中国外交部未能批准新的记者证件给多名期待赴任的外国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记者，以疫情或地缘紧张局势为由。 外国记者协会：在华报道环境更趋恶化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今年1月31日发布报告说，驻华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其中包括人身攻击、骚扰、威胁、网络黑客攻击、网络喷子的言语攻击和签证拒签。 报告称，2021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99%的外国记者在调查问卷上表示，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达不到国际标准。报道新疆问题几乎成了所有驻华记者的“终极难题”。该报告称，88%的赴新疆采访的记者表示，明显受到了跟踪。 这份年度报告发布之际，北京正在全力准备举行2022年冬奥会。该协会的报告还认为，中国对待外国记者的态度与中国宣称的外媒政策以及崇尚卓越、友谊和尊重的奥林匹克精神形成鲜明对照。 2021年7月下旬，郑州一个隧道入口处的水灾现场附近，有西方媒体记者遭到一些便衣人员围攻和骚扰。另有一名来自西安的青年用无人机拍摄灾情，被一伙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围殴。打人者身穿的黑色体恤衫袖口有统一的微型五星红旗标志，据信这类不明身份人员通常是官方组织的社会边缘的闲杂人员，俗称“小混混”，用来在维稳现场充当打手，制造恐怖气氛。 FCCC的报告指出，国家支持的针对外国记者的攻击，尤其是网络喷子攻讦活动，使留在中国的记者越来越难以开展业务。这种攻讦活动在中国公众培养了不断强化的感觉，即外国媒体就是敌人，直接助长了线下暴力和对现场记者的骚扰行为。 长期以来，中共官方的对国内宣传不断表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通常会把任何国内风波、社会问题或负面事件甩锅给境外敌对势力。例如，一些中国媒体炒作新冠病毒是美国实验室产物，美国军人在参加武汉世界军运会时传播了病毒，许多中国民众信以为真。 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认为，中共的宣传只能骗骗那些脑残的人，而清醒的网友不会上当。
上海一个富裕的国际大都市，车水马龙，人们来去匆匆，为生意，为职业，为梦想，但3月末的一天，遥远的中南海因奥密克戎病毒对它按下了暂停键。忙碌的人们停下了脚步，警察、军人和政府接管了这座城市。上海顿时了无生机，人们被囚禁在家里。2500万居民一夜间成了孤独、饥饿的幽灵。 4月15日，另一座悲情城市西安再一次被中南海按下了暂停键，16日起将再次实施封城，市民足不出户。 去年12月23日，西安曾因2053例确诊病例而封城，直至今年1月24日才解封。西安封城的严酷程度远超过武汉，造成无数次生灾害、难以计量的人道灾难。今天，西安因43例本土阳性感染奥米克戎，而重复昨天的悲剧。 从2020年武汉到2021年西安再到2022年上海，这三个中国大都市都接连遭遇封城劫难。远在海南躲避奥密克戎的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一句话金口玉言，封城清零，已变成“政治运动”，举国体制下基层官员为最高指示展开管控比赛，只可怜三个城市近5千万市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痛不欲生。 武汉作家方方在疫情日记中写道：许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没有机会住进医院，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有些人连确诊都没有，就匆匆离世。“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 武汉匿名作者“风中葫芦”在封城日记中写道，“如果不能树立起个人就是目的的理念，个人就只能是一部机器中的零件，民众就成为了蚁群蜂群。