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樂山暴雨引發山洪 馬邊縣多地積水淹至二樓
2026 年 7 月 13 日
這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和印記，始於2008，止於2024。 上海廣播電視台近日宣布，將有序關停四個電視頻道。雖然在對外發布的信息中沒有點出這四個頻道的名字，但有細心的人發現，這四個頻道分別是： 上海外語頻道 紀實人文頻道 東方影視頻道 七彩戲劇頻道 與之一起關停的，還有四套廣播頻率，不過其中最讓大家意難平的還是「上海外語頻道」。 上海外語頻道開播於2008年，就是舉世矚目奧運盛會舉辦的那一年，開播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服務2010年上海世博會，這是繼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舉辦的又一次大型國際盛事。 那些年，中國盛事、喜事不斷，佔據了國際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動頻繁，國際賓朋盈門。上海外語頻道的開播，用當時官方的話來說就是： 「體現出上海作為一個國際性大都市所應有的開放意識和服務意識。」 過去十多年，外語頻道很好地匹配了上海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展現了上海「洋氣」的一面，是外國人了解上海，透視中國的一扇窗口，也是國人放眼看世界，接觸外國風土人情一個渠道。 可現在，外語頻道要被關停了，即將消失在人們的記憶里。被上海當地人調侃為「賣海參」「賣蟲草」「搞裝修」的購物頻道卻保留了下來，繼續轟炸觀眾的熒屏。 這讓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曲衛國教授「心裡不由哀怨」： 「偌大的上海，號稱改革開放的窗口，竟然容不下一個外語頻道！」 2008年1月1日上午7：00，上海外語頻道整點開播。 為了迎接這一重要時刻，上海的地標性建築——東方明珠塔在前一天晚上還專門亮起了外語頻道的藍色台標，流光溢彩。政府領導、駐滬領館的外國官員、企業家等齊聚一堂，共同見證。 作為外語頻道，其特點不僅在於所有節目用英語和日語播出，更在於內容的獨創性。 上海廣播電視台下屬的所有頻道中，除了門面擔當「東方衛視」，外語頻道被認為是最有特色、最有乾貨的一個。 畢竟是上海，人才濟濟，主播來自大陸、台灣、英國、澳大利亞、日本、美國等，不少欄目辦得非常好，即使和央視旗下的英文頻道CGTN相比，也毫不遜色。 如果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外語頻道、國際頻道相比，不謙虛地說，更是天花板一樣的存在。 比如說脫口秀節目《說東道西》Culture Matters，談論的中心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和比較，在輕鬆愉快的聊天中，增進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溝通； 每周日推出的日語節目《中日之橋》Bridge To Japan，定位於促進兩國人民的友好交流，還會定期邀請日劇當紅影視明星來做客； 此外，外語頻道還有一檔節目《影視總動員》High Drama，播放英語原聲的歐美電影，包括《指環王》、《傲慢與偏見》和《蜘蛛俠》等等，為喜愛觀看原版電影的觀眾奉上電影大餐…… 過去十多年裡，上海外語頻道成為十多萬在滬常住外籍人士獲得新聞、生活、娛樂資訊的最主要途徑之一。 本地觀眾也受益良多—— 「外語頻道是小時候看世界的唯一途徑，好多美劇都是在ICS看的。」 「高中的時候，吃完飯趁休息時間看外語頻道的節目，表面上是學英語，其實是趁機娛樂放鬆，很有意思。」 甚至還有一位網友說，初中放暑假，無意間看到在外語頻道播出的英國BBC著名汽車節目《Top Gear》， 「對一個從小就喜歡車的男生來說，簡直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甚至影響了我的就業方向。」 除了「國家隊」中央電視台，國內也就北京、廣東、江蘇等少數幾個省市播出或者曾經開播過國際/外語頻道。 作為「行業天花板」的存在，上海外語頻道為什麼要關停呢？ 上海廣播電視台的官方解釋是： 「堅決摒棄做『虛功』、圖『虛榮』、變『虛胖』，著力強身健體、提質增效… 真正實現主業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鮮明、效益更加改善。」 蓋棺定論，外語頻道看來是被歸到「虛功」「虛榮」「虛胖」的行列了，不知道頻道的工作人員還有廣大觀眾對此是什麼感受？ 關停到底是什麼原因，好像說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說。 錢，是一個大問題； 官方解釋也提到了「效益」兩個字，但眼下，國內電視台的「效益」普遍不樂觀。 廣告收入是電視台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經濟好的時候，企業就願意花錢打廣告、做宣傳，但現在經濟這個樣子，還有多少企業願意上電視打廣告呢？ 以國內最會賺錢的電視台之一「湖南衛視」為例，2015年、2016年廣告收入連續突破100億元，但之後一路下滑，現在估計只有40億元左右，跌了一半還多。 賺錢高手都如此，更別說其他電視台了。所以近些年來，全國多地的電視台傳出關停頻道的消息，一開始是市級電視台，後來有些省級電視台也慢慢撐不住了，甚至深圳、上海這些發達地區的電視台。 