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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問題

梁建章稱年輕人沒工作去結婚生子 網友:孩子喝白開水?

中國大陸出生率連年下降,人口老齡化問題引起各界關注,當局推行「三孩政策」來鼓勵生育,但效果不佳。攜程網創始人梁建章6月16日表示,建議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可以去結婚生孩子,其爭議性言論遭到不少網友吐槽:「把你女兒嫁我!」 6月16日舉辦的「2022鳳凰網財經(夏季)雲峰會」上,在特別對話環節「我們為什麼要再談人口問題」中,梁建章建議正在努力找工作的年輕人,「如果你短期內找不到工作,那麼就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訓或者自我培訓,去提升技能水平,然後等待經濟好轉,或者去結婚生子也行」。 梁建章認為,低生育率、低出生率是一個全球問題,當然也是發達國家的普遍問題,但中國面臨的挑戰最為嚴峻。因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養育孩子的成本最高,而且人口基數大,這意味著中國將無法通過移民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中國面臨著獨特的挑戰和機會。北京當局需要實施嚴厲的措施,投入大量財政支出來幫助家庭撫養孩子,以扭轉低生育趨勢。 相關言論引發爭議,並衝上微博熱搜。不少網友留言質疑:「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就去結婚生孩子,請問大叔你活在中國嗎?結婚生孩子不要錢嗎?工作都找不到拿什麼錢結婚?沒錢孩子生下來喝空氣嗎?」、「這個建議是給有錢人的吧」、「先結婚後要飯嗎」、「孩子喂白開水嗎」。 還有網友點出中國社會娶妻難的現狀,「有工作的都找不到老婆結婚,沒工作的還能先結婚?」 另有網友戲稱,「梁董事長你要有女兒我真的可以娶,只要他敢嫁」。 據公開資料,梁建章今年52歲,1999年與他人共同創建攜程旅行網,於2000年至2006年、2013至2016年期間擔任執行長,並從2003年起兼任董事長。他同時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研究教授。他的微博賬號名為「梁建章-關注人口問題」,也形容自己是「一群關心推進人口政策改革的人」。

為催生使盡手段 官媒要求「黨員生三胎」輿論炸鍋

12月9日,中國報導網發布評論文章,要求黨員幹部自覺落實「三孩」生育政策,引發爭議。不少網友怒稱,以後相親,先問是不是黨員,「如果是」就再見吧!在網友的追討聲中,該文章已被刪除。

為保證農村、礦區勞動人口 朝鮮政府傳強制配婚」

朝鮮近來力推「國家經濟發展5年計劃」,需要大量勞動人口前往農村、礦區。而不少退伍軍人也被分配前往勞動,而傳出為了安撫這些務農、挖礦的退伍軍人,地方政府打算給軍人和當地婦女「強制配婚」。  根據「Daily NK」報導,由於農村、礦區的生活困苦,不少退伍軍人不願意留在這裡,而為了讓這些退伍士兵們「安居」於此,咸鏡北道勞動黨委員會準備將當地婦女許配給他們,這樣一來便解決了當地勞動人口不足的隱憂。  不過,部分退伍軍人對此政策相當反彈,一旦在農村配婚後,意味著將一輩子被綁在當地,還有人表示想要到大城市裡成婚,以獲得更好的生活。為了逃避被配婚的命運,不少士兵乾脆撒謊,謊稱父母已經替自己安排好婚事。

