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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上午,中共党主席习近平赶赴纪念国共内战遗址的“平津战役纪念馆”(台湾称为平津会战)。习对随行人员强调,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增强斗争精神”。 过小年在战争旧地喊话“斗争”是反人性 习近平在国内每到一处,基本都要去看所谓的革命遗址,并且往往在内斗升级,及统治出现危机之时,借此释放不同的政治信号。比如2022年8月,在习谋求三连任的二十大之前,他也曾到辽沈战役遗址,声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以此来定位自己是红色江山继承人,打击党内对他搞终身制的非议。 但这一次习到战争遗址,时间点是中国传统上讲究意头的中国新年前夕。 2月2日是黄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中国传统上,过小年有祭灶习俗,意味著人们开始准备过年,表达了人们一种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是中国百姓对“衣食有馀”梦想追求的反映。习在此时纪念血腥的战争,并且是针对中国人的内战,有反人性的指向。 斗是共产邪恶基因之一,中共历次运动都是对内斗,近年随著习的军国极权扩张野心,也强化了对外斗。这次习在战争旧地叫嚣“增强斗争精神”,堪比纳粹,这对已感受到战争危机的两岸人民都是不祥之兆。 习再次定位江山不能由人民染指 习近平对身边的官员强调,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 习再强调“红色”的江山,言下之意公开宣示,这个江山并不是全国人民的,而是他们红色后代的,而他习家是红后代的代表,其他人均不能染指,这也是许多红后代参与反习的原因之一。 其实,那些草根出身的官僚,即便靠自动染红自己,不断表忠、干脏活坐上高位,也随时会被拿下,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之流就是,现在的秦刚、李尚福之流也一样。 习不去保护人民的权利,近年加大了对中国人权的打压,他要全国人民珍惜习家的“红色江山”,这是岂有此理!关键时刻让人民去充当炮灰,这也是前中共外交恶狼赵立坚所说的“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赤壁”的真实意思。所以,那些盲目撑中共的小粉红们该醒醒了。 中国的江山,按法统传承,属于并未亡国只是偏安一隅的中华民国。 中共是来自前苏联的一个窃国者,用尽谎言来欺骗人民。现在更号称其有“全过程民主”。笔者在大陆多年,从未投过一次票。对比台湾成熟的民主选举,不知中国网友们是否也有此感叹。 习自感将失去一切? 习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也仿佛是习对即将失去权力发出的一声悲叹。这对于中共政权本身也是不祥之兆。而在内外交困之下,习在视察平津战役旧址还称要“增强斗争精神”,这是困兽犹斗。 目前,习近平的日子其实非常难过:国内失业高涨,外资大撤离;恒大清盘,600万烂尾楼业主怎么办?股市跌跌不休,2月2日一度跌破2700点,国家队救市无力,而股市是经济的温度计。 刚刚在达沃斯论坛声称中国经济稳健前行,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的中共总理李强,在2月2日的国常会罕见承认经济下行压力。 中共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2月1日称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4%,但当中更能准确反映经济状况的国内消费税同比下降3.5%,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5.9%,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 中共统计局1月17日宣称,2023年GDP增长依然高达5.2%,美国调查公司荣鼎谘询认为实际增长率可能在1.5%左右。日经中文网则报导,若是按美元计算,中国的GDP比前一年少了0.5%,这是29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在政治上,按例去年就应该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怀疑因为处理习自己提拔的秦刚等多名亲信不公平,高层出现内讧有关。习近平最近仍在加大整肃军队,显示其掌军危机远远未过去。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习当局民心已渐失。有报导显示,中国群体抗争事件日均500起。“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呼声,自从反封控的白纸革命后不断传出。官场饭局和民间流行骂习“那头猪”。文人暗讽习也成为风气,除了财新创办人胡舒立接连有反习动作,连中共“经济国师”李稻葵近日也对外媒直言,习很焦虑、不安和偏执。 台湾更需要加强心防 尽管有人认为,习面对国内危机,不可能对台动武。但是台湾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做好防备。 习特意视察平津会战遗址,释放的是对台武力威胁之下的迫降模式,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目前台湾岛内投降派大行其道,有人公开举白旗,中共暗中的渗透、统战防不胜防,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心的。 平津会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三大会战”之一。1948年11月29日开始,1949年1月31日结束。史料记录,双方死伤有数十万之巨。 当时中共为首的指挥者是时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他后来被毛认为是野心家,出逃时摔死在蒙古。这也对应著中共当下的内斗,习近平身边,也不乏林彪式人物,无需看蔡奇现在如何忠诚,可能瞬间也会被斗死。而习自己也可能瞬间暴毙。 另一方面,当年天津被攻陷后,国军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最终率五十万雄兵不战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仅没有亏损,反而一夕之间变成了“百万大军”。北平从此成为红都,让毛住进了中南海。 根据中共官方报告,当时绝大多数北平市民实际上对共产党政权持观望态度。 傅作义后来虽然成为中共高官,但在中共文革中也一度遭批斗,1974年病死于北京。策反傅作义的功臣、傅的女儿傅冬菊本是中共地下党员,后在文革中受迫害,晚年凄惨。 现在习在天津说“发扬革命传统,增强斗争精神”,也可能是同时对在台潜伏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喊话。但是谁若操纵政局,将自由民主的台湾拱手送给红色中共,谁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国的历史罪人,最终下场可能更惨。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从1月29日禁止网约车到2月3日恢复网约车运营,上海浦东机场禁止网约车只持续了4天时间,堪称一场闹剧。 让人们疑惑不解的是,不说其他拥有国际机场的大城市,比如北京、广州,就是同在上海市的虹桥机场也不但没有禁止网约车,反而还为网约车提供便利—网约车可以在机场免费停留一小时,为何浦东国际机场另辟蹊径、让乘客怎么不便怎么来? 各路媒体的报道以及爆料多多少少揭开了这背后猫腻。 首先是人们发现,就在滴滴、高德和美团等各路神仙在禁令面前纷纷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一个名为“空港飞行”的App却可以提供拼车、包车等服务。可以说因为网约车禁令,“空港飞行”在浦东机场这块区域获得了垄断地位。而其所提供的服务价格“60公里内一口价360元”也高出平常网约车价格许多。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根据官方公布数据,2024年春运40天里浦东机场进出旅客人数会达到773万。 如果网约车禁令一直存在,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旅客使用“空港出行”,以360元的单次车价,那么也是一笔超过2500万元的营收;而如果有十分之一旅客使用“空港出行”,那就至少是2.5亿元。而这仅仅是在春运期间。如果按2023年上海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5452.77万人次来算的话,就更厉害了!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几十亿元营收! “空港出行”背后到底是什么公司、何许人物,竟然能让上海道路交管局和浦东机场联手专门为其独家做局?