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15时24分，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天工南大道，佳乐苑沿街店铺的地下一层发生火灾。1月25日新余市召开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 据发布会通报，初步查明火灾起因为该楼地下一层冷库装修时施工人员违规动火施工造成。浓烟通过楼道涌入至二楼，二楼是名为博弈教育咨询的培训机构和一家宾馆，受困人员主要是参加教育咨询培训的学生和住宿旅客。事故共造成39人遇难，9人受伤，其中8人病情平稳，1人正在抢救。 事故发生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联系上了两位近期在上述培训机构学习的学生。 网络图片 1月25日上午，事故发生地的建筑外观。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 20岁的何求杰和21岁的王立是赣西科技职业学院的学生，为了准备专升本考试，他们和4名同班同学一起报名了培训班，2023年11月11日开班。他们在培训班附近300米处租了间出租屋。 火灾发生当天下午，学生们正在上英语课。这堂课是临时加的，当天下午2点07分，培训班的英语老师在班级群里发信息：“没来的同学抓紧时间。” 何求杰因为英语不好，有点跟不上，所以没去上课，留在出租屋里看计算机课程的网课。他的两位室友去上课了。 下午3点15分左右，室友向何求杰发消息，说“英语课听不懂”。几分钟后，何求杰没再收到他的消息。 直到听到街边呼啸而过的警报声，何求杰出门去看，在培训机构附近看到了“好大的烟”。他再也没联系上两位室友。 何求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临街的网吧右侧就是楼梯，楼梯宽度能容纳三四个人并行，连接着二楼和地下室。上到二楼，楼梯左侧是博弈培训机构，右侧堆放了一堆煤，旁边搭了一个火炉。 博弈培训机构有数间大小不等的教室，分别进行不同专业的教学。这期专升本培训班有60多位学生。火灾发生时，学生们所在的教室是最大的一间，用来上英语等公共课。 两位受访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间教室的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上。根据他们画的草图，教室内摆放了数排木质桌子与塑料凳子，中间有两根立柱，后方空地堆放了一些桌椅和一张台球桌，教室墙上也贴着许多台球的海报。 何求杰说，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姓刘，40多岁，“挺负责的，每天早中晚，都会来教室里看一下。有学生课业跟不上，他也会单独找他们谈”。 一周前，王立开始在教室里听到楼下装修的声音。 网络图片 这间教室通往外界的出口有两个。一个隐藏在教室后面，在一扇窗帘背后，有个小窗，但“没有开过”，窗帘也从不拉开。 直到火灾发生后，王立才知道教室里有窗子，因为何求杰说，他曾有一次试图开窗，但窗户边缘“用胶布粘起来了”。 另一个出口，是讲台旁边的一扇铝合金小门。门很窄，“一次只能过一个人”。上课时，门经常是闭合的。“如果有同学出去上厕所，也会随手把门带上”，何求杰说。 何求杰和王立跑了一晚上，到处打探4位同学的消息。晚上9时许，他们去了新钢医院见到了一些伤亡者，但没有找到4位同学。“医院门口停了十多辆殡仪馆的车，拉走了一些死者。”王立说。 他们得知4位同学都在这场事故中遇难。“包括我们一起来的两个女生，她们在别的地方住，也去世了。”何求杰说。 在火灾中离世的一位室友今年21岁，是四川德阳人。何求杰说，他从大一下学期就在准备考专升本，已经准备了两年半，“是最刻苦的”，目标是考井冈山大学。 “他高考失利，可能是想证明自己吧。”何求杰说。 另一位离世的室友来自青海，昨天正轮到他做饭，中午炒的菜还没吃完，出租屋的案板上已经备着下午的菜：一盘切好的青笋、一盘豆芽、一盆花菜。 网络图片 几个小伙子在这个没有暖气的出租屋里养了只小猫，黑白相间，脖子上挂着一串红铃铛。 火灾发生的当天中午，培训班的老师已经在班级群里公布了放假安排：“31日放假，正月初十晚上正式开始年后强化冲刺，请同学们务必提前买好票。” 在1月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余市教育局局长曾先锋说，目前新余市已对全市所有教育机构，特别是寄宿学校进行消防隐患排查，并要求全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暂停培训活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同时，全面加强日常监管，尤其是加强对幼儿园、中小学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最大限度消除火灾风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
这是一篇历经艰难才侥幸发出的文字，看来它们急于为事故责任定调，开始不容骘评了。 我倒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宁可无话题可说。贵省也该争点气，别在短期内，频频酿出惊天事端来啊。 学校发生惨烈火灾的那个县，以“事故处置指挥部”发布的一则通报，读完如鲠在喉。 这是截至目前，就该校10+3个学生殒命火灾事故，最为权威的官方通报。 却通篇语无伦次、逻辑混乱、飘忽游移、毫无诚意。问了几个熟知的朋友，都表示有同感。 网络图片 再烂的文字，一般也无法掩饰它到底想说些什么，这则通报亦然。 通报说，“该宿舍共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供学生正常出入，此门夜间从不落锁”。此为重点一。 “当晚该宿舍住有32名三年级男学生，一名宿管员（班主任）”。此为重点二。 该通报唯一明确的用意，大抵就是针对舆论场上“舍门上锁”的传言和质疑，进行斩钉截铁、明白无误、不容置疑的澄清。 其中的逻辑却无法自洽。既然室门未锁，屋里也有宿管员同住，32个学生中，为何只有19人逃生？宿管员有未被烧伤，伤势如何？ 此前，官方媒体借助进入现场的消防员之口报道称，遇难学生“遗体均在各自床上呈躺睡状态”。 宿管员发现起火，但凡有过呼叫，这些孩子也不至于一个个沉睡到毫无察觉，连一点挣扎、蜷缩痕迹都没有留下。通报对此无任何解释。 前两天有媒体说，起火后该宿舍孩子曾对着窗外大声哭嚎求救。彼时到底有无此种情形、宿管员在做些什么，通报居然只字不提。 或许起火时，现场情况极为复杂混乱。比如人挤人、床挨床，宿管员根本来不及迅速全部组织学生转移等。 倘如此，完全有必要在通报中说清楚真实情况和客观原因，而不是将疑问交给公众。 细细咂摸，这本质上是一则抢先发声的“免责”宣示。 当地官方要强调的，这是又一起“门开着的，他们不跑”的非人祸事件。 而此时发出这则通报，显得突兀和莫名。通报说，“省调查组正在对事故原因、事故性质、消防器材配备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通报”。 