蚁群中不存在个体的价值，所有的个体都为维护蚁族的存在和发展为目的，为了蚁族的整体利益，任何个体都会随时被牺牲。所以充分尊重并维护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的健康是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的强大富庶是这个国家每个公民富裕幸福的体现和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面对强暴，有人恐惧，有人欢呼雀跃，最终也有人抗争，但在抗争中获胜的人也要将强暴加诸于他人。于是最终我们回到原点，信仰。是的，信仰是人类精神的原点。信仰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观，信仰的目光超越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西安记者江雪在她的《长安十日》中写道：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著殴打。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里，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近日，上海不断流传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文字，如“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上海逝者”和“春天对你如此厚爱”等等。 “上海逝者”在开头写道：“一整天都在下雨，就像这个城市在哭泣……” 3月23日，东方医院护士周盛妮在家中哮喘发作，用药后无法缓解。19时，家属驾车送其就诊，被医院拒收。她所工作的东方医院公告说：我院南院急诊部因疫情防控需要，正暂时关闭，进行环境采样和消毒，家属遂将病人送到仁济医院东院救治。23时许，周盛妮去世。 署名“摩耶夫人”的作者在“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一文中写道：现在的上海人，每天晚上清点完冰箱忧心忡忡地睡下，每天早上抢完菜后忐忑不安点开上海发布的数据，接着开启一天的核算、抗原、团购、骂娘，以及求助，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今天的心情实在沉重，我们热爱的、为之自豪、如此闪耀的城市，为何变得这般黯淡无光？我们付出的忍耐和血泪究竟是不是错付了？这所城市里还有没有像徐汇区志愿者老伯一样敢于据理力争的人？还有没有官员在倾听人民的心声？我们期盼的明天，还要熬多少个14天后才能到来？代价要付出多少，才能换一个求实的人民至上？！ 电影导演胡雪杨在“春天对你如此厚爱”的文章中写道：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所共知: 上海这近两月的隔离封城停摆实验告诉大家，奥密克戎死亡率零，重症率13万分之一，目前，无症与轻症占比达99.999%。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一场要干什么的实验? 两千六百八十万上海人民在这场魔幻荒谬怪诞悲愤痛苦令人发指的灾难实验中究竟在充当什么角色? 为何要让他们成百上千上万千万地整天做核酸，逼着人们交叉感染? 为何要把次生灾害放大到无以复加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地步? 为何要把上海及全国医务工作者们搞得疲惫不堪狼狈不堪，现场屡屡晕倒竟然由病人反手救护? 为何要把小到居委片警大到党政领导和人民尖锐对立水火不容? 为何一点也不尊重基本人文常识基础科普知识和常规理念普通方法论?为何没文化到这个地步? 这就是⼀场服从强权的实验，就是一场变异的病毒文化大革命。它从武汉蔓延到西安再扩散到上海。 如果中国政府不屏蔽李文亮医生的吹哨声，不刻意掩盖疫情信息，这场瘟疫绝不至于如此惨烈。极权制度是新冠病毒这朵恶之花生长的肥沃土壤。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隐瞒疫情呢？