本來是眾人眼中的鐵飯碗、香餑餑，沒想到很多地方的電視台窮得揭不開鍋，連工資都發不出來，有的主持人和主播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轉行直播帶貨，賣鴨子，賣海參，賣紅酒… 很難想像，曾經光鮮亮麗的電視台，如今變得如此落寞。 看電視的人，越來越少； 上海外語頻道，觀眾主要是在滬居住生活的老外，以及對外面的世界感興趣的本地居民。 從2005年開始，常住上海的外國人快速增長，從10萬增長到2018年的17.2萬，老外越來越多，為外語頻道打下堅實的觀眾基礎。 從2020年開始，上海市統計局不再單獨提供在滬外國常住人口的數據，所以現在有多少外國人在上海居住生活，找不到官方的統計數字，但可以肯定的是， 因為三年口罩，外企撤離，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說的原因，很多老外離開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國家，或者去了別的地方。 觀眾流失，對於上海外語頻道來說，無疑是一個壞消息。 至於本土觀眾，現在獲得資訊和娛樂的渠道這麼多，各種新媒體、短視頻，低頭刷手機，一刷就是幾個小時，也越來越沒人看電視了。你家的電視機，多久沒開了？ 電視就和曾經的廣播和報紙一樣，被扔進歷史的故紙堆里吃灰去了。 在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曲衛國教授看來，上海外語頻道關停，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因為指導思想和各種限制等原因，現在該頻道播放的內容越來越體現不出外語頻道的特色和優勢。」 節目越來越難看，關了也罷。 上海外語頻道的關停，很多人並不在意，也不在乎，太陽照常升起，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些依然生活在上海的老外，估計會感到一絲惋惜。畢竟，一個本土的外語頻道，為他們了解上海，看待中國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視角。 影響最大的，除了頻道的工作人員，應該就是各大院校英語系、日語系的大學生了—— 不僅少了一個學外語練聽力的渠道，更少了一個求職找工作的好去處。 「英語無用論」的聲音，怕是又要響起來了。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越是這樣越要學好外語，有條件多學幾門，懂的都懂。」 我覺得很有道理。 上海外語頻道，2008-2024，RIP！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海外掘金
中國沒有學術，只有宣傳 二零一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將下屬的歷史研究所升格為歷史研究院——上級單位的名稱是院，下級單位的名稱也是院，主事者似乎不覺得疊床架屋。不過，更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歷史研究院院長兼黨委書記的任命——這兩個職位都由正部級的中國社科院黨組副書記高翔兼任。 高翔是何許人也？高翔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比起假博士習近平來，確實是歷史科班出身的真博士。他在社科院工作多年，一路攀爬到社科院黨組成員和副秘書長，於二零一六年出任中共福建省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福建是習近平的老巢，高翔出任此職，必定是受到習近平賞識，先到地方歷練，然後再有大用。果然，一年後，高翔調回北京，出任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這個職位無比重要，一方面是控制網路的操盤手，另一方面也是運用網路為「今上」塗脂抹粉的「總化妝師」。又過了一年，高翔回到社科院，先後被任命為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和歷史研究院院長兼黨委書記。中共政權沒有國史館的設置，社科院旗下的歷史研究院類似古代王朝的國史館。 歷史研究院成立時，習近平發去親筆賀信，希望「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習近平特別要求，這個新成立的機構集中資源分析研究明、清帝國時期面對西方侵略、殖民，為保護國家利益與主權而採取長時間「閉關鎖國」政策的各項優點。把缺點當成優點，是習近平的思維慣性。法國情資數位媒體《情報在線》指出，中國最高智囊機構社會科學院的角色非常特殊，專門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定調；社科院研究員都必須與共產黨高階公務員保持緊密聯繫。習近平如此重視歷史研究院以及下達具體的研究任務，可看出習近平企圖加強對學術界的控制，利用其研究能力為其政策服務。 高翔謹遵諭旨，挂帥主持名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探索》的課題研究。在隨後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明清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自主限關」政策，其動機是維護國土安全、文化安全。