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暴童年到赴美留學 19歲網紅靠自媒體賺足300萬學費
2026 年 6 月 24 日
這是一篇關於當下疫情局勢與policy的質疑。但是在開始之前，我必須做一個冗長的前情提要，以清晰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免誤解。 第一個前情，是在2021年8月，我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提出應該開始考慮群體免疫。當時病毒已經變異到了德爾塔毒株，還沒有變異為奧密克戎。然而，在那個時候，英美已經全面開禁，群體免疫政策起作用。 典型的案例是歐洲杯，數萬乃至數十萬球迷聚集在球場里，甚少使用口罩進行防護，但是並沒有引發強烈的後果。 英美的群體免疫政策所推導出來的成果，後來普遍為世界各國採用，歐洲各國、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韓國，100多個國家先後採用了群體免疫政策，全球逐漸進入正常化時代。較晚採用的越南，也並未引發社會混亂，反而在社會開放之後，逐漸取代了中國的許多供應鏈布局，成為新一輪的經濟寵兒。 到今天，我依然在「陰間」。但我家人中已有多人羊了，包括我妻子。 我在她身邊照料多日，連口罩都沒戴。我並不心存僥倖，知道自己無非遲早也會一得。或許運氣好些，可以混個無癥狀，那真是不勝之喜。 但無論如何，也無論在我身上發生什麼，對於實行，乃至更早實行群體免疫，我都毫不後悔，衷心擁戴。 只要人是自由的，我們就能夠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求醫問葯，可以逃避世外，可以囤糧囤葯打響自衛保護戰，如果願意當然也可以自我隔離，躲它個三年五載。 歸根到底自由才是最寶貴的。假如做好了一切準備與自我保護，死神依然要找到我，那我也無怨無悔，生死有命，我要自由。人的一生中大概會碰到一萬一千種死法，總有一種會找到你，有什麼可抱怨的？ 第二個前情，是在11月底放開跡象已經非常明確之時，我曾與冰川的同事有過討論，焦點在「放開」二字。這是一個十分有歧義的詞。因為贊同放開，事實上就等同於贊同封控。如果在此時對放開有所微詞，似乎就等同於贊同封控，甚或清零。 因此，我們共同認為，所謂「放開」是一個非常具有欺騙性的詞語，它本不應當成為政策的一種形容。更加準確的，是防疫政策，採用何種防疫政策的問題。清零從來不應該成為一種政策，封控從來不應該成為一種手段，而放開更加從來不應該成為一種選擇。 從武漢開始，我就是堅定的反對封控者。負責任與有能力，並且受到監督的結構，絕不敢如此置上千萬人於無助、封閉與自生自滅之中。而在其後，全國的輪盤式封控，超大型城市包括上海、成都、西安，中型城市如揚州、烏魯木齊，小型城市如瑞麗，幾乎沒有幾個城市能夠倖免，更是上下五千年，縱橫千萬里，亘古未聞之慘烈。 因此，所有的封城，半封城，全都既缺乏法理，也缺乏合理。因此，「放開」是一種欺騙，它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封控的惡政性質。 以上兩點，我想要清晰地表明一個態度：封控是無理的，而群體免疫是早就該執行的政策。 1. 這個冬天是極其嚴酷的。在過去短短的不到一個月時間中，我們所聽到的噩耗已經不絕於耳。在新聞中，我所喜歡的演員王勁松的母親，名人樊登的父親，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胡鞍鋼的岳父、設計家吳冠英、《中國青年報》原副總編輯周志春……紛紛去世。 我們在新聞中所見的，不過是冰川上面的一個細細的尖角，而在冰川之下，不知道有多大的隱藏部分。 即便以這細細的尖角去看，年齡層也十分廣闊，百歲老人也有，四五十歲的壯年也有，年輕的人群也有。因此，病毒所攻擊與殺害的，並非單一人群而已。 因為新冠死亡的標準已經臨時被修改了，所以真正在這場災難之中死亡的人數，恐怕永遠會變成一個謎。但是概率自然還是可以被計算的，只是當下或者短期之內，恐怕都不會有這樣明確的數據出現，只能留待病毒學家，以及未來的歷史學家，去做研究了。 許多的防疫愛好者，便會用以上的數據、事實與局勢，來論證清零與封控有多麼地正確，而所謂的封控政策使多少的中國人幸免於難。 打住。以上慘劇的製造，並非因為清零與封控多麼地英明，而是因為，當下的policy，是一個放任放棄與放縱的政策。它嚴格上來說，連個policy都不算，是擺爛。 首先，不要再玩文字遊戲了，不要再用所謂的多少條、所謂的放開等等模稜兩可的詞語，可否公開與正確地使用「群體免疫」這樣符合policy用語的科學辭彙？ 到目前為止，依然沒有一個權威與公開的數據，告知公眾總體社會的感染率到達多少。網易曾經有一篇文章提到，國家衛健委21日電話會議提到，累及12月1日至20日，全國累計感染人數2.48億，人群累計感染率達17.56%，北京和四川的感染率均超過50%。 在我就醫的上海一所醫院中，醫生告訴我的內部數據，全院醫護人士感染率在22日已經超過50%。 在我所在的一個來自全國各地的15人群里，92%已感染。 大家都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自行統計，估算感染人數。 但問題是：為什麼要自行估算？為什麼不能夠公開感染數據，並且宣布實行群體免疫政策。 群體免疫政策不是擺爛政策，它必須要有個明確的規劃與指向。 如今的情景，顯然是無計劃、無管理之下的群體免疫，全國都在爭先恐後地「達峰」。在許多媒體與數據機構的監測中，感染人數都是呈幾何級增長的。但是達峰的目的是什麼？在怎樣的管理下達峰？達峰需要怎樣的醫療儲備？達峰會付出多大的代價？達峰中會出現什麼意外，例如病毒變異，或者就像這兩天所傳言的那樣，事實上在北方地區，德爾塔毒株依然存在？ 似乎沒有一個省市，包括中國的最高疫情指揮機構，衛健委和CDC，心中有明確的目標或圖景。 群體免疫變成一個完全的盲人摸象的過程。 但真正的群體免疫顯然不是這樣無序的、不計代價的、爭先恐後的達峰。群體感染到多大的比例，能夠達到免疫效果？公眾需要對群體免疫做何等的準備與措施？各級gov、公共衛生部門、基層組織、社區，該在群體免疫政策中擔當什麼角色？