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效应火爆 香港酒楼生意升3成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之前从未想到有一天也会写封控日记。这一天来的着实突然：吃过午饭，穿好外衣，下楼刷了共享单车准备去圆明园活动一下。到小区南门才发现，封了： 几位身着蓝色防护服戴着面罩的人和可能也许大概是居委会的戴着志愿者红箍的女性站在门口问“你要出去干什么？小区只能进不能出”。我说去做核酸啊，她说下午可在小区内做。我要求她出示证明他们工作身份的证件、封小区的正式文件等，并强调没有这些合法证明你们的做法就违法了。她说没有，然后说“我们的知识、学问、懂的法律都没你大，我也住这小区，和你一样是这的居民，blablabla” 一大堆，我也没明白这和目前状况有何关系，难不成戴个红箍就有合法性了？她说“你要知道情况自己看通知，或者向楼长询问”。我看了下贴在小区门口很不起眼的一张纸，上面无非写到本区发现有十混一阳性，正在排查云云。 无奈只好返回家中，等待结果。傍晚，下楼扔垃圾，顺便做了点调查。先是一位可能也许大概是居委会的女性，问：你要干嘛？我说：了解下现在是什么情况？她不无鄙夷地说：“什么情况你看不出来吗？都这样了你还看不出来吗？”我说：看不出来，所以要了解。这时一位态度还不错的大蓝走过来低声解释说：昨天在N区检测点取样的核酸检测出现十混一阳性，经查是本小区某楼某单元两位老人，上午确定为阳性，于是就封了小区；下午又确认同单元两名阳性。都是在N区做的核酸。 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 今天是本小区封闭第二天，刚才又下楼了解情况，顺便跑了下步；据门口大蓝告知： 1、某号楼某单元四人阳性，已于昨夜拉走至某地方舱。其中似有去过李兆基楼的，但好像没有时空交叉； 2、小区按要求封闭五天，应于29日解封； 3、生活用品网购，快递送至小区门口的铁架上，客户自取。 观察发现，门外停着好几辆快递车，快递员在往里递送东西；门内摆放了大铁架子，上有各楼标记，可按照地址放置物品。 跑步到北门，看到北门也已经关闭，有人从铁栏杆外往里递东西。 遇一83岁老妪在楼边晒太阳，与之聊天： 她从小在镶白旗一带出生长大，日本投降时已有记忆——曾有看到日本人挎着枪带着大狼狗的印象。后进入清华某工厂工作，也算是老清华了。我问她会不会网购，目前封控期生活有没有困难？她回答：“我哪会网购啊，但现在吃喝没问题”。我说：如果有困难可找居委会帮助，她说：“我才不找他们呢，他们自己都吓得要死，我有个老闺女，什么时候都备好三天的吃喝”。 于是告别老人请她多保重继续跑步。 怀念可以在园子里行走的日子。 2022年11月26日星期六 上午一杯清茶后下楼继续参与观察。 先到南门货架旁，看到两位比较面善身着大篮戴面罩的先生和女士，上前道：你好，现在情况有什么变化吗？回答：“本区还是昨天那样，南楼南区又发现阳性，今天也封了”。我：请问你们是社区人员还是……？答：“我们不是居委会的，而是志愿者来自XX系”。我说“你们辛苦了，多谢”后离开。图片图片 在很小的社区空间中转圈跑步，来到检出阳性的单元门前，有一身着简单防护的保安（山西人）在楼下站着。上前问好与之简单交谈，了解到的情况如下： 一共四例阳性都已于当天夜里拉走；整个单元住户也全部拉走隔离；只剩下两位年纪大不能动的，和一位拉肚子不宜动的留下了。南区出现的阳性昨夜也连夜拉走了。（作为保安了解的情况很有限） 正在与保安攀谈时起来一位中年知识女性，提问说“阳性的拉走，没有阳性的为什么都拉走？这完全不符合医学科学”。她说自己是医生（已退休），于是和她一起走到有太阳的避风处交谈起来。因为对方是专业人士，正好可以请教一些未解问题： 1、什么叫“集中隔离”？在我看来集中和隔离就相互矛盾 医生：是的，其一，现在的方舱根本实现不了隔离；北京的可能还算好的，有隔断，被隔离者相互是看不见了，但隔断上面都是通的啊，空气来回流动的，怎么能隔得开？其二，方舱条件有限，在那里吃不好尤其是睡不好，会使人处于更差的身体状态，如果让我在那一夜睡不好感觉都不行。 在此问题上我们看法完全一致。我说：是啊，吃不好睡不好心情还不好，免疫力肯定下降，到时没病的折腾病，轻症成重病，重病……。 2、我问：目前这种聚集型核酸检测是不是容易造成感染，像有视频提醒大家的：除了保持距离，摘下口罩检测时不要吸气也不要呼气？如此不检测岂不是更安全些？ 医生：现在的检测消毒根本达不到无菌要求，正规的医生检测每换一个病人就要换一次手套；现在这些检测人员培训也不够。是的，没有需要就不要做核酸。 3、女医生讲解了普通感冒、流行性病毒/细菌感冒和新冠病毒感染在症状上的区别和应对方法。这方面还有不少疑惑有待进一步请教。 与专业人士交流很有收获。之后继续跑步两圈还包括走路也只有1.3公里后回家。 傍晚再次下楼倒垃圾，见天边彩霞，可惜无缘近观。 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概念 疫情以来，许多我们不了解不明白的词语、概念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虽非医疗防疫专业人士，但对这些层出不穷且于民生有重大影响的词语、概念亦须有所掌握。此处列出难免挂一漏万，就教于专家，亦请朋友们补正。 新冠病毒肺炎 奥密克戎病毒 清零，动态清零 社会面，社会面动态清零 精准防疫 密接，次密接 时空伴随，轨迹重合 弱阳性，假阳性 无症状感染者 集中隔离 静默 打赢防控阻击战 封闭性管控 网格化管理 非必要不XX 以快制快 应X尽X 十字花 欢迎补充，知识须扩展，学习无止境。 2022年11月27日星期日 今日天气阴晴不定，气温较低。 上午（其实已经临近中午）照例出去活动一下。来到小区门口，情况照旧。有一中老年女士骑电动车出了小区大门，我问门口志愿者，可以外出了？回答：“她是居委会的”，我说居委会的可以随便进出居民为何不能？你们封小区没有合法依据，就是违法违规的，你知道吗？志愿者回答：“我刚来的，什么也不知道。你去居委会问吧”。同时他还说D4楼又检出阳性了，有可能还要延长封控。 于是跑步来到居委会，门不开，只能从有铁栏杆的窗户处沟通，屋内有三位女士（之前都见过的），一位先生打开窗户不到一尺宽。