还是在运输最繁忙的春运期间? 媒体在查询后发现,“空港出行”网约车平台的拥有者为航空港(上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12月1日,被一家名为上海空港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100%控股。天眼查App进一步穿透股权显示,上海空港旅游服务有限公司99.92%的股权为上海鑫交港实业有限公司所有;而郑秀利作为自然人,又以90%的股份控股了上海鑫交港实业。 网络图片 由此可见,“空港出行”由郑秀利实际控制,只不过,航空港(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为陈卫国。 而该公司又于2024年1月12日、23日接连在成都和北京设立了分公司,法人代表均为郑秀利。两家企业的业务也与总公司一致,均为“从事航空运输业为主”。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设立北京、成都分公司后,航空港(上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已在国内三座双机场城市全部落地。 这还不算,除了掌握航空港(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外,上海空港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也100%控股空港(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后者又在2023年年底向外投资了5家名称相近的汽车租赁公司,分别在杭州、重庆、广州、武汉和贵阳。5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全为郑秀利。 网络图片 可谓布局深远、极具魄力! 如果不是在浦东机场遭遇强烈反弹、网约车禁令设而复废的话,航空港公司一旦在全国各大城市复制成功,这家公司年营收过百亿不是梦! 值得一提的是,据媒体查询发现,郑秀利共关联10家公司,其中9家为存续状态,包括上海东盟空港礼宾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优宝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及多家汽车租赁公司等。通过直接或间接控股,郑秀利共拥有12家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据网友爆料说,疫情期间,上海境外旅客入境后一系列流程就是由郑秀利旗下公司负责的。 实力竟然恐怖如斯! 航空港(上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空港出行”小程序目前已无法使用,页面显示“航空港出行小程序系统更新维护中”; 网络图片 上海市也好巧不巧地发布了一则人事任免公告: 网络图片 看起来,这次网约车事件对郑秀利而言是次挫败,但笔者相信,以郑总的实力和手段,定能换个花样、卷土重来! 毕竟,浦东机场禁止网约车事件成为网络热点这么多天了,却还没有任何媒体报道透露郑总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大佬,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的参考信息: 上海空港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4日,注册地位于上海市虹桥路2550号(空港一路),法定代表人为陈卫国; 上海燊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网络图片 陈卫国、胡舍予这些也都是妙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马与人说
他们说,别上学了,没什么必要。我哭着喊着进了学校。 他们说,中考报个中专吧,能保证分配到工作。我执拗地选择了高中。 他们说,在本地读个专科算了,方便照顾你。我头也不回地考到了外地。 这一次,那么珍视工作之稳定、安逸的我爸我妈,最终以这样的方式,亲手帮他们的儿子丢弃了铁饭碗。 1 那是我大学离校前的最后一夜。屋子中央的长条桌上,摆着一溜儿的老雪花和几根长蜡烛,一副喝到地老天荒的阵势。我们寝室多数男生都还在,班上没走的女生也来了,幽暗中挤得满满当当。夏夜的风穿堂而过,烛火被吹得一个接一个趔趄,映在那些湿润的眼睛里,明灭不定。 借着酒劲,原本未必多亲近的男女同学,这一刻竟赤诚起来,尽说些掏心窝子的话。 窗外能零星听到酒瓶子从高处落地的爆裂声,那是毕业季特有的,还有走廊里狼嚎一样的歌声。告别是疼痛的,而我的哀伤比他们要更深一层,似乎不光要离开校园,更是要滑向深渊。 当同学们完成赠言,毕业纪念册传回我手里,我忍不住抓过笔,飞快地为自己划拉了一整页——它是诗歌体,第二人称,写给“上天”的。概括一下中心思想,就是赞美了眼前这些灵魂的清纯美好,为我所爱,请“上天”给他们多些善意,多些顺遂,假如一定要有人承受磨难,请放过他们,一股脑儿压给我算了。 只是,别被诗句欺骗了。 我可不曾想过为寝室里的任何一个人去堵枪眼,这种逞英雄般的表白,无非是换个方式发泄怨气——上天不公,那就继续不公好了,来吧,继续祸害我吧。用东北话讲,“可我一个造。” 那一夜之前,深知先天条件吃亏的我,为毕业分配忙活了一整年。我到处寻找实习的好机会,然后拼命表现,期望着打动领导,最终能留下来。 1995年后,分配政策是双向选择,大学毕业可以主动联系接收单位,单位也到学校选人,如果都不成,国家再给兜底,好歹分一只“铁饭碗”给你。 然而,谁愿意被兜底啊,那肯定不是什么好职位,而且多数意味着哪来回哪去。这一点是我最不能接受的。那时的我,一心想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在外面独立生存以证明“我可以”。而分配回家乡本溪,就如同把一条遨游过江湖水系的鱼,再投进水盆里——本溪的确因群山环抱而更觉闭塞。 大学生活开始没多久,我就确认了自己将来的志业,就是成为一个新闻人。它符合我的价值观,以及专长。而做新闻,怎么可以不在沈阳呢? 关于职业选择,我的同学、后来成为知名媒体人的李海鹏打过一个比喻:要踢球,就要在大俱乐部踢。大学时的我,觉得沈阳就是我最大的舞台,见得了世面,开得了眼界,还有一点很重要——我的好朋友几乎都在沈阳。 我执拗地想留下来,还因为——这小子的才华配得上大俱乐部,在漫长的实习期,我不断证明着这一点。 在《辽宁日报》,版面编辑给予我充分信任,稿件的遴选、编辑、版面设计都交给我,他做起甩手掌柜。这样的锻炼机会,对实习生而言真是奢侈。同一时期,我还在各家省级报刊写了二三十篇评论、报道,最值得吹嘘的是,我写的长篇人物特稿刊发在了《中国青年报》头版,印象中是整版。1995年的《中国青年报》,新闻的最高殿堂啊。 作为那一届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实习生,李海鹏和我都成果丰厚。他在《辽沈晚报》的发稿量盖过了几个极其高产的明星记者,而我的特点是门类多,还有高规格的代表作。 我把自己的实习作品影印下来,装订得像一本书,为了显摆才艺,还附带了我的一些CI(企业文化识别系统)设计作品。那份到处递送的简历里,我觉得这是很有一些“光环”的。 在大学期间,我活跃在好几个社团,还亲手创办了一个社团,在中文系和校团委,我都是搞宣传的主力。带上这像模像样的求职册子,我心底还是有一点儿傲气的。 而那时的我,不仅自信满满,还属于不会轻易放弃的类型。在偌大的沈阳,我一再碰壁,一再尝试。面试中,每个主事者的语气都近似,这个小个子的才能嘛,确实是有,只可惜…… 仅仅因为身高不足,完全先天的遗憾,就逼迫一颗有激情的、骄傲的心杀死自己?我不服,我还在自己能争取到的一切机会里挣扎着。那时候,李白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仍是我所笃信的。 2 在体制内,无论人事部门成员还是更高领导,心里都有一条不会写进条文的选人底线:不能有明显的生理缺陷。而我,恰好就处于他们的底线以下。 作为男生,我矮得超出了常规——不妨描述一下我的身高,有两次,我爸带我坐火车去大城市问诊发育迟缓,他都买的是半价票,一次蒙混过关,一次补了全票——在那些我撞碎头骨也进不去的用人单位里,才能不是优选项,何况才能这东西,不就是人嘴两张皮的事儿嘛。至于他们的隐形底线,不能随便突破,除非捞到巨大的好处。 我没什么“好处”送给他们,不仅没有,脑子里也压根儿没有这根筋,下文会提到,这方面是有家庭传承的。 我四处碰壁,一点点调低了期望值,觉得只要在沈阳,不是媒体也行啊,什么都行,慌乱中,甚至把一家筹备中的传销行业协会当作最后的稻草。 在中文系,家里有关系的,最先一批找到了工作;接下来,用人单位来面试了,带来那些可以留在沈阳的机会。先是选男生,几乎一扫而光,然后在女生里选一些合乎他们标准的。 至于我,仿佛是无性别的人、不存在的人,系里领导连推荐面试都不会考虑——那意味着浪费。 一次次地,得知某个既不爱文字也没什么理想、只是混了四年的同学,却进了媒体或机关,留在了沈阳,我就不无愤懑地想:凭什么? 艾略特在《荒原》里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差不多在四月,我告别了李白,并杀死了自己的雄心。