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中共通过投资工厂、摩天大楼和道路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一模式引发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使中国部分摆脱了贫困，并成为一个出口实力席卷全球的巨人。现在，这一模式已被打破。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在中国奋起直追的时候，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而现在，这种模式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中国正被债务所淹没，没有东西可建了。中国部分地区的桥梁和机场闲置严重。数百万套公寓无人居住。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 经济学家们现在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增长速度大大放缓的时代，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和低出生率，以及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正在危及外国投资和贸易，使情况变得更糟。与其说这只是一个经济疲软期，不如说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至暗时代。 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经济危机的历史教授托兹（Adam Tooze）说：“我们正在见证经济史上最戏剧性的切换。”他是指，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迅速滑入经济危机的边缘。 未来会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未来几年的GDP增长率将低于4%，不到过去40年大部分时间的一半。总部位于伦敦的研究机构资本经济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趋势性增长已从2019年的5%放缓至3%，到2030年将降至2%左右。 按照这个速度，中国将无法实现习近平在2020年提出的，到2035年经济规模翻一番的目标。这将使中国更难脱离中等收入新兴市场的行列，也可能意味著，中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这正是中共长期以来的“中国梦”。 中共政府通过增加借贷和依靠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来保持经济增长，在某些年份，房地产市场占到GDP的25%以上。 由于美国消费者因疫情消费激增，进一步掩盖了中共的经济问题。此后，房地产泡沫破灭，西方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弱，借贷已达到难以为继的水平。 近几个月来，中国经济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制造业活动萎缩，出口下降，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随著整体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中国现存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碧桂园正处于可能违约的边缘。 基建狂魔 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过度建设的迹象逐渐明显。 根据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研究，2018年，中国城市约五分之一的公寓，即至少1.3亿套公寓无人居住，这是最新的数据。 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南部海南省儋州市的一个高铁站耗资550万美元建造，但由于乘客需求量太低，该站从未投入使用。海南省政府表示，维持车站的运营将造成“巨大损失”。 贵州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去年人均GDP不到7,200美元，但拥有1,700多座桥梁和11个机场，比中国前四大城市的机场总数还多。截至2022年底，该省的未偿债务约为3,880亿美元，4月份不得不请求中央政府提供援助，以支撑其财政。 在云南这个巨大的检疫中心所在地，多年来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拉动了经济增长。官方斥资数千亿美元建造了亚洲最高的悬索桥、6,000多英里的高速公路，以及比中国许多其它地区还多的机场。 这些项目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并帮助扩大了云南产品（包括烟草、机械和金属）的贸易。2015年至2020年，云南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但过去几年，云南的经济增长有所减弱。由于土地出让收入减少，房地产市场下滑对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打击。 根据中国评级机构联合评级（Lianhe Ratings）的数据，云南的债务收入比，从2019年的108%上升到2021年的151%，突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定的150%的警戒线。惠誉国际评级公司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云南省用于资助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公司存在风险，因为这些公司的借款规模庞大，而且政府财政紧张。 然而，云南仍在继续酝酿大计画。2020年初，云南省政府表示，计画斥资近5,000亿美元用于数百个基础设施项目。 云南文山市2月份发布的一项计画，将“永久性”检疫中心列为旨在促进经济稳定的几项措施之一。政府于6月正式招标建设该中心后，当地居民对资金的使用提出了质疑。 债台高筑 中国许多地方拉动经济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借债和建设。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包括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内的债务总额，占中国GDP的比例将近300%，超过了美国的债务水平，而2012年习近平刚上任时的债务比例还不到200%。 大部分债务由地方政府承担。