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效应火爆 香港酒楼生意升3成
2026 年 6 月 24 日
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印记，始于2008，止于2024。 上海广播电视台近日宣布，将有序关停四个电视频道。虽然在对外发布的信息中没有点出这四个频道的名字，但有细心的人发现，这四个频道分别是： 上海外语频道 纪实人文频道 东方影视频道 七彩戏剧频道 与之一起关停的，还有四套广播频率，不过其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还是“上海外语频道”。 上海外语频道开播于2008年，就是举世瞩目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盛事。 那些年，中国盛事、喜事不断，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动频繁，国际宾朋盈门。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说就是： “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 过去十多年，外语频道很好地匹配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展现了上海“洋气”的一面，是外国人了解上海，透视中国的一扇窗口，也是国人放眼看世界，接触外国风土人情一个渠道。 可现在，外语频道要被关停了，即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被上海当地人调侃为“卖海参”“卖虫草”“搞装修”的购物频道却保留了下来，继续轰炸观众的荧屏。 这让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心里不由哀怨”： “偌大的上海，号称改革开放的窗口，竟然容不下一个外语频道！” 2008年1月1日上午7：00，上海外语频道整点开播。 为了迎接这一重要时刻，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塔在前一天晚上还专门亮起了外语频道的蓝色台标，流光溢彩。政府领导、驻沪领馆的外国官员、企业家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 作为外语频道，其特点不仅在于所有节目用英语和日语播出，更在于内容的独创性。 上海广播电视台下属的所有频道中，除了门面担当“东方卫视”，外语频道被认为是最有特色、最有干货的一个。 毕竟是上海，人才济济，主播来自大陆、台湾、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不少栏目办得非常好，即使和央视旗下的英文频道CGTN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果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外语频道、国际频道相比，不谦虚地说，更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比如说脱口秀节目《说东道西》Culture Matters，谈论的中心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比较，在轻松愉快的聊天中，增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沟通； 每周日推出的日语节目《中日之桥》Bridge To Japan，定位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还会定期邀请日剧当红影视明星来做客； 此外，外语频道还有一档节目《影视总动员》High Drama，播放英语原声的欧美电影，包括《指环王》、《傲慢与偏见》和《蜘蛛侠》等等，为喜爱观看原版电影的观众奉上电影大餐…… 过去十多年里，上海外语频道成为十多万在沪常住外籍人士获得新闻、生活、娱乐资讯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本地观众也受益良多—— “外语频道是小时候看世界的唯一途径，好多美剧都是在ICS看的。” “高中的时候，吃完饭趁休息时间看外语频道的节目，表面上是学英语，其实是趁机娱乐放松，很有意思。” 甚至还有一位网友说，初中放暑假，无意间看到在外语频道播出的英国BBC著名汽车节目《Top Gear》， “对一个从小就喜欢车的男生来说，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甚至影响了我的就业方向。” 除了“国家队”中央电视台，国内也就北京、广东、江苏等少数几个省市播出或者曾经开播过国际/外语频道。 作为“行业天花板”的存在，上海外语频道为什么要关停呢？ 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解释是： “坚决摒弃做‘虚功’、图‘虚荣’、变‘虚胖’，着力强身健体、提质增效… 真正实现主业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效益更加改善。” 盖棺定论，外语频道看来是被归到“虚功”“虚荣”“虚胖”的行列了，不知道频道的工作人员还有广大观众对此是什么感受？ 关停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钱，是一个大问题； 官方解释也提到了“效益”两个字，但眼下，国内电视台的“效益”普遍不乐观。 广告收入是电视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就愿意花钱打广告、做宣传，但现在经济这个样子，还有多少企业愿意上电视打广告呢？ 以国内最会赚钱的电视台之一“湖南卫视”为例，2015年、2016年广告收入连续突破100亿元，但之后一路下滑，现在估计只有40亿元左右，跌了一半还多。 赚钱高手都如此，更别说其他电视台了。所以近些年来，全国多地的电视台传出关停频道的消息，一开始是市级电视台，后来有些省级电视台也慢慢撑不住了，甚至深圳、上海这些发达地区的电视台。 本来是众人眼中的铁饭碗、香饽饽，没想到很多地方的电视台穷得揭不开锅，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有的主持人和主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转行直播带货，卖鸭子，卖海参，卖红酒… 很难想象，曾经光鲜亮丽的电视台，如今变得如此落寞。 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 上海外语频道，观众主要是在沪居住生活的老外，以及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的本地居民。 从2005年开始，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快速增长，从10万增长到2018年的17.2万，老外越来越多，为外语频道打下坚实的观众基础。 