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郭於華
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之前從未想到有一天也會寫封控日記。這一天來的著實突然:吃過午飯,穿好外衣,下樓刷了共享單車準備去圓明園活動一下。到小區南門才發現,封了: 幾位身著藍色防護服戴著面罩的人和可能也許大概是居委會的戴著志願者紅箍的女性站在門口問「你要出去幹什麼?小區只能進不能出」。我說去做核酸啊,她說下午可在小區內做。我要求她出示證明他們工作身份的證件、封小區的正式文件等,並強調沒有這些合法證明你們的做法就違法了。她說沒有,然後說「我們的知識、學問、懂的法律都沒你大,我也住這小區,和你一樣是這的居民,blablabla」 一大堆,我也沒明白這和目前狀況有何關係,難不成戴個紅箍就有合法性了?她說「你要知道情況自己看通知,或者向樓長詢問」。我看了下貼在小區門口很不起眼的一張紙,上面無非寫到本區發現有十混一陽性,正在排查云云。 無奈只好返回家中,等待結果。傍晚,下樓扔垃圾,順便做了點調查。先是一位可能也許大概是居委會的女性,問:你要幹嘛?我說:了解下現在是什麼情況?她不無鄙夷地說:「什麼情況你看不出來嗎?都這樣了你還看不出來嗎?」我說:看不出來,所以要了解。這時一位態度還不錯的大藍走過來低聲解釋說:昨天在N區檢測點取樣的核酸檢測出現十混一陽性,經查是本小區某樓某單元兩位老人,上午確定為陽性,於是就封了小區;下午又確認同單元兩名陽性。都是在N區做的核酸。 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 今天是本小區封閉第二天,剛才又下樓了解情況,順便跑了下步;據門口大藍告知: 1、某號樓某單元四人陽性,已於昨夜拉走至某地方艙。其中似有去過李兆基樓的,但好像沒有時空交叉; 2、小區按要求封閉五天,應於29日解封; 3、生活用品網購,快遞送至小區門口的鐵架上,客戶自取。 觀察發現,門外停著好幾輛快遞車,快遞員在往裡遞送東西;門內擺放了大鐵架子,上有各樓標記,可按照地址放置物品。 跑步到北門,看到北門也已經關閉,有人從鐵欄杆外往裡遞東西。 遇一83歲老嫗在樓邊曬太陽,與之聊天: 她從小在鑲白旗一帶出生長大,日本投降時已有記憶——曾有看到日本人挎著槍帶著大狼狗的印象。後進入清華某工廠工作,也算是老清華了。我問她會不會網購,目前封控期生活有沒有困難?她回答:「我哪會網購啊,但現在吃喝沒問題」。我說:如果有困難可找居委會幫助,她說:「我才不找他們呢,他們自己都嚇得要死,我有個老閨女,什麼時候都備好三天的吃喝」。 於是告別老人請她多保重繼續跑步。 懷念可以在園子里行走的日子。 2022年11月26日星期六 上午一杯清茶後下樓繼續參與觀察。 先到南門貨架旁,看到兩位比較面善身著大籃戴面罩的先生和女士,上前道:你好,現在情況有什麼變化嗎?回答:「本區還是昨天那樣,南樓南區又發現陽性,今天也封了」。我:請問你們是社區人員還是……?答:「我們不是居委會的,而是志願者來自XX系」。我說「你們辛苦了,多謝」後離開。圖片圖片 在很小的社區空間中轉圈跑步,來到檢出陽性的單元門前,有一身著簡單防護的保安(山西人)在樓下站著。上前問好與之簡單交談,了解到的情況如下: 一共四例陽性都已於當天夜裡拉走;整個單元住戶也全部拉走隔離;只剩下兩位年紀大不能動的,和一位拉肚子不宜動的留下了。南區出現的陽性昨夜也連夜拉走了。(作為保安了解的情況很有限) 正在與保安攀談時起來一位中年知識女性,提問說「陽性的拉走,沒有陽性的為什麼都拉走?這完全不符合醫學科學」。她說自己是醫生(已退休),於是和她一起走到有太陽的避風處交談起來。因為對方是專業人士,正好可以請教一些未解問題: 1、什麼叫「集中隔離」?在我看來集中和隔離就相互矛盾 醫生:是的,其一,現在的方艙根本實現不了隔離;北京的可能還算好的,有隔斷,被隔離者相互是看不見了,但隔斷上面都是通的啊,空氣來迴流動的,怎麼能隔得開?其二,方艙條件有限,在那裡吃不好尤其是睡不好,會使人處於更差的身體狀態,如果讓我在那一夜睡不好感覺都不行。 在此問題上我們看法完全一致。我說:是啊,吃不好睡不好心情還不好,免疫力肯定下降,到時沒病的折騰病,輕症成重病,重病……。 2、我問:目前這種聚集型核酸檢測是不是容易造成感染,像有視頻提醒大家的:除了保持距離,摘下口罩檢測時不要吸氣也不要呼氣?如此不檢測豈不是更安全些? 醫生:現在的檢測消毒根本達不到無菌要求,正規的醫生檢測每換一個病人就要換一次手套;現在這些檢測人員培訓也不夠。是的,沒有需要就不要做核酸。 3、女醫生講解了普通感冒、流行性病毒/細菌感冒和新冠病毒感染在癥狀上的區別和應對方法。這方面還有不少疑惑有待進一步請教。 與專業人士交流很有收穫。之後繼續跑步兩圈還包括走路也只有1.3公里後回家。 傍晚再次下樓倒垃圾,見天邊彩霞,可惜無緣近觀。 學習新知識了解新概念 疫情以來,許多我們不了解不明白的詞語、概念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雖非醫療防疫專業人士,但對這些層出不窮且於民生有重大影響的詞語、概念亦須有所掌握。此處列出難免掛一漏萬,就教於專家,亦請朋友們補正。 新冠病毒肺炎 奧密克戎病毒 清零,動態清零 社會面,社會面動態清零 精準防疫 密接,次密接 時空伴隨,軌跡重合 弱陽性,假陽性 無癥狀感染者 集中隔離 靜默 打贏防控阻擊戰 封閉性管控 網格化管理 非必要不XX 以快制快 應X盡X 十字花 歡迎補充,知識須擴展,學習無止境。 2022年11月27日星期日 今日天氣陰晴不定,氣溫較低。 上午(其實已經臨近中午)照例出去活動一下。來到小區門口,情況照舊。