根据IMF的数据，由于中共政府不能直接借款为地方项目提供资金，这些城市转而求助于资产负债表外融资工具，预计这些工具的债务今年将达到9万亿美元以上。 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经济研究公司Rhodium Group估计，在地方政府用于资助项目的融资公司中，只有约20%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来履行其短期债务义务，其中包括国内外投资者拥有的债券。 加强控制 在北京的权力圈，中共高官认识到，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但迄今为止，在摆脱旧有模式方面，习近平团队也拿不出像样的办法。 经济学家们说，最明显的解决办法是，中国转向促进消费和服务业，也就是中共常说的拉动内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8%左右，近年来相对保持不变，而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68%。 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共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多消费、少储蓄。这可能包括扩大中国相对微薄的社会安全网，增加医疗和福利。 但房地产暴跌，加剧了家庭的负债水平，而地方政府没钱，更不可能增加社会福利。同时，习近平认为，中国的重点应该是加强工业能力，并为与西方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 7月底公布的一项促进消费的计画，因缺乏细节而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批评。经济学家说，仅靠这些还不足以提升整个经济，也不足以为数百万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上周，就在北京公布了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之际，一名国内经济圈的数据大咖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外贸、金融、地产和消费集体坍塌的“盛况”。他从没见过这种所有数据同时暴跌的景象。喊了多年的“中共经济崩溃”的这匹狼，终于来了。
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一张“领导”在南美访问期间，踢足球的照片开始讲起。因为它将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当他看到那张关于足球的照片后，他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通天”之路。 随后的几年，他在足球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疯狂操作，跟着他一路走来的还有那支在中超足坛叱咤风云的广州恒大足球队。 第一次听到恒大的名字是在2010年。伴随着的是一条关于中甲足球俱乐部的新闻。 恒大集团在当年3月份，以一亿人民币买断了广州足球俱乐部全部股权，球队也在那年正式更名为广州恒大足球队。 从此它就像一头被放出铁笼的猛兽，在草原上肆意驰骋。 同年，身处中甲联赛的广州恒大足球队，仿佛是得到了英超切尔西老板阿布的真传，在中甲大搞金元足球，先后购买了郜林、郑智、孙祥、穆里奇等国内外好手。最终在这一年，他们顺利提前四轮冲超成功。 来到2011年，广州恒大足球队以升班马的姿态开始征战中超联赛。许家印也许是害怕中超的“高水平”，怕自己的球队吃不消。他于是大手一挥，在自由市场又相继引进了冯潇霆、张琳芃、杨昊、克莱奥等强力球员，大有要在中超大展拳脚的架势。 最终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又以提前四轮的巨大优势捧起了当年的中超联赛冠军奖杯，这也缔造了属于中国的凯斯劳藤神话，即升班马在顶级联赛的第一年就夺得冠军。 在这之前的前一年，也就是2009年，许家印在香港拜完码头，见过各种大佬后，恒大集团在香港成功上市。那年正是中国房地产缓慢起飞的开始阶段。 随后在2012至2013年间，广州恒大足球队继续补强，他们甚至把曾经的意大利世界冠军名帅里皮招致麾下，准备在中超赛场大杀四方。 广州恒大足球队就像是一位横空出世的西域武林高手，打得中原各路门派毫无还手之力，就连曾经的山东鲁能、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老牌中超劲旅也都只能选择关门不出，避其锋芒。 最终广州恒大足球队轻松实现了中超三连霸的伟业。当然这跟他后面所取得的成绩相比，还算不了什么。 2013年的亚冠赛场，广州恒大足球队再接再厉，最终顶住压力以3比3的比分战平首尔FC，最终凭借客场进球数的优势，获得了当年的亚冠冠军，这也是中国足球自成立职业联赛以来第一次获得如此殊荣。 当时国内的足球圈，在兴奋狂欢之余仿佛看到了那个长期属于中国足球的羸弱一去不返了。就连电视上的足球解说员也开玩笑的戏说“留给其他球队的时间不多了。” 同年，许家印在北京开会期间冲破记者围堵不经意间露出了腰间那象征着金钱和地位的爱马仕皮带，不仅令世人侧目。从此“皮带哥”的名号在世间不胫而走。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那时的他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也是在这一年，恒大地产的销售额首次突破千亿大关，一直到2014年恒大集团的各项指标，连续五年平均实现30%的高速增长。 恒大集团此时就像一辆高速行驶时的列车一样，一路向前，仿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 2014年6月，在互联网领域同样意气风发的马云，带着阿里巴巴的大把钞票从杭州做客广州。 作为恒大足球俱乐部的战略投资者，马云大手一挥注资12亿，入股恒大百分之50的股份。 同年7月，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正式更名为“广州恒大淘宝足球队”，当我坐在电视前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令人作呕的程度不亚于当年篮球赛场上的“八一双鹿电池队”。 就这样两个不同领域的大佬，带着一箱箱巨款冲到中超的赛场上。当其他俱乐部看着这两个从头到脚都散发着铜臭味的门外汉在中超赛场指点江山时，他们也只能无奈沉默，心中不觉感慨“谁叫人家有的是钱呢。” 什么是成功人士？自古以来早有定论。 当他同时拥有金钱、地位和美女时，便是真正的成功人士。“皮带哥”许家印也不例外。 作为房地产行业出类拔萃的人物，随着身价的极速飙升，他身上也随之传来了各种桃色绯闻。 当然，想要配“皮带哥”，那这个女人必须要是个大碗，人中之凤，就算是娱乐圈里的女人也必须是头牌的存在。 于是乎在不久之后，皮带哥同那个自称自己也是大款的范爷爆出了绯闻，消息不胫而走。 转个年来的2015年，我还在公司苦逼的加班，无意间听同事说他在固安买了房，还说现在的房价一直在涨，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起了。 