藥物如何儲備與分配？高危人群應當如何登記與保護？不同的基礎病應當採取如何不同的措施進行防範？如何防止病毒再次變異？如何分辨有癥狀與無癥狀？ 群體免疫所需要的準備、應急與儲備，是極其細緻與巨量的。群體免疫並不是讓公眾以赤手空拳的肉身去硬扛，而是必須在充足的藥物、醫療與防禦的基礎上，避免過高的重症率、病死率作為前提。 公開宣稱進行群體免疫政策，既是對公眾的告知，也是使公眾有充分清醒的認知，在依賴國家機構的基礎上，同時進行充分的自衛準備。 公眾無意識、無準備、無知識；曾經遍地都是，吆五喝六的大白一夜間消失，留下赤手空拳的公眾，和疲於奔命的醫院，這樣的群體免疫，還是群體免疫嗎？這是群體受疫吧。 2. 這個冬天。這是冬天。 在我們過去三年的時間裡，我們都已經充分被教育了，冬天，是疫情反彈最為猛烈的時候。 可是在11月底，已經進入了冬天，才開始採取了群體免疫的政策？ 我依然仍然堅持群體免疫政策的合理性。夏天比冬天更合理，這是一個自然之理，也是我們在三年的疫情中，所學到的一個基本知識。 但是如果錯過了最佳的時機，那麼冬天進入群體免疫，並非不可接受。 然而，同理，無論在任何時候進入群體免疫政策模式，都必須要有充分的準備。而在冬天進入，就必須有更加充分的準備。 那麼，問題是：為什麼在11月才進入群體免疫模式？背後的政策考量是什麼？進行這一決策的依據是什麼？在進行這一決策的時候，所進行的準備是什麼？是否充分對醫療機構進行了告知、培訓與補充？藥物是否充足？高危人群是否有應急機制？ 猜測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在11月之前，事實上已經有了比較大面積的感染。例如核酸的結果，有大面積的造假。 這些或許是猜測，或許是謠言，我一個都不願意相信。 但我仍然無從得到的解答是：為什麼？我們不配得到一個解釋嗎？ 就算解釋沒有，我也還是認了。但是有以下的事實，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應對： 北方的感染人數高於南方，是否北方在醫療資源上，應當得到充分的傾斜？北方的癥狀比南方嚴重，是否官方能夠給予更加充分的指導，告知北方的公眾，應當如何應對較重的癥狀？怎樣的癥狀，應當以怎樣的方式來解決？ 在許多自媒體上看到，包括北京在內的殯儀館已經滿負荷運行，並且價格高企。是否官方也應對此有所回應，設法解決？ 在北方，以及那些感染比率較高的省市直轄區，能否有一個充分的指導，告知在照顧感染的家人方面，如何能夠盡量避免自我的感染？像我這樣家人感染之後多日還未感染的人，該如何避免感染，或者不可避免，但是否有可能是無癥狀感染？能否有人幫助我，使我能夠有一個充分的自我保護與自我確認？ 而即便在南方，小孩與老人這些易感染人群，該如何防護？對於高危的老人與基礎病患者，該如何盡量防護？何種癥狀？出現什麼癥狀可自行處理，而出現何種癥狀該立即送醫？ 傳聞說，老人的癥狀，未必如同少壯一樣，會出現發熱。或者有些癥狀，與基礎病之間會有重疊。該如何分辨？可否有人能夠幫助分辨？ 凡此種種，都與冬天相關。為何我們進入了冬天，只感覺到無窮無盡的冬天的冷酷，與群體感染的肆虐，而未曾感覺到任何免疫的希望？ 這個冬天，群體如何免疫？ 3 我被同事嘲笑，說我是一個口炮黨。 想來的確羞愧。從2021年8月我開始提群體免疫，可是到了群體免疫真正開始的時候，我竟然幾乎沒有準備。 警覺性較高的妻子準備了布洛芬和血氧儀。但僅此而已。在許多人的協助下，我終於有了布洛芬，有了對乙醯氨基酚。但是昨晚在群里討論時，又有人提出了需要電解質水，我又是一臉懵圈——因為我竟然也沒有準備。 繆曉輝醫生說，他在疫情開放之後大聲疾呼：鎮靜鎮靜，解熱鎮痛葯怎麼可能缺呢？「結果呢，如同『空氣怎麼可能缺』這麼成熟的問題，出乎意料地還真成熟地缺了。」 他是一個醫生。他都缺葯。 我想問：為什麼已經決定了群體免疫，卻一點準備也沒有？ 2021年7月，張文宏關心了三個問題：疫苗需要普及接種，因為雖然（當時的德爾塔病株）能夠穿透疫苗，但是疫苗在防止重症和病死上，有充分的作用。老人家更加是應注盡注。 ICU需要大量建設，因為連在上海，ICU病床也十分短缺。 個人防護還要做。 可是在經過了將近一年半之後的今天，疫苗的接種率，與當時並沒有質的突破。尤其是在老人群體，並沒有充分地接種。 根據中國較為權威的醫學媒體《醫學界》報道，從2022年3月到12月中旬，中國60歲以上人口的全程接種率只從80.27%上升至86.6%；80歲以上老人加強針全程接種率僅為66.4%，完成加強免疫接種1515.3萬人，僅為40%。 關於ICU床位，有兩個不同的數據。在新聞的普遍報道中，中國2021年擁有ICU床位一共是6.7萬張，每十萬人擁有ICU床位4.8張，而美國是每十萬人34張，德國是每十萬人29.2張。醫學界的報道說，2021年比上年增加了3624張。 11月17日，國家衛健委應急司司長郭燕紅提出「要求ICU床位達到床位總數的10%」。什麼概念？也就是要求全國總的ICU床位達到14.3萬張，缺口接近8萬張，超過一半。 但是在12月9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布會，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表示，目前，全國的重症醫學床位總數是13.81萬張，其中三級醫療機構重症醫學床位是10.65萬張。重症醫學床位接近10張/10萬人的水平。 作為一個醫療盲，我不知道郭司長和焦司長之間的差異到底在什麼地方，並且這其中的文字遊戲到底是什麼。從本能上來判斷，在一年的時間裡，在全國各地都在封控和核酸的熱潮之中的時候，醫院的ICU床位翻了一番，簡直是一件天方夜譚的事情。 而12月1日《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隨著近兩年更多資源投向防疫，從2021年起，中國醫療資源的建設速度放緩。重症監護病床數量的增長率從前一年的近9%放緩至2021年的5.8%。 有意思的是，今年4月份，觀察者網一篇反對中國「躺平」的文章標題就對中國ICU的稀缺做出判斷《躺平後將有1.5億人無法住院，3.5人搶一個ICU》。 