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大陆出生率连年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引起各界关注，当局推行“三孩政策”来鼓励生育，但效果不佳。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6月16日表示，建议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可以去结婚生孩子，其争议性言论遭到不少网友吐槽：“把你女儿嫁我！” 6月16日举办的“2022凤凰网财经（夏季）云峰会”上，在特别对话环节“我们为什么要再谈人口问题”中，梁建章建议正在努力找工作的年轻人，“如果你短期内找不到工作，那么就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训或者自我培训，去提升技能水平，然后等待经济好转，或者去结婚生子也行”。 梁建章认为，低生育率、低出生率是一个全球问题，当然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问题，但中国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养育孩子的成本最高，而且人口基数大，这意味着中国将无法通过移民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中国面临著独特的挑战和机会。北京当局需要实施严厉的措施，投入大量财政支出来帮助家庭抚养孩子，以扭转低生育趋势。 相关言论引发争议，并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留言质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就去结婚生孩子，请问大叔你活在中国吗？结婚生孩子不要钱吗？工作都找不到拿什么钱结婚？没钱孩子生下来喝空气吗？”、“这个建议是给有钱人的吧”、“先结婚后要饭吗”、“孩子喂白开水吗”。 还有网友点出中国社会娶妻难的现状，“有工作的都找不到老婆结婚，没工作的还能先结婚？” 另有网友戏称，“梁董事长你要有女儿我真的可以娶，只要他敢嫁”。 据公开资料，梁建章今年52岁，1999年与他人共同创建携程旅行网，于2000年至2006年、2013至2016年期间担任执行长，并从2003年起兼任董事长。他同时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他的微博账号名为“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也形容自己是“一群关心推进人口政策改革的人”。
朝鲜近来力推“国家经济发展5年计划”，需要大量劳动人口前往农村、矿区。而不少退伍军人也被分配前往劳动，而传出为了安抚这些务农、挖矿的退伍军人，地方政府打算给军人和当地妇女“强制配婚”。 根据“Daily NK”报导，由于农村、矿区的生活困苦，不少退伍军人不愿意留在这里，而为了让这些退伍士兵们“安居”于此，咸镜北道劳动党委员会准备将当地妇女许配给他们，这样一来便解决了当地劳动人口不足的隐忧。 不过，部分退伍军人对此政策相当反弹，一旦在农村配婚后，意味著将一辈子被绑在当地，还有人表示想要到大城市里成婚，以获得更好的生活。为了逃避被配婚的命运，不少士兵干脆撒谎，谎称父母已经替自己安排好婚事。
中共日前发布的人口普查数字遭到公众的普遍质疑，当然，最高当局对真实数据心知肚明。大概数字让他们心惊肉跳，中共政治局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会议上，为应对出生率骤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其中提到要“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这是另一种反向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前是生二胎、三胎遭到迫害的中国人逃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以后将是因为没有生孩子或没有生二胎、三胎而遭受迫害的中国人逃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香港富豪、中原地产董事是施永青立即向中南海献计献策，其忠心耿耿，足以感天动地。他在名为《如何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的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可以待一个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责任，譬如生育两个孩子后，才可以有权使用避孕产品，以确保祖先的构想，起码有一部分可以落实。我这种想法一定有人觉得是匪夷所思；但随著人口老化，社会动力不足，而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方法又无法生效时，不排除人类社会可能要出此下策。”这不是其谦称的“下策”，而是保证大国崛起的“上上策”。作为警察国家的中国，实施购买避孕用品“实名制”并非难事。 然而，在重重重压下只能“躺平”的中国年轻人并不同意其构想。网友们纷纷调侃说——“他出钱吗？”、“以后买避孕套需要出示孩子出生证明。”、“从现在开始要囤积大量避孕套了。”、“可笑，买不到避孕套， 爱滋病、性病你控得住吗？”、“施大善人怎么不去救助住著笼屋的香港穷人，居者有其屋才能生活，才有能力抚养子女。” 施永青不关心民众的刑罚，他只关心习近平的想法，只要投习近平一人所好就能发大财。而习近平正领导中国迅速罗马尼亚化。在当年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靠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著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齐奥塞斯库认为，只要有秘密警察的支持，就可刀枪不入。秘密警察确实忠于他，为解决人口猛跌的难题，秘密警察中专门成检查妇女月经的“月经员警”，每月对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妇女进行强制体检。严厉的促进生育的法令造成成千上万妇女在得不到基本医疗照顾之下死亡，婴孩死亡率更高达千分之二十五，另有十万名以上儿童被教养院收养。 与如此悲惨的国家处境相比，齐奥塞斯库从未停止打造他和妻子的个人崇拜，那些颂歌的语言足以令斯大林感到脸红。