我于是问：“你们有封禁小区的权力吗？请拿出相关法律文件，否则就是违法操作。” 对方说：“我们有文件”，遂拿出一个复印文件一晃。 我说：看不清楚，且没有红色印章，无法判断是否合法。 他说：“有，有，有原件”；于是又拿出一个盖有红章的文件。隔着窗户铁栏我依然看不清楚，于是我提出要拍下来。他开始不让拍，我说官方文件正大光明有什么可怕的？在反复要求下，让我拍了最后一页（有盖章的）和第一页（有红头标题的）。 双方沟通比较平和理性。我问您贵姓？是居委会负责人吗？回答：免贵姓卢，是街道工作人员。卢先生并且强调“我们是和居民同一条战线的，我们也不希望封着，也盼着早日解封”。我说，感谢你们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们有责任向上反映情况，反映居民诉求，大家都要合法依法做事，对吧。 致谢后离开居委会窗口。 回家第一件事：向法律专业人士咨询请教上述“文件”（《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新冠病例__ __某某居住地的防控处置建议》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个建议）的性质与合法性，各位律师和法学家的回复综合概括如下： 1、采取封控措施的主体 这个只是“建议”，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才有权利。他们有县级以上政府同意的批复吗？ 疾控中心只能判定确诊、密接之类，强制措施得政府部门。 这只是一个建议，根本没准备承担责任，标题就很不伦不类。事实上很多防疫措施既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决策层层加码异想天开，而且还玩文字游戏，或者只口头传达，表明他们知道自己在违法，早早想好了脱身之计。 封控最低级别的单位是海淀区政府，否则封控即违法。 疾控中心应该不是有权采取封控的主体，需要海淀区政府决定才可以。 至少应该是区政府，区政府的下属部门级别不够。 2、什么状态下可以采取封禁措施 封控小区第一必须先将小区划入高风险区。 实际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现有法律根本没有授权任何部门实施这样的行为。现在的县级以上政府还是国务院二十条自我授权的，严格说来这样的自我授权也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即便按照国务院的二十条，也规定的是四级政府中的第二级人民政府，不是按行政级别来的，而是按政府建制来的。 高风险划定有标准，可以在国务院网站查到。不是高风险不能封控。 3、高风险封控范围 是高风险区也只封所在楼栋； 只能封楼，不能封小区。 现在应该是高风险的单元、楼才能封闭。 根据以上法律依据，遂向有关领导投诉所在小区封禁是违法违规的，并请其注意目前北京各区不同社区的依法解封情况。 毕竟，所有人，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达官贵人，尤其是行政执法部门和教育机构，都应该合法、依法、守法。 更新知识很重要，学习法律更重要。 封禁中想念年轻的莘莘学子，愿他们平安健康。 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 天阴沉，风萧萧，叶落空，人寂寥，一派凋零景色。 一个好消息是本小区在昨晚十点半宣布解封，有关部门反应迅速值得肯定。然而我还是度过一个难眠之夜。 三年来的种种在脑海中一幕幕划过，无法忘记却也无法表述，只能任其在心里堆积、发芽、生长，燃烧一般地生长……灼痛心田。我想，许许多多的人、有着基本人性、正常心智和逻辑思维的人们都会有各自的也类似的感受吧？因为从昨日白天到夜晚，在不同的校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所发生的种种，都是出自人们的切肤之痛、心灵之痛。 清早起来，快递已经可以上门了，居民也可以走出小区大门了，但商业中心的超市却因被“研判”为疫情风险区而关闭。 小区解封了，校区尚未解封，更大的区域也未开放。有限的Diary of Lockdown 可以停写了，仍须持续的是更大范围的Diary of Lockdown。 愿被疫情煎熬了近三年的人们特别是无法正常学习工作的年轻人早日回到常态。 （全文转自作者微信公众号）
日前，清华大学图书馆下架了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的所有著作。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知名独立记者高瑜、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等人都在推特声援郭于华。郭于华长期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她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时常是当局噤言、打压的目标。 10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在推特转发消息称，清华大学图书馆已经下架了郭于华教授个人的所有著作。 蔡霞写道：“郭于华教授是中国学术界批判和揭露中共残酷统治最为尖锐和犀利的学者之一。作为社会学教授，她坚持脚踏实地的做田野调查，她尤其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的境遇和疾苦，她出版过多本反映中国农村农民悲惨处境的著作。郭于华是反思中共问题最为深刻者之一。” 知名独立记者高瑜也转贴说，“郭于华教授早就在清华园贴出退党声明，清华党委不敢回应。如今竟然对已经退休的郭教授采取‘焚书’手段，只能证明校方是何等惧怕‘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北京的清华和中国所有大学一样，不过是中共的一个衙门。” 