文章非常清晰地測算道： 「美國疫情高峰期新冠危重病人對ICU的佔用比例約30.4%，按照這一測算，考慮到美國十萬人ICU密度是中國的約9倍，如果中國與美國病例比例大致相同，則奧密克戎高峰期中國ICU需求的佔用率為273.6%，因而中國ICU病床的缺口約173.6%，再考慮到中國ICU原本使用率中位數75%，則ICU缺口數量為9.45萬張，為中國現有3.8萬張ICU病床的約2.49倍——也就是說每一天有約每3.5個病人搶一個ICU床位。 以此推算，整個奧密克戎高峰期2個月期間，按進ICU病例住ICU天數與新冠病例住院天數相同測算，一個疫情波次有76.15萬人次的需求讀得不到滿足，全年3波次疫情ICU缺口228.46萬人次。考慮到美國每年超500萬ICU患者10％-29％死亡率的中間值20%，需要但進入不了ICU病死率升高一倍，也就是有40%死亡，則中國全年因醫療擠兌住不了ICU而死亡的病人將會超過91.38萬人次。」 總而言之，在三年之中，ICU床位數並沒有大規模上漲，甚至在去年增長速度下降，無論如何也滿足不了這一波群體免疫的需求。 如果說疫苗和ICU是一個需要長期準備的工程的話，那麼最奇異，然而也是最普遍的事情就是在於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感冒發燒類藥品的全面匱乏。 繆曉輝醫生所提到的解熱鎮痛葯的欠缺，是大多數中國人目前正在經歷的奇異的痛楚。中國是最大的退燒藥生產國，布洛芬佔全球產量的三分之一，而對乙醯氨基酚佔全球產量的70%。 而現在，從北方到南方，從資源最豐富的北京上海，到我家鄉的小縣城，退燒藥都在全面的哄搶之中。 《每日人物》的這篇文章，《為什麼我們買不到退燒藥》非常清晰地講清楚了為什麼在全世界最大的退燒藥生產國買不到退燒藥的全過程。 其中最重要的論斷非常清晰：突然的轉向，無論是生產，還是流通，還是銷售，全面出現了系統紊亂。 它指向的只有一個問題：沒有準備。 我生活在上海，我的朋友們都生活在北京、廣州、成都、杭州這些發達城市中，我們多少還有些資源，有些人脈，有些渠道，儘管困難，我們還是能夠想辦法生存下去。但是農村，尤其是貧困的農村，在四川、甘肅、貴州、雲南那些偏僻的鄉村中，如果發生了大面積的感染，他們將會如何？ 農村醫院中的藥品更為緊張，人手更為緊缺，知識更為匱乏。已經有了一些報道，一寸一寸地發燒，依靠輸液治療……看著都讓人揪心。 在過去數十年里，由於城市化和工業化，農村的青壯年人口大量轉移到了城市，農村空心化並不是農村不再有人，而是生活在農村的，大量都是老人與留守兒童。他們恰恰是這波群體免疫中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人群。 自顧不暇的城市，眼睛裡看不到鄉村。可是在這波即將持續數月的疫情衝擊中，農村的情形將會如何？（參考張豐的文章一個河南小村莊，沉默地熬過了」疫情「） 我不知道。因為信息太匱乏。淹沒朋友圈的，都是各種人陽了之後的各種反應，但是我基本上看不到鄉村。 2019年冬天，武漢出現了第一例新冠感染者。2022年冬天，我們終於邁入了群體免疫。三年來，我們到底學會了什麼？ 疫苗被穿透，ICU依然匱乏，退燒藥買不到，農村看不見。 三年，在新冠病毒面前，我們竟然依然是一個裸體的孩子，毫無準備的肉身，無葯可醫的病人。天災乎？人禍乎？ 4. 我在朋友圈中頻繁刷到一張圖：香港公布的不同疫苗對預防感染的效率。以前香港只公布了針對新冠重症/致死的效率，現在的數據全面了。 這個數據，其實來源於2022年10月香港大學醫學院在國際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的研究論文，對比的是復必泰mRNA疫苗，和科興的滅活疫苗。 太專業的東西我看不懂，但是我看到的是結論：兩針疫苗已經不足以預防奧密克戎，打完三針科興在60歲以下人群預防效率為51%；三針復必泰在所有年齡段都有效率能達到70%以上。 加上時間因素，更加全面的數據，是三針復必泰從針後14日的89%，下降到六個月後的77%，依然是非常有效的保護。而三針科興是針後14日的36%下降到六個月之後的8%，基本上已經喪失了保護作用 那麼，已經非常清晰哪個疫苗更加有用了吧？這並不是美帝國主義或者是哪個境外勢力編造的謠言了吧？這是屬於我們祖國的香港的科技工作者所做的研究。 12月22日，11500劑由德國BioNtECH和中國復星集團共同研發的復必泰疫苗運抵北京，預計年底開始給在華德國公民進行注射。 疫苗是一個敏感的故事。2020年，我曾經操持過一個新聞直播節目，凡是關於疫苗的討論，統統被平台拒絕。 近期關於疫苗有兩個新聞。 12月20日，在美國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問新聞發言人普賴斯是否有向中國提供疫苗的意向。普賴斯非常直接地說，我們計劃盡我們所能幫助中國控制住疫情，這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美國是全球新冠疫苗最大的捐助方。 次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毛寧說，目前疫苗加強針（第三劑，第四劑）的接種工作正在有序推進，藥品和檢測試劑總體可以滿足需求。拒絕了美國的援助。 德國《明鏡周刊》21日報道說，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20日表示的房可以立即向中國提供數億劑的BioNTech疫苗（也就是復必泰），德國聯邦防疫主管機關也願意提供幫助。然而，北京拒絕了德國的提議。 曾光，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在12月22日的一次會議中說，「不管以前打了兩針還是三針的人員，都可以開始打第四針了。第四針一定要變換疫苗，不能再用滅活疫苗了。」 滅活疫苗的效率，已經在香港的抗疫鬥爭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現。在無論對比美國的輝瑞疫苗，還是德國的復必泰疫苗上，它對於預防感染方面都遠遠落後。 上一節中提到，中國的老人疫苗接種率其實是非常不足的。如果能夠接種輝瑞疫苗或者復必泰疫苗，那麼在6個月之內，他們感染的概率會很低，這難道不是大量挽救老人的機會嗎？ 