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京興，北京四中六六屆初三（三）班學生。一九六九年初因文字入獄，關了三年。一九七三年先做臨時工，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市一輕局工程處當工人。自一九八零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任編輯，自一九八六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現為研究員。
引子
「文革」十年，我基本是在閱讀與思考中度過的，包括坐班房那三年，雖然只能閱讀毛選，我思考的時間反倒更多了。不過由於條件所限，有時「玄想」的成分更重了。有一次「隊長」（犯人對看守警察的稱呼）把我叫到「小號」（關押重犯的單人牢房），問我是不是又散布希么唯心主義言論了。我回答說沒有。隊長提醒我「饅頭」二字，我一下子想了起來。
頭一天上午正趕上每周伙食改善。每天兩頓飯，上午九點半，下午四點，由「勞動號」分送到牢房。為落實毛主席把犯人當人看的人道主義指示，「隊長」宣布，每周改善一次伙食：除了照例每餐一碗湯菜外，饅頭代替了窩頭。每到這一刻，總會引起一陣莫名的激動，本不準隨便說話，饅頭一到手，大家話就特別多。
大家正欣賞那白白嫩嫩的饅頭，我和另一個 「政治犯」開始討論一個問題：饅頭掰開前裡面是否有顏色。當時社會上正在批判陳伯達，學習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我認為，饅頭掰開前裡面是無所謂顏色的，顏色是光與物質作用後留給我們的視覺印象，而饅頭掰開前見不到光，雖說具備反射全波段可見光的屬性。我罪加一等：宣揚唯心主義，這回和馬赫掛上了鉤。
一、為什麼讀書
「文革」爆發那年，我十六歲，在北京四中讀初三。在我看來，「文革」似乎有一種必然性。「要末在沉默中爆發，要末在沉默中死亡」，如果把其中的「沉默」改為「沉悶」，就更符合我當時的心境。在「文革」前幾個月的日記中，我用魯迅的詩句「於無聲處聽驚雷」概括我的深切感受——我們將面臨的是一場時代的疾風驟雨，甚至已聽到遙遠地平線上的滾滾雷聲。在同一篇日記中，我用高爾基《海燕》的名言「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結束。
「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如今回頭來看那段歷史，正是學校教育的危機觸發了一個少年學子的內心矛盾，到了難以自拔的地步，終於走上一條不歸路。
按教科書和老師的講法，社會主義社會是個美好的社會，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事實並非如此。四中一大特點就是高幹、高知子弟雲集，父輩包括部長、將軍，教授、工程師，甚至國家領導人。要說絕大多數很低調，很平民化，但不經意的一舉一動卻透出生活的富裕與優越——他們顯然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等級。而我，父母都是工人，每月收入加在一起才一百零八元（這在他們廠已算高工資了，他們以此感到自豪），要供養我們六個兄弟姐妹吃飯穿衣，特別是按時繳學雜費書本費，還是緊巴巴的。他們不是政治口號中那種正兒八經的工人階級，公私合營前靠小裁縫鋪糊口謀生，合作化後進了工廠，成分只是「獨立勞動者」而已。與許多同學的家庭相比，我家在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差了一大截，除了下意識的自卑外，也讓我深感困惑。
還有一件更讓我痛苦的事。當時在學校，對人生觀教育抓得非常緊，不僅老師課上課下講，還讓我們讀了大量《人的一生應該怎樣度過》一類的書——不僅是完美無瑕、高尚的一生，還是轟轟烈烈的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讓我感到絕望的是，按此人生標準，這輩子看來都無法企及。我往往既是自己的心靈拷問者，又是被拷問者。內心折磨得支離破碎，為自己亂七八糟的想法而羞愧，甚至恐懼。
無人可請教，更不敢問老師。在「文革」前不久的一次政治課上，我問政治老師「為什麼要為人民服務」，老師一臉茫然。要不是他素知我這個人常有古怪念頭的話，我很可能會被打入反動學生的行列——居然敢質疑這樣普通的政治常識。
唯一的辦法就是拚命讀書，讀文學、讀哲學。我在初二讀過於光遠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希望從中找到答案，可書中並沒有現成的答案。