从2020年开始，上海市统计局不再单独提供在沪外国常住人口的数据，所以现在有多少外国人在上海居住生活，找不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 因为三年口罩，外企撤离，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说的原因，很多老外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观众流失，对于上海外语频道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至于本土观众，现在获得资讯和娱乐的渠道这么多，各种新媒体、短视频，低头刷手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也越来越没人看电视了。你家的电视机，多久没开了？ 电视就和曾经的广播和报纸一样，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吃灰去了。 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看来，上海外语频道关停，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因为指导思想和各种限制等原因，现在该频道播放的内容越来越体现不出外语频道的特色和优势。” 节目越来越难看，关了也罢。 上海外语频道的关停，很多人并不在意，也不在乎，太阳照常升起，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些依然生活在上海的老外，估计会感到一丝惋惜。毕竟，一个本土的外语频道，为他们了解上海，看待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视角。 影响最大的，除了频道的工作人员，应该就是各大院校英语系、日语系的大学生了—— 不仅少了一个学外语练听力的渠道，更少了一个求职找工作的好去处。 “英语无用论”的声音，怕是又要响起来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越是这样越要学好外语，有条件多学几门，懂的都懂。” 我觉得很有道理。 上海外语频道，2008-2024，RIP！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海外掘金
中国没有学术，只有宣传 二零一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下属的历史研究所升格为历史研究院——上级单位的名称是院，下级单位的名称也是院，主事者似乎不觉得叠床架屋。不过，更让人莫名惊诧的是历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任命——这两个职位都由正部级的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高翔兼任。 高翔是何许人也？高翔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比起假博士习近平来，确实是历史科班出身的真博士。他在社科院工作多年，一路攀爬到社科院党组成员和副秘书长，于二零一六年出任中共福建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福建是习近平的老巢，高翔出任此职，必定是受到习近平赏识，先到地方历练，然后再有大用。果然，一年后，高翔调回北京，出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这个职位无比重要，一方面是控制网路的操盘手，另一方面也是运用网路为“今上”涂脂抹粉的“总化妆师”。又过了一年，高翔回到社科院，先后被任命为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和历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政权没有国史馆的设置，社科院旗下的历史研究院类似古代王朝的国史馆。 历史研究院成立时，习近平发去亲笔贺信，希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特别要求，这个新成立的机构集中资源分析研究明、清帝国时期面对西方侵略、殖民，为保护国家利益与主权而采取长时间“闭关锁国”政策的各项优点。把缺点当成优点，是习近平的思维惯性。法国情资数位媒体《情报在线》指出，中国最高智囊机构社会科学院的角色非常特殊，专门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定调；社科院研究员都必须与共产党高阶公务员保持紧密联系。习近平如此重视历史研究院以及下达具体的研究任务，可看出习近平企图加强对学术界的控制，利用其研究能力为其政策服务。 高翔谨遵谕旨，挂帅主持名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探索》的课题研究。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明清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两朝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自主限关”政策，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过去对“闭关锁国”的全盘否定并不正确，朝廷面对外部侵扰，特别是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是明智之举，“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经济”，且维护了国家安全，值得肯定。 这篇论文引起海内外热议。这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听将令”式研究。过去三年，习近平实行“内防反弹、内防输入”政策（防疫如是，文化思想亦如是），加上在经济上提出“内循环”，令中国几乎“与世隔绝”。正如一条走红的微博所言，中国人靠二十年前出的书、十年前流行的音乐、五年前拍的旅游照片、去年挣的钱、三个月前封控时买的冻饺子、昨天的核酸检测结果和今天刚出炉的苏联笑话过活。而高翔领衔的研究，不仅为明清“闭关锁国”翻案，更是为现实政治辩护——习近平推动的“新文革”，重要策略就是重新关上国门，享受“自己造成与国际迫使的孤立”。 高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后一定可以获得进一步提升——王沪宁和李书磊就是他的榜样。习近平对高翔的重用，与此前对邱水平的重用一样——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出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邱水平，此前曾任北京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并兼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特务头子当北大党委书记，在中共建政以来是第一次，从中可见习近平的用人风格。