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现在年轻人所接触的舆论其实大多数都是缺乏深度的，没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性的分析，大多都是冲着情绪、恐慌而来的。 近段时间，国内黄金零售市场价格连续上涨，引发了舆论热议。2022年，黄金零售价最低只有368元/克，而现在一些地区饰品黄金报价已经达615元/克，一年半的时间就暴涨了63%。不过优惠下来，价格普遍在570—600元/克。 黄金价格上涨，首先是因为传统节日消费旺季到来，结婚等黄金消费需求有所上升。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黄金消费量554.88吨，同比增长16.37%。其中，黄金首饰为368.26吨，同比增长14.82%，占总消费量的六成以上；金条及金币达到146.31吨，同比增长30.12%。国内的实物黄金市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在市场需求大增之下，价格就会上涨。 与此同时，央行降息对黄金价格有着一定的影响。央行降息注入了流动性，鼓励投资和消费，会导致资金流向黄金消费和避险投资，从而推升黄金价格。 在这一波黄金购买热中，与传统认知中的大妈买黄金不同，年轻人成了主力。 年轻人买黄金，更多是因为缺乏更好的投资选择 这并不奇怪，年轻人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一向喜欢购买黄金，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年轻人变得和上一代不一样了，而是年龄不够大。待到长大，时机成熟，往往会像他们的长辈一样，喝白酒，买黄金，跳广场舞。 实际上，年轻人早就成为购买黄金的主力。《2021中国黄金珠宝消费调查白皮书》显示，在金店的消费群体中，25至35岁的顾客占75.59%。面对这个趋势，黄金珠宝品牌为了吸引年轻客户，近年来，一直在做产品的年轻化，推出卡通款、联名款，比如叮当猫、HelloKitty、玉桂狗之类的系列产品，受到年轻人群体欢迎。 其中最受追捧的，是“金豆豆”“小黄鱼”等新品种，“攒金豆”已成为95后中流行的理财方式，每隔一段时间买几颗。网购平台上的很多店铺“金豆豆”类型产品月销量破万，这些产品首先是有着明显的储蓄功能。这种产品造型简单，通常一个的重量就是一克，也便于计数。商家的宣传语是“攒钱佳品”“小金豆投资金”，也强调的是保值、储蓄功能。实际上，黄金产品中，金豆、金币、金条的销量增速最快，超过了各种足金首饰，这意味着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更看重黄金产品的储蓄价值功能。 金豆豆一克的价格在500-600元，对于年轻人来说，虽然没有利息，但在现在金价上涨的背景下，比有风险的股市、基金似乎还靠谱一些。当下经济压力很大，年轻人想避险。买黄金，其实是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买。股市不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各种段子病毒式传播。年轻人天然更容易接触到这些段子，自然对股市、理财望而生畏。 面对黄金涨价，一种心态是买涨不买跌，觉得尽管金价上涨幅度很大，但自己有这个需求，担心继续涨，所以还是会买。而且，心里怀着希望：买了之后，金价继续上涨，那就赚了。网上有媒体发起的“黄金价格未来还会上涨吗”网络投票，608人参与投票，67%的受访者选择“会上涨”。这种心态也会影响到年轻人。 而且，这些金豆豆，小黄鱼，因为造型，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交功能，买了可以发朋友圈。某种程度上，对年轻人来说，这就像一个盲盒或者手办，同样具有炫耀功能。每周买两个盲盒，和一个月买一个金豆豆，花的钱一样，金豆豆的炫耀功能可能还强一些。 不过，从理财角度分析，买实物黄金并不是避险或者储蓄的好选择。 金价美元计价跌，人民币计价涨，年轻人买了个寂寞？ 大多数情况下，黄金仍然是一种有风险的金融资产。而且，实物黄金变现难，除非金融崩溃、社会崩溃，否则纸黄金、黄金合约，也比实物黄金好太多。所以，买黄金，其实是年轻人在经济下行大环境下，理财暴雷、股市不振中的缺乏知识的无奈之选。 此外，现在国际黄金价格在下跌。 从今年初开始，国际金价从高位盘整后下跌，随后反弹，从每盎司1850美元上涨，到5月4日，国际黄金现货价站上2080美元。但从那以后，国际金价开始下跌，目前每盎司价格在1930美元左右。所以，虽然国内在涨，国际上却在跌。 国内黄金价格却强势上涨。上期所黄金期货从8月中旬的每克453元，涨到9月15日的480元/克，这是黄金合约上市13年来的历史新高。年内沪金期货的涨幅达15%，也创下2019年来最佳年度表现。而在实物黄金市场上，金价更是突破了600元每克。 出现这种价格背离的一个原因是汇率。在黄金交易市场上，国内金价的报价货币是人民币，而国际金价的报价货币则是美元。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变化，也会使得国内金价和国际金价的走势不一样。由于美联储不断加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处于贬值通道，这就导致国内金价有较大的上涨趋势。比如在国际金价为1900美元/盎司时，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按照1:7来算，那么每克黄金大概相当于428元。可如果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7.3，每克黄金就会涨到446元左右。所以，这也能解释，国际、国内金价的背离。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近期对贵金属进口采取了一些限制，国内黄金的供应受限。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的净进口量为25.769吨，低于6月份的34.648吨。经香港进口的黄金总量下降21%，至30.239吨。这么做的原因，可能与国内经济调控和外汇储备管理有关。限制黄金进口，可以更好地控制外汇流出，有利于稳定人民币价值。 这就意味着国内黄金市场价格，是一个政策市，受政策影响很大。一方面，政策跟随市场而动，有其客观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如果政策结束，国内的黄金价格可能会大幅回撤。 年轻人对社会舆情敏锐，但缺乏知识。现在年轻人所接触的舆论大多数是缺乏深度的，缺乏关键细节分析的，大多都是冲着情绪、恐慌而来的。年轻人的思想底蕴，少有现代经济、金融知识框架。所以，就很容易随波逐流。购买金豆豆的热潮也成为了认知不足下的一个缩影。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关于生育率的热搜，似乎几天就会爆一条。生育率的话题，愈发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恒定热点，和今年突破20%的青年失业率，共同组成当下年轻人表达情绪的赛博交响。 媒体学者痛心疾首，不停明知故问为什么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 接着继续用时代的话语，覆盖个体的困境，在舆论场完成一场意料之中的自我嘲讽。 生育率的暴跌，其实反映的是这一代年轻人成长中，社会预期调节的失败。那些过高的、过低的，都是不曾被清楚呈现的事实。 首先，学历教育以隐含的体力劳动鄙视，无限吹高受教育者的职业预期。 既造成校园学习和实际工作的技能脱节，也带来大批将就不了的蓝领岗位。高考口号里的飞黄腾达并未到来，幸福美满的传统人生理想，就此被虚无主义消解，不婚不育未必自由，但至少砸碎枷锁。 再者，这代年轻人的青春期里，咖啡馆和高铁上动辄上亿的电话不曾停歇，遍地的烈火烹油，溅的人直迷眼睛。 而近来感受到的，过去房产债务扩张和传导带来的切身痛感，显然算是某种上下文呼应。 周期和突变的到来，尽管措手不及但也无能为力，资本和岗位被裁剪，一直稳定增长的预期，落得被暴锤的下场。未来信心的受挫和降低中，生育率只是最直接的反映。 其次，被无限踩低的女性生育成本预期，过去尚且能在隐忍和贤惠的儒家妇德中，得到圆融的贴合。 而女权意识渐强的今天，女性收回曾经默然付出的补贴，生育的收支终于完整纳入家庭的公账。 拉高的成本既摊平不到社会，也带不来足够显著的收益，生育这一事项，已然变成人生市场里的垃圾股。 历史上多生孩子多条路的粗糙生育观，和经济发展培育出的精致生活观，必然无法兼容也不应该兼容。为何要将自己的匮乏和焦虑传导给一个新的生命，成为最真诚的群体心声。 数据是难以得到矫饰的东西，斩钉截铁的符号里，或许才能有最大声的表达和最凝炼的问题。 这篇文章的写作冲动，来自于前几天再次看到，某些人口研究者的生育责任绑架论。 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总喜欢用很正的、很大义的、很历史的东西，试图钝化个体当下的切肤的感受？ 为什么一些本能的、未经建构的，对资本式盘剥的反感，会被视为成吃不了苦和不负责任的利己主义？ 如果年轻人的退场，就会带来世界的崩塌，那么这脆弱的架构为什么能够建立起来？用人口兜底产能，用数量筛选创新，这种已然成为过去的狡猾，才是应当尽早退场的东西。 只谈社会责任，不谈社会承担，高处的视角不曾照向人的角落，目的和手段被轻易颠倒融化进宏大，那么生育的传单必然只会得到一句“关我屁事”。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唐一水）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0.4%，创下了历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没有工作？