過去對「閉關鎖國」的全盤否定並不正確，朝廷面對外部侵擾，特別是西方殖民侵略威脅時，採取的防禦性自我保護策略是明智之舉，「維護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自給自足經濟」，且維護了國家安全，值得肯定。 這篇論文引起海內外熱議。這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的「聽將令」式研究。過去三年，習近平實行「內防反彈、內防輸入」政策（防疫如是，文化思想亦如是），加上在經濟上提出「內循環」，令中國幾乎「與世隔絕」。正如一條走紅的微博所言，中國人靠二十年前出的書、十年前流行的音樂、五年前拍的旅遊照片、去年掙的錢、三個月前封控時買的凍餃子、昨天的核酸檢測結果和今天剛出爐的蘇聯笑話過活。而高翔領銜的研究，不僅為明清「閉關鎖國」翻案，更是為現實政治辯護——習近平推動的「新文革」，重要策略就是重新關上國門，享受「自己造成與國際迫使的孤立」。 高翔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以後一定可以獲得進一步提升——王滬寧和李書磊就是他的榜樣。習近平對高翔的重用，與此前對邱水平的重用一樣——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出任北大黨委書記的邱水平，此前曾任北京市政法委常務副書記併兼任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黨委書記。特務頭子當北大黨委書記，在中共建政以來是第一次，從中可見習近平的用人風格。習近平還讓在上海實施暴力封城的李強當總理、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當政治局常委兼中辦主任（這種兼職在中共建政以來前所未有），這些人都是雞鳴狗盜之徒。什麼樣的主子，重用什麼樣的奴才。 一個想做學問的人，在中國是很難生存的 社科院沒有社會科學，歷史研究院沒有歷史，這就是中國學術界的現狀。高翔不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者，而真正堅持「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學者茅海建，卻早早被趕出社科院。這些年來被趕出社科院的還有劉軍寧、張博樹等第一流學者。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於今為烈。 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茅海建，曾出版《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等力作。他認為，鴉片戰爭的爆發並非偶然，清朝體制則早已積重難返，出路則是毋庸置疑的：「鴉片戰爭的真實意義，告訴中國人的使命：中國必須近代化，順合世界之潮流。」 茅海建鉤沉史料，戳穿謊言，比如一八四一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戰，在許多論著中被大書特書：定海三總兵率孤軍五千，奮力抗擊英軍萬餘人圍攻，血戰六天六夜，終因寡不敵眾而陣亡。茅海建指出，英軍只有四千人，比清軍人數少。清軍沒有血戰六天六夜，不到一天時間就潰敗了。根據英方記載，整個戰鬥中，英軍並未遇著堅強、有效的抵抗，只付出戰死二人、受傷二十七人的微小代價。 茅海建認為，戰爭的結果是沒有多少懸念的。面對一支裝備了當時全世界最現代軍事技術的艦隊，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兼具國防軍、內衛部隊、警察這三重職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清朝水師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軍，大體上相當于海岸警衛隊」。反之，英軍以其強大的機動性、火力和專業技能，基本上決定了戰爭中歷次戰役的時間、地點、規模，沿海各地的清軍都只能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清軍在人力方面的優勢。儘管英國遠征軍最初的兵力僅為七千人，但總兵力多達八十萬人的清軍基本分散布防在各地，沒有一支可機動作戰的部隊，也不足以確保在任何一場戰役中佔據優勢。茅海建的結論是：這「不是消除了某些陋習、振作綱紀就能解決問題，不是撤換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決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近代化。世界軍事史表明，在正規作戰中，對近代化的敵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來取勝」。 歷史學的使命是追尋和接近真相。但是，一旦發現真相是殘酷的、讓人難堪的，如同傷疤被揭開會感到巨大疼痛，很多人就不願直面了，反過來掩蓋真相、迫害揭示真相的學者。茅海建的著作出版後，社科院領導非常惱火，將其斥為「漢奸」、「賣國賊」、「西方殖民者的幫凶」，說他「反動透頂」——「羞辱清政府文盲沒文化，替英國人喊冤，是不是反動？中國自古以來自有一套外交模式，過不過時，落不落伍，也不能用抬高別人貶低自己的形式講解吧？」 社科院領導模彷當年在反右運動中實施「引蛇出洞」的「陽謀」的毛澤東，假裝說要在社科院為茅海建的著作展開學術討論會，誘使茅海建在會上發言，然後搜集其言論，羅織成罪證。幸虧茅海建從友人那裡得到消息，在會上謹言慎行、沉默是金，這才逃過一劫。