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雜感之八
飯後無聊，整理這些日子來寫的十四篇“讀書雜感”，發現遺漏了“讀書雜感之八”，於是只好打開“我的文檔”進行搜索。原來該篇是準備寫蔣介石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態度的，資料已經搜集好，只是沒有整理成文，於是順手寫上，彌補缺失。另則，我一嚮信奉正體字，因為她是繼承漢民族文化的唯一載體，每個文字都有來源和精準表達。中華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靠血脈和漢字兩根擎天柱支撐，這是我對簡體字極其反感的原因。簡體字的出現，完全是受蘇俄指使，目的是毀滅漢民族的文化，使其子孫讀不懂祖宗的書，便可認賊為父，信奉馬列，這是一種陰險的文化謀殺。看官若感興趣，可在網上查閱我《簡體字的來龍去脈》一文。歷年來，我的許多文章發帖在《文學城》的博客上，最近《文學城》在無預告的情況下，將原先的繁體字文章，一律改成簡體字版，將我所有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肢體不全，慘不忍睹。更漏船偏受打頭風的是，我原先習慣使用的微軟系統，自改用蘋果系統後，其Microsoft Word的簡繁體轉化功能完全無效，因我用慣微軟系統打字，不明蘋果系統的簡繁文字轉換操作，無可奈何，只能將被《文學城》砍傷的文章，用正體字修補，使拙文簡繁共用，不倫不類，為免看官問責，特作說明。
從懂事起就接受灌輸教育，認為世界上最壞的壞蛋是“蔣該死”，因在牆內看不到他的真實照片，只能從漫畫中得到他的形象——滿臉殺氣，太陽穴上貼著兩方頭痛膏藥，穿一身軍閥戎裝，雙手拄撐一把帶血的刺刀。這個形象在我的腦子裡儲存了幾十年，直到移民澳洲後，在唐人街的“國民黨黨部”的禮堂裡，看到了他的的標準像，才糾正了我荒唐的記憶，同時也反思我被矇騙幾十年來的幼稚。
我自後半生避秦海外，有機會觸及到另一半的歷史資料，和前半生受的矇騙比較，自然也就對比出了清濁，對比出了真假，對比出了善惡。大的不說，光說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上——我是研究張大千的，過去有一個疑問總沒有解決。眾所周知，宋美齡愛好繪畫，張大千是台灣畫壇第一人，第一夫人的宋美齡學畫，為何不拜張大千為師，而拜在黃君璧門下？帶了這個問題我去台灣採訪，台灣歷史博物館的老館長何浩天先生告訴我，蔣介石曾托張群向張大千轉告，宋美齡欲向張大千拜師學畫的意願。但是張大千說，按照大風堂的規矩，拜師要行磕頭禮的，請介公三思。張群把原話帶給蔣介石，蔣介石對張群說，你跟大千通融一下，做學生的禮節我們都可盡到，但磕頭一事能否免了。張群又將原話帶給張大千。張大千為難道，這可不能壞了我們大風堂的規矩。張群又把這話帶給蔣介石。蔣介石轉顏就對夫人說，這倒是的，不能壞了人家的規矩，美齡，你就跟黃君璧學吧。
由此及彼，我又想起早年聽說過的另一件事，上世紀五十年代，江青突然對《紅樓夢》感到興趣，她聽說俞平白手頭有一本曾祖俞樾傳下來的《紅樓夢》手抄本，於是派人去借閱。不料俞平白不識相，非但不借，還說了幾句不謹慎的話，來人將原話帶回，氣得江青同志鼻孔冒煙。到了一九五四年，她終於等到李希凡和藍翎兩位“小人物”上書的機會，在偉大領袖面前添油加醋，撥弄是非，一對寶貨，一唱一和，挑起了一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政治運動。就是這場政治運動，將中國的學術研究蹂躪到婢女的地位。
因為讀《莊子》，才知道現代學術界有位叫劉文典的學者（有“二雲居士”雅號，係雲南大學教授，且有雲煙愛好），此人是章太炎的高足，學貫中西，知識淵博，但持才傲物，秉性狷介，在安徽大學校長的任上，因為學生運動鬧事，蔣介石要他交出學運名單。他不肯，還粗言頂撞，不稱“蔣主席”， 罵他是“新軍伐”。蔣介石盛怒之下動了粗，當眾打了他兩個嘴巴。士可殺不可辱，劉文典不甘示弱，當眾一腳，踢在蔣介石的肚子上。痛得老蔣捂著肚子，將他拿下，但並未沒按“大清律”以“大不敬”治罪，只是下令關押，遵照“治安條例”毆鬥的民事案處置。此事曾轟動一時，風聞學界，劉文典被視作敢做敢為的民族英雄，聲震儒林。出獄後，蔣介石下命令，“必須滾出安徽！”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隨即聘他到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國民政府教育部也沒因他踢蔣的前科，不准錄用，組織部也沒對他內控，就此了之。補述己丑後劉文典接受黨的改造，戒掉鴉片，做了一個新人，可見新社會改造人的力量，老夫不得不加讚嘆。