铁链女事件吹哨人之一、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留言评论：“郭老师对我谈到，‘墙内打压极为严重，她翻墙出来表达观点非常艰难’。所以，墙外的人，要努力发声！” 公开资料显示，郭于华，1956年生，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她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时常是当局噤言、打压的目标。 郭于华童年时成长于北京的机关大院，父母曾是军人。她14岁参军，18岁加入中共。1989年六四学运爆发，中共残忍镇压学生令郭于华开始反思。从那时起，她不再对中共抱有幻想。 2000年，郭于华进入清华教书，她在清华期间没有参加过中共的活动，也不交党费。到2014年，她声明退党。 郭于华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发声的。她在大陆爆发疫情初期，曾批评中共当局掩盖疫情真相，她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共体制本身就是病毒，“这种统治，不比新冠肺炎的病毒毒性小，我觉得，毒性甚至更大。” 郭于华坦言，对外公开发声也会感到害怕，但是“你害怕，也不能跪下、倒下，你害怕也还是得站着……我哪怕就是个人、像个普通人，我得像个人样吧……我是愿意在国内发出声音的，但既然你们把我一切发声的渠道都封死的话，那好吧，我也就不管了，我只要有一个渠道，我就要说。”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这一事件会对日本、亚洲乃至世界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并不是我们着重关注的，故此不提。单是在厉害国的反响就令人咋舌，一些某渣进入亢奋莫名的狂欢状态：举杯相庆的，拍手称快的，欢呼鸟跃的，买一送一的……这等表现着实让人不知该说什么。 日本人民对前首相的态度，从大量民众前往安倍先生遇难地点献花悼念即可看到。而作为他国普通民众并不真正认识安倍晋三前首相，无论他的当政业绩，还是他的个人品行，以及他在建立中日关系中的作用等都并未进入国人视野。这就让人有些奇怪了：不认识、不了解，这么大的仇恨从何而来？ 这样愚昧丑陋的行为反应不是爱国主义，而是自损民族品格、抹黑国家之举。透露出在全人类已经进入文明世界的时候重返部落的野蛮特性。正如袁某飞老师对一物种的定义：对自己从未做过的事引以为傲，对自己从未见过的人恨之入骨。 此时忽然想起当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肆虐时，日本各界送来各类捐赠物资上的文字：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网络图片 这些融合了中日古今文化内涵的表达，何等美好，显示的是什么精神？又是何等情义？ 奉劝激动不已的那些XX：欢呼个啥？还不赶紧做核酸、打疫苗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于华看社会）
一片森林+草原的天然牧场，一个富饶美丽的动物世界。这地方有个奇怪的名字一一花剌子模，谁也不知晓这地名的来历，就是世世代代传续下来的，有着独特的传统。（传统的具体内容参见王小波《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花剌子模（以下简称模境）本来动物种类很多：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里钻的，水中游的，强壮凶悍的，狡猾灵活的，温顺弱小的，奇形怪状的，掠食的，被掠的……也算是各得其所，形成完整的生态链。 不知起自何时，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动物种类急剧减少，因为花剌子模的管控者拽艮大王要一统天下保持和谐，”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因而把那些身大力魁有战斗力的都关进深谷地狱或赶出模境，把那些能发出各种叫声的百兽百鸟都给消声或干脆咔嚓了，把更多不知名的千奇百怪的生物直接清零。如此清理一番后，虎豹狮熊鹰隼类的猛兽猛禽不见了，狼狐野猪鹿鹿等等活蹦乱跳的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安静、柔弱的绵羊和兔子；模境遂成为一片太平国度，和谐盛世，朗朗乾坤。羊和兔都是哺乳类食草动物，区别只在羊是反刍类动物，兔子是啮齿类动物；相比较之下，羊的性情更加温顺怯懦，兔子则更活泼好动，喜欢蹦蹦跳跳，加上俗话所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不如绵羊听话好管。 兔子和绵羊被允许生存不仅仅因其驯顺，还因其产能：公羊供肉，母羊供奶，公母都要供羊毛，每天都可岬羊毛，岬的不够就剪羊毛；羊皮也是好供品，可以做成大皮袄；兔子生育能力超强，公兔负责打洞，母兔负责生育，每家生三个兔崽子是最低标准；当然，兔肉也是上好的野味。 协助拽艮大王维持模界秩序的是土狼，也称鬣狗，属犬科食肉动物，贪婪而凶狠，且成群结队，劫掠起来十分残暴。土狼团队也不能过于发展壮大，一方面它们过度消耗羊、兔会导致生态失衡；另一方面要防范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情形。为解决犬力不足的问题，拽艮采取了一项英明决策：选择兔、羊中的积极分子披以犬皮充当协犬助力管理工作；同时，经常清理队伍，把贪赃枉法、工作不力的剥下犬皮打回原形。这样既节省了管理成本，也保持了上下流动。 管理模境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拽艮大王于此有着复杂的理论模式和战略方针：首先要解决代表性的问题。消失了许多种动物种类，理由呢？拽艮自身就是理由：它虽然不属于真正的动物，但却能代表所有的动物一一具有兔眼、鹿角、牛嘴、驼头、蜃腹、虎掌、鹰爪、鱼鳞、蛇身（东汉学者王符概括），为多种动物合而为一的形象；且与始祖伏羲、女蜗相类似。