三位家庭背景不同的青年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讲述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高校教师子女：竞争激烈学历不足 令人无缘公务员教师工作 今年21岁、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留学的上海青年许科，来自一个高校教师家庭。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目前在比他大几岁的朋友里，很多人就业非常困难：“岗位少，竞争性太强，导致什么岗位都是什么人都愿意做。什么人都愿意做，工资就不高，福利待遇就不高。” 许科表示，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教师和公务员子女，他们中有很多人的就业意向都是进入体制做公务员，或在师范类、政治类本科毕业后前往中小学做老师。而目前，他的朋友中失业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完全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上估计四五成是有的。毕竟体制内（家庭的子女），不是所有人都考得上高中，读高中的也不是所有人能考得上大学。” 中国在2021年推出了中考“五五分流”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初中毕业生在中考后进入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比例变为大体相等。而在这一政策实行之前的多年里，中国的初中毕业生中，就读高中的人数占比要比就读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多出超过十个百分点。 许科表示，无法就读高中和大学本科的青年，会无缘有学历要求的公务员、教师工作；而他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和大学本科的朋友会面临的命运是：“工资很低，干重体力活。有些人吃不起苦实在做不了这种工作，或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基本上整天在啃老了。” 在工人和小生意人家庭成长的青年 如何看待就业？ 现年30岁的单文涛来自安徽太和县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表示，他的朋友多是在工人家庭长大的，其中也有一些比他年龄小几岁的人。他谈到了这些比他年轻的朋友的就业情况，表示这些朋友不管是什么学历的，失业率都很高，因为当下的就业环境“卷得厉害”。在这些朋友中，没有读到本科或大专的人会去自己做生意或从事体力劳动。他以他的一位朋友为例，讲述了这些青年面临的困难，表示这位朋友曾经开过店，但因生意不好而在去年找了体力劳动工作：“找班去上，结果都是那种建筑工地的。建筑工地人比较多，然后工资就给得越来越少了，活也挺重的。” 单文涛说，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身体原因和被拖欠工资，只在工地干了半年，就在上个月辞去了工作。他也表示，拖欠和压低工资现象在中国的建筑工地行业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在谈到出自工人家庭的青年是否存在“躺平”啃老、不找工作的现象时，单文涛根据他所观察的情况说，这种“躺平”只能出现在家庭情况比较好的人中，许多打工者家庭出身的青年则承担着更多的家庭经济压力，也有一些人已经成家，没法“躺平”。他说，尽管现在工作很难找，但他的朋友们依然在努力地找工作：“没办法，我感觉他们其实也不想上班，但实在没办法。” 在广东深圳打工多年的陈小姐，则向记者讲述了她一位17岁的亲戚的情况。她的这位亲戚来自一个小生意人家庭，目前正在广东珠海的一所中专读书，并多次说自己已经失去了毕业后就业的意愿。陈小姐表示：“她说在中专学习环境太差，学不到东西，出来以后赚钱也少，还不如躺平。” 当记者询问陈小姐，她的这位亲戚对未来有没有什么长远规划的时候，陈小姐表示：“她不想做体力工，因为打工太辛苦了，她家里也没有资源和条件送她出国读书。对未来她很绝望也很迷茫。”
当今的中国大陆，一批年轻人正在涌向寺庙。在北京的雍和宫，拥挤着在大殿上香的人群中，多了许多年轻人。他们有刚刚从象牙塔走入社会求职的小萌新，也有仍在校就读的大学生。燃香的氤氲笼罩着他们略带焦虑的脸，就像未来那不确定的人生。 19岁的陈同学也是其中一员，她对路透社说，她来到雍和宫为她的职业前景祈福，尽管距离毕业还有好多年。但“就业门槛不断提高，压力巨大。” 面对找工作的压力和无法承受的房价，22岁的王晓宁(译音，Wang Xiaoning)“希望能在寺庙里找到一些平静。”王晓宁是今年中国1158万名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去年严格的“清零政策”带给中国经济沉重打击，他们面临的就业市场仍受其影响。 22岁这年，肖醒经历了大学毕业、考编失败、申请失败和被同龄人抛下的恐惧，有时她夜里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完了”。于是她决定住进寺庙。她的目标是，在佛祖的保佑下，把雅思刷到6.5分。寺庙的生活轻松自由，同辈压力在更多沉重苦痛的衬托下显得渺小。她也说服自己，要平和，要沉静，要用包容的姿态面对人生。可这始终是一种逃避，她对网易看客表示，回归生活，她才发现寺庙里的一切，就像一剂止疼药，短暂的平静过后，她将再次踏上拥挤的人生轨道。 年轻人涌进寺庙是诚心礼佛吗？显然不是，而是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不确定，祈求神明保佑罢了。希望佛祖保佑求职顺利，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最好不要996，007的工作制，可以不被裁员…… 在经历三年疫情的动态清零后，中国许多省份经济按下暂停键，外资出走的脚步加快，求职难，失业潮不断困扰着年轻人。值此之际，“年轻人爱上香”也成为大陆媒体关注的最新现象，《新京报》4月底的一篇报道称，2月至今，预定寺庙景区门票的90后和00后总占比近50%，寺庙的网络搜索量自2019年起增加368倍，年轻人热衷于到不同寺庙上香问卜，甚至愿意高价购买佛珠手绳。 报道称，年轻人拜香求佛的流行趋势始源于社会经济不景气、找工作压力大等原因，有网民表示，“努力能改变的东西越来越少，学历能带来的变化越来越小”，促使他们急需一个渠道来释放压力，而寺庙便成为他们转移焦虑的渠道。 大陆《新周刊》也曾报导，从搜索热度来看，近期关注度较高的寺庙景区分别是杭州灵隐寺、普陀山风景区、寒山寺、雍和宫、佛光寺、白马寺、大雁塔、鸡鸣寺、少林寺、布达拉宫等地。 事实上，去寺庙旅游早于去年就在年轻人当中流行。去年10月，微信公众号“ONE文艺生活”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上不了岸的年轻人，都在沉迷上香>的文章。文章指去年“十一”长假期间，北京戒台寺一路望去全是年轻人，并称在中国网络社交平台小红书上发布关于寺庙的帖文，已成为一种流量入口。 所谓“上岸”，意指考上研究所或公务人员，或是成功达成目标。 年轻人就业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今年3月，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19.6%，意味着每五个16-24岁青年人当中便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如果再考虑到今年大陆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人，则更加说明青年就业问题突出。 然而就在大陆面临几十年来最高的青年失业率之际，官媒却将问题归咎为毕业生理想太高，批评他们不愿意从事蓝领工作。 北京市官媒《北京日报》3月曾在社论中表示，就业和学术焦虑“可以理解”，“不过面临压力而真的寄希望于上苍和佛祖的年轻人，显然也是误入歧途”。 但是，相关言论引发不小争议。有网友批评官方以偏概全；也有人认为，年轻人爱到寺庙上香“上班上学不如上香；求职求人不如求佛， 据招聘网站“51job”去年11月对100家中国雇主调查发现，即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计划在 2023 年减少招聘，无疑为求职无门的毕业生再关窄门。 针对此事，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教育当局指出，北京硕、博士毕业生人数今年首度多于大学毕业生。 有文章分析，目前中国有三类最困难的青年人群，如果无法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当局的执政合法性也会收到冲击。 第一类是农民家庭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都是常年在农村生活、耕作和务工的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都比较低。对于这类年轻人来说，父母把他们养大，供他们读书，已经十分不容易，父母受制于家里现实经济条件，非但难以持续帮助和救济他们，而且很有可能还指望他们工作后回馈家里。 第二类是农民工家庭的年轻人，尽管他们的父母在城市打工，收入在整体上要比农民高一些，但非常不易，其中多数人都是赚的辛苦钱，且易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对年轻人的支持能力比较有限。 第三类是城市底层家庭的年轻人，父母虽有城市户籍，但毕竟是底层，帮不了他们。 上述三类人群属于当下相对最困难的年轻人，他们的诉求亟待社会倾听。他们也是最先失业的一批人，而面临的困境远远大于那些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如果失业，还可以考虑继续深造或旅游、居家休息。