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发现，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的、表彰其丰功伟业的词语有——设计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等等。无独有偶，今天的中国，专门为前国宝级歌手彭丽媛写的《中国第一夫人》的颂歌也问世了。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如此描述此种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说：“绝对的服从，就是意味著服从者是绝对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他的意愿就可以了。”习近平的下场不会比齐奥塞斯库更好。 而中国民众对于党国恩赐的生育权并不领情，有人在网上写了一则笑话：羊月薪八千，打算用三十万建一个窝，老虎不允许，说私自建就是违章建筑，只允许向狼买，不然不让小羊上学。狼是搞工程的，用八十万向老虎买这块地，花十万把羊圈建好，向羊要价两百五十万元。羊钱不够，老虎让开银行的小虎借两百五十万元给羊，连本带利四百五十万，三十年还清。羊全家三十年给老虎打工。老虎、小虎、狼都挣了钱，只有羊亏了，连羊崽子都不敢生了。羊越来越少，老虎觉得这样下去大家没有肉吃，于是宣布羊可以生三胎。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尊重专家的专业意见，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有些所谓专家，着实让人尊重不起来。比如说，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 01 翟教授荒谬如儿戏的“二胎生育”数据预测 “开放三胎”政策出台后，翟教授又以人口学权威专家的身份面对多家媒体的镜头侃侃而谈，脸不红、心不跳，成竹在胸、气定神闲，仿佛为这次政策调整做出了多大学术贡献一般。 他可能忘记了当年“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出台前的荒腔走板、胡说八道。互联网时代，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不妨看看翟教授当年的口吐莲花、信口雌黄。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按照他的估算，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近五千万人口峰值、累计增加近一亿人口，相当惊悚。生育率达到4.5，更是惊得我下巴颏都掉下来了。 翟教授，全球197个国家，2021年总和生育率排行榜上超过4.5的只有21国，全部都是非洲国家。翟教授是梦回非洲吗？ 就是拿本国历年生育率数据比较，翟氏数据也是难以置信。1970年代初有一段鼓励生育到计划生育之间的政策空窗期，生育率也不过4.5左右。随便生的时候也就那么回事了，限制在二胎竟然能回到那种水平？ 201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66，开放二胎竟然能让生育率提高三倍？翟教授您又不是在少林寺上班，身边育龄女性总是有的，亲自调研一下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吧？ 如此荒唐的数据预测，当然受到了一致的质疑。翟教授没有给出解释，很快改口。 同年11月，他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发文改口说全面二孩每年会出生3100-3850万。 翟教授按按键盘，一千多万人口就这么没了。可是，一个月后翟教授又弹指一挥，再消灭了一千万。 同年12月，翟教授在《北京日报》发文又说全面二孩后新生儿峰值不会超过2100万。 就算翟教授会长专家是“从善如流”，这数字向下流动的速度也快得有点惊人，堪比“飞流直下三千尺，意思银河落九天”的诗人情怀。 然而，人口学研究不是写诗，不能一会儿三千尺、一会儿三千丈的率性。 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定局后，国家卫计委发布了相关预测，完全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根据这一预测，2017年如果不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生人数是1770.0万人。开放二胎政策后预计出生人数将在2195.1万人到2023.2万人。 然而，根据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新生儿只有1723万，比2016年减少了63万。 翟教授，你的脸没有被现实打肿吗？ 02 令人忧虑的“专家治国” 翻这笔不算久远的“旧账”，是愤怒，更是忧虑：如此专家，何以治国？ 人口政策关乎长远的国计民生，关乎民族命运。专家对政策效果的预测评估却是如此儿戏，可叹、可悲、可怕。 翟振武不是普通的学员知识分子，而是直接参与决策的部委专家、人口学领域的资深权威专家。他的“研究”也不是普通的学术活动，而是直接影响决策的专家意见。 专家当然也会出错，但是翟教授的“预测数据”错得如此不成体统、错得有违常识，让人难以理解。其中有思想观念固化影响学术水平的影响，也有非学术的因素。 思想观念固化很好理解，翟振武1982年人大经济学学士学历，1984年获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新马尔萨斯人口学等控制生育理论是显学，这很可能对他的人口观念产生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如果因此导致了翟振武在学术研究中严重的主观性误判，他显然不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更不适合担任决策专家。 但是，翟教授发表错误且夸张的预测数据后迅速修改数据，似乎不能用学术思想陈旧来解释——再陈旧的学术思想，总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随随便便发布数据，而后随随便便“打折”，这是任何规范的学术研究都不会允许的。恐怕还有非学术因素在其中作祟。 一胎政策长期执行，涉及到大量的行政经费、行政权力、各类业务以及罚没款收入。涉及到权益相当庞大复杂，自成体系。翟振武这样的“学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要对内对外宣传和论证政策的合理性，又要不断用学术成果加固政策。这就是翟教授为代表的、曾经的中国人口学界主流。 