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领衔国企改革时曾经公开放言，中国改革正在步入一个地雷阵，而他将义无反顾、抬棺前行。且不论他的激进改革在身后留下多少非议，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时庞大顽固、积重难返的旧体制是多么难以撼动。 而今，特别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会”结束后以“改革”名义出台的一连串“砸锅卖铁”政策，正在将中共推入了一个远比地雷阵更为恐怖的“灰犀牛阵”。其中，最新的一头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延迟国民（职工）退休年龄的决定。 “改革”闯关的历史重复？ 虽然修改退休年龄的法律动议，一个有关所有劳动者的根本制度，酝酿了十几年，但是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通过后仅寥寥数月，北京的全国人大就如此举重若轻地快速通过这个极富争议性的法律修订案，不能不令中国公众为之哗然和愕然。 他们哗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损失和对未来预期的进一步幻灭。在当下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大衰退、无论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的失业率都高企不下，可见的企业破产浪潮已经到来，整个劳动群体对未来都陷入极不确定的预期之中，这本来是中国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央行前行长易纲近日在上海公开警告中国陷入严重通缩陷阱的根源。 这也是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辞(Jens Eskelund)发表的忧虑所在。他在评价欧洲商会最近出台的一个报告时说，中国消费者极不愿意消费，而他们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经济的复兴计划。而新近出台政策却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所指，在明显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国政府不仅没有伸出反危机的帮助之手，反而其财税政策正在变成一只“掠夺之手”。 而且，相比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各种“砸锅卖铁”的掠夺，无论紧缩财政还是疯狂罚没，或者纪委系统总动员，对上至退休部长级官员下至各级地方官员开展党内官员巨额财产清查，等等，都没有什么能够与劳动领域的根本性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相提并论。 公众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们为砸锅卖铁竟然如此愚勇颟顸、一意孤行，无异于与劳动阶级进行一场梭哈式的政治赌博。 毕竟，对尚存改革记忆的老辈人来说，类似重大的体制改革如此轻易地快速通过，让人想起的先例并非朱镕基时代“抬棺闯地雷阵”的勇气，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赵紫阳主政推动的“价格闯关”的危险。赵试图以激进的市场导向改革结束“价格双轨制”，但引发了高通胀，也引发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和公众同情，最后导致赵紫阳的落马和整个共产阵营的崩溃。后者算是这场真正的自由主义改革的未期然却在更大范围扩散的历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迟退休改革，在酝酿十几年后，是社保基金面临未来几年即将出现支出危机的背景下不顾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读需要，在“三中全会”结束后匆匆二读即生效通过，整个过程没有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征求意见，基本属于利用委员长特别权力强行通过的法律修订。与同时间在广州秘密二审宣判黄雪琴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后者只是一桩针对煽动颠覆的司法审判，却违反了基本的审判公开的法治原则，而延迟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开审议，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过程的法律修订。 所以，外界可以从中窥见，中国统治集团内部为砸锅卖铁到了何种焦虑程度以致于不顾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们或许参照了同期公示征求意见然后招致全民反对的“上网身份认证”的前车，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自信，以为在过去十几年对公民社会的清剿、对党内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证全过程不受干扰地实现“砸锅卖铁”的最高意志。 仅此而论，足见中国统治精英，从领导集团到技术官僚，都深谙其中利害，却完全站在劳工阶级的对立面，机会主义地利用反颜色革命的镇压成果，强行闯关、通过这条如果在法国或者其他富有劳工运动的国家都将可能引发劳工阶级极大反弹、乃至举国抗议的法律。不能不说，这是貌似必赢却极其冒险的政治赌博，不顾潜在的巨大政治风险，后者意味着一个持久不息的革命导火索。 苦力主义和劳动宪法 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推迟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欧洲相关政策改革，作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项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国的劳动环境下，一个未经广泛讨论和审议的重大劳动政策的变更，在缺乏配套劳动和福利改革的条件下，不仅可能迅速上升为“国家违约”的政治冲突，而且从劳动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也是注定失败，可能引发中国劳动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崩塌，进而造成持久的国家失败。 简单地讲，原先成型于1970年代初的职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于当时的国民平均寿命（即61岁），在几十年后国民延寿至平均年龄78岁后，表面上似有调整必要。