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贷可以说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债务，有句话叫作无债一身轻，好像只有当我们还完债务后才觉得身心轻松，这跟在信用卡的世界中长大的澳洲人对待债务的态度很不一样。但正因为华人的这个传统，很多华人即使收入不高，财务状况都相当健康，管理好债务并善于投资，是一个理财好习惯，值得承传下去。但一味的节衣缩食，没有任何物质生活的乐趣，也许并不可取。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尽早还清房贷的那些聪明有效的办法。 嘉宾：万通信贷董事Bill Ling 咨询电话：1300 688 726 点击播放：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笑侃江湖，期期爆笑，集集精彩！ 实话说， 小编不想剧透一点点， 因为小编听了足足三遍， 好听的还是留给亲爱的各位听众呦！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主播：高峰，胡椒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新州公寓祭出最强审查政策改革：一切在建公寓都可被审查，不必等到投诉再下手。严重违法可直接吊销执照甚至永不“录用”…… 蓄电池引发火灾，整栋房屋被烧毁，LG蓄电池被紧急召回，然而这些牌子产品也使用的是LG电池，您千万留心！ 中共海军用声纳干扰澳洲海员，造成身体伤害，议员群起发声，澳总理迟迟发声，只有四个字：…… 点击此处听详情 主播：芷清、宋然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金庸去世虽有段时间了，但他的作品多年来从未被“冷落”。“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多年来已经广为流传并多次被香港和中国内地拍成电视剧与电影。这期就来侃侃那些经典的武侠作品，联系当下社会，品味侠骨柔情。 当全家人皆是武侠小说迷，那这一家子该多热闹啊！胡椒就是这么一个经典的例子…….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经典作品里，你认为谁最讲义气、谁最忠情？反观时下社会，哪些人或机构已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典范”？ 点击收听节目：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主播：高峰，胡椒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极权政权一般喜欢以“人民政权”自居，然而，人民在极权政权眼里，真实地位其实如“刍狗”，在抽象礼赞人民的同时，却对人民怕得要死，时时刻刻防范人民的不满，外界从北京当局这次对李克强丧事的处理中，再次看到了这点。 李克强是中共前二号人物，由于他的“平民总理”形象，以及多年来被习近平压制的状况，他的突然去世在中国民间引发了一股悼念潮，在其故居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大批民众自发前往，用鲜花表达哀思。北京当局虽然不敢阻拦民众鲜花悼念（因为没有说得出的正当理由），但在网上，对有关李克强的一切信息，几乎一律封杀，搞得好像李克强不是中共的前总理，而是党的政治反对派。当局之所以对群众悼念李克强非常紧张，原因说来也简单，嗅出了其中的“异味”，明白群众不过是借悼念李克强，来表达对当下政治的不满，矛头直指习近平，是对习过去10年的统治说“不”，故而，它要防范“别有用心”之人借此煽动群众闹事，唯恐悼念现场失控，出现另一场“四五运动”。 民众自发悼念，传递清晰政治含义 中国历史上的“四五运动”，今天在中共的叙事中，是作为一场正面的群众政治抗议而受赞扬的，然而在当时被中共定性为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的长安街“十里长街送总理”，但其时中国，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周的去世成了导火索，不久之后的清明节，全国各地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来表达他们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一场实际是反对毛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北京市最后出动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镇压了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四五运动”可以看作群众觉醒的一次集中爆发。文革十年暴露出毛的专制统治是多么的极端荒谬，但也让群众的反专制要民主和自由的意识萌发并觉醒，并在悼念周的活动上公开表达出来。这一事件虽然在当时以被当局镇压收场，却也让党内高层的反四人帮力量看到民心所向，和毛的极左做法非常不得人心，从而为后来的宫廷政变，逮捕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李克强在一些方面像周恩来，两者都被民间舆论塑造为中共党内的清流。1976年周之死，民众像失去了魂似的，觉得大厦将倾，国将不国，没有方向，失去了未来，自发上长安街送行，清明节天安门悼念。今天李克强“英年早世”，民众除了惋惜，还寄予了更多同情，同情他在过去10年，一直被习压制，成为中共最憋屈和窝囊的总理。这点和周不一样，周虽然也被毛压制着，但毛离不开周撑危局，周的行政才干和在党内的势力让毛在防范他的同时又必须重用他。李基本被习撇在一边，好事没有，烂摊子则要他去收拾，但在收拾烂摊子时并不放权给他。 李克强的去世不像周，没有让民众觉得天会塌下来，然而，鉴于李的清廉和被作为党内改开和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死还是让普通民众特别是党内精英生出一种中共最后一丝自由之火已熄灭的悲情感，未来茫茫，陷入一个更加专制和黑暗的时期。这点和1976年颇有着相似之处：现实让人非常窒息，改变现状的愿望非常强烈，因此才会自发去纪念周和李，所要表达的政治含义可谓非常清楚。