或许是极权制度使然，或许还有更深的隐忧。人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独裁国家面对灾难都如出一辙，那就是竭尽全力掩盖事实。人民的生命在独裁者眼里总是最卑微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国之大者–政权的安危。 独裁与荒谬是一对孪生兄弟。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严酷的封城竟然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安置预案，没有制约的权力与肆无忌惮的病毒在武汉、西安和上海三地共同演奏了疯狂奏鸣曲。 武汉、西安和上海成了三座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栋楼和社区都画地为牢。残酷的封城让长期沉浸在岁月静好中的人们看到了强权的狰狞，自己无助、无奈、无能、无力和无望，看到芸芸众生的哀哭和挣扎，看到了生命的脆弱。 今天，武汉解封已经过去了二年多，劫后余生的武汉人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那封城的悲痛记忆还停留在人们的心里，那逝去的冤魂也未远离这座城市。至今武汉人也不知道新冠病毒来自何方，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那制造武汉封城惨祸的当权者已经变成了英明的“救世主”，那要求查明疫情真相的许章润教授被嫖娼，报导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和怒斥“救世主”沐猴而冠的任志强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伟大与丑陋，正义与邪恶交织在疫情之中。 2020年3月23日，风中葫芦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我看见很多人正涌上大街，男的穿著严整，女的花花绿绿，他们没有重量，仿佛随风而至，他们在等待，在倾听，而声音好像过于遥远，于是他们听的更加认真……，他们是未来者还是早已逝去的魂灵？” 3月24日，封城第62天。作家方方写下她武汉疫情日记的最后一篇。她写道：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如果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2022年1月3日，西安江雪在她的长安十日一文的结尾处写道：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著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我也想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 上海人苦难还在继续，西安人又重新回到了苦难之中，武汉也岌岌可危。472年前，法国思想家拉·波埃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城镇、那么多民族，有时候竟能够忍受一个独夫暴君的为所欲为？”暴君并无三头六臂，甚至许多方面还不如普通人，但为什么人们对其俯首贴耳、忍气吞声，任其为非作歹、欺压盘剥？拉·波埃西指出，正是民众的沉默纵容“喂饱”了暴君，使其“不断强大，愈发有力来摧残和毁灭一切”。但只要民众觉醒了，不再惟命是从，暴君的统治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没有自由的生存环境，导致了人们对被奴役状态的逆来顺受或习以为常，因此，习惯是导致人们“被欺骗”、自愿为奴的重要原因。相反，享受了自由所带来的尊严和美好生活的人们，是不会心甘情愿沦为奴隶的。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愿意再次回到毛泽东黑暗时代吗？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水灾来临是检验水利专家的机会，火灾是检验消防能力的时候，疫情则检测社会综合动员能力和医学专家、防疫专家的应急、解释能力。 