我当时好奇的问他在哪买的？他说固安，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随之不屑的说，“怎么不在北京买啊？”，他只是冷笑，不以为然的说“年轻人，你不懂”。 也是这一年，恒大集团对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进行第二次注资，以此获得了俱乐部百分之60的股份，而阿里巴巴是百分之40的股份。同年11月，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这让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成为了亚洲第一支上市的足球俱乐部。 广州恒大淘宝足球队也没有辜负“皮带哥”的期望，在当年的中超联赛继续称霸，亚冠赛场上也是兵不血刃的拿到了第二座亚冠冠军。 “皮带哥”觉得这样还不够，他还想要更多。于是在2016年他又自费把里皮再次请到中国，执教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送给足协一个大礼。 直到此时他的心思才昭然若揭，从此足协的各个领导们，纷纷变成了他的座上宾。 伴随着许家印在足球圈的大手笔和一掷千金，他在房地产领域也是遇神杀神与佛杀佛。 恒大地产和足球队的两翼齐飞，突飞猛进，助力恒大集团在同年成功跻身世界五百强，并成为了全球销售第一的房企。 越长越高的房价，越来越多的GDP，还有排名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在一阵狂欢过后，伴随着无尽的喝彩，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 同年2016年，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不满足于眼下阵容，又以4200万欧元的天价转会费签下了杰克逊马丁内斯。球队在中超赛场也成功卫冕，成为中超六冠王。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的楼市政策利好，房市强行涨价去库存，全国人民喜大普奔，喜迎房价上涨。 而我本人也不幸在这一年买房入坑。 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当年卖房的销售信誓旦旦的跟我说“哥，我给你透个底吧，政策已经下来了，现在公司要求每天涨价300，100平的房子今天不买，明天想买就要多花3万。” 我当时听了简直不敢相信，直呼“还有这种操作？”只是没想到，后来她说的居然是真的。 来到2017年，广州恒大淘宝足球队，再一次成功问鼎中超冠军，实现了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中超七连冠。成为了中国体育界最靓的仔。 也是在这一年许家印以391亿美元身价，成功超越马云成为中国的新首富。 同年，国际政局动荡多变，不确定性开始增加。恒大集也在这一年开启了战略转型。决定要从之前野蛮生长的“规模型”向“规模加效益型”转变。 2018年，对于广州恒大淘宝足球队来说，是失败的一年。由于俱乐部资金问题，缩减了对球员的赢球奖金，队员在场上出工不出力，最终那年在中超赛场他们无一所获，成为恒大入主以来成绩最差的一个赛季。 恒大集团也相继提出了“新恒大、新起点、新战略、新蓝图”的新战略，然后继续坚定不移的坚持“低负债、低杠杆，低成本”模式。 虽然此时中国的各种经济学家、学者，还是一如既往的在电视和新闻上高调唱多中国的房地产经济，扬言中国的房地产经济依然很健康，还可以继续吹，没有到达巅峰。 可是国家并不傻，在看到房市的野蛮狂飙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后，果断按下了暂停键。出台了影响深远的“房住不炒”政策。 许家印也是在这一年，带着老婆荣归故里回到了位于河南的老家。 他在镜头前和老友一起吃着粗茶淡饭，体验着艰苦朴素的精神，仿佛预示着，接下来大家要开始勒紧腰带过日子了。 只是那时没有人把此事当真，以为只是平常的作秀，还依旧沉浸在虚假的繁荣之中。 2019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恒大集团嗅到了新的方向，他们正式宣布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 许家印先是出其不意的送给贾跃亭60亿，投资他濒临破产的乐视ff911。后面觉得不过瘾，于是乎要自己做。 恒大集团定的目标很远大，预计2025年实现年产量超100万辆，2035年超500万辆，打造世界上乃至宇宙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集团，助力中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大有抛弃房地产，转身投奔新能源汽车的架势。 也是这一年许家印正式迎来了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成功登上新中国70周年庆典的城楼。 和他一起并肩站着的是当时国内各大国企的大佬们。 照片一经流出，外界便收到了一种信号，那就是“皮带哥”已经登上了中国最高的政治舞台，来到了权利中心的身旁。 这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耀。 而此时那些正襟危坐，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庆典的各地方领导和银行行长们，心里也都有了同样的想法， “牛X啊，看来是小树不倒他不倒啊。” 于是乎，他们把本就应该暂停给恒大的贷款，继续发放。而那些不打算放贷的行长也需要重新掂量掂量自己的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 只是此时中国的房地产，在经过前期的野蛮疯长后，已经风雨飘摇，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单论房价来说，我身边就有一个鲜活的例子。一个同事16年在北京周边燕郊买的房，当时买的时候是28000块，到此时已经跌倒了10000块，令人震惊。 而广州恒大足球队，在经过多年的风光后，也仿佛油尽灯枯，随着房地产的没落消失在了主流媒体的视野中。 广州恒大足球队的没落，就像是给恒大集团敲响的丧钟，也预示着一个房地产时代的结束。 当时间来到2020年，西方为了应对全球疫情所带来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决定开启大放水模式，足足往全球市场放水3万亿美元。 同年8月，为了应对美联储放水，央行、住建部约谈12家房企，提出融资三条红线。同年11月恒大终止了与深深房的重组计划。 然后压死恒大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来了。 来到年底，各金融机构在政策的一直施压下，开始相继收紧贷款，恒大的现金流压力不断增加。 城门楼上的荣光仿佛也随之消失不见了。 接下来便是漫长反复的新冠疫情。 当所有人还在讨论什么时候能解封，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时，在2021年的9月份，恒大突然爆雷，被爆负债2万亿。 