只不过对周的纪念是诗，对李的纪念是鲜花，在李的故居红星路，放眼都是鲜花的海洋——正是在此意义上，有评论把这次鲜花悼念称为“鲜花革命”，因为它让大众和统治者看清了民心向背。 当局警觉悼念活动的危险 尽管如此，两个时期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中央权力结构，四人帮虽然在当时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但毕竟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没有军队的支持；可今天，习不但是最高领导人，且手握各种专政工具，包括军队，所以要改变现状比1976年难得多。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亦警觉到了这场鲜花悼念的危险性——在对群众的政治表达上，专制政权的嗅觉向来是灵敏的，宁愿把危险信号夸大，也不放过可能的群众抗议的火星。就习而言，决不能让群众借对李克强的悼念，发展成一场针对他的哪怕是小规模的街头公然的抗议。如果这样，表明他的政权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四五运动”的场景说什么都不能在这刻重现。 习近平的担忧是对的，如果对悼念不加以限制，任由李克强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很可能这种网上对现政权的怨气会变成街头的公开抗议。因为很多人认为李克强是被冤死的，当局难脱谋害嫌疑。网上封杀有关李克强的几乎一切信息，虽然不能阻止人们去悼念他，消除这种猜疑和怨气，但当局发出的威胁信号民众接收到了，即借悼念李克强而生事乃至公开在街头抗议，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当局虽高度在意李克强去世对党内外的影响，并千方百计阻止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传播和发酵，特别是避免出现群众的街头抗议，然而，也是在李去世的这周，在上海街头，连接几天出现了以庆祝万圣节的名义，青年的盛装出游狂欢场面。表面上似乎和李的去世无关，甚至在当局看来，允许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还能释放他们对现实不满的某种怨气，有利而非不利当局维护当前秩序。但如果考察这场万圣节狂欢的内涵和它隐晦表达的政治意图，当局实际并非乐见。 万圣节狂欢凸显中国青年仍关心政治 此次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展现了中国青年的无穷创意，他们把西方的“鬼节”，过出了中国味道，在这个意义上，可看作是一次文化狂欢。然而实际上，它也是以幽默和狂欢的形式来宣泄一种情绪，一种对过去几年压抑的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情绪大宣泄。从流传的视频、图片和参与者的描述看，人们把这几年的热点事件和人物化为庆祝万圣节的元素，有些题材和人物，诸如穿着防护服的“大白”、飘绿的股市走势图、“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鲁迅等，针砭时弊的意味很浓，带有一定敏感性。除此外，甚至还出现了去年“白纸运动”的符号物——“白纸”。这就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了。现场参与狂欢的青年在那种氛围下未必能够感受到此中的政治意涵，但事后当局是一定能够觉察出的。 相对万圣节狂欢呈现的具体意象，或许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宣告中国青年没有忘记他们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怀和热爱。曾几何时，中国青年被看作物质的一代，对公共生活不关心，对政治不热心不参与，缺乏情怀和担当，但上海青年用他们的行动和创意打破了这种定见。如果说，去年的“白纸运动”也最先是由上海的年轻人起来抗议，那么这次万圣节，就以狂欢形式接续了“白纸运动”上海青年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他们不再把政治视为与己无关的东西，对当局刻意塑造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主题，以一种讽刺作出了表态。和民众自发用鲜花悼念李克强一样，这也是一种政治意识的觉醒。 值得一说的还有上海官方此次对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表现出的容忍和克制，相信这和李克强的去世有关。上海官方大概不想强行取缔青年的化妆游行狂欢，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让青年心中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情绪无法通过狂欢得以释放，导致他们的情绪失控，从而在李去世这个节骨眼上带来麻烦。从这个角度看，上海青年抓住了李克强去世的机会达成了他们的狂欢目的，但这也提醒北京当局，不能让群众有集体表达不满的机会和场合。 民心已变，虽然习近平口口声声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中共打扮成唯一代表人民的政党，但他的所作所为把自己推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习也喜欢说，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然而，民众悼念李克强的“鲜花革命”和上海青年的万圣节游行，非常清楚地告诉习，他不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想掌控一切，可他又感觉一切都在滑出他的掌控，危险随时而至，这就是习为什么害怕群众悼念李克强的原因。