思想無出路的苦悶與循規蹈矩的課堂生活的反差，讓我備受煎熬。「文革」終於爆發了，它首先宣稱砸碎修正主義教育制度，讓我獲得某種解放感——至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尋找答案，不必再照本宣科了。毛主席的內部講話在同學中流傳，他鼓勵青年人看點「封資修」，要「鑽進去再爬出來」，這對我鼓舞很大。雖說在我從未在閱讀上設限，但有了「尚方寶劍」，我可以堂而皇之把托爾斯泰《復活》擺在晚自習課桌上，沒人敢說三道四。
某些書讓我獲得極大的精神滿足。倒不是書中有什麼現成的答案，而是那些作者的處境跟我差不多——在思想的泥潭中掙扎，我引為知己。從魯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到費爾巴哈、黑格爾和康德，我在他們的書中讀到別人讀不到的東西。即使艱深晦澀如黑格爾、康德，寫的其實都是個人的思想歷程。有一次趙振開（北島）問我，聽說你讀哲學就像讀小說。我不記得是怎樣回答的了。但我確實覺得二者沒什麼區別，《精神現象學》 是另一種形式的小說，只不過是用哲學概念講述的個人故事。
二、《出身論》與遇羅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大串聯」已接近尾聲，我和幾位同學組成長征隊，開始了一個多月的徒步旅行。我們從北京出發，翻越太行山，穿過山西，進入陝北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最後到達延安。「行萬里路」和「讀萬卷書」一樣，解開了我腦袋裡的種種謎團。在我看來，認識世界是需要「眼睛」的，否則除了現象，你不可能發現背後的意義。所謂「眼睛」，指的是主觀認識客觀的能力。事實本身不會說話，認識既來自客觀也來自主觀的認識能力。這是我在那一時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後來我在《哲學批判》中做了系統闡述。
一九六七年年初，我們從延安回到北京。在一份《中學文革報》上，我讀到《出身論》，當即寫了大字報，署名「牛虻」，支持《中學文革報》和《出身論》。主辦這份報紙的是「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其實背後就那麼幾號人。頭頭是我校高二（二）的牟志京。我和劉力前、劉新等同班同學組成「紅旗」戰鬥隊，支持《中學文革報》。
有人通知我說，「老紅衛兵」要在北兵馬司衚衕舉辦關於《出身論》的辯論會。我和劉力前等人前去應戰。據說那是葉子龍的住宅，被沒收後成了「老紅衛兵」總部。會議室很大，能容下五六十人，擠得滿滿的。作為主辯方，我們坐在長桌的盡頭，辯論對手圍坐在桌子四周，後面站滿人群。當時我並不知道遇羅克也在場，他在窗外觀看。
在辯論會上我說過什麼，早就不記得了。作為主辯手，我臨場發揮不錯——思維敏捷，引經據典，外加一摞馬列毛經典著作在桌上壓陣。我方顯然佔壓倒優勢。這引起遇羅克的注意，他隨後給我寫了一封信，寄到四中。但他把名字誤寫成「趙金星」，正好我校有個高一的同學叫這名字，信先到他那兒，輾轉了一個多月，才落到我手中。
遇羅克在信中以魯迅為例，講述了偉人的悲劇命運——往往被後人利用，失去他們思想的本來面目。這顯然是對當時極左派對馬列思想歪曲濫用的不滿。結尾處，他邀請我去他家一敘。
就在不久前，由於某些同學家長得知遇羅克的家庭背景出面干涉，「紅旗」戰鬥隊集體退出《中學文革報》的活動。對此，我深不以為然，還是如約去了他家。
他住在山牆與院牆的夾道中搭建的小屋裡，除了床，還有寫字用的小桌，牆上有兩層木板的簡易書架，放著哲學、歷史、文藝理論書籍，其中有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我正在找這本書，他借給了我。沒想到這書和它的主人命途多舛——書從我家被抄走，遇羅克和我鋃鐺入獄，他不幸蒙難，書再也沒回到主人身邊，恐怕早已成了紙漿。
遇羅克給我的印象是，思維敏捷，談鋒犀利，閱讀範圍廣。在我們交談中幾乎未涉及《出身論》一文，我相信《出身論》只是他思想中極小的部分。與其說是交談，不如說是辯論。他當時是工人，按今天的標準來說，他是一個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他的嘴唇很薄，用詞犀利，咄咄逼人，激發了我辯論的熱情。我們享受著思想交鋒與詞語撞擊的快感。
我還參加過由遇羅克發起的一次郊遊，參加者多是中學生。我們一起騎車去爬香山。他那年二十五六歲，似乎還沒有女朋友。他是個充滿生活情趣的人，興緻勃勃，爬山時總是走在眾人前頭。