2020年，中國曾經向日本、義大利、伊朗等許多國家，大量援助過口罩、核酸檢測等醫療設備，對此，留下了「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一時佳話，而受援助國對於中國的感激之情，都溢於言表，這難道不是增進國家關係的美好時刻嗎？ 為什麼我們可以援助別國，而別國不能援助中國呢？在地震、颱風、海嘯等自然災害中，無論任何國家，包括美國、德國、日本，還是中國，都曾經滿懷感激接受過他國的援助，在疫情這件事情上，有什麼區別嗎？ 美國加上德國，如果我們主動一點，應該給每個中國人捐獻一劑mRNA的疫苗都夠了。那麼就按照77%的防感染率，會減少掉多少感染者，那麼無論是ICU，還是發燒葯，還是農村醫療，許多當下緊張的醫療壓力，都會得到巨大的減輕，為什麼不？我們在死守的是什麼？難道不是人命關天，難道不是人民至上嗎？ 5. 這幾天，我發動了許多關係，找了許多人，加了許多群，想買一盒美國輝瑞醫藥公司生產的Paxlovid新冠特效藥。 還是那句話，我是一個醫療盲，我根本不應該去搶這個葯。因為我不知道它的藥理作用，也不知道該在什麼時候使用，也不知道它有什麼作用。 這是我在絕望之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或者安慰。我80多歲的父親生活在鄉下，醫療條件差。如果萬一他被感染，我敢肯定他沒有什麼機會能夠被使用這個特效藥。 我的計劃是：萬一他被感染，我拿著葯去找醫生。 這個葯非常貴，非常難買。第一次看到關於這個葯的信息，我馬上去問了和睦家的一位醫生。他說，醫院僅有少量的庫存，只提供給重症患者。 北京一位醫生寫的文章《從輝瑞新冠葯Paxlovid看高端醫療的階層流動》證實了這個說法。「就現在的醫療擠兌狀況而言……基礎病越重，患者年紀越大，買到特效藥的可能性才越高。……Paxlovid就是一個需要被爭搶得頭破血流，卻又遙不可及的夢。」 那是在北京，全中國醫療資源最豐富的地方。如果在北京都要如此爭搶的話，那麼我們，在一個縣城以下的鎮里的衛生所，你覺得有機會能開到這個葯嗎？ 在這件事上，我的眼睛裡沒有世界，沒有國家，只有我的老父親。只要能搶到葯，我可以是一個卑鄙無恥的人。況且，我只是想買到而已。 我看了許多東西，這個葯最好在感染之後的五天之內使用，並且是中症一下比較有效。 關於這個葯有許多說法，一說是國葯代理，一說是復星醫藥代理，還有一種現在比較普遍認同的說法，是中國醫藥代理。 但是無論是誰代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代理者是一家國營公司。第二點可以肯定的是：國內的供應量嚴重不足。第三點可以肯定的是：需求量非常大。 我在一個群里至少已經看見五六條這樣的信息：家中老人，有嚴重的基礎病，已經確診了新冠，在醫院裡沒有葯。所以患者家屬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尋找這種葯。 […]
抗擊大瘟疫，中美製度對決，不僅在藥物和疫苗開發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決出高低。經濟方面。美國經由疫苗開發、藥物研製，以及溫和的、勸告式而非強制的人性管制措施，美國社會從容與病毒共存，優先保障民生，很快復工復產，社會快速恢復常態，經濟獲得恢復性發展的強勁動力。 中國實行極端清零、極端封城的非人性、非人道的極端措施，企圖清零病毒，其結果卻是破壞經濟、毀滅民生，製造海量次生災害、人道悲劇，未能把病毒清零，而幾乎把經濟、民生和人命清零。 當美國抗疫把中國抗疫遠遠甩在後面之後，美國經濟增長率超過中國，據稱這還是1976年以來的首次。如今，世界上已經很少有人再談及前些年的熱門話題，所謂「中國超越美國」。這證明，單論經濟發展，民主的美國仍然擊敗了專制的中國。 而在抗疫過程中，秉持人性、人道、人權的美國，處處與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的中共，形成鮮明對照。比如：人民因居家隔離而生活困頓，美國政府不斷向人民發放現金，予以補助和救助；但在號稱社會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中國，政府從未給人民發過一分錢。對新冠患者，美國提供免費檢測、免費藥物、免費疫苗，而這一切，都由政府買單；反觀中國，動輒收費，甚至逼迫人民高價賣葯。 施打疫苗，美國的順序是，先施打最高危、最弱勢的老人群體，然後才輪到中年人，最後才輪到青少年和兒童。中國的順序卻是，先施打18歲至59歲的中青年階層，然後才是老人。顯示，美國的出發點是科學精神和人道主義，中共的出發點是功利主義和勢利眼—它們要優先保住青壯勞動力，而不惜犧牲老人，甚至默認、巴不得老人大量死亡，以減輕政府負擔，包括退休金、養老金、各類老年福利等。對應的還有，當權者以疫謀獨，也指望疫情、封控和死亡，封殺或終結政治老人的影響力和生命力。 而中美兩國的決策機制，不僅顯示制度的不同，而且直接決定了抗疫結果。中國方面，權力就是一切，權力高於醫學、高於科學，權力更高於人民利益、民間疾苦、乃至人民的生命。按照中共領導人親口所說：中國的清零和封城模式，是由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所決定的；不要算經濟賬和民生賬，而要算政治賬。經由某人拍腦袋式的決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十多億人民的命運操之於一人之手。 而在美國，權力受到監督和制衡，醫學和科學高於政治，更高於權力，任何領導人，不可能做出悖離醫學和科學的決策，只能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並接受監督和批評，具有隨時修改的修復能力。換言之，在美國，權力服從醫學、服從科學、更服從民意，始終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真正做到了而不是喊口號的以人為本、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至上。