更生有巅质、螭吻、蒲牢、狸汗、饕餐、蚣蝮、睚眦、狡猊、椒图九子各司其职，令模境井然有序。如此还要那么多动物种类做甚？分门别类也是最重要的战略。群体中必须有所区分，等级分明，即使只有处境完全平等且顺从的兔子和绵羊，也还是要再加区分。羊者，阳也，凡属阳者集中居住，建造大型方圈区隔开来，不得出圈散布吃草，须由外部定时定量供应储存的干草。兔者，阴也，因其先祖曾在月宫捣药，而“月乃太阴之象”，凡属阴者居住各自的洞穴，亦不得随意外出觅食，由土狼队视情况和心情供食。阴、阳之间的转换不得随意进行。除了阴阳之分，动物群中还分为积极分子、落后分子、反动分子、不明真相群、两面兽等等，并依照此分类进行奖惩。对了，不能忽略的还有兔、羊中的智识阶层，它们以博大精深、严谨细密的方式论证所有动物都是拽艮传种；虽然拽艮对此并不置可否。 管理的策略和技术方面也不可忽视，其中最有效的当属运动式治理，即打破常规，定期不定期地折腾一番，以防官僚科层制的懈怠、低效和不作为。别小看这类非宏观的具体策略、技术，其功能绩效远超行政系统的常规运作，让所有动物都参与其中，身不由己，群情亢奋，充满着幸福和感恩的情绪，而且借此傲视群雄，整个模境从运动中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力。 概言之，模境属于森林生态，自然依循森林法则：成王败寇，弱肉强食，模境归一，天下和平。这不，模境的口号声又响起来了：运动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于华看世界）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出台，三胎新政策提上日程，这是中国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决策。 面对新政策出台，将前些年的一些梳理和思考放在这里，以期引起更多的讨论： 曾几何时，计划生育工作是各项社会治理中最困难的任务，尤其是农村地区。我是长期以来做农民、农村研究的。从进入乡村田野开始，就深知农民当时最怕的两项治理就是要钱，要命，前者是指征收税费，计有“三提五统”；后者就是“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最早的计划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先后下发《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办法》和《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那是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对节育和人工流产做出限制的文件。 有人概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史，可大致分为如下阶段： 1、1950年代至1960年代：提倡节育 1955年，中共中央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批示中指出：“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毛泽东也曾说过：“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提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在1957年10月9日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计划。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2、1970年代：晚、稀、少（最多两个） 到了1970年代，卫生部提出“晚、稀、少”的人口政策设想；1973年7月国务院设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强制结扎、强制堕胎甚至杀婴等成为常用手段。 3、1980年代：一胎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除部分少数民族外，在全国城乡全面实施了严厉的一胎政策。1982年2月9日中央发布的1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把政策表述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2年12月通过的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第四十九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4、整个的1990年代至21世纪，各地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并达到极低生育率 5、2010年代：缓慢放松的阶段 2011年开始实行“双独两孩”政策；2013年各地陆续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全面实行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严苛的计划生育制度下，各地都有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标语口号，堪称绝对的中国特色。有人专门就此做了收集整理，试举几例： 云南楚雄某农村的标语：“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四川某乡路边的农舍上用白漆刷着：“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四川还有地方公然写着：“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在山东菏泽地区，计划生育的标语竟然是：“宁可家破，不可国亡。” 