一九七零年三月，我在獄中得悉他的死訊。同號們都認為我離這一步也不遠了，在批鬥中，我的罪名之一就是與《出身論》和遇羅克的關係。而我們這些支持過《出身論》的中學同學都逃過這一劫。據說與戚本禹有關，他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在講話中表示，對涉案《出身論》的中學生概不追究。我當時就認為，《出身論》只是個簡單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當然不會像血型那樣是可以遺傳的。若無「血統論」，它本來是不言自明的，用不著那麼多人搖旗吶喊，更用不著遇羅克獻出生命。但隨著對社會認識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觸動的實際是某些人感情背後的權力與利益。《出身論》對特權勢力造成建國來從未有過的衝擊。其實，出身只不過是特權勢力把持特權的一張牌，據我所知，至今很少有人從這一角度解讀《出身論》。相反，人們往往把悲劇解釋成鬧劇。遇羅克幾次臨刑前宣稱有重大問題交待揭發，以期延緩刑期等待轉機。不少人解釋為遇羅克慣有的機智，使之看上去如同鬧劇。在我看來，他一定懷有真誠的信念，相信自己的行為與「文革」發起者的動機是一致的——矛頭指向特權勢力。正如恩格斯所說的，在歷史上往往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人們想進這個房間卻進入了另一個房間。可以說，一代人的鬥爭，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特權勢力，否則改革開放不會那麼順利，但真正對中國特權勢力造成衝擊的不是「文革」，而是改革開放。在引入市場機制後，金錢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地打擊了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特權勢力。但在那時的中國，幾乎所有的探索者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這恐怕就是悲劇的根源。
三、北京圖書館
一九六七年年中到一九六七年底，正當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時，北京圖書館對外開放了。除了被列入淫穢圖書如《金瓶梅》、《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文學作品外，一律敞開閱覽。這對今天的人們來說恐怕難以置信。
那一段時間我風雨無阻，從不缺席。每天早晨四點起床，我帶上乾糧，來到北海公園旁的北京圖書館大門外排隊。為了確保每天都能進去（每天只發兩百多個座位號），並繼續借到頭天沒讀完的書，唯一的辦法就是早去。最難熬的是冬天，在嚴寒中站上兩三個小時是一種考驗。北京圖書館就在中南海北門對面，那裡日夜有人站崗放哨。警衛戰士對與這些與他們年齡相仿的學生很是好奇，最初常走過來問是怎麼回事，時間久了也就習慣了。
除了閱讀大量的文歷哲書籍，還結交了各路朋友——交流思想，分享讀書的喜悅。而北京圖書館最後關閉像開放那樣突然，那些朋友大多不知去向，後來保持來往的只有林大中、林大慶兄弟倆。林大中長我幾歲，那時是北京摩托車廠技術員，他感興趣的主要是文藝批評，對姚雪垠的《李自成》很有研究。林大慶小我幾歲，借閱的主要是樂譜和俄羅斯文學，他長得如我想像中的《白痴》里的梅茨金公爵，後來進電影學院，最終成了電影導演。
讓我記憶猶新的，是一次關於中國階級劃分問題的討論。
當時都自帶乾糧，圖書館提供白開水。一到中午，大家就聚在大廳或樓梯拐角處，邊吃邊聊。一天，我和一個年齡相仿的同學聊起馬蒂厄的《法國大革命史》。他認為，中國沒有什麼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只有官民兩個階級。那時我傾向於用社會力量來描述中國不同的社會集團，認為用階級這概念已無法準確把握中國的社會結構。即使用階級概念，把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社會結構僅僅分為官民兩大階級似乎過於簡單化。儘管如此，這一觀點在我腦海里縈繞了多年。後來我的研究結果證明，對於概括當時的社會關係來說，它離真理的門檻最近。
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圖書館關閉了，我的讀書生活並未中斷。我常常泡在舊書店；或在廢品收購站，從別人手裡買下當廢紙處理的舊書；或與同學互通有無，他們幾乎個個都是書痴。