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对比曾经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把”当选”中央委员还未满一年的于幼军在处以留党察看处分的同时撤消了其中央委员职务，以及去年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几天才被匆匆宣布终止十九大代表资格和“撤消党内职务”中央候补委员李佳等人，就应该相信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是无法回避对秦刚、李尚福，以及李玉超和徐忠波这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党纪处理的。 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二十届三中全会迟迟不开，是因为经济还是人事？》已经分析过了政治层面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接连发生的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人事翻车，或许是导致本应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至今仍没有动静的主因。道理就在无论是目前已经没有了任何行政职务的外交系统的秦刚，还是军队系统里目前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李尚福，以及已经被内部宣布分别撤消了火箭军司令员、政委职务的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三中全会如何能避开他们的问题？ 说起来，在如上四人“当选“（或连任）中央委员才一年时间就又要撤消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对习近平政权来说，实在尴尬。过去多少年来，赶在党的某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即把才”当选“不满一年的中央委员给予处分的情况好像只发生过一起，但也只不过是针对一个人。一次就高达至少四人之多的情况是从未出现过的。 回想2008年10月12日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之一是“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9月5日做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这个于幼军和习近平同龄，是在2012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被宣布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并在此基础上被安排为十七届中央委员，据说是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亲自提名。当时的外界舆论自然认为这是在为2008年3月国务院换届铺路，而且在2008年3月5日开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确实也已经坐到了“部长列席区”。 然而，当月17日出台的国务院组成人选名单上，文化部长不是于幼军而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一时间，有关于幼军的负面传闻四起，以致官方新华网3月13日特别在首页用黑体字标题，推出“新华博友透露：于幼军未被免职仍是文化部党组书记”的消息；随后中组部副部长又到文化部宣布，于幼军继续担任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接下来的故事是，正在舆论界普遍相信文化部是实行了“双首长”制，所以才有了两个当届中央委员分别担任部长和党组书记的时候，随即而来的内部消息证实，正是在当届全国人大刚刚召开的那几天里，中纪委接到了举报于幼军的“揭发信“。于是中组部请示胡锦涛之后，做出了先让蔡武出任文化部长行政职务，让于幼军停留在部党组书记职务上等待中纪委”情况落实“的结果的决定。 而当时之所以决定先安排蔡武出任文化部长，考虑因素之一是此人当时已经64岁，如果于幼军的被揭发材料能够被中纪委判定“查无实据“，那么一年之后于幼军即可自然接替“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的蔡武。 但是，于幼军终于还是未能逃过一劫。其十七届中央委员的职务只担任不足一年时间。 说起来，这位于幼军是中共“反腐”史上先后落马的几十位在任或退位中央委员中最传奇，最有“故事”的一个。单说他被审查和处分的经过，首先他是开始接受内部审查之后唯一个被官方宣布仍然担任着党内职务的方式对外“辟谣”，以维护其声誉的一个。其次则是唯一一个虽然最终还是被宣布了党纪处分，但对于他的“问题审查报告”中却不公布任何所犯错误之内容的。不可谓不草率。 事后，当于幼军被留党察看处分的两年察看时间完成，不久即以副部长级待遇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职务身份得以复出工作之后，才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2008年9月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是因为不希望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因为完不成于幼军问题的处理决定而延期，所以当时的中纪委被要求在问题根本没有查清的情况下根本未给于幼军本人申辩的机会和时间就草草结案。这就是为什么三中全会之前根本就没有宣布过对于幼军立案审查的决定，三中全会上就突兀地宣布了的中纪委“审查报告”中完全不敢有具体内容。 回想当年的于幼军的被处分细节，再看如今二十届中央委员里的秦刚和李尚福等军方三人，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迟迟不开，除了因为对他们各自问题的调查、落实要假以时日，从具体时间安排上来看，为了让习近平到美国旧金山当面向美国总统拜登递送“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和目前并没有武力进犯 台湾的时间表的橄榄枝，三中全会自然不会是今11月份的当务之急。 