黨國恩賜的生育權 羊崽子無福消受

中共日前發布的人口普查數字遭到公眾的普遍質疑,當然,最高當局對真實數據心知肚明。大概數字讓他們心驚肉跳,中共政治局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會議上,為應對出生率驟降和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審議並通過了《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其中提到要「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依法組織實施三孩生育政策」。這是另一種反向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前是生二胎、三胎遭到迫害的中國人逃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以後將是因為沒有生孩子或沒有生二胎、三胎而遭受迫害的中國人逃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 香港富豪、中原地產董事是施永青立即向中南海獻計獻策,其忠心耿耿,足以感天動地。他在名為《如何解決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問題》的文章中寫道:「我認為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以確保祖先的構想,起碼有一部分可以落實。我這種想法一定有人覺得是匪夷所思;但隨著人口老化,社會動力不足,而各種各樣鼓勵生育的方法又無法生效時,不排除人類社會可能要出此下策。」這不是其謙稱的「下策」,而是保證大國崛起的「上上策」。作為警察國家的中國,實施購買避孕用品「實名制」並非難事。 然而,在重重重壓下只能「躺平」的中國年輕人並不同意其構想。網友們紛紛調侃說——「他出錢嗎?」、「以後買避孕套需要出示孩子出生證明。」、「從現在開始要囤積大量避孕套了。」、「可笑,買不到避孕套, 愛滋病、性病你控得住嗎?」、「施大善人怎麼不去救助住著籠屋的香港窮人,居者有其屋才能生活,才有能力撫養子女。」  施永青不關心民眾的刑罰,他只關心習近平的想法,只要投習近平一人所好就能發大財。而習近平正領導中國迅速羅馬尼亞化。在當年齊奧塞斯庫統治的羅馬尼亞,靠遍布的秘密警察拱衛著拜占庭式的裙帶關係和低下效率。齊奧塞斯庫認為,只要有秘密警察的支持,就可刀槍不入。秘密警察確實忠於他,為解決人口猛跌的難題,秘密警察中專門成檢查婦女月經的「月經員警」,每月對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婦女進行強制體檢。嚴厲的促進生育的法令造成成千上萬婦女在得不到基本醫療照顧之下死亡,嬰孩死亡率更高達千分之二十五,另有十萬名以上兒童被教養院收養。  與如此悲慘的國家處境相比,齊奧塞斯庫從未停止打造他和妻子的個人崇拜,那些頌歌的語言足以令斯大林感到臉紅。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發現,齊奧塞斯庫正式批准的、表彰其豐功偉業的詞語有——設計師、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勝利的光環、大神泰坦、太陽之子、思想的多瑙河等等。無獨有偶,今天的中國,專門為前國寶級歌手彭麗媛寫的《中國第一夫人》的頌歌也問世了。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如此描述此種東方專制主義社會說:「絕對的服從,就是意味著服從者是絕對愚蠢的。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為他無需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他的意願就可以了。」習近平的下場不會比齊奧塞斯庫更好。  而中國民眾對於黨國恩賜的生育權並不領情,有人在網上寫了一則笑話:羊月薪八千,打算用三十萬建一個窩,老虎不允許,說私自建就是違章建築,只允許向狼買,不然不讓小羊上學。狼是搞工程的,用八十萬向老虎買這塊地,花十萬把羊圈建好,向羊要價兩百五十萬元。羊錢不夠,老虎讓開銀行的小虎借兩百五十萬元給羊,連本帶利四百五十萬,三十年還清。羊全家三十年給老虎打工。老虎、小虎、狼都掙了錢,只有羊虧了,連羊崽子都不敢生了。羊越來越少,老虎覺得這樣下去大家沒有肉吃,於是宣布羊可以生三胎。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今天的人口危局,這位專家功不可沒