你一个县级火灾事故处置指挥部，在基本情况尚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急吼吼跳将出来，胡言乱语地打一通乱拳，此为何意呢？ 如此无法不让人思忖，县里提前出来说叨一番，至少是得到更高层级官方首肯的。 在公共政策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决策气球”，也叫“试探气球”。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方城县官方的这则通报，烂归烂一些，却也属于一只舆论探测气球。 提前定调，放风造势，进行舆论铺垫，就公众对特定话题的接受程度进行测试，窥探舆论场有哪些反应，反应程度如何，从公众的评说中观察民意，谋定而后动。 如果舆论对“从不落锁”、“宿管在场”的说法反应平平，那么最终更高层级的调查结果，就笃定会调高“从不落锁”、“宿管在场”的分贝，你们信不信都是它了。 如果舆论对此说辞反弹强烈，无法接受乃至于口诛笔伐，最终的调查结论，当会根据舆情传播量、社会关注量、网民浏览量和跟帖评论量数据，相机作出调整。 我所担忧的是，从昨晚通报发出到今天，新浪微博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其他社交平台上，除了几个自媒体人发出诘问，似乎未引起多少关注；一些官媒虽然转发通报原文，却无一家置评。 民间的忽略不难理解，岁末年终，大家都千头万绪，都在忙着与过年有关的事务。 同时，面对这类天灾人祸，面对真相总是被掩藏，大家普遍都有无力感。唏嘘喟叹几句，两三天的热度过去，新的热点事件又会冒出来。 方城县官方这一火灾事故的“试探气球”飘过，测得的结果乃是波澜不惊。眼见着“从不落锁”、“宿管在场”的说辞，虽不敢言万无一失，也该“坐实”和落定了。 这对于某省官方，无论如何算是一个惊喜，应该可以无忧过年了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接上期） 二、以钢为纲 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最深。 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1958年计划620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700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表格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15年赶上美国后，于11月18日，就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15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8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1958年2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624.8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16.7%。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1958年4月14日，又把指标提高到771万吨，比上年增长44.1%。但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800万-850万吨。比上年增长49.5%-58.9%。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 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 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1958年钢产指标为 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 但是，从6月19日到8月中旬，钢铁完成任务的情况不理想，8月16日，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几天，毛泽东听取了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以后，给陈云打电话，作了8点指示，其中谈到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处分措施后来写进了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中）。并让陈云把各省工业书记召到北戴河开一次会议。8月21日，陈云向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传达了毛的指示，并提议，要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插话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100个土炉子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 从此，“小、土、群”（小炉子，土炉子，遍地成群）在中国大地到处风行，危害极深。一向被人们誉为讲究科学、头脑冷静的陈云也出此下策，可能当时人们头脑热到什么程度。在北戴河的工业书记会上，按月落实了钢铁的生产进度，还按地区分配了钢铁生产任务，连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20万吨生铁，其它省市的任务就更重了。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展开。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8月30日的总结报告中说：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死”是不行的。1100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2500万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其中2500万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200万-250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已经9月份了。在剩下两三个月时间内，还要完成600多万吨的任务，才能实现全年的1070万吨。按常规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发动全民蛮干。