这在翟教授当时的主张中也颇可发现一些端倪，比如他实际上并不反对开放二胎，而是反对“全面开放”，无非是要保留所谓的申请程序，有申请当然就有审批了…… “专家治国”的成败在于，到底是听取专家意见、选择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专家，还是让那些只论证预设结论的“做题家”挂一个“专家”的招牌？翟教授大可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家”。 03 被耽误的生育政策拐点 中国生育政策在2015年开始调整，是明显被耽误了。 2005年以后，“老龄化”已经取代了“人口过多”，成为中国人口问题的新热点。其实，所谓“老龄化”根本原因就是“少子化”——老人不会凭空增加，人口寿命的增长是缓慢的，与政策导致的生育率相代际“对折”的断崖式下跌相比，微不足道。 日本比中国早了近二十年进入“少子化”，社会活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养老金缺口巨大。为此，日本政府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专任大臣”的高级职务，每年斥巨资以鼓励生育。具体政策得失可以研究讨论，但是鼓励生育的方向是明确的。 这并不是日本独有，鼓励生育是“老龄化”国家一致的方向——除中国以外。翟教授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呢？ 生育政策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情感生活。“独生子女政策”下，一个悲剧性的群体开始在中国社会出现：失独家庭。2020年，中国失独家庭总数将达到100万户。这意味着一百万个破碎的家，两百万悲伤的父母。 尽管自2001年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对失独家庭的经济补助，但是丧子之痛无法用金钱计算，父母之爱也无法被计划。 翟教授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了吧？难道没有一点起码的同理心吗？ 最明确的预警信号来自第六次人口普查。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老人变“多”、孩子变少，是人口结构的重要拐点。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翟教授是始终积极的，可是除了提高生育率之外，这个“老龄化”又要如何解决呢？难道要减少老人吗？那请翟教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好了。 幸而2014年翟教授的“4995万、9700万、生育率4.5”、“不愿意生就不要放开”没能阻止生育政策调整的方向，对此翟教授也应该感到庆幸。否则，他现在表态支持的开放三胎也不会成为现实。这有多讽刺？ 以中国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以翟振武教授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以及他所发挥的影响，还有他炮制的“4995万、9700万、生育率4.5”，翟振武教授注定会被载入史册，但不是“名垂千古”那种。正确的历史评价也会被耽误，但是不会缺席。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侃财，原文已被删除）
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不能发言，同志们久违了。 昨天晚上坐出租车，司机大哥跟我聊天，随口问了一句：“要三胎吗？” 我哈哈一笑，反问道：“你呢？” 司机大哥一声冷笑：“还三胎，我养三个轮胎都费劲。” 司机大哥其实很年轻，三十岁上下的样子，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的回答，也许代表了这个社会中“有生力量”的意愿。不信你看，在新华社的发布的“三孩生育政策”调查里，最多的答案是：完全不考虑。 微博截图 不得不让人感慨，世道变了。原来是偷着生、跑着生、离乡背井也要生，黄宏和宋丹丹甚至还把小品“超生游击队”搬上了春晚，用来讽刺那些一心生孩子的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劝大家生，又有点尴尬了。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跳出来支招了，有个叫施永青的最为奇葩，他给出的建议竟然是“只有生过两个娃，才有资格用避孕套。” 说实话，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条假新闻，是无良媒体故意博眼球的，然后仔细查了一下，才发现是真的。 施永青啊施永青，我知道你有钱，但有钱真的就能为所欲为吗？ ……恐怕是的。 好吧，既然施大财主想把年轻人变成动物，每天过上禽兽一样的生活——繁殖、繁殖、还是繁殖，那我们就仔细探讨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变成禽兽了？ 压力太大了，禽兽也扛不住啊。 现在养个孩子成本多少，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毕竟“四脚吞金兽”的名头不是白给的。从坐月子到奶粉钱，从尿不湿到兴趣班，六岁之前是无底洞，六岁之后是洞无底，简直一眼望不到头。 这还只是一个娃。要是三个娃，你得996×3，马云都替你捏一把汗。 万一再来个中年危机，失业下岗，卧槽，你想让我怎么形容吧？ 其实不用施大财主提那么龌龊的建议，避孕并非只有避孕套——网友说得好：房价就是年轻人避孕的最好办法。 你要买多大的房子，几室几厅，才能容得下三个孩子？每多出一平米，那就是好几万，这个帐，谁不会算？ 好吧，有人说能凑合。生二胎或许还能在一个房间里挤挤，那三胎呢？ 难道真的像网上的段子一样，让孩子住工厂宿舍的三层床不成？ 我查了一下，中原集团是搞房地产的，财大气粗，既然施老板这么想让人生孩子，何必在避孕套上做文章，直接送房子不就得了吗？如果施老板公开表示“生三胎，送三室一厅”，不用你控制避孕套，年轻人争着嗷嗷生娃。 但你们觉得，施老板舍得吗？当然不舍得，所以只能拿避孕套来说事。这些人啊，真是越有钱越坏，坏水顺着天灵盖往外冒。 所以，关于生不生这件事，还是要看现实，看年轻人的意愿，千万别看那些专家学者瞎逼逼。不信你看，凡事都要插一嘴的老胡，前几年还呼吁绝不能放开生育，对于生孩子这件事一定要“冷静、再冷静。” 微博截图 不过最近，老胡忽然就改口了，表示这一生育政策影响深远，必将推动社会发生链式改变……反正堆砌了各种不明所以的专业术语，就差鼓着腮帮子喊上一句“不生不是中国人”了。 微博截图 恕我直言，你说像此等每天抛头露面的专家学者，他们有一丝一毫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支撑吗？