其实在2021年1季度的时候，已经有大量债主开始争先恐后的起诉冻结恒大高管的资产。 2021年7月份那些高杠杆的民营企业，相继出现爆雷，房地产销售出现断崖式下跌。 至此房地产野蛮疯长的时代彻底宣告结束。 古语有云，春江水暖鸭先知。 同年八月恒大的高层领导，突然大规模套现恒大股票，这波操作给外界传出了恐慌的气息。于是股民相继跟风操作，一个跌停，两个跌停，三个跌停…… 紧接着，一个月后的9月8日，恒大财富率先爆雷。也是这一年恒大集团搬出了位于深圳的总部大楼。 在恒大集团爆雷之前，恒大财富的爆雷是直接导火索。恒大财富全称“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十亿，有恒大金融控股集团100%控股。 事件始末是互联网上流传的几张聊天截图，图中显示财富顾问正焦虑的声讨公司领导，因为恒大财富销售的理财产品没有能够如期兑付，很可能已经爆雷。 同年9月，为了安抚内部员工，因为大部分购买恒大财富理财产品的都是恒大内部的员工以及亲属朋友，恒大集团召开财富专题会，许家印在会上表示“我可以一无所有，但是恒大财富的投资者不能一无所有。” 此话一出，也就正式坐实了爆雷的消息，恒大真的没钱了。 多米诺骨牌就这样瞬间崩塌。 紧跟着，那些和恒大相关的各种理财公司相继爆雷。而我身边就有很多人通过各种理财渠道购买了恒大理财，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上千万，最后所有的积蓄就这样打了水漂。 先是房子再是理财产品，最终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为了稳住局面，国家随后出台了“保交楼，保交房”的政策。恒大集团也是积极开会响应。 许家印更是在会上表示“恒大所有的一切都是国家的。”就好像在说那两万亿负债也是国家的一样。 往后一段时间，许家印一边应付讨债的债主一边卸任自己在恒大的职务，一边高调配合支持国家政策，一边为自己寻找后路。 就这样在经过两年多的纷争闹剧，许家印完成和妻子的技术性离婚后，在2023年8月17日，恒大正式向美国曼哈顿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至此，恒大的历史正式落下了帷幕。其他，已不必细究。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恒大集团就像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高速发展、野蛮疯长、不及后果。 当外资大规模撤离，因为意识形态同西方国家决裂后，回头一看，我们除了买办经济和房地产之外，仿佛一无所有。 没有半导体，没有芯片，没有光刻机，没有数控机床……有的只是一堆冰冷的混凝土，不堪一击的互联网和一群被高额负债压的透不过气的普通老百姓。 孰对孰错，只等历史去说明。 恒大的落幕，也同样标志着一个以房地产为支撑，老百姓当接盘侠的高负债、高杠杆的经济模式全面溃败。 虽然它也曾有过短暂辉煌，但终归还是一场空。就像一场体育赛事盛宴后观众褪去的球场，剩下的只有看台上满地的垃圾，和那散落一地的鸡毛。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呢？ 更像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尘埃，虽然倔强、坚强，可是也只能随俗浮沉，随波逐流。 最后，只剩一声叹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鸡汤不是汤）
你是否曾经与朋友或伴侣有过这样的体验：仅仅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就仿佛彼此之间存在某种难以言表的默契，仿佛两人的思绪在同一时刻合二为一？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很可能与我们的脑电波有深刻的关联。研究显示，当人们的脑电波同步时，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更深厚的情感联结。 这种现象被称为“神经同步”。事实上，有研究表明新夫妇在他们的脑电波同步时，他们的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他们可能会开始模仿彼此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这是他们感到舒适和亲密的标志。 但当这种神经同步被打破，可能也意味著他们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不仅如此，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已婚夫妇观看与关系相关的电影时，他们的脑电波同步性比陌生人更高。而这种同步程度甚至与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成正比。 除了恋人之间，我们与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之间也存在这种同步。罗马的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相互注视并进行互动时，他们的脑电波会自然同步，而这种同步与他们之间的社交行为有关。 更为有趣的是，这种脑电波同步并不需要两人在同一个空间。芬兰的研究者发现，即使是在不同的房间，衹要参与者在协同完成任务，如一起控制赛车游戏，他们的脑电波也会同步。 此外，这种神经同步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研究表明，当成人与婴儿直接互动时，例如玩耍或读故事，他们的大脑活动也会同步。这意味著，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在与他人建立这种无声的情感联系。 在学校，与同学和老师的脑电波同步可能对学生的学业成功至关重要。研究发现，脑活动与周围人更加同步的学生，在测试中的表现更好。 更广泛地说，这种脑电波同步也可能存在于共享相同信仰或价值观的团体中。例如，在政治活动中，持相同政治观点的人在接收政治信息时，他们的大脑反应可能会同步。 这是否意味著未来的政治活动会用医疗设备来判断我们是否支持他们，而不是传统的民意调查？这还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大脑的这种同步性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新视角。