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9月5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这一“停车让路”，使各顶工作停顿，各个部门为钢铁行业作出牺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当时，1070万吨这个数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 “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都为“1070”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1100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9月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 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10月，达6000多万人，最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10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子龙汇报。 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6000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10月14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8万钢铁大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42个营，174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1653间。煤烧完了，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缴“废铁”71786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 全国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1070”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没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会去报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1070”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50多万人口的浠水县，组织了13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168个，炼铁炉2846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9.34吨，铁3078吨，实际多为废渣。 这13万砍树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蓍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吨生产计划。 9月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9月15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日产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8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 10月1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9月29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5千吨钢、一个日产4千吨钢的省。 10月18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6300多吨。 10月26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 12月23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0七0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据治金工业部12月19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1073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产钢1108万吨。 《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90%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1958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吴冷西，在37年以后的1995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吴冷西在1958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多地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对于造成他犯错误的制度是恋恋不舍的，以致于在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公然出面强烈反对。在《忆毛主席》这本小册子中，虽然讲了一些真话，但还处处还流露出对那种制度的留恋，流露出他当年能伴随毛泽东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1958年四季度和1959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2%、3%，有的高达6%。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1958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3000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150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250-300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1958年9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多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吃掉了很多粮食，是造成1959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百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1800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 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日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1958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1000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传大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 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1530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35个工厂投入生产。 只有13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厂矿307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全旗1958年新建厂矿可达1267座。 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1959年时92%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1962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508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179处、设计能力7484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44%。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77%，因此从1960年4、5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果显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21%，1960年提高到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1961年达到105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元。 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1957年的53：47下降到1960年的33：67。 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1957年138亿元，1958年267亿元，1959年345亿元，1960年384亿元。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81%。平均每年投资332亿元，比1957年高出1.4倍。 机械、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58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1587个，1959年1361个，1961年1815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1384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312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246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国民收入减少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39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38.8%，木材为14.8%，水泥为31.7%，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40.7%。在编制1959年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50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150亿元。 表格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1958年到1961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35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1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年为76.3%，1960年为73.3%。见表24-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表格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万人，三年增加2868万人，增长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年，城镇人口总数为9949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年为10721万人，1959年为12371万人，1960年达13073万人。三年共增加3124万人，增长31.4%。 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2218万人。 