為了寫這篇回憶文字，我特別翻閱了近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1909-2009)》、《中國國家圖書館大事記(1909-2009)》，發現對「文革」期間北京圖書館開放一事要麼一字不提，要麼一筆帶過。我猜想，這些書的編著者實在無法解釋，在一個「焚書坑儒」的年代，為什麼北京圖書館還會對外開放？
四、大字報與隔離審查
從「文革」爆發到一九六九年初，我總共寫過三張大字報。第一張是我和同班同學劉力前一起寫的一份聲明，緣由很簡單。劉力前的父親是全國總工會的普通幹部，我父親是「獨立勞動者」，都不算紅五類，也非黑五類，我們認為剝奪我們參加「大串聯」的權利違背毛澤東思想，按當時的邏輯就是「造反有理」。我們倆說干就干，光天化日之下撬開那間代表權力的辦公室，取出公章，一連蓋了好幾張外出證明信。這勢必招來紅衛兵組織的質問和圍攻。為說明我們行動的合理性，我奮筆疾書，寫了這張大字報。這是我「文革」中唯一一次造反行動。隨著讀書興趣日益濃厚，我參與社會實踐的衝動越來越小，或者說讀書就是我最熱愛的實踐。
第二張就是上面提到的支持《出身論》的大字報。第三張的題目是「我為什麼不去上山下鄉」，時間應在毛主席關於知青上山下鄉的指示發表不久，即一九六八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初，為了申明我不參加上山下鄉的理由。即使在今天看來，這張大字報的題目也過於膽大妄為了：不僅不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還敢公然與學校工宣隊叫板。由於熟讀毛主席著作，用起來得心應手，我首先從概念上闡述毛主席關於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指示的含義，然後引用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按照這篇文章中的說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可有三種形式，一是走馬看花，二是下馬看花，三是安家落戶。我在大字報中寫道，即便是安家落戶，也不是你們所說的上山下鄉——純粹為解決就業問題。而我的志向是從事理論研究，通過走馬看花、下馬看花照樣可了解農村了解農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愛摳字眼，注重如何正確理解經典作家所用的概念，尤其對「文革」中流傳的毛主席指示，我認為這也是他一貫倡導的學習方法。毛主席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就特彆強調過「黨內共同語言」的重要性。 在我看來，是下面的人不了解毛主席的語言，歪曲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自認為真理在握，更加理直氣壯。
本來「工宣隊」對我整天捧著《資本論》而不學毛主席著作就極不滿意，質問我「為什麼在社會主義卻要讀『資本』論」。這張大字報正好提供了借口，正趕上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他們把我抓進學校，隔離審查。那是一九六九年春節前，關押在四中音樂教室小院。自「八一八」以來，那裡一直關押著「牛鬼蛇神」，後來都是所謂有問題的老師。我被關進去時，廖錫瑞老師還關在那兒。和我前後關押的還有黃其煦和史康成，還有其他人，名字都記不住了。
那時廖老師似乎剛滿四十，在我們眼裡已是學富五車的老先生了。他是我們班語文老師，總能帶來某些課堂以外的新知識，比如「萊塞」（激光）。讓我記憶猶新。我們親熱地稱呼他廖先生。在關押期間，他的房間就在對面，每天他總是低著頭被幾個學生帶去勞動，卻沒有機會打聲招呼。改革開放後，廖老師連續三年帶出北京市的高考狀元，後來在北京辦了所高考復讀學校，培養了不少人才。前幾年，我們班部分同學還為他慶賀了八十大壽。
我和大康（史康成）那時還不太熟，只記得他有一次用暗語告訴我外面發生的事。黃其煦是初三（一）班的，因為鼓搗無線電發報機，被派出所以「特嫌」之名送到學校，他和我同年級，時不時能聊上幾句。掌握學校大權的「工宣隊」，組織了幾次我的批鬥會，除了針對那張關於上山下鄉的大字報，以及我的日記片斷，再就是我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對話》提綱。幸好陰錯陽差，批鬥我的人尚不知《哲學批判》的存在。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對話》寫在《哲學批判》之後，手稿早已遺失。