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是一場權力與科學的對決，而科學打敗了權力。當然，歸根到底，還是制度的差異，也是制度的競爭。中國盲從權力，而美國尊崇科學。其實，抵抗這場大瘟疫，美國本無意與中共展開制度競爭，只是依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自然作為；但有意與美國展開制度競爭的中共，恰恰就敗在制度差異之下。如此的制度之爭，勝敗分明，足以讓世人深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看著中國最國際化大都市上海封城後出現的夢魘版的場景，可能即將重蹈覆轍的北京，以及屢屢封鎖對中國經濟對民生造成的嚴重威脅，對消費者和企業的信心造成的毀滅性打擊，一向對評論中共領袖習近平比較有節制的西方媒體，言辭也越來越嚴厲了。 費加羅報5月3日社評直指新冠在中國，囚禁已不可逆轉，習近平的勝利主義讓位於震耳欲聾的沉默!對紅色皇帝來說，毫無疑問，這就是中國清零戰略的「成功」，這就是共產制度遠遠超過西方民主模式的證明! 奧米克戎變體將中國頭號人物推到了他的全封閉的瘋狂邏輯的盡頭。在過去的五個星期里，上海的2600萬居民陷入了卡夫卡式的地獄，他們被飢餓籠罩，被強迫性的禁閉驅使，讓人想起中國式古拉格—勞改的鐵律。 評論質疑，清零難道就是為了這個! 中國的戰略確實拯救了生命……但代價是嚴酷的監獄制度。最駭人的是，沒有前景，一條不歸路。社評還質疑，習近平沒有為上海，也沒有為其他46座受到全部或部分封鎖的城市說一句話，也沒有解釋為什麼他沒有選擇給他的人民接種有效的疫苗。就這樣，總共有3.45億的中國人被關了起來……雪上加霜的是，重新禁錮的陰影現在籠罩著中共政權所在地北京! 當然，對中共專制政權而言，合法性與票箱無關，而是取決於黨以」繁榮「換取人民臣服的「政績」。不過，對政府來說，街頭出現的抗議可能是危險的，對習近平來說，這是最糟糕的時機，因為他打算在11月的中共大會上開啟終身統治。 費加羅報另一篇報道以『中國自投清零陷阱』命題，報道稱，中國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數處於2020年5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但是2022年的春天在這個最初爆發新冠病毒的國度卻散發著一種奇異的怪味。當世界重新獲得自由並扔掉口罩時，中國正在為其主要的大都市上緊螺絲。在上海和深圳被封鎖之後，位於該國中部的鄭州和首都北京等城市正在被強加以新的枷鎖 。 德國『法蘭克福彙報』評論習近平一意孤行推行清零政策，「這一切不禁讓人回想起來黑暗的過去。中國不再重新開啟因防疫而關閉的國門。」「這種清零政策的代價極高，已經將國民經濟逼向了大蕭條的邊緣。大白們拳腳相加將數十萬上海民眾送往隔離中心的同時，北京最高層也顯露出了真實面目。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公開宣稱，發展經濟已經不再是首要目標。」「在習近平看來，市場早已成為威脅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隱患。如果不對資本進行管控，將會帶來無法估量的苦難。」 法國世界報在題為『習近平落入自設的陷阱』開門見山：當你的三個最熱心的支持者在幾個小時內相繼告訴你，你正在一頭撞向南牆，那麼，考慮他們的建議符合你的利益。即使你的名字是習近平，你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的領導人。但是三位有影響力的商人剛剛敲響了警鐘：-一位歐洲工業家、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和一位中國金融家，他們說，中國的情況不妙。 這三位有影響力的商界人士，一位是歐洲的實業家、德國人伍德克（Joerg Wuttke），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一位是美國的經濟學家，是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總裁-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還有一位是中國金融家單偉建，他曾經是聯想集團的董事，最近被任命為阿里巴巴的董事。 三個敲鐘人的聲音，習近平能聽進去嗎？伍德克似乎很懷疑，「中國正在失去其世界最佳供應來源國的地位」。但是「中國走不出主席劃定的軌道，領導人被困在自己的故事中。這是非常悲哀的。」 文章最後以兩個驚人的例子作結：1959年，當國防部長彭德懷敢於告訴毛澤東大躍進是一場災難時，他被批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被迫辭職。今天，當上海人因為飢餓而敲打鍋碗瓢盆時，他們被指責為被西方勢力所操縱。歷史正在重演。 中國的經濟前景不妙，紐約時報5月1日相關報道說，越來越多的中國經濟學者和商界領袖人物，停工停產造成的傷害將愈發難以彌補。「威脅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疾病，並不僅僅是新冠肺炎，」中國大型旅遊集團攜程旅行網的聯合創始人梁建章最近在給『中國企業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犧牲一切追求極端的『休克』措施，並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全面勝利。」 敲鐘人，或者一如中國習慣上說的「吹哨人」，他們的聲音能被聽到嗎？中國最知名的吹哨人是李文亮，他在2019年年底在同學微信群發出武漢爆發新冠病毒的警告，被央視報道指「散步不實信息」，被公安機關叫去「訓誡」…… 2022年的敲鐘人遭遇會更好嗎？曾對中國經濟示警，任職交銀國際的中國知名經濟分析師洪灝在社交平台上的帳號已被註銷，據指是因為洪灝曾多次發表警惕資本外逃、封控防疫影響經濟的言論。