有一中老年女士騎電動車出了小區大門,我問門口志願者,可以外出了?回答:「她是居委會的」,我說居委會的可以隨便進出居民為何不能?你們封小區沒有合法依據,就是違法違規的,你知道嗎?志願者回答:「我剛來的,什麼也不知道。你去居委會問吧」。同時他還說D4樓又檢出陽性了,有可能還要延長封控。 於是跑步來到居委會,門不開,只能從有鐵欄杆的窗戶處溝通,屋內有三位女士(之前都見過的),一位先生打開窗戶不到一尺寬。我於是問:「你們有封禁小區的權力嗎?請拿出相關法律文件,否則就是違法操作。」 對方說:「我們有文件」,遂拿出一個複印文件一晃。 我說:看不清楚,且沒有紅色印章,無法判斷是否合法。 他說:「有,有,有原件」;於是又拿出一個蓋有紅章的文件。隔著窗戶鐵欄我依然看不清楚,於是我提出要拍下來。他開始不讓拍,我說官方文件正大光明有什麼可怕的?在反覆要求下,讓我拍了最後一頁(有蓋章的)和第一頁(有紅頭標題的)。 雙方溝通比較平和理性。我問您貴姓?是居委會負責人嗎?回答:免貴姓盧,是街道工作人員。盧先生並且強調「我們是和居民同一條戰線的,我們也不希望封著,也盼著早日解封」。我說,感謝你們和我們站在一起。你們有責任向上反映情況,反映居民訴求,大家都要合法依法做事,對吧。 致謝後離開居委會窗口。 回家第一件事:向法律專業人士諮詢請教上述「文件」(《海淀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關於新冠病例__ __某某居住地的防控處置建議》仔細一看才發現原來是個建議)的性質與合法性,各位律師和法學家的回復綜合概括如下: 1、採取封控措施的主體 這個只是「建議」,只有縣級以上政府才有權利。他們有縣級以上政府同意的批複嗎? 疾控中心只能判定確診、密接之類,強制措施得政府部門。 這只是一個建議,根本沒準備承擔責任,標題就很不倫不類。事實上很多防疫措施既沒有科學依據,也沒有法律依據,決策層層加碼異想天開,而且還玩文字遊戲,或者只口頭傳達,表明他們知道自己在違法,早早想好了脫身之計。 封控最低級別的單位是海淀區政府,否則封控即違法。 疾控中心應該不是有權採取封控的主體,需要海淀區政府決定才可以。 至少應該是區政府,區政府的下屬部門級別不夠。 2、什麼狀態下可以採取封禁措施 封控小區第一必須先將小區劃入高風險區。 實際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與國務院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情況下,現有法律根本沒有授權任何部門實施這樣的行為。現在的縣級以上政府還是國務院二十條自我授權的,嚴格說來這樣的自我授權也根本沒有法律依據。即便按照國務院的二十條,也規定的是四級政府中的第二級人民政府,不是按行政級別來的,而是按政府建制來的。 高風險劃定有標準,可以在國務院網站查到。不是高風險不能封控。 3、高風險封控範圍 是高風險區也只封所在樓棟; 只能封樓,不能封小區。 現在應該是高風險的單元、樓才能封閉。 根據以上法律依據,遂向有關領導投訴所在小區封禁是違法違規的,並請其注意目前北京各區不同社區的依法解封情況。 畢竟,所有人,無論是平頭百姓還是達官貴人,尤其是行政執法部門和教育機構,都應該合法、依法、守法。 更新知識很重要,學習法律更重要。 封禁中想念年輕的莘莘學子,願他們平安健康。 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 天陰沉,風蕭蕭,葉落空,人寂寥,一派凋零景色。 一個好消息是本小區在昨晚十點半宣布解封,有關部門反應迅速值得肯定。然而我還是度過一個難眠之夜。 三年來的種種在腦海中一幕幕划過,無法忘記卻也無法表述,只能任其在心裡堆積、發芽、生長,燃燒一般地生長……灼痛心田。我想,許許多多的人、有著基本人性、正常心智和邏輯思維的人們都會有各自的也類似的感受吧?因為從昨日白天到夜晚,在不同的校區、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所發生的種種,都是出自人們的切膚之痛、心靈之痛。 清早起來,快遞已經可以上門了,居民也可以走出小區大門了,但商業中心的超市卻因被「研判」為疫情風險區而關閉。 小區解封了,校區尚未解封,更大的區域也未開放。有限的Diary of Lockdown 可以停寫了,仍須持續的是更大範圍的Diary of Lockdown。 願被疫情煎熬了近三年的人們特別是無法正常學習工作的年輕人早日回到常態。 (全文轉自作者微信公眾號)
日前,清華大學圖書館下架了清華大學教授郭於華的所有著作。事件引發廣泛關注,知名獨立記者高瑜、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等人都在推特聲援郭於華。郭於華長期關注中國底層社會的苦難,包括農民工、失業下崗工人、勞工維權等。對北京直言不諱的批評讓她成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也時常是當局噤言、打壓的目標。 10月3日,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在推特轉發消息稱,清華大學圖書館已經下架了郭於華教授個人的所有著作。 蔡霞寫道:「郭於華教授是中國學術界批判和揭露中共殘酷統治最為尖銳和犀利的學者之一。作為社會學教授,她堅持腳踏實地的做田野調查,她尤其關注中國底層民眾的境遇和疾苦,她出版過多本反映中國農村農民悲慘處境的著作。郭於華是反思中共問題最為深刻者之一。」 知名獨立記者高瑜也轉貼說,「郭於華教授早就在清華園貼出退黨聲明,清華黨委不敢回應。