我能記起的主要觀點有，一是農業的社會化問題，以及社會化必將發展商品經濟的問題，這在我的《哲學批判》中有所反映；二是關於銀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問題。我認為，造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工農業之間缺少社會化的聯繫，從而限制了國內市場的發展，促使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社會主義要想從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的矛盾，就必須實現包括農業和工農業關係在內的生產社會化。農業社會化主要是因地制宜基礎上的分工，而發展商品經濟是必由之路。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銀行的作用是對整個社會資金進行管理，從而在資源分配上發揮核心作用。我後來報考研究生時選擇貨幣銀行學專業顯然與此有密切關係。今天，從一名職業經濟學工作者的眼光來看，這一想法與其說是研究結論倒不如說是猜測更恰當，它來自於我對歷史邏輯的認知，既缺少嚴密的經濟理論基礎也缺少經驗材料的支撐。
批鬥我的人認為提出這些觀點本身就是大逆不道，原因很簡單：毛主席沒說過。為了自我辯護，我只能說，毛澤東思想也是發展的。這下更是罪加一等，因為觸犯了林彪的「頂峰論」。
對「工宣隊」的種種作法，我認為違背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基本原則，故決定上告。
被關押近一個月時，我趁上廁所的機會逃跑了。廁所緊挨著院牆，由於院牆很高，幾個看押的學生放鬆了警惕。我經常練單杠，一個引體向上就輕而易舉翻了過去。我一路狂跑，找同學借了點兒錢，沖向永定門火車站，搭火車直奔白洋淀。
上山下鄉早在一九六七年底就開始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大部分同學已在學校安排下去東北、內蒙、雲南等地的建設兵團，或山西、陝西的農村，剩下的少數人自找門路。有兩個特別吸引人的地方，一個是東北的莫里達瓦，一個就是河北的白洋淀。這兩地不僅收入高，且風景優美適於生存，一個是草原牧區，一個是北方的魚米之鄉。北京師大女附中、清華附中等校的同學，於一九六八年陸陸續續到白洋淀安家落戶。其中有我的女友陶洛誦。這裡後來還出了一批詩人，像多多、芒克、根子。
陶洛誦是師大女附中高二的學生，也是《中學文革報》的一員，我是在賣報時認識她的。由於頂不住校方和街道的壓力，一九六八年底她和幾個女附中同學來到白洋淀插隊。我曾在這兒住過幾天，和當地老鄉的關係不錯，也算是「下馬看花」。逃脫後，我自然首先想到白洋淀。
陶洛誦住在名叫邸庄的小島上，那是個僅有幾百戶的漁村。在這兒插隊的還有的三個女附中同學，後來她弟弟和一個我的同班同學也來了。一度招來不少北京的地下詩人和畫家，留下足跡。
話說回來。我一到白洋淀，立刻給毛主席、黨中央寫申訴信，又返回北京把信寄到中南海。我住在同學家，既沒錢又沒換洗衣服，只好打電話找我弟弟，我弟弟告訴了我父親。他是過來人，知道逃跑不能解決問題，於是把我送回學校。不過沒多久「工宣隊」就把我放了，估計是申訴信起了作用。「工宣隊」隊長找我談話時說，四中再有兩個像我這樣的，他們就得捲鋪蓋滾蛋。這裡的「得」是老北京話，發「děi」的音，意思是「不得不」。
這次雖把我放了，但還是埋下了禍根。沒過一年，「工宣隊」找了個碴兒，把我直接送進了公安局。
五、《哲學批判》與牢獄之災
我對哲學的興趣由來已久，早在初二就看過我大姐上中專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讀本。我也喜歡文學，尤其偏愛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魯迅等帶哲理性的作品。在北京圖書館讀書後期，我系統地閱讀了西方古典哲學的譯作，諸如黑格爾、費爾巴哈，加上更早的培根、洛克、貝克萊，以及古希臘哲學家的篇章；當然還有馬克思（包括青年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普羅漢諾夫。為吃透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我用很長時間鑽研《資本論》。
通過閱讀，我對哲學有了獨立見解，並提出自己的哲學命題。我有抄書的習慣，把我喜歡或認為重要的文字大段大段抄在筆記本上，並每天寫日記，整理一天的思想。有一陣，我為自由與必然這對哲學概念著迷，它們在辯證法中居於特殊位置。每天夜深人靜，我進入沉思默想的特殊狀態。有一天我用日記的形式整理自己的思想時，一個命題「人的本質就是對必然爭取自由」脫穎而出，沒有邏輯推理，突如其來，就像閃電照亮大海。那一刻甚至伴隨著生理上的亢奮，對我來說是難忘的精神歷程。