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结束后，传统意义的工人阶级在整体上已经不复存在，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和阶级意识全然消失，中国劳动领域只有没有阶级的庞大工人和受雇佣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引入的集体谈判机制流于形式，并不存在一个正常国家里的在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之间的政治谈判安排。任何劳动制度的改革都意味着是单向度的、强加的、违背工人和受雇佣者的阶级利益。 其次，工人阶级消失的无声无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2年开启的市场经济将19世纪以来的华工-苦力主义传统唤醒了，并且以奋斗-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权利观。中国劳动者以推迟享受、为未来回报而特别能忍受现期超时劳作的苦力主义激励，与国家暴力和资本暴力的双重暴力驱动和谐并进。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对中国广大苦力-劳动者来说，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开始美好生活、结束苦力劳动的解放象征。只有在双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国，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年龄线对劳动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义。当然，今天也有许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龄劳动者苦于60/55的限制，雇佣单位对他们的超龄雇佣显然违法，也断绝了他们的生机。这在园林行业、建筑行业也成为雇主们近年来的困扰，他们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劳动法，放宽退休年限。 这一对少数高龄体力劳动者来说像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延退共识，毋宁反映了中国劳动者缺乏足够社会福利和劳动权利保障的悲惨现实。对更多的劳动者来说，三年的退休延期却形同绝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记重锤。因为，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劳动市场上，充满了年龄歧视。在缺乏工会代言和阶级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数低学历的劳动者如同骡马一般被按齿序分类。其中，35岁意味着第一个失业门槛，简直就是高学历码农的噩梦。而越来越多总量接近两亿的“自由职业者”（其中大部分实为外卖骑手、按摩师、护工、卡车司机等新仆役阶级），一个更无劳动时间保障近年来因多发生高龄劳动猝死的劳动群体，新近被美团等公司限制招收45岁以上求职者，且被限制向高龄骑手派单。 也就是说，对总体上缺乏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且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劳务派遣工的中国劳动者来说，他们正在成为不稳定就业者，新流民阶级。对他们来说，从40到60都意味着严重的职场歧视和越来越少的就业机会，和越来越短的健康劳动寿命。（譬如当今中国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劳动寿命只有57岁。）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尽管可能只是为现在已经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帐户带来更多一点儿在北京官僚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边际损失，对无数困于劳动市场的边缘化而无法被福利领域解救的失业者、灵活就业者等等整个新流民阶级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灾难，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阶级结构的瓦解之后发生社会结构的瓦解。 事实上，疫情结束的两年来，中国各地激增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件，从吉林针对美国游客的屠杀，到苏州平江路惨案等等，几乎每天、每周都发生的类似惨案，行凶者的年龄越来越集中在5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群体。他们正在耗尽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再来看十几年前中青报等媒体大声呼吁的，退休年限是一个国家契约、不可轻易违约的评论，其中固然有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敏锐和迂腐，但若对照中国劳动市场现状，恐怕不难发现，相比中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无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后也是唯一神圣的劳动宪法。任何对这一劳动宪法的轻视和践踏，都可能颠覆整个国家的阶级-社会关系和政治基础。 如此来看，可能无需再行计算1970年代十几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个劳动者养活一个退休者的不可能供养模式，任何人都能从中国劳动者的苦力主义悲惨状况发现这场延迟退休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它将可能在未来触发一场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决策者们一以贯之的逃避态度所决定的。他们或许深知，他们正在踏入一个灰犀牛阵，以敲锣打鼓、砸锅卖铁的方式唤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们。但是，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度，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尚且被随意拿捏，谁又真正在乎那些从未进入视野的劳工大众呢？