其实,何止四月,整个毕业季都是残忍的。 离校的日子在倒数,一扇一扇的门关上,我不再冲着他人抱怨。为什么你会认不清自己?为什么非要考到省城来?为什么实习时那么傻傻地卖力?为什么不能比爸妈多懂一点人情世故?在对自我的抽打中,最疼的一下是这个——对我这样的人而言,是不是,本来就不该知道外面的世界? 如果要选出我这一生的至暗时刻,毕业求职季会是全票。那一夜的烛光下,不记得喝了多少老雪花,不记得醉倒在谁的怀里。 醒过来,卷铺盖,从沈阳滚蛋,等着看命运怎么摆布。 3 对我妈来说,儿子又回到她的目光所及之地,回到羽翼庇护下,她再开心不过了。我爸也希望我安稳,但他不说,表面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到了秋天,国家兜底的结果出来了,我被分配到本钢(全称是本溪钢铁集团公司),有着二三十万员工的大国企。具体分配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在那时的本溪,本钢甚至比机关事业单位更吃香,收入高出一截,铁饭碗里镶金边儿的那类。 照理说,既然回到了家乡,求个亲戚朋友,运作一番,或许能分配到集团机关,或是《本钢报》,过上端茶看报的日子。而我却死活不想进本钢,至于企业报,和车间宣传栏有多大区别?这下也暴露出来了,我骄傲的心还没凉透呢。 我的想法是,既然都委屈到了回本溪的地步,总归要做新闻人吧。 我就这么一直拖着,不肯去报到。在爸妈面前,除了闷闷不乐,我做不了什么。解释自己的新闻理想?他们怎么会理解。让他们帮忙扭转乾坤?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爸妈都是农民出身,在城里谋得饭碗,养下两个孩子,全家住在15平米的房间,还与两个工人家庭共用厨房和厕所。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布衣生活吧,竟然养出我这么一个不认命的后生,简直像基因突变。 我爸是一个内科医生,自幼丧母,性情内向且执拗,他信奉凭本事吃饭,反感交际应酬,在医院里,几乎是绕着领导走路,凡是有提升机会到来,都主动放弃。假如让他去求人办事,还不如给他一刀呢。他有他为人的骄傲,最常和家人说的就是——身为医生,他没有与患者有过任何人情往来。 至于我妈,小学文化,副食商店的小职员,人际关系仅限于商店周边,她谨小慎微,一生都在忧惧生活的波动。 那年头,铁饭碗在东北比命都值钱,何况是我这种情况。能进本钢,在他们的观念里是烧了高香了。我从小发育迟缓,体弱多病,他们经常商议的话题是,这孩子咱们得养他一辈子。如此没尊严的未来,我才不要,于是成长期的几个节点,都是这样推进的—— 他们说,别上学了,没什么必要。 我哭着喊着进了学校。 他们说,中考报个中专吧,能保证分配到工作。 我执拗地选择了高中。 他们说,在本地读个专科算了,方便照顾你。 我头也不回地考到了外地。 …… 我抵触本钢的日子里,父母只是有点着急,并没表现出责怪,更没强迫,这已经足够让我欣慰了。他们知道我最想去的是本溪日报社,那就意味着放弃铁饭碗,即便这样,报社也不是没门路就能随便进的呀。 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要“作”到哪一天,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4 我爸已经从医院退休,在老年卫生工作者协会的门诊出诊,安分地挣一份额外的工资,调侃自己成了“溢价老头儿”。那诊所离家不远,就在市委机关大门外。一天下班回来,他说他骗过市委大院的门卫,闯到了市委副书记的办公室,求对方帮他儿子实现做新闻的愿望。 那天,他是和我妈一起去的,带上了我曾为之骄傲的求职册,除此以外,没带任何表达心意的东西。他们的着装如何我不知道,但他们衣柜里翻不出任何能显得略有身份的衣服,这是肯定的。 1995年的市委机关大楼,外墙只用水泥涂了一层,虽不气派,终究是“衙门”。那时,门前还没有顶灯闪烁的警车,也没有防备冲击的隔离墩,不过,严谨的警卫总还是有的。他们怎么混进去的?我想不出来。 “你朱大爷,我那个小学同学,不是一直关心你的分配嘛,他和我说,他和刘福成认识,一起共过事,也有好多年没联系了。你朱大爷给我写了一张字条,让我去找刘福成。看看能不能有点用。”刘福成是当时的本溪市委副书记,分管宣传文教,他是一年前刚从辽西调过来的。我和我爸对他的了解,也就这么多。 进大门的时候,我爸说自己是刘福成的老同事,大老远来看望他,门卫于是接通了刘福成。拿起电话,我爸继续着自己的谎言,副书记也没仔细分辨,就请了进去。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爸骗人——第一次,竟然骗到了市委副书记头上。 完全陌生的小老头小老太太出现在办公室,副书记的脸刷拉一下就变了颜色。我爸赶紧递上朱大爷的亲笔信,“请谅解,不撒这个谎,真的没法见到您。”然后就介绍起自己的儿子,说他如何受制于先天不足,如何不屈服,如何努力,以及他如何渴望做新闻。 我和我爸的交流一直非常少,更别说虚无缥缈的理想之类。从小到大,几乎没得到过他的赞许。偶尔有熟人闲聊,夸他儿子几句,我爸的回答通常是“也不咋地”或“就那么回事吧”。无从知道,他对我的真实评价是怎样的,不咋地、就那么回事?还是说给刘福成的那些? 刘福成的怒气收了回去,似乎还被什么东西打动了。他很快就表示,自己会过问一下,帮忙推荐。他把那本求职册子留下了。 我爸后来听说,副书记亲自去了报社,介绍了我这么一个独特的存在。 主管领导这样的态度,报社肯定格外当回事,身高什么的都不去计较了。没多久,我成了报社最早一批聘任制的采编人员,分到了刚成立的《本溪晚报》,一份具有市场化属性的报纸,有一些真正做新闻的空间。 我爸极少表露情感。说起勇闯副书记办公室的经历,只在讲到撒谎那段的时候,有些微的不好意思,总体上,他的语气平静如常。 但是,作为我的老爸,那分明是他绝无仅有的一段传奇——这事太意外了,那么珍视工作之稳定、安逸的我爸我妈,最终以这样的方式,亲手帮他们的儿子丢弃了铁饭碗。 5 进入本溪日报社的最初日子,总有人试探着,想知道我和主管副书记究竟什么关系。听完我的讲述,有的将信将疑,有的觉得我在撒谎。 在自己选择的工作中,我做得真还不赖,入职几个月就成了头版编辑。过了一年多,我担任了晚报的小主管,并破格获得了事业单位编制,这至少是给爸妈的一点宽慰。 被认可,被包容,被爱护,至暗时刻退却,光亮一点点又都回到我的内心。求职季的残忍,不再让我耿耿于怀。 毕业三年以后,沈阳的一些媒体开始市场化改革,一位朋友发来入伙邀请,是一份血气方刚的体育报。在我实习时,该报的总编和一些采编就对我很熟悉了。 回沈阳,加入“大俱乐部”,这诱惑大到我无可抗拒。爸妈不理解我的不安分,不理解我丢下在本溪日报社的好前程,但未曾强加阻拦。他们也没有强调,这个工作机会有他们怎样的付出。 从此以后,我彻底告别了体制内的生活,恰好又赶上了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期”。从沈阳到北京再到广州,然后又回到北京,在一家一家“大俱乐部”里,我做着给我足够价值感的工作。身高,不再是问题,完全不是。 去年夏天,我永远地失去了妈妈,最让我追悔的是,在她生前,我总抱怨她太缺乏安全感,“以爱的名义限制我”,这当然会令她寒心。 失去她以后我才意识到,其实妈妈从来没有用蛮力阻止我“冒险”,我每坚持,她必放手。 回想起,在本溪市委机关的门房,我的人生意外地迎来决定性瞬间,需要我感念的,不单单是我的爸妈。这样一个故事,仅凭他俩的勇气是拼凑不出来的,也需要那样一位副书记,需要那样的朱大爷(他叫朱祥丰,省委党校教授,已经故去)。 在本溪工作的时候,我想过怎么感激一下副书记,可是,以什么方式却始终想不出来。刘福成在本溪任职并不长,很快回到了辽西,现在网上能搜到的关于他的最新消息,是2020年春节前,他作为老领导接受锦州党政班子的探望。我辗转找到熟悉刘福成的人,想要来电话打过去,又担心唐突,毕竟26年过去了。犹犹豫豫间,我决定先完成一件事,所以就有了这篇文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2月3日凌晨,伴随华中地区最大的一场雨雪,各地连发道路结冰橙色预警、暴雪黄色预警。 在临近年关的忙碌中,少有人会在意这样一条信息。即便看到,好不容易抢到的票,也没法再作更改。就像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那样,“每个被困住的人,都低估了它的力量”。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并不轻松的一年。但没想到,春节回家路上,他们又再度“不轻松”了一次。不少人都被困在公路上、火车站、机场里。有人终于感受到了南方冬天的威力,有人彻夜难眠,有酒店和网约车坐地起价,也有人施以免费援手…… 每日人物约访了多位被困在春节路上的人,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对他们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风雪所导致的围困终究是短暂的,但身处其中,体验却相当难熬和漫长。 被困之人 蒋云柏想顺利从武汉回到上海的希望只维持了20分钟。 2月3日深夜,在天河机场登机不久之后,他就被告知航班取消,直接被“赶了下去”。空乘告诉他,受到冻雨、暴雪的双重影响,整个机场的跑道关闭,恢复运行的时间没人知道。 过去几天,很多人也和蒋云柏一样,渴望回家的心情在希望和失望中不停摆荡。这样的心情常会引发争吵。短短一两个小时里,他就目睹了两次争吵。隔壁检票口的航司地勤人员被乘客围住,喊着“领导出来”,还有人在飞机上干坐了五六个小时,然后被通知航班取消、回家无望。 