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

人生只要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度过就可以了！—-无名氏 （十五）  网上有许多关于罗文父亲遇崇基先生和母亲王秋琳的材料，都不如罗文告诉我的有意思。    我从网上的材料算出来，遇伯父生于1912年，1988年在北京逝世时76岁。    罗文的母亲王秋琳女士于1983年5月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应该是1920年生人。     遇伯母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参加了。遇伯父的我没能参加，我87年7月10日离开中国去澳洲自费留学了。     罗文告诉我，遇伯母有个闺蜜杨姨，嫁的是大官儿，想去日本玩，就拉尚在闺中的遇伯母一起去。遇伯母说：“我别白去一趟，干脆留个学吧！”就这样，去日本留学学的是商业管理。    1949年，遇伯母、杨姨和另一个女性朋友三人合伙开了“理研铁工厂”，遇伯母任厂长，56年公私合营，工厂改名为“机床附件厂”遇伯母任副厂长，并成为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东城区人民代表。1957年反右斗争，遇伯母替一个被定为右派的人说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再考虑考虑。”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因为检查的好，没被送去劳改，削去公职，只保留了一份工资。      遇伯父在同时自己开的是“大业营造厂”。56年公私合营，遇伯父分配到华北电力工业部北京基建局技术处 职称 工程师。57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去劳改，60年代初期回家赋闲。     关于遇伯父的右派言论，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在浩瀚的反右史料里大海捞针一句句找出，并对遇伯父有高度评价，这是我今天早上从Google里看到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 我想到的则是遇伯父告诉我一句钪锵有力的话语：“洛诵，我的楞角到现在都没有磨没！” 以下的故事是罗文这次讲给我听的： 先从曾祖父那代说起吧，本来我们家是山东人。是从曾祖父那代到的东北。（我插了一句“辽宁营口？”罗文说：“对！”） 罗文接着说：我以为是穷闯关东呢！还真不是，是觉得那儿搞得挺好的，有前途，就带着全部财产拖家带口去了。一开始也很顺利，发了财，后来因为一场官司家败了。（他一说官司，我想起来他给我讲过，并很详细地说过官司的经过）  到了爷爷这辈就没什么钱了。爷爷去世后，奶奶还带着爸爸、爸爸的姐姐去黑河投靠亲戚，最后还是回到营口。爸爸这时候就发愤读书，走靠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  爸爸上的是铁路学校，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被分配当站长。不久，又以第二名成绩考上去日本官费留学。这下可不得了了，以前看不起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来了，还张罗着要给爸爸找对象。最多的时候，来了一屋子女孩，爸爸都没看上，只见远远的有个女孩，非常文静可爱，大概是来看热闹的，就说，我看上她了。女孩姓什么不知道，名字里有个茜字。就和这女孩结婚了！这就是爸爸的第一个老婆。 （罗文还说：罗锦在书里也写过这个女孩，有姓，估计是她编的。） 爸爸去日本留学，上的是早稻田大学土木建筑系。有奖学金，可是他还要养家，家里还有奶奶，他姐姐和新婚妻子等他养呢！他看留学生看报纸困难，就写了本书“日文报纸译读法”，用“罗茜”的笔名发表。靠这本书养了家。现在这本书还有，在潘家园二手货书店炒到3000元人民币。这个茜命不好，还没等爸爸回国就病死了。  爸爸特别怀念茜，说她特别温柔。  罗文评价说：“因为他们没在一起生活，生活久了，会遇到很多问题，谁知道还温柔不温柔？” （十六）    我对罗文说：“有人认为罗锦的价值不亚于罗克。罗锦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写了’冬天的童话’这本书，造成很大影响，二是公开讨论与蔡忠培的离婚案，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罗文说：“还有第三件，出国后向德国政府要求政治避难。”   我在潜意识里忽略了这件事情，因为罗锦后来说我：“没想到你第一个站出来在香港杂志上指责我！”并反唇相讥说：“你那么热爱这个国家，你出来干什么？”    我向她道歉说：“对不起，我当时的思想觉悟太低……”    祖国，从小根植在我们心中是至高无上的概念，我五岁上北京大方家胡同幼儿园，老师教的第一首歌是：祖国像个大花园，田野森林望不到边，绿水青山真美丽，我爱我们的大花园。    共产党在洗脑教育中，偷换概念，把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与祖国混为一谈，甚至凌驾于祖国之上。还是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首先澄清的这个概念，“爱国不是爱共产党！”  共产党窃国，只为特权阶级谋利益，把人民当刍狗、奴隶，整个中国是座大监狱，没有民主、自由、人权，往国外逃跑的人乌泱乌泱的，有门路的走大路，没门路的走线路。