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西安、上海封城祭

上海一个富裕的国际大都市，车水马龙，人们来去匆匆，为生意，为职业，为梦想，但3月末的一天，遥远的中南海因奥密克戎病毒对它按下了暂停键。忙碌的人们停下了脚步，警察、军人和政府接管了这座城市。上海顿时了无生机，人们被囚禁在家里。2500万居民一夜间成了孤独、饥饿的幽灵。

4月15日，另一座悲情城市西安再一次被中南海按下了暂停键，16日起将再次实施封城，市民足不出户。

去年12月23日，西安曾因2053例确诊病例而封城，直至今年1月24日才解封。西安封城的严酷程度远超过武汉，造成无数次生灾害、难以计量的人道灾难。今天，西安因43例本土阳性感染奥米克戎，而重复昨天的悲剧。

从2020年武汉到2021年西安再到2022年上海，这三个中国大都市都接连遭遇封城劫难。远在海南躲避奥密克戎的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一句话金口玉言，封城清零，已变成“政治运动”，举国体制下基层官员为最高指示展开管控比赛，只可怜三个城市近5千万市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痛不欲生。

武汉作家方方在疫情日记中写道：许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没有机会住进医院，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有些人连确诊都没有，就匆匆离世。“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

武汉匿名作者“风中葫芦”在封城日记中写道，“如果不能树立起个人就是目的的理念，个人就只能是一部机器中的零件，民众就成为了蚁群蜂群。蚁群中不存在个体的价值，所有的个体都为维护蚁族的存在和发展为目的，为了蚁族的整体利益，任何个体都会随时被牺牲。所以充分尊重并维护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的健康是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的强大富庶是这个国家每个公民富裕幸福的体现和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面对强暴，有人恐惧，有人欢呼雀跃，最终也有人抗争，但在抗争中获胜的人也要将强暴加诸于他人。于是最终我们回到原点，信仰。是的，信仰是人类精神的原点。信仰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观，信仰的目光超越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西安记者江雪在她的《长安十日》中写道：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著殴打。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里，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近日，上海不断流传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文字，如“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上海逝者”和“春天对你如此厚爱”等等。

“上海逝者”在开头写道：“一整天都在下雨，就像这个城市在哭泣……” 3月23日，东方医院护士周盛妮在家中哮喘发作，用药后无法缓解。19时，家属驾车送其就诊，被医院拒收。她所工作的东方医院公告说：我院南院急诊部因疫情防控需要，正暂时关闭，进行环境采样和消毒，家属遂将病人送到仁济医院东院救治。23时许，周盛妮去世。

署名“摩耶夫人”的作者在“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一文中写道：现在的上海人，每天晚上清点完冰箱忧心忡忡地睡下，每天早上抢完菜后忐忑不安点开上海发布的数据，接着开启一天的核算、抗原、团购、骂娘，以及求助，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今天的心情实在沉重，我们热爱的、为之自豪、如此闪耀的城市，为何变得这般黯淡无光？我们付出的忍耐和血泪究竟是不是错付了？这所城市里还有没有像徐汇区志愿者老伯一样敢于据理力争的人？还有没有官员在倾听人民的心声？我们期盼的明天，还要熬多少个14天后才能到来？代价要付出多少，才能换一个求实的人民至上？！

电影导演胡雪杨在“春天对你如此厚爱”的文章中写道：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所共知: 上海这近两月的隔离封城停摆实验告诉大家，奥密克戎死亡率零，重症率13万分之一，目前，无症与轻症占比达99.999%。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一场要干什么的实验? 两千六百八十万上海人民在这场魔幻荒谬怪诞悲愤痛苦令人发指的灾难实验中究竟在充当什么角色? 为何要让他们成百上千上万千万地整天做核酸，逼着人们交叉感染? 为何要把次生灾害放大到无以复加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地步? 为何要把上海及全国医务工作者们搞得疲惫不堪狼狈不堪，现场屡屡晕倒竟然由病人反手救护? 为何要把小到居委片警大到党政领导和人民尖锐对立水火不容? 为何一点也不尊重基本人文常识基础科普知识和常规理念普通方法论?为何没文化到这个地步? 

这就是⼀场服从强权的实验，就是一场变异的病毒文化大革命。它从武汉蔓延到西安再扩散到上海。

如果中国政府不屏蔽李文亮医生的吹哨声，不刻意掩盖疫情信息，这场瘟疫绝不至于如此惨烈。极权制度是新冠病毒这朵恶之花生长的肥沃土壤。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隐瞒疫情呢？或许是极权制度使然，或许还有更深的隐忧。人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独裁国家面对灾难都如出一辙，那就是竭尽全力掩盖事实。人民的生命在独裁者眼里总是最卑微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国之大者–政权的安危。

独裁与荒谬是一对孪生兄弟。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严酷的封城竟然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安置预案，没有制约的权力与肆无忌惮的病毒在武汉、西安和上海三地共同演奏了疯狂奏鸣曲。

武汉、西安和上海成了三座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栋楼和社区都画地为牢。残酷的封城让长期沉浸在岁月静好中的人们看到了强权的狰狞，自己无助、无奈、无能、无力和无望，看到芸芸众生的哀哭和挣扎，看到了生命的脆弱。

今天，武汉解封已经过去了二年多，劫后余生的武汉人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那封城的悲痛记忆还停留在人们的心里，那逝去的冤魂也未远离这座城市。至今武汉人也不知道新冠病毒来自何方，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那制造武汉封城惨祸的当权者已经变成了英明的“救世主”，那要求查明疫情真相的许章润教授被嫖娼，报导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和怒斥“救世主”沐猴而冠的任志强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伟大与丑陋，正义与邪恶交织在疫情之中。

2020年3月23日，风中葫芦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我看见很多人正涌上大街，男的穿著严整，女的花花绿绿，他们没有重量，仿佛随风而至，他们在等待，在倾听，而声音好像过于遥远，于是他们听的更加认真……，他们是未来者还是早已逝去的魂灵？”

3月24日，封城第62天。作家方方写下她武汉疫情日记的最后一篇。她写道：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如果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2022年1月3日，西安江雪在她的长安十日一文的结尾处写道：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著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我也想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

上海人苦难还在继续，西安人又重新回到了苦难之中，武汉也岌岌可危。472年前，法国思想家拉·波埃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城镇、那么多民族，有时候竟能够忍受一个独夫暴君的为所欲为？”暴君并无三头六臂，甚至许多方面还不如普通人，但为什么人们对其俯首贴耳、忍气吞声，任其为非作歹、欺压盘剥？拉·波埃西指出，正是民众的沉默纵容“喂饱”了暴君，使其“不断强大，愈发有力来摧残和毁灭一切”。但只要民众觉醒了，不再惟命是从，暴君的统治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没有自由的生存环境，导致了人们对被奴役状态的逆来顺受或习以为常，因此，习惯是导致人们“被欺骗”、自愿为奴的重要原因。相反，享受了自由所带来的尊严和美好生活的人们，是不会心甘情愿沦为奴隶的。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愿意再次回到毛泽东黑暗时代吗？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