上述兩件小事，相併比較，使人都可以洞察清濁，辨別善惡，聯想一個兒如何“重治”張學良，一個兒如何”善待“劉少奇了。
初稿於17/09/2009; 28/09/2026修改於食薇齋北窗（後續在即）
讀書雜感之九
剛才在明鏡出版社的網站上，讀到有關張競生先生的文章。
說到張競生，這位曾經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在我國文化史上有過相當影響，然而又是個被人刻意忘卻的悲劇人物。
他使我回憶起青年時代讀《性史》的往事。
那是文革後期，幹校中的知識分子紛紛回城，文化機構也逐漸恢復，但因為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摧殘過甚，病倒凋斃的不少，新聞出版機構，一時缺乏人手，無奈之下，當局只得拉著黃牛當馬騎，把一些識“的嗎了呢”的青年作者，拉去充數，我就在這時候進入了上海少兒出版社。
少兒出版社的資料室有許多藏書，據說是五十年代公私合營時，由各個小出版社合併時歸攏來的，記得占半幢樓的資料室裡，有滿架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以及整套的《萬有文庫》和三十年代翻譯出版的世界名著……
那時我像沙漠中的行者見到甘泉，一頭扎進書堆，功讀幾年，讀了不少好書。前幾年回國，想去老單位查詢資料，結果被告知，九十年代北京派來的一位年輕領導，他以現在已進入網路時代，藏書浪費空間為由，將幾代人辛勞積聚的藏書，全部擺攤賣掉了，面對管理員神情無奈的敘述，我只能徒嘆，嘆息來遲一步，沒有搜到這些“廢紙”，又嘆息為何這個政權專將精英趕盡殺絕，扶植草包庸才，塑造這“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世道？
在諸多的藏書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張競生先生編的《性史》雜誌。在那個除了毛澤東們能享受性特供，平民百姓只能禁慾的革命年代裡，在我性飢渴的記憶中，這幾本《性史》雜誌，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先前曾由朋友從藏書樓借來的，零碎借我看過幾期）。
記憶中的《性史》有好幾期，可惜年代久遠，其中的好多內容我已經忘記了，只記得有一篇張競生駁斥周建人的文章，大致內容為，周建人看到一篇具名張競生的文章，說練氣功到一定境界，可以使陽具經久不衰，如浸入酒中，能飲下二兩高粱，周作人的文章，指責張競生搞偽科學，愚弄讀者。張競生在回應的文章中，先是說自己沒有寫過那篇文章，然後回敬說：“這二兩高粱是留給周作人先生飲的。”因為這句話十分尖刻風趣，以致我記憶至今。
當時我讀到這些文章，感到非常困惑，既是張競生的署名文章，又怎會不是張競生所寫呢？最近從張競生先生的兒子張超的文章中得知。原來張競生的《性史》——“沒想到首集一出，即掀起軒然大波，封建衛道士們氣急敗壞，指斥為淫書，冠以“賣春博士”惡名，痛加撻伐。一些俗惡之人則從另一角度欣賞其內容，以滿足變態的窺私慾，更沒料到奸商市儈看到有利可圖，便泡製大量淫書，贗名《性史》陸續出版至二十餘集。”所以我讀的《性史》不知是張競生先生的原版還是盜版，李逵李鬼，難以辨別。
張競生先生自從出版《性史》雜誌後，聲名狼藉，被世俗視為異端，備受迫害，先是張作霖發出追捕令，因他在外地，才幸於免難，又有被國民政府通緝，再度亡命海外，抗戰時，回廣東饒平故里避難，才躲過一段平穩的田園生活，己丑後，雖列為“思想改造”對象，但還算苟全性命，未受滅頂之災，等到文革爆發，便就劫數難逃了，雖已八十多歲高齡，仍戴高帽，掛黑牌，遊街批鬥，關進牛棚，受盡凌辱，最終於一九七〇年仲夏，含冤而死。中國的“弗洛伊德”，一代“性史”宗師，就此歸寂。
敲鍵至此，我耳邊依稀想起，一位西方聖賢的聲音：“只有愚蠢的民族對自己的先知先覺者，報以殺戮之恨……”
我在尋思，這句話是否有針對性？
初稿沒記日期，30/09/2026修改於食薇齋北窗（後續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