我看不到，我看到的只有墙头草，随风倒，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所以，我劝年轻人，生不生三胎，量力而行既可，千万不要听这些专家学者的忽悠，他们纯粹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有人说，那如果都不生娃，社会老龄化严重，怎么办？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比如施永青既然这么忧国忧民，就让他把“中原集团”捐出来，所有房产和资金都送给愿意生三胎的人，你看大家踊跃不踊跃？ 哎，施老板，你别装着看不见啊。 说句肺腑之言吧，对于生娃这个事，我们要学会尊重，尊重社会，尊重经济，尊重每个人的意愿和权利，而不是当作一串冷冰的统计数字。当尊重足够了，大家也就自然愿意生娃了。 而不是像施老板这样的，连避孕套都不卖给我。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欧阳干的小宇宙）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减少忧虑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十年生育、十年聚养”之策，在六一前夕终于官宣放开“三孩”，被戏谑为“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会氛围中，民间舆论并不领情。 家庭教育投资：高投入低回报 从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开始，人口问题、人口政策问题一直在我的视野中。鉴于中国的现实，我认为鼓励三孩是中国政府无视国情而出的昏招、错招。在一孩政策废止之后，政府应该及时让政府控制的计划生育转型为家庭决策的社会节育，将生育决策权还给家庭。 养育孩子需要不失体面的居住条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对于正当育龄的80、90后，住房早就成了“六个荷包供养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质量不高还在其次，仅大学学费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更令中国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学也很难就业，即便是勉强就业，多数人的薪酬仅够生活开销。 中国青年一代总体上的无望状态，有两组数据可蠡测：一是中国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数据，中国人均年收入3万元，其中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点，正好与联合国2020年3月发布的一项调查表达的是同样内容：全球2.67亿青年处于“无工、无学、无培训”的“三无”状态。该报告称，全球青年失业率约为13.6%；全球4.29亿在岗青年中，有近5500万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占总人数13%；有7100万处于中等贫困状态，每天生活费低于3.2美元，占到总人数的17%。 中国的情况大概与这个报告相仿佛，就算在岗，应该也有不少处于勉强糊口状态。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躺平”——这个词已经被赋予社会反抗的意义。但不管用什么外铄金粉，核心要义就是低物欲、低消费，对应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来，哪怕一天工作12小时，身兼两职，也买不起房；不少人觉得，结婚供养家庭已是累赘，供养一个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个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气？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是社会中坚年龄层，他们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实是未来中国20年的命运。 生育决策权应该还给家庭的理由 前面说的，只是中国政府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不审时度势，无视中国一半人口根本无法承担生儿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而是生育这种家庭层面的事情，中国政府不应该越俎代庖，强行代替家庭做决策。一个家庭是否生育孩子，这个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资格的决策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清楚自己的经济条件能否承担生养、生养几个的育儿任务。 正当育龄的1980、1990这两代人，经历了中国教育产业化、就业维艰，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压头的“中国崛起时期”。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深知父母为自己拼尽了血本才供养他们读了大学，有的还由父母、祖父母资助买了房。 以下是国内有人计算的生育（养育）成本： 前几年就有人计算过，居住在二线城市，从怀孕到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要花98万元； 网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养仨娃，每年花掉300万》。这是希望孩子高起点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万，按年计算，几乎是每年5万。中国伴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随着高校扩招而来的，就是大学毕业生失业。这是从2003年就开始的中国故事。最开始，媒体还当回事报道，成为社会常态之后，重点就转移到海归回国低薪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虽然过度教育的结果是回报远远低于教育投资，但是随着就业的日益艰难，只要家长还有点能力，仍然会将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决策权理所当然应该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养育子女的辛苦与费用全由家庭承担，无论从社会伦理还是投资 — 回报逻辑来说，政府毫无理由决定一个家庭的生育计划。