如今竟然對已經退休的郭教授採取『焚書』手段,只能證明校方是何等懼怕『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北京的清華和中國所有大學一樣,不過是中共的一個衙門。」 鐵鏈女事件吹哨人之一、中國前媒體人趙蘭健留言評論:「郭老師對我談到,『牆內打壓極為嚴重,她翻牆出來表達觀點非常艱難』。所以,牆外的人,要努力發聲!」 公開資料顯示,郭於華,1956年生,社會學家,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主要關注中國底層社會的苦難,包括農民工、失業下崗工人、勞工維權等。對北京直言不諱的批評讓她成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也時常是當局噤言、打壓的目標。 郭於華童年時成長於北京的機關大院,父母曾是軍人。她14歲參軍,18歲加入中共。1989年六四學運爆發,中共殘忍鎮壓學生令郭於華開始反思。從那時起,她不再對中共抱有幻想。 2000年,郭於華進入清華教書,她在清華期間沒有參加過中共的活動,也不交黨費。到2014年,她聲明退黨。 郭於華認為,知識分子就是應該發聲的。她在大陸爆發疫情初期,曾批評中共當局掩蓋疫情真相,她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中共體制本身就是病毒,「這種統治,不比新冠肺炎的病毒毒性小,我覺得,毒性甚至更大。」 郭於華坦言,對外公開發聲也會感到害怕,但是「你害怕,也不能跪下、倒下,你害怕也還是得站著……我哪怕就是個人、像個普通人,我得像個人樣吧……我是願意在國內發出聲音的,但既然你們把我一切發聲的渠道都封死的話,那好吧,我也就不管了,我只要有一個渠道,我就要說。」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這一事件會對日本、亞洲乃至世界政治產生何種影響,並不是我們著重關注的,故此不提。單是在厲害國的反響就令人咋舌,一些某渣進入亢奮莫名的狂歡狀態:舉杯相慶的,拍手稱快的,歡呼鳥躍的,買一送一的……這等表現著實讓人不知該說什麼。 日本人民對前首相的態度,從大量民眾前往安倍先生遇難地點獻花悼念即可看到。而作為他國普通民眾並不真正認識安倍晉三前首相,無論他的當政業績,還是他的個人品行,以及他在建立中日關係中的作用等都並未進入國人視野。這就讓人有些奇怪了:不認識、不了解,這麼大的仇恨從何而來? 這樣愚昧醜陋的行為反應不是愛國主義,而是自損民族品格、抹黑國家之舉。透露出在全人類已經進入文明世界的時候重返部落的野蠻特性。正如袁某飛老師對一物種的定義:對自己從未做過的事引以為傲,對自己從未見過的人恨之入骨。 此時忽然想起當新冠疫情在中國武漢爆發肆虐時,日本各界送來各類捐贈物資上的文字: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 網路圖片 這些融合了中日古今文化內涵的表達,何等美好,顯示的是什麼精神?又是何等情義? 奉勸激動不已的那些XX:歡呼個啥?還不趕緊做核酸、打疫苗去!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於華看社會)
一片森林+草原的天然牧場,一個富饒美麗的動物世界。這地方有個奇怪的名字一一花剌子模,誰也不知曉這地名的來歷,就是世世代代傳續下來的,有著獨特的傳統。(傳統的具體內容參見王小波《花剌子模信使問題》花剌子模(以下簡稱模境)本來動物種類很多:天上飛的,地下跑的,±里鑽的,水中游的,強壯兇悍的,狡猾靈活的,溫順弱小的,奇形怪狀的,掠食的,被掠的……也算是各得其所,形成完整的生態鏈。 不知起自何時,生態環境發生了改變:動物種類急劇減少,因為花剌子模的管控者拽艮大王要一統天下保持和諧,」所有動物一律平等」,因而把那些身大力魁有戰鬥力的都關進深谷地獄或趕出模境,把那些能發出各種叫聲的百獸百鳥都給消聲或乾脆咔嚓了,把更多不知名的千奇百怪的生物直接清零。如此清理一番後,虎豹獅熊鷹隼類的猛獸猛禽不見了,狼狐野豬鹿鹿等等活蹦亂跳的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安靜、柔弱的綿羊和兔子;模境遂成為一片太平國度,和諧盛世,朗朗乾坤。羊和兔都是哺乳類食草動物,區別只在羊是反芻類動物,兔子是嚙齒類動物;相比較之下,羊的性情更加溫順怯懦,兔子則更活潑好動,喜歡蹦蹦跳跳,加上俗話所說:「兔子急了也會咬人」,不如綿羊聽話好管。 兔子和綿羊被允許生存不僅僅因其馴順,還因其產能:公羊供肉,母羊供奶,公母都要供羊毛,每天都可岬羊毛,岬的不夠就剪羊毛;羊皮也是好供品,可以做成大皮襖;兔子生育能力超強,公兔負責打洞,母兔負責生育,每家生三個兔崽子是最低標準;當然,兔肉也是上好的野味。 協助拽艮大王維持模界秩序的是土狼,也稱鬣狗,屬犬科食肉動物,貪婪而兇狠,且成群結隊,劫掠起來十分殘暴。土狼團隊也不能過於發展壯大,一方面它們過度消耗羊、兔會導致生態失衡;另一方面要防範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情形。為解決犬力不足的問題,拽艮採取了一項英明決策:選擇兔、羊中的積極分子披以犬皮充當協犬助力管理工作;同時,經常清理隊伍,把貪贓枉法、工作不力的剝下犬皮打回原形。這樣既節省了管理成本,也保持了上下流動。 管理模境可不是一件簡單輕鬆的事,拽艮大王於此有著複雜的理論模式和戰略方針:首先要解決代表性的問題。消失了許多種動物種類,理由呢?拽艮自身就是理由:它雖然不屬於真正的動物,但卻能代表所有的動物一一具有兔眼、鹿角、牛嘴、駝頭、蜃腹、虎掌、鷹爪、魚鱗、蛇身(東漢學者王符概括),為多種動物合而為一的形象;且與始祖伏羲、女蝸相類似。