上述命題成了我的《哲學批判》的核心命題。
按今天的眼光，《哲學批判》只能算是一篇不到十萬字的論文，而我卻是按哲學專著的形式處理的，分成上下兩卷，外加一篇序言。上卷為「哲學的認識」，包括「哲學原理」和「歷史哲學」兩章；下卷為「哲學史」。全書是按對立統一的辯證結構鋪排的。我認為，古代有哲學思想而無哲學，真正的哲學就是認識論哲學，只是從現代開始的。「哲學史」的兩章分別論述了我認為是現代哲學代表的英國古典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而馬克思的哲學已不屬傳統哲學範疇，並未專門論及，於是另闢「馬克思論費爾巴哈與人本主義哲學」的附錄。
之所以稱為《哲學批判》，主要是在我看來，認識論哲學最終必然演變為人學，即以人的活動（實踐）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學問。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哲學則是傳統認識論哲學的頂峰。而馬克思把實踐引入認識論哲學，實現了研究對象的轉變。伴隨這一轉變，傳統哲學，即使是認識論哲學，實際上已被揚棄了。這裡批判一詞的潛在含義是「終結」，模仿《資本論》副標題的用法——政治經濟學批判，隨著無產階級經濟學說的誕生，作為資產階級理論學說的政治經濟學已經終結。
認識既然要通過實踐才能得到合理解釋，那麼進一步要研究的就是人的實踐活動本身。這是馬克思、毛澤東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西方古典哲學內涵的發展方向，在「哲學史」部分我試圖發掘的就是這一內在邏輯。
在「哲學原理」部分，我首先把哲學定義為「是研究人的活動規律（或者說人的本質）的科學」，再進一步把人的活動（實踐）規律歸結為必然向自由的轉化。這是一個分析綜合的過程，概念與認識正是通過這種分析綜合獲得的。實踐就像眼耳鼻舌（醫學上稱為分析器官）一樣，同樣是人的「分析器官」。這是《哲學批判》的核心思想，所有論述都是圍繞這一觀點展開的，並說明其創新之處及在哲學中的意義。這是我最珍視的部分，也是最能體現我的哲學專業知識的部分。
《哲學批判》的寫作始於一九六八年七月，每天寫幾百或上千字，至十月底才完成。這剛好是我預定的時間——我準備把它作為生日禮物送給陶洛誦。用一本哲學著作作生日禮物，一是浪漫，二是把我的心得與她分享，尤其她正處在對人生對社會無限困惑與迷惘的階段。按馬雅可夫斯基詩歌的階梯式，我在扉頁寫下：獻給我親愛的朋友不倦的真理探索者陶洛誦。
陶洛誦把《哲學批判》借給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她們似乎對「歷史哲學」部分更感興趣，恐怕因為包括我對現實問題的思考。我把人類歷史歸結為勞動史，從勞動引出分工，再由分工引出階級，直到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就是對傳統小農經濟的改造，需要「用商品經濟來打破農業個體的自給自足生產的桎梏」，從而使農業像工業那樣實現社會化生產。只有如此，人類才能進入到一個沒有階級的理想社會。
這正是陶洛誦的理想。她母親是中學語文老師，「文革」一直被批鬥，她對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感到厭惡。我想告訴她的是，不理想的現實是某些人曲解馬克思主義的結果，在歷史長河中，這只不過是小小的插曲，未來一定是美好的。其實這部分是受邏輯與靈感支配，涉及現實的思想完全脫離現實，不僅提出發展商品經濟純屬異想天開，在結尾處展現的未來社會更是遙不可及：「整個人類勞動將用強大的工具體系為自己與自然建下巨大的屏障，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統一的自由勞動的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幾個師大女附中同學把它刻成蠟板油印出來，誰想到闖下了大禍。當時公安部門正在追查一份油印的反革命傳單，首先追查油印機、蠟板等設備材料的來源。那幾個師大女附中同學如驚弓之鳥，試圖把油印機從學校轉移出去。她們用塑料布包住油印機，送到余永定（他也曾是四中的學生）的家。多年後，我在社科院再見到余永定，才知道故事原委，為此他還受到牽連。這一神秘舉動難逃街道居委會積極分子的眼睛，很快就報告了公安局。