隨後，他被迫離開社科院，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澳門大學。回顧這段歷程，他感慨萬千說：「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一個想做學問的人，是很難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將學問進行到底』。」他始終相信，「不管世道如何變化，這個國家和裡面的人們，畢竟還是需要知識和學問的」。 高翔之流，將學術作為敲門磚，作為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不惜指鹿為馬、信口雌黃，雖平步青雲、峨冠博帶，卻應了明末思想家顧炎武的話，「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作為高翔反面的茅海建，雖然一直逃遁到幾乎是「海外」的澳門，才能安置一張書桌，但他這樣的學者的存在，從另一個方面驗證了顧炎武所言不虛：「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眾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劉鶴副總理是國際上最知名的中國經濟官員之一，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時期領導中方談判，在其政治生涯走到盡頭之時，出席達沃斯經濟論壇，在中國閉關鎖國三年之後，勉力向國際社會發動「魅力攻勢」。 劉鶴18日與美國財長耶倫瑞士會談後對鳳凰衛視說，希望他的瑞士行讓全球市場看到，中國在經歷了疫情之後，「又回來了」，並且「已經準備好了」加強與世界的合作。17日，劉鶴以溫和和誠懇的語調在達沃斯論壇表示，中國將「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強合作」，中國絕不會搞計劃經濟，中國將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擴大對外開放，依法保護產權和和知識產權，營造市場化的國際營商環境等等。劉鶴與美國財長耶倫周三的會談，也被視為是中美經濟關係升溫的跡象。雙方均稱會談是「建設性」的，劉鶴還指與對方進行了「專業、深入、坦誠、務實的交流」。 三年了，世界發生了許多事情，中國似乎主要在進行一場殘酷的清零，清零政策終於被拋棄，劉鶴要讓世界看到「中國回來了」，世界怎麼想？中國自身做了哪些準備？這些問題都比較嚴重，但官媒央視對一些細枝末節津津樂道，比如劉鶴與耶倫從握手到坐下後的開場寒暄至少七八分鐘，比如兩人會談的時間長度，將近三個小時，還說因為耶倫馬上要上飛機，會談不得不停止，否則有意願談得更久等等…… 劉鶴瑞士行官媒忽略了一個重要細節，紐約時報報道說，2018年的達沃斯，劉鶴的演講是出席人數最多的演講之一，這次，劉鶴髮言前，會場有四分之一的空位，而此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演講時座無虛席，這說明什麼呢？「西方重新調整了優先事項，現在專註於展示團結，反對俄羅斯侵略。「馮德萊恩在講話中還批評中國政府在主導未來清潔能源行業的過程中，以犧牲歐洲和美國的利益為代價，不公平地補貼中國公司。 中國三年閉關鎖國，劉鶴要努力讓國際經濟界放心，中國仍然是一個做生意的好地方。他能夠說服國際社會嗎 ? 紐約時報援引曾擔任奧巴馬政府的中國事務的麥艾文教授說：「過去20年，中國受益於地緣經濟引力和地緣政治功能，但在過去的一年裡，它迅速失去了這兩樣東西」。中國對民營企業的控制和打擊與劉鶴所說的「毫不動搖的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不是背道而馳嗎？華爾街日報報道，對於中國政府是否願意減少對企業的限制，重新接納民間資本，中國境內外投資者和企業高官仍持謹慎態度。墨卡托中心18日發布的調查顯示，多數人對中國與歐盟的關係前景不樂觀，81%認為歐盟公民對中國工作的情況會下滑，77%認為科技合作會惡化，55%認為歐盟會降低對中國投資，絕大多數接受調查的專家和民眾支持歐盟分散對中國經濟依賴的政策。 劉鶴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作出樂觀評估，然而，就在他講話的同一天中國出台的兩個數字一點也不樂觀。一個是1961年來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另一個是2022年GDP增長率僅3%，不到2021年的一半，遠低於5.5%的目標。這是文革結束的那一年，1976年以來第二低的增長率。而這一數字仍讓專家質疑它的可信度。 現在，西方經濟界最擔心的是中國的人口結構和經濟增長。中國人口萎縮，這是六零年代三年大飢餓之後從未發生過的事情，這一點當然是中共幾十年強迫性計劃生育政策的直接後果，而三年清零更是雪上加霜，專家們懷疑中國已有未富先老的勢頭。 有些專家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今年有可能強勁增長，但從長遠看前景並不美妙。1978年，鄧小平啟動經濟改革時，中國的中位年齡為20.1歲。2021年為37.9，超過美國。中國的生育率為1.18。而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替代率是2.1。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多年來一直在減少；有專家估計，到本世紀中葉，這一數字將降至7億以下。摩根士丹利前新興市場負責人魯奇爾.夏爾馬錶示，人口下降通常與經濟衰退相關——人口每下降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就會下降約一個百分點。 劉在試圖說服西方，中國的經濟會提振的，中國會對世界開放的，中國絕不會搞計劃經濟的。獨立學者鄧聿文在德國之聲撰文以為，劉在國際場合講這番話，發表一點「真實感言「，」算是他作為過去的首席經濟顧問對習的一點忠告「，」大概是在臨退前不想再講違心話吧」。