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 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 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 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 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 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200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 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有两万三千多人，这是确实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 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就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 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 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 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也要多得多呀。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大家也知道，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哪怕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总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 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六洋鬼子临近，如此多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 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的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 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 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 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 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 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其实中国朝廷镇 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 压异端完全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 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 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楞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 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 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 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 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 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 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莲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全无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 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 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 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 “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 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 联系到后来的某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影像
抽刀向小学生的仇恨是怎么来的？当然是社会环境孕育的。 社会上弥漫的戾气是怎么来的？当然是从小教育出来的。 视频里这位小女孩，因为弟弟喜欢奥特曼而情绪激动崩溃哭泣，揪着弟弟的衣领把他推倒在地，并大声斥责： 你为什么天天记奥特曼，不记中国发生的大事呢？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 小女孩声嘶力竭地向家人宣告：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没有之一！ 视频截图 还有被训练到“火眼金睛”的小学生，会把数学练习册封面里的大红圈当作是旭日旗的渗透。 视频截图 小学生认为，封面背景里隐约有一座山峰的虚影，显然是富士山的植入。 还有一位自称博士妈妈发布的视频，孩子为表达爱国，把家里的农夫山泉桶装水拿来作为挡门的废物，没事就要踢两下，因为它不爱国。 还有对祖国的怀有无限骄傲的小学生，为了让家人接受中国是最厉害的国家，指着爸爸鼻子命令道： 给我说5遍！中国最厉害！ 视频截图 还有某幼儿园，拿‘炸药包’给孩子们做游戏，荒诞中透出一丝毛骨悚然。 抱歉，我也知道把这些视频一次性放出来剂量太大，我每看一条都心疼，肺疼，肝疼…… 这几天，我们都见证了一个仇恨弥漫的社会将结出怎样的苦果。虽然很痛，但绝对很有必要切开烂疮给大家看看，看看我们的下一代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看看仇恨如何在孩子们的小小花园里生根发芽。 放出这些视频，绝不是要引导大家网暴这些孩子，恰恰相反，这些看起来戾气极重苦大仇深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可怜的仇恨教育受害者。 这些孩子没有被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没有被教育身为人的正常情感，是家长欠他们的，是教育系统欠他们的，是包括你和我在内每个人的错。 放任孩子被仇恨教育荼毒，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网络上看到的一些声音，让我感到害怕。 网络图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今日网络上的暴戾之气，不是一天两天突然出现的，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造成的。 在中国开设的日本人学校，既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讲清楚这些，并不困难。