但上述三类年轻人一旦失业，恐怕退无可退。 青年人失业问题突出，只是近年来大陆年轻人焦虑和迷惘的一个缩影。不久前发生的天门山事件，便以一种决绝的悲剧形式暴露出大陆农村外出务工年轻人的困境。年轻人“拜佛上香”现象的出现，则反映出一些年轻人的精神压力。 而最近大陆舆论热议的“孔乙己文学”，根源是就业困难。作家馀华在回答“年轻人要不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这一问题时说，大陆一家文学杂志《当代》今年要招6个编辑，结果有6000人报名，且都是硕士或博士，但这个工作岗位放到20年前压根就没大学生看得上。馀华说他能理解年轻人的困境，因为他们的父母用一生的勤劳把他们供养为大学生，结果许多人可能找到的工作只需中学毕业即可。 近年来，社畜、打工人、996工作制、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过劳、内卷、躺平的字眼或新闻，之所以能在内地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或共鸣，一个关键原因便在于年轻人的困境。不过，抱怨归抱怨，吐槽归吐槽，在残酷的现实生存压力下，多数家境普通的年轻人并没有躺平的经济条件，但他们又的确不愿继续内卷下去，所谓“躺不平、卷不起”。期望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困扰大量年轻人。 《香港01》在《大陆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19.3%：一个令人不安的数据》一文中分析称：“网络上有一个关于中国青年的流行说法：很多青年对国家充满信心却对自身前途一片迷茫。这说的是改革开放40馀年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国家进步，让许多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满怀信心，但由于改革红利的代际递减，阶层分化和固化持续加剧，内卷的蔓延，大城市高房价的挤压，又导致他们对自身前途充满迷茫。这种对国家未来和个人前途的落差在某种程度上足以警示当下社会：若不能趁多数年轻人对国家满怀信心之际，早日解决困扰年轻人的深层次问题，让更多来自于乡村、偏远地区、中下阶层的年轻人公平参与社会竞争，恐影响年轻人的积极性和对于国家的信心，尤其当阶层固化、内卷、高房价和经济下行压力相叠加，让许多年轻人对经济下行有切肤之感时，更应及早积极作为。” 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宣布了鼓励企业雇用年轻工人的措施，提供培训补贴和更多学徒计划。年轻的毕业生也可以为自己的初创公司获得资金。 但是，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中，任何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刺激措施都需要时间才能产生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不再以两位数增长，职业方面向上的流动性也开始逆转。社会制造了很大的成功压力，工作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在新冠封锁期间，许多年轻人开始拒绝”内卷”，而是选择收入较低、活动空间更大的工作。这种现象被称为 “躺平”。 《亚洲劳工评论》的研究员和执行编辑Kevin Lin对德国之声说：”躺平反映了年轻的劳动者中放弃努力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到真正的躺平。中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没有支持失业青年的机制。”
又到五四了。五四是青年节。今年的五四青年节过得好像很冷清，既没见举办什么大型的纪念活动，也没见中共领导和官方媒体大做文章。不错，很多官媒都在显要位置上刊登了习近平关于青年的讲话，不过一看，全是过去讲的。 今年国内的五四缺少节日气氛，说来也情有可原。因为在这段期间，中国的年轻人普遍很郁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份全国失业率为5.3%，但16至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却高达19.6%。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有工作的薪资也很低。今年的大专毕业生多达1160万，破历史记录。其中相当一部分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命运。近来，年轻人求神拜佛的格外多，甚至还出现了好几起相约自杀的。这一系列负面信息，都给今年的五四投下了深重的阴影。 关于五四，有必要多说几句。 五四是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唯一一个共同的政治性节日。五四的历史地位奇特，越到后面越成箭靶子，什么箭都往上射。五四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以至于到后来，一般人都分不清什么是它本来的意义，什么是它引申的意义，以及哪一种引申的意义更真实、更合理。 五四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发生在1919年五月四日当天的学生运动和随后几天在全国多个地方发生的有学生也有市民参加的的街头运动；五四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在1919年前后几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这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件事。 在五四运动中，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思想界大力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有人还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说五四运动是当代中国激进主义的滥觞，应不为错；但要说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大的影响力，那就未必了。五四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在那时，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其中的一家一派，而且还是比较小比较弱的。这也难怪。因为在那时，国人知道的那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东西，全都是三手货四手货，连《共产党宣言》都是在五四运动过去一年多的1920年8月才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连中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都是在五四运动一年多以后才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五四运动大力推崇的是德先生赛先生，不是马（克思）先生共（产主义）先生。五四的学生领袖，没一个姓“共”。至于毛泽东。五四时期的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徒，也不主张暴力革命。五四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很庞杂，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在湖南。他和湖南的青年一道成立了湖南的学生组织，和北京的运动相呼应。在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他在发刊词主张的是“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中共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在五四那一天，北京学生游行到美国公使馆门口，高呼的口号是“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以上这些事实，就连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专家都写到都承认的。只不过由于中共一向篡改历史，并且利用宣传机器大力鼓噪，蒙蔽了不少人。今天我们纪念五四，有必要说明这些真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3年的五四青年节，中国年轻人正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升学、工作与生活压力，除了青年失业率逼近20%外，近来也频传集体相约自杀事件。中国年轻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尊严与公平的对待，每当一种卑微的自我伤害、甚至是自我摧毁式的控诉行为出现的时候，它预示的很可能是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有一种排山倒海式的愤怒表达，比如白纸运动。 