尊重專家的專業意見,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礎。但是,有些所謂專家,著實讓人尊重不起來。比如說,國家衛生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翟振武教授。 01 翟教授荒謬如兒戲的「二胎生育」數據預測 「開放三胎」政策出台後,翟教授又以人口學權威專家的身份面對多家媒體的鏡頭侃侃而談,臉不紅、心不跳,成竹在胸、氣定神閑,彷彿為這次政策調整做出了多大學術貢獻一般。 他可能忘記了當年「全面開放二胎」政策出台前的荒腔走板、胡說八道。互聯網時代,飯可以亂吃、話不可以亂說,不妨看看翟教授當年的口吐蓮花、信口雌黃。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發表論文解釋了為什麼不能全面放開二胎。按照他的估算,全面放開二胎的話,將累計多出生9700萬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將達到4995萬,生育率將達到4.5。  近五千萬人口峰值、累計增加近一億人口,相當驚悚。生育率達到4.5,更是驚得我下巴頦都掉下來了。 翟教授,全球197個國家,2021年總和生育率排行榜上超過4.5的只有21國,全部都是非洲國家。翟教授是夢回非洲嗎? 就是拿本國曆年生育率數據比較,翟氏數據也是難以置信。1970年代初有一段鼓勵生育到計劃生育之間的政策空窗期,生育率也不過4.5左右。隨便生的時候也就那麼回事了,限制在二胎竟然能回到那種水平? 2014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1.66,開放二胎竟然能讓生育率提高三倍?翟教授您又不是在少林寺上班,身邊育齡女性總是有的,親自調研一下也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吧? 如此荒唐的數據預測,當然受到了一致的質疑。翟教授沒有給出解釋,很快改口。 同年11月,他在《國家行政學院學報》發文改口說全面二孩每年會出生3100-3850萬。 翟教授按按鍵盤,一千多萬人口就這麼沒了。可是,一個月後翟教授又彈指一揮,再消滅了一千萬。 同年12月,翟教授在《北京日報》發文又說全面二孩後新生兒峰值不會超過2100萬。 就算翟教授會長專家是「從善如流」,這數字向下流動的速度也快得有點驚人,堪比「飛流直下三千尺,意思銀河落九天」的詩人情懷。 然而,人口學研究不是寫詩,不能一會兒三千尺、一會兒三千丈的率性。 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定局後,國家衛計委發布了相關預測,完全採納了翟振武的數據。根據這一預測,2017年如果不實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出生人數是1770.0萬人。開放二胎政策後預計出生人數將在2195.1萬人到2023.2萬人。 然而,根據2018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我國新生兒只有1723萬,比2016年減少了63萬。 翟教授,你的臉沒有被現實打腫嗎? 02 令人憂慮的「專家治國」 翻這筆不算久遠的「舊賬」,是憤怒,更是憂慮:如此專家,何以治國? 人口政策關乎長遠的國計民生,關乎民族命運。專家對政策效果的預測評估卻是如此兒戲,可嘆、可悲、可怕。 翟振武不是普通的學員知識分子,而是直接參与決策的部委專家、人口學領域的資深權威專家。他的「研究」也不是普通的學術活動,而是直接影響決策的專家意見。 專家當然也會出錯,但是翟教授的「預測數據」錯得如此不成體統、錯得有違常識,讓人難以理解。其中有思想觀念固化影響學術水平的影響,也有非學術的因素。 思想觀念固化很好理解,翟振武1982年人大經濟學學士學歷,1984年獲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碩士。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時代,新馬爾薩斯人口學等控制生育理論是顯學,這很可能對他的人口觀念產生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如果因此導致了翟振武在學術研究中嚴重的主觀性誤判,他顯然不再適合從事學術研究,更不適合擔任決策專家。 但是,翟教授發表錯誤且誇張的預測數據後迅速修改數據,似乎不能用學術思想陳舊來解釋——再陳舊的學術思想,總遵守基本的學術規範。隨隨便便發布數據,而後隨隨便便「打折」,這是任何規範的學術研究都不會允許的。恐怕還有非學術因素在其中作祟。 一胎政策長期執行,涉及到大量的行政經費、行政權力、各類業務以及罰沒款收入。涉及到權益相當龐大複雜,自成體系。翟振武這樣的「學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要對內對外宣傳和論證政策的合理性,又要不斷用學術成果加固政策。這就是翟教授為代表的、曾經的中國人口學界主流。 這在翟教授當時的主張中也頗可發現一些端倪,比如他實際上並不反對開放二胎,而是反對「全面開放」,無非是要保留所謂的申請程序,有申請當然就有審批了…… 「專家治國」的成敗在於,到底是聽取專家意見、選擇有公共服務意識的專家,還是讓那些只論證預設結論的「做題家」掛一個「專家」的招牌?翟教授大可捫心自問,自己到底是什麼「家」。 03 被耽誤的生育政策拐點 中國生育政策在2015年開始調整,是明顯被耽誤了。 2005年以後,「老齡化」已經取代了「人口過多」,成為中國人口問題的新熱點。其實,所謂「老齡化」根本原因就是「少子化」——老人不會憑空增加,人口壽命的增長是緩慢的,與政策導致的生育率相代際「對摺」的斷崖式下跌相比,微不足道。 日本比中國早了近二十年進入「少子化」,社會活力下降、經濟增長乏力,養老金缺口巨大。為此,日本政府設立了「少子化對策專任大臣」的高級職務,每年斥巨資以鼓勵生育。具體政策得失可以研究討論,但是鼓勵生育的方向是明確的。 這並不是日本獨有,鼓勵生育是「老齡化」國家一致的方向——除中國以外。翟教授們是真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呢? 生育政策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涉及到千家萬戶的情感生活。「獨生子女政策」下,一個悲劇性的群體開始在中國社會出現:失獨家庭。2020年,中國失獨家庭總數將達到100萬戶。這意味著一百萬個破碎的家,兩百萬悲傷的父母。 儘管自2001年起,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紛紛出台對失獨家庭的經濟補助,但是喪子之痛無法用金錢計算,父母之愛也無法被計劃。  翟教授也到了含飴弄孫的年紀了吧?難道沒有一點起碼的同理心嗎? 最明確的預警信號來自第六次人口普查。2011年,國家統計局發布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國0-14歲人口佔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佔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佔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 老人變「多」、孩子變少,是人口結構的重要拐點。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於老齡化社會。——在解決「老齡化」問題上,翟教授是始終積極的,可是除了提高生育率之外,這個「老齡化」又要如何解決呢?難道要減少老人嗎?那請翟教授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好了。 幸而2014年翟教授的「4995萬、9700萬、生育率4.5」、「不願意生就不要放開」沒能阻止生育政策調整的方向,對此翟教授也應該感到慶幸。否則,他現在表態支持的開放三胎也不會成為現實。這有多諷刺? 以中國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以翟振武教授在這一領域的地位,以及他所發揮的影響,還有他炮製的「4995萬、9700萬、生育率4.5」,翟振武教授註定會被載入史冊,但不是「名垂千古」那種。正確的歷史評價也會被耽誤,但是不會缺席。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關胖侃財,原文已被刪除)