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旦生育权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资源，就会成为一些人用来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国家的教育系统，这时才是需要政府（国家力量）出场之时。 国家力量应该引导教育资源配置 大学文科教育毕业后就业艰难，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美国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曾于2020年，发布研究报告《市盈率溢价：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一种新方法》。研究发现，没有投资回报的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营利性院校。例如，51%的营利性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收入低于高中毕业生，这意味着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并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奖励。 这个报告其实高估了美国大学的投资回报。即使非营利性大学，其开设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诸凡美国左派热衷的各种理论，社会不需要，只能到政府与NGO就业。以我的熟人圈而论，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读书，毕业后很多处于就业艰难状态，或者是半薪就业，或者是在社区大学重新学一门实用的技术型课程。有位哥伦比亚大学批判性写作专业毕业的硕士生，最后选择这样的职业生涯：半年去英国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钻井工作，半年在家写作。他赖以谋生的工作与其专业毫无关系，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学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国在高等教育产业化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大跃进，不少本无大学资质的大专都被提升为大学，从而使中国大学教育更加劣质化。按照职业分层，一个国家本来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数就是有限的，这就是中国国内约700万外卖小哥当中，硕士以上学历者近7万的原因。对中国的家庭来说，花费高额投资培养一位硕士最后去送外卖，不管媒体如何从中寻找意义，这种学历、这种教育投资都不是送外卖需要的。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在教育系统挤水分，学习德国经验，在高中时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分流。职业高中的教育应该多元化，供选择的行业多。 最后对本文做个小结：政府（国家力量）不应该介入家庭生育决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决策权在于家庭。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质量，减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资源浪费；改善社会条件，着重于抑制房价，尽可能让社会上升管道畅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老大哥”为什么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 中国微博社群最近惊现“妇女随访员”：一张微博贴文的截图显示：“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区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请你们把最后一次月经日期发到私信里。”这只是一个试探信号，下一步，恐怕就是全副武装的“月经警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严加盘问、登记造册了。 “老大哥”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表明中国人口的急剧下降的问题已然十分严重。此前，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迟迟不敢公布，公布之后就连普通民众也指出各项数字移花接木、自相矛盾。习近平时代中共技术官僚的政治化和奴才化，使其造假的能力大幅退化，各项灌水数据只能哄骗习近平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穿的半文盲皇帝。 过去四十多年，中共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据西方媒体报道，截止到二零一三年，中国总计实施了三点三亿次堕胎手术，一点九六亿次绝育手术。庞大的计生委使用各种野蛮手段，诸如围追堵截、强制引产、结扎等，对被迫堕胎、引产的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揭露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真相，却遭受举国之力的打压，成为“国家的敌人”。 在此期间，中国广大乡村常见各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血腥残忍的宣传口号，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但近年来，当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声嘶力竭地鼓励生育。田间地头，原先的标语被覆盖上新的大红字体，与先前的南辕北辙，却同样杀气腾腾：“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授精”。 