春节近在眼前,而阻碍他们回家之路的,正是连续的雨雪。 2月3日凌晨,伴随华中地区第一场雨雪,武汉市气象台连发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短短一天之后,2月4日,武汉市气象台发布暴雪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武汉大部降雪量将达6毫米以上。但在临近年关的忙碌中,少有人会在意这样一条信息,即便看到,好不容易抢到的票,也没法再改。就像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那样,“每个被困住的人,都低估了它的力量”。 网络图片 武汉一直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部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也是受这次暴雪影响严重的城市之一。受其影响,包括机场、火车站在内,京港澳、京武、大广等多条重要高速公路也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最长的拥堵路段,堵车长龙超过了50公里。 几乎从不晚点的高铁,这一次也没能准时到达。彭梦久千挑万选,把换乘站选在了武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武汉车多、方便。但没想到,这里雨雪交加。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列车晚点时间不断延长,直到广播传来停运通知。 而如她所料,现在想改签其他地方也“一样没票”。那一瞬间,她自嘲说:“想死的心都有”。 交通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不只是武汉,许多中部城市都被困在了这场暴雪里。 南希做了多年空乘,她熟知气候对交通的影响。但她也一样被困住了。这次,她从北京回老家河南周口,为了稳妥,她把郑州当作换乘站。如果顺利的话,五六个小时之后,她就能吃上回家后的第一顿午餐。 暴雪也打碎了她的希望。因为轨道积雪,高铁被迫降速。从300公里的时速突然降到了50公里每小时,甚至“中途来来回回停了三四次”。到达郑州,已经比预计时间延误了一个半小时。 由于担心错过换乘,南希临时把下一趟高铁改签到了12点。结果,到了郑州,她才发现自己多虑了——上一班高铁也被困住,甚至都还没有出发。 像南希这样滞留的旅客,挤满了受暴雪影响城市的候车大厅。别说座位,就连缝隙都被行李箱和蛇皮袋填满。没有人敢走开,延误车次太多,没法由高铁站统一广播,只能靠工作人员在检票口拿着扩音器,扯着嗓子喊。很多人害怕错过通知,连厕所都不敢上,“只能站在原地等”。 网络图片 这种谨慎不是没有道理。李萌就因为去了离检票口较远的座位休息,错过了年前回家的最后一个机会。等她反应过来,“车早已经开走了俩小时”。 更令她感到无力的是,就连改签也没有机会,因为直到大年初一之前,就连候补票都卖完了。 难熬之夜 但被困住只是个开头,当太阳落山之后,难熬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冷,几乎是每个人对武汉夜晚的第一感觉。 蒋云柏出差之前就收到了当地朋友的“警告”——武汉正经历一轮降温,特别冷。他看着“最低温度零下二度”,丝毫没往心里去,连秋衣秋裤都没带。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后悔这个决定。 3日开始,武汉这座城市仿佛被冰冻。路边到处都是被积雪、冰凌压断的树木,装了防滑链的汽车在结冰的路面上也只能缓慢行驶。湖北的朋友们自嘲,“广东还在回南天,武汉已经率先回南极了”。 由于飞机停飞,蒋云柏改签了第二天下午的火车,决定去武汉高铁站碰碰运气。但等待他的依然是没有尽头的延误。太阳下山之后,没有暖气的车站显得四处漏风,“已经冻麻了”。 而想要离开拥挤的高铁站、机场,去酒店休息同样困难。打车是要过的第一关。蒋云柏把滴滴、高德所有的车型都选中,同时加价200块,等了一个小时,依然没有司机接单。 直到走出机场,他的朋友才告诉他原因。附近的司机们都在等待更赚钱的机会:最好一次拉4个人,每个人加价200块。 “根本看不上我这仨瓜俩枣”。蒋云柏说。而车站、机场附近所有的经济型酒店全部爆满,其余的也以翻倍的速度涨价——“昨天还只要300元,今天就涨到600元,连早餐都不含”。 像蒋云柏一样,堵在回家路上的夜里,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没有暖气的南方冬天的威力。 带着孩子回家的潘小禾,同样要面对这个冰冷的夜晚。她穿上自己最厚的棉袄还是冷得坐不住。她最担心的还是孩子,一边给他加衣服,一边催着他在大厅里“尽量跑起来”。 而对在上海读研的胡静来说,对远在河南信阳老家父母的盼望,中和了被困在高铁一夜的痛苦——毕竟,每一分钟都离家更近。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等待近6个小时,傍晚6点,她才顺利登上前往汉口的火车。 网络图片 这堪称她坐过的最慢的高铁——全程行驶缓慢,直到凌晨12点,才以20公里的时速抵达黄冈麻城站附近。 在这个冰冷的夜里,这辆列车彻底停了下来。广播里一直在安抚旅客,称是“天气和列车协调”的原因,但收效甚微。每个旅客背后,都有同样在焦急等待的家人,父母每隔两三小时就要和胡静打一通电话,实时沟通回家的进展。 为了抵抗夜晚寒冷,食物是获得热量最有效的方法。然而,餐车里能够加热的食物很快被一扫而光,只剩一些面包和饮用水。 而睡眠是第二种方法。在一辆空间有限、到处是人的车上,就算想要短暂休息也不容易。胡静前排的一家三口,因为座位空间狭小,只能两个人轮流抱着孩子打个盹儿。乘务员、旅客在车厢间来回穿梭,胡静只缩在座位上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个半小时。 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高铁才到达汉口。原本5小时的车程,胡静这一次足足花了12个小时。而原本买好的换乘车票,也“早就赶不上了”。 网络图片 即便这样,胡静也比很多人幸运。更早之前,同样是在晚上,前往汉口的动车在抵达天门南站之后,突然停电。很快,车内的温度降至零下一度,人满为患的车厢里空气污浊。挨着饿又回不了家的乘客只能在寒冷里“瑟瑟发抖地等待救援”。 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半,这辆列车才终于重新开动。 而不光是火车,选择开车回家的人,面对这场暴雪和冻雨,也不得不想办法在路上过夜。 这是王亚楠30年来,第一次“在马路上睡了一宿”。车开到湖南常德附近就堵得一动不动。一家三口卡在高速路上,既没法前进也不能后退,唯一的选择就只能睡觉。 进退维谷的远不只是这一件事。冬天的汽车里,暖风不能一直开,“否则容易一氧化碳中毒”,但不开,车外温度太低,孩子又会冻感冒。王亚楠只能每隔一小时定一个闹钟,把暖气开一会儿,再关上。 这一夜,她们一家三口就这么“暖一会儿,冻一会儿”地挨过来。 自救之法 每一个人加入这场春运战争的最高目标只有一个——尽快回家。为此,他们不得不尽快寻找办法。 等待是难熬的,在春节前的回家路上,这种难熬被放大了。 每一个车站显示列车时刻表的屏幕,都是火红的一片,每趟列车都在延误。而时间还在不断滚动增加,“这会儿看是延误半个小时,再过一会就变成两小时、三小时”。 网络图片 这种回家难的慌乱,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晒出自己车次的晚点时间,记录也在不断打破——从200分钟,到598分钟,而最高纪录则是合肥南站的D4832列车,晚点长达744分钟(超过12小时)。 被困的彭梦久,想了很久,最后决定拼车回家。上海距离河南邓州车程一千多公里,路途遥远,即便天气好的时候,开车也要花费十三四个小时。但眼下,铁路大面积延误、取消车次,她不能忍受自己只是等待。 所幸,社交平台上有很多人在寻找车友。她一个个私聊,终于在4日的清晨找到了合适的车主,对方计划第二天出发,车费只需要300元,是高铁票的一半。而更吸引她的是,如果顺利的话,一天之后就能到家。 她即将踏上一条未知的路。有可能堵在高速上一动不能动,也可能因为积雪冰冻而遇上未知的事故。但对彭梦久来说,眼下出发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出发,总能回到家”。 她迅速把微信状态改成了“飞奔回家”。 买上一兜子吃的之后,彭梦久一行3人从上海出发了。一开始路上的车辆不多,进入安徽省之后,雪又如期而至。车主为了安全,只能“照着三四十码的速度开”。到了晚上八点,回家的路,“已经走完了一半”。虽然她自称是风雪夜归人,但心情倒是渐渐晴朗起来。彭梦久甚至在一点点计算自己和家的距离,“只剩465公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被困在上海2天之后,她终于要到家了。 和彭梦久相反,也有些人决定退出这场战争,蒋云柏就是其中之一。他没有在高铁站停留太久,就决定尽快回市区的酒店续住。过年回家的计划被彻底打乱。但他很快宽慰自己,大不了“就留在武汉过年了”。 