還三胎,我養三個輪胎都費勁

前幾天因為一點小事不能發言,同志們久違了。 昨天晚上坐計程車,司機大哥跟我聊天,隨口問了一句:「要三胎嗎?」 我哈哈一笑,反問道:「你呢?」 司機大哥一聲冷笑:「還三胎,我養三個輪胎都費勁。」 司機大哥其實很年輕,三十歲上下的樣子,正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他的回答,也許代表了這個社會中「有生力量」的意願。不信你看,在新華社的發布的「三孩生育政策」調查里,最多的答案是:完全不考慮。  微博截圖 不得不讓人感慨,世道變了。原來是偷著生、跑著生、離鄉背井也要生,黃宏和宋丹丹甚至還把小品「超生游擊隊」搬上了春晚,用來諷刺那些一心生孩子的人。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勸大家生,又有點尷尬了。 於是,就有專家學者跳出來支招了,有個叫施永青的最為奇葩,他給出的建議竟然是「只有生過兩個娃,才有資格用避孕套。」 說實話,一開始我以為這是一條假新聞,是無良媒體故意博眼球的,然後仔細查了一下,才發現是真的。  施永青啊施永青,我知道你有錢,但有錢真的就能為所欲為嗎?  ……恐怕是的。  好吧,既然施大財主想把年輕人變成動物,每天過上禽獸一樣的生活——繁殖、繁殖、還是繁殖,那我們就仔細探討一下: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不想變成禽獸了?  壓力太大了,禽獸也扛不住啊。  現在養個孩子成本多少,相信大家都心裡有數。畢竟「四腳吞金獸」的名頭不是白給的。從坐月子到奶粉錢,從尿不濕到興趣班,六歲之前是無底洞,六歲之後是洞無底,簡直一眼望不到頭。  這還只是一個娃。要是三個娃,你得996×3,馬雲都替你捏一把汗。  萬一再來個中年危機,失業下崗,卧槽,你想讓我怎麼形容吧?  其實不用施大財主提那麼齷齪的建議,避孕並非只有避孕套——網友說得好:房價就是年輕人避孕的最好辦法。  你要買多大的房子,幾室幾廳,才能容得下三個孩子?每多出一平米,那就是好幾萬,這個帳,誰不會算?  好吧,有人說能湊合。生二胎或許還能在一個房間里擠擠,那三胎呢?  難道真的像網上的段子一樣,讓孩子住工廠宿舍的三層床不成?  我查了一下,中原集團是搞房地產的,財大氣粗,既然施老闆這麼想讓人生孩子,何必在避孕套上做文章,直接送房子不就得了嗎?如果施老闆公開表示「生三胎,送三室一廳」,不用你控制避孕套,年輕人爭著嗷嗷生娃。  但你們覺得,施老闆捨得嗎?當然不捨得,所以只能拿避孕套來說事。這些人啊,真是越有錢越壞,壞水順著天靈蓋往外冒。 所以,關於生不生這件事,還是要看現實,看年輕人的意願,千萬別看那些專家學者瞎逼逼。不信你看,凡事都要插一嘴的老胡,前幾年還呼籲絕不能放開生育,對於生孩子這件事一定要「冷靜、再冷靜。」 微博截圖 不過最近,老胡忽然就改口了,表示這一生育政策影響深遠,必將推動社會發生鏈式改變……反正堆砌了各種不明所以的專業術語,就差鼓著腮幫子喊上一句「不生不是中國人」了。 微博截圖 恕我直言,你說像此等每天拋頭露面的專家學者,他們有一絲一毫自己的理論體系和知識支撐嗎?我看不到,我看到的只有牆頭草,隨風倒,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所以,我勸年輕人,生不生三胎,量力而行既可,千萬不要聽這些專家學者的忽悠,他們純粹只是為了混口飯吃。 有人說,那如果都不生娃,社會老齡化嚴重,怎麼辦?這個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比如施永青既然這麼憂國憂民,就讓他把「中原集團」捐出來,所有房產和資金都送給願意生三胎的人,你看大家踴躍不踴躍? 哎,施老闆,你別裝著看不見啊。 說句肺腑之言吧,對於生娃這個事,我們要學會尊重,尊重社會,尊重經濟,尊重每個人的意願和權利,而不是當作一串冷冰的統計數字。當尊重足夠了,大家也就自然願意生娃了。 而不是像施老闆這樣的,連避孕套都不賣給我。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歐陽乾的小宇宙)