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怎么大家都削尖脑袋想尽办法钻到铁丝网的外面啊！  遇罗锦成了这股大逃亡的先驱！  我们在国外不是仅仅为自己的幸福着想，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摆脱奴隶的命运做国家的主人。“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66年11月底认识罗文的时候，罗锦已经不在了！她已被革命群众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革命群众强迫警察收下她，说她在日记里写着要投敌叛国，把她从窜逃到广州的路上抓回北京送到公安局的。公安局一开始不收，革命群众就呼口号，警察被闹得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收下了，马马虎虎判了个最轻的罪：三年劳动教养。 我何以知道罗锦被扭送公安局的壮观场面，是听扭送她的革命群众之一“端村王”的妹妹说的。 “端村王”一开始是我二弟弟陶江的朋友，正式的姓名已经无法考证了。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文革中的毕业生，分配到白洋淀北岸端村当老师，他是资本家出身，找了个干部子弟的女朋友。他带女友到邸庄玩，认识了我和戎雪兰。 回北京又认识王妹妹，那时候是74年，被枪决的遇罗克事迹在民间流传，王妹妹对我讲遇罗锦时语气充满了赞叹，说她像刘胡兰，毫无惧色，对赶到公安局焦灼的母亲说：“妈，没事儿，您回去吧！”  我能想像她那幅样子，我早在67年就见过她那样子，在她家，罗文给我看的她的自画像，一个美丽的少女微侧看着前方，圆圆的脸，尖下巴，长发披肩，倔强坚毅的表情，当时我就感到像刘胡兰。  我和罗文坐在她的单人床上，我靠在罗文的胸前，拿着她的水彩自画像，端详着她， 罗文说：“她会喜欢你的！”  直到1978年11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罗锦真人的面，她和第二任丈夫蔡忠培住在朝阳区三里屯一个居民楼里，我没想到后来她闹出那么多的大动静！ （十七） 罗文对我说：“罗锦和马沛文是真正的爱情！”我惊讶地说：“你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她和吴范军是真爱。”   罗锦的三个丈夫（不算现在的德国第四个丈夫海曼），我认识两个，蔡忠培和吴范军，都是很好的人。    罗文说：“不是，她和马沛文是真爱，结果弄成这样，……”     这让我想起罗锦曾深情地说：“爱情就是要有牺牲精神，……他老了，我就用轮椅推着他，给他擦哈啦子。”想来这指的是马沛文了，她说这话的时间是决定和忠培离婚的时候。    我Google了一下马沛文先生（1921—2014）。和罗锦相识时任职“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罗锦给我讲过北京中级法院开庭讨论她和忠培离婚案的时况，我转述给罗文：    罗锦提出离婚的理由是蔡忠培是好人不是爱人，忠培走上台，激动地举着罗锦给他绣花的饭盒袋，说这不是爱情是什么？     还夸赞罗锦会过日子，一毛钱一斤的小鱼做成喷香的干爆鱼，“我没有本事，不能给爱人过好日子！”忠培难过地自责。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举手发言：“我说两句”罗锦想：“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回头一看，先看到穿着42号鞋的一双脚，原来是插队东北时的前夫。  罗锦说：“这两个不得意的丈夫！”  罗文对我说：“世俊其实特别顾家，他们粘糖葫芦，世俊卖，卖不完舍不得吃都带回家。罗锦也是一个好母亲，她把孩子背在背上锄地。” 故事中的故事—-罗文给我讲了罗锦他们买的房子曾发生过案件，村里人都不敢买，因为便宜，罗锦他们就买下了，为了美好的生活打拼。 三年后，夫妻离婚，罗锦和忠培结婚，户口回到北京。 前几年，有人把我写罗锦的文章放在国内“头条”上刊登，我听陶江说下面有几条留言，其中一条是：“遇罗锦与蔡忠培离婚是很不仗义的！不必把道德降到她的水平。” 刚才我Google遇罗锦离婚案，看到“文学城”转载我在“新三届”上的文章，原名为“遇罗锦给我的信（上）”，被改名为“我知道的遇罗锦离婚风波”。  最新评论是：1.友朋如此，彼此也可心安了。2.好文和好人。 女人是爱情动物，遇罗锦也并不例外。牟志京告诉我，美国女人说遇罗锦是“中国妇女解放第一人。”我把这话转告给她听，她说：“我对这些头衔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就是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和他好好过日子。” 纵观她的波澜壮阔的婚姻与爱情史，她实际上是个很传统的中国女人，只是造化弄人，生不逢时，中国最大的党媒“人民日报”内参竟在头版头条标题称她为“一个堕落的女人”。  女作家乔雪竹很为罗锦不平，对我说：“真不像话！那么大的报纸跟一个女人过不去！”  乔雪竹还说过，“男人凭借武力可以打开一个地盘，女人只有撕毁自己给别人看。”  80年代，正是世界对“女性学”研究的一个高潮，中国出了个遇罗锦，一个为没有爱情为由的离婚案把全社会闹得沸沸扬扬，“新观察”杂志和“民主与法治”持对立的观点大辩论，地方法院批了，中级法院给驳回了。最后虽然判离了，遇罗锦在道德上却被判了死刑。为她辩护的地方法官党春元被消职为民，在法院当杂工。 不管怎样，遇罗锦付出巨大牺牲，撕毁自己给全世界看，让中国在“女性学”这一块跟上了世界的步伐。 目前的中国社会可没有这么自由热烈的讨论空间了！  （未完待续） 作者陶洛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