按照中共官媒的预报，从旧金山返回北京的习近平将于本月21日晚在北京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讲话。此后的习近平似乎暂无出访计划，所以本月底的政治局例会应该不会因“故”取消。而本月底的政治局例会若能如期举行的话，会上宣布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仍然还会赶在今年之内，那怕是12月月底，是很有可能的。 笔者在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的结尾假设了如果秦刚的问题最终只被落实在 “纪法道德操守缺失”一个方面，那么未来或者还能够保住党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届中央委员职务肯定会在未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撤消（终止？）。 笔者倾向于相信如今已经被分别撤消国务院领导职务和军内职务的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三个无疑都是因为严重辜负了习近平曾经对他们寄于的充分政治信任而令习近平愤怒不已，因而会在被军法制裁之前先被“双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同时剥夺上将军衔。但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这里不妨假设他们都不是犯罪而仅仅是犯下严重错误，那么仅仅从他们已经被分别免去了才担任时间不长的国务院领导职务和军内重要职务的表面迹象看，应该没有连个留党察看的轻处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凡是被处留党察处分的在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要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的。甚至更有连个留党察看的处分都没有背上，但也因为犯了错误而只是被处以“撤消党内职务”处分而被从当届中央委员会中剔除的。较为典型的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 1961年出生的李佳从2011至2018年初一直担任着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职务，期间有时是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兼任政法委书记，并在此职务上被连续安排为十八和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大召开时他才51岁，足见当时被中央看好的程度。 到十九大召开时，李佳虽然连任了中央候补委员，但具体职务仍还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政法委书记任上徘徊。于是中组部给了他一个可以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职务，自治区政协主席。而后又平调为山西省政协主席。 202年8月2日，山西省政协宣布“免去李佳同志政协第十二届山西省委员会主席职务”，当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追认关于撤销李佳同志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两天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消息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李佳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副省部级；按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去年年10月12日，也就是离中共二十大召开只有4四天的时间，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宣布“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给予李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里特别提请注意，就是这个李佳在被免政协领导人职务、和撤消政协委员的政务处分的基础上，党内处分仅仅是终止十九大代表资格和“撤消党内职务”，事实上比“留党察看”的处分还要轻一档。但就是这样，也不能让他的党的十九大代表的资格和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职务以任届期满的方式自然结束。 对比一下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肖亚庆，就会发现虽然肖亚庆的被审查的时间过程和李佳被审查的时间过程相差不多，但对肖亚庆就没有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也就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五年任期即将届满的时候宣布对他的党内处分，就是因为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中央政治局已经内定了对他肖亚庆的党内处分是最重一档的开除党籍。故没有必要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去撤消他的党内职务了。 