习近平还让在上海实施暴力封城的李强当总理、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当政治局常委兼中办主任（这种兼职在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这些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什么样的主子，重用什么样的奴才。 一个想做学问的人，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 社科院没有社会科学，历史研究院没有历史，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的现状。高翔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而真正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学者茅海建，却早早被赶出社科院。这些年来被赶出社科院的还有刘军宁、张博树等第一流学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于今为烈。 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茅海建，曾出版《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等力作。他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清朝体制则早已积重难返，出路则是毋庸置疑的：“鸦片战争的真实意义，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 茅海建钩沉史料，戳穿谎言，比如一八四一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在许多论著中被大书特书：定海三总兵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茅海建指出，英军只有四千人，比清军人数少。清军没有血战六天六夜，不到一天时间就溃败了。根据英方记载，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有效的抵抗，只付出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 茅海建认为，战争的结果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面对一支装备了当时全世界最现代军事技术的舰队，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兼具国防军、内卫部队、警察这三重职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朝水师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军，大体上相当于海岸警卫队”。反之，英军以其强大的机动性、火力和专业技能，基本上决定了战争中历次战役的时间、地点、规模，沿海各地的清军都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清军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尽管英国远征军最初的兵力仅为七千人，但总兵力多达八十万人的清军基本分散布防在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也不足以确保在任何一场战役中占据优势。茅海建的结论是：这“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历史学的使命是追寻和接近真相。但是，一旦发现真相是残酷的、让人难堪的，如同伤疤被揭开会感到巨大疼痛，很多人就不愿直面了，反过来掩盖真相、迫害揭示真相的学者。茅海建的著作出版后，社科院领导非常恼火，将其斥为“汉奸”、“卖国贼”、“西方殖民者的帮凶”，说他“反动透顶”——“羞辱清政府文盲没文化，替英国人喊冤，是不是反动？中国自古以来自有一套外交模式，过不过时，落不落伍，也不能用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形式讲解吧？” 社科院领导模彷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的毛泽东，假装说要在社科院为茅海建的著作展开学术讨论会，诱使茅海建在会上发言，然后搜集其言论，罗织成罪证。幸亏茅海建从友人那里得到消息，在会上谨言慎行、沉默是金，这才逃过一劫。随后，他被迫离开社科院，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回顾这段历程，他感慨万千说：“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想做学问的人，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问进行到底’。”他始终相信，“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毕竟还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 高翔之流，将学术作为敲门砖，作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不惜指鹿为马、信口雌黄，虽平步青云、峨冠博带，却应了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话，“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作为高翔反面的茅海建，虽然一直逃遁到几乎是“海外”的澳门，才能安置一张书桌，但他这样的学者的存在，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顾炎武所言不虚：“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刘鹤副总理是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官员之一，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时期领导中方谈判，在其政治生涯走到尽头之时，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在中国闭关锁国三年之后，勉力向国际社会发动“魅力攻势”。 刘鹤18日与美国财长耶伦瑞士会谈后对凤凰卫视说，希望他的瑞士行让全球市场看到，中国在经历了疫情之后，“又回来了”，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加强与世界的合作。