更生有巔質、螭吻、蒲牢、狸汗、饕餐、蚣蝮、睚眥、狡猊、椒圖九子各司其職,令模境井然有序。如此還要那麼多動物種類做甚?分門別類也是最重要的戰略。群體中必須有所區分,等級分明,即使只有處境完全平等且順從的兔子和綿羊,也還是要再加區分。羊者,陽也,凡屬陽者集中居住,建造大型方圈區隔開來,不得出圈散布吃草,須由外部定時定量供應儲存的乾草。兔者,陰也,因其先祖曾在月宮搗葯,而「月乃太陰之象」,凡屬陰者居住各自的洞穴,亦不得隨意外出覓食,由土狼隊視情況和心情供食。陰、陽之間的轉換不得隨意進行。除了陰陽之分,動物群中還分為積極分子、落後分子、反動分子、不明真相群、兩面獸等等,並依照此分類進行獎懲。對了,不能忽略的還有兔、羊中的智識階層,它們以博大精深、嚴謹細密的方式論證所有動物都是拽艮傳種;雖然拽艮對此並不置可否。 管理的策略和技術方面也不可忽視,其中最有效的當屬運動式治理,即打破常規,定期不定期地折騰一番,以防官僚科層制的懈怠、低效和不作為。別小看這類非宏觀的具體策略、技術,其功能績效遠超行政系統的常規運作,讓所有動物都參與其中,身不由己,群情亢奮,充滿著幸福和感恩的情緒,而且藉此傲視群雄,整個模境從運動中不斷獲得前進的動力。 概言之,模境屬於森林生態,自然依循森林法則:成王敗寇,弱肉強食,模境歸一,天下和平。這不,模境的口號聲又響起來了:運動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於華看世界)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出台,三胎新政策提上日程,這是中國人口、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重大決策。 面對新政策出台,將前些年的一些梳理和思考放在這裡,以期引起更多的討論: 曾幾何時,計劃生育工作是各項社會治理中最困難的任務,尤其是農村地區。我是長期以來做農民、農村研究的。從進入鄉村田野開始,就深知農民當時最怕的兩項治理就是要錢,要命,前者是指徵收稅費,計有「三提五統」;後者就是「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最早的計劃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先後下發《機關部隊婦女幹部打胎限制辦法》和《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那是在鼓勵生育的背景下對節育和人工流產做出限制的文件。 有人概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史,可大致分為如下階段: 1、1950年代至1960年代:提倡節育 1955年,中共中央在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批示中指出:「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1956年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適當地提倡節制生育」。毛澤東也曾說過:「我看人類對自己最不會管理,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都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提議設一個委員會,節育委員會」(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在1957年10月9日中共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出:「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計劃。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 2、1970年代:晚、稀、少(最多兩個) 到了1970年代,衛生部提出「晚、稀、少」的人口政策設想;1973年7月國務院設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強制結紮、強制墮胎甚至殺嬰等成為常用手段。 3、1980年代:一胎化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除部分少數民族外,在全國城鄉全面實施了嚴厲的一胎政策。1982年2月9日中央發布的11號文件《關於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把政策表述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確定「實行計劃生育,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1982年12月通過的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第四十九條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4、整個的1990年代至21世紀,各地推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並達到極低生育率 5、2010年代:緩慢放鬆的階段 2011年開始實行「雙獨兩孩」政策;2013年各地陸續實施「單獨兩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決議,全面實行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 在嚴苛的計劃生育制度下,各地都有不少令人瞠目結舌的標語口號,堪稱絕對的中國特色。