最近，中共的輿論導向又開始吹捧義和團了。中國和世界絕大多數頭腦清醒的人們都清楚，所謂的義和團運動就是一群愚不可及的刁民在當權集團縱容下的土匪行徑，其思想根源是明清以來的自大狂加上閉關鎖國，在底層人民中造成的自我滿足和排外傾向。 現在，習近賓士下的中國似乎又回到了那個時代。所謂民族主義的根本，就是自大狂和閉關鎖國。而且從輿論上看，自我滿足加上排外傾向已經開始多時了，連自古就不是中國文化的種族主義也泛濫成災。真是學好不容易，學壞速成班。 當年，正當歐洲各國學習世界成功的文化、制度和科技的成就，迅速走向現代化之時，中國開始了明清時代的自大狂加上閉關鎖國。到了清朝末年，西方的大炮攜帶著新文化、新技術，衝擊了老大帝國的自信心。結果產生了兩股反彈：一個極端是全盤西化，以半吊子文人為主；另一個就是保衛落後制度的運動，以愚昧的宗教迷信組織為基礎。兩相鬥爭，造就了中國的百年蹉跎，進一步又退兩步，最終選擇了落後兩千年的共產主義農奴制。 兩派思潮相爭，最終從全盤西化派裡邊分化出了第三派 — 非驢非馬的共產主義派。表面上全盤西化了，學習了西方思想的怪胎之一共產主義，實際上實行的是西方怪胎和東方農奴制的雜種 — 蘇聯式的農奴制。在俄國，他們只是倒退了一百多年，人民的不適應還不太嚴重。在中國就是倒退了兩千多年，人民和社會嚴重地不適應。這就是中國的反抗早於蘇聯的根本原因。 鄧小平的半吊子改革雖有很多缺點，但他使中國放棄了閉關鎖國，恢復了經濟的活力。這是他對中國的一大功勞。但他為了不放棄共產黨的專制政治，極大地限制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這說明他沒有選擇好現代化的道路，仍然在躊躇蹉跎，半吊子改革。到了習近平這個時代，已經面臨著是進還是退的局面。所謂的中國模式，在失去了西方輸血的前景下，不得不找新的出路。 前進一步，就是補齊鄧小平改革的缺陷，以政治體制改革配合法律和經濟體制的改革，中國可以走上民主和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道路，這才是正常的現代化道路。倒退一步，就是回到毛澤東的蘇聯式封建農奴制，結合一黨專政的體制。小習同志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喜歡迫害他們全家的蘇聯式的專制。他選擇了倒退回毛澤東時代，政治上發展了西方式的現代化專制，經濟上再走農奴制的國營計劃經濟，以便於配合專制政治。 這條路明顯是走不通的道路，只能讓中國倒退落後，分崩離析。它不但保不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還會導致比文革更慘痛的大劫難。中國還有前途嗎？這是無論哪一派的朋友們都會問出的問題。全盤西化不可能，固步自封也不可能，共產黨的雜種體制更加沒前途，怎麼辦？ 只有老老實實學習歐美各國的成功經驗，學習世界上所有成功的思想、文化、制度和科學技術成果，發展出自己國家文化基礎上的民主和法治，才能趕上發達國家，進入現代化的大家庭。日本、韓國和台灣，是東方成功的例子。 古語說：欲速則不達。毛澤東和一眾五四文人都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或者什麼主義，結果都是災難。而美國人從實用主義出發，老老實實地改進自己的生活，卻發展出世界最先進的國家。這個歷史的經驗，值得我們仔細地好好學習，不要再好高騖遠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二十大將於10月16日召開，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在二十大召開前發表文章，指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位馬克斯主義創始人均對「閉關鎖國」持否定態度。由於北京「社科院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最近發表一篇萬字長文，試圖為明清「閉關鎖國」政策「平反」，分析指此文疑似「借古喻今」，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內循環」乃至「中美脫鉤」政策造勢，作為「紅二代」的胡德平撰文痛批「閉關鎖國」，格外引起外界關注。 胡德平的文章在5日於「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的微信公眾號刊登，這篇1109字的文章，題為《看看馬克思、恩格斯對「閉關鎖國」是怎麼說的》。文章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即對中國等東方大國，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並得出中國必然會「門戶開放」以及中國「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的觀點。 胡德平的文章指出，馬克斯和恩格斯都認為，中國開放最大阻力是「全盤排外」的觀點。文章認為，馬克斯和恩格斯的這些觀點，均是對中國專制王朝「閉關鎖國」現狀的歷史性批判；胡德平又認為，馬恩二人把中國「閉關鎖國」的內因和外因，「前因後果的基本輪廓都說清楚了」。 