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兴

“文革”十年，我基本是在阅读与思考中度过的，包括坐班房那三年，虽然只能阅读毛选，我思考的时间反倒更多了。不过由于条件所限，有时“玄想”的成分更重了。有一次“队长”（犯人对看守警察的称呼）把我叫到“小号”（关押重犯的单人牢房），问我是不是又散布什么唯心主义言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