武汉疫情时，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又来历不明，打了个医学、防疫专家个措手不及，但高福、管轶、张文宏还是竭力稳住了阵脚。病毒的发展和变异考验着专家的能力，这是专业对口的事。但从去年疫情开始，病毒的社会效应又检验着文人的良知，仿佛新冠病毒不仅是肺炎，还是有关心脏的良心症状。好像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不仅在于聂荣臻杨成武的指挥部署，还取决于《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写得是否精彩似的。 在忍不住喊疼成为奢侈品的地方，文人的发声真成了检测疫情的一项指标了。于是，武汉封城期间的《方方日记》就成了医学观察之外的疫情社会学记录。疫情封城不单纯是个医学问题，不仅仅有病毒传播线路的记录，也得有社会情绪的起伏曲线的记载。有关部门对前者倒是有科学态度，但对后者却很艺术：忍着点儿！喊疼不怕丢人呀？在对前者找不到特效药时，对后者却下狼虎药。 所以，西安这波疫情时，网民弄不清楚患者被隔离后怎么治疗的，却想看明白封城中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与方方有同等地位的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就被期待着交作业，看他的“日记”怎么写。由于方方的表率作用，哪个地方若被封城，当地的作协主席反而成了大家期待和挤兑的目标，这也算是疫情的次生灾害吧？那么多人恨方方是有道理的。 其实，熟悉贾平凹的网友对他敢写“日记”不抱指望，只是起哄挤兑，把疫情封城写日记当做是检测省主席及市主席作协主席们“狗嘴里能否吐出象牙”的巴甫洛夫实验而已。西安作家张开嘴，看谁能吐出象牙来。 贾平凹写过“日记”，三十年前的《废都》就记载了“庄之蝶”睡文学女青年唐婉儿、保姆柳月的“日记”。曾经沧海难为水，挤兑贾老师再写“日记”，有点儿强人所难了。面对西安当地的疫情这么鲜活的题材，网友们都劝贾主席“来一口呗”，贾主席搔头弄姿：怕上头！ 作家有创作自由，现在居然被个“日记”难为得里外不是人，这叫什么事啊！ 这事怨不得网民，因为我们的教育把作家地位捧得太高。苏俄的十月革命是列宁操作成功的，为了强调革命的必然性，就把文学家高尔基推为预言者，一篇《海燕》就成了革命必然性的预言，“海燕狂飞蛇过道，暴雨不久就来到”。作家本来就是个写字人，以笔谋生的手工业者，在左翼谱系里却被委以重任，被当做大变革、大灾变的前兆圈养起来了。职责重，压力就大，过去每次运动都先从作家开刀，好像是地震前先把有预警能力的动物干掉，防止“老鼠上树”“蛤蟆乱叫”的报警。被捧成巫师了，既享受巫师的供奉，也得接受“猎巫”的风险。只有社会主义阵营里作家能一篇小说撼天下，一篇“日记”惊社稷，作家命运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是有特定因缘的。 作家因为这项莫须有的功能被重视，也因此被迫害。其实，作家没有特异功能，顶多“春江水暖鸭先知”，先知能力与鸭相当而已。 西方国家就有点马大哈，不把作家供着，也不把作家踩着，连个作家协会都是纯民办的，像个互助组，照顾活不下去的作家，名作家都不屑于入会。 社会市场转型以来，作家的待遇和风险同时降低了，但官方对作家的“巫术”功能一直残留习惯性警惕，生怕“利用小说反啥啥”，读者也保留了对作家的习惯性期待，希望他们一文风行觉天下，为苍生请命。读者不知道，现在圈养的作家都是从东家手里拿项目，作品已沦为中标得奖的标书，为民请命是传说，向领导“请命令”接任务倒是常有的事儿。现在作家这个行当既不值得警惕也用不着期待了，是跟修鞋修伞的差不多的手艺人了，大部分作家除了手艺差之外还别的毛病多。 贾平凹这次张嘴说了几句八面玲珑的客套话，不配合巴甫洛夫试验。没承想西安市作协主席吴克敬一不留神吐出颗虎牙来，他骂封城期间那个要卫生巾的女人“矫情，小姐做派”，尽管该女子已经敲锣道歉，谴责自己没忍住大姨妈，但吴作家仍然不放过她，以大姨父的威严谆谆教诲：流血事小，失节事大。好像他天天在行经分洪似的，虎牙碎了一地。据说这货曾经中标得过“鲁迅文学奖”，鲁迅可被黑惨喽。 西安前媒体人江雪写了篇《长安十日》，让读者感到了封城期间众生的温度与女性作者的温情。武汉的方方和西安的江雪都是女性，好像新冠病毒不适合让阳性男作家来写，女性更能促使社会病毒转阴吧。 所以，贾平凹不回应挤兑，怕一张嘴把事儿说成了“阳性”，坚决不写封城“日记”让网民做巴甫洛夫式吐象牙试验。显示了省作协主席级作家的定力。 三流作家吴克敬就不成熟，一开口骂女人要卫生巾矫情，就全身呈病毒阳性症状，被网民铺天盖地甩来的卫生巾，活活塑成了一个“巾国英雄”造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千千壑）