可是，这些年来，关于日本人学校的种种谣言，虽然荒诞不经，却能在网上“经久不衰”。 这很不正常！ 一些人总是在说些反人类、反社会的话，竟然还成了网红大V，拥有巨大的流量。 这很不正常！ 有些人也许会说，反正仇恨的是日本人。对说这种话的人，我很无语。 当暴风雨来临时，没有一片叶子可以幸免！如果放任这种戾气肆虐，伤害的是整个社会，伤害的是每一个人。去看看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仇外事件，被杀戮最惨的，受伤害最大的，恰恰是本国的普通民众。 在网上看到一封信，有人说是那个孩子的爸爸写的，回忆了孩子生前的点点滴滴：喜欢昆虫和爬行动物，喜欢画画，喜欢中国的食物，对语言有天赋，能流利地使用中文和日语，还迷上了篮球。 我是昨天晚上就看到了，信写的克制、理性，没有怨恨，只有爱和自责，看了只觉得心里堵的慌。今天想再找来读时，却没有找到。但信中有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不会憎恨中国，同样，我们也不会憎恨日本。”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继续为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作出微小的贡献，这既是对我最爱的儿子的赎罪，也是对犯人的报复。” 文字中的深情，以及对生命和爱的理解，无一不令人动容。 什么是文明？文明首先应该是对生命的尊重。 向无辜的孩子举起屠刀的人，是十恶不赦的。不管那个孩子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他都是无辜的。 这是最最最最……最基本的常识。可是，很荒谬也很可笑的是，居然还要一次次的在文章中写这些。 这是我这几年写作过程中最心灰意冷的时刻。我在文章中骂过一些人，也得罪过一些人，我不惧怕辱骂，也不忌惮压力。但是，面对这些，我只觉得浑身无力，脑袋一片空白。 网络图片 刚才又看到一则新闻，但我已经不想再去对这则新闻做任何解读了。 网络图片 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是理性的，更是善良的。丧尽天良的人渣，只是极少数。我担心的是，这极少数人渣造下的罪孽，却要所有人来承担后果。 我们中国人在见面时，总喜欢说一些吉利话，恭喜发财，财源广进之类的。但是，我现在不想说这些吉利话，我只想祝大家平安！期望我的读友们，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店
【一】 昨天试图谈一下深圳伤害事，先用《bao民的胜利》，审核不通过。再用《愚民的胜利》，审核不通过。再用《氓民的胜利》，通过了；但发出不到一小时，还是被删了。 内容温和平静，是话题不可提。 那也没什么。“说”，是我为这国、为这生活应尽的义务。义务已尽，结果在不在我的控制之内，已不再重要。主要是给自己一个交待。往庞大一点说，是告诉这个世界：为你，我努力过了，我没有白白吃饭仅为活着。 明知很多事不可说，但沉默终究意难平。 大道不行，但尽本分。 就像每次文后的备注： 说这些有用吗？没用。 还是要说吗？要说的。 【二】 说一些能说的吧。 在微信里，这几天，我发给了自己三条有关教育的信息。 原本可能只是一条朋友圈的事，但朋友圈被限制使用半个月，于是就集中起来了，干脆综合成一篇文。 一条是河北某高中，女生允许留高马尾，满场女生的欢呼。 一条是山西某高中，一男生晚上11点上了一个厕所，被处分，并自费复印手写的忏悔书上千份发给全年级，示众式惩诫。 一条是广西某小学，老师在校门口挨个翻学生的书包，将学生的零食搜出来扔了一地。 每一条都让人想骂娘。 我经常牵强附会，给一些事情强行赋予意义。但我不觉得这是不对的，或是离谱的。 它很靠谱。因为，有一个手法叫“象征”，有一个词叫“见微知著”，有一个句子叫“风起于青苹之末”。 世界常常是全息的，一个分子包含全部信息。所谓“一滴水里见大海，一粒沙里见世界”。 此处的象征意义就是： 整片土地，像一个精细之网，誓要将所有的灵动与自由禁锢锁死——尤其长江以北、江浙以西为甚。 从头部（发型），到胯部（大小便），到外部（书包），部部惊心，步步惊魂，全方面包裹得死死的，全面而完美。 【三】 中国学校对发型的苛刻，应该是全国性的。 但我一直都不明白它的意义在哪里。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开始的。跑操、举书过头顶大叫大嚷地读，我可以怪罪衡水中学。头发这个，真不知源头在哪里。 我努力找它的理由，估计是这样两个： 一、洗头更快，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学习。但： 1.要短到这样的程度吗？ 2.腾出的时间就一定会用在学习上吗？ 3.每个学生都是浪费时间的一把好手，区区洗头的时候算个啥？ 二、去掉比美之心，集中心思学习。与此同理的还有统一穿校服。但： 1.看着自己这么丑，不影响学习心思吗？ 2.都不沾沾自喜、顾影自怜、热爱自己了，不影响努力进取、向往明天的奋斗激情吗？ 3.剪成短发，仍有美丑之别，是不是应该戴个统一的面具啊？身材有高低、胸部有大小、腰肢有粗细，这些怎么解决？装进在统一大小的木匣子里？ ——所以，除了“驯化”和“脑袋一拍，主意出来”，根本没有严密调研、科学依据。 十多年前在四川做班主任。中间两年德育副校长不知道从哪儿学了先进经验，突然宣布全校执行“头发整治1号令”，男生必须寸头、女生必须齐耳短发。 我带的文科班六十多人，四十多个女生，我又一直信仰自由，既抗拒严重违背自己价值观的东西，又完全无法违背自己的底线去强迫学生，于是直接告诉学生“你的身体你作主，我鼓励你剪，但你全权决定”，而且我还有一个私心：明明长发飘飘的高中女孩这么青春活力，如果一夜之间全部变成刘胡兰……这是一个大型恐怖事件！ 而有的男生脑袋又小又尖如一粒瓜子，你让他剪成寸头……这是一个大型搞笑事件。 于是，常常的结果就是：每月一次的发型检查，全年级不合格人数四十，我班三十七。 有一次副校长亲自带队检查，把我班长叫出去，还温柔地给她台阶下“是不是班主任忘了提醒你们理发？”我那个蠢班长头不知道是不懂撒谎还是头太刚，回答：“班主任说头发是我们的人权，随便我们剪不剪……”也不管我的死活。 年级副主任很头痛：“你这人……”但到了高三，回旋镖精准命中他自己：他班上有几个北大苗子，每到理发大日子，就要么和他硬怼（其中一个是我班一学生的好朋友），要么就哭。一次班主任会议，他也吐槽了：“都高三了，我的北大希望生每月心情动荡几天……”——我望着他笑而不语。然后想：如果不是“伟大的北大苗子生**影响了学习状态**”这十五个字，恐怕他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痛苦感”。嗯，差生不配谈发型。 而河北这所高中，学校大恩大德允许她们留高马尾（明显就是仍不准披发、不准矮马尾），竟然如此欢呼雀跃……她们的欢呼暴露了多少严苛的背景？ 但是我特别佩服这些领导的幽默感，这种纯属“从此允许大家用嘴吃饭”的恩赐，竟然是在晚会现场上公布，果然处处是德育契机…… 【四】 说完头部说胯部。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仔细阅读这个“晚上11点后上厕所”的检讨书。 一、让班级蒙羞……这是集体管理的重要话术，PUA大杀器，把一个人往集体上一绑，立马动弹不得。我就不分析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了，只想谈一点：是怎样的班级，才会被一个学生的大小便羞辱？ 二、影响同学休息。这……难道他是变形金刚，走路地动山摇？