春运是一年一度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而春运也用道路作为纽带,把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很多时候,每个人都要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困在冰冷的春运路上,吃喝很快成了大问题。成千上万人只能坐在大大小小的车辆中,缺衣少吃,瑟瑟发抖。截至4日8时,全国公路共封闭路段210个,涉及91条高速公路、7条普通国道、20条普通省道,累计里程1.4万公里。 晓末困在湖北仙桃的G318高速路上也超过了16小时,不得不睡在车上。一切物资都在快速消耗,油箱里的柴油只够三四天了;蔬菜和矿泉水也只够两三天。如果继续拥堵,车子不能充电,电热毯也不能开了。 但毫无疑问,晓末依然是这些人中更幸运的一个——她拥有一辆房车。 这就意味着她能喝到热水,吃上热饭,拥有温暖的睡眠。对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并且堵在路上的人们来说,她所拥有的每一件都是奢侈品。 善意之手 风雪的影响正在扩大。 2月4日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甚至四预警齐发——暴雪橙色预警、冰冻橙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而继武汉之后,贵州、湖南、湖北、安徽一带,成为冻雨、降雪最集中的区域。在此情况下,沪渝、沪陕、福银、京港澳等高速还将有很长的路段受到暴雪、冻雨天气影响。 网络图片 拥有房车的晓末也清楚,回家的路依然遥远。昨天,她用无人机拍摄高速路上堵车的路段,她试图让无人机飞到堵车的源头,看看自己还要堵多久。 但无人机飞了很久,“车流却根本看不到尽头”。 高速上没吃没喝,晓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一动不动的高速路上,她选择支起了一个临时的免费“烤肠摊”——附近车里的人只要饿了,都可以免费来领一支热烤肠。热水也是稀缺资源,她也时不时烧上一壶送给附近的老人和小孩。 除此之外,被困在高速上,上厕所也是大问题。距离服务区十几公里的路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少人忍不住,也实在找不到卫生间,只能就地解决。另一位也被困在高速上的王亚楠提起这个,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逼急了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前后两个车门,在中间赶紧解决”。 而晓末的房车,也解了附近很多人的燃眉之急。早晨7点,一个女生敲了她的车门,希望能上车“借个厕所”。她立刻就让几个女生都上来了,“我原来走川藏线自驾也是一个人,有时候也需要人帮忙”。 善意在风雪中流动。由于接连烧热水、用空调,晓末的房车里遭遇了柴油告急。附近的卡车司机知道了,立刻就把自己的油卖了一点给她。虽然,这点柴油只让“油表针微弱地移动”,但晓末已经相当满足。 在这场风雪中,人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被困在回家路上的人。也正因为这个共同的渴望,人们或许才更能互相理解和支撑。 被困在车站,买不到改签车票的李萌,也遇到了火车站里一个好心的值班站长。值班站长给她想办法,帮她改签到了第二天同一时间的车票。虽然只是站票,但她终于有回家的希望了。 她说,看着站长这几天熬出来的黑眼圈,上车之前,“一定得买杯咖啡感谢他”。 为了从冰雪中脱困,各地也都在付出努力。以武汉为例,当地组织了数千人昼夜清扫道岔的积雪,同时安排专业设备除冰。天河机场也一样,铲雪车、撒盐车出动,截至目前,已经恢复了单跑道运行。除此之外,各地面对被困住的旅客,也有相应的比如开设滞留旅客区、发放爱心包之类的举措。只不过,相比极端天气,人力常常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2月5日这一天,也是王亚楠一家三口,从深圳开往湖北恩施老家的第三天。他们从3日出发,原计划三天怎么也到了,但现在,路上耗费了几十个小时,家离他们依然遥远。 进了湖南,雪越下越大,落到地上积成雪泥。而车速只要超过20公里就会打滑,无数辆车陷进雪泥里动弹不得。 王亚楠看到,几乎附近所有人都下来互相帮忙推车,十个人喊了很多次“一二三”,车子才挪了一点点。她说,从这些“又艰难又笨拙”的动作里,她体会出一点久违的年味儿—— 所有人冒着风雪,互相帮助,只为奔向自己的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今天是李文亮医生去世四周年的日子。 四年前的今天,朋友圈都是刷屏的哀悼,全武汉,全中国的人都在为他哭泣,整个中国都在下雪,就像乔伊斯在《死者》里写的:”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四年前,为远方那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医生留下眼泪? 四年了,我们还记得他吗?四年了,我们还记得他去世那天自己悲恸的情感吗?四年了,我们还记得什么? 网络图片 我记得公司以前的一位VP说过一句话,人类对于痛苦的记忆短得令人吃惊。这大概也是为什我们总是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我们总是选择对痛苦的记忆一带而过,毕竟太痛苦了。 能记住欢乐吗?大的欢乐还是能记住的吧。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些喜庆和团圆的场景,那些梦想成真的时刻,总是能记得的,只是,记忆也是日渐地模糊。 我们每一个人总归是个体,对于个体,能记住的还是和自己最息息相关的的人和事。别人的苦难和悲喜,自己没有亲历,总归不能那么刻骨铭心。“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想想这也是很自然,很合情理的事情,不然,每天都有那么多悲剧,如何能承受得了。 但是,李医生的去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逝去,而是一个公共记忆,一个公共事件了。而这样的公共事件,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只是,所有个体的记忆都会烟消云散,除非有文字记录,在这个意义上,文字、影像都有它存在的重要意义。 值得庆幸的是,李医生的微博一直在,文字的记录一直在。那里已然成为一个哭墙,每天都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普通人倾诉他们的思念,他们的日常,甚至是他们的痛苦。我看到有些快要撑不下去的人在那里留言,然后又有陌生人的人留言安慰这些人。人们在这里和他说早安,道晚安,人们在这里和他唠家常,诉衷肠,说自己的烦心事。 网络图片 我始终认为,李医生是个勇敢的人,虽然微博上那些攻击他的大V说他算什么英雄,不过就是转发那份报告到自己的同学群,但要知道,也有人不敢转发,而且他后来还有勇气接受财新的采访,他说的那句”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成为我们信奉的至理名言,这都是需要勇气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这是一位朋友写的一段话,他和我一样,认为李医生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是他,我会做吹哨人吗?我会冒着被开除被拘留的风险发布那样的警告吗?在成为一颗闪亮却短暂的流星,和做一颗默默无闻却能燃烧很久的红矮星之间,我会怎么选?我们在学校里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教育,但遗憾的是,社会总是会教我们一些相反的东西。学校教我们信仰自由,社会教我们依赖高墙;学校教我们诚实,社会教我们说谎;学校教我们挺身而出,社会教我们明哲保身。 为什么我们的选择天差地别呢?我想是因为,有些人把这些词汇和美德单纯地当做作文或者讲稿,用来骗分数骗钱的素材,有些人虽然信仰它们,却没有勇气践行。而有些人,把它们看作自己存在的意义,看做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东西,在我看来,李文亮医生就像替我们背十字架的那个人。” 值得庆幸的是,四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今天,我的朋友圈许多人在转发他的照片和帖子,今天,照旧有很多人在他的微博留言。有人说:李医生, 庆余年2还是没有播,疫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四年好像一场梦。”有人说:“李医生,四年了,大家都还记得你,希望你的家人都平平安安。” 网络图片 四年了,李医生的第二个孩子也快四岁了。我想,这一天,最思念他的应该是他的家人了。 四年一瞬,时间改变了那么多,好在我们很多人都还记得他。有了千千万万人的记忆,有了千千万万的文字记录,李医生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他从去世的那一刻得到了永生,成为夜空中的一颗星。