一年前的3月24日，我一收到方方老师的稿件就开始紧张地排版，模版是头天就做好的，只要把文章放进去，我有些紧张，因为这是最后一篇，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着。终于发出去的那一刻，我长舒了口气，终于完结了。 我在之后的编辑手记里写道：“多年以后，当我们回答2020，我会想起在一个个空间里穿梭跳跃而发出的这份记录，至于这份记录将会折射出什么样的历史印刻，唯有奔流向前的时间之水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回答。” 不久前，我在另一篇文章的前言里也写过：“我们把时间的尺度伸长，10年，20年，50年，百年后，历史、时间会怎样评判2020年所发生的一切？一定会如我们今天认为的这样吗？那么多人那么决然地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到了将来还一定是真理吗？现在的我们无法回答2020，我们也不需要答案。我们要做的是给时间以时间，给所有的不理解以理解。然后放下，向前，全身心地去感受生活，感受世界，同时去思考，去质疑。“ 一年，在历史的长河里，还只是一个浅浅的刻印，一年的时间还不足以遗忘，但也不足以反思，不过有些事情可以说一下，算是有始有终。方方老师在日记里提到所有日记的稿费她都会捐献给在疫情中牺牲的医护人员遗属。她做到了，武汉日记外文版的一百二十万（人民币）稿费，她在一个基金会的帮助下，都捐了出去。 这是方方老师最新的文字，关于捐款，关于她现在的写作： 关于《武汉日记》稿酬捐赠的事，我并不想说什么。这是件小事，至少对于我来说，这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没有必要大声张扬。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说，尽管有人在网上嘶喊着你同情老百姓为什么不把稿费捐了？这也就是地瓜熊一类的网络流氓能喊得出的话，好像我捐钱还得通知他们似的。二湘在武汉日记结束一周年时，觉得应该给大家吱一声，便说了出来。说出来就说出来了，我也无所谓。所以我在转发一位网友文章时，写了下面的那些话： 去年十月就捐了。不是全部，是百分之九十左右吧？之后还有零星稿酬汇来，亦有一些尚未汇到的。因为后面太少，准备汇得差不多时再捐给需要的人。 感谢捐赠过程中那些帮助我的朋友们。看看，我都不方便提他们的名字，担心他们被骂。网络流氓多而狠，他们以“扒”的手段，“扒”你及你所有的亲朋，几乎可以威胁到每一个人。流氓抱团，邪可压正。 其实，我从来不介意民间对我的叫骂，因为民间支持我的人更多。他们也会驳斥和回骂对方，甚至也可以像对方一样去“围点打援”（这个是极左势力公开提出的策略和口号，亦可见这股势力多么强大。）。遗憾的是，权力介入了。权力删除和压制支持我的民间声音，而特别庇护以及公开支持对我实施造谣构陷的极左势力和网络流氓，有的握权者甚至参与对我的诋毁。本可相互一争的平衡被打破，网上留下无数辱骂我的声音。 所以，我介意的是权力之手的操纵。网络上看似无尽头的对我叫骂以及对支持我的朋友们的围剿，说起来还是权力在动作。是权力在清除理智的声音。是权力在对我这一类坚守常识的人实施打压。而我，或我等，所剩的，只有无奈。 是的。现在，我无奈，也无语。我把一切交由时间解决。 时光流逝，会有人醒悟吗？ 一年了。 上面这些，是我在朋友圈的留言。当时是躺在床上信手写的。现在摘录时，删减了几个字，又增加了几个字，以便表达更准确。 前阵子，腰不好，以躺为主，只能看书，也看了不少网络小说。现在，略有缓解，准备继续我的写作。不给发表不准出版，也无所谓。多大个事呢？还能让人活不下去？ 写作这件事，简直像修行，不做还真忍不住。