生育決策權應歸還家庭而非政府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減少憂慮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嘗膽的越王勾踐「十年生育、十年聚養」之策,在六一前夕終於官宣放開「三孩」,被戲謔為「最好的兒童節禮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會氛圍中,民間輿論並不領情。  家庭教育投資:高投入低回報  從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開始,人口問題、人口政策問題一直在我的視野中。鑒於中國的現實,我認為鼓勵三孩是中國政府無視國情而出的昏招、錯招。在一孩政策廢止之後,政府應該及時讓政府控制的計劃生育轉型為家庭決策的社會節育,將生育決策權還給家庭。  養育孩子需要不失體面的居住條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對於正當育齡的80、90後,住房早就成了「六個荷包供養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質量不高還在其次,僅大學學費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負擔。更令中國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學也很難就業,即便是勉強就業,多數人的薪酬僅夠生活開銷。  中國青年一代總體上的無望狀態,有兩組數據可蠡測:一是中國總理李克強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數據,中國人均年收入3萬元,其中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這一點,正好與聯合國2020年3月發布的一項調查表達的是同樣內容:全球2.67億青年處於「無工、無學、無培訓」的「三無」狀態。該報告稱,全球青年失業率約為13.6%;全球4.29億在崗青年中,有近5500萬處於極度貧困狀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9美元,佔總人數13%;有7100萬處於中等貧困狀態,每天生活費低於3.2美元,佔到總人數的17%。  中國的情況大概與這個報告相彷彿,就算在崗,應該也有不少處於勉強糊口狀態。中國青年一代為什麼「躺平」——這個詞已經被賦予社會反抗的意義。但不管用什麼外鑠金粉,核心要義就是低物慾、低消費,對應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來,哪怕一天工作12小時,身兼兩職,也買不起房;不少人覺得,結婚供養家庭已是累贅,供養一個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個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氣?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經是社會中堅年齡層,他們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實是未來中國20年的命運。  生育決策權應該還給家庭的理由  前面說的,只是中國政府在做出生育決策時不審時度勢,無視中國一半人口根本無法承擔生兒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問題還不在這,而是生育這種家庭層面的事情,中國政府不應該越俎代庖,強行代替家庭做決策。一個家庭是否生育孩子,這個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資格的決策者。因為只有他們,才清楚自己的經濟條件能否承擔生養、生養幾個的育兒任務。  正當育齡的1980、1990這兩代人,經歷了中國教育產業化、就業維艱,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壓頭的「中國崛起時期」。其中不少人受過高等教育,深知父母為自己拼盡了血本才供養他們讀了大學,有的還由父母、祖父母資助買了房。  以下是國內有人計算的生育(養育)成本:  前幾年就有人計算過,居住在二線城市,從懷孕到養一個孩子到大學畢業,要花98萬元;  網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養仨娃,每年花掉300萬》。這是希望孩子高起點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萬,按年計算,幾乎是每年5萬。中國伴隨著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而來的,是高等教育質量下降;隨著高校擴招而來的,就是大學畢業生失業。這是從2003年就開始的中國故事。最開始,媒體還當回事報道,成為社會常態之後,重點就轉移到海歸回國低薪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雖然過度教育的結果是回報遠遠低於教育投資,但是隨著就業的日益艱難,只要家長還有點能力,仍然會將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決策權理所當然應該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為不管什麼情況,養育子女的辛苦與費用全由家庭承擔,無論從社會倫理還是投資 — 回報邏輯來說,政府毫無理由決定一個家庭的生育計劃。還有一個因素需要考慮:一旦生育權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資源,就會成為一些人用來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國家的教育系統,這時才是需要政府(國家力量)出場之時。  國家力量應該引導教育資源配置  大學文科教育畢業後就業艱難,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  美國智庫第三條道路(Third Way)曾於2020年,發布研究報告《市盈率溢價:衡量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的一種新方法》。研究發現,沒有投資回報的學校絕大多數集中在營利性院校。例如,51%的營利性大學大多數學生的收入低於高中畢業生,這意味著就讀這些機構的學生並沒有通過高等教育獲得經濟獎勵。  這個報告其實高估了美國大學的投資回報。即使非營利性大學,其開設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諸凡美國左派熱衷的各種理論,社會不需要,只能到政府與NGO就業。以我的熟人圈而論,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讀書,畢業後很多處於就業艱難狀態,或者是半薪就業,或者是在社區大學重新學一門實用的技術型課程。有位哥倫比亞大學批判性寫作專業畢業的碩士生,最後選擇這樣的職業生涯:半年去英國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鑽井工作,半年在家寫作。他賴以謀生的工作與其專業毫無關係,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學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國在高等教育產業化後,經歷了高等教育大躍進,不少本無大學資質的大專都被提升為大學,從而使中國大學教育更加劣質化。按照職業分層,一個國家本來進入精英階層的人數就是有限的,這就是中國國內約700萬外賣小哥當中,碩士以上學歷者近7萬的原因。對中國的家庭來說,花費高額投資培養一位碩士最後去送外賣,不管媒體如何從中尋找意義,這種學歷、這種教育投資都不是送外賣需要的。  因此,中國政府應該在教育系統擠水分,學習德國經驗,在高中時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分流。職業高中的教育應該多元化,供選擇的行業多。  最後對本文做個小結:政府(國家力量)不應該介入家庭生育決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決策權在於家庭。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質量,減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資源浪費;改善社會條件,著重於抑制房價,儘可能讓社會上升管道暢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的「月經警察」和「情緒警察」閃亮登場