8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决定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震惊世界，被认为是掩耳盗铃。中国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从2018年12月的10.1%攀升到2022年12月的16.7%。放弃新冠清零政策后，原本指望青年失业率会应声而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青年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2023年6月高达21.3%，北京大学学者张丹丹估算青年实际失业率甚至高达46.5%。7月份的失业率之高甚至吓得国家统计局不敢公布了。 同样，2022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月的121暴跌到11月的86；12月放弃清零政策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只略微反弹到2023年2、3月的95，然后回落到4月的87。应该是因为消费者指数太低，中国官方在5月开始也不敢公布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国的经济。 计划生育是中国经济问题根源 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理由之一是人口增长“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其实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导致了就业压力。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费，才有生产和服务，才能提供就业机会。我在2004年一篇9万多字的报告和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就指出，计划生育将长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短期因为儿童比例过低导致内需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远期导致劳动力不足和老人“额外”过剩。 居民消费通常占一个国家GDP的6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间，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68%，印度占59%，除中国之外的中等收入国家作为整体占61%，但中国仅占37%。在2017-2021年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6.7%，但其居民消费仅占全球的11.5%。 中国的消费低迷，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比例。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本能。从婴儿产品到玩具、教育，儿童的消费带动庞大产业链。儿童本身就是经济希望，提振消费信心，刺激投资。儿童比例低会导致消费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因此，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而15-64岁劳动力占比则相反。 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15-64岁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3-75%（国际社会为64-66%）；而劳动力“额外”过剩，又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0-14岁儿童占比从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所致。 在国际社会，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占GDP的60-70%，中国在1983年也占62%。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家庭的刚性需求，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政府扩大和贫富差别拉大。比如说，如果主流家庭有3个孩子，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以上才能养家糊口，否则老百姓会造反。如果主流家庭只有1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0%就能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 再怎么刺激消费，普通百姓就是买不起 1990年代胡鞍钢等人推出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导致中央财政挤压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挤压家庭。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家庭收入也在增长，民众也有获得感，但其增速低于GDP的增长，于是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不知不觉之中下降到现在的43%，中位数更是只有37%，财富不成比例地掌握在各级政府和富人手中。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新冠清零政策），富人的强购买力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但普通百姓连养一个孩子都困难，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 居民消费通常占可支配收入的85-90%，这一比例见于美国历年的纵向比较，也见于中国各省的横向比较。中国的家庭规模从1982年的4.4人缩小为2020年的2.6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62%下降到现在的43%，同期居民消费率也从53%降至38%。中国近年提出“双循环”理论，在刺激消费上锣鼓喧天，但消费就是起不来，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奶水不足，再怎么吸也没有用。 独生子女的家长担心养老，于是减少消费、存钱养老。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富人的储蓄率也居高不下。因此，在2005-2020期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高达47%，而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4%，美国只有18%。 与国内市场相比，中国有超过1亿的“过剩”劳动力。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主要靠消费驱动，中国的经济更多依靠出口和对房地产及高铁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从2005年至2020年，中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4%，而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3%，美国只有21%。