从此,他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河流一起流淌,永远向前,永不停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全球最大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1月8日发布了每年一次的十大风险报告,在其评定的今年全球十大风险中,第五大风险是“流氓男团”,其成员包括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在欧亚集团看来,这三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流氓国家,自俄入侵乌克兰以来,它们一直在努力加强合作,因为对美国的共同仇恨,以及认为只有西方图利的全球现状,愿意违反国际法来破坏全球现状。 很多看了欧亚集团风险报告的读者,总会觉得“流氓男团”还缺一个国家,也就是中国。他们会认为,中国也是名副其实的流氓国家,其“流氓性”即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破坏程度,不会比俄朝伊这三个“流氓”小,怎么能不把中国列入“流氓男团”? 中俄伊朝=世界新邪恶轴心? 西方的舆论和政治人物,这些年确实在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塑造成新的“邪恶轴心”,比如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最近接受采访警告要提防以中国为首的“专制轴心”,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去年10月在一次访谈中也称中俄伊朝为“新邪恶轴心”。 欧亚集团这次没有遵循美国的“政治正确”,将中国放进“流氓男团”名单——严格说来,“流氓”和“邪恶”的政治含义并不一致,中国不是“流氓男团”成员不一定等于不是“邪恶轴心”成员——虽然并未对此解释,但也指出,中国常常从这三个流氓的反西方行动中获益匪浅,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默许,这三国的流氓活动影响力就会更小;并进一步表示,在北京推动,或至少视而不见的情况下,今年俄朝伊加强的合作所带来的破坏潜力,不应被低估。 可见,欧亚集团不是没注意中国和俄朝伊三个流氓国家相似的一面。正是这种“相似性”,让中国成了俄朝伊的“帮凶”。那欧亚集团为何仍不将中国列为这个“流氓男团”的一员?这就要说到它对“流氓”的界定。从风险报告来看,欧亚集团把俄朝伊三国视作“当今地缘政治秩序混乱的推动者,一心想要破坏现有的机构、政府和原则”。换言之,这三国在俄乌战争后,抱团要破坏乃至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造成全球地缘政治的动荡,从而损害西方特别是美国利益。 中国不像俄伊朝一样“流氓”? 中国虽然也在谋求改变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其对全球秩序的危害性以中国的体量,从长远看,要比俄朝伊三国大得多,但毕竟不像它们一样明目张胆和赤裸裸。中国还在声称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改变现行国际秩序。如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前不久的访美就公开表示,中国不会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所谓国际新秩序。另外,在欧亚集团看来,去年11月的拜习会让两国的竞争和对抗很有可能导致的关系失控及时踩了刹车,避免将美国拖入另一场和中国可能的军事冲突乃至战争,这对美国的利益是明智之举。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和俄朝伊三国有些不同,虽然它们都是“流氓”,但“流氓”的程度不一,中国还没有“资格”成为“流氓男团”的成员。 大概国内外对习近平和当局恨之入骨、一心想推翻中共统治的人,不会认同欧亚集团这个评判国际政治流氓的看法和标准。他们就像我前面分析的那样,认为既然中国对自由世界和民主秩序的危害长远要比俄朝伊大得多,怎么可能因其举动不如这三国赤裸裸,而不把它列入“流氓男团”?一些人甚至会带有某种阴谋论的想法,认为是不是欧亚集团和中国有某种利益“勾兑”,才对中国“从轻发落”。假如这样看问题,当然不对。因为同在风险报告中,欧亚集团紧随“流氓男团”,将中国经济排为第六大全球风险,认为北京未能解决中国的成长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机等问题,将暴露中共合法性的缺陷,并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鉴于中国的全球体量,任何中国自身的风险,特别是经济风险,都会外溢到世界,构成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 所以,看待中国的“流氓性”,需要回到问题本身,分清流氓行为和流氓意图,长远严重性和当前严重性。欧亚集团将俄朝伊列为“流氓团伙”,而中国虽然也有流氓行为,但其行为的严重性及造成的当前后果尚不足以把它列进这个“团伙”,不是欧亚集团对中国开恩,而是着眼于今年的地缘政治风险,是从此角度来阐述的。 中国对俄支持不如朝鲜和伊朗 比较中俄关系和俄朝、俄伊的关系,欧亚集团阐发的这点会更清楚。尽管中国至今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但其2022年发布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的第一条、并且以后也一再强调的一点,是尊重各国主权,这就含蓄表达了中国并不认同俄罗斯发起的这场战争。另外,俄中两国贸易去年虽然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大量购买俄石油和天然气,汽车已经占领了俄市场,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中俄贸易支撑了俄罗斯,让俄有能力将这场战争继续耗下去,但中国可以辩称是西方对俄罗斯制裁让它捡了一个大便宜,两国只是经贸交易,其他国家如印度也在大买俄石油,甚至美国也在进口俄石油。而美国和欧洲在意的俄罗斯购买中国的武器问题,中国还不敢违反美欧这条“红线”,虽然有报道称发现了中国输往俄罗斯的武器产品,但充其量只是军民两用产品,不是现成的武器贸易。 中俄在外交和经贸这两方面跟伊朗,特别是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还是有很大的程度差别。在外交和政治上,朝伊对俄的支持特别是朝鲜对俄乌战争的支持是毫不含糊的;军事上,伊朗提供给俄罗斯无人机,朝鲜更是提供给俄一百多万发炮弹,而俄罗斯也回报了两国尤其朝鲜敏感的军事技术,让后者的武器升级威胁半岛、东北亚乃至美国的安全。中国一定程度上乐于看到这种现象,但它在这些方面还是相对慎重的,尤其不太可能像朝伊两国一样,不顾后果支援俄罗斯武器。 中国之所以同发展俄朝伊这三个“流氓”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还抱有一定的慎重态度,而没有公然和它们“抱团取暖”,完全搞在一块,原因是习近平不想完全公开站在西方的对立面。我多次说过,习的目的不是要让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新霸主,而是谋求世界两极地位,中美共治(尽管中国打出的旗号是世界多级化)。根子当然是中国还没有这种实力,未来也不太可能有成为单一霸主的实力,但也是因为全球新霸主未必对中国就是最有利的。要别人承认你的霸主地位,前提是必须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特别是安全秩序,可中国不想在这点上付出太多,因为中国自身有14亿人,要消耗太多资源。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说不谋求取代美国,不另起炉灶,可以认为是它的真心话而非虚假之言,但中国也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建立自己主导的机构和平台。 只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滑坡让习的“雄心”受到了打击,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重新为经济续命,为此需要进一步开放和一个相对友好的国际环境,而过于挑战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将会恶化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能和俄朝伊三个流氓国家走得太近。 毫无疑问,中国在内政上是个“流氓”国家,中共是个“流氓”政权,但在对外关系和地缘政治上,它要表现出自己不那么“流氓”的一面。欧亚集团没有把中国算作“流氓男团”一员,并非被中国的表象迷惑,而是看清了习近平的“胆怯”。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又一次,因为抢春运票,27岁的米花和妈妈吵了架。