「老大哥」為什麼關心女性的月經問題?  中國微博社群最近驚現「婦女隨訪員」:一張微博貼文的截圖顯示:「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區已婚育齡婦女隨訪員,請你們把最後一次月經日期發到私信里。」這只是一個試探信號,下一步,恐怕就是全副武裝的「月經警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嚴加盤問、登記造冊了。 「老大哥」關心女性的月經問題,表明中國人口的急劇下降的問題已然十分嚴重。此前,中國的人口普查數據遲遲不敢公布,公布之後就連普通民眾也指出各項數字移花接木、自相矛盾。習近平時代中共技術官僚的政治化和奴才化,使其造假的能力大幅退化,各項灌水數據只能哄騙習近平這個身上什麼都沒有穿的半文盲皇帝。 過去四十多年,中共實行嚴厲的一胎化政策,據西方媒體報道,截止到二零一三年,中國總計實施了三點三億次墮胎手術,一點九六億次絕育手術。龐大的計生委使用各種野蠻手段,諸如圍追堵截、強制引產、結紮等,對被迫墮胎、引產的婦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傷害。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揭露計劃生育政策的殘酷真相,卻遭受舉國之力的打壓,成為「國家的敵人」。 在此期間,中國廣大鄉村常見各種讓人心驚肉跳的、血腥殘忍的宣傳口號,如:「寧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個」、「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但近年來,當局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聲嘶力竭地鼓勵生育。田間地頭,原先的標語被覆蓋上新的大紅字體,與先前的南轅北轍,卻同樣殺氣騰騰:「二胎獎,一胎罰,丁克不育都該抓」、「一人拒絕多生,全村人工授精」。 我曾戲稱習近平為「習奧塞斯庫」,因為專橫、愚蠢、粗鄙的習近平,宛若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的「轉世靈童」。「月經員警」是齊奧塞斯庫的發明,習近平的「已婚育齡婦女隨訪員」只是東施效顰。英國歷史學家雷根在《愚昧改變歷史》一書記載,齊奧塞斯庫時代,羅馬尼亞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呈負增長趨勢。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為了「提高人口數量」以「增強國力」,悍然頒布「七七零法令」。該法令規定,生育孩子是「高貴而傑出的任務」,是愛國主義的完美詮釋,每個四十五歲以下的女性都應該為祖國生下至少五個孩子,國家對生育超過法定數量的婦女公開表彰。  反之,羅馬尼亞當局宣稱「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對二十五歲以上的單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婦作出強行懲罰,後來發展到對所有「無子女人員」每月從工資中強行扣除一種名為「社會撫養費」的特殊稅金。與之配套,政府實施禁止墮胎、禁止節育、禁止離婚的政策,派遣執法者進駐機關、工廠、學校、農村等單位對婦女嚴格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避孕的婦女和做墮胎手術的醫生,一經查出就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當時的羅馬尼亞人私下把這些執法者稱為「月經員警」。 習近平不遺餘力地學習毛澤東、希特勒、齊奧塞斯庫,以為「人多力量大」是絕對真理,而只要控制了女性的月經就可促進人口的增長。他只有一個女兒,沒有做出好的表率,得趕緊充實後宮,製造出一長串「共產主義接班人」來。 「已婚育齡婦女隨訪員」這種新職業的出現,說明後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好不容易爭取到的一丁點私人生活領域的隱私與自由即將被黨國收走。羅馬尼亞流亡作家馬內阿在《論小丑》一書中的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國絲毫不差:「在極權主義狀態下,封鎖的社會和一盤散沙的民眾共同維護著一個由私人和國有牢房組成的大監獄,看守牢房的不僅有獄卒,還有自己的同伴:一個仁慈而有效地解決社會衝突的殘忍辦法。」 連腹誹也會被定罪的國家,與地獄有什麼差別? 中國的「數位極權主義」,超越了歐威爾在一九四零年代的想像——如果歐威爾生活在今天,重寫提筆反烏托邦和反極權主義的小說,必定會發現中國的有關素材滿坑滿谷,無需發揮想像力,只要如是寫來,就比《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還要精彩。 中國的「數位極權主義」,也超越今天的觀察家們的想像——在東突厥斯坦,目不轉睛地盯著一千兩百萬維吾爾人的一舉一動的,不單單是「老大哥」的眼睛,更是無所不在的攝像頭。 攝像頭很快升級換代,不僅可以記錄,更可以分析、歸類:一名中國軟體工程師接受匿名西方媒體採訪時披露,在新疆的數間警察局,安裝了使用人工智慧和臉部辨識技術來偵測情緒狀態的監視系統,並對維吾爾人進行測試。他說:「中國政府利用維吾爾人作為測試對象,進行不同實驗,就像實驗室里的白老鼠一樣。……我們將情緒偵測攝影機安裝在距離測試對象三公尺的地方。類似測謊器,但使用更先進技術。」 員警和技術人員讓受試者坐在「約束椅」上,手腳都被金屬裝置固定住,然後由人口智慧系統偵測和分析接受測試者的皮膚毛孔和面部表情的微小變化。最後,軟體會產出一張圓餅圖,分析測試對象的狀態,紅色部分代表負面或焦慮情緒——這種人會被視為危險人物,列入嚴格管控的黑名單。該軟體工程師指出,這套軟體是用來「在沒有可信證據下(對受試者)進行預判」。可見,科學技術從來不是中性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若掌握在極權政府手中,使其如虎添翼,當然就是助紂為虐。 在中國,腹誹是罪,沉默也是罪,因為腹誹和沉默是必然呈現為某種不服從的面部表情。魯迅說,「白眼看雞蟲」,「橫眉冷對千夫指」,這些都是負面情緒和負面表情。在習近賓士下,你不能有任何反動的言論和行動,也不能有任何反動的思想與消極的情緒。也就是說,「廣大人民群眾」只能保持忠黨愛國、乖乖如韭菜般瘋狂生長、再等待鋒利的鐮刀來快快收割的「正能量」,而不能有韭菜也要爭取韭菜的「平躺權」之胡思亂想——此類胡思亂想乃是危害黨國安全的「負能量」。 處於種族滅絕的絕境中的維吾爾人的命運,不為很多暫時坐穩了奴隸狀態的漢人所知曉。很多中國人自我感覺良好,酒足飯飽之餘,有閑暇關心國際事務,對「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和戰亂地區充滿無限同情。維族流亡知識分子伊利夏提感嘆說:「很多中國人覺得巴勒斯坦人不幸、敘利亞人不幸、阿富汗人不幸,總以為他們的國家戰亂不斷、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然而,中國人不知道是,巴勒斯坦人、敘利亞人、阿富汗人有遷徙的自由、有表達的自由,有互聯網、有暢通的資訊、聯絡管道,遠在天涯海角還能知道家鄉親人安危,能夠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新疆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卻被殖民中國政府殘酷剝奪了這一在戰亂中掙扎的巴勒斯坦人所擁有的最基本人權——親情知情權。我們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是否活著,不知道他們的孩子在哪兒?已經四年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母親、三個妹妹在哪兒?也不知道她們是否還活著?更不知道三個妹妹的丈夫、兒女在哪兒?是否還活著?」正笑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維族人的今天,將是漢族韭菜的明天。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還能罵三胎嗎?