有人專門就此做了收集整理,試舉幾例: 雲南楚雄某農村的標語:「一人超生,全村結紮!」 四川某鄉路邊的農舍上用白漆刷著:「該扎不扎,見了就抓。」 四川還有地方公然寫著:「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在山東菏澤地區,計劃生育的標語竟然是:「寧可家破,不可國亡。」 江蘇農村多處可見:「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 湖北陽新地區計劃生育中的一條標語:「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龍捲風!」 福建某地計生標語:「嚴密監視兩囡戶,深挖猛揭大肚皮!」 看似荒唐又粗鄙的口號並非僅僅停留在話語層面,在農村,「扒房牽牛」,搶奪財物,強制結紮、引產,甚至引發血案的並不鮮見。即便在城市一些做法也令人啼笑皆非。以親身經歷為例:1990年我進入工作單位,很快就有辦公室人員前來詢問「你用什麼方式避孕?」這樣隱私性的問題在大庭廣眾下如何回答?見不答遂發放安全套等避孕工具。時過未久,又有負責計劃生育的領導來對我說,「你馬上向居住地家委會申請一個生育指標」,我說:「我沒打算要孩子,為啥要申請生育指標?」領導說:「那也必須申請,否則如果你萬一懷孕就是計劃外的,會影響全單位的計劃生育工作!」我驚呆。 過了不久,單位開展「二婚主動放棄二胎指標獎勵」工作,即再婚夫妻一方已經有孩子的可以再生育一胎,如主動放棄單位可獎勵1千元。傳達此政策時我與著名性社會學專家李銀河老師商量,我們一胎指標都放棄了,應該獎勵至少2千元才對。於是我們跑到院里找相關部門提出上述要求,對方楞了一會兒,說:「以前從未遇到這類問題,需要領導研究後答覆」。他們研究了幾個月後回答我們:「你們這樣高智商高學歷的不生,農村卻多生超生,這很不利於國家的人口素質,絕不能鼓勵和獎勵!」 時過境遷。到了2018年的8月,忽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認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還扯上了文化:「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文化,生育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一個載體,首先從文化上,我們要進行鼓勵」。還連上了歷史:「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如果一個家族中的男性沒有孩子,是進不了祠堂的」。 曾幾何時,我們還在「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這世道變化太快。相比於前面的計生標語,教授的表達貫通古今,真有文化。相比於「扒房牽牛」,暴力計生,徵稅的做法和平、「文明」,但不知從制度和社會層面看,這麼巨大的鴻溝是怎麼一步跨越的?生?還是不生?由誰做主?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於華看社會)
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機關大院兒里長大的。我父母曾經是軍人。父親之前是北大畢業的。 49年以後,他們還屬於軍隊系統,到我出生的時候已經轉到地方了,不穿軍裝了。 【編註:在毛澤東為清除異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中央到地方,大批共產黨的幹部被被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嚴酷迫害。 郭於華的父親被造反派揪斗,剝奪了醫治權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親去世那會兒我還不到12歲,當然會對人產生特別大的影響,比如說性格。我小時候性格特別的怯懦,特別膽小,遇到什麼事兒就只會哭這種。但是經歷文革這個時代之後,其實是逼出來的嘛。我的兩個哥哥比我大十幾歲,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歲,還沒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個工廠裡面,特別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別害怕,一個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著她。我記得我姐姐當時跟我說:「從今往後,你遇到什麼事兒,遇到別人欺負你,你只能靠自己。」沒有辦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媽媽那段時間也不能回家,家裡只有我一個,脖子上掛著個鑰匙,那是比較艱難的一段時間。 但那會兒年齡小,很多事兒不懂,也沒有覺得活不下去那種感覺。反正就是遇到事兒了,使勁兒記著哥哥姐姐說的話,遇到人家欺負你,首先你不欺負別人。