爸妈不舍得花钱,限额400块,她焦虑得一晚上醒来几次,还是抢不到卧铺票。妈妈在电话里责怪,“你是不是睡过头了,没有用心抢啊”,最后说买站票,站30个小时。米花在电话里爆发:我们家不缺这几百块,你女儿没有这几百不会死,你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春节临近,帮父母抢票的子女总会陷入这样的拉扯。为此苦恼的年轻人中,有不少和米花一样,是家里的长女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金钱观差异难以弥合,父母又不会用智能手机,她们被寄托了全家连接社会的期待。在委屈、成就感和道德绑架之间,一张火车票,承载着幽微的中国式亲子关系。 我不断表现是为什么? 一年一度的碰撞如期而至。从宁波到贵阳,二三十个小时的普快票比10小时的高铁票更难抢,每一年,爸妈都发来语音:还没抢到啊,那坐回去、站回去。米花早已练出应对技巧,直接不回消息。 她一晚上要醒来好几次,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喊,天要亮了,天要亮了……是不是闹钟没有响?点亮手机屏幕,看看几点了,生怕错过抢票,定了3个闹钟。9:30开售,她提前10分钟准备,捧着手机,看秒数倒数。没抢到票,米花一整天心情不好,早上晚上都要打开12306,看看有没人退票,候补键有没有由灰变蓝。 连着两天都失败了。原本候补成功两张卧铺,但不在同一个车厢,还有张是上铺,她怕爸妈摔下来,没付款。1月下旬的晚上,她和妈妈聊着家常,埋怨从听筒传出来:“又没抢到吗?你是不是睡过头了,没有用心抢啊,我们厂里的人都抢到了。”几天没有睡好觉,米花觉得委屈,还是耐着性子解释——别人可能是坐票,我想抢最快的、21个小时就能到家的Z290,卧铺比较难。 妈妈不懂,认为抢票是胜券在握的。“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讯息和运行的规则”,米花理解她的困惑,但妈妈听说没抢到,反而说:能不能买站票? “一怒叠着一怒,火冒三丈”,米花说自己那一刻要疯了,气得深呼吸——这几年我尽量表现得可以为你们花钱,给你们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你还是每一次都要回到最简单的生活,那我不断表现是为什么? 社交平台上,一个IP地址显示湖南的女孩说,父亲不懂没到开售时间不能买票,10多天前就开始催,不听解释,在家人群控诉子女不愿帮忙,“被狠狠伤透心了”。另一个年轻人帮爸妈抢票十多年,每天开售前心率飙升,提前打开App,连上公司最好的WiFi,像火箭发射一样默念10、9、8、7…… 占座失败,只剩下站票,又不忍心让爸妈劳累,只好放弃。年过六旬的妈妈全然不知这些,每天问:抢到没有,你是不是上班忘记没有买?互联网上,因为春运买票引发争吵的留言不在少数。 米花给爸妈抢了8年票,查过很多攻略,知道哪个软件更容易候补成功。她大学毕业留在广州,在新媒体公司从事内容工作。爸妈在浙江打工,早上7点多上班,晚上加班到9点半,没时间抢票。妈妈不识字,也不会用手机买票。 每次妈妈单独出门,米花要全程跟进,确保她手机有电,不断打电话问到了哪里,怕不认识公交坐错车,怕太多进站口、检票口走丢……米花有时怪她不跟着抖音学,至少学学字。妈妈回答:根本没办法静下心,你以为我不想学吗?米花有些心酸,是妈妈的生活太重了。 米花从小是留守儿童,每年全家人只在过年团圆7天。爸妈先在贵阳老家做小生意,卖自制扫把,大概10年前,经熟人介绍进了浙江的工厂。过年回家,爸妈向来坐硬座,到镇子是晚上,以前不舍得花钱坐车,他们挑着大包小包走半个小时。那时没路灯,米花会拿手电筒去接,路过一座坟山,她害怕,走到妈妈前面,妈妈和她说:我也好害怕。 米花是家中长女,也是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起初帮他们买卧铺,被骂有钱没处花,经济独立后,她开始逼着父母接受卧铺。父母打工的工厂,过年前一周才放假,那时票最难买。而且,妈妈要求票价不能超过400块——这是米花努力说服多年后,妈妈才接受的卧铺价格。 更不能买高铁,除了贵,到贵阳是晚上,没回老家的大巴了。如果她不强制要求,爸妈不可能住酒店。以前家里穷,吃顿好的就是买块豆腐,切成薄片,省着吃。现在节俭的弦仍绷着,没能和物质条件一起宽松下来。有时爸爸说肉坏了不能吃,妈妈就骂:你还记得曾经过的苦日子吗?你记得你以前馊了还要吃吗?一次极特殊的情况,她和妈妈坐高铁回到贵阳,母女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睡了一夜。 长女责任 每年春节临近,帮父母抢票的子女都会遭遇这样的拉扯,金钱观的差异难以弥合,还要消化更为复杂的心理拉扯。为此苦恼的年轻人中,有不少和米花一样,是家里的长女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被寄托了全家连接社会的期待。 1月24日下午,林小言定了开售前五分钟的闹钟,12306崩了,赶紧切到携程。有中转的,她犹豫了一下,票又没了。不断刷新,最后抢到一张早上6点的中转车。爸爸要从上海回涟水(江苏淮安下辖县),听到出发时间,开始发愁怎么才能让同事帮忙顶班。他在保安公司上夜班,晚7到早7,全年无休。车票太早,还没到下班时间,请假要扣工资。 这也是一个需要省钱的家。在苏北农村,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叔叔智力残疾,林小言有三个妹妹,二妹和小妹在读书,老三学不进去,没读大学。妈妈三年前查出恶性肿瘤,做了手术。林小言24岁,本科毕业后,在上海有一份电商内容运营的工作。干的活太杂,她在年前辞了职,最近回老家照顾爷爷——爷爷住院不舍得买吃的,她每天做点饭送去。 在她的记忆中,四五年前开通高铁,父母不让买票,一会儿说坐长途汽车方便,一会儿说大巴上都是老家人,路上可以聊天。“其实就是舍不得花钱”,林小言太清楚了,汽车票老顾客只要80块,高铁票价在200块左右。 因为钱,林小言的爸妈没少争吵。前两年,爸爸不顾劝阻,借了两万块给朋友,对方赌输了,至今没还上。妈妈想起来就说:让你不借你非要借。爸爸为对方辩解,妈妈气得就吵起来。和好后,爸爸每月工资上交,朋友再来借钱吃饭,他都拒绝:老婆身体不好,父亲也要看病,小孩要读书,没钱。 爸爸不会手机抢票。他53岁,刚开始用智能手机,是长女林小言教他打电话,发消息。现在更多是看视频,也是林小言给他开了爱奇艺会员。保安的工资5000多,还很熬人,因为排不开工作,他4年没回家过年了。今年爷爷身体不好,常住院,无论如何得回家陪陪老人。 当爸爸正在发愁车票,林小言候补到了2月7日下午的直达票,不用请假,不用中转,还省了40块。爸爸很开心,给她说,“得亏你有技术抢到了,哈哈哈。” 帮父母买票、网购、连接社会,是长女的责任之一。大学毕业后,她们在一线城市从事非体力劳动,挣更高的工资,意味着要反哺家庭,帮父母网购,给妹妹买电脑、出生活费等。除了出钱,要负的家庭责任还有很多。 甘肃女孩周薇凭借985高校毕业生的身份,在家庭中获得了话语权,责任也接踵而至。每年回家,爸妈一定会薅她起床,拾掇利索,去亲戚家和打工的单位转转——填补家里没儿子,被村里人看不起的窟窿。周薇让妈妈将攀比心收一收,妈妈跳起来:那谁家儿子给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几天了都在吹,我好不容易找着机会还不能秀? 除此之外,爸妈吵架要找她评理。在大城市结了婚之后,上大学的妹妹要做什么决策,爸妈也让她来把关。周薇起初喜欢这种转变,感觉“掌握了生杀大权”。但今年过年办回门宴,妈妈事无巨细过问:喜糖盒不用买,“我给你撒一盆”;定礼服,要200块连衣服带化妆全部搞定;酒席要最低档的,随200块的都不要来。周薇总结,妈妈的炫耀是要零成本的。 在贵州女孩米花的家里,长辈们也习惯了什么事都要问她。爷爷腰椎间盘突出,信不过镇医院的医生,非要她买药。米花到小红书查,买回来药膏被爷爷称赞有效。 “我家人觉得,我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知道最多、去过最远地方、活得最体面的人。”米花说。抢完火车票,她会到姐妹群安排任务:大家分工合作,在爸妈回家前把卫生搞了,洗好被子……妹妹们都听她话。 她还在努力沟通,想改掉妈妈的花钱习惯,别总唠叨存下来结婚,买房,以后有了小孩、老了要用钱。妈妈唯一主动提出想买的东西,是护肤品。50岁去工厂面试被嫌年纪大,找了几天工作,脸晒脱了皮。看到亲戚每天不知道涂什么,脸白白的,她求助米花,想看起来年轻些,好找工作。 但一涉及到钱,沟通常常不欢而散。今年抢票,妈妈说买站票的时候,米花在电话里爆发了:我们家不缺这几百块,你女儿没有这几百不会死,你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这就是我几杯咖啡的钱,你们给我省了我也存不下来——有得花就花,以后我失业就没得花了——你们这样我没办法好好工作,其实是在让我亏钱。”她会用这些话刺激父母,最后,说服他们的利器还是钱。 成就感与绑架并存 在委屈、成就感和道德绑架之间,一张火车票,也承载了幽微的中国式亲子关系。 看女儿发脾气,说不回家过年了,米花的妈妈说话变得小心谨慎。被家庭需要,米花之前也有成就感。几年下来,她感觉自己掉进了东亚社会鼓吹的“为家庭奉献”的陷阱,有时还会被绑架。家里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她出面,觉得只要她读了大学,什么都能办到。一个妹妹不按时吃饭,深夜不睡觉,奶奶也找她。一旦她帮不上忙,“就好像我的大学生身份失格了”。 