3月3日，他曾在推特發布一則上海封控抗議的視頻，標題寫著「上海：零活動，零GDP」。官方稱他「已離職」。 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近期多名經濟分析師的網路言論都遭限制，除了洪灝外，還有中國東北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付鵬，和北京私營股權投資公司「灃京資本」的基金經理吳悅風。 習近平為什麼視而不見呢？法國世界報刊載的塞爾齊-巴黎大學張倫教授的文章則把普京發動侵烏戰爭的強權主義邏輯與習近平做了比較，文章寫到：在普京陷入自己構築的侵烏戰爭的陷阱的同時，他的盟友和朋友習近平也按照同樣的邏輯陷入了一場抗疫戰爭。兩年來，習近賓士下的中國一直在不惜一切代價運用 “新冠清零 “的方法應付疫情。 作者認為：對習近平來說，權力是神奇的、無所不能的，類似於軍事型的組織和對被感染者的極端嚴厲的隔離措施，旨在根除病毒並使社會 “健康 “和 “凈化”。儘管面對病毒的變異，特別是Omicron變種，中國的一些流行病學家對這種做法持保留態度，但 “清零 “政策仍然得到了堅持。因為在習近平眼中，它不再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它已經成為中國模式的象徵，甚至是我們當今世界特有的”東升西降 “的文明變遷的證明，這是他近年來所認定的看法。
隨著疫情形勢趨緩，人們也越來越認同「與病毒共存」的方式。原本封閉國境的多個國家也紛紛打開國門，希望能吸引遊客到訪。 紐西蘭周一（2日）允許來自60個國家及地區的遊客入境，是2020年以來首次。 紐西蘭要求，外國旅客只要完成接種新冠疫苗，且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便可入境紐西蘭，之後毋須接受隔離。但紐西蘭目前仍禁止來自中國大陸及印度旅客入境。 在南歐，義大利及希臘也放寬旅客防疫限制。 希臘當局周日（1日）起取消國際及國內航班的防疫措施，包括搭機入境的旅客毋須展示打針證明、陰性病毒檢測或康復報告，但在機上及機場內仍要戴口罩，8月會評估措施。 當局亦取消食肆室內顧客的人數限制，但在室內場所及交通工具內仍須戴口罩。 義大利也不再要求入境旅客填寫聯絡人、健康及旅遊記錄等資料，進入餐廳、戲院等場所不必展示已打針等的「綠色通行證」，在超市、工作場所內亦毋須強制戴口罩，但在公共交通工具、戲院、所有醫療機構仍須戴口罩。有羅馬居民稱，等了逾兩年終放寬限制。 泰國政府宣布進一步放寬入境條件，5月1日起，已完整接種疫苗的國際遊客入境泰國後無需進行核酸檢測，以推動經濟和旅遊業的復甦。泰國還計劃6月1日起取消入境申報系統，預計最遲不超過7月1日，國際旅客入境泰國的條件將會基本恢復到2019年的狀態。
俄烏戰爭開始後，世界防疫進入反向而行的兩極，眾目睽睽之下進行了一場兩種制度的競賽。此前正在忙於強制推行疫苗護照的法國、加拿大的疫情戛然而止，兩國政府利用疫苗護照重置公民權的「內戰」當然也悄無聲息地結束了。但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從經濟之都上海開始，陸續推廣至全國一些大中城市的疫情清零卻看不到頭。本文將從全球化背景下病毒傳播的規律、各國防疫的共同點到最後演化成兩種不同的選擇入手分析，中國堅持不可能達成的病毒清零的內在原因。 歐盟群體免疫與中國病毒清零的依據 據路透社4 月 27 日報導，歐盟委員會表示，隨著歐盟進入緊急狀態後階段，在該階段大規模報告病例，據估計有 60% 至 80% 的歐盟人口感染過 COVID-19——根據傳染病學家們的經驗數據，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居住區域的一種流行病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感染過，就會形成群體免疫力。基於這點，歐盟委員會表示，今後疫情不會太嚴重，在為這個階段做準備時，歐盟各國政府應加大對兒童的 COVID-19 免疫接種力度。這意味著，歐盟各務包括法國馬克龍政府2.0版，也不會再強行使用發放疫苗護照重置公民權的方式，激發本國公民對抗政府。歐盟今後正式進入群體免疫階段，接受與病毒共存這一模式。 中國方面的數據是另一統計口徑，不是全國多少人口感染過COVID-19，而是接種疫苗人數。據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公布，2021年全國新冠疫苗接種超過26.9億劑次，完成全程接種人數超過11.9億人，中國疫苗接種率已達80%以上。接種疫苗是為了獲得免疫能力，按照中國自誇的疫苗有效性，中國的群體免疫率至少也達到60%左右，但最後卻走上了最原始的方式：大規模封城。 其它方面，中國與西方也算同步。比如從1針有效到2針、3針，再到加強針之類，接種疫苗本為防感染改為防發病，中外專家同步。疫情期間，多個國家都爆發了民眾自發性的反對強制接種新冠疫苗等衛生措施的示威抗議活動，西方左派政府有些還挺羨慕中國政府能夠做到武漢封城這種地步，有些國家也採取以往不敢的強硬手段逼迫民眾。這些抗議活動中，以加拿大卡車司機2022年1月至2月間的抗議活動最為規模盛大，法國馬克龍政府採用強制疫苗證重置公民權利的做法是挑戰該國民眾的容忍底線，引發極大反彈。加法兩國直到俄烏戰爭發生，才中止了疫苗護照的強制推行，中國走上了另一條極端的防控道路。但事實上，只要中國不閉關鎖國，與全世界保持經濟貿易關係，就會有國際人口流動，而這些流動人口當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無癥狀病毒攜帶者，這種封城於防控疫情並無實際作用。 西方早已預知：全球化必然引發病毒世界性傳播 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偏遠小國發生的瘟疫將波及全球，對這一危險的認識，開始於1990年代，2003年中國Sars強化了這一認識。 