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1954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1959年9月国庆10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1958年到1960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财政收入竟比1957年增长了84%，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47%，大大突破了中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30%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1960年81.8亿的赤字的基础上，1961年财政收入比1960年减少37.8%，1962年又减少11.9%。财政的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180亿元。 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300多亿元，180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1961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4.7%。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1960年达74.8亿元，1961年仍有26.9亿元。 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1957年的5.2元降到1961年的4.1元。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表格 （未完待续）
中共党魁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后马上就在官场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他的名字也与“禁评”谐音，似乎有备而来。可能他预料到有朝一日会“辱习”成风，并从官场流散到社会上，这意味著他权威尽失。而中共党魁的权威消失，与中共的气数已尽，实际上是相伴而行的。 据一位在中共官员圈子混得烂熟的大陆媒体人朋友透露，现在地方的官员们，包括一般的公务员，不管中央三令五申，还是“躺平”。他们日常最爱去的还是饭局，只是更加小心，说话也怕被人录音。 在各类饭局中，有一个口头禅是谁都会说的。就是每当说到可笑可气的人或事时，都爱提到“那头猪也是这样子”。甚至有时表达对上级的不满时，也将气发在“那头猪”身上，“都是那头猪干的”，然后引发哄堂大笑，因为谁都知道是在说习近平。 中国的网民，也包括官员们，爱给习近平起绰号，什么“包子”、“小熊维尼”、“二百斤”、“庆丰帝”之类。根据之前一个墙内网站泄露的资料库，和习近平本人直接相关的敏感词起码有2,000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所以中共的网管够忙的。 近些年在墙外恶搞、讽刺、侮辱习近平的作品早已层出不穷，称为“辱包”，但毕竟是在海外做。没想到现在中国国内的饭桌上，流行的笑话代名词却是“那头猪”！ “那头猪”这种用词，辱得有点过分。但笔者能理解，国内的政治环境严酷，到处是习派出的眼线，身边人随时也会告密。前段时间落马的火箭军高层，据说就是因为私下表达对习不满的言论，被秘书举报到军委。人们用“那头猪”来代替习，充满智慧又能够解决安全问题，令人会心一笑。 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当局结束疫情封控政策后，润（Run）到海外的有不少，一位刚润出来不久的朋友表示，国内文化圈里也盛行辱习，只是更隐晦些，提到习时只用“他”，也有说“那个人”的。 中共一党专政的中国盛行“辱习”风，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不寻常的，有哪个领导人会在生时就被这样对待的？我记得在早些年，胡锦涛在台上时，坊间流行最多的是前党魁江泽民的丑闻和笑话，包括江家的腐败，江与宋祖英的性丑闻，江长得像蛤蟆，以及其在外交场合一些丑怪和不雅言行等等。 江泽民被公认是个小丑式的大坏蛋，而习近平刚上台时还不至于成为公众取笑的对象，甚至在他的第一任期，因为反腐打虎，抛出一些改革措施，一度收拢了一些民心。其时也根本不存在反习，周永康、郭伯雄这些人并没有还手之力。 让习近平权威渐失的四波浪潮 印象中，习近平权威消失，是从他在2017年10月的十九大上成为党核心，集权成功，2018年3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想当终身掌权的皇帝开始的。当时有了第一波反习潮，由中共红后代和官场内部引领。 尽管这波反对声音无阻习坐稳权位，但由“三朝国师”王沪宁统领，对习大搞个人崇拜的套路，在各级单位中引发怨声载道。 20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中国大陆来出差的国企中层干部有过交流。他说现在国企里面还是文山会海，每次中央有什么高层指示和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的指示，大会开完又开干部的小会。对于这类会议，除了有时明知有人录像，要上电视的之外，很多人都在开小差。除了主事的几位大领导在台上板著脸说话，台下的人不少在睡觉，看手机、玩游戏的最多。 2019年初当局搞了个学习强国APP，天天答题学习习近平思想，这位国企干部表示，大家都烦死了，反感习近平的程度甚至超过过往的中共领导人，但敢怒不敢言。 第二波反习潮，也是红二代引领。2020年初，中共病毒（新冠）从武汉流行开来，习近平主导了疫情的隐瞒，又让病毒传往世界。知名房产大享任志强，一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指习“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此文在国内外广传。任志强被以贪腐名义判了十八年，但习近平也因此名声受损。 第三波反习潮，进一步扩散到全社会，疫情三年期间，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封控，制造了无尽的人道灾难，形同毛泽东时代的“三年大饥荒”。2022年10月13日，勇士彭载舟在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挂出反习横幅，一条写“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条写著“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再到11月底爆发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这些明确点名的反习行动，也宣布了习近平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人设崩塌。 记得江泽民也在“白纸运动”那个时间死去（有说法指可能是染疫亡），习为江开追悼会时，悼词中竟有一句，说要继承江的“遗志”。这种背锅宣言著实令人大吃一惊，似乎预示了习日后的下场。 