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决策权应归还家庭而非政府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减少忧虑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十年生育、十年聚养”之策,在六一前夕终于官宣放开“三孩”,被戏谑为“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会氛围中,民间舆论并不领情。 

家庭教育投资:高投入低回报 

从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开始,人口问题、人口政策问题一直在我的视野中。鉴于中国的现实,我认为鼓励三孩是中国政府无视国情而出的昏招、错招。在一孩政策废止之后,政府应该及时让政府控制的计划生育转型为家庭决策的社会节育,将生育决策权还给家庭。 

养育孩子需要不失体面的居住条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对于正当育龄的80、90后,住房早就成了“六个荷包供养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质量不高还在其次,仅大学学费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更令中国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学也很难就业,即便是勉强就业,多数人的薪酬仅够生活开销。 

中国青年一代总体上的无望状态,有两组数据可蠡测:一是中国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数据,中国人均年收入3万元,其中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点,正好与联合国2020年3月发布的一项调查表达的是同样内容:全球2.67亿青年处于“无工、无学、无培训”的“三无”状态。该报告称,全球青年失业率约为13.6%;全球4.29亿在岗青年中,有近5500万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占总人数13%;有7100万处于中等贫困状态,每天生活费低于3.2美元,占到总人数的17%。 

中国的情况大概与这个报告相仿佛,就算在岗,应该也有不少处于勉强糊口状态。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躺平”——这个词已经被赋予社会反抗的意义。但不管用什么外铄金粉,核心要义就是低物欲、低消费,对应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来,哪怕一天工作12小时,身兼两职,也买不起房;不少人觉得,结婚供养家庭已是累赘,供养一个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个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气?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是社会中坚年龄层,他们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实是未来中国20年的命运。 

生育决策权应该还给家庭的理由 

前面说的,只是中国政府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不审时度势,无视中国一半人口根本无法承担生儿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而是生育这种家庭层面的事情,中国政府不应该越俎代庖,强行代替家庭做决策。一个家庭是否生育孩子,这个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资格的决策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清楚自己的经济条件能否承担生养、生养几个的育儿任务。 

正当育龄的1980、1990这两代人,经历了中国教育产业化、就业维艰,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压头的“中国崛起时期”。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深知父母为自己拼尽了血本才供养他们读了大学,有的还由父母、祖父母资助买了房。 

以下是国内有人计算的生育(养育)成本: 

前几年就有人计算过,居住在二线城市,从怀孕到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要花98万元; 

网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养仨娃,每年花掉300万》。这是希望孩子高起点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万,按年计算,几乎是每年5万。中国伴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随着高校扩招而来的,就是大学毕业生失业。这是从2003年就开始的中国故事。最开始,媒体还当回事报道,成为社会常态之后,重点就转移到海归回国低薪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虽然过度教育的结果是回报远远低于教育投资,但是随着就业的日益艰难,只要家长还有点能力,仍然会将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决策权理所当然应该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养育子女的辛苦与费用全由家庭承担,无论从社会伦理还是投资 — 回报逻辑来说,政府毫无理由决定一个家庭的生育计划。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旦生育权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资源,就会成为一些人用来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国家的教育系统,这时才是需要政府(国家力量)出场之时。 

国家力量应该引导教育资源配置 

大学文科教育毕业后就业艰难,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美国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曾于2020年,发布研究报告《市盈率溢价: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一种新方法》。研究发现,没有投资回报的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营利性院校。例如,51%的营利性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收入低于高中毕业生,这意味着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并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奖励。 

这个报告其实高估了美国大学的投资回报。即使非营利性大学,其开设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诸凡美国左派热衷的各种理论,社会不需要,只能到政府与NGO就业。以我的熟人圈而论,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读书,毕业后很多处于就业艰难状态,或者是半薪就业,或者是在社区大学重新学一门实用的技术型课程。有位哥伦比亚大学批判性写作专业毕业的硕士生,最后选择这样的职业生涯:半年去英国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钻井工作,半年在家写作。他赖以谋生的工作与其专业毫无关系,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学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国在高等教育产业化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大跃进,不少本无大学资质的大专都被提升为大学,从而使中国大学教育更加劣质化。按照职业分层,一个国家本来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数就是有限的,这就是中国国内约700万外卖小哥当中,硕士以上学历者近7万的原因。对中国的家庭来说,花费高额投资培养一位硕士最后去送外卖,不管媒体如何从中寻找意义,这种学历、这种教育投资都不是送外卖需要的。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在教育系统挤水分,学习德国经验,在高中时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分流。职业高中的教育应该多元化,供选择的行业多。 

最后对本文做个小结:政府(国家力量)不应该介入家庭生育决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决策权在于家庭。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质量,减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资源浪费;改善社会条件,着重于抑制房价,尽可能让社会上升管道畅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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