今天騰出空來想噴一下這個政策,卻發現早讓網友們筍完了,沒我啥事兒。 集合網友老哥們的智慧,遠比我一個人噴的精彩的多。 再說,我噴的太精彩,號就有危險了。 寫的挺過癮,後來編輯的時候全尼瑪是敏感詞,真扛不住。 那我還能說啥,廣闊互聯網,大家一起痛罵,我就隨便說說了。 一 我看到一條視頻,某教授在演講里信誓旦旦的說,中國人不願意生孩子的問題是:城市化。 這個教授的人氣還挺高,準確的說是,做的營銷挺不錯的。 我真是罵都不知道怎麼罵了。 確實,隨著經濟的發展,年輕人因為觀念的改變,生育率一再降低,這是每個國家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的現象。 但你不能把大家不樂意生孩子歸結到城市化身上。 不管國內的國外的,那些有錢人,誰少生了? 甭管是不是計劃生育,人家就能生一二三四五個。 然後你說,大家不生孩子是因為城市化。 不想想為啥年輕人改變自己的觀念么? 老一輩的人生孩子,供孩子讀書,是因為當時倡導,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改變命運。 自己苦一點無所謂,只要孩子能成才,一切都可以。 那現在呢? 是知識就是力量么? 金錢、學籍、學區房才是知識,知識是好大學,好大學是好簡歷,好簡歷才是力量。  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本身沒錯,可是什麼又是知識呢? 好的知識是用錢堆砌的。 是年輕人對孩子的思想變了,還是年輕人對社會的思考變了? 或者說,是現在的年輕人,看透了「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一套,不願意自己的下一代成為不均的受害者,所以不生了? 和不患貧而患不安是同一個道理,當我的貧窮不能換來下一代安定的生活,那我寧可選擇不要下一代,而我也不用那麼貧窮。 城市化和人口生育意願的改變,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我們要去思考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而不是把不生孩子甩鍋到城市化身上。 網上的評論說的挺好,一代政策一代人,代代都坑八零九零後。 二 其實要我說,八零九零後真的很幸福,他們在最好的年齡,經歷了時代最好的那段日子。 什麼日子? 所有人朝氣蓬勃,期待一個更好世界的日子。 他們小時候經歷過互聯網,沒有牆,為國家舉辦奧運會而自豪,看著日漫美劇TVB長大,讀的是金庸古龍四大名著。 吸收了世界多樣的文化,展望世界是一個地球村。 哦,他們還是獨生子女,被全家當心肝寶貝護著。 後來,等他們長大了,開始內卷,開始被零零後舉報快樂網站,開始延長退休工齡,開始讓夫妻倆養四個老人三個娃,開始買不起房,上不起學。 於是見過了世界文化的八零九零後們,學會了,哪裡有壓迫,就在哪裡躺平,順帶在網路上嘴炮。 雖然生活里每一個苦逼的打工人都恨不得明天小行星來撞擊地球,但每一個人都挺努力讓自己過得很好。 很難不說是,當代阿Q。 別罵我啊,我是九零後,我是當代阿Q。 想讓我生孩子是吧,我就是不生。 不過,大家還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識,人的底線就是一步步倒退的。 之前說要開放二胎,大家喊累,說養不起!  後來有傳言說要徵收單身稅,網友們開始逮著提案的痛罵。 開放二胎的時候,大家都已經葛優癱,表示你們隨意了。 現在已經變成:只要不收我單身稅,愛生幾個生幾個。 三  很多網友認真的講道理,說有那個三胎政策的時間,不如想想怎麼提高福利,讓大家自願生孩子。  emmmm…… 擺明了自負盈虧的事兒,你居然敢提福利? 國家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國內市場的,從改革開放以來,這麼迅速的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憑的是啥啊? 人口紅利啊,再好的政策都需要人民來支撐。 如果沒有我國巨大的內部市場,怎麼抵抗外面一次次對你的企業、技術、產品的封鎖? 多生孩子,無非需要延續人口紅利,一個是勞動力,一個是國內的消費市場。 發展是需要作出犧牲的,毋庸置疑。 無非就是一個樂意犧牲,和不樂意犧牲。 以前樂意犧牲,那就犧牲。 不樂意犧牲了,也奈何不了我。 再說回生育意願的那個事兒上,縱觀各大明星大腕,橫觀各大少數民族同胞,無論是不是計劃生育,誰也沒少生。 少數民族是政策原因,明星大腕是為了啥我不知道。 反正長此以往,消失的就是我們這群「利己主義,不願生娃」的人。 我曾經說過,我認識的一個少數民族的老哥開麵館,每天爆滿,夫妻兩個和他們的四個孩子,在北京住一個幾平米的房間。 孩子身上的衣服都很少換,我本以為麵館不少掙,生活竟如此拮据。 直到寒暑假,他和我說把老家的四個孩子接過來了。 八個娃,兩個大人,九平米。 拮据是有原因的,只管生,不管養,大抵如是。 四 三胎政策是針對誰的?當然是針對二胎家庭的。 像我這種沒結婚的,在網上噴三胎政策只能代表一種態度,但實際上和我毫無關係。 二胎政策開放了幾年,可是生育率卻並沒有提升,這說明什麼? 已經不能從育齡女性上,獲取到更多的頭胎新生人口。 那就只能把希望寄託於還想生的那群人。 這樣可以解決問題么? 當然不行啦,現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新生兒,來確保未來的勞動力和消費市場。 三胎四胎無限生,這樣的家庭再多,能有多少呢? 如果有二胎的家庭有一半生三胎,那人口會增加450萬。 飲鴆止渴,能解決問題,卻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在三胎政策發布的時候,我也看到了很多網友的訴求。其實沒什麼新奇,都是大家最普通的訴求,但當政策出台,用政策希望人們生娃的時候,這些訴求會井噴式爆發。 比如女性工作、生活的平衡,比如女性勞動力的工作困境,比如父母職位的缺失,養成了很多小混蛋。 這些都是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但無論怎麼呼籲,怎麼追溯,等來的卻只有一個三胎政策。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罷了。 人民的幸福靠國家發展,國家帶著十幾億的龐大人口向前走。 國內能有今天的發展成就,很多人都辛苦了。 但是人民生活這件事,功過永遠不能相抵。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郭拽拽)