然而，过度投资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政府债务危机。 人人进高校 工作真难找 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8%，使得服务业只能提供48%的就业。但是独生子女父母望子成龙，又让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60%，相当于美国1987年、日本和德国2011年、法国2014年、英国2017年的水平，而当年这些国家的服务业提供了70-80%的就业。 高校毕业生主要不是从事农业、工业，而是第三产业。中国如此低的居民消费率，如此落后的服务业，如此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数从2000年的101万增加到2010年的614万、2020年的870万、2022年的1053万，今年更是超过1100万。 以前与美国产业链相关联的企业为中国大学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017年的22%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13%。欧盟等地由于经济减速和对中国的“去风险”，从中国的进口也减少。2023年1-7月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5%，其中7月份更是暴跌14.5%。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的管控也削弱了服务业。这些原因共同导致青年失业率飙升。 打个比喻，发达国家的房子，墙壁面积只占20%，房子空间占70%以上，居住舒服。而中国的房子，墙壁面积占52%，房子空间只占48%，住起来很憋屈；以前靠“租房”（出口）缓解了压力，现在人家不让“租房”了，于是大家都挤在狭窄的空间里。 中国当局担心的是青年高失业率会导致社会不稳，其实最大的危害是降低结婚率和生育率，对中国人口危机是雪上加霜。中国的青年人口本身在快速减少，绝大多数又进入大学，必将导致中国制造业衰退。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立秋之后，华北大水终于消退，灾民们开始返家。不过，这不是终点，随着卡努台风的到来，风灾和水灾还在中国东北继续，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满目苍夷，人们在问，谁应为这场灾难负责？季节台风还是气候变化，水利机构还是应急部门，或者是“消失的他”？ 从7月底杜苏芮台风登陆到8月立秋洪水退去，华北水灾持续了整整两周，大半个河北都陷入汪洋。然而，在灾害来临后的一周时间里，《人民日报》对这场灾难也几乎只字不提；在受灾最重的涿州，人民见不到党政负责人出面指挥救灾或者安抚人心；中国的领导高层则躲在北戴河度假，一副哪管身边洪水滔天的超然姿态。 与32年前华东水灾成天壤之别 这和32年前的华东水灾形成天壤之别。1991年的初夏，一场洪水席卷华东18个省，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乘坐简陋的冲锋舟亲自视察灾情，港台人民争相捐款捐物，国际NGO第一次进入封闭的中国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1989后三年的“治理整顿”期间的凋敝气氛中，中国领导人还算明白治水政治关系政权的根基，把一场洪水救灾变成了冷战后中国引入公民社会组织的起点，也让中共看到了港台民心可用，在社会心理意义上对中国全面开放的推动意义甚至超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 然而，与华东水灾令人振奋的救灾动员和不期然的政治巨变截然相反。在华北腹地的这场大水过后，没有民众自发捐款，没有国际社会支援，也没有广大公民社会组织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进入灾区救援，仅存一些地方公益性专业救援队到达灾区后长时间不得而入、被要求出示所谓“救灾邀请”和“救灾批准”文件。少量在京的国际媒体也彻底放弃了灾区采访，他们或许没有得到采访许可，或许不愿意重复去年采访郑州大水时遭受的无端排斥。 当然，在广大灾区，人们更难得看到大规模的政府救援。对灾区内外的中国人民来说，看到更多的是“动态清零”的影子。仿佛在三年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动态清零”的准戒严体制并未放弃，至少在各级党政治理手段和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方面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不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僵化体制或许正是华北洪灾的真正根源，在未来还将继续制造类似的人为灾难。 救灾过程再现疫情管理的僵化体制 也就是说，从这次华北水灾的灾难发生和救灾过程来看，几乎重复着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模式，中国无论地方政府还是高层，相比三年的新冠疫情，毫无纠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思和改进，反而充分地再现体制僵化和治理失灵。似乎，“动态清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治理的核心密码，每遇灾难即自我强化并且放大灾难的危害，再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难发生机制，恍若新旧历史悲剧——“三年饥荒”和“三年疫情”——的叠加。 因为，在华北，有一头大象在那里，就是雄安，那是华北平原的最低点，雄安三县的白洋淀是传统也是法定的蓄洪洼地，但是从它变成雄安新区的所谓“千年大计”的那一刻起，华北水灾就注定要发生，已经城市化的华北平原就将变成分洪区、泄洪区。 这种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人为颠倒，根本改变了华北平原的地貌，也要比1958年“大跃进”人定胜天的狂热更持久，就是人祸吧。而当气候变化，太平洋的台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影响中高纬度地区，这头大象便成了所谓大局、所谓“江山”的象征，改变了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的关系、也颠倒了中共意识形态里面人民和江山的关系。三分天灾合并七分人祸，就成为中国自然灾害、甚至所有意外灾害的放大机制，轻易地将灾害转为灾难，而不是相反。 