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关于海外版

这个话题,我在四月中旬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过一些,但是那个采访很快被删。读到的人虽然不少,毕竟篇幅有限,我回覆记者的内容,也没那么详细。所以,我在此将继续陈述。

海外出版我的日记,居然会变成一个群体声讨的事件,这让我深感意外。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早已屡见不鲜。国家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一直鼓励大家将作品拿到海外出版,不少出版社甚至因为承担了相关项目,还能获得些许补贴。所以,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书,会涉及到所谓“卖国”。

针对这次海外出版《武汉日记》,我被骂是“卖国贼”,是“汉奸”,是为了出名或是为了赚钱而“出卖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是“递刀子”,是给西方人起诉中国提供了“证据”。还有说,我就是为美方“约稿”而写,否则不可能以“光速”的速度出版。又有说出版这本日记的出版社与中情局有如何如何之关系,诸如之类。指责和叫骂声,一时间有如海啸。

我听到自己被如此指责时,最初的奇怪感,就像我先前听说有几千万人等着看我日记的奇怪感是一样的,完全不明白为何如此,而且从直觉判断这样的事来得不正常。连续好多天,看到那些慷慨陈词的公众号以及各种口号、视频,叫骂等等,我就好像在看一部多维的连续剧,而且还是幻想类。

而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

在我纪录疫情大约到二月中旬时,已经引起一些出版人的注意。于是不时有人来问是否可以出版。我当时心情不好,也没有出书的想法,所以基本上都回绝了。最早问我的是译林出版社,因为我的新长篇《是无等等》将在该社出版。所以我说,如果届时考虑出版的话,我肯定给你。其实也没别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最早提出的。

而翻译我日记的白睿文先生,当时正在翻译我的一部小说。他是着名的汉学家,曾经翻译过王安忆、余华、叶兆言等作家的作品。他有微博,我们也互相有关注。我估计他是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疫情纪录,所以有一天,他通过微信给我留言,提出能不能先翻译这个纪录。回翻日期,我查到他征求我意见时是2月17日。我因无意出书,所以当时也没有同意,白睿文先生也表示理解。这些微信纪录我曾给财经记者验证过。

及至2月下旬,前来询问的出版社更多,也有国外出版人在询问。此时武汉的疫情已得到极大缓解,我的心情也随之改变。我在同意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也回覆了白睿文先生。由于这是在国内各大新媒体上发表过的文字,对于结集出版,我觉得很自然,何况国内的出版社也在做出版的准备。白睿文先生于是开始联系出版社和代理人。白先生自己在大学教书,精力有限,最后确定把这事交给代理人。我亦图省事,三月初,便把除中文以外的全球版权,全都委托给了代理人。

而那时,我这边的纪录也并没有结束,白睿文先生在与代理人签了协议后,即开始翻译。也就是说,我这边每天写,他也每天翻译我前面所写的内容。因为不是文学作品,所用的几乎都是大白话,所以翻译起来也应该比较简单。代理人认为这样的书有时效性,出版得越快越好。所以,白睿文先生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

最让人难以想像的是,白先生在翻译我作品期间,美国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他自己亦受困在家,如我一样在经历封城。翻译过程中,他几乎有了与我完全相同的感受。

我的稿子到四月中旬才交出,当时的翻译也没有完成。书名为《武汉日记》,副标题是“武汉封城60天”。最初我提交的书名是《武汉封城日记》,副标题是日期,从某天到某天。但翻译和出版社编辑商量觉得这个标题太长了,促销起来不上口,建议改短一点,而读起来最顺的是《武汉日记》。他们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了。

比较意外的是,武汉解封那天,国外开始预售。这个时间点的重合,纯粹偶然。而预售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我不曾有过的经验,因为国内基本没有预售这一环节。所以,对突如其来的“阴谋论”和“美国约稿”一说,我自己也有些懵。心想,是谁约稿,我第一天就写得清清楚楚,这些人看都不看一眼,怎么可以这样胡扯?

英文版封面的设计以及副标题的改变,我当时并不知道,翻译也没有留意到小字。而德国方面,从封面到简介,事先都没与我们沟通。预售宣传出来后,翻译发现了问题,立即与代理人交涉,并且从此定下规则:封面和简介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其实很快两个封面以及德国版的简介都进行了修正。这样的事,出错即改,改了就好。就我所知,几位翻译我日记的汉学家,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学者。

正式出版时间,美国方面的原先预定是八月,其他国家有些是定在六月,这个时间还都在调整。其实,用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安排出版,以国内出版社来看,完全能做出来。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排版和印刷技术非常之高,只要觉得某一本书需要抢时间,一两个月出本书几无难度,有的几天就能出版。

至于版税,当时无论在与国内或是国外谈版税时,我都与对方说好,我的所有版税都会捐出来。而且考虑到版税数额不会很大,我的大体设想是定向捐赠给去世的医护人员遗属,我希望失去亲人的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能好一点。翻译和代理人都表示,他们也想捐一些,希望自己能为武汉人民做点什么。这些亦都有当时的微信纪录。捐款一事,我的几个同事也都清楚,因为我跟他们说过,要请他们届时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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