中国年轻人现状 两年前从福建一所“双非”大学（指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其它本科高等学校）毕业的阿宝，至今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他每天窝在图书馆读书，一天只吃两餐，真的没钱了就去当一下外卖小哥，他说这是为了“二战考研”（第二次考研究所）在做准备。阿宝深知自己并非来自一流大学，所以光拿大学文凭在外面的企业也找不到工作，所以必须要“考研”才有希望。他说，现在除了考试，其他的都不敢多想，但自己也不晓得哪一年才能考上，更不用谈什么未来买房的梦想。 另一位就读音乐专科的淑敏，已经大学毕业四年，她现在在深圳从事音乐相关的服务业，包括当音乐家教，偶而也接一些商演工作，一个月的薪资大概四、五千块人民币。她对美国之音说，这样的薪资在很多城市生活或许还过得去，但在深圳来讲非常低，生活压力很大。 淑敏说，她大部分的同学都有工作，至今仍失业的也有，但不多，只是大家的薪资都不高。她认为，有工作的同学最后都是向“低薪”妥协，她自己也是；而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是一些不愿意向低薪妥协的人，因为他们从小就被灌输要好好念书，长大了才有出息，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在大学奋斗了这么多年，如果最后只换来一份不体面的工作，代表过去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想起来就令人“不甘心”，所以不愿屈就，但持续找不到足以匹配的工作的结果，只是令失业的同学对人生越来越悲观。 去年自山东大学毕业的小华现在也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她说她的同学有一半的人都没有工作，即便有工作的人进到企业以后，只做两、三个月就被公司以未通过考核解雇了，所以很多人变成只好继续考研究所，一年没考上就考第二年、第三年，“备考时间变得很长”。 小华表示，她现在做的是国有企业的实习工作，但其实是连薪水都没有的，只有一点交通费和保险费的津贴，大概1000多块人民币而已。她认为，这种实习计划只是政府为了美化青年失业的问题而已，除非政府有补贴，否则根本不够年轻人生活，对年轻人不具吸引力，“实在是没办法了才去做”。 炫富文揭社会不公 中国除了苦于找不工作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助悲观外，另有一批年轻人出生自富有家庭，而不忘在网上炫富。三月底，有一名微博帐号为“北极鲶鱼”的网友发文，她自称是一名中共退休官员的孙女，家中有高达9位数的存款，并称“我家那么多钱都是韭菜供的，我怎么能不喜欢呢”。该帐号已被封禁。 出生在江苏、去年取得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的青年学者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该炫富文在中国网络引发轩然大波。中国年轻人之间最近流行着一句话：“他在羞辱你，但是他讲的从来都是实话”，意思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基层戮力打拼，即使辛苦一辈子也累积不到九位数的存款。徐全说，该网友的发言在年轻人心里留下深重的创伤，“因为她揭开了中国社会非常敏感的贫富不均以及不公平的问题。” 他表示，现在中国年轻人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收入，他们还要的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与尊严，虽然彼此出生的起点不同，但是年轻人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与公平的机制，达到在社会上向上流动的目标，从而实现自己人生的飞跃，从基层变成中产，然后他们的下一代也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从中产变成社会精英 。 徐全说，这位暴露家中有九位数存款的年轻人，恰恰显现出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年轻人状态，一种是在体制的优越感所带来的舒适环境中甘之如饴的年轻人，另一种是近来频传集体相约自杀的年轻人。他说，从那些寻短的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自我人生深深的不满、失望，甚至是控诉。” 相约自杀事件频传 四月初中国知名景点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栈道，4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年轻人有3人翻越了安全护栏跳崖身亡，另一人被及时阻止后紧急送医，但因此人跳崖前已服毒，经抢救无效死亡。他们的年龄介于22岁到33岁之间。 4月24日凌晨，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公安发布警情通报，在4月22日傍晚有3名来自不同外省的年轻人，在什邡市蓥华镇的一个森林深处服毒自杀身亡。身份证上的信息显示，三人均是90后。 除此之外，天津市也传出在3月19到3月23日的5天内有7名学生轻生。成都自本学期开学后也已出现了十几起学生轻生案例。 徐全表示，在白纸运动爆发之前，中国大学生曾经用一种集体在地上狗爬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大学校园清零封控的不满跟抗议，当时很多中国媒体都觉得这是一种行为艺术，认为是年轻人在标新立异，没有想到过不了多久，白纸运动就爆发了。 徐全说：“所以每当一种卑微的自我伤害，甚至是自我摧毁式的一种控诉行为出现的时候，它预示着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是一种排山倒海式的愤怒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引起中国官方深思的。” 年轻人失业率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份全国失业率为5.3%，但16至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却高达19.6%。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干脆跑到寺庙拜拜，把谋职的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4月24日启动实施“2023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进计划”，推出10项具体行动，意在“千方百计促进青年就业创业”，以解决今年预估将会有破纪录的1160万大专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的问题。 这10项行动包括“就业政策落实”、“公共部门稳岗扩岗”、“创业服务支持”、“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服务攻坚”等行动。其中，官方将在毕业生离校前发出公开信，提早公布服务管道。离校后并对未就业的毕业生展开实名帮扶，针对性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培训或见习机会。 中国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学教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中国高校有一项“就业指标”，学生毕业后必须要回报就业状况，如果学生的就业率不高，会影响到明年度的招生名额，所以就业回报 “灌水”的不少。 这名老师表示，按照领导的说法，对于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老师“必须要持续不断地给他做思想工作”，因此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老师为了“绩效”只好不实回报，他们会请学生至少交个证明回来，“有没有工作是另一回事”，然后老师再拿去给亲戚朋友盖公司章，“就这样应付过去了”，所以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失业率，一定比数据上的更严重。 稳就业措施 为了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广东近来就有一项“三乡行动”引发关注，预计到2025年底，将动员30万青年下乡工作，包括“累计组织10万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万名青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万名青年提升兴乡技能”，高校毕业生和研究生都在招募人选之列。外界认为，此举也能避免因失业引发的动乱，并缩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贫富差距。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4月26日也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强调要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将动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募集不少于100万个青年见习岗位。 台湾世新大学助理教授吴巨盟表示，中国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首先是跟中国在1999年之后的高校扩招有关，因为拥有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数量大幅提升，超过了原先就业市场的需求，以致很多人一下子找不到工作。