所以，我照样会出门采风，照样会去翻看和查阅资料，照样写我想写的东西，照样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写。附带着，照样工作，照样关注和帮助我们的扶贫村庄，照样和朋友们隔三岔五去吃鱼。 生活一切如前，笑看极左势力和网络流氓在网上骂我，偶尔与友人们评价他们叫骂的水平是有所退步还是疯狂退步，所用语言是有点肮脏还是无比肮脏。当然，还可像今天这样，送几行文字给他们割韭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二湘的九维空间，文章现已被删除）
习近平9月8号在北京主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表彰大会。他以把大金链子挂在他的抗疫英雄脖颈上的姿态告诉世界，中国胜利了! 胜利得有点杀气腾腾，在长达近万字的讲话中，习近平不断提到“斗争”、“不断夺取具有新历史特点的斗争胜利”，而吹哨人李文亮的名字一次都没有提到。所有调查疫情真相的与英雄无关。公民记者至今生死不明。 这场爆发自中国武汉的疫情还没有在全球停住，而中国早已没有了“本土病例”，也许是大庆功的时候？表彰大会隆重，豪华，当大金链子挂在英雄们的脖颈上的时候， 舆论似乎并不怎么兴奋，英雄们的口碑似乎一般，他们被视为体现了官方的标准，这不能全怪他们。社交网络的评论显示，许多人透过隆重的庆功会，想到许多更有可能被视为英雄但已经消失或者被失踪或者被遗忘的人。 社交媒体谈论最多的是早已被病毒夺走生命的吹哨人李文亮，他的名字似乎已和这场华丽的庆功会无关，但是，百万人在他的微博下致意。在这个表彰英雄的时刻，许多人想起了他。他在去年12月底就告知朋友圈武汉出现了一种类似萨斯的病毒，然后他被派出所叫去“训诫”，随后央视把他作为寻衅滋事的八位坏典型向全国报道。武汉疫情最终捂不住，事实证明李文亮是对的，然而，他已遭病毒侵袭，他死的那个晚上，全中国呼喊言论自由的声音临时冲破了审查官的防火墙，网络自由了几个小时，李文亮以其生命，让许多中国人觉得了解真相比什么都重要。 另一位网上提到很多的是上海医生张文宏，不少人为他没有上榜遗憾。比起预言家，中医大师，张文宏被视为是一位严肃的专家，自得到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院士放出新冠病毒不一定来源于中国的信息后，一场甩锅大战开始了。张文宏实事求是，他说武汉是中国第一个出现这种新传染病的城市，如果是从国外传播到中国，应该是几个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陆续出现发病情况。 病毒来源的问题当时非常敏感，但张文宏很明确地表示，首先，应调查病毒首次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哪个地方最先出现；其次，需要找到它在进化树所处的位置，后面基因的进化树基于之前的基础发展而来的。 国产疫苗还是进口疫苗好，张文宏回答：“关于一个国产的汽车还是进口的汽车，你们都能够鉴别，为什么一到疫苗你就不能给鉴别？你如果认为国产的疫苗差，你实际上拷问的不是我，你拷问的是中国的药品监督局。所以你等于在问我一个问题，中国的药品监督局靠得住还是靠不住。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人陈薇是习近平授勋的几位英雄之一，她被认为最早开发出了疫苗，但关于这一疫苗的有效性外界无从知道。网络上有一篇文章流传很广，把张文宏9月6日在中国医师协会上的发言与陈薇7日接受新华社采访的观点做了对比。 张文宏说，要想彻底消灭病毒，需要保护力永久的成功疫苗，但这种疫苗目前还没有诞生，但陈薇则表示，她的疫苗，重组新冠疫苗对已经发生变异的新冠病毒，能够完全覆盖。两人的说话方式和态度很不一样。 但是，习近平亲自主持的这场庆功表彰大会，以及在这次大会前几日官媒对武汉这座战胜疫情的“英雄城市”连篇累牍的宣传还是引起了不少人怀疑，总觉得官方要掩盖什么，总觉得有意识地要忘掉什么，总觉得有重大的隐情。法新社的报道就说，中国官方正在试图改写武汉疫情的叙事。 从不少网友的表述看，武汉这座新冠疫情首先爆发的城市，最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李文亮他们这些吹哨人，人们通过李文亮艾芬他们，知道了官方掩盖疫情的卑鄙做法。