转眼到了第四波反习潮，此时习近平在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上成功进入第三任期，亲信全面上位，在官方宣传的定位中，习就是党中央，党即是习。相反，反习和反共到了合流的地步，形成全民反习、反共。 这波反习潮的背景，是在当局无预警解除封控，疫情大爆发造成巨量死亡之后，中国经济陷于困境，外资撤离，企业爆雷不断，失业高涨，民生凋零。当局试图做些安抚民企和欢迎外资的动作，但一边继续迫害人权，搞全民反间谍吓跑外资，一边禁止唱衰经济，统计局则配合出具表明“形势大好”的数据。 由于最高领导人是独裁者，并且信奉政权安全高于一切，身边的蔡奇之流均是文革吹鼓手，现在国内外基本没人相信习的新班子能救得了经济，也就是救不了中共政权。 我们看到，红后代胡舒立创办的财新传媒，先后发了多篇“冲塔”（对抗审查）后被删的文章，以撑改革开放，纪念李克强等名义，暗批习近平，或者以揭露公安酷刑致死案来曝光中共恶行。同时，尽管习近平和蔡奇多次要求唱响经济光明论，一些体制内学者仍然变著法子点出经济的危机，以及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国力差距在扩大。 以针砭时弊著称的大陆杂志《杂文选刊》，在去年12月4日发布休刊启事，其最后一期杂志封面漫画内容是：一只大手在指向前方，在手上顺著指明的方向跑的人，却纷纷掉下深渊……。而据官媒报导，习近平时常喜欢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指明方向”。因此这幅漫画被认为是讽习，该杂志收摊，也正是这个原因。 回头再看习近平的权威尽失，甚至中国饭桌笑话流行“那头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已经历了四波反习潮，第四波仍在进行中。 骂习和盼共产党垮台成当今最主流民意 其实当局早已知道习现在名声不好，所以近些年网信办、公安部门打谣相当卖力，这些谣，有部分可能就与习近平有关。近年还有越来越多落马高官有“阅读政治禁书”的罪名，比如浙江省前副省长朱从玖和中国银行前行长刘连舸。所谓“严重政治问题”，首要的是“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等，这里主要是针对习本人的。 笔者也曾接触过国内出来的留学生，他们有一些其实很清醒，不喜欢中共，也不喜欢习近平。有一位是小粉红，但当我问他的政治偶像时，他不认习近平，却认毛泽东，这也令人吃惊。但愿他日后更清醒一点，因为毛泽东就是大魔头。但至少可以说明，习近平现在在国内外都不受欢迎，他在国内出访时，从官员到“民众”的朝鲜式“拥戴人民领袖”，只是演戏，至于一些小国家的政要表现出的亲共和爱习，无非也是为了钱。 那位已润到海外的大陆文化人朋友对我说过，国内清醒的人不太多，大部分未醒。但是他们是一波一波的清醒，比如经过铁链女事件，清醒一批，经过唐山打人事件，清醒一批，经过上海封城的灾难，再清醒一批。现在当局将经济民生整到陷入崩溃边缘，回天无力，剩下的那些稍有思想的人都在思考、都在骂：“那头猪干的！” 前段时间，一位朋友曾传递给我一位不便具名的中共退休老干部的言论，评论习和共产党一针见血：“那个人（习）刚上台时人们对他还抱点希望，现在没人说他好，都骂他，人们都盼著共产党垮台呢！”这里用的也是“那个人”和“他”。 这句话应该是中国当今最主流的民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新当选的113位立委平均年龄为52.9岁，其中，国民党立法院党团52名成员，平均年龄为52.1岁，其次为民进党党团平均年龄为52.5岁，最老的反而是成立仅4年的民众党，党团平均年龄为57.87岁。也不过4年前，国民党立院党团平均年龄为57岁，民进党同样是 52岁，短短4年间，国民党显然是年轻化有成。 年轻化是不是国民党这次得以在国会席次超越民进党的原因？答案是肯定的。以这次最关键的台中市立委选举为例，选前的席次是蓝2绿6，选后的席次变成蓝6绿2，一消一长之间拉出了8席的差距，国民党靠的就是年轻化。国民党在既有的绿营现任者选区推出了所谓的F4，分别在廖伟翔（33岁）、黄建豪（35岁）、罗廷玮（34岁）以及林家兴（33岁），除了林家兴在大里太平遇到上届立委选举创下全国最高票的“大魔王”何欣纯落败以外，其他三人都顺利击败了现任（继任）者。 这其中，问政口碑甚佳，参选台中西屯、南屯区的现任立委张廖万坚输给廖伟翔最令人意外。也不过4年前，张廖万坚才以2万5千票差距击退国民党在当地的6连任议员、也是廖伟翔的母亲黄馨慧获得连任，这次选举竟让一个初出茅芦，没有任何选举经验的新人代母出征，复仇成功。而黄建豪胜选的第5选区也是一样状况，民进党的现任者庄竞程上一届之所以能在这传统的蓝营优势选区胜出，是因为他当时的对手是当过7届立委的沈智慧，选民对这样的老面孔感到不耐；当换上年轻的黄建豪，立刻又讨回这传统的蓝营优势选区。 从年轻化的角度，国民党在台北松山信义区提名徐巧芯的布局显然是对的，事实上4年前费鸿泰在当地对决民进党许淑华时惊险连任，其实已露疲态，若非这次换上年轻的徐巧芯，国民党能否顺利连任恐怕仍是未定之天。而33岁的牛煦庭能够在桃园八德胜过郑运鹏也是一样的道理，郑运鹏先前在当地当选两次，击退的对手都是国民党的老牌立委陈根德。 选民鼓励年轻面孔参政，其实不限于蓝营。民进党黄捷空降高市第6选区，赢了对手2万票，远超过预期；吴沛忆在台北中正万华顺利杀出重围，与她的年轻形象跟锺小平、于美人有极大落差有关。彭俊豪在深蓝区桃园中坜挑战国民党的鲁明哲仅输6千票，差距甚至小于4年前，可见事在人为，所谓民进党在桃园大衰退并非铁律。就连因为找不到人参选的台中潭雅神选区，民进党空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党工谢子涵都拿下8万票，只要持续经营，她将来一定有机会挑战国民党老将杨琼樱。 蓝绿两党在年轻化的成果呈现极大的落差，关键当然与执政与在野易位有关。由于已经8年在野，国民党上一世代的政治工作者，即使再不甘愿，也得慢慢引退，连妈妈都得交棒给儿子选。由于已经8年执政，眼看还会更久，所以民进党慢慢地科层化、建制化，中老年政治工作者以为自己过往“成功”的经验还可以继续，所以舍不得交棒，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人才断层。 整个太阳花世代仅有两个人在这次选举中脱颖而出，其中黄捷还是拜民进党的现任者突然冒出绯闻才得以空降参选，吴沛忆参选原本根本不在民进党主事者的规划之列，若非绿营“进步圈”当时强烈抗议，她现在还只能乖乖地万华区当议员。种种迹象都显示，越来越官僚化的民进党主事者并没有意识到人才库严重老化的问题。 这个困境还将延续到两年后的地方县市长提名。如果民进党届时还是在既有的脸孔里面大风吹，先别说想要攻克双北、桃园、台中了，就连这次“八仙过海”的高雄执政权恐怕都会出问题。国民党的柯志恩上次对上如日中天的陈其迈选得并不差，过去一年多又持续在基层跑动，以高雄市民勇于尝试、大胆猎奇的性格，谁说民进党现任的8席立委真有必胜的把握？ 的确，年轻化只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呈现出来的心态与价值。但话说回来，民进党到底在这次选举里呈现出什么样的年轻心态与价值？如果人不新，价值也不新，未来就不能怪选民出手帮你“换新”。 （全文转自上报）