但你也不能軟弱,被人欺負。一旦有人欺負你,就記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會兒我性格也就變化比較大吧。多年以後同學聚會,他們還回想說,我是班裡唯一跟男生動手的女生。 那會兒就是有點無依無靠的那種,什麼事兒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時間,都是票證經濟,每個月要去領糧票啊、油票啊。要把這些供應的東西買回來。這個月你要是忘了,就沒有了。 【編註:在紅衛兵和造反派衝擊政府機關,發動奪權風暴後,中共黨內溫和派最終部署軍隊恢復了對政府機構的控制,他們還允許一些未成年人蔘軍,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特權。】 我們那個院兒的很多孩子去參軍,都是都很小,15、6歲,我就跟我媽媽說,我也想去。我媽媽也特別希望我能去,因為那會兒你要是不去,中學畢業,你就要下鄉插隊了嘛。後來就特別使了一些勁,找了一些人。最後我比別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離開家走的,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契機吧。 【編註:1971年,14歲的郭於華參軍入伍。在那之後的九年間,她在武漢軍區空軍通訊團擔任士兵和副連職技術員。剛滿18歲時,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兵那會兒感覺要是不入黨,就是比較落後,比較有問題的這種。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是這麼想。特別是在軍隊,如果你沒入黨,會覺得肯定是你有什麼問題,或者說你不努力,或者說出了什麼問題。入黨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如果你入不了的話,會被視為不正常的狀態。那個氛圍就是這樣。如果你不是在軍隊,在其它地方,可能那個自由空間還稍微大一點。軍隊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個人自由的空間。我不是小粉紅,那時沒有「粉紅」這個概念,那個時候大家都要很紅很紅,通紅通紅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後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學。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學校園裡度過的,其實從原來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點啟蒙或者覺醒的過程是在校園這將近十年的過程中完成的。 我們剛進大學的時候,看見77、78級那些學長們在自由競選人民代表,有大學生、也有青年教師,在校園裡演講,參加競選。這對於我們來說都特別新奇,就覺得他們是在參政嘛,希望參與到政治治理當中。那時候的爭論、討論都很活躍。一個是社會氛圍變了,再一個畢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擠壓了那麼長時間的求知的慾望,需要追尋真相的力量、動力非常之強。再加上西方各個門類的思想,學術的翻譯、引進,像《走向未來叢書》、《中國與世界》叢書,都對中國的學者起到啟蒙的作用。 我上大學時已經24歲了,之前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沒有什麼質疑和批判的意識。比如說像林彪事件的時候,那時候畢竟還未成年,也不會思考那些問題。改革開放的時候,起碼知道再偉大的人,或者宣傳上再偉光正的一個組織,它也是會犯錯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詩人葉文福來學校組織講座。當時他的詩作也是引起特別大的轟動,對於高官貪腐的抨擊,實際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寫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那個長詩,真的讓很多人很振奮,覺得這些東西是應該去批評的,這些黑暗是應該去揭露的。 但是我覺得徹底放棄這樣的期待,當然還是89六四。六四之後就不會覺得它只是犯了錯誤,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實際的幻想的一種破滅吧。後來這30多年過去了,實際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認錯的嘛。你不認錯的話,要靠什麼來維持?你就只能靠欺騙。這個欺騙就等於是你告訴大家的歷史是不真實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當然知道歷史不能只有一種聲音。當我們只有一種聲音,一種現實的時候,當然要打一個問號,一定要質疑。你還要用強制的方法讓人家接受,不接受就會用壓制的這種方式。那我當然反對這個東西。 我聲明退黨是14年。其實我2000年進清華(任教),我就從來不參加這種活動,我也不交黨費。我說,我每年都資助貧困山區的孩子讀書,每年大概是2000塊錢吧。我就把人家給的那個捐資助學的回執就給他。我說:「就這個,沒有錢」。 我覺得他們一個是反歷史——不讓大家知道歷史真相;再一個就是不許人們追尋真相。