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湖北阳新地区计划生育中的一条标语：“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 福建某地计生标语：“严密监视两囡户，深挖猛揭大肚皮！” 看似荒唐又粗鄙的口号并非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在农村，“扒房牵牛”，抢夺财物，强制结扎、引产，甚至引发血案的并不鲜见。即便在城市一些做法也令人啼笑皆非。以亲身经历为例：1990年我进入工作单位，很快就有办公室人员前来询问“你用什么方式避孕？”这样隐私性的问题在大庭广众下如何回答？见不答遂发放安全套等避孕工具。时过未久，又有负责计划生育的领导来对我说，“你马上向居住地家委会申请一个生育指标”，我说：“我没打算要孩子，为啥要申请生育指标？”领导说：“那也必须申请，否则如果你万一怀孕就是计划外的，会影响全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我惊呆。 过了不久，单位开展“二婚主动放弃二胎指标奖励”工作，即再婚夫妻一方已经有孩子的可以再生育一胎，如主动放弃单位可奖励1千元。传达此政策时我与著名性社会学专家李银河老师商量，我们一胎指标都放弃了，应该奖励至少2千元才对。于是我们跑到院里找相关部门提出上述要求，对方楞了一会儿，说：“以前从未遇到这类问题，需要领导研究后答复”。他们研究了几个月后回答我们：“你们这样高智商高学历的不生，农村却多生超生，这很不利于国家的人口素质，绝不能鼓励和奖励！” 时过境迁。到了2018年的8月，忽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认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还扯上了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生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载体，首先从文化上，我们要进行鼓励”。还连上了历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如果一个家族中的男性没有孩子，是进不了祠堂的”。 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这世道变化太快。相比于前面的计生标语，教授的表达贯通古今，真有文化。相比于“扒房牵牛”，暴力计生，征税的做法和平、“文明”，但不知从制度和社会层面看，这么巨大的鸿沟是怎么一步跨越的？生？还是不生？由谁做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于华看社会）
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大院儿里长大的。我父母曾经是军人。父亲之前是北大毕业的。 49年以后，他们还属于军队系统，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转到地方了，不穿军装了。 【编注：在毛泽东为清除异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大批共产党的干部被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严酷迫害。 郭于华的父亲被造反派揪斗，剥夺了医治权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亲去世那会儿我还不到12岁，当然会对人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比如说性格。我小时候性格特别的怯懦，特别胆小，遇到什么事儿就只会哭这种。但是经历文革这个时代之后，其实是逼出来的嘛。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十几岁，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岁，还没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个工厂里面，特别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别害怕，一个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着她。我记得我姐姐当时跟我说：“从今往后，你遇到什么事儿，遇到别人欺负你，你只能靠自己。”没有办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妈妈那段时间也不能回家，家里只有我一个，脖子上挂着个钥匙，那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 但那会儿年龄小，很多事儿不懂，也没有觉得活不下去那种感觉。反正就是遇到事儿了，使劲儿记着哥哥姐姐说的话，遇到人家欺负你，首先你不欺负别人。但你也不能软弱，被人欺负。一旦有人欺负你，就记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会儿我性格也就变化比较大吧。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他们还回想说，我是班里唯一跟男生动手的女生。 那会儿就是有点无依无靠的那种，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时间，都是票证经济，每个月要去领粮票啊、油票啊。要把这些供应的东西买回来。这个月你要是忘了，就没有了。 