或者大小便规模盛大，声如宏钟？ 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同学，知道衡水中学曾经有多少同学肠胃病和便秘吗？你身体健康，大小便通畅，才是对你整整一生真正的负责任啊。 这样的检讨书，不但让学生印一千份发给全校同学，还是要求学生自费：杀人诛心莫过于此。（让人很难不想起那个林姓北大女生在那个年代被枪毙后，工作人员去她家向她的父母索要了五分钱子弹费。一直以为是虚构，原来真的可能发生。古之人诚不欺我。） 这轰轰烈烈的架势，真让人怀疑这孩子是不是跑去了女厕所。 而这个男生，可能写检讨还没啥感觉（毕竟学生们已经习惯了），但在他听到“你自费印一千份发给全校同学”时，我绝不相信他是平静的。钱、一千个同学的一生笑柄……他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活动？这是一次公开处刑、游街示众，这是一场围观群众多达一千之众的校园霸凌！施暴者：人民教师！ 看到评论里有一条“我想知道这个检查放不放进他的档案，会不会影响后代考公”…… 今后他的孙子问爸爸：“爸，你为啥没考公？”爸爸愤愤不平地回答：“因为……你爷爷十五岁的时候拉了一泡屎！” 【五】 说完身体部位，说说身外之物。 我们的孩子，从头到脚，从身体到身外，都重重包围在教育他们的神圣场所之内，体无完肤。 这个广西小学拦住每一个到校的孩子，让他们交出书包，然后翻查里面的食物，理由是“不允许带垃圾食品，比如辣条”。辣条产家瑟瑟发抖。 但我分明看到地上有盒装饮料——这也是垃圾食品？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两位搜零食的老师，甚至各自准备了小板凳！而且每人两根小板凳！一根放屁股，不累；一根放书包，方便。这得多丰富的经历才能总结出的经验？你细品。 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尊重学生，尊重人格，尊重私产，尊重自由……四年师范本科的学习，不是用来搜小孩子的书包的！ 看着这两个女老师一脸严肃、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去搜一群又一群七八岁、十来岁孩子的小书包……如果是我女儿这样做老师，我揍死她！ 学校真是为了学生的健康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吗？就凭他们如此粗暴地防范和对待学生，这绝不可能！ 这个学校必有小卖部，甚至学生食堂！如果没有，我的名字倒着写！ 很简单：没有利益，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绝不会这样热情、执着！（你看，我都排除了个别真正关心学生的可敬同行，避免误伤。） 【六】 最好玩的也最恐怖的细节来了： 这三所学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简洁明了地用了两个字“属实”！ “属实！” 这两字背后是一种正气十足的理所当然。 我们的学校，我的部分同行，认为严厉处罚一个11点上厕所的学生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不允许学生发型自然自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聚众收缴学生的零食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认知，这样的正气十足，你如果试图让他们明白这是不对的，纯、属、做、梦。 【七】 我所在的学校，也是中国学校，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也有太多需要批评的地方。我贴近日的两个违纪通报，看看它是否还是有所不同： 一、通报：两个男生在寝室用拖鞋打乒乓。 二、通报：三个女生中午打羽毛球回宿舍楼超时，翻花园矮阳台进楼。 虽然是违纪通报，但是看得我哈哈大笑。他们还活着。他们还能觉得这种错是可以犯的，不会被指为十恶不赦。他们知道这样的错不会被要求写两千份检讨分发全校。 你还原一下两个男生面对面蹲在寝室地面、一人手握一只拖鞋的场景？ 你还原一下三个女生大白天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甩开大长腿跨越底楼阳台的场景？——其中一个女孩我认识，长得真好看，以及，最好成绩：高三年级第一名。 【八】 我们需要给太多的孩子说一声：“对不起，孩子。” 我想给所有的同行说一声：“做个人吧，同志。” 我想问上面的那些同行、以及所有同行一句话：你正在进行的“教育”，你愿不愿意、希不希望你的儿子、女儿面对？如果答案是“不”，（声色俱厉）你他妈为什么要施加到别人的儿女身上？？ ——以此短文，致敬这个老去关注屎尿屁的教育！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特正经的张某某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墙内的财新网用《63岁景俊海转岗全国人大 曾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标题来提醒读者“事出反常必有妖”。 与此同时，上海解放日报社的上观新闻网则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书记，新职明确》为标题，同样是意在提醒读者“此事非比寻常“。 我们都知道中共政权的全国党代会是五年一届，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党代会上换届也是五年一次。每届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拟定连任和新任中央委员名单时，即有所谓“三上四下”之说，即在召开全国党代会的当年满63岁的省部级正职可以进入新一届中委候选人名单，64岁就基本不被考虑了。 这就是为什么每到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为省级党代会上换届做准备的省委书记、省长大换班过程中，就要以六十三岁为年龄界限了。在某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总有一批未达65岁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被安排提前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无论他们当时是64岁还是63岁。比如1953年出生，与习近平同庚的前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前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以及本文下面会详细介绍的景俊海吉林省委书记的前辈王儒林等，均是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年中被安排“退居二线”的。 而以如上几位也是63岁就被退居二线的前省委书记们做例，就更能说明景俊海的63岁退居二线是“事出反常”了。因为下届中共全国党代会，也就是中共二十一大要在后年秋才召开。而依惯例，吉林省的十三届党代会应该是在明年的后半年才召开。那么就算习近平并没有让景俊海在二十一大上晋升副国级的打算 – 这意味着在二十一大召开当年就年满65岁的景俊海没有可能连任中央委员，但也没有理由赶在今年6月就早早把景俊海打发到全国人大“养老”。 