从选举结果来看，如果去年11月的蓝白真的能合，的确有机会击败赖清德。再真确地说，如果是侯柯配，由于支持柯文哲的年轻选票无法悉数转移支持侯友宜，胜负恐怕仍在未定之天；但如果是柯侯配，由于蓝营支持者太想赢得这场胜利，其转移的幅度会更大，胜算也更高。许多人就此认为，未来4年是绿蓝白三国鼎立的时代，只要柯文哲继续渗透蓝营基层，成为反绿共主，4年后的“柯总统”将不再是梦。 这说法把蓝绿两党当成被动的“应变数”，只是，你想攻顶，别人也会努力，政治永远在动态变化，这世界不会只绕著柯文哲转。 4年后与现在不一样的是，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参选人绝对不会是侯友宜。无论是卢秀燕甚或是蒋万安，她们比起侯友宜的论述能力更强、“血统”更纯，更容易被蓝营群众当成“自己人”，要家大业大的国民党届时再考虑蓝白合，甚至把柯文哲当共主，这谈何容易？ 尤其，选后对对柯文哲攻讦最力的并非绿营，而是蓝营。这部分来自于柯文哲当初撕毁蓝白六点协议的受骗感，有些又与柯文哲及民众党在选前放出的假民调有关。柯文哲选前指控别人作假民调，还信誓旦旦地说他选后会把所有民调一家一家地列出来，“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但选举结果显示，那个没穿裤子的正是柯文哲。当骗子形象根深蒂固，蓝白怎么谈合作？ 也有人说柯文哲在未成年青少年的支持度最高，这些“长大的孩子”未来4年将成为挺柯主力，柯的选票只会继续增加。但这说法忽略了现在挺柯的年轻人也会慢慢成熟长大，当这些逐渐变成财富自主、不再愤世嫉俗的中产阶级，柯文哲这套隔空捉药的话术如何能够再吸引他们？ 选举结果揭晓后，记者问柯文哲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当选的赖清德说？柯文哲宣称：“民进党得票率只有40%，就是还有60%的人反对民进党执政，这结果并不表示民进党做得很好。”但是当记者又问道，为什么当了8年台北市长后，柯在台北的得票远远不及赖侯时，柯文哲却说，他自认很认真做事，成绩也都可以，“但不要以为你做得好就有选票”。 同一件事，同一个数据，同一个场合，柯文哲还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颠倒是非，继续“包牌”，这就是他过去10年行走台湾政坛的唯一“本事”。 柯文哲10年政治路的问题始终一样，就是他不稳定、不可信，拼命追求声量，只有说法，没有作法。因为声量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永远走偏锋；因为要走偏锋，所以他始终争取不到蓝绿主流民意的支持；因为跨不进主流圈，他永远只能讨好年轻人与不满现状的人。然后，问题不断地循环，他也一直无法跨出自己的舒适圈。 民众党自以为聪明地丢出“国会改革4承诺”，要蓝绿作答来决定立法院正副院长谁属，想突显自己关键少数的角色。但其中所谓的“听证权”是总统制才有的制度，这明显与柯文哲选前信誓旦旦要推动的内阁制相悖离。至于立委的利益回避条款与国会人事审查权过去十几二十年来修了好几次，问题从不在““要不要修”，而在于“怎么修”，故作姿态把自己摆在道德高位，其实只是再次凸显这整个党对立法院生态的无知而已。 369万张总统票与8席立委可以代表选民对柯文哲与民众党的肯定，但更多的民意赋权，同样可以让一个政客与政党现形。一如选前施放假民调的政党，在潮水退去后被外界发现它没穿裤子；一个胡吹乱擂的政客，最终也只会让人家看到他的光屁股。 （全文转自上报）
1月19日晚发生在河南方城县英才学校宿舍的火灾，造成13名小学生不幸遇难。此前，关于为什么发生如此惨重的伤亡，人们有很多猜测与推断，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学校为了管理方便从外锁住了宿舍门，导致孩子们无法及时逃生。 网络图片 1月23日晚，方城县通报了“小学火灾致13死”事故的初步调查情况，公开了一些关键的细节。然而，如果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的，那事情变得更蹊跷了…… 门没有锁，宿舍里有老师同住，怎么还有13个孩子在火灾中遇难呢？ 通报细节一：宿舍有一扇门从不上锁 根据通报，此次发生火灾的楼是一栋教学与住宿混合的4层楼房，学生宿舍是由大教室直接改造而成的。教室的结构我们都清楚的，一间通透的长方形大屋子，两边大大的窗户，一扇前门一扇后门。之前大家怀疑的是两扇门都锁了，所以学生逃不出去。 但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宿舍有一扇门是留给学生晚上上公共厕所的，所以从不上锁。的确，当晚这间宿舍里住的32名学生，有19名成功逃生，说明至少还是有一个逃生通道的，只是我们不清楚，逃生通道是那扇从来就没锁的门，还是学生们砸开的窗，还是姗姗来迟被打开的门。 从常理来说，小学生的宿舍里，无非是一些被褥衣物、小电器和行李箱，不太可能有瞬间爆燃物，火灾发生后应该是有至少几分钟逃生时间窗口的。除非没有逃生通道。 既然有一条从不上锁的逃生通道，为何只有一部分孩子得救，为何还有13个孩子没能逃出火海呢？ 通报细节二：宿舍里住了一名班主任 这是最让我想不通，也最愤慨的一点，宿舍里住了一位大人，一位成功逃生了的老师！ 如果说宿舍里只有一群年龄不到10岁的孩子，突然遭遇火灾了孩子们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自救逃生，最终导致伤亡巨大，那还解释得通。现在通报说宿舍里住了一位老师，那在火灾发生之后，老师不管是组织学生逃生还是上前灭火、营救，总归能救下绝大部分的孩子，怎么也不至于留下13个孩子在火海里遇难啊！ 安排一名老师和学生同住，不就是为了在灾难发生的关键时刻掌控局面、拯救生命么？ 网络图片 火灾发生点的一两个孩子救不下来，甚至一小片五六个孩子救不下来，我还能勉强理解，毕竟水火无情，老师也不是专业消防队员。但你一个负有监护职责的大人在场，还让13个孩子火海遇难，怎么也说不过去啊！ 到底宿舍里有没有老师同住，如果有，老师有没有尽到组织疏散和救助学生的职责，我认为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通报细节三：宿舍面积56平米 通报说这间宿舍约56平米，面积还算比较大，所以摆十几张高低床，住30多个孩子，理论上也是住得下的，就是环境差一些。 那么，一间宿舍住32个孩子到底有多挤呢？我试着画一幅草图估算了一下： 网络图片 宿舍56平米，按照9.5米长，6米宽来估计，一般给小学生的双人床是1.8米长0.9米宽。要摆下16张以上的双人床，怎么也得4列，留两个过道，分别能有1.2米宽，作为小学生的逃生通道虽然不算宽裕，但也不至于是‘死亡通道’。 这间宿舍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13个孩子没能逃生？ 以上是客观分析，再说几句主观推测： 方城县的这份通报看起来提供了一些事故发生现场的信息，但最重要的关于火灾如何发生、孩子如何逃生、救援如何进行的内容却是一点都没有，说是后续由省调查组公布。 但是能明显地看出，通报的几个细节都意在推卸学校与教育监管部门的责任。