【编注：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政府机关，发动夺权风暴后，中共党内温和派最终部署军队恢复了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他们还允许一些未成年人参军，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特权。】 我们那个院儿的很多孩子去参军，都是都很小，15、6岁，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也想去。我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去，因为那会儿你要是不去，中学毕业，你就要下乡插队了嘛。后来就特别使了一些劲，找了一些人。最后我比别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离开家走的，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契机吧。 【编注：1971年，14岁的郭于华参军入伍。在那之后的九年间，她在武汉军区空军通讯团担任士兵和副连职技术员。刚满18岁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兵那会儿感觉要是不入党，就是比较落后，比较有问题的这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是这么想。特别是在军队，如果你没入党，会觉得肯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不努力，或者说出了什么问题。入党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入不了的话，会被视为不正常的状态。那个氛围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在军队，在其它地方，可能那个自由空间还稍微大一点。军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个人自由的空间。我不是小粉红，那时没有“粉红”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很红很红，通红通红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后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学。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其实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点启蒙或者觉醒的过程是在校园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完成的。 我们刚进大学的时候，看见77、78级那些学长们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有大学生、也有青年教师，在校园里演讲，参加竞选。这对于我们来说都特别新奇，就觉得他们是在参政嘛，希望参与到政治治理当中。那时候的争论、讨论都很活跃。一个是社会氛围变了，再一个毕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挤压了那么长时间的求知的欲望，需要追寻真相的力量、动力非常之强。再加上西方各个门类的思想，学术的翻译、引进，像《走向未来丛书》、《中国与世界》丛书，都对中国的学者起到启蒙的作用。 我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之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质疑和批判的意识。比如说像林彪事件的时候，那时候毕竟还未成年，也不会思考那些问题。改革开放的时候，起码知道再伟大的人，或者宣传上再伟光正的一个组织，它也是会犯错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诗人叶文福来学校组织讲座。当时他的诗作也是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对于高官贪腐的抨击，实际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写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那个长诗，真的让很多人很振奋，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去批评的，这些黑暗是应该去揭露的。 但是我觉得彻底放弃这样的期待，当然还是89六四。六四之后就不会觉得它只是犯了错误，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一种破灭吧。后来这30多年过去了，实际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你不认错的话，要靠什么来维持？你就只能靠欺骗。这个欺骗就等于是你告诉大家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当然知道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当我们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现实的时候，当然要打一个问号，一定要质疑。你还要用强制的方法让人家接受，不接受就会用压制的这种方式。那我当然反对这个东西。 我声明退党是14年。其实我2000年进清华（任教），我就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我也不交党费。我说，我每年都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读书，每年大概是2000块钱吧。