今年63岁或者64岁，也就是出生于1960年或者1959年，与景俊海同岁或者还比他年长一岁的在位省委书记有辽宁省委书记郝鹏，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等。正常情况下，这几个人只要没有被习近平计划在后年的中共二十一大或者大后年3月的新一届全国两会上晋升副国级，那么就应该会在明年下半年召开的该省新一届党代会召开之前的一至几个月里被陆续安排进全国人大的某个专门委员会。 另外今年6月对景俊海离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新闻发布内容也很反常。正常的运作方式是：65岁生日的当年被宣布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者，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中都是不提原因—-因为没有必要，同时也不会把该人即将担任的全国人大某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虚职说成是“另有任用”。而宣布景俊海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中央决定中，居然加了一句“另有任用”。 而标准的惯例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只有在安排某省部级官员从在任一线岗位转岗或者升迁至另外一个一线岗位时，才会在宣布该官员不再担任此一线职务的同时附加“另有任用“四个字，但对被从一线岗位打发到人大或者政协，也就是退居二线的干部，从来都不会使用”另有任用“四个字。景俊海绝对是唯一的一例。这就是为什么上海解放日报社的上观新闻记者故意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书记，新职明确》为标题加以讽刺。 照理，对于在63岁或者64岁就退居二线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新华社的报道中都会在最后附加一句：“据悉，XXX(X X )同志是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职务”。原因当然是避免引发“误解”。这也反证景俊海的“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不是“因年龄原因”。 听闻景俊海被“另有任用”的去向居然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笔者在惊诧之余，自然想起了景俊海吉林省长和省委书记职务的前辈王儒林，当年也是63岁上就被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安排退居二线的。 我们这里先把中共历任吉林省委书记从景俊海往前倒数5位，即：景俊海（ 2021年1月至今年6月），巴音朝鲁（2014年8月至2021年1月），王儒林（2012年12月至2014年8月），孙政才（2009年11月至 -2012年11月），王珉（2006年12月至2009年11月）。 而如上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唯有王儒林是吉林“土生土长”。祖籍河南，在吉林出生，和当今圣上习近平同庚，而且还是和习近平同年同月“下乡插队”。 日后的王儒林虽然没有真正的学历，甚至连习近平的“工农兵学员”的资历都没有，但却因为其基层共青团干部出身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被提拔，一路升到吉林团省委书记的位置。再往后就是受益于张德江的栽培，在吉林官场一路顺风。2010年1月升任吉林省长，2012年12月出任吉林省委书记。 2014年8月，王儒林“临危受命”，在把吉林省委书记职务交给时任省长巴音朝鲁的第二天，就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陪同出席山西省委干部会议，接替了袁纯清的山西省委书记职务。澎湃新闻随即发表《山西新任“一把手”王儒林的吉林40年 》一文。人民网也发表《新“晋官”王儒林：在吉林工作45年 反腐先看一把手》一文为他造势。 《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过2014年的那场山西政坛大地震，被中纪委和中组部定性为“塌方性腐败”。当时的王儒林被宣布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时，当然是要强调一句“另有任用”。至于当时被王儒林取代山西省委书记职务的袁纯清虽然在省委干部会议上还被刘云山当众严厉训斥，但因为是已经被中央决定平级调动，安排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当副组长（组长是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所以在对他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免职决定里，也有“另有任用”四个字。 照理说，这个袁纯清和王儒林一样，也是“团派“出身，而且与当年的共青团”老总“李克强的关系比同时期担任团省委一把手的王儒林更近一层，在当时的团中央机关和全国青联任职时是李克强的得力助手之一。所以当中共党内把习近平“用人不当将对党和国家造成很严重后果，山西就是典型”的一段训话传达到县团一级后，就是山西省的干部们也都非常奇怪习近平为什么会对袁纯清网开一面，居然没给他的一个降职降级处分。 当时的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曾经在公开场合点着袁纯清的名字批评，说是“山西存在用人不当、用人失察，导致腐败连连，山西的主要领导要对此负责任，对袁纯清调离的用意与此有关。另外，不仅仅是省委书记，山西省纪委、组织部都有一定责任。” 王儒林“临危受命”之后，中组部的共产党员网也发表了《晋官难当：袁纯清与王儒林的治晋交棒》一文，继续为他造势。文中说“晋官难当”不是新鲜提法。只不过，原来多指安全生产事故的难以监管；而最近这一概念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含义：自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山西已有金道铭、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白云、任润厚等多名高官被查，所引发的官场海啸更是难以想象……。 该文章还透露，时任山西省长李小鹏曾对记者诉苦水，说他当山西省长的感受只有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面对央媒记者的采访，把山西的腐败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官场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 当时的王儒林还对采访他的央媒记者诉苦说：反腐打贪官的同时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工作是“物色合适的人选补位空缺、重建官场”。但却苦于无人可选，无人敢用..….。 