如此说来，在中共二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才半年多时间就陆续“出事”的秦刚也好，李尚福、李玉超及徐忠波也好，无论日后的党内的最终处分有多轻，都逃脱不了被踢出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总不能一拖再拖，而拖到习近平当局终于认为不能再拖的时间，如上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中的全部或者其中的某一、两个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查证落实，故无法做出对其进行的党内处理的终极处分的决定情况存在，那么对其采取薄熙来模式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这里说的所谓“薄熙来模式”就是党内处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终止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职务。第二步才是党纪和政纪（军纪）的终极处理。 2012年4月10日，新华社发表了所谓“受权发布”的重大新闻：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请注意，这里虽然点明了是“涉嫌严重违纪”，但仍然称其为同志。 5个多月后，2012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和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继而，2012年11月4日召开的七中全会上对此给予确认。 按照中共相关组织规定，被开除党籍者只要没有被同时宣布“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那么不会有被开除公职（军籍）者的饭碗不保的下场，比如上次节目中介绍了的肖亚庆。 如此说来，秦刚的未来除了我们上篇文章结尾中假设的最好下场，中间下场就是开除党籍但不被“移交司法”，所以仍能保住公职人员的饭碗。最次下场当然就是秦刚进秦城了。 至于军方的李尚福等三人，未来的下场没有道理会比秦刚来得轻。最大的可能都是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以及移交军事法庭。 依照以往的规律，李尚福因为是国务院的副国级，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级别，所以日后对他的军法处理结果应该会公之于众。 前例之一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此人于2015年4月9日被中共中央先在内部宣布进行组织调查，但此事当时对外并没有公开。直到7月30日，中纪委网站才公开宣布，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决定将其开除中共党籍，移交最高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一年之后，郭氏被中共对外宣布判处无期徒刑。 再比如2017年8月即被免去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房峰辉，在十九大上自然中止了其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但在2018年1月9日他被公开宣布因涉嫌行贿、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时，仍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接下来，中共发布了开除房峰辉党籍，以及“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继而在2019年2月20日，军事法院公开对外宣布了对房峰辉处以无期徒刑的消息。 至于火箭军的两位，很可能会在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军籍之后，永不被宣布军事法庭宣布结果。就如同原武警部队司法员，在十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军职位置上落马的王建平一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看了买了郑州融创烂尾楼的亮亮和丽君夫妇俩这些年的遭遇，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年轻人选择躺平。 亮亮和丽君俩算不上小镇做题家，那得成绩在前5%。他们是更普通的那些年轻人，俩人是读专科时的同学，后来又专升本，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俩人一个来自县城，一个来自农村，都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家人也提供不了任何助力。 毕业后，结束5年异地恋的俩人一起在郑州打工，干得也是最普通的工作，租便宜的房子，计划着结婚买房。工作三年后丽君每月的底薪也只有3000，亮亮下班以后要去送外卖跑滴滴，攒结婚和付首付的钱。尽管有时候夜里骑摩托摔得血肉模糊，或是接到跑临市来回几百公里的单，不管亮亮回家多晚，丽君都在家等着他，小两口相濡以沫。 厌倦了租房居无定所的漂泊，还有出于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感，亮亮一直想为丽君，也为这个小家买套房。他们在2021年的11月份，于房价和房贷的最高点，在郑州融创6期买下了自己的梦中情房，98平米的三室两厅。45万的首付、贷款110多万，每月房贷6300多。 他们2021年结婚，2022年生了个女儿，亮亮母亲在带，他们租房养孩子还房贷，生活确实很有压力，但对两个极为勤劳简朴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不能承受。买了房后，他们每个周末都会骑着电动车到房子的工地去看一眼，期待着入住，“我看着房子一天比一天长得更高，就觉得很开心”。很多网友都说，那时候，丽君的眼睛里充满了光彩。 2022年夏天，融创城楼盘停工陷入烂尾危机，房子突然成了幻梦。12月丽君被降薪，房贷可还要还，不到一年，两个年轻人的生活，突然就急转直下，摇摇欲坠。在视频镜头从来都是满脸笑容的丽君，眼神一下子失去了光彩。 他们的遭遇因为拍的记录生活短视频而被不少人知晓，也有媒体跟进报道，他们成了新时代的“骆驼祥子”。这些报道让他俩的短视频账号多了些关注者，但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没有太大影响。 转机在今年。