其次是产业结构改变，疫情封城造成很多外商企业撤离中国市场，对中国就业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第三个是教育系统的问题，也就是学生所学的专业跟市场所需人力可能无法完全的搭配。 他说，另一个则跟年轻人的就业态度有关，他们因为生活压力大，对人生感到悲观，所以很多人选择“躺平”、“佛系”过活。 吴巨盟表示：“我觉得这个情况如果没有持续因应的话，中国大陆会出现相对的社会不稳定，甚至带来政治的不稳定。” 虽然中国政府的就业计划在短期内或可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但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值得观察。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年轻人异口同声表示，在稳就业之余，他们也希望能获得一些心理疏导和社会关怀的资源，因为曾有研究显示，中国的隐形抑郁症人数有将近一亿人，但很多人都羞于启齿，不愿主动就医，但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辅导机制并不完善，以致无法及时干预或介入治疗，造成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与精神压力都特别大。 26岁的安徽人陈宇镇现在已经“润”到美国了。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福利组织，不管是由政府还是民间主导的都好，以缓解中国年轻人的课业与就业压力。他还说，如果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的话，“可以的话就尽量润到其他国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近日，中国连续出现年轻人轻生的新闻。据网络报道，3月19日至23日，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天津市7名中小学生轻生，原因据称是家庭压力或成绩不佳。据社交媒体上很多家长表示，4月1日起，天津市紧急召开全市中小学家长会，排查学生的心理状态。无独有偶，4月4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4名年龄在23到34岁的青年，相约在此跳崖轻生。据当地警方通报，四人分别来自河南、河北、福建、四川，通过网络联系到一起。在跳崖前，四人服了毒药，并写下了日期为4月2日的遗书。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轻生，与其他人无关。”据记者调查，四名死者均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对生活失去希望应该是他们集体轻生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天津中小学生连续轻生，还是张家界四青年集体跳崖，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中国年轻世代未来的生存状况堪忧。 中国自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两位数，持续了超过三十年，国际社会纷纷将中国这段时期的高速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但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开始放缓，疫情三年更加剧了经济的颓势。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时任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这是三十年来最低的增长数字。恐怕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再也无法恢覆之前的高增长率。经济疲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据人社部统计，2023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由于现有的经济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很多年轻劳动力不得不投入到外卖、快递、网约车等零工行业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22年末，没有签署正式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人数达到2亿人，约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4。这些所谓“灵活就业”的人口，其中很多人处于待业、下岗或朝不保夕的打零工状态。 面对这种现实，官方不得不创造新的话术，安抚焦虑的社会情绪。去年，官媒《光明日报》刊登文章《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无需过度忧虑》。文章中指出，当下中国年轻人不同于父祖辈，对单位、组织已不再抱有执念，追求的是“合兴趣、匹配专业技能”的工作；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生活间的平衡。文章称，灵活就业是多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外界无需过度忧虑。将被迫打零工说成是年轻人的自主选择，宣传部门也真是煞费苦心了。但宣传无法彻底掩盖现实，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考公考编愈发火热。年轻人也清楚，在这个一切资源被党垄断的社会，抱紧体制这棵大树是唯一的出路。 生长在这样的经济低速增长时代，00后未来不管是就业还是生活，都将面临严峻考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新的都市贫困阶层。而这样的一代又是在网络中成长的一代，各种社交媒体把富裕生活的样子赤裸裸地呈现在他们眼前。年轻人对于好的生活有具体的认知，但自己却达不到。这种强烈的贫富对比会使00后乃至更年轻的一代陷入绝望，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幻灭感。但这种不公平感会导致他们走向何方，暂时还看不出来。00后背景差异和阶级分化极大，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选择反抗还是会忍受，甚至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政治力量，目前很难判断，因而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变数。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去年上半年数据，全国46万家公司倒闭，活下来已经算不容易了，今年可能会更惨。 看数据，滴滴4500万的用户跌到现在1,000万，少了¾ 。 携程从2600万用户跌到600万，也是少了¾ 说明出差的人少了。 怪兽充电器用户从300万跌到100万，说明⅔的人逛不起商场了。 现在人都是失业的没钱了。唯一上涨特别好的是什么呢？Boss直聘，全国用户增长100%，就是老板现在都找工作。 中国的低收入人口，已经有130万人去了越南工作不回头。 现在经济下行，三年疫情和与西方的逐渐脱钩，从大企业到小门面，都很困难。 日本东芝33家工厂紧急撤离中国搬往越南，导致40万人失业， 上海深圳东莞60万人找不到工作，替苹果代工的东莞五大加工厂接不到订单，三家工厂倒闭，12万人面临失业，全国460万家工厂没有订单，一片哀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失业潮来了。 富士康为苹果代工，雇佣了80多万中国人，4月份以来再度传出了大量解雇员工的消息，富士康的员工透露，这个数量可能达到32万，和他们相关的资金和产能中心都会迁往印度和越南。 这是富士康在深圳观澜最大的宿舍畔山公寓，以前富士康正常运转的时候，过去能住12,000多名员工，傍晚看这个公寓，那是灯火通明，现在这里却没有几盏灯火。 富士康对此专门辟了谣，说撤离中国是不实的消息，但是最近有很多的自媒体作者都在短视频平台上爆料称，深圳的生产线如今已经被拆除了8条。 这是观澜/龙华厂区的食堂，里面出现了许多印度人。据说是过来学习和培训的。 据称郑州富士康也开始撤人，这是代工了全球50%以上的iPhone的工厂，占地784个足球场，面积，相关收入占据富士康45%营收。过去有35万人在这里工作，现在只剩下7万人。 这是郑州富士康厂区的现状，从中可以看到厂区冷冷清清，看不到几个人，和以往每天熙熙攘攘的上班人群对比，形成巨大的反差。 全中国富士康员工几十万人，再加上富士康的上下游产业链，可能影响几百万人就业。 更糟糕的是，当这些失业的人试图重新找工作时，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企业倒闭潮让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而中国企业在招聘方面对年龄的挑剔也日益加剧。 有些公司在招聘现场甚至会使用大喇叭不断播放，明确表示1986年以前出生的人不予录用。这种现象引起了网民的愤怒和讽刺：“65岁才能退休，35岁以后我们还有30年要生活，难道让我们去要饭吗？”