1992年美國的醫學協會（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發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響的報告《新興的傳染病：微生物對美國健康的威脅》，其中提到，由於全球人口流動的加劇、病毒出現了抗藥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原因，過去已經控制的疾病如霍亂、鼠疫、瘧疾、肺結核和白喉等開始重新出現或擴大傳播範圍。一些新的傳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埃博拉病毒、軍團病、禽流感和SARS等紛紛出現。該報告提出了導致傳染病捲土重來的八個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口日益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傳染病也隨之周遊列國。該報告指出，頻繁的人口流動使得傳統的隔離方式根本無法生效，也使得一國爆發的傳染病會迅速地傳播到其它地區。 2003年中國的 SARS算是2020年武漢肺炎的預演版。2004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一份有關2020年世界前景的報告中預測，只有「一種重大全球衝突」的發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續發展。這個發展是什麼？即全球瘟疫大流行。報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來越受到身份認同政治的困擾，全球化將面臨政治反噬。如果有什麼事情會使全球經濟整合脫軌，那很可能會是一種致命新疾病的大規模傳播。這份報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頓大學學者的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gs）。哈欽斯在2020年3月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他們在這份報告中所試圖提出的觀點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時帶來了好的與壞的後果」。 與病毒共存更現實 早在2020年1月末，由中國武漢開始的COVID-19蔓延世界，美國病毒與傳染病專家們就指出，全球化時期，一種病毒出現之後，其前景只有三種途徑： 一、通過公共衛生干預措施控制病毒的傳播，比如爆發也可能隨著新疫苗的發明而結束。持這一觀點的專家以耶魯大學流行病學家 Nathan Grubaugh為代表，這位專家特別說明，但即使在最快的情況下，新疫苗的研發成功，也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後來的實際情況證明，疫苗發明的速度跟不上病毒變種的速度，因此出現了美中及世界各國要求本國公民不斷注射疫苗的情況，疫苗的可靠性與有效性引發普遍質疑。 二、人類形成群體免疫，病毒在感染所有或大多數最易感染的人後自行消失。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家邁克爾・米納（Michael Mina）指出，疾病爆發有點像是火災，疾病爆發有點像火災。病毒就是火焰。易感人群是燃料。最終，如果沒有引燃物，火就會自行燃燒。當病毒不再發現易感染的人時，病毒的爆發就會結束。他說，2015年到2016年發生在波多黎各和南美洲的茲卡病毒（Zika）大流行的終結，就是屬於這一類的情況——流行病學界說的「群體免疫力」形成，就是指這一情況。 三、冠狀病毒成為另一種常見病毒，成為人類社會每個流感季節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學的米納與埃默里大學全球健康醫學教授傑西卡·費爾利均持這種觀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資深學者阿梅什・阿達利亞（Amesh Adalja）說，目前有四種冠狀病毒株以普通感冒或肺炎的形式感染人類，新型冠狀病毒或許是成為季節性病毒。 中國堅持病毒清零是為了壓力測試？ 既然將近兩年半、集全球病毒研究界之力也無法清零的COVID-19，中國為什麼一定要走一條不可能的道路，哪怕讓被封的上海人民怨氣衝天也在所不惜？ 關於這有許多猜測，包括認為這是中共內部鬥爭，習近平要藉機打擊江澤民的上海幫等。但我實在想不出這如何能夠打擊到江澤民勢力。放眼全球，有個解釋也許能夠成立，那就是在世界全球化格局重組，美歐推行「大重置」時，中國想從內外兩方面測試一下中國能夠承受的壓力點在哪裡。 對內，測試中國政府對社會的管控能力。從去年西安清零開始，法國試圖通過疫苗護重置公民權，加拿大、美國都試圖推行強制疫苗。三國當中，美國遇到強烈抵制，法、加兩國引發本國公民強烈抗議，直到烏克蘭戰爭開始，法加兩國政府才藉機將重點轉移至援烏方面，只有中國還堅持在上海繼續清零。 對外，測試中國在國際經濟中有多重份量。選擇上海這個中國的經濟首都清零不為無因。上海港貨物積壓如山，造成全世界供應鏈緊張，西方媒體引用各方分析論證這點的文章不計其數。早在今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公開表示，鑒於奧密克戎變種的高傳染性，中國應重新評估其「清零」政策，中國作為主要商品供應國的角色，這些限制現在被證明對中國和全球經濟構成了負擔。此後這類擔憂的評論在西方媒體上不斷出現，BBC、《紐約時報》就此發表過不少文章。美國政府更是認為國內通脹與供應鏈緊張有關係（真實原因其實是財政花費無度，一年舉債10萬億），4月22日，美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美國政府正在竭盡所能降低通貨膨脹，這包括了「仔細審視」對華貿易戰略。她強調，重新審視關稅也是「值得考慮的」，因為這將在抑制通脹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宣布將取消中國關稅。 可以說，美媒與西方國家其它媒體每天都希望中國放棄清零，讓全球供應鏈恢復正常。 俄烏戰爭讓俄羅斯與歐盟了解到：俄羅斯的資源供給對歐盟國家非常重要；中國則通過這次壓力測試了解到：中國的供應鏈對當前的世界很重要。無論是拋棄俄羅斯的能源還是拋棄中國製造與中國市場，世界各國都沒做好準備。 （原文鏈接）