由於沒有經驗，那幾位女同學又把蠟板扔進插隊所在地附近的井裡。對此我一無所知。
一九七零年一月的一天晚上，我和陶洛誦在我姐姐家剛吃完飯，突然一幫我們學校的人闖進來，把我帶走。到四中不久，來了幾個警察，不由分說把我銬起來，塞進轎車。
到西城區公安分局已深夜十二點多。搜身登記隨身物品後，警察把我帶到一間木柵欄監房，那小門彎腰才能進去。犯人分兩排躺在木地板上，頭沖牆，腳對腳。後來才知道，這是專門關押重刑犯的虎籠式牢房。犯人們被驚醒了，紛紛坐起來，為我騰出地方，我終於靠牆坐下。沒過多久，第一次提審開始了。那是個高大壯實的警察，提審內容不記得了，只記得他稱費爾巴哈為唯心主義，我糾正他說費爾巴哈是唯物主義哲學家。我還引用了憲法和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自己辯護。這讓他極為震怒，沒幾分鐘就把我押回監房，上了背銬。一戴就是半年，除了上廁所，吃飯睡覺都不打開。
第二天上午，我聽到陶洛誦的聲音，她在院里大聲向隊長提出什麼要求，顯然是告訴我，她也在這裡。出獄後才知道，公安局本來並沒打算抓她，而她堅持「不論到哪兒」都要和我在一起，結果作為同案犯也被關進來。
和我關在一起的幾乎都是所謂政治犯，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中沒有這個字眼。犯人自然而然被分成兩類：刑事犯和政治犯。我有大約十多個同號，包括前西城公安分局局長，北京醫學院大學生，女六中語文老師，其他幾位也都因思想或言論而獲罪，只有一個所謂「老炮」（即長期關押的老犯人），是國民黨軍政人員，解放後被捕入獄，「文革」中趁亂從勞改農場跑出來，再次被捕後暫時羈押在這裡。
剛入獄那幾個月，社會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等運動正轟轟烈烈，幾乎每天都把我拉出去批鬥。從四中開始，向四周延伸，幾乎遍及西城所有的中學。每次批鬥，都把我全副「武裝」起來，上有背銬，下有腳鐐。我昂首挺胸走在校園裡，與其說是被批鬥的反革命，倒不如說更像被押往刑場的共產黨。我成了活靶子，只要社會上的運動流行什麼罪名，肯定都安在我頭上。兩個警察一左一右架著我胳膊，低頭彎腰，汗珠子往下淌，也只能聽之任之。其實我也不想辯駁，麻木如道具，似乎那是別的什麼人不是我。我相信，我的思想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遲早會被釋放並得到平反。
再往後的故事，超出本書限定的時間範圍，為了給讀者個交代，還是簡單說幾句。在西城分局關押了三年，僅提審三次。據說，起初不相信一個十八歲中學生能寫出《哲學批判》這樣引經據典、自成體系的長篇巨作，上面指示一定要查出背後的黑後台，花了大量的人力進行外調而一無所獲，於是送到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專家審查只得出「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結論（這可能是當時最善意的「罪名」）。一九七二年年末，離新年僅隔一天，我終於被釋放了。結論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這在當時是常用的說法。除此結論，實際上還有一個內部結論，具體內容我不得而知，但因此我被剝奪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報考研究生的考試資格。直到一九七九年六月，我才接到西城分局書面的平反通知，肯定了我寫《哲學批判》的大方向，是為了研究馬克思主義；遇羅克已平反，參與《出身論》不再構成問題；關於那張大字報，由於知青已大批回城，上山下鄉是解決城市就業的權宜之計已得到社會公認。他們還把沒收的《哲學批判》手稿還給我，而《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對話》的手稿則遺失。
陶洛誦早我半年出獄，重返白洋淀插隊，在小漁村做民辦教師。我出獄後做臨時工，空餘時間重操舊業——閱讀與思考，只不過改變了閱讀方向，從哲學轉向經濟學。促使我轉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看到周邊的工人、農民是多麼渴望過上好日子——白洋淀農民為住上新房，頂著烈日，圍海造田般用河泥築成一塊塊宅基地；北京家庭主婦把勞保手套拆成線，再一針一針鉤成裝飾窗戶桌面的針織品。此情此景，常讓我感動得熱淚盈眶。
引自網站《今天·今天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