她开始与家庭拉开一段距离,好让自己过得舒服些,给家人花钱,也只花工资的一小部分。奶奶抱怨妹妹,她怼过去:你找我有用吗?我还能顺着网线爬过去?对爷爷,她像对客户一般,详细说明自己买药的利弊,最后建议他去看医生。她开始跟妹妹们发疯,你们每天各种问题,我的工作又不顺利,我不想活了,马上会有懂事的妹妹跑来安慰,说家里的事交给她。 面对家人,她感情复杂,尤其是妈妈。为了给家里买空调和洗衣机,母女俩吵了一两年。去年天热的时候,米花买了空调寄回家,妈妈打电话要求退货,说夏天快过去了。气得米花要挂电话,再也不想管他们了。但她转念一想,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生活,都是爸妈一分钱一分钱攒下来的。 她以前埋怨妈妈,不断生妹妹,又养不起,一到寒暑假就让她去贵阳帮忙带。她在电话里大喊,“你把她送人吧”,妈妈哭了。她希望得到更多的爱、金钱和陪伴,自己可以没有压力继续考研。而妹妹们都有一种不配得感,常想如果自己是男孩,家庭肯定会更好。 子女长大后,经济实力、社会资源优于原生家庭,从而引起代际之间的权力更替,在当今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帮爸妈抢票的男性也有同样的困惑——在一个西北家庭中,给老人做手术,家族迁坟,大额资金支出,已经由定居北京的儿子来决定,唯独在买火车票这件小事上,他拗不过工薪阶层的爸妈,他们还是不愿坐高铁或软卧。沟通不了,通常是子女生一肚子气,然后妥协。 作为女儿,米花对母亲又多了一分区别于儿子的心疼。妈妈心算厉害,但舅舅们上了学。妈妈对自己苛刻,却把最好的给女儿。她自己可以买站票,但米花要戴牙套、考驾照,一次几千块,妈妈都很大方给,“很自我牺牲,是中国文化对母亲的规训”。 出于摆脱女性的共同困境去帮助妈妈和妹妹,是米花成就感的来源。如果仅仅依靠长女、长姐的身份,她觉得痛苦,担心自己成为“为家庭奉献的人,永远出不来”。 周薇还在继续为家庭付出,成为了无奈又难以改变的“集体主义者”,她这么形容自己。丈夫想花一万块出门旅游,但她想省下钱给父母买东西。旅游的快乐,抵不过余额增加一万块带来的安全感。她开始变得唠叨,念叨爸爸不要抽烟喝酒,担心他出车祸。 给妈妈报工资和日常开销,也故意说高一点,“让她安心,花得多说明我过得好”。这几年,妈妈开始嫌弃她穿得土:你看人家留在村里的穿得多好,你好歹上班了,也穿黑色丝袜、短裙、高筒靴。丝袜拿过来,周薇一看,就是棉裤。 周薇的老家。 有时过年回家,妈妈问她路费多少,周薇说来回两千,妈妈让她别回了,钱都花在路上了。去年国庆去参加她的婚礼,住170块一晚的酒店,妈妈当天就走不敢多留,“赶紧走,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钱。”妈妈还问婆婆每月退休金、房子多少钱。 这些事都让周薇尴尬又无奈。她常给家里买东西,尤其是给妈妈,但买贵了被骂,太便宜的质量差也被骂, “每一次说起来,我就想流泪”。这些不愉快琐碎且磨人,争吵在所难免。 米花跟妈妈吵完架没多久,她发去想给妈妈买的衣服,问怎么样。米花知道,就像妈妈喊她吃饭一样,这就是母女间的道歉方式——不会掰开来聊对错,争吵也有默契,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第二天,她按时打开软件抢票,终于抢到两张2月5日的卧铺票,还是挨着的中铺。时间最短的那趟Z290,抢了8年都抢不到,这次还是只能买27小时的。 文章来源:搜狐
当不断滑坡的中国股市上星期五再次下跌后,愤怒又沮丧的股民们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微博的一条帖文下,留下上万条评论批评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习近平的治国能力。在审查一向严格的中国互联网上,这样大规模且尖锐的政治异议表达是极其少见的。而这也给微博的审查员们带来了一个难题:他们既必须移除这类批评言论,但同时又不能做得太过,让外界明显察觉到中国对外国使馆评论区的监控。 前微博审查员刘力朋对美国之音分析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网民过去这个周末在美国大使馆微博的评论区里找到了一次短暂的享受言论自由的机会。 不过,他也指出,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外国使馆账号并非免受中国审查机构的控制。事实上,这些使馆账号的评论区一直被审查员监控着。而过去几天来,微博已经逐渐加强了审查,试图将这波抗议情绪打压下去。 突然暴增的反政府言论让审查员措手不及 过去几周来,中国的股市不断下跌。上星期五,上海证券综合指数跌破了2700点,创下了新低纪录。这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一阵哀嚎。而就在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的文章,赞美中国的多方面成就。 情绪激动的网民们纷纷涌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页面,在一条有关保护长颈鹿的最新帖文下留言批评中国政府。有网民写道:“天天唱赞歌,没有实话,假大空,高质量发展,美国听说过吗?” 还有网民半开玩笑地说希望美国赶紧打过来:“趁现在民心涣散打过来吧,宁可双输绝不让权贵单赢”。 短短几小时内,美使馆这条帖文下的评论数字就上升到了几万条,且没有停息的迹象。截至发稿,这条帖文下已经累积了近17万条评论。 曾在微博等中国网络公司从事审查工作的刘力朋认为,这样暴增的批评政府的言论让审查员们感到措手不及。他指出,美国使馆的评论区一直都有审查员专门监控,可以说是一个言论审查的高度禁区,但同时审查机构也得保持一定的假象,即使馆评论区是一个谁都可以留言的地方。 “因为(这次事件)涉及到美国,它特殊就特殊在这一点,” 刘力朋说。“如果是中国方面的一些账号,那也许就直接让你把评论区关了就行了。” 这位目前在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研究审查的编辑说,针对美国使馆的审查策略一般来自于中国的网络信息办公室。这意味着新浪雇佣的审查员不能随意更改现行审查策略。当大量网民突然在使馆下批评中国当局时,一线的审查员们也无权临时提高审查强度或改变审查方式。 “而且对于网信办这种网络主管部门来说,它也不能随便让某个值班人员拍板,把使馆的这条微博给(删)了,” 刘力朋说。“所以他们的这个反应会很慢很慢。” 对美使馆审查力度已加强 过去这个周末以来,微博似乎加强了针对美国大使馆评论区和相关讨论的审查。当美国之音尝试在美使馆的新帖文下留言时,网站弹出了一个提示称留言发布成功,但“目前服务器数据同步可能会有延时,所以麻烦耐心等待”。 刘力朋解释说,这个提示显示微博平台已经对美使馆评论区施行了“先审后上”的政策,即网民的评论发出后,需经过审查员审核才能出现在评论区内。 美国之音发现,美使馆新的微博帖文下的评论内容里已经不见了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而仅是一些短短几个字的留言或者表情,例如“我爱美国”、“蒸蒸日上”、“真伟大”等。 “从技术上讲,(这些评论)是典型的审查员放出来的,” 刘力朋解释说。“因为(这样的评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读不出什么反义,所以自然就会被放出来。如果你是一个长句的话,审查员第一反应就是把它给删掉。” 另外,微博也封杀了一些相关的热搜话题。由于网民们上星期五在美使馆一条与长颈鹿有关的帖文下留言,因此许多网民把那场异见表达事件称作“长颈鹿事件”。但截至发稿,美国之音发现微博已经以违反法律法规为由封杀了热搜话题“长颈鹿事件”。 为了预防类似大规模异议表达现象再次发生,刘力朋表示审查机构会开始进行舆情监测,浏览中国网络防火墙外的“反贼”们在讨论的内容和媒体的报道,以此来预测什么样的话题和关键字需要被提前审查。 据报道,一些美使馆评论区的留言已经遭到了删除。而一些留言的用户也遭到禁言。
你说这股市跌得太厉害,年都过不好了,但只要你把手机倒过来,心情就会很不一样。 你看,心情是不是顿时好了很多? 有人讲,二十六割年肉,割完恐怕得破产,还好白天没割,说不定明天就支棱起来了呢。但换个角度讲,这也可能是你人生的转折点啊。 你是不是还没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不小心就可能会错过成为伟大人物的机会: 1. 牛顿: 1720年,炒股破产,赔掉10年工资,转行做了物理学家; 2. 马克思:1864年,炒股破产,转行做了哲学家; 3. 凯恩斯:1920年,炒股破产,转行做了经济学家; 5. 费雪:1929年,抄底失败,破产,转行做了金融学家; 6. 丘吉尔:1929年,炒股破产,转行做了首相。 你看,你和成功之间,很可能只隔着一次割肉破产。所以,别沮丧。 万一,万一只是技术性调整呢?胡锡进老师说得对,越跌越买,坚定持有,可能也是对的。它不涨你就坚决不卖,持有它100年,我就不信他不涨,就当买了个纪念币也行啊,这叫见证一个时代。 从此以后,把手机倒过来吧,换个角度看世界,你就会跟我一样乐观向上!如果每个人都把手机倒过来,那么整个国家都会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贰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