这也是刚刚结束的“动态清零”的灾难机制：为了防范新冠病毒如看不见的洪水一般扩散，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安，画地为牢、与邻为壑，人民被分隔在城市、乡村、方舱、住家、汽车、工厂、办公室、甚至电话亭里，处在饥饿贫困、无医无药的无助境地长达三年。两周的华北水灾不过是重现了三年“动态清零”的“全过程”：从河北领导宣布为雄安筑起“护城河”，不让一滴洪水流入雄安，河北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人为灾难。 官员躺平，不顾民生疾苦 例如，从水灾一开始，人们就看到惊人相似的一幕：面对突如其来、也是1963年以来最大的河北大雨，河北地方官员普遍躺平，在大水高涨中似乎都在等待来自最高领袖的指令。而不巧的是，如同新冠病毒爆发与2020年初的高层外访和会议冲突，今年华北大水也遭遇中央的暑期休假，铁桶一般的北戴河自然毫无反应，河北主政官员也只能继续新冠疫情期间的“守土有责”，把河北大地当作北京和雄安的“护城河”，只会严防死守，哪里在乎民生疾苦。 如此“护城河”政策，无视人的尊严、无视人的平等，甚至也无视过去三十年华北地区的城市化，今天的华北虽然不及江南富庶，却也普遍小康，已非几十年前一穷二白的农村，却在一夕之间被任意淹没，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倡导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已经通过“动态清零”发生了，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以三个月“封城”粉碎了上海人民所有的现代化幻觉，其悲剧性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也就是人民的“润出”和经济的通缩。 在“动态清零”体制被白纸革命暂时推翻后，年轻人转向革命后的”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模式，中国人民则以不投资、不消费的集体选择抵抗官僚集团促进私企的“31条”和促进消费的“20条”。那么，在华北水灾过后，“动态清零”体制向何处去？是彻底永久化，迎接未来更多的天灾人祸和“艰辛探索”，还是改弦易辙向人民让步？便成为一个考验中南海，也是所有中国人民的紧迫问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Instagram上你要突破演算法很困难，粉丝数到一定程度就停住了；但小红书的母体是几千万甚至上亿，随便发个笔记就可以有上千的观看量”。 李佳珊（化名）6月刚从大学毕业，是Instagram追踪数在一万人以下的奈米网红(Nano Influencer)，不少小品牌会找上她，用免费商品换取李佳珊的贴文宣传，对她来说小红书是面向更大市场的窗口。 李佳珊在小红书上用分享台湾的网美咖啡厅，获得的点赞远超过Instagram，更有超过百人收藏她的笔记。她说有时自己会用简体字发文，“因为触及率会更高”。 小红书也是李佳珊打造自己的参考书，从发型、美甲到当红鞋款，她都在小红书上找灵感，“Dcard单纯分享的文章比较多，母体不够大，评测也比较少”。 Dcard是台湾大学生的社群平台，拥有逾6百万用户，但与有上亿活跃者的小红书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李佳珊分享，跟风追八卦才会看Dcard，想要赶上流行则必须勤刷小红书，因为华语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同性质的平台。 台湾年轻人都在看小红书？ 小红书是2013年中国创业家毛文超及瞿芳推出的手机社群软体，瞄准年轻女性用户，以“标记我的生活”为号召，使用者可以上传笔记分享美妆、穿搭、家居摆设、旅游或是心灵成长的影片或图文。 中国千瓜数据的《2022年小红书趋势报告》显示，小红书每月有超过2亿的活跃用户，其中有超过7成为“90后”。这股热潮近年也吹向台湾，根据网站分析软体SimilarＷeb统计，今年3月至5月，台湾人造访小红书的流量占比超过1%，仅次中国。 今年5月，台湾女艺人王思佳遭爆假包事件，小红书用户扮起侦探查缉，日日比对王思佳在电视节目上分享过的包款与正品对照图，再度带动台湾小红书下载量，5月小红书在Google搜寻热度一度窜升，更一度登上AppStore下载榜首。即便热度过去，8月前两周，小红书在台湾IOS及Android应用商店社交类程式下载量均居第三。 小红书：生活美妆的百科全书 小红书以细致的分众与强调真实感的评测获得使用者好评。以美甲为例，李佳珊在搜寻列输入“美甲”，小红书便会把笔记按照各种风格分类，高级感、清冷感、甜酷风、裸色系、显白感，十多种风格任君挑选；发一篇笔记询问橘棕色染发体验，就会一呼百应，大批网民晒出自己的染发照供你参考。 李佳珊一边说一边点开小红书最新的热搜字“多巴胺穿搭”，影片中的博主“白昼小熊”是近期的大势博主，凭借者全身亮色系穿搭，用色大胆的妆容，以及跳跃感十足的拍摄手法，短短30天涨了270万粉丝。 多巴胺穿搭（Dopamine outfit）的特色是全身穿着单一鲜艳颜色的服饰，激发快乐指数，如同大脑的快乐激素多巴胺。这一关键字早在2022年9月就出现在西方创意灵感App Pinterest的年度时尚预测，但直到“白昼小熊”在小红书刮起旋风，这股潮流才吹向台湾时尚媒体，“小红书同款”以及“小红书爆款”也成为台湾美妆或服饰产业的广告词，令人难以低估小红书在流行时尚承先启后的影响力。 小红书的“人口红利”也体现在生活经验分享。王品宜（化名）是理工科系的大学生，透过在上海工作的朋友推荐，下载了朋友口中“没那么有政治味”的小红书。 “因为小红书的笔记通常都跟政治没有关系，他们宣导的是生活的方式，或是比较偏个人层面自我实现的一些指引，我会觉得好像跟政治局势比较没有关系”。政治立场踩在台湾独立的王品宜笑称自己使用小红书反而有“深入敌营”的感觉。 最初她也被分类细致以及大量的美妆评测内容所吸引，但除了“打造门面”，她发现小红书上能挖掘的还有更多。 “我朋友收到一所美国学校的offer，是很偏僻的学校，用Google搜寻不一定找得到那么多资料，但在小红书上都会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经验，这是我没有预期到的。” 王品宜直言，“它有点方便到会变成所有其他平台的替代品，然后（使用者）就会花更多时间在上面”。 小红书打造的美好中国？ 小红书紧接着抖音在台湾年轻女性用户间窜红，多位小红书的使用者在受访时告诉我们并没有使用抖音的习惯，因为“小红书比抖音有质感”，且小红书推播的软性内容政治侵略性并不高。 王品宜使用小红书一年多，得出了小红书创造中国假象的感想——“它分享的量跟分享的方式，会让我觉得中国好像真的是一个很好、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不只是有关中国的负面讯息难以浮出，九成使用者为中国人的小红书也充满以中国为本位的论述方式。 “中国宝宝体质的减脂沙拉其实就是烫青菜，或像是台湾会有的健康便当，他们会觉得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烹调方式”，王品宜认为不管是饮食、美妆最终都会带回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中国式优越感也在小红书上随处可见，王品宜说，小红书上经常有网友自发性搬运外国博主的影片，“他们不一定会攻击，但会留言称赞中国还是比较好”，王品宜观察到许多各国妆容评比的影片往往都是“中式妆容”胜出，品牌彩妆实测，也经常是“国货彩妆”胜出。 