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许多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到东南亚地区寻找工作机会，尤其是邻国越南成为了他们的首选目的地。事实上，这种趋势与越南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过去的20多年，西方向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成了世界工厂。然而，随着西方和中国在地缘博弈上的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思考的不只是成本，还有可能随时爆发冲突的不可控因素。因此，中美经济上正在逐渐地脱钩，订单、产业链市场都开始转移到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去年该国GDP增长8.02%，不仅创下了25年来的最快增速，而且创出了过去10年来的最高增长纪录。这其中外贸的拉动至关重要。 仅去年，越南的进出口总额就达到7,325亿美元，虽然相比广东的12,470亿美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然而这只是供应链转移的初期，继续往下走，越南赶上来的势头就会越来越猛。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前提下，越南不仅与欧洲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还与美国达成和解；加强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联系，使韩国、日本企业大举投资越南，并通过与WTO多个成员国签订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在准入、关税等方面为越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 目前越南在电子设备制造、纺织鞋服及家具等领域，都出现了领先中国的局面。截至去年5月的统计数据，这三个行业的在美国进口份额中，越南产品占比已经超过中国产品。在图表中可以看出差明显的越南上升，中国下降的剪刀图形。就算是在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工业机械和设备领域，越南也超过了中国零点几个百分比。 这是越南的蓝思总部，从中国湖南迁来的。在深圳玉律的维珍妮工厂，也来到了越南。这是中国比亚迪在越南的分部。原来在广东中山的大洋机电，现在也搬到了越南。过去在广州的LG工厂业迁到了越南。也有从江苏前来的，比如说Yadea 电动车的总部。这是2019年从中国撤离搬到越南三星，它们在苏州昆山的厂房，现今仍是无人接手。 在中越边境的各个口岸，每天都迎来大量的民众排队，入境越南。这是广西省和越南边境上的友谊关口岸，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头。在云南省的红河州河口口岸，出境的队伍也是人山人海，3月18日的时候，人们排了4个小时的队，却仅仅往前移动了10米。 一般来说，中国人在越南一次签证只有几个月，但是工厂帮助办签证，能一次签下来1年，如果是中国工厂直接迁入越南，厂里的老职工如果愿意到越南，公司也能帮助办护照，在通过技术考核之后，只需要到医院通过身体检查，就能前往越南。 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人，如在车间工作，待遇包括基本工资和加班费，总收入可达到人民币7-8千元。而对于机器维修和电工等技术岗位，起薪就是人民币6000元一个月。 甚至在越南开摩托拉跑出租的，也能月收入过万。一位中国博主打摩托车去胡志明市，在路上跟摩托车司机聊天，真的是刷新了三观。这个职业中国可是一天也赚不到100块钱，可是在越南，摩托车手每个月可以赚到上万块钱。 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强调的有房有车不同，越南人认为摩托车才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拥有数千万辆摩托车的国家，一个人如果没有摩托车，会被人取笑的。 在越南开办公司也和在中国不一样，越南的劳动法规矩宽松，但是执行严格。去年8月，比亚迪在越南的电子代工厂，传出了千人以上越南工人抗议比亚迪，没有执行劳动法的规定。 那么比亚迪在越南都干了些什么呢？据称，比亚迪没有按劳动法发放夜班补助，给的伙食补助太低不足以在公司吃两顿饭，基本工资只有420万越南盾，低于工业园区的其他企业，强迫每天加班2小时，否则会被扣绩效奖，宿舍环境差，食堂伙食菜品单一质量差，等等。罢工两天后，比亚迪的越南公司迅速作出整改，承诺，从9月1日起基本工资从420万越南盾上调至480万，加班工资上浮到130%到200%不等。 可是比亚迪在中国的工厂，对于工作日加班，只补贴两元钱。 2021年的11月5日，比亚迪西安工厂一名36岁的员工在加班后猝死，比亚迪起先以没死在工作岗位为由不认账，最后在家属争取，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下，比亚迪才同意一次性支付20万元，一条命只值20万元，讽刺吧。 那么，为甚么越南的打工人如此硬气？首先越南的劳动法给力，允许劳动工作者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这个和中国的工会一切听党领导完全不同。越南劳动法确实是落实到了实处。 其次，越南工人的工会也给力，一系列在中资老板看来是鸡毛蒜皮的事，比如说饭菜中吃出了虫子，没办法接送孩子上学，其他工厂的平均薪资比自己的工厂高，这些问题，工会都会出面同厂家谈判，一旦谈不拢，就立即组织工人停工，迫使雇主妥协。 在越南，老板替员工缴纳的社保费率也比中国低，比例在21.5%，比中国的29.5%，减负超过¼ 。但雇主必须替员工缴纳社保，否则就是刑事犯罪。 在越南，法定工作时间8小时严格执行，每天加班不能超过2小时，法定节假日加班，老板要支付的工资是平时工资的三倍。而且员工在公司工作超过一年，每年还能有12天的带薪假。 在中国，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中国，情况截然不同。尽管中国也有相关的劳动法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企业和雇主对员工的权益保护并未达到越南的水平。中国的工会受到党的领导，为共产党和雇主说话，其次，中国的许多企业并未为员工缴纳足额的社保，甚至存在逃避缴纳社保的情况。而且与越南不同，中国对于未为员工缴纳社保的雇主处理力度相对较小，一些违法行为得以逍遥法外。在中国，企业加班现象普遍，而且未按照法定规定支付加班工资的现象常见，甚至存在“加班文化”。与越南相比，中国工人在法定节假日加班时获得的加班工资待遇也较低。中国员工的带薪休假制度相对落后，尽管法律规定员工有这个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企业就推诿、拖延或者不予执行。 中国和越南不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两者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令人惊讶的是，越南政府竟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力图成为第一个实行三权分立、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反腐，越南要求官员们把自己和亲属的财产都公布出来。自2013年起，越南就开始对高级官员进行财产申报，而且还计划对财产申报范围进行扩大。与此相比，虽然中国共产党也提出过要进行官员财产申报，但至今仍未落实到具体操作。 越南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方面的表现，吸引了众多国际企业。据统计，截至2021年，越南外资企业数量达到3.6万家，其中许多为高科技企业。最近，包括SpaceX和辉瑞在内的50家高新科技公司访问了越南，计划加大在越南的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越南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10至2020年间保持在平均6%左右。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未来越南的发展有望超越中国。届时，前往越南工作的中国人，可就不是现在的130万了。