因为当年的王儒林是被习近平委以重任，寄以重托，所以一时间关于他将会在十九大上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的呼声甚高，没成想他在山西省委书记位置上只坐了一年零10个月，反腐工作仅仅取得了所谓“阶段性成果”，习近平便没指望他“再接再厉”，赶在山西省十次党代会召开之前安排他退居二线了。 相对于王儒林，其吉林省委书记的继任巴音朝鲁虽然也没有被习近平恩赐一个副国级，但毕竟是在省委书记位置上坚持到65岁零1个月才被要求让位给时任吉林省长景俊海。属于标准的“正点下车”。 有道是，因为巴音朝鲁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之后少有的出自“少数民族”的省委一把手，同时又因为他所属的民族蒙古族是个“大少数民族” ，每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都有该民族代表的份额，所以当初自巴音朝鲁荣升省委一把手后，无论是在内蒙古还是在吉林，都有人看好他的副国级未来。 离开吉林省委的一个月后，巴音朝鲁被宣布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个月后，他的蒙古族同胞，中共前“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中共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的双胞胎女儿之一，比巴音朝鲁年轻三岁的布小林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按照入“场”的时间顺序排名在巴副主委之后。 关于布小林2021年年中是否真的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免除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提前退居二线 ，以及她的家庭与习近平家族曾经的“患难与共”，详见笔者三年多前发表在本专栏的《谁将是中共国务院的下届女性副总理？》和《 夜话中南海：石泰峰“超龄服役”是在等待晋升副国级？》两文。这里只要补充一句，那就是布小林“健康出了问题”之后，即有一些内蒙古族的干部，包括笔者当年的一位蒙古族大学同窗都为巴音朝鲁遗憾，认为假设布小林“健康出了问题”的时间提前半年多，习近平就不会安排巴音朝鲁退居二线了。 转眼到了去年3月，在第十四届全人大一次会议上，巴音朝鲁被宣布为民族委员会的主任委员，68岁上被从二线虚职转为二线实职，也算是习近平对他的一种肯定。与此同时，比巴音朝鲁年轻3岁的布小林却只是被继续留在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上。到底是因为布小林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她出任一个有自己办公室的二线实职，还是习近平对她的“民族情绪”不甚放心，笔者无从判断。但巴音朝鲁在68岁上还能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二线实职，至少可以证明他身为一个蒙古人却对习近平推行“民族同化”、“少数民族汉化“政策是坚决拥护的。 前面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孙政才和王珉的下场人所共知。这里只要提醒孙政才是在吉林省委书记任上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一同进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但是孙政才比习近平整整年轻了十岁，习近平怎么可能对他放心？ 至于孙政才当年吉林省委书记的上一任王珉是和后来的景俊海一样，到吉林后先任省长，继而就地升任省委书记。日后又从辽宁省委书记任上“正点下车”。当时的去向就是如今的景俊海刚刚去报到的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说完了如今正在秦城监狱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两个前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和王珉。回过头来再说景俊海。 司马南同志曾说过：“基本上所有的贪官的事儿就是两类：涉及到个人品行方面的，一是口袋没管住，二是腰带管不住。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关于孙政才和王珉两人是如何得罪了习近平， 也就是司马南所说的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笔者在本专栏过去的文章中已有介绍。至于如今的景俊海被迫提前退居二线的原因，几乎肯定不是和孙政才及王珉一样的政治原因，很难想像习仲勋陵墓宏伟扩建工程的主持人会因对习近平的“忠诚不绝对”而在党内遭受“冷处理”。 而从没管住腰带也没管住口袋，包括没管住老婆、情人及子女的口袋的角度判断，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景俊海已经被中纪委实锤的“八个有之”的性质虽然已经达到了中纪委界定“严重违纪违法”的标准线之上，但习近平念他为皇阿玛修墓扩陵功不可没而对他网开一面。于是便有我们如今已经看到的结果：不予处分，调离一线领导岗位。 但是，如果习近平的“纸”最终还是“包不住火”，景俊海到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之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前车之鉴是：如今在秦城监狱里打发余生的前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和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等一票落马贪官都是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平安降落“之后还是在全国人大的某专门委员会副主委任的上被倒查倒追的。日后的景俊海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会场上突然被中纪委人员带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如果真有这一天，那么吉林省委书记就也和我们过去节目中已经介绍过的贵州省委书记的位置一样，堪称中共政坛里的高危岗位了。 另外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就是景俊海的问题被习近平成功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后，突然咸鱼翻生，从二线重返一线，甚至是在2028年3月的新一届两会上被安排一任副国级职务。 这样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具体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和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经济数据疲软促使美联储本周采取果断行动支持经济增长。然而中国发布的一组更疲软的数据让投资者感到困惑，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采取一致应对措施？