这里所说的“国货彩妆”或是“国产彩妆”，指中国本土彩妆品。 “国货彩妆”如何因小红书在台崛起 中国彩妆有多普及？采访当天，王品宜嘴上擦的是中国品牌的爆款唇釉，李佳珊则是从包包掏出中国品牌唇蜜。这些品牌拜小红书所赐风生水起，早已抢进台湾药妆店陈列架。 我们实际走访台湾知名药妆店铺，虽不像国际品牌有一柜共四至五层的陈列架，国货彩妆被归纳在小众品牌陈列区，各个打着“小红书爆款”、“小红书神级单品”的广告词，一区约五至六种中国彩妆品牌。不只线下，网路平台各家代购业者卖场的单一商品都有破万以上的销量，更有卖家专营中国彩妆卖场。 过去被认为是山寨大国的中国俨然在彩妆市场扭转形象，而小红书扮演关键角色。 李佳珊明确告诉我们，他对于中国彩妆不再有低价低品质的想法，“有些中国彩妆的单价并不便宜，而且在中国的百货公司设柜，也会和向三丽鸥等知名的品牌联名”。不过她也补充，这样的想法仅限于美妆产品，对于中国制的影视作品、零食等他仍是兴趣缺缺。 王品宜的想法是，“人口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的使用者有这么多的时候，就会更容易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台湾海关进出口统计，2016至2022年南韩跟日本进口唇部彩妆总值持续走跌，但中国唇部彩妆进口总值稳定持平，近几年则有微幅成长。 国内某网购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某中国品牌唇膏在2020年几乎未有搜寻量，2021下半年至2022上半年该产品热度窜升，搜寻量成长幅度超过130％。 我们实际询问中国彩妆代购业者，想了解中国彩妆销量是否受小红书刺激？却遭业者以“ 因为内容较为敏感（Made in China），邻近选举，相关议题较不方便讨论”为理由回绝。 尽管使用者觉得美妆生活“不那么政治”，但在站进出口贸易第一线的业者一语道破了“Made in China”之于两岸关系的敏感特性。 小红书的统战风险？ “我是来自湾湾的少数民族，没错，就是内陆朋友常说的高山族”，来自台湾的泰雅族女大生在小红书上发了一则身穿族服的笔记，引来5百多则留言，中国网民对台湾原住民投以好奇。 但用上央视主播对台湾“亲情呼告”的“湾湾”，以及不为台湾原住民族群接受的“少数民族”，台湾人真的在小红书上被统战了吗？ 《东方文化学刊》总编辑胡又天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综合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及个人观察，他分析小红书是抖音加上微博、推特的综合，更聚焦于兴趣，以兴趣为中心帮助用户结成小圈子，“小红书主打一个文化品味，让你觉得自己是有品味的，不像字节跳动，因为今日头条（字节跳动旗下另一产品）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就是low（低俗），抖音也是low的这种刻板印象”。 但部分人士认为，小红书只是包裹生活风格糖衣的毒药。小红书主要受众是90后青年，2021年民进党立委林楚茵就曾示警，这正巧与台湾的天然独世代重叠，她担忧“天然独”变成“潜在统”，不自觉遭文化统战。
许家印在美国申请破产，中国经济大厦已可以听到呃呃倒塌之声。许家印的恒大是中国房地产巨头，这个巨头实际上早已破产了，如同消耗医疗资源，无可挽救的植物人，拖得时间再长，也有到头的一天。 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血色经济的一部分，是一个从头到脚都渗透血汗的行业，圈地圈田后是强拆强迁，建房造屋奴役民工，炒价卖屋，让购房者终其一生成为房奴。而地产商获百倍暴利，官员分脏盆满钵溢。现在楼市下滑，百姓资产缩水，甚至成了负资产，可怜见的是交了钱，房子成了烂尾楼的买家，人财二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俱欢颜，变身为惨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尽落泪。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份额，被称为建筑狂魔的中国地产商，这些年在中国建了九亿多套房子，平均一个多人就有一套，虽然早已严重过剩，但仍然压着房价不降，居民不是掏尽积蓄，就是望房兴叹。于此同时，造房运动仍然方兴未艾，造房子就是GDP，就是政府的政绩，就是收入。地产商则反正造房是银行的钱，卖得出卖不出一样赚钱。这样一种官商勾结坑蒙拐骗，打家劫舍式的建房卖房，一直持续到资金链断裂。 恒大在美申请的破产是保护性破产，也就是说这个破产一当被批准，中国的债权人无权获得赔偿。恒大在海外的债务有千亿美元之巨，是由中国银行联名担保的，拿不出钱就要拿中国银行的资产抵债。也就是说恒大把中国债务赖掉的同时，海外的债务还要中国偿还。许家印的高借债，高扩张所造成的灾难全由中国民众买单。许家印看似地产巨擘，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骗子。他作为私企党委书记，曾经说过“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说得好，他就是一个人鬼不分的党徒恶棍，他的命运与党的命运也必然绑缚在一起。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庞大的官僚机构，穷兵黩武的军费开支，镇压百姓的维稳费用，穷奢极欲的生活，海外的大撒币大都靠地产经济。现在这个产业崩盘了。其它经济领域也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萧条之中。中共政权财政的危机是超级的，无解的危机。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也是世界上最富，可以任意收割税款与挥霍的政府，现在财政枯竭，政权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最近习近平号召大家要过苦日子，要有风险意识，对付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的挑战。但他的政治意志“中国梦”依然我行我素，军费开支不减反升，撒币的钱也不能少，维稳经费更是动不得，没有钱就收刮，收刮不到就抢。普通韭菜被收割得躺平了，收高级韭菜，现在已收割到医生头上，负有巨额债务的地方政府也不得不开始对公务员实行减薪，当实施行政命令的公务员都被减薪，都要躺平，这个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许家印的恒大破产，因着中国的政治被人为的推迟了，中共政权这个罪大恶极早该崩溃的政权，也因着中国特有的政治拖到现在，今天终于看到他处在崩溃的倒计时。当这个作恶已尽的庞然大物崩溃时，只要还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其惨烈的程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王朝覆灭的历史可以参考比拟。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