胡德平直言，「近日又看到煌煌新作《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心存喟嘆，繼生技癢，很想談談馬恩對此話題說了些甚麼。以茲與對方作一有趣探討，是否我過於教條了？是否明清兩朝的帝王真有為其臣民維護國家主權的意識？特發微信，以表互相切磋之意。」 胡德平今年11月滿80歲，北京大學歷史系黨史專業畢業，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十屆全國人大常委等。有指胡德平曾與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關係密切，過去一度曾受習近平的信賴和重用，為中央高層對外溝通的一個重要橋樑。 評論人士周曉輝分析認為，暫且不說馬、恩對中國的觀察是否準確，言論是否全部正確，但胡德平借馬、恩之言批評當下正在高層蔓延的「閉關鎖國」的風向，其實是在表明自己的一種態度，那就是反對開倒車，反對任何形式的閉關鎖國，支持改革開放。 他認為，作為典型的紅二代，與習交好的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胡德華都曾大力支持習近平反腐，但隨著習在十九大後的「左轉」，將支持自己的紅二代邊緣化後，二人已經甚少發聲。據說，尤其在紅二代、地產商任志強2020年被重判入獄後，很多曾經支持習的紅二代，已與習拉開了距離，有些還公開質疑習。 本身也是紅二代的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9月6日在美國著名期刊「外交事務」發表文章提到，習近平尋求在二十大進入第三任期，但他正面臨來自黨內「左、中、右」三個派別日益增多的反對。其中右派是指主張市場經濟和溫和權威主義（乃至主張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者，囊括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追隨者。
隸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隸副部級機構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了3年半，一句話大致可以概括其「功績」——翻了四件大案。 這四案分別是：1、洗掉毛岸英「蛋炒飯」的墓志銘；2、為「上山下鄉」翻案；3、重新稱流氓組織義和團是正義之師；4、稱「閉關鎖國」是維護國家主權。 再進一步概括起來，也就是黨國這些年叨念的四個關鍵字：紅色基因、重新評價文革、反帝、主權。 很多知識份子，對此感到不滿，說這個正部級院長高翔，率領旗下15個職能部門外加6個直屬研究所，耗巨額經費只是為了拍馬屁搞笑。 我覺得這些憤怒可以理解，但認為搞笑就是健忘的表現了。 首先，言論稍寬那幾年，有聲音敢罵毛岸英，其實也就是意味著毛家失勢。而上山下鄉這事，是習近平等老知青的常規心理按摩，以祭奠自己一無是處的青春。 至於義和團、太平天國，即便是在中學課本上，也一直被當英雄歌頌。即便是中間有幾年略有降溫，也從來沒有直接洗去毛氏為這段歷史親自描畫的妝容。更何況習近平眼下正因為台灣、香港危機和疫情鎖國而備受詬病——院長高翔不敢不為今上洗地。 近年言論自由萎縮到一個地步，大家都不敢罵毛岸英，更不敢調侃習近平，不敢提《皇帝的新衣》，但罵罵院長高翔還是可以的——罵他甚麼節操全無、有辱斯文等等。 其實人家當官的，跟斯文從來就拉不上關係。並且，罵他的人本身也是窩囊，也只能在筆杆子身上找點補，你敢罵罵槍杆子正部級試試？ 有人說，中國知識份子缺乏節操。是的！至少在中共過去執政這73年里，知識份子的操守，都是一個極度稀缺的玩意兒。但是，換個角度而言，任何人弄到那個位置去，一樣是把任何荒唐事幹得老老實實，多給一點銀子、名頭，立馬乾出自豪感來。所以，我看到的更多是在黨國的絞肉機下，知識份子無處不在的恐懼。 黨國絞肉機下，知識份子在這73年來換了無數茬，結局卻少有改變。 比如，說過「歷史像個『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是可以隨便塗抹的」哲學家馮友蘭，坐得了蔣介石的短期監獄，也能一份書信讓蔣介石落淚。 同樣是這個人，想拍毛澤東的馬屁，但被毛嗆了一句「你還是老老實實的好」。於是這位大學問家轉身就寫「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馮友蘭身為學問大家，從推崇儒家道統，急轉到高喊馬克思主義，為毛寫肉麻的頌詩，文革末期又貼上了江青，還混了個中央文革寫作班子「梁效」顧問的頭銜，為文革塗脂抹粉，最後也因此入獄。馮友蘭的各種忸怩各種媚態，遠非如今的高翔們能比。所以胡適曾評價他說：「天下蠢人無出其右者」。 但客觀地說，馮友蘭一生三陷囹圄，以匍匐在地的低賤以避禍，總算保住了性命，95歲而終。而那些一絲尊嚴尚存的同時期知識份子，甚至只是歌頌聲音不那麼大的，大多不是死於非命，就是飽受折磨，九死一生。 所以，胡適還有一句話說：「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當今歷史研究院的大佬們處境也不過如此。所以，現在他們正在相互比誰更嗓門大而已。 但歷史也一再提醒我們，它們不接受塗改和粉飾。無論是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國，還是紅色帝國蘇聯，越是登峰造極的歷史塗抹，越是會催生了最悲慘和搞笑的結局，或灰飛煙滅、或一夜垮台。 至於那些「操盤手」則更需要記住，歷史如姑娘，輕薄歷史就是耍流氓。那些最賣力的化妝師，最後的結局基本都不如小流氓。