母子活生生分離，「只有新冠病才是病」，其他得急症的四處奔走求醫無門的場面讓人難以想像發生在曾試圖「精準防控」的上海。有人懷疑習近平不放過上海，是不願意看到上海擅自探索所謂與病毒共存模式。另外的觀察人士則以為，習近平把清零和自己的政治聲望綁在一起，輸不起。 一位名叫Lu Jiaying的上海女子，檢測結果不是陽性，也無癥狀，卻被要求登上一輛前往大型隔離中心的巴士。差不多16小時過去後，從頭到腳穿著防護服的她還待在巴士上，沒有吃一口東西，喝一口水，也沒有去過衛生間。Lu告訴華爾街日報記者，她唯一的願望就是活著離開那個隔離中心。 身處上海的『經濟學人』駐華記者韋恩蘭德在推特上描述：「這裡的2500萬人成了某種災難性政治實驗的一部分。」「官媒為自己喝彩的同時，居民們在受苦」。 奧米克戎變種病毒已經襲擊了世界上許多城市，歐美多個國家最嚴重時，每日感染人數幾十萬，由於衛生當局知道這是一種感染力超強、致死率卻極低，不會擠壓醫療設施的病毒，並不驚慌，許多國家逐漸甚至完全放開，與病毒共存，車流、人群，生活恢復了常態。但是，上海為什麼還要封城？為什麼讓有的人感到生不如死？ 『深圳特區報』日前一篇評論似乎點開了人們的疑問：「動態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表面看是抗疫理念之爭、策略之爭、方法之爭，本質上制度之爭、國力之爭、治理能力之爭、甚至是文明之爭。」這一連串鋼鐵語言，點明中共領導層把衛生防疫看作是制度之爭，國力之爭，一場與世界更貼切地說與西方爭優劣的鬥爭。 世人都看出清零政策造成的嚴重人道災難和次生災害不可低估，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卻在3月28日評論中國是世界級的防疫優等生。新華社3月30日更發表「堅持動態清零不放鬆」長文，宣傳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中國防疫，「進一步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 原來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動態清零」是習近平命令，他曾公開表白自己「親自指揮，親自領導」抗疫，但他為什麼非要清零不可呢？搞得上海怨聲載道，連親信李強都不放心，派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到上海督戰，下車伊始，她強調「要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幾乎原封不動地搬用了習近平的話。 許多觀察人士同意，中國繼續堅持這一災難性造成巨大次生災害和人道災難的防疫政策，主要是這一政策來自習近平。政論家胡平認為，中共當局未必不知道清零無用、需要大量引進西方疫苗。但習近平定於一尊，出於維護個人權力的考量仍舊維持動態清零政策。 其實，習近平親自指揮下的中國防疫之路一開始並不光彩，武漢疫情初起，呈現在世人眼前的是中國各級領導隱瞞實情、拖延應對，致使疫情擴至全國乃至全世界。後來，中國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難實施的嚴厲封城措施下控制住了疫情。然後中共立即改寫了抗疫敘事，把一場因不透明蔓延成世界性災難的抗疫運動描述成中國的制度優勢，描述成習近平親自指揮下的勝利。「清零」這一本身反科學的概念從此甚囂身上。以至於清零成了習近平的護身符的同時，也成了習近平的緊箍咒。但是，他要把緊箍兒套在所有人頭上。 政治評論員鄧聿文在德國之聲發表題為「習近平輸不起的抗疫」一文指出，因為習近平將防疫作為體現制度優勢和個人成就的工具，堅持「動態清零」便成為必然結果。中國民眾為了他的一己之私，恐怕還要在這種嚴防死守的不自由狀態熬上更長的日子。 世界日報形容上海封城更像是「殺敵無影，自傷無數」，在中共二十大前這個敏感時刻，這種不惜一切代價清零清零再清零的結果，會不會走向習近平所期望的反面呢？
香港民主党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有65%市民認為應對COVID-19疫情作出「與病毒共存」的策略研究或準備，21%市民認為不應該。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該項民調由民主黨分別在去年11月與今年的1月進行，第二次調查時間為2022年1月14日至23日，其時第五波疫情已經爆發。結果顯示：兩個月前認為要「與病毒共存」的市民有42%，最新則為65%，上升了23%。 該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25日表示，最新的調查發現：有30%及35%的市民表示，每日可以接受「最多1000宗」及「最多10000宗」確診個案。兩個月前的同樣調查，可以接受的是市民比例分別為17%及12%。袁海文認為，反映香港市民相對於兩個月前，更明白及接受如果「與病毒共存」會令每日確診個案增加，亦認為社會可以承受有關代價。 至於認為「不應該」與「十分不應該」與病毒共存的比率，則分別為11%與10%。14%市民表示「無意見」。 另外，同一調查問到：「你認為出席人大代表洪為民生日派對又無掃『安心出行』等違規事項的官員，除罰款外，應不應該有其他額外懲處」，結果發現有67%市民認為相關官員除罰款外「應該」（41%）或「十分應該」（26%）有其他額外懲處。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表示，結果反映市民認為部份高官沒遵守防疫規定是非常「離譜」，高官向公眾作出錯誤示範，市民對一眾高官的廉價網上道歉並不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