你要追尋真相,或者你要說句真話,那麼這也會帶來巨大的風險。這些年其實我們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導致一個問題就是,你這個權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黨統治全社會,這是一件特別可怕的事。在改革開放之前,在毛時代肯定是這樣的。但是今天這種狀況改變了嗎?我覺得根本沒有根本改變。它權力獨大,它獨斷專行,想怎麼著怎麼著。毛時代是計劃經濟體制,不讓你發展市場經濟體制。而今天呢,它鼓勵你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但是這個市場是為它來謀取巨額利益的一個空間。那你說,哪會企業家精神啊?他財產都不安全,敢創業嗎?他精神都不自由,怎麼創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發展?看一看那些農民、那些農民工,他們有什麼樣的發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來割去的自己還不知道,還挺驕傲。改革開放巨大的好處、紅利都被誰拿去了?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郭於華,1956年生,社會學家,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主要關注中國底層社會的苦難,包括農民工、失業下崗工人、勞工維權等。對北京直言不諱的批評讓她成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也時常是當局噤言、打壓的目標。 童年時成長於北京的機關大院,父母曾是軍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父親被打成「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受到批鬥。他1968年因病去世時,郭於華尚未滿12歲。家庭的變故讓這個內向膽小的女孩一夜長大。 1971年9月「偉大領袖毛澤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謂的「叛黨叛國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事件發生後,毛迫於形勢不得不降低鬥爭的調門。因為家庭的背景,14歲的郭於華被批准參軍,成為當時年輕人最嚮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一員。那時候的她愛黨愛國,用她自己的話說,「通紅通紅的」。不僅是她,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氛圍都是如此,尤其是在軍中。剛滿18歲時,郭於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郭於華說自己的覺醒不是來自某個瞬間,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寒窗十年,獲得博士學位。從原來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覺醒,大都是在這十年間校內校外的所見所聞的啟蒙中完成的。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還記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西方思想文化湧入,讓剛剛經歷了十年「文革」浩劫和連續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閉的中國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暢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當局出動野戰軍攻入中國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槍聲似乎在一夜之間扭轉了中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前進方向。郭於華說,她也跟千百萬中國人一樣,自那時以來就不再對未來抱任何幻想了。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被開除後,他的同事、社會學教授郭於華認為,清華大學用編造出來的理由對許章潤動手,和許章潤在海外出書,呼籲中共當局要守法行憲有關,這就是「因言獲罪、政治迫害」。許章潤究竟在書里說了什麼?讓誰聽了刺耳,非對他下手不可?這對中國知識分子形成的寒蟬效應又有多大? 「唉…我也沒什麼說的,現在這個情況就是讓人很氣憤,也很無語」。 電話那一頭,人在北京的郭於華語氣滿是無奈與無力。此時此刻,在中國做知識分子的艱難,盡在這一聲嘆息之中。 但談起同事許章潤遭學校以「道德敗壞」的理由開除,郭於華不改俠氣與仗義性格告訴本台:「這一次,我覺得跟這個書的出版,應該是有關吧!實際上,在我們看來,這些東西本來就是說點實話,表達一個觀點與思想嘛!這有什麼呀,他就是從法學的專業來看,他肯定要圍繞著立憲、政治體制改革這些問題來表達觀點。這本來就是專業性、學者的表達,有什麼不能表達,對吧?」 許章潤到底在書中說了什麼? 