如，葛培爾、如陳伯達。 而對於大多民間知識份子來說，其實也是一個日漸緊迫的選擇題。當黨國的齒輪碾壓到來時，我們是站著死？還是跪著生？這是個問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這幾天，網上有一篇題為《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以下簡稱「新探」）的文章火了。 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鮮明的觀點： 「我們認為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的是「自主限關」的對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作者給以前的閉關鎖國改了個名，叫：「自主限關」。 文章認為，這種「自主限關」的做法並沒有什麼大問題，因為那是一個國家的主權，不違反任何法律。 港真，看完這篇文章，我都懵逼了！ 原來，我們從小在歷史課上學的封建社會朝廷昏庸、官僚腐敗，閉關鎖國導致國家落後，都是錯的？！ 以前，有人說過二月河那些篡改歷史、歌頌「清朝皇帝」，卻從不提老百姓疾苦的作品，是有毒的。 但是，和《新探》文比起來，我覺得二月河還算是比較客觀的了，畢竟，二月河都沒說過皇帝搞三宮六院屬於國家主權範圍的事。 說到這，可能有人要說了，小編你又胡扯了吧！皇帝搞三宮六院和閉關鎖國那能是一回事嗎？ 現在看，可能不是一回事，但是在當年，那就是一回事。 如今，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一章第二條上明文寫著：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全體人民。 這叫主權在民。 那麼我請問《新探》的作者，您說的那個封建王朝想要維護的「主權」，又是誰的呢？ 當然是封建帝王家的啊！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那不叫主權，叫皇權。 SO，我說皇帝搞三宮六院，和他搞閉關鎖國的道理是一樣的，有毛病嗎？ 也正是為了推翻這種反動落後的「皇權」，才有了後來的辛亥革命，終於趕走了皇帝，建立了民國，結束了封建帝王的統治。 所以，現在每當國慶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才都要擺孫中山的畫像。 我想再問一下《新探》的作者，你那麼維護封建帝王的主權，又讓孫中山這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先烈們情何以堪呢？ 我知道有人又要說了，辛亥革命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閉關鎖國是針對外國的，那不一樣。 事實上，早就有無數學者論證過了，從明朝開始的「寸板不得下海」，直到大清的「寧與友邦、不給家奴」、「防漢甚於防夷」的閉關鎖國，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切斷老百姓和外界的聯繫，靠愚民來達到維護王權穩固的目的。 歷史上的閉關鎖國是從明朝開始的。 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 明成祖安排太監鄭和七下西洋，向沿岸各國展示大明的武功，是為了讓他們不敢藏匿被他篡位的建文帝。 鄭和下西洋，並沒有獲得多少經濟利益，反而大大增加了明朝的財政負擔，而這又進一步加劇了海禁令。 明朝的閉關鎖國，切斷了我國和西方的往來，直接的後果就是從明朝中後期開始，我國的發展就逐漸落後於快速發展中的世界。 不誇張地說：明朝的海禁政策是中國封建社會由強盛到衰落的重要轉折點。 再說大清： 《新探》文中說：乾隆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海關……限定廣州一口通商，並未禁止西方各國商人到其他三口通商。 事實上，稍微了解點歷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在乾隆22年（1757年）清朝下令封鎖全部的對外口岸，只留下廣州珠江的粵海關一帶對外通商。 清朝頒布的《防範夷商規條》明文規定：洋商做生意必須通過官方指定的十三行作為中介，只能在把守嚴密的規定地方居住，洋人婦女不能來廣州，洋人不能坐轎子、不得隨意和中國人交流、不得學習漢語…… 史料記載，康熙頒髮禁海令，沿海30里到400里不等的距離內禁止人民居住。當地居民或被遷出、或被殺、或病餓死等。 「百姓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 大清閉關鎖國的惡果，不用再多說了吧？ 所謂的閉關鎖國，表面上看是不願意開放，其內在的邏輯是怕老百姓和外界交流多了，知道的事太多了，想法太多不好控制。 但是，歷史的發展從來都不會按照某個人的設計來進行的。 「閉關鎖國」，造成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愚昧落後，也直接導致了封建王朝的覆滅。現如今，改革開放讓中國富起來，早已經是全國人民的共識。 而那些拚命想給「閉關鎖國」洗地的人，你們到底想幹什麼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魚講故事，原文已被刪除）