17日，刘鹤以温和和诚恳的语调在达沃斯论坛表示，中国将“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中国绝不会搞计划经济，中国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依法保护产权和和知识产权，营造市场化的国际营商环境等等。刘鹤与美国财长耶伦周三的会谈，也被视为是中美经济关系升温的迹象。双方均称会谈是“建设性”的，刘鹤还指与对方进行了“专业、深入、坦诚、务实的交流”。 三年了，世界发生了许多事情，中国似乎主要在进行一场残酷的清零，清零政策终于被抛弃，刘鹤要让世界看到“中国回来了”，世界怎么想？中国自身做了哪些准备？这些问题都比较严重，但官媒央视对一些细枝末节津津乐道，比如刘鹤与耶伦从握手到坐下后的开场寒暄至少七八分钟，比如两人会谈的时间长度，将近三个小时，还说因为耶伦马上要上飞机，会谈不得不停止，否则有意愿谈得更久等等…… 刘鹤瑞士行官媒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纽约时报报道说，2018年的达沃斯，刘鹤的演讲是出席人数最多的演讲之一，这次，刘鹤发言前，会场有四分之一的空位，而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演讲时座无虚席，这说明什么呢？“西方重新调整了优先事项，现在专注于展示团结，反对俄罗斯侵略。“冯德莱恩在讲话中还批评中国政府在主导未来清洁能源行业的过程中，以牺牲欧洲和美国的利益为代价，不公平地补贴中国公司。 中国三年闭关锁国，刘鹤要努力让国际经济界放心，中国仍然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他能够说服国际社会吗 ? 纽约时报援引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的中国事务的麦艾文教授说：“过去20年，中国受益于地缘经济引力和地缘政治功能，但在过去的一年里，它迅速失去了这两样东西”。中国对民营企业的控制和打击与刘鹤所说的“毫不动摇的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不是背道而驰吗？华尔街日报报道，对于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减少对企业的限制，重新接纳民间资本，中国境内外投资者和企业高官仍持谨慎态度。墨卡托中心18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多数人对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前景不乐观，81%认为欧盟公民对中国工作的情况会下滑，77%认为科技合作会恶化，55%认为欧盟会降低对中国投资，绝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专家和民众支持欧盟分散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政策。 刘鹤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作出乐观评估，然而，就在他讲话的同一天中国出台的两个数字一点也不乐观。一个是19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另一个是2022年GDP增长率仅3%，不到2021年的一半，远低于5.5%的目标。这是文革结束的那一年，1976年以来第二低的增长率。而这一数字仍让专家质疑它的可信度。 现在，西方经济界最担心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中国人口萎缩，这是六零年代三年大饥饿之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这一点当然是中共几十年强迫性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后果，而三年清零更是雪上加霜，专家们怀疑中国已有未富先老的势头。 有些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今年有可能强劲增长，但从长远看前景并不美妙。1978年，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时，中国的中位年龄为20.1岁。2021年为37.9，超过美国。中国的生育率为1.18。而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替代率是2.1。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多年来一直在减少；有专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数字将降至7亿以下。摩根士丹利前新兴市场负责人鲁奇尔.夏尔马表示，人口下降通常与经济衰退相关——人口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约一个百分点。 刘在试图说服西方，中国的经济会提振的，中国会对世界开放的，中国绝不会搞计划经济的。独立学者邓聿文在德国之声撰文以为，刘在国际场合讲这番话，发表一点“真实感言“，”算是他作为过去的首席经济顾问对习的一点忠告“，”大概是在临退前不想再讲违心话吧”。
最近，中共的舆论导向又开始吹捧义和团了。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人们都清楚，所谓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一群愚不可及的刁民在当权集团纵容下的土匪行径，其思想根源是明清以来的自大狂加上闭关锁国，在底层人民中造成的自我满足和排外倾向。 现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时代。所谓民族主义的根本，就是自大狂和闭关锁国。而且从舆论上看，自我满足加上排外倾向已经开始多时了，连自古就不是中国文化的种族主义也泛滥成灾。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速成班。 当年，正当欧洲各国学习世界成功的文化、制度和科技的成就，迅速走向现代化之时，中国开始了明清时代的自大狂加上闭关锁国。到了清朝末年，西方的大炮携带着新文化、新技术，冲击了老大帝国的自信心。结果产生了两股反弹：一个极端是全盘西化，以半吊子文人为主；另一个就是保卫落后制度的运动，以愚昧的宗教迷信组织为基础。两相斗争，造就了中国的百年蹉跎，进一步又退两步，最终选择了落后两千年的共产主义农奴制。 两派思潮相争，最终从全盘西化派里边分化出了第三派 — 非驴非马的共产主义派。表面上全盘西化了，学习了西方思想的怪胎之一共产主义，实际上实行的是西方怪胎和东方农奴制的杂种 — 苏联式的农奴制。在俄国，他们只是倒退了一百多年，人民的不适应还不太严重。在中国就是倒退了两千多年，人民和社会严重地不适应。