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郭于华: 我还得站着,不能跪下

在微博上“转世”了80次后,郭于华知道,是时候告别了。

“不是友好地道别,不是依依不舍地再见,而是鄙视和抗议的表达,”上周,她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现年64岁的郭于华是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她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

2010年郭于华开通了新浪微博。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她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醒目的一员,也成了当局打压的目标。

“我的微博被封了80个号,微信被封了五个,” 郭于华告诉美国之音。

封了就再注册一个,这种做法被中国网民讽刺地称为“转世”。­­每次从零开始,好不容易又积累了一些影响力时,突然有一天,啪,再次炸号。

“太艰难了,大多数人都受不了,转来转去的,但是我想,微博毕竟比微信的公共性更强嘛,还是保留一个渠道吧,所以我就还坚持着,” “转世”了80次的郭于华说。

一度,她曾经“阵亡”的第77个账号死灰复燃,但是只能看,不能说,“就跟哑巴了一样”。­­­

“我知道有一个人比我封得还要多,就是法大的萧瀚老师。萧瀚封了100多个号了 ,”说这话时,郭于华笑了,挺无奈。

相比微博,微信被封给她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不便。看病挂号、消费支付都成了问题,连教学这样的本职工作也无法正常进行。

新冠疫情期间,清华大学改上网课。学校的网络教学软件和微信绑定。注册、测试,一切准备就绪,临上课了,微信突然被封了。

“那个号是我特别要保住的号,没怎么说过话, 就是李文亮去世,我发了一个悼念李文亮医生的头像和一个蜡烛,然后我那个号就被封了,”郭于华说。

在校园里,郭于华不时会接到校方类似这样的警告:这段时期是非常时期,比较敏感,讲课时注意点。

“我可能算是比较另类的,”郭于华说。“我不会因为某种压力,或者出于某种安全的考虑去刻意改变什么。”

“我总强调教学和研究的独立性。它独立于你们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灌输,”她说。“我不会故意去讲批判你,反对你的东西,但是我认为应该让学生知道的我就会讲。”

迄今,郭于华没有因为教学内容被学生举报过,她说,北京的情况算是好的,但是在其它地方,学生举报老师的风气已经到了一种“很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郭于华认为,这些举报并非年轻人的自发行为,而是受到了制度的支持和怂恿。她说,中国教育体制的最大问题不是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培养作恶的“坏人”,培养“党棍“和“五毛”。

不久前,她看到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一位小学老师对学生们说,你们不是父母养大的,你们都是党养大的。不要听你们父母的。父母骗你们。

“从小给孩子灌输这些东西,他能正常吗,他能不成党棍吗? ” 郭于华问。

当行政过分干预教学,当身为教师的权益受到侵犯,当许章润这样的同行被打压,周围人却都默不作声时,郭于华总会出离愤怒。

“你看到身边这些同事、同行都不吭声,就忍了。任凭人家怎么欺负你,都不说话,”她说。“我说,你连自己的权利都不保护,你还有什么资格教育学生说,你是一个人,你有天赋的权利,你应该维护弱势!”

每当这时,她也觉得格外孤独。“孤掌难鸣,”她说。

但她还是要发声,尽管她自己知道,在这样一个“什么都在人家手里”的体制里,渺小的个人根本无力改变什么。

“别人老说你挺胆儿大,你挺勇敢的。我说,我根本就不是勇敢,我就是觉得我不能突破这个底线,” 郭于华对美国之音说。“我要还是个人的话,我就得像个人一样。虽然也害怕,虽然也软弱,但是我还得站着,我就是不能跪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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