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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驼铃赞晚霞，暮色送牛羊；该来的会来，该去的会去。国管留凄美，洲管迎朝晖[…]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1966年8月24日下午，北京东厂胡同居民左奶奶和马大娘被红卫兵毒打致死，其中马大娘因向左奶奶的丈夫报信使其免遭毒手，自己却因此遇害。

文革进行之时，千千万万的无罪之人遭到迫害、监禁及杀戮。文革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这就是文革的主罪[…]

章立凡在文革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中，通过回顾父亲章乃器和罗隆基因言获罪的经历，以及自己作为“右派”子女在1957年后被社会打上“贱民”烙印的成长历程，揭示了中国社会在户籍制度和政治“帽子”下，等级划分和歧视的顽固存在，并反思了这种制度对个人命运和教育选择的深远影响。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穿过整个国土。悲哀的雾，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在房子与房子之间，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 ” 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插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咧咧走开。

“文革”十年，我基本是在阅读与思考中度过的，包括坐班房那三年，虽然只能阅读毛选，我思考的时间反倒更多了。不过由于条件所限，有时“玄想”的成分更重了。有一次“队长”（犯人对看守警察的称呼）把我叫到“小号”（关押重犯的单人牢房），问我是不是又散布什么唯心主义言论了[…]

遇罗文，发明家，北美中文作家和独立文革研究者。遇罗克、遇罗锦胞弟，1948年生。童年时，赶上家庭遭遇磨难；文革初期，为宣传遇罗克写的《出身论》，创办《中学文本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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