4月4日13时30分许，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经当地公安部门查明，4人为自杀。这几个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 孤单的老三 彭志军出事后，徐明也是问了父母，才将新闻里的彭志军跟自己认识的“老三”联系在一起。彭志军家在河北省邯郸市的李谷驼村。彭志军兄弟姐妹四个，在家排行老三，村里人常年这么叫他，大名反而有些生疏。2023年4月7日张家界市永定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称，4月4日13时30分许，四名游客从天门山景区山顶西线玻璃栈道出口约10米的位置跳崖，其中三名男子已跳崖身亡，女子被及时拦下，但因跳崖前服毒，紧急送医抢救后无效死亡。这里面，就有“老三”。 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一名逝者的朋友提到，警方向家属透露，这4名死者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其中一名死者是带头人。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药，还从本子上撕下纸写下遗言，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这位朋友说，遗书是4月2日写下的。 李谷驼村村子不小，有2000多人。徐明今年30岁，比彭志军小三岁，他家离彭志军家很近，只有几百米。在徐明的印象里，彭志军个子不高，不超过一米七，人看起来很瘦，也不爱说话。徐明告诉本刊，在跳崖前，彭志军已经四年没有回家。彭志军的母亲在四年前去世，去年是她逝世三周年，“三周年在我们这是个大事，要请亲戚和村里人几百人，还要请戏班子，儿子女儿是一定要在场的，要上香磕头。不来就是不孝顺。”徐明还记得，当时彭志军的家人在群里问：谁有老三联系方式？没有人回，家里人后来还报警了，“过了很久，才听说他在四川。我们村里人都在想，他是不是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在李谷驼村，彭志军家条件在村里算是差的。这从房屋就能看出来，整个李谷驼村以二层小楼为主，只有彭志军家还住在一层平房里。徐明去过那个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冰箱、彩电，他家进去后，柜子没有，电视也没有。房子没有做吊顶，还漏水。” 跟村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彭志军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我们那时，高中考不上就直接下工地。”徐明告诉本刊，村里人基本上去天津一个叫小南河村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劳务市场，有不少人来找建筑工，像刮腻子、刷大白等等。他们就住在工地板房，几平米，四张上下铺，厕所和洗漱都在外面。 彭志军的工作是刮腻子，这是最基础的活，他干活不算勤快，“有点磨洋工”，“工地上五六十个人，几个人一组干活，偷懒也不容易被老板发现。”彭志军比较瘦，又不爱说话，存在感也低。建筑工是个辛苦又枯燥的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上班，一直上到12点左右才能吃饭休息一下，一天得干够10个小时。活也脏，一天下来，身上抹的都是东西，还孤单，“虽然都是熟人，但不是朋友。” 徐明说自己下班后就会去附近市场逛逛，买点衣服，吃吃饭、喝喝酒，有时也去网吧玩游戏。小南河有几百号同村人，他们经常会约着一起吃饭喝酒，彭志军很少参加，即使来了，也不怎么说话，“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吃饭，就不回你，给人感觉爱答不理。大家也都不再叫他。” 即使如此，徐明和村里人还是没选择离开，“一个月下来工资有八九千。”徐明很知足。彭志军是个特例。在徐明的印象里，应该是在2021年秋天左右，他有一次在小南河的街上碰到彭志军，对方穿个衬衫，外面套着小西服，头发是杀马特造型，乍眼的蓝色。徐明跟他打招呼，才知道彭志军去了理发店。这在徐明看来，是“奇葩”和难以理解的选择，“理发店一个月只有3000左右，村里没其他人做这种从高到低的选择。”徐明说，他当时很为彭志军着急，他没结婚，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我也没有劝他来工地。” 贫穷的压力 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四川女孩陈婷今年23岁。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内江的一个村子里。在初中同学孙苗苗的回忆里，陈婷个子很小，人也瘦，和班里另外两个女同学被称为“矮子三剑客”，“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身高，都穿着校服。”她胆子又小，遇到老师批评，她不敢像别的同学一样当面顶撞，只敢背后说一说。孙苗苗说，外表上看来，陈婷并不是内向的人，她很爱笑，笑点低，也爱帮人忙，“经常帮我们买东西”。 陈婷一直成绩不好，孙苗苗说，初中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劝退了不少学生，陈婷就是其中一个。这之后，陈婷的妈妈吴丹给她找了一个学美容的师傅，陈婷跟着学了半年，就出去打工了，“她本来成绩就不好，我就想着（她）能够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就好。”那时陈婷才16岁，她先后去了内江、成都、广东等地方。吴丹告诉本刊，陈婷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给她，“我也不问她在哪个城市打工，我就问她生活好不好，就不管那些。” 作为一个还在苦苦谋生的母亲，吴丹其实有些顾不上孩子——家里只有两三亩地，七八年前包给了别人，她跟丈夫在县里的工厂打工，一年加起来有五六万的收入。去年，丈夫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疗，治疗费用是笔不小的开销。吴丹告诉本刊，陈婷原来在的美容院，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个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给家里电话，陈婷提到，工资没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说自己想要辞职，“她说工资很低了，想换个高一点工资的工作。半个多月前，她辞了原来的工作。” 只比陈婷大三个月的张财睿家里生活也是不富裕的。十多年前张财睿的父母离了婚。张财睿的父亲五十多岁，兄弟六个，他是老四，因为家里穷，两个四十多岁的弟弟现在都没结婚。一个邻居告诉本刊，他们的村子在福建省德化县的村子里，三十多年前开始，村里人相继往镇上搬，“就是集资建房。他们家现在还在山上，几个兄弟凑钱盖了房子，一人估计也就一间，砖头都还露在外面。” 对于出生于1990年的彭志军来说，生活给予的压力是更迫切的。村里人都知道彭志军结婚难。彭志军的父亲已经70多岁。徐明听父亲提起，彭志军的父亲年轻时很能干，除了种地之外，还会房屋修补的手艺，年轻时每天骑着摩托三轮带着喇叭走街串巷，“他挺能受（吃苦）的，我们一般晚上七八点吃完饭，会听到发动机的声音，那就是他回来了。”在农村，儿子结婚，房子是“必需品”。彭志军大哥结婚的时候，父亲把自己的房子给了大儿子用作婚房。又靠着操劳和借贷给二儿子盖了间普通的砖房。 但十多年前，彭志军父亲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不能再干零活了，只靠种地，因为家里穷，老二也没娶上媳妇，他和二儿子、彭志军住在一起。徐明说，村里的年轻人一般20出头就要结婚。彭志军大哥比彭志军大十多岁，结婚时彩礼只有两三万。但到了彭志军要结婚时，彩礼已经翻了好几番，“现在彩礼要20万，还得县城买房，县城一套房得好几十万。”徐明说，现在村里年轻人一结婚，就开始给儿女攒钱，“村里结不起婚的，要不是家庭条件差一点，要不就是脑袋不好使。” 徐明也没结婚，每次回家都有媒婆给他介绍对象，最多的一天，他相了六次亲。他还知道有个女孩，一天见过十个。没有人给彭志军介绍对象，在农村的婚姻衡量链条里，彭志军各方面都处于最末端——他没有房子，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在村里，他有些抬不起头。”徐明告诉本刊，没有失踪前，在村里遇到人打招呼，彭志军表现出来的都是回避的行为，“他都是低着头，很缓慢的‘嗯’一声，然后再看你一眼。” 最后一次联系 事发当天，刘志永的家人是通过警察才知道刘志永跳崖的事情的。他的堂嫂说，大家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上个月他还请了三四天假，专门从广东回了趟老家看了父亲。”这一次回家，在几个邻居的印象里，似乎是刘志永出去务工十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几次回老家——以至于，他们已经不能一眼认出来这位34岁，已临近中年的老乡。 刘志永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县的一个村子。2018年，沈丘县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这一变化在这个不到2000人的村子里最明显的表现是：村子里终于修好了水泥路，墙上写上了规整的粉刷字。但对村民来说，种地和务工还是他们主要谋生的手段。 村里的邻居告诉本刊，刘志永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人都已出嫁。“条件苦”是村里人对这家人最为直观的印象：早在20多年前，刘志永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多年前中风，行动不太方便，奶奶已经90多岁，两个人住在一层的老房子里，守着半亩地生活，“他父亲虽然身体不好，还是坚持什么事都自己做，一个人照顾老母亲。” 刘志永在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村里人看来，十几岁的刘志永，离开家乡更像一场告别，“他很少回来，结婚都没在村里办婚礼，听说老婆就是广东人，说不定是倒插门。”在同村村民刘强印象里，他至少13年没见过刘志永。刘志永的堂嫂告诉本刊，刘志永平常也不怎么跟家里人联系。她对他的了解也有限，只知道他和妻子以前在一个工厂打工，后来离了婚，孩子也判给了前妻。后来，他又谈了一次恋爱，据说被骗了。上次回家的时候，刘志永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游玩一下，“说情绪有点低落，其他没多说什么。”堂嫂说，后来看新闻，刘志永跳崖时候染着红发。 陈婷最后一次与家里联系是在4月1日，她告诉母亲吴丹，自己已经到了成都，打电话是为了让她安心。她说自己是去好朋友那里看工作，她跟朋友租了房子，要一起进厂，“那是她的闺蜜，小学同学，初中也在一个学校。