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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进行之时，千千万万的无罪之人遭到迫害、监禁及杀戮。文革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这就是文革的主罪[…]

章立凡在文革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中，通过回顾父亲章乃器和罗隆基因言获罪的经历，以及自己作为“右派”子女在1957年后被社会打上“贱民”烙印的成长历程，揭示了中国社会在户籍制度和政治“帽子”下，等级划分和歧视的顽固存在，并反思了这种制度对个人命运和教育选择的深远影响。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穿过整个国土。悲哀的雾，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在房子与房子之间，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 ” 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插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咧咧走开。

“文革”十年，我基本是在阅读与思考中度过的，包括坐班房那三年，虽然只能阅读毛选，我思考的时间反倒更多了。不过由于条件所限，有时“玄想”的成分更重了。有一次“队长”（犯人对看守警察的称呼）把我叫到“小号”（关押重犯的单人牢房），问我是不是又散布什么唯心主义言论了[…]

遇罗文，发明家，北美中文作家和独立文革研究者。遇罗克、遇罗锦胞弟，1948年生。童年时，赶上家庭遭遇磨难；文革初期，为宣传遇罗克写的《出身论》，创办《中学文本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6年。

看见郭德纲在武汉演出因为将“微山湖上静悄悄”改词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就被举报立案的消息时，我感到非常震惊，震惊得我目瞪口呆。虽然武汉文旅的立案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立案，但那也是举报成效的官方立场，也是对“欲加之罪”的举报者在精神上的一种迎合和奖赏[…]

文革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女学生用棍棒和皮带活活打死。这起罕见血腥暴行发生的原因包括人性恶念的释放、高干子女特权意识的体现，以及在“革命”旗帜下，学生们为表现“更革命”而故意制造的虚假狂热和群体压力。

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高考制度。早在1966年6月上旬，报上就刊出北京女一中高三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提到要废除高考制度，建议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接受锻炼，首先取得工农兵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然后再由党从中挑选先进青年升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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