在保交房的大背景下，郑州融创城的工地今年又复工了。7月份楼盘封顶，他们还去工地拍视频庆贺。虽然不知道房子最后到底能不能正常交付，至少又有了些希望。但还有一件事困扰着他们，在买房的时候，售楼部承诺交完首付要返给他们2万块现金，后来一直没有兑现。这是丽君降薪后将近一年的底薪。两年来，他们去找过售楼部无数次，不管是私下协商也好，还是公开直播去要钱也好，融创售楼部的销售们总是有各种办法拖延、推诿。总之，就是不给了。 于是夫妻俩隔一段时间就去要一次，从一开始的好声好气，到后面的豁出脸皮理直气壮，视频里夫妻俩肉眼可见地发生着变化。融创的销售部门也是有办法的。前几天他们甚至动了脑筋，在小夫妻俩开着直播再次来要钱的时候，售楼处关掉了现场的网络和监控，可能还屏蔽掉了直播信号，现场的销售们找借口跟夫妻俩起了直接的肢体冲突，亮亮和丽君都挨了拳脚，直播手机和车钥匙被抢走,车胎被扎。 在附近看到他们直播信号中断后赶过去的网友所拍的视频中，瘦小的丽君哭着挡在了亮亮身前，质问那个体型有她2个大的融创工作人员，“你打他（亮亮）干啥？”。视频的评论里说，丽君平时那么胆小温柔，永远都眼神明亮，满脸笑容的人，却不得不在人群中哭喊嚎叫，与壮汉搏斗，起因，就是他们努力地买了一套房。 除了那些同情和支持小夫妻俩的网友之外，关于他们遭遇的评论有两种特别典型，一种人说这夫妻俩现在是在闹事炒作；另外一种说，拉倒吧，他们的一切遭遇都源自于省吃俭用买房。“如果一开始就躺平，不生娃，不买房，不奋斗，就能安安稳稳，开开心心过一生”。 人的一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生活总是有着它的不确定性，这是人人都知晓的道理。但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不幸降临的时候，让人更加无法接受？这是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不幸总是与努力相关联。像亮亮和丽君这对小夫妻，像中山大学的几位博士们，像四十三中的女排学生和教练。如果努力奋斗却只是迎来悲剧，那一定是有什么出了问题。 亮亮和丽君在小破站账号的签名是“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人生吗”。对广大年轻人来说，如果在读书、工作、买房这些人生的重大选择中，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找不到正反馈，那么躺平就是一种理性选择。命运随机降临的人生，努力奋斗不如烧香算命。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谦哥儿）
写在前面 这是一篇从国庆档就开始准备的稿子，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个事情： 我在《坚如磐石》上映前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大概是从我看过原版的视角给大家形容了一下这部片遭遇的删减，期望大家降低预期，然后再强调了一下原版真的非常不错。 这条博文没多久就上了热搜前三，一直发酵到上映之后。结果去了影院的朋友发现电影被剪得七零八碎，电影口碑因此滑坡，我也遭到了一些“用删减为烂片铺垫洗白”的指责。 网络图片 虽然本身是一场对我的批评，但我始终觉得这个话题是值得被拿出来继续讨论的。 尤其是当同为删减受害者的观众和创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走向对立，而短期内我们无法解决房间里那头大象的情况下，去讨论观众和创作者在这件事情上的怨气如何消解、如何共存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我一个人的视角有限，所以这个话题被放到了我们第4次圆桌活动，所谓圆桌就是我们编辑部的同事就同一个话题，写一些自己的看法，全文的观点不追求统一，鼓励多视角的分歧。 这次共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4位作者参加，我们主要会讨论这几个问题： 删减内容的知晓对观众来说有意义吗？ 谈论删减意味着为电影开脱吗？ 评论删减的电影，对电影公平吗？ 观众需要考虑删减因素吗？ 检票小哥（写在前面的笔者）： 第一个问题，删减内容的知晓对观众来说有意义吗？ 我们自然无法替观众做任何决定，有人觉得有，我们从业者作为观众的那一面，自然也认为有；但一定有不少人想的是“知道那玩意儿有啥用，听起来都费神”，这也是人家的自由。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聊宏观的群体角度，而不是观众个体，这里我认为最好的回答是娄烨导演在纪录片《梦的背后》里说的那句“二流观众论。” 他不是在骂观众，而是在说我们因为无法直接和创作者对话，完整接收创作者的表达，所以在观看和评价时，都是不完整的思考，久而久之，我们被迫成了“二流观众”。 这句已经充分说明了观众应该知情的原因——这是一种避免成为二流观众的手段。 第二个问题，谈论删减意味着为电影开脱吗？ 这个问题也是我当时主要被批评的方向，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干脆聊我自己了。 《坚如磐石》不是我第一次面对这类事情了，之前《断·桥》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老干这种事，干得多了我也反思了一下。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主动和被动、有意和无意的问题。 比如《坚如磐石》，我在主观上并非有意于此，我甚至原意是希望大家降低对这部片的预期，因为我看完两个版本之后觉得公映的版本有不小的改变，我还特意写了一句“我说这些不是要为电影开脱”，只是原版的精彩应该被大家知晓。 但后续的发酵其实还是没按我的意思走，热搜上因为词条的关系，大家对这部片更期待了，上映后很多人也涌来批评我是在提前用删减为它口碑铺垫好后路。 现在回头看，我发现其实是自己忽略了一个常识，就是删减和尺度这两个词，在我们这儿是存在“隐喻”的，不是一种单纯的中性陈述，它带有褒义，代表着这部片的稀奇，他能惊动一些什么，触及一些什么，就和上个世纪很多禁片一样，本身是不流通没人看的片子，一成禁片，大家反而都知道了，抢着看，这是一种被动效应在无意中被触发了的结果。 所以要回答“谈论删减意味着为电影开脱吗？”