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的人口危局,这位专家功不可没

尊重专家的专业意见,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有些所谓专家,着实让人尊重不起来。比如说,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

01 翟教授荒谬如儿戏的“二胎生育”数据预测

“开放三胎”政策出台后,翟教授又以人口学权威专家的身份面对多家媒体的镜头侃侃而谈,脸不红、心不跳,成竹在胸、气定神闲,仿佛为这次政策调整做出了多大学术贡献一般。

他可能忘记了当年“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出台前的荒腔走板、胡说八道。互联网时代,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不妨看看翟教授当年的口吐莲花、信口雌黄。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按照他的估算,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近五千万人口峰值、累计增加近一亿人口,相当惊悚。生育率达到4.5,更是惊得我下巴颏都掉下来了。

翟教授,全球197个国家,2021年总和生育率排行榜上超过4.5的只有21国,全部都是非洲国家。翟教授是梦回非洲吗?

就是拿本国历年生育率数据比较,翟氏数据也是难以置信。1970年代初有一段鼓励生育到计划生育之间的政策空窗期,生育率也不过4.5左右。随便生的时候也就那么回事了,限制在二胎竟然能回到那种水平?

201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66,开放二胎竟然能让生育率提高三倍?翟教授您又不是在少林寺上班,身边育龄女性总是有的,亲自调研一下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吧?

如此荒唐的数据预测,当然受到了一致的质疑。翟教授没有给出解释,很快改口。

同年11月,他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发文改口说全面二孩每年会出生3100-3850万。

翟教授按按键盘,一千多万人口就这么没了。可是,一个月后翟教授又弹指一挥,再消灭了一千万。

同年12月,翟教授在《北京日报》发文又说全面二孩后新生儿峰值不会超过2100万。

就算翟教授会长专家是“从善如流”,这数字向下流动的速度也快得有点惊人,堪比“飞流直下三千尺,意思银河落九天”的诗人情怀。

然而,人口学研究不是写诗,不能一会儿三千尺、一会儿三千丈的率性。

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定局后,国家卫计委发布了相关预测,完全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根据这一预测,2017年如果不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生人数是1770.0万人。开放二胎政策后预计出生人数将在2195.1万人到2023.2万人。

然而,根据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新生儿只有1723万,比2016年减少了63万。

翟教授,你的脸没有被现实打肿吗?

02 令人忧虑的“专家治国”

翻这笔不算久远的“旧账”,是愤怒,更是忧虑:如此专家,何以治国?

人口政策关乎长远的国计民生,关乎民族命运。专家对政策效果的预测评估却是如此儿戏,可叹、可悲、可怕。

翟振武不是普通的学员知识分子,而是直接参与决策的部委专家、人口学领域的资深权威专家。他的“研究”也不是普通的学术活动,而是直接影响决策的专家意见。

专家当然也会出错,但是翟教授的“预测数据”错得如此不成体统、错得有违常识,让人难以理解。其中有思想观念固化影响学术水平的影响,也有非学术的因素。

思想观念固化很好理解,翟振武1982年人大经济学学士学历,1984年获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新马尔萨斯人口学等控制生育理论是显学,这很可能对他的人口观念产生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如果因此导致了翟振武在学术研究中严重的主观性误判,他显然不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更不适合担任决策专家。

但是,翟教授发表错误且夸张的预测数据后迅速修改数据,似乎不能用学术思想陈旧来解释——再陈旧的学术思想,总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随随便便发布数据,而后随随便便“打折”,这是任何规范的学术研究都不会允许的。恐怕还有非学术因素在其中作祟。

一胎政策长期执行,涉及到大量的行政经费、行政权力、各类业务以及罚没款收入。涉及到权益相当庞大复杂,自成体系。翟振武这样的“学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要对内对外宣传和论证政策的合理性,又要不断用学术成果加固政策。这就是翟教授为代表的、曾经的中国人口学界主流。

这在翟教授当时的主张中也颇可发现一些端倪,比如他实际上并不反对开放二胎,而是反对“全面开放”,无非是要保留所谓的申请程序,有申请当然就有审批了……

“专家治国”的成败在于,到底是听取专家意见、选择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专家,还是让那些只论证预设结论的“做题家”挂一个“专家”的招牌?翟教授大可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家”。

03 被耽误的生育政策拐点

中国生育政策在2015年开始调整,是明显被耽误了。

2005年以后,“老龄化”已经取代了“人口过多”,成为中国人口问题的新热点。其实,所谓“老龄化”根本原因就是“少子化”——老人不会凭空增加,人口寿命的增长是缓慢的,与政策导致的生育率相代际“对折”的断崖式下跌相比,微不足道。

日本比中国早了近二十年进入“少子化”,社会活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养老金缺口巨大。为此,日本政府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专任大臣”的高级职务,每年斥巨资以鼓励生育。具体政策得失可以研究讨论,但是鼓励生育的方向是明确的。

这并不是日本独有,鼓励生育是“老龄化”国家一致的方向——除中国以外。翟教授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呢?

生育政策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情感生活。“独生子女政策”下,一个悲剧性的群体开始在中国社会出现:失独家庭。2020年,中国失独家庭总数将达到100万户。这意味着一百万个破碎的家,两百万悲伤的父母。

尽管自2001年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对失独家庭的经济补助,但是丧子之痛无法用金钱计算,父母之爱也无法被计划。 

翟教授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了吧?难道没有一点起码的同理心吗?

最明确的预警信号来自第六次人口普查。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老人变“多”、孩子变少,是人口结构的重要拐点。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翟教授是始终积极的,可是除了提高生育率之外,这个“老龄化”又要如何解决呢?难道要减少老人吗?那请翟教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好了。

幸而2014年翟教授的“4995万、9700万、生育率4.5”、“不愿意生就不要放开”没能阻止生育政策调整的方向,对此翟教授也应该感到庆幸。否则,他现在表态支持的开放三胎也不会成为现实。这有多讽刺?

以中国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以翟振武教授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以及他所发挥的影响,还有他炮制的“4995万、9700万、生育率4.5”,翟振武教授注定会被载入史册,但不是“名垂千古”那种。正确的历史评价也会被耽误,但是不会缺席。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侃财,原文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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