这就是中国的反抗早于苏联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的半吊子改革虽有很多缺点，但他使中国放弃了闭关锁国，恢复了经济的活力。这是他对中国的一大功劳。但他为了不放弃共产党的专制政治，极大地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说明他没有选择好现代化的道路，仍然在踌躇蹉跎，半吊子改革。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已经面临着是进还是退的局面。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失去了西方输血的前景下，不得不找新的出路。 前进一步，就是补齐邓小平改革的缺陷，以政治体制改革配合法律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可以走上民主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才是正常的现代化道路。倒退一步，就是回到毛泽东的苏联式封建农奴制，结合一党专政的体制。小习同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喜欢迫害他们全家的苏联式的专制。他选择了倒退回毛泽东时代，政治上发展了西方式的现代化专制，经济上再走农奴制的国营计划经济，以便于配合专制政治。 这条路明显是走不通的道路，只能让中国倒退落后，分崩离析。它不但保不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还会导致比文革更惨痛的大劫难。中国还有前途吗？这是无论哪一派的朋友们都会问出的问题。全盘西化不可能，固步自封也不可能，共产党的杂种体制更加没前途，怎么办？ 只有老老实实学习欧美各国的成功经验，学习世界上所有成功的思想、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成果，发展出自己国家文化基础上的民主和法治，才能赶上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大家庭。日本、韩国和台湾，是东方成功的例子。 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毛泽东和一众五四文人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或者什么主义，结果都是灾难。而美国人从实用主义出发，老老实实地改进自己的生活，却发展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这个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仔细地好好学习，不要再好高骛远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将于10月16日召开，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二十大召开前发表文章，指马克斯和恩格斯两位马克斯主义创始人均对“闭关锁国”持否定态度。由于北京“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最近发表一篇万字长文，试图为明清“闭关锁国”政策“平反”，分析指此文疑似“借古喻今”，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内循环”乃至“中美脱钩”政策造势，作为“红二代”的胡德平撰文痛批“闭关锁国”，格外引起外界关注。 胡德平的文章在5日于“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刊登，这篇1109字的文章，题为《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对“闭关锁国”是怎么说的》。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即对中国等东方大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得出中国必然会“门户开放”以及中国“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的观点。 胡德平的文章指出，马克斯和恩格斯都认为，中国开放最大阻力是“全盘排外”的观点。文章认为，马克斯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均是对中国专制王朝“闭关锁国”现状的历史性批判；胡德平又认为，马恩二人把中国“闭关锁国”的内因和外因，“前因后果的基本轮廓都说清楚了”。 胡德平直言，“近日又看到煌煌新作《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心存喟叹，继生技痒，很想谈谈马恩对此话题说了些甚么。以兹与对方作一有趣探讨，是否我过于教条了？是否明清两朝的帝王真有为其臣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特发微信，以表互相切磋之意。” 胡德平今年11月满80岁，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史专业毕业，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等。有指胡德平曾与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系密切，过去一度曾受习近平的信赖和重用，为中央高层对外沟通的一个重要桥梁。 评论人士周晓辉分析认为，暂且不说马、恩对中国的观察是否准确，言论是否全部正确，但胡德平借马、恩之言批评当下正在高层蔓延的“闭关锁国”的风向，其实是在表明自己的一种态度，那就是反对开倒车，反对任何形式的闭关锁国，支持改革开放。 他认为，作为典型的红二代，与习交好的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胡德华都曾大力支持习近平反腐，但随着习在十九大后的“左转”，将支持自己的红二代边缘化后，二人已经甚少发声。据说，尤其在红二代、地产商任志强2020年被重判入狱后，很多曾经支持习的红二代，已与习拉开了距离，有些还公开质疑习。 本身也是红二代的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9月6日在美国著名期刊“外交事务”发表文章提到，习近平寻求在二十大进入第三任期，但他正面临来自党内“左、中、右”三个派别日益增多的反对。其中右派是指主张市场经济和温和权威主义（乃至主张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囊括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追随者。
