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连续出现年轻人轻生的新闻。据网络报道,3月19日至23日,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天津市7名中小学生轻生,原因据称是家庭压力或成绩不佳。据社交媒体上很多家长表示,4月1日起,天津市紧急召开全市中小学家长会,排查学生的心理状态。无独有偶,4月4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4名年龄在23到34岁的青年,相约在此跳崖轻生。据当地警方通报,四人分别来自河南、河北、福建、四川,通过网络联系到一起。在跳崖前,四人服了毒药,并写下了日期为4月2日的遗书。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轻生,与其他人无关。”据记者调查,四名死者均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对生活失去希望应该是他们集体轻生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天津中小学生连续轻生,还是张家界四青年集体跳崖,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中国年轻世代未来的生存状况堪忧。
中国自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两位数,持续了超过三十年,国际社会纷纷将中国这段时期的高速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但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开始放缓,疫情三年更加剧了经济的颓势。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时任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这是三十年来最低的增长数字。恐怕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再也无法恢覆之前的高增长率。经济疲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据人社部统计,2023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由于现有的经济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很多年轻劳动力不得不投入到外卖、快递、网约车等零工行业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22年末,没有签署正式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人数达到2亿人,约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4。这些所谓“灵活就业”的人口,其中很多人处于待业、下岗或朝不保夕的打零工状态。
面对这种现实,官方不得不创造新的话术,安抚焦虑的社会情绪。去年,官媒《光明日报》刊登文章《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无需过度忧虑》。文章中指出,当下中国年轻人不同于父祖辈,对单位、组织已不再抱有执念,追求的是“合兴趣、匹配专业技能”的工作;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生活间的平衡。文章称,灵活就业是多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外界无需过度忧虑。将被迫打零工说成是年轻人的自主选择,宣传部门也真是煞费苦心了。但宣传无法彻底掩盖现实,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考公考编愈发火热。年轻人也清楚,在这个一切资源被党垄断的社会,抱紧体制这棵大树是唯一的出路。
生长在这样的经济低速增长时代,00后未来不管是就业还是生活,都将面临严峻考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新的都市贫困阶层。而这样的一代又是在网络中成长的一代,各种社交媒体把富裕生活的样子赤裸裸地呈现在他们眼前。年轻人对于好的生活有具体的认知,但自己却达不到。这种强烈的贫富对比会使00后乃至更年轻的一代陷入绝望,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幻灭感。但这种不公平感会导致他们走向何方,暂时还看不出来。00后背景差异和阶级分化极大,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选择反抗还是会忍受,甚至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政治力量,目前很难判断,因而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变数。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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