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21日报道，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政策已经显示出收紧而不是放松的迹象。本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实呼吁政府官员实现中国年均 5% 左右的增长目标，但措辞却没有往常那么有力。 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副手们可能在美国大选前保持沉默。如果前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并履行承诺，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那么刺激措施对中国经济将变得更加必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习近平对经济并不是特别不满意，这是因为他关注的关键领域——“新生产力”——表现良好。住房是经济增长的最大拖累因素，但这并不是他希望建立中国经济未来的基础。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品、绿色能源和交通才是关键。 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最新的消费支出数据十分严峻。今年头八个月的零售额与 2023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4%。相比之下，疫情爆发前三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9.3%。这种疲软的背后是工资停滞以及因房地产低迷而加剧的悲观情绪，这导致家庭更愿意将更多的钱存起来。 近年来，由于中国土地出售收入枯竭，一些地方政府在支付工资方面面临挑战。摩根大通表示，中国金融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薪酬上限导致收入和就业预期恶化。彭博社的报道以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为首的经济学家本月的一份报告为例，称“中国消费复苏的最大威胁是收入预期疲软、消费者信心下降、中上收入群体萎缩以及消费降级的新趋势。” 然而，政策制定者的反应却很有限。彭博社根据周五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中国今年头八个月的广义预算支出实际上有所缩减。 至于货币政策，中国的体系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体系明显不同。在发达市场经济体中，银行的主要工具是降息和购买债券；而在中国，主导金融体系的国有银行在扩大或控制信贷供应方面受到官方指导。而官员还可以影响企业债券和股票的发行。中国今年也没有部署信贷刺激措施，信贷指标显示，政策制定者没有像过去那样对经济放缓作出反应。 报道指出，虽然广泛的宏观刺激措施可能不足，但习近平所追求的新生产力却得到了充分支持。这有助于使经济的工业产出部分看起来比消费方面更加乐观。 今年 1 月至 8 月，中国工业产出增长 5.8%，这是自 2021 年从前一年新冠疫情的最初打击中出现扭曲反弹以来的最佳数据。这也仅略低于疫情前三年 6.3% 的平均水平。 8 月份，电动汽车产量同比增长超过 30%。在高科技行业中，整体增加值增长率为 8.6%。出口也在蓬勃发展。 但北京的做法并非没有风险。Trivium China 联合创始人兼经济研究主管 Andrew Polk 担心，在新冠疫情限制解除后的两年里，房地产市场和消费者信心水平仍然低迷。Polk 说，“眨眼间，五年就过去了，突然间，你可能面临失去的十年，”“我并不赞同中国经济日本化的理论。但这并非不可能。” Polk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领导层在重振私营企业信心和刺激房地产行业反弹的措施方面“毫无进展”，并预计说，如果不能对像目前这样的国内周期性衰退作出充分反应，中国经济“将面临真正减速的危险”。
鸡肉是摄取蛋白质的绝佳选项，同时，料理鸡肉的方法也有很多变化，可以因应一般家常菜与宴客菜的需求。 香料烤鸡腿 花点小巧思，试著搭配鸡肉和蔬菜，变化出宴客等级的华丽美味料理，吸附了鸡汁的蔬菜，吃起来别有鲜香风味。 香料烤鸡腿（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鸡腿 4只、洋葱 1个、土豆 3个、蒜头 1球。 腌料：匈牙利红椒粉 1小匙、黑胡椒粉、橄榄油 1大匙、枫糖 1大匙、海盐 1/2小匙、百里香 1支。 作法： 1）腌料拌匀，鸡腿均匀抹上腌料，冷藏一夜备用。 2）蒜头切除蒂头；洋葱去膜切块；土豆去皮切大丁。 3）热油锅，鸡腿下锅鸡皮朝下，以中大火煎，表面煎至焦香，取出均匀排放在烤盘。蔬菜均匀铺放在烤盘。 4）烤箱预热 180℃；烤盘送进烤箱，烤 25分钟，取出，翻面再烤 25分钟即可。 匈牙利红椒炖鸡 16世纪，红椒被传入匈牙利，19世纪初，红椒已成为平民厨房中重要食材，这道红椒炖鸡香甜鲜艳，非常具代表性。 匈牙利红椒炖鸡（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鸡腿1只、红椒3个、洋葱1个、番茄1个、番茄糊1杯、橄榄油少许、萝勒适量。 调料：盐、黑胡椒适量。 作法： 1）洋葱去膜、红椒去籽囊后切条状备用。 2）热油锅，鸡腿下锅鸡皮朝下，以中大火煎，表面煎焦香，取出备用。 3）原锅下洋葱炒软，下红椒续拌炒；下番茄及番茄糊，翻炒均匀。 4）放鸡腿，加水淹过食材，煮滚，炖煮 30分钟。炖煮过程中，鸡腿翻面，使加热均匀。 5）酌量加调料，尝尝味道。起锅前加些萝勒，风味更佳。 芦笋炒鸡丁 植物在春天萌发新芽，被称为“嫩芽蔬菜”的芦笋，将开始生长茁壮。芦笋炒鸡肉，清脆鲜甜，简单调味就很迷人。 芦笋炒鸡丁（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去皮鸡胸肉 400g、芦笋、蒜 3瓣、白芝麻适量。 腌料：盐少量、白酒 20c.c.。 调料：盐、白胡椒粉、香油适量。 作法： 1）鸡胸肉切长条再切小块；腌料拌匀，鸡肉均匀抹上腌料，冷藏20分钟备用。 2）蒜头切末；芦笋去除根部较粗硬部位，斜切段约 3公分。 3）热油锅，鸡块下锅，以中大火煎，表面煎至焦香，取出备用。 4）原锅下芦笋，翻炒均匀，加热水半杯，煮滚，下鸡丁，焖煮约1分钟。 5）下调料，翻炒均匀，撒上白芝麻即可上菜。 青酱鸡肉卷 将鸡胸肉腌渍后烹调，再搭配特制青酱，不只提升了鸡肉的口感，香草的香气也融入鸡肉中，吃起来齿颊生香。 青酱鸡肉卷（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鸡胸肉 2块、生菜适量。 青酱材料：蒜头 10瓣、松子、柠檬皮、小番茄、九层塔、芝士粉、橄榄油适量。 腌料：红椒粉 1大匙、香蒜粉、胡椒粉 1/ 2小匙、盐适量。 作法： 1）鸡胸肉用刀片开，抹上腌料，静置 20分钟。 2）将青酱材料打成泥。 3）鸡肉内面涂上青酱料，卷成长条形，以棉线绑紧，在接合处撒上面粉。 4）烤箱预热 200℃备用。 5）鸡肉卷两面煎成金黄，移至烤箱，以 200℃烤 10分钟，取出放凉切块，可搭配生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