我就把人家给的那个捐资助学的回执就给他。我说：“就这个，没有钱”。 我觉得他们一个是反历史——不让大家知道历史真相；再一个就是不许人们追寻真相。你要追寻真相，或者你要说句真话，那么这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些年其实我们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权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党统治全社会，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毛时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这种状况改变了吗？我觉得根本没有根本改变。它权力独大，它独断专行，想怎么着怎么着。毛时代是计划经济体制，不让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而今天呢，它鼓励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市场是为它来谋取巨额利益的一个空间。那你说，哪会企业家精神啊？他财产都不安全，敢创业吗？他精神都不自由，怎么创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发展？看一看那些农民、那些农民工，他们有什么样的发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来割去的自己还不知道，还挺骄傲。改革开放巨大的好处、红利都被谁拿去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郭于华，1956年生，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她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时常是当局噤言、打压的目标。 童年时成长于北京的机关大院，父母曾是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受到批斗。他1968年因病去世时，郭于华尚未满12岁。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内向胆小的女孩一夜长大。 1971年9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谓的“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毛迫于形势不得不降低斗争的调门。因为家庭的背景，14岁的郭于华被批准参军，成为当时年轻人最向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那时候的她爱党爱国，用她自己的话说，“通红通红的”。不仅是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氛围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军中。刚满18岁时，郭于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于华说自己的觉醒不是来自某个瞬间，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寒窗十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觉醒，大都是在这十年间校内校外的所见所闻的启蒙中完成的。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还记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西方思想文化涌入，让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连续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闭的中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畅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攻入中国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枪声似乎在一夜之间扭转了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郭于华说，她也跟千百万中国人一样，自那时以来就不再对未来抱任何幻想了。
北京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被开除后，他的同事、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认为，清华大学用编造出来的理由对许章润动手，和许章润在海外出书，呼吁中共当局要守法行宪有关，这就是“因言获罪、政治迫害”。许章润究竟在书里说了什么？让谁听了刺耳，非对他下手不可？这对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的寒蝉效应又有多大？ “唉…我也没什么说的，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让人很气愤，也很无语”。 电话那一头，人在北京的郭于华语气满是无奈与无力。此时此刻，在中国做知识分子的艰难，尽在这一声叹息之中。 但谈起同事许章润遭学校以“道德败坏”的理由开除，郭于华不改侠气与仗义性格告诉本台：“这一次，我觉得跟这个书的出版，应该是有关吧！实际上，在我们看来，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说点实话，表达一个观点与思想嘛！