我曾戏称习近平为“习奥塞斯库”，因为专横、愚蠢、粗鄙的习近平，宛若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转世灵童”。“月经员警”是齐奥塞斯库的发明，习近平的“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只是东施效颦。英国历史学家雷根在《愚昧改变历史》一书记载，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呈负增长趋势。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悍然颁布“七七零法令”。该法令规定，生育孩子是“高贵而杰出的任务”，是爱国主义的完美诠释，每个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性都应该为祖国生下至少五个孩子，国家对生育超过法定数量的妇女公开表彰。 反之，罗马尼亚当局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对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妇作出强行惩罚，后来发展到对所有“无子女人员”每月从工资中强行扣除一种名为“社会抚养费”的特殊税金。与之配套，政府实施禁止堕胎、禁止节育、禁止离婚的政策，派遣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严厉打击、处罚监禁。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员警”。 习近平不遗馀力地学习毛泽东、希特勒、齐奥塞斯库，以为“人多力量大”是绝对真理，而只要控制了女性的月经就可促进人口的增长。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做出好的表率，得赶紧充实后宫，制造出一长串“共产主义接班人”来。 “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这种新职业的出现，说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丁点私人生活领域的隐私与自由即将被党国收走。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在《论小丑》一书中的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国丝毫不差：“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著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连腹诽也会被定罪的国家，与地狱有什么差别？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超越了欧威尔在一九四零年代的想像——如果欧威尔生活在今天，重写提笔反乌托邦和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必定会发现中国的有关素材满坑满谷，无需发挥想像力，只要如是写来，就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还要精彩。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也超越今天的观察家们的想像——在东突厥斯坦，目不转睛地盯著一千两百万维吾尔人的一举一动的，不单单是“老大哥”的眼睛，更是无所不在的摄像头。 摄像头很快升级换代，不仅可以记录，更可以分析、归类：一名中国软件工程师接受匿名西方媒体采访时披露，在新疆的数间警察局，安装了使用人工智慧和脸部辨识技术来侦测情绪状态的监视系统，并对维吾尔人进行测试。他说：“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人作为测试对象，进行不同实验，就像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一样。……我们将情绪侦测摄影机安装在距离测试对象三公尺的地方。类似测谎器，但使用更先进技术。” 员警和技术人员让受试者坐在“约束椅”上，手脚都被金属装置固定住，然后由人口智慧系统侦测和分析接受测试者的皮肤毛孔和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最后，软体会产出一张圆饼图，分析测试对象的状态，红色部分代表负面或焦虑情绪——这种人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列入严格管控的黑名单。该软件工程师指出，这套软体是用来“在没有可信证据下（对受试者）进行预判”。可见，科学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若掌握在极权政府手中，使其如虎添翼，当然就是助纣为虐。 在中国，腹诽是罪，沉默也是罪，因为腹诽和沉默是必然呈现为某种不服从的面部表情。鲁迅说，“白眼看鸡虫”，“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些都是负面情绪和负面表情。在习近平治下，你不能有任何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能有任何反动的思想与消极的情绪。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只能保持忠党爱国、乖乖如韭菜般疯狂生长、再等待锋利的镰刀来快快收割的“正能量”，而不能有韭菜也要争取韭菜的“平躺权”之胡思乱想——此类胡思乱想乃是危害党国安全的“负能量”。 处于种族灭绝的绝境中的维吾尔人的命运，不为很多暂时坐稳了奴隶状态的汉人所知晓。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酒足饭饱之馀，有闲暇关心国际事务，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和战乱地区充满无限同情。维族流亡知识分子伊利夏提感叹说：“很多中国人觉得巴勒斯坦人不幸、叙利亚人不幸、阿富汗人不幸，总以为他们的国家战乱不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中国人不知道是，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阿富汗人有迁徙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有互联网、有畅通的资讯、联络管道，远在天涯海角还能知道家乡亲人安危，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却被殖民中国政府残酷剥夺了这一在战乱中挣扎的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最基本人权——亲情知情权。