这个问题的话，我只能说—— 是我们的某些东西，催生了这个不必要的提问，而这个提问的答案，也因为那个有着我们特色的“隐喻”，成为了一种唯一且无法分割的答案，去表达和被误解，无可避免。 最后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到一起说，因为这俩问题的答案是矛盾的—— 批评一部支离破碎的电影，对电影公平吗？ 很多人尤其影迷下意识会认为这不公平，尤其对于自己期待很久的片子，最后看到成品是那样一个面貌，会为片子不甘心是很合乎逻辑的情绪。 但如果我们问“观众在评价时需要考虑删减，打同情分吗？”时，大部分人又会产生一个矛盾的答案，就是观众花钱买票，还不能如实评价了吗？必须包容吗？ 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种选择，但并非义务。 看电影就是花钱买票，在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讨论之前，它和观众的关系只是经济行为，只有观众愿意去解读电影，讨论电影，追问作品之前发生了什么之时，才能跃进文化讨论的范围里，这当然是一种善意。 但观众没有义务一定要去实现这种跃进，我们完全可以停留在看电影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消费行为的层次，当我们只谈花钱这件事，那看电影便和你在超市买袋大米没有任何区别了，观众便没有任何必要去共情一袋大米的遭遇了。 所以上面的两个问题，看似矛盾，其实共存，是不同观众的两种选择。 黑曜石： 必须要坦诚的是，我对于今天要讨论的这些问题会稍有迟疑。 这种迟疑来自于，我在思考这些问题之前，意识到自己有视角的局限性，也就是影视从业者的视角。 当然我们去讨论观众对待删减的态度，要不要评论删减电影这些站在影视从业者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时，因为观众角度的缺失，很容易看起来还是在为自己开脱。 考虑到圆桌效果，还是先分享下当下视角里的一些主观感受。 我的身上一直有两种身份，一个是影迷观众，一个是影视从业者，这两者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有时候还挺割裂和矛盾。 从一个电影观众，一个影迷，过渡至如今的影视从业者，哪怕是个半吊子，但后者这个身份或多或少都会让我对电影本身有更多的了解，这种身份转换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信息增加的过程。 在能够对电影内容好坏进行明确评价之外，我还能获得相对别人而言更多的可能，看到电影内外的付出及遭遇种种，以至于在对电影本身进行理性分析与评论之余，我还是会因为电影遭遇的各种不公平，而对它产生更多的感性认知。 以及伴随从观众到影视从业者的身份变化，我和电影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对调，从它对我说话变成了现在的我对它说话。这些因素加上近几年的大环境变化，我个人倒是越发觉得，电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造梦机器，反倒是需要我们来保护的——梦。 为了保护这个易碎的梦，我仅能做的只有去谈论它。 所以从影视从业者的角度，我会坚持认为观众应该关注，当然，是否践行则因人而异。 但做回普通观众，我发现如果是处于看不出删减，又没有渠道获取关于删减的外部信息的情况下，作为观众的我要不要考虑删减因素、权利问题就会被挤进盲区。 既然今天圆桌的起源是《坚如磐石》，那就以这次争吵作为例子，再具体化下我的表述。 我想除了个人喜爱不同之外，前面聊到的信息差也是导致这次争吵的原因之一。我不认为谈论删减是在为电影开脱，但基于视角差别，我会思考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急于告知删减，而相对缺少了对于删减版电影本身的好坏、删减对于电影本身影响程度的回答。 关于电影删减的种种问题里，始终都存在一个三角关系，“放电影的人”、“看电影的人”和电影。 在这个三角关系里，无论是观众还是影视从业者都面临着同样问题，你我他都无法还原这些电影的原貌，无论我们怎么聊，对于电影本身而言，都是不公平的事情。 猹： 对这几个问题，我其实挺矛盾的，当我站在不同的角度，会获得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今天只准备站在我作为观众这个视角来回答。 首先想聊的是第二个问题。 我不认为谈论删减就完全是为电影开脱，甚至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舆论环境里，去谈论是必要的。 当然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是一部值得去谈论“删减”的电影。 毕竟，当你谈论删减的时候，就已经隐含着对这部片子的期待和惋惜，因为我好像还没看到过有人对一部几乎没有争议的烂片谈论过删减的问题。 所以顺势下来，我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如果补充上了这些删减的内容，这可能就是一部好电影。 我就拿近期的《坚如磐石》为例，它有着肉眼可见的大量删减，但即便了解了它删减的内容，我对它原本不好的评价也没有什么改观。 因为它受影响的更多是人物和叙事的连贯，但它主要的问题在于，在反腐扫黑的主题里，以于和伟为代表的商人阶层是如何卷入并与张国立这个权力阶层勾结的，以及权钱两端外中间被影响到的普通人，这些基本背景和内容是空着的。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狂飙》里曾经拍出来的，所以删减真的会导致一次全盘性的崩塌吗？这就到了第三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去评判的不仅仅是质量，还有能力和态度问题，所以评论删减的电影，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 当一部电影不管以何种面貌呈现在大众的视野，它就有被评论的理由，而且它此刻出现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应该去评判的样子。 删减成了常态，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恰恰电影又拥有极强的表意空间，所以如何更好的修改及暧昧的呈现也成了当前环境下重要的一环。 