近日，中國歷史研究院發表的一篇文章《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在網上瘋傳。文章認為，明清時期並非”閉關鎖國”，而僅僅是為了防範西方殖民侵略的”自主限關”。但文章傳開後，輿論卻驚呼這是在為”閉關鎖國”翻案，帶有政治風向。 這篇文章在上個周末通過網路傳出後，立即引起中國輿論的高度關注。不少人立即把文章和「清零政策」下，當局限制與外國交流的措施聯繫起來，並且指責文章的主旨與改革開放相悖。 在美國華盛頓的民間機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所長李恆青敏銳地抓住了中國民間的這種情緒，「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經過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還會有人從心裡頭認為改革開放是錯的？應該回到過去，應該閉關鎖國，走到過去的那種封閉、專制的環境中去？」 學界的反駁 《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以下簡稱「新探」）這篇文章發表在中國歷史類核心頂級期刊《歷史研究》今年的第三期上，署名是隸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 作為一篇學術論文，它也引起了海內外學界的重視。推特上一些社科界學者也紛紛轉發並對這篇文章作出評述。 該文章認為，明清時期關閉國門的政策沒有阻斷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交流，但造成了消極防禦和對西方先進科技的漠視，在一定程度上為近代中國遭到西方侵略埋下了伏筆。文章還強調，明清的閉門政策並非「閉關鎖國」，而僅僅是「自主限關」，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防範西方殖民侵略。 英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國際關係學助理教授張晨晨在推特上評論說，中外學者早已對「閉關鎖國」的概念提出過挑戰，明清時期的閉關政策確實沒有阻斷中西的貿易往來。但她指出，文章主張的閉關政策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防範西方殖民侵略卻並不符合事實，因為現代的主權觀念在明清時期尚未形成，而清王朝自身就是一個殖民帝國。她暗示性地說，對閉關政策的這種重新解釋更主要是因應目前中國的自身環境，而不是以歷史為根據的闡釋。 「試水」 她的這種暗示在學界也得到了呼應。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法學院終身教授高樹超(Henry S. Gao)在推特上轉發了這篇文章，並評價說，在中國，歷史並不僅僅是一些有趣且無用的事實，它往往預示著重大的政治變化。在推文中，他還貼出了作為文革導火索的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截圖。 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則認為，這篇文章的背景是習近平為了謀求連任在政治試水，「如果他拋出來，輿論反應沒有這麼強烈，黨內的反應也沒有那麼聲勢浩大，那麼他可能進一步組織力量、組織文章，往更高層級的政治宣傳部門走。」 陳奎德分析說，習近平上台以來的各項政策在邏輯上必定會走向閉關鎖國，「他現在就是為自己的政策正名，尋找理論根據。他要把過去宣傳的，改革開放打破了閉關鎖國等等這一套邏輯全部打掉，所以他要為閉關鎖國翻案。」 類似的文章，陳奎德還提到了李光滿去年8月底發表的時評文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當時就有人警告說，這是文革2.0版的檄文。 除此之外，中國歷史研究院主辦的學術期刊《歷史評論》今年第2期刊發了山東大學彭淑慶的文章《義和團運動不能被「污名化」》，在承認這場運動的局限性的同時，認為它的主旨是農民階級為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為了中國救亡圖存所進行的嘗試。 陳奎德分析說，這篇文章出現的時機恰是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共的政治老人很可能在會議中對習近平提出了批評，對他的連任構成了阻力；習近平為此要作輿論準備，「他要放出這些輿論來，說明他還沒有完全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說，目前這場政治鬥爭還處於膠著的狀態。所以，拋出這些東西就是為了作輿論準備。」 再次閉關鎖國有可能嗎？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四十多年，雖然輿論上可以為「閉關鎖國」造勢，但實際上能否做到卻是另一個問題。 一位身在上海的金融專家向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分析說，這種可能性不大，「假如閉關鎖國，這次中美審計監管協議就不會達成。可能只是開放的方式會大不相同而已。」他強調，閉關鎖國的最大反對者是權貴階層，因為這相當於斷了他們的財路。出於安全考慮，受訪者以匿名接受採訪。 「信息與戰略研究所」所長李恆青則認為，從習近平掌握的權力看，他是有辦法做到閉關鎖國的，「因為他掌握著刀把子、槍杆子和筆杆子，這三樣東西都在他手裡，包括喉舌都在他那裡。」 但他強調，從長遠看，閉關鎖國這類開倒車是不可能得逞的，如果真的得逞，那就是中國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