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活著，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哪儿？已经四年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三个妹妹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著？更不知道三个妹妹的丈夫、儿女在哪儿？是否还活著？”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维族人的今天，将是汉族韭菜的明天。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今天腾出空来想喷一下这个政策，却发现早让网友们笋完了，没我啥事儿。 集合网友老哥们的智慧，远比我一个人喷的精彩的多。 再说，我喷的太精彩，号就有危险了。 写的挺过瘾，后来编辑的时候全尼玛是敏感词，真扛不住。 那我还能说啥，广阔互联网，大家一起痛骂，我就随便说说了。 一 我看到一条视频，某教授在演讲里信誓旦旦的说，中国人不愿意生孩子的问题是：城市化。 这个教授的人气还挺高，准确的说是，做的营销挺不错的。 我真是骂都不知道怎么骂了。 确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年轻人因为观念的改变，生育率一再降低，这是每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象。 但你不能把大家不乐意生孩子归结到城市化身上。 不管国内的国外的，那些有钱人，谁少生了？ 甭管是不是计划生育，人家就能生一二三四五个。 然后你说，大家不生孩子是因为城市化。 不想想为啥年轻人改变自己的观念么？ 老一辈的人生孩子，供孩子读书，是因为当时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 自己苦一点无所谓，只要孩子能成才，一切都可以。 那现在呢？ 是知识就是力量么？ 金钱、学籍、学区房才是知识，知识是好大学，好大学是好简历，好简历才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本身没错，可是什么又是知识呢？ 好的知识是用钱堆砌的。 是年轻人对孩子的思想变了，还是年轻人对社会的思考变了？ 或者说，是现在的年轻人，看透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套，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成为不均的受害者，所以不生了？ 和不患贫而患不安是同一个道理，当我的贫穷不能换来下一代安定的生活，那我宁可选择不要下一代，而我也不用那么贫穷。 城市化和人口生育意愿的改变，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要去思考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把不生孩子甩锅到城市化身上。 网上的评论说的挺好，一代政策一代人，代代都坑八零九零后。 二 其实要我说，八零九零后真的很幸福，他们在最好的年龄，经历了时代最好的那段日子。 什么日子？ 所有人朝气蓬勃，期待一个更好世界的日子。 他们小时候经历过互联网，没有墙，为国家举办奥运会而自豪，看着日漫美剧TVB长大，读的是金庸古龙四大名著。 吸收了世界多样的文化，展望世界是一个地球村。 哦，他们还是独生子女，被全家当心肝宝贝护着。 后来，等他们长大了，开始内卷，开始被零零后举报快乐网站，开始延长退休工龄，开始让夫妻俩养四个老人三个娃，开始买不起房，上不起学。 于是见过了世界文化的八零九零后们，学会了，哪里有压迫，就在哪里躺平，顺带在网络上嘴炮。 虽然生活里每一个苦逼的打工人都恨不得明天小行星来撞击地球，但每一个人都挺努力让自己过得很好。 很难不说是，当代阿Q。 别骂我啊，我是九零后，我是当代阿Q。 想让我生孩子是吧，我就是不生。 不过，大家还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人的底线就是一步步倒退的。 之前说要开放二胎，大家喊累，说养不起！ 后来有传言说要征收单身税，网友们开始逮着提案的痛骂。 开放二胎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葛优瘫，表示你们随意了。 现在已经变成：只要不收我单身税，爱生几个生几个。 三 很多网友认真的讲道理，说有那个三胎政策的时间，不如想想怎么提高福利，让大家自愿生孩子。 emmmm…… 摆明了自负盈亏的事儿，你居然敢提福利？ 国家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内市场的，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么迅速的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凭的是啥啊？ 人口红利啊，再好的政策都需要人民来支撑。 如果没有我国巨大的内部市场，怎么抵抗外面一次次对你的企业、技术、产品的封锁？ 多生孩子，无非需要延续人口红利，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国内的消费市场。 发展是需要作出牺牲的，毋庸置疑。 无非就是一个乐意牺牲，和不乐意牺牲。 以前乐意牺牲，那就牺牲。 不乐意牺牲了，也奈何不了我。 再说回生育意愿的那个事儿上，纵观各大明星大腕，横观各大少数民族同胞，无论是不是计划生育，谁也没少生。 少数民族是政策原因，明星大腕是为了啥我不知道。 反正长此以往，消失的就是我们这群“利己主义，不愿生娃”的人。 我曾经说过，我认识的一个少数民族的老哥开面馆，每天爆满，夫妻两个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在北京住一个几平米的房间。 孩子身上的衣服都很少换，我本以为面馆不少挣，生活竟如此拮据。 直到寒暑假，他和我说把老家的四个孩子接过来了。 八个娃，两个大人，九平米。 拮据是有原因的，只管生，不管养，大抵如是。 四 三胎政策是针对谁的？当然是针对二胎家庭的。 像我这种没结婚的，在网上喷三胎政策只能代表一种态度，但实际上和我毫无关系。 二胎政策开放了几年，可是生育率却并没有提升，这说明什么？ 已经不能从育龄女性上，获取到更多的头胎新生人口。 那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还想生的那群人。 这样可以解决问题么？ 当然不行啦，现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新生儿，来确保未来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 三胎四胎无限生，这样的家庭再多，能有多少呢？ 