中國缺人手 印度移民來補?

中國人口急劇老年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迫不及待宣布: 「允許」人民生三個孩子,可是人民的反應一點都不熱烈,而且叫罵聲不斷,有的說,誰願意生誰生去! 還有的質問:「讓你生就生,把我們當豬呢?」 與其為人口衰老著急,法國世界報駐北京記者勒梅特(Frédéric Lemaître)倒是看見了另外一面,中國為何不打開移民大門呢?「就近取材」多好,與中國人口不分上下的印度,勞動力取之不盡。這篇文章中倒沒有提到,其實印度旁邊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都是人力資源非常充足的國家,去中國,翻過一座大山就到了! 中國2020年人口普查於5月10日公布的結果證實,中國是一個人口老化的國家。中國人的家庭也沒有怎麼利用2016年當局開放生二胎的機會,現在給了他們生第三胎的機會,沒有什麼跡象顯示會根本上改變趨勢。生育率1.3,中國人口正在快速衰落。根據『柳葉刀』去年七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到2100年,中國人口將由目前的十四億減少到七億三千二百萬! 對地球來說這倒是一個不錯的消息,但對中共領袖可不是好事。他們有一個自豪感就是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到了2100年,不光印度遠遠超過中國,奈及利亞也會。 怎麼辦?在世界報看來,解決的辦法就是鼓勵移民。中國現在只有845697外國人,比巴黎大區還少兩倍。這裡面許多還只是在中國生活只有三個月的人,其中絕大多數會離開。那麼,比較邏輯的做法就是吸引周邊國家的,尤其是有文憑的年輕人。作者指出印度就是一個無窮無盡的最好的勞力儲存庫。目前印度有大約1800萬人生活在外國,大部分是在阿聯酋、巴基斯坦和美國,在中國,根據2010年的數字,印度人只有15000,估計今天也增加不了多少。作者認為中國應歡迎印度移民的一個理由是,兩個亞洲巨人之間生活水平的差距使得中國變得富有吸引力,以人均擁有GDP來說,中國現在比印度多了五倍,如此,在未來,印度可為中國提供源源不斷的移民,如同墨西哥向美國那樣。 問題是中國並不是一個移民國家。當然有一天會變成一個移民國家,但現在變化的速度很慢。八十年代中國似乎有兩萬外國人,只是到了2010年人口普查時才把他們統計在內,數字是593832人。這裡面還不包括台灣人、香港人,澳門人,十年間,增加了42%,但與中國龐大人口相比,總數少得可憐。 作者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意識到問題嚴重,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於2016年加入了國際移民組織,尤其是北京當局於2018年還成立了國家移民管理局。根據Tabitha Speelman在『中國展望』(Perspectives chinoises) 2020年第四期發表的一項研究,此前,中國一直以「外國人」而非「移民」來指居住在本國土地的外來居民,這一指稱的改變很有象徵性但也很相對。「中國政府承認中國是外國移民目的地國家,但這絕不意味著北京自視為一個移民國家」,況且,這個「國家移民局」還屬於公安部管轄,等於中央把管轄權從地方手中拿到自己手中,2019年,該機構實施的「邊界安全政策」取得的最大成果是驅逐了一批外國非法移民。 人口急劇老化,中國未來嚴重缺乏勞動力,但是,讓周邊國家的人移民「非常民族主義的中國」,在Speelman女士看來這在中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她提醒,中國國家移民局2020年提出該局誕生以來第一部法案,旨在向更大範圍的外國僑民提供長期身份—「綠卡」,但中國公眾輿論的反應很負面,中國國家移民局最後只好退步。再加上來了一個新冠病毒,中國人更加警惕外國人,特別是印度人。 北京還有一個最後的辦法,鼓勵海外華僑返國! 但從長遠講這能解決多少問題,又能有多少人返回,都很難說。法國世界報的專欄文章總結說:既想成為全球第一強國,又蜷縮在萬里長城背後,這是「中國國情」下形成的一個史無前例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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