这有什么呀，他就是从法学的专业来看，他肯定要围绕着立宪、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问题来表达观点。这本来就是专业性、学者的表达，有什么不能表达，对吧？” 许章润到底在书中说了什么？ 这本《戊戍六章》的新书，由纽约博登书屋发行，是将许章润过去散见于多个海外媒体的文章，以及他曾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发言，再加上今年庚子年的两篇文章，一共十篇，集结成册。 哀中华大地苦难 许章润诉求立宪民主剑指习近平？ 许章润在书中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谈“立宪民主、人民共和”，在没有点名任何特定中国政治人物的情况下，疾呼“良政”与“善治”，用字遣词有时犀利、也不时展现出悲愤的情绪。 书中收录了他2018年7月所发表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许章润疾呼保卫“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必须维持“四条底线”，其中一项就要求必须“落实政治任期制”。 当年三月，中共中央向十三届全国人大提议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将已故领导人邓小平1980年提出的“五年一届、连任不能超过两届”的规矩打破，中国重回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终身制”，举世侧目。 许章润在书中引言这么形容修宪的场景：“戊戍三月三十一日，那大屋里居然爆出雷鸣般的掌声—历史在场，公义不屈，这帮佞人，台上台下，人模狗样，早已被钉在耻辱柱上。” 另外，他也未点名呼吁“既集大权，请办大事”。在许章润看来，即刻可着手的大事之一，不只是要重申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而非工作机构，更要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中国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戊戍六章》7月7日在美国发行的前一天，许章润家人及朋友确认，他7月6日遭中国警方从家中带走，指他涉嫌到四川“嫖娼”，7月12日获释返家。 许章润在书中后记指出，这本书原定由香港城大出版社出版，“不料有司长臂管辖”，施压搁置，他也特别感谢在纽约的主编荣伟仗义协助。 荣伟：为中国思想留纪录 抓人没必要 荣伟则告诉记者，他和许章润同在一个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微信群组里，他邀请许章润出书，也是想为中国真正有思想的研究者留下记录。 荣伟表示，美国有言论与出版自由，他则是提供这样的平台，让大家交流，并不害怕在国内的亲友可能受骚扰。他说，“我不知道，他们要骚扰是正常的，不骚扰（才奇怪），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学术研究、思想交流，这是正常的事情，对吧！……他们有不同看法，也可以提出来嘛，没有必要抓人。” 在亚马逊网站上，《戊戍六章》这本书在关于中国的中、英文书籍销售量中，目前排名第二。有读者留言指出，许章润有智慧与勇气，是伟大的思想家。 然而，这样的勇气在中国国内却一再遭打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当前被强捂住嘴、不让说话的处境， 郭于华的悲愤与悲观，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郭于华：无奈无力 清华自取其辱 郭于华：“面对这样一个状态，还是无奈、也挺无力的，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是这种状态。沮丧和失望也谈不上，这么多年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许章润在书中后记写到，仍“祈求华夏清明，但愿人间有福”。 他也早已预料到自己福尚未至、祸先临头，在书中也提到自己是“冒着杀头的危险说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在郭于华看来，许章润就是“因言获罪，政治迫害”，她也很痛心学校配合上意。 她还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当年为清华大学留下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校训，早已不复存在，清华大学的做法是自取其辱。 “唉！反正，我觉得，我也不是为了能有什么用去说（表达反对），我也知道没用，但我还是要表达我的态度，我不能不说话，我必须有个态度，有所表达。他们羞辱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其实你想想这个事，谁的名声受到羞辱啊？我觉得就他们自身吧，谁会因为这个事儿改变对许老师的看法？” 郭于华透露，返家后的许章润因防疫的原因，现在得居家隔离十四天。 许章润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后，成为“海归派”回国。2005年，中国法学会评他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专研法律哲学的他，为他深爱的土地不断建言，也曾以现代法哲学的观点指出三句话、二十四个字，贡献所学：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授受以公、临治以法。 他谦称自己“书生无用”，但“哪有先生不说话”？纵使有人不爱听，他说了，只要活着一日，他还会继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