這本《戊戍六章》的新書,由紐約博登書屋發行,是將許章潤過去散見於多個海外媒體的文章,以及他曾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發言,再加上今年庚子年的兩篇文章,一共十篇,集結成冊。 哀中華大地苦難 許章潤訴求立憲民主劍指習近平? 許章潤在書中圍繞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談「立憲民主、人民共和」,在沒有點名任何特定中國政治人物的情況下,疾呼「良政」與「善治」,用字遣詞有時犀利、也不時展現出悲憤的情緒。 書中收錄了他2018年7月所發表的《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一文。許章潤疾呼保衛「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必須維持「四條底線」,其中一項就要求必須「落實政治任期制」。 當年三月,中共中央向十三屆全國人大提議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將已故領導人鄧小平1980年提出的「五年一屆、連任不能超過兩屆」的規矩打破,中國重回毛澤東時代的領導人「終身制」,舉世側目。 許章潤在書中引言這麼形容修憲的場景:「戊戍三月三十一日,那大屋裡居然爆出雷鳴般的掌聲—歷史在場,公義不屈,這幫佞人,台上台下,人模狗樣,早已被釘在恥辱柱上。」 另外,他也未點名呼籲「既集大權,請辦大事」。在許章潤看來,即刻可著手的大事之一,不只是要重申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而非工作機構,更要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中國公民各項基本權利的「神聖不可侵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戊戍六章》7月7日在美國發行的前一天,許章潤家人及朋友確認,他7月6日遭中國警方從家中帶走,指他涉嫌到四川「嫖娼」,7月12日獲釋返家。 許章潤在書中後記指出,這本書原定由香港城大出版社出版,「不料有司長臂管轄」,施壓擱置,他也特別感謝在紐約的主編榮偉仗義協助。 榮偉:為中國思想留紀錄 抓人沒必要 榮偉則告訴記者,他和許章潤同在一個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微信群組裡,他邀請許章潤出書,也是想為中國真正有思想的研究者留下記錄。 榮偉表示,美國有言論與出版自由,他則是提供這樣的平台,讓大家交流,並不害怕在國內的親友可能受騷擾。他說,「我不知道,他們要騷擾是正常的,不騷擾(才奇怪),這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情,我們做學術研究、思想交流,這是正常的事情,對吧!……他們有不同看法,也可以提出來嘛,沒有必要抓人。」 在亞馬遜網站上,《戊戍六章》這本書在關於中國的中、英文書籍銷售量中,目前排名第二。有讀者留言指出,許章潤有智慧與勇氣,是偉大的思想家。 然而,這樣的勇氣在中國國內卻一再遭打壓。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當前被強捂住嘴、不讓說話的處境, 郭於華的悲憤與悲觀,凸顯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 郭於華:無奈無力 清華自取其辱 郭於華:「面對這樣一個狀態,還是無奈、也挺無力的,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就是這種狀態。沮喪和失望也談不上,這麼多年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許章潤在書中後記寫到,仍「祈求華夏清明,但願人間有福」。 他也早已預料到自己福尚未至、禍先臨頭,在書中也提到自己是「冒著殺頭的危險說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在郭於華看來,許章潤就是「因言獲罪,政治迫害」,她也很痛心學校配合上意。 她還說,國學大師陳寅恪當年為清華大學留下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校訓,早已不復存在,清華大學的做法是自取其辱。 「唉!反正,我覺得,我也不是為了能有什麼用去說(表達反對),我也知道沒用,但我還是要表達我的態度,我不能不說話,我必須有個態度,有所表達。他們羞辱的,實際上是他們自己。其實你想想這個事,誰的名聲受到羞辱啊?我覺得就他們自身吧,誰會因為這個事兒改變對許老師的看法?」 郭於華透露,返家後的許章潤因防疫的原因,現在得居家隔離十四天。 許章潤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後,成為「海歸派」回國。2005年,中國法學會評他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之一。專研法律哲學的他,為他深愛的土地不斷建言,也曾以現代法哲學的觀點指出三句話、二十四個字,貢獻所學:主權在民、治權在賢;政權為主、政府為客;授受以公、臨治以法。 他謙稱自己「書生無用」,但「哪有先生不說話」?縱使有人不愛聽,他說了,只要活著一日,他還會繼續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