如果有二胎的家庭有一半生三胎，那人口会增加450万。 饮鸩止渴，能解决问题，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三胎政策发布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诉求。其实没什么新奇，都是大家最普通的诉求，但当政策出台，用政策希望人们生娃的时候，这些诉求会井喷式爆发。 比如女性工作、生活的平衡，比如女性劳动力的工作困境，比如父母职位的缺失，养成了很多小混蛋。 这些都是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无论怎么呼吁，怎么追溯，等来的却只有一个三胎政策。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罢了。 人民的幸福靠国家发展，国家带着十几亿的庞大人口向前走。 国内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很多人都辛苦了。 但是人民生活这件事，功过永远不能相抵。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郭拽拽）
中国人口急剧老年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迫不及待宣布： “允许”人民生三个孩子，可是人民的反应一点都不热烈，而且叫骂声不断，有的说，谁愿意生谁生去! 还有的质问：“让你生就生，把我们当猪呢？” 与其为人口衰老着急，法国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勒梅特（Frédéric Lemaître）倒是看见了另外一面，中国为何不打开移民大门呢？“就近取材”多好，与中国人口不分上下的印度，劳动力取之不尽。这篇文章中倒没有提到，其实印度旁边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都是人力资源非常充足的国家，去中国，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 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于5月10日公布的结果证实，中国是一个人口老化的国家。中国人的家庭也没有怎么利用2016年当局开放生二胎的机会，现在给了他们生第三胎的机会，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会根本上改变趋势。生育率1.3，中国人口正在快速衰落。根据‘柳叶刀’去年七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由目前的十四亿减少到七亿三千二百万! 对地球来说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但对中共领袖可不是好事。他们有一个自豪感就是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了2100年，不光印度远远超过中国，尼日利亚也会。 怎么办？在世界报看来，解决的办法就是鼓励移民。中国现在只有845697外国人，比巴黎大区还少两倍。这里面许多还只是在中国生活只有三个月的人，其中绝大多数会离开。那么，比较逻辑的做法就是吸引周边国家的，尤其是有文凭的年轻人。作者指出印度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最好的劳力储存库。目前印度有大约1800万人生活在外国，大部分是在阿联酋、巴基斯坦和美国，在中国，根据2010年的数字，印度人只有15000，估计今天也增加不了多少。作者认为中国应欢迎印度移民的一个理由是，两个亚洲巨人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使得中国变得富有吸引力，以人均拥有GDP来说，中国现在比印度多了五倍，如此，在未来，印度可为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移民，如同墨西哥向美国那样。 问题是中国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当然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移民国家，但现在变化的速度很慢。八十年代中国似乎有两万外国人，只是到了2010年人口普查时才把他们统计在内，数字是593832人。这里面还不包括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十年间，增加了42%，但与中国庞大人口相比，总数少得可怜。 作者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意识到问题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于2016年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尤其是北京当局于2018年还成立了国家移民管理局。根据Tabitha Speelman在‘中国展望’(Perspectives chinoises) 2020年第四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此前，中国一直以“外国人”而非“移民”来指居住在本国土地的外来居民，这一指称的改变很有象征性但也很相对。“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是外国移民目的地国家，但这绝不意味着北京自视为一个移民国家”，况且，这个“国家移民局”还属于公安部管辖，等于中央把管辖权从地方手中拿到自己手中，2019年，该机构实施的“边界安全政策”取得的最大成果是驱逐了一批外国非法移民。 人口急剧老化，中国未来严重缺乏劳动力，但是，让周边国家的人移民“非常民族主义的中国”，在Speelman女士看来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她提醒，中国国家移民局2020年提出该局诞生以来第一部法案，旨在向更大范围的外国侨民提供长期身份—“绿卡”，但中国公众舆论的反应很负面，中国国家移民局最后只好退步。再加上来了一个新冠病毒，中国人更加警惕外国人，特别是印度人。 北京还有一个最后的办法，鼓励海外华侨返国! 但从长远讲这能解决多少问题，又能有多少人返回，都很难说。法国世界报的专栏文章总结说：既想成为全球第一强国，又蜷缩在万里长城背后，这是“中国国情”下形成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