这不是在为删减说话，只是说除了反抗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辗转迂回不顺从的路线。 而这赤裸地呈现了在面对删减时，个人的能力问题。 当年美国《海斯法典》颁布了12条不允许呈现的禁令，但同期的好莱坞也诞生了数不胜数精彩的隐喻；大陆电影圈流传着一个故事，原本《天下无贼》大结局是刘若英饰演的贼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个结局让它迟迟无法过审。 后来王朔研究了一下剧本，给出了让女贼怀孕的建议，从而让电影的结局顺利转向了女贼道德观念的转变，又不对前面的人物和剧情产生什么伤害。 还有《鹦鹉杀》里，两个男性角色明显是爱情关系，但电影中不能直接道破，所以导演通过眼神的流转，以及镜头朝向二人不断逼近营造出逼仄的感觉，在视听上构建了二人的关系。 但《坚如磐石》里，张国立和晓薇有地下情，编剧和导演必须要在删改的情况下让观众感受到二人的暧昧关系，所以最终他在外在形象上把晓薇塑造成了一个刻板的“情人”形象，比如张国立深夜去家里找她吃饭的戏中，她穿着非常紧致的吊带低胸背心。 用这些东西来补足暧昧不是说不行，只是我确定还有更好的方式。 最后再说说观众需要考虑删减吗这个问题，它和第一个问题可以连起来谈，要不要知情和需不需要考虑都是观众自己的问题，毕竟如果在电影院看到的内容我都提不起兴趣的话，那在脑子里还有必要为删减的东西而嗨起来吗？ 除非某一天，我们能看到那个最初版，这是不能忘记的期待。 芋泥： 首先，关于影片遭遇删减观众是否需要知情的问题上面已经被大家回答得很全面了，我就不重复了，直接聊第二个问题， 去谈论删减、去告诉大家电影删了什么，这是在为电影作开脱吗？ 我认为不是的。谈论这个的目的，其实更多是为了观众，让观众对消费的这一文化产品拥有足够的知情权。观众是否愿意接收这个信息，是否愿意为删减的版本买单，这是一回事，而观众作为消费者是否有这个权利，是另一回事。当年陈哲艺导演的《热带雨》在大陆放映时被删减，他的态度亦是：“接受删减，但观众必须有知情权”。 很多人认为去谈论一部电影遭遇删减的这件事，会给这部电影带来同情分，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前面我的同事也没提到，就是看电影和看文字删减总结、自己想象，一样吗？ 答案当然是不一样的， 观众的观影体验是一段非常细腻的情感生发过程，并非只是机械的片段叠加。哪怕大家通过文字知道删减的内容是什么了，但要把这一段融入连续的观影中是非常困难的，银幕上的故事继续在发生，还要足够敏锐地将缺失的片段自我想象、自我消化，这样的观影体验无论如何都无法和看完整的原片相比。 所以，哪怕观众知道了删去的内容，得到的依旧是残缺的观影体验，也就无法对这个电影造成天差地别的改观，那知晓删减后加的分，和电影本身也无关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默认同情本身就不在电影评价体系内？ 另外我还想回答一个今晚本身没有加的问题，就是开头我们主编那条微博底下不少人提过的一种：删成这样，你一开始干嘛还要故意拍呢？坑观众吗？ 但真的没有人是故意的，拍电影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是模糊的，没有人能预料后来是坦途还是意想不到的腰斩。 这种逻辑的危险还在于，它在提醒创作者在创作的源头就去拍最安全的题材。 久而久之，电影创作的类型多样化也会逐渐紧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三号厅检票员工）
有一个费用很可观，但大多数人都注意不到。 那就是网费、通信费。 中国的网费和通信费是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这一点长期被群众诟病。 我印象最深的，是李总理从2015年开始，就多次强调推动“网络提速降费”。 但是，推动是有阻力的。 尤其是进入5G时代以来，我觉得当前最大的痛点就是： 高速增长的通信费和提速感知并不明显的5G网络所不相匹配。 不吹不黑，就我而言，比起前几年，现在的话费真的贵了一倍多！ 当然，这还不算完，今天的这个新闻更是让我大跌眼镜。 11月20日，“河南联通被曝强迫用户更换光猫”一事登上热搜。 网络图片 一位联通工程师因未完成推销任务被公司辞退，一气之下，曝光了黑幕： 原来河南周口联通为了强迫用户更换光猫，会先在后台停掉用户的宽带账号。 而随后上门工程师会则谎称“光猫损坏”，并要求用户更换设备。 换一次多少钱呢？ 299元。 等更换完成后，周口联通再从后台恢复用户网络服务。 网络图片 这种套路你说怎么定义？ 强买强卖吗？ 在我看来，这叫“诈骗行为”。 在刑法的定义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让用户产生“光猫损坏”的认识错误，然后交钱换新的，不就是诈骗吗？ 此外，这位联通工程师表示，在给新用户装机时，周口联通公司还会使用其他用户更换下来的旧光猫为新用户装机。 等新用户使用一段时间后，工程师再上门以“光猫型号过旧已不匹配”为由，为用户重新装新光猫。 你看，一台光猫，他能骗两次的钱。 双赢，赢麻了！ 采访中工程师还提及，周口联通公司还会故意关掉用户的短信服务，在后台增加增值业务，之后再把短信功能打开，以此牟利。 骗人的事儿，作为有良知的人，自然过意不去。 但公司领导要求，工程师每人每月必须为10户完成换终端任务，否则，就可能因为没完成任务而被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我还能说什么呢？ 要不别在中国搞通信业务了，去缅甸吧，去更适合自己的土壤去。 缅甸诈骗园骗人，讲究的是一单吃饱，要坑就坑个大的，还算比较容易被人识破。 这种呢？ 一个月多出5~20的小费用，一年多出个299的光猫费用，有多少人能感知到？ 小骗只能骗你一次，大骗能骗你几年，骗你都很难察觉。 这才是骗中高手，骗王之王。 在此，我做两点呼吁： 1 严肃追究该公司责任，不要自罚三杯，数额达到一定程度，完全可以依刑法的诈骗罪论处。 2 提速降费的事儿再研究研究，实在不行，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只用低速的套餐，毕竟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不想花钱升这个级！ -完-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