武汉最初发现疫情的时候，如同最初大山中发现的火苗，官方若能迅速动员灭火，会演变成一场蔓延世界的大灾难吗？距离武汉封城剩下不几天了，还在隐瞒真相，开万家宴，让演员带病上场歌舞升平，一些北京来的所谓的专家还在信誓旦旦地说着”可控可防，人不传人“，直到1月20号，才遥遥地从远方传来一句习近平要抗疫的话。三天后，武汉封城，武汉人的悲情，就该忘记吗？一位网友说，不能不忘，如果全记住，上面怎么庆功，怎么表彰，责任怎么清算？ 就连一部广为人知、真实记载武汉封城日日夜夜的‘方方日记’，也在当局、官媒、爱国自媒体大合唱的甩锅洪流下，突然遭到围攻，就是害怕人们记住一些真实的细节。 许多网民不断地提到一个人，这个人不会在官方的英雄谱上出现，但他被许多人视为是一个勇敢的正义者。大年三十，武汉已经封城，他从北京乘坐最后一辆高铁进入武汉。那时候，他难道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命运吗？最可能就是感染病毒，但他不怕，他本是律师，但他在做一名公民记者，他来了解武汉疫情真相，他觉得最重要的是把真相告诉人们。知道了真相，一切才有救。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的境遇越来越坏，但他不肯后退，这个人就是陈秋实。 陈秋实不顾危险进入医院，进入社区，去新建的临时医院考察，去找知情人询问细节，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消失至今，了无音信。有人说，秋实的消失，就是中国当局至今还在封锁有关武汉疫情真实信息的铁证。 还有一位武汉市民方斌，他也如同秋实一样，做着公民记者的事业，冒着危险调查疫情，深入医院了解死亡的真实数字，他越了解，越对当局隐瞒真相，导致他的同胞陷入空前的灾难愤怒不已，他在视频上向外界不断地报告他的见证，直接表达他的愤怒，他也被消失了，至今了无音信。 没有消失的是五月份在武汉通过社交平台直播疫情时突然失联的公民记者张展女士。9月2日自由亚洲报道说，她目前身体健康极差，被关押在上海一座看守所，张展绝食抗议，却遭到强制灌食。 武汉在清明节前十几天向死难者亲属开放领取骨灰盒，财新等媒体从每天排长队领取骨灰盒的人数，以及每日向多家殡仪馆运送骨灰盒的数量等细节发现非常重大的问题。随后，许多见证视频、照片、见证人的信息流出，之前秋实、方斌们的怀疑变成现实，官方公开报出的死于疫情的数字不真实。破天荒第一次，当局很快修改了武汉死亡数字，乘之以2。但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吗？ 在习近平举行庆功表彰会几天后，许多人还在问，陈秋实呢？方斌呢？为什么要封住他们的嘴？为什么要关押张展？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到李文亮遗存的微博上哭诉？ 武汉疫情的秘密远远没有解开!
把悲情变成豪情，把痛苦化作喜悦，把武汉描绘成遭新冠病毒侵害的一座英雄城市，同时继续对新冠疫情的来源布设疑阵，法新社就此评论，中国政府希望在国际不信任的大背景中掌握主动，改变武汉疫情叙事。一位武汉作家则说，“这个中元节，隔着屏幕，都能感到武汉的悲伤。” 法新社报道中国正在发动一场公关，通过官媒赞颂武汉浴火重生，在美国抗疫遭遇困境之际赞颂中国政府成功地控制住疫情。 例如新华网微博这样说：“武汉140万学生复课，美国人惊呆了。在武汉，140万学生复课震撼外媒，多家媒体认为，今天的武汉展现出整个中国已经回归到常态，美媒直言需要向中国借鉴成功经验。” 上周学生复课成为武汉庆祝活动的高峰，当局大张旗鼓庆祝，武汉接待了十几位跨国集团老总，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林松田(音译)向诸位称：“全世界今天没有多少地方人们不戴口罩，并且能够集会，这证明武汉战胜了病毒，一切正常运转。” 三天访问武汉的计划星期六结束，除了邀请跨国集团，还邀请了外媒记者。当局引领贵宾们参观了一个被认为是消毒模范的食品市场，还观看了小学生演出的传统剧目，并登上江中游艇欣赏对岸灯光辉映象征再生的武汉。 不过，法新社分析说，这一改写故事完全忽略不计武汉一座动物市场被怀疑曾经是新冠疫情的来源这件事。