我也没问她进什么厂。”现在能看到的有关陈婷生前最后的信息，来自她跳崖的几分钟前发的朋友圈，她拍了照片，配文是：“你好世界，再见。” 徐明上一次与彭志军联系还是在前年，当时彭志军突然加他微信，问能不能向他借一两百块钱，说是用作路费。徐明给他转了100元。他没有还，徐明也没有要。徐明记得，刚加微信时，彭志军还把他屏蔽了，“他的朋友圈背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感觉他还是挺封闭自己的，自己内心有一个小世界，很少人了解他。” （实习记者方厚寅、王雅文对本文有贡献，文中徐明、吴丹、孙苗苗、刘强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直播行业火爆程度已经成为世界级现象。凌晨1点的湘江岸边，他们有的人用鞋底拍打臀部，有的人酱油洗头、有的人则在地上打滚。对，你没看错，这里是湖南长沙的街头，上百位直播网红穿着棉袄在江边瑟瑟发抖做直播，而且是凌晨。这些主播有的还成群在立交桥的桥洞中支起灯架现场直播。不少网友发问：直播行业现在内卷都这么严重了吗？迫使这些主播从室内都转向室外了？ 不只在长沙，近日广西省桂林也在寒夜下出现大批直播网红，蹲坐在一座立交桥上。有现场女网红对法新社表示，“现在室内主播太多了，竞争力也饱和，也多”，她哭笑道“外面太冷了，有时候零度实在受不了。”但为了生活，不得不选择深夜时段赚取更多流量赏金。 中国桂林，寒夜下的大桥上挤满了网红主播，靠打赏讨生活 pic.twitter.com/6mzrgMQN8P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February 28, 2023 另一位女网红则表示，有些人会带有歧视的眼光看我们，并质疑“怎么大半夜还在这里直播，所以我们直播的地方就选在离居民区很远的地方。” 你见过凌晨一点的长沙街头吗，直播乱象，各种群魔乱舞！小编点评:打屁股那个我喜欢！ pic.twitter.com/Cv0PeSRkm5 — 瓜娃子? (@chiguazhongxin) March 8, 2023 这类半夜户外直播工作，早已引起官方注意。据极目新闻报导，去年4月因户外直播涉及扰民，桂林交警、城管对此进行了整治。但这类现象并没有因此“绝迹”，反而迎来一波新的红利：“有网红直播几小时涨粉过万，一个晚上赚了5万元”。 当时有业内人士透露，虽然户外直播唱歌看起来门槛低、收入高，但真正能挣到钱的并不多，大多是“看起来很美”，“而且这是一个短暂的工作，大多主播坚持不了太久，一般在三个月左右。此外，以后想要转行也会面临各种困难。” 针对中国大陆这种诡异的直播乱象，不少人认为是中国失业率增高的警讯，因为中国国内过去3年受到疫情严格封控影响，加上中美角力，导致外资陆续出走，让中国就业问题逐渐浮上台面。 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报导，中国发改委在今年初发布一项管理办法，呼吁产业界“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分析认为，中共政府这项“以工代赈”的政策，反映出中股票政府正担忧农村劳动力失去谋生的机会。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新年过后，官方期待的就业回归没有如期到来，大批求职的农民工和白领阶层，成了过剩劳动力，不仅国营事业一职难求，许多农民工频频传出被欠薪、沦为“人矿韭菜”。仅2月13日到20日一周时间，至少发生7起致命连环血案，主因就是因就业形势严峻，底层民众已处于崩溃状态。 一直关注劳工问题的左翼传媒人陈洪涛认为，目前从身边人得到的资讯，基本可以得出就业困难的结论。但并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他认为，中共官方没在乎这些底层民众的生计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就业有关的资料，只有2022年12月发布的当年前11个月的资料，称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称当年二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 但这个说法备受诟病。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理论版早于2004年，就公开指出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约4000万人，并以每年2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 2020年，官媒《中青报》援引资料称，失地农民为一亿人。而在中国疫情封控期间，中共政府亦没基本的统计，更谈不上基本的失业或疫情期间纾困救助。 有关上述数据，外媒记者多次致电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多个司局，都没能得到回应。 谈到直播，不得不提到中国东北，在GDP垫底的东北三省，却是网红主播的崛起之地，“重工业靠烧烤，轻工业靠直播。”在如今的东北民间话语中，“直播”已成为发展东北经济的支柱型产业。 2016年，在国内“千播大战”最为焦灼的阶段，腾讯科技发布的直播行业报告显示，在直播平台粉丝量排名前20位的主播中，东北籍约占半数甚至更多。 2020年底，快手商业化发布的平台创作者数据显示，在快手，东北用户达1.08亿人，其中，东北三省的创作者总数超过4600万人。 抖音上的东三省创作者群体占比也不遑多让。2019年抖音创作这视频播放量最多的前五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作品占了其中三个位置。 然而对于东北的主播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而是东北年轻人不得不自保谋生的另辟蹊径。 中共建政之初，东北是中国大型厂矿企业最为集中的地方，东北重工业基地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还不计成本支援了全国11个三线省区。 然而，到了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却成为东北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20世纪90年代末，一大批国有和集体企业员工遭遇失业潮，“父母下岗”成为当时许多70后、80后东北人的童年记忆。 东北主播蒋博文告诉大陆媒体，他的家乡辽宁阜新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整个城市几乎都是靠“挖煤”发展起来的。 “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那儿的矿产资源基本上已经给‘吃黄’了，眼看资源一点点枯竭，经济走向下坡路也是必然。”他说。 “东北留不住年轻人，有能力的都去关内大城市了，在当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才是父母亲戚眼里的正经职业。”蒋博文说。 截至2010年，东北三省历年累加的人口净流出规模达219万人，相比2000年40.4万人的净流出规模，激增了5倍；非农人口流出比例高达42.9%。 在传统的社会阶层中，受限于家庭背景和文化程度，那些早早辍学的东北年轻人无法在本地找到体面的工作。 而早期的东北主播形象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现象：文化程度不高，做着最底层的工作，在机缘巧合下开始“玩网络”，慢慢玩出门道。 比如，主播“MC天佑”初中辍学，最早靠摆摊卖炸串为生；直播公会“舞帝传媒”创始人“利哥”，最早靠修理汽车谋生。 “YY（直播平台）的崛起主要靠这批东北主播，尤其是MC天佑这样的喊麦主播，其他地域的主播没有什么竞争力。”曾经营过直播公会的视飞科技CEO曾诚回忆道。 在直播野蛮生长的年代，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涌入直播平台，东北主播更是一度占据直播行业的半壁江山，享受着众人拥趸的“高光时刻”。 不过，在很多老一辈东北人眼里，“主播”这个职业和民间“卖唱”“卖艺”的营生没有本质区别，既不体面，也不光鲜，更不是什么“铁饭碗”。 “从我选择做主播开始，家里就不是特别认同。”蒋博文的父母都是军人出生，在他们看来，去富士康这样的“大厂”工作，都比做主播“体面”。 然而，对于失业率逐年攀升、人口流失加剧的东北来说，“直播”是东北年轻人可以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低门槛、高收入”工作。乘着平台的流量红利，东北主播们可以在人均月收入三五千的小城市里，拿上万元的月收入。 陌陌2017年的行业报告显示，东北三省不仅是主播职业化认可度最高的地区，也是最能吃苦的一个群体。在直播超8小时的省份统计中，吉林、黑龙江、陕西、辽宁位列前四。 不过风光过后，亲眼见证“千播大战”盛况的主播们，自身也不得不面对大浪淘沙的行业洗牌。 而网络直播政策的日渐趋严也给东北主播的生存带来诸多挑战，东北“喊麦之王”MC天佑、社会摇“鼻祖”牌牌琦都因违规直播被全网封杀。 中国当局越发严格的审查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直播主的创作内容。中国直播一个人李佳琦因在2022年6月4日前夕在直播间展示了一个用冰淇淋制作的坦克，被当局认为是映射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位全中国带货能力最强的主播，于是消失了数月，连电商平台淘宝每年的购物节都没能参加。 另一位与李佳琦并驾齐驱的带货一姐薇娅也因为偷税被封杀，看到昔日赚的盆满钵满网红的遭遇，令不少直播主有兔死狐悲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