只是，现实是残酷而悲痛的，当你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就完全没办法解释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了。 火灾，总不能推给天灾吧？ 三年级的孩子，总不能责怪他们自救意识不强？ 方城县，你们有没有说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1月19日，英国钢琴家布兰登·卡瓦纳（Brendan Kavanagh）在伦敦国王十字圣潘克拉斯车站直播钢琴演奏时和多名手拿中国国旗的中国人（华人）发生争执一事在继续在网上发酵，吸引着全球的目光。随着视频中中国人的身份背景被曝光，在推特上，用户们一边倒地支持钢琴家，称视频中的中国人是“民族主义者”，把英国当成中国。有些人还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它运营的统战部。 双方发生争执的直播视频曝光后随即引发广泛关注，至今已累积超过600多万次观看和6万多条留言。卡瓦纳本人也被邀请到英国知名脱口秀节目分享此事。 在YouTube上拥有226万订阅的卡瓦纳本人过去曾多次在国王十字火车站直播钢琴弹奏，并且经常和现场听众互动，邀请他们一同弹奏。但是，1月19日，他遇到了麻烦。这些中国人以“肖像权”为由，大声咆哮，要求他停止拍摄，“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允许随意拍摄他人的面容”，并指责他为“种族主义者”。“歧视一个别的国家”。 在网络空间，对于此事的关注一直持续发酵。视频中出现的几个人物的身份背景也被一一曝光，包括伦敦一家英国招聘机构Top Offer Academy的CEO刘梦颖、前孔子学院工作人员冷雪年和在英国经常主持华人庆祝活动的主持人张宁。这几个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令推特上的网友们格外反感。 “我们在英国，不是中国” 卡瓦纳发布于油管的事件全过程下面的6万多条留言中，几乎所有留言都表示支持他。 “作为一名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中国人，我一直关注你的频道。那些人太丢人了，我支持你，布兰登，”一位网友这样留言。 另一位网友说：“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压根不该是个事儿。接着弹你美妙的钢琴吧！我们在英国，不是中国！” 社交平台X推主Byron Wan发贴说：“这群中国人(而且里面有个说她是英国公民)是不是认为伦敦也是中国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就走开？” 网友“海外爆料”写道：“一群手持中国国旗、戴中国红围巾在英国商场要求爱尔兰裔钢琴家布兰登·卡瓦纳遵守中国法律，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允许随意拍摄他人的面容。 这是在英国，不是中共国！” 中国统战部在行动？ 和很多其他推主一样，加拿大调查记者山姆·库珀（Sam Cooper）的批评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他在转发一条透露张宁身份的帖子时说：“这些鲁莽的、和钢琴家冲突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和那些干涉加拿大选举，干涉学术和媒体、用假抗议分裂我们社会的，他们是同一帮人。中国统战部和国安部就是这么行动的。”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生化战防御专家、阿斯利康疫苗公司全球运营总监劳伦斯·塞林（Lawrence Sellin）写道： “现在已经是重大国际事件了。看上去是亲中共的中国人在英国辱骂钢琴演奏家布兰登·卡瓦纳。在我看来，这里有中共统战部的明显足迹，负责海外影响力和情报的运作。 为春晚造假？ 中国知名记者高瑜在她的推特发帖评论说这是一场“为造假引发的国际风波”。她说：“这伙统一系红围巾，手摇中国国旗的团队，有极大概率是为央视拍摄春晚节目。年年春晚都要穿插全球各地华人华侨欢度春节，祝福祖国的场景，原来并不是实况转播，都是这样的‘秘密’团队提前摆拍的。” 高瑜接着说：“今年春晚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拍摄肯定告吹了，因为需要严格保密的拍摄者们的头脸不但大肆曝光，还火爆了全球。这很可能影响今年春晚全球场景的安排，还安排不安排英伦三岛？如果安排，观众很可能想这就是那个大闹伦敦火车站的团队提前摆拍的。” 长期观察中国时事的推主曾铮也认为这是央视春晚团队在提前录制春晚祝福。“他们肯定是提前录制，然后春晚直播时插入，假装这是从英国发出的现场报道。春晚一直以来一大主题就是‘海外华侨热爱祖国’，所以他们需要特别保密，不能提前泄露。” 视频中的主角之一刘梦颖后来发视频解释事件经过。在视频里，刘梦颖说，当天他们准备的视频栏目“私密性很强”，手持中国国旗是为了拍摄新年祝福。 缺乏礼貌、网红争流量？ 刘梦颖尤其认为卡瓦纳称中国国旗为“共产主义旗帜”(communist flag)具有争议性，使用这个词“并不是很礼貌”，认为卡瓦纳作为“自媒体老手”，“故意制造冲突为他的视频赚取流量”。 刘梦颖尤其表达了自己对国旗的态度：“即使是小国旗，作为中国的儿女我们也是要好好的去保管，合理有尊严的去使用，不乱丢国旗，不损坏国旗，如果见到随意损害国旗的人跟事，我们要主动上前制止，用自己的行动去保护国旗”。 在这条解释的推文下面，评论基本依然以嘲讽为主。 唯一一条貌似同情的留言这样说道：“如果他们去进行合适的有礼貌的沟通，这也许就不是个问题。英国人会这么说：‘对不起，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我们签了合同不能露脸，你能不能在你视频里给我们打个马赛克？’” 英国人盖伊·兰伯特（Guy Lambert)也认为双方都缺乏礼貌沟通。他在X平台写道：布兰登·卡瓦纳的视频（他在一些中国人走近他时弹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忽视某人的礼貌请求会如何升级。如果他只是说“好吧，当然，我会尊重你不被拍摄的要求”，接下来的一切都可以避免。 曾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德国人老雷在油管频道拥有17万粉丝，并且用中文对世界大事进行评论。他谈到此事时评论说“所有人都是白痴”。在他看来，一边是通过消费他人挣流量的英国网红，一边是消费爱国主义的中国表演者：“王八看绿豆，找对对方了”，然后最后“双方都赢了”。 老雷此期节目下吸引了近600条评论。一位叫“abathurl8831”的网友评论说：“马上要过年了，这帮粉红打算拍一个‘我在英国但是祖国才是我唯一的妈’的视频，钢琴家弹琴的位置恰好也是粉红看上的位置，所以粉红想赶他走”；这条评论下面多条跟帖里面有人总结说：“有个规律：只要五星红旗出现在海外就准没好事儿，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