甚至中国外长王毅欧洲巡访时，8月28日还在挪威暗示新冠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中央社报道武汉小学教师阿坤重回课堂教课了，学生的表现都很兴奋。这位教师回顾疫情时对记者说，中国是个太过强调“正能量”的社会，疫情下的许多负面消息都被压制，但一个社会“除了‘高大上’、真善美的视角之外，也很需要这种私人记忆”。 他这里所指的私人记忆是引起争议的‘方方日记’。 武汉人难忘悲伤 官媒一面倒，把武汉塑造成英雄城市，出版了记录“英雄事迹”的‘武汉抗疫日记’。微博广泛传播的一段赞美视频这样说：“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们迎难而上，攻克时艰，这本‘武汉抗疫日记’由29位战疫经历者的微博整理，集中记录了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真心英雄在疫情期间的点点滴滴，这是我们抗疫历程中值得纪念珍藏的难忘记忆。这不只是武汉人的战‘疫’之路，也是14亿中国人坚强走过的战‘疫’之路”。 这种宣传过于喜悦，过于煽情，有意忽略人们经受的痛苦反而激起网民的不满。下面跟着许多这样的议论： 好了伤疤忘了疼，是自欺欺人! 厌恶歌颂，要有教训! 生生的把悲歌写成了赞歌，死去的冤魂可还有人记得？ 弱弱问问，百步亭万人宴，带病演出庆开会，窗台敲盆，日记，这些内容，有么？ 这句话中的日记应指的是‘方方日记’，‘方方日记’真实记录了武汉封城时期人们的水深火热，后来这部书在国外要出版的消息传出后，作家本人曾遭到围攻。 方方则写到：“在媒体上看到的内容，仿佛武汉人过了一个比以往更加盛大的节日，而不是一场灾难。可能实际上，无数武汉人的内心压抑。那些对武汉人说‘人不传人，可控可防’的专家们无一人向武汉人道歉，更不见他们忏悔。官方和媒体无一有反思，更无人提追责。不幸而死的人们可怜，活着的我们可悲。”9月2日是纪念死者的中元节，她说，在这个时候，“隔着屏幕，都能感到武汉的悲伤。” 还有人写到：日记只会纪念英雄，受害者只是个数字，我更愿意看生活在武汉疫情中的普通民众和医护人员写的日记，毕竟，他们跟我们一样，很普通很真实，我更愿意看到初期人们的彷徨和不安，这样的心情记录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我绝对不会看抗疫表彰大会，因为这是悲剧，绝不能再把欢庆建立在倒下的人悲伤之上。 官方的宣传引起怀疑，一位网民问：官方出的就非常可信？之前“可防可控、人不传人”是哪个官方说的？李文亮医生的“造谣”是哪个官方处理的？ 网民这句话其实信息量很大，“可防可控，人不传人”是当初武汉疫情已经开始失控，已经发生人传人时官方的统一口径，李文亮医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是当初少有的几个“吹哨人”之一，却被警方叫去“训诫”，他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书记蔡莉甚至准备要开除他。李文亮不幸逝世后，曾引发短暂的言论松动。 北京为什么要改写历史 法新社引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这样做证明其意识到新冠病毒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当局在“相对恢复”的情形下想把这件事说得对自己更有利。 外部世界对北京在处理疫情的方式，尤其武汉疫情最初爆发时试图隐瞒真相的做法有许多批评。当然，加之中国政府背弃一国两制承诺加紧控制香港，以及在国际上的战狼姿态，外界对中国的批评越来越多。 欧亚集团凯尔西.布罗德里克分析，北京要的叙事是：我们控制住了疫情，我们现在帮助你们控制疫情，北京还希望，中国将是第一个制造出有效的疫苗的国家。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消除有关武汉一座海鲜市场引爆全球危机的想法的手段。 武汉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出现确诊记录，大街小巷人流涌动，武汉恢复了昔日繁忙的景象。不过，不少人担心冬天会出现第二波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