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隶副部级机构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了3年半，一句话大致可以概括其“功绩”——翻了四件大案。 这四案分别是：1、洗掉毛岸英“蛋炒饭”的墓志铭；2、为“上山下乡”翻案；3、重新称流氓组织义和团是正义之师；4、称“闭关锁国”是维护国家主权。 再进一步概括起来，也就是党国这些年叨念的四个关键字：红色基因、重新评价文革、反帝、主权。 很多知识份子，对此感到不满，说这个正部级院长高翔，率领旗下15个职能部门外加6个直属研究所，耗巨额经费只是为了拍马屁搞笑。 我觉得这些愤怒可以理解，但认为搞笑就是健忘的表现了。 首先，言论稍宽那几年，有声音敢骂毛岸英，其实也就是意味著毛家失势。而上山下乡这事，是习近平等老知青的常规心理按摩，以祭奠自己一无是处的青春。 至于义和团、太平天国，即便是在中学课本上，也一直被当英雄歌颂。即便是中间有几年略有降温，也从来没有直接洗去毛氏为这段历史亲自描画的妆容。更何况习近平眼下正因为台湾、香港危机和疫情锁国而备受诟病——院长高翔不敢不为今上洗地。 近年言论自由萎缩到一个地步，大家都不敢骂毛岸英，更不敢调侃习近平，不敢提《皇帝的新衣》，但骂骂院长高翔还是可以的——骂他甚么节操全无、有辱斯文等等。 其实人家当官的，跟斯文从来就拉不上关系。并且，骂他的人本身也是窝囊，也只能在笔杆子身上找点补，你敢骂骂枪杆子正部级试试？ 有人说，中国知识份子缺乏节操。是的！至少在中共过去执政这73年里，知识份子的操守，都是一个极度稀缺的玩意儿。但是，换个角度而言，任何人弄到那个位置去，一样是把任何荒唐事干得老老实实，多给一点银子、名头，立马干出自豪感来。所以，我看到的更多是在党国的绞肉机下，知识份子无处不在的恐惧。 党国绞肉机下，知识份子在这73年来换了无数茬，结局却少有改变。 比如，说过“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涂抹的”哲学家冯友兰，坐得了蒋介石的短期监狱，也能一份书信让蒋介石落泪。 同样是这个人，想拍毛泽东的马屁，但被毛呛了一句“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好”。于是这位大学问家转身就写“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冯友兰身为学问大家，从推崇儒家道统，急转到高喊马克思主义，为毛写肉麻的颂诗，文革末期又贴上了江青，还混了个中央文革写作班子“梁效”顾问的头衔，为文革涂脂抹粉，最后也因此入狱。冯友兰的各种忸怩各种媚态，远非如今的高翔们能比。所以胡适曾评价他说：“天下蠢人无出其右者”。 但客观地说，冯友兰一生三陷囹圄，以匍匐在地的低贱以避祸，总算保住了性命，95岁而终。而那些一丝尊严尚存的同时期知识份子，甚至只是歌颂声音不那么大的，大多不是死于非命，就是饱受折磨，九死一生。 所以，胡适还有一句话说：“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当今历史研究院的大佬们处境也不过如此。所以，现在他们正在相互比谁更嗓门大而已。 但历史也一再提醒我们，它们不接受涂改和粉饰。无论是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还是红色帝国苏联，越是登峰造极的历史涂抹，越是会催生了最悲惨和搞笑的结局，或灰飞烟灭、或一夜垮台。 至于那些“操盘手”则更需要记住，历史如姑娘，轻薄历史就是耍流氓。那些最卖力的化妆师，最后的结局基本都不如小流氓。如，葛培尔、如陈伯达。 而对于大多民间知识份子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日渐紧迫的选择题。当党国的齿轮碾压到来时，我们是站著死？还是跪著生？这是个问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几天，网上有一篇题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的文章火了。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 “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作者给以前的闭关锁国改了个名，叫：“自主限关”。 文章认为，这种“自主限关”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不违反任何法律。 港真，看完这篇文章，我都懵逼了！ 原来，我们从小在历史课上学的封建社会朝廷昏庸、官僚腐败，闭关锁国导致国家落后，都是错的？！ 以前，有人说过二月河那些篡改历史、歌颂“清朝皇帝”，却从不提老百姓疾苦的作品，是有毒的。 但是，和《新探》文比起来，我觉得二月河还算是比较客观的了，毕竟，二月河都没说过皇帝搞三宫六院属于国家主权范围的事。 说到这，可能有人要说了，小编你又胡扯了吧！皇帝搞三宫六院和闭关锁国那能是一回事吗？ 现在看，可能不是一回事，但是在当年，那就是一回事。 如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章第二条上明文写着：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人民。 这叫主权在民。 那么我请问《新探》的作者，您说的那个封建王朝想要维护的“主权”，又是谁的呢？ 当然是封建帝王家的啊！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那不叫主权，叫皇权。 SO，我说皇帝搞三宫六院，和他搞闭关锁国的道理是一样的，有毛病吗？ 也正是为了推翻这种反动落后的“皇权”，才有了后来的辛亥革命，终于赶走了皇帝，建立了民国，结束了封建帝王的统治。 所以，现在每当国庆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才都要摆孙中山的画像。 我想再问一下《新探》的作者，你那么维护封建帝王的主权，又让孙中山这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先烈们情何以堪呢？ 我知道有人又要说了，辛亥革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闭关锁国是针对外国的，那不一样。 事实上，早就有无数学者论证过了，从明朝开始的“寸板不得下海”，直到大清的“宁与友邦、不给家奴”、“防汉甚于防夷”的闭关锁国，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切断老百姓和外界的联系，靠愚民来达到维护王权稳固的目的。 历史上的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开始的。 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 明成祖安排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向沿岸各国展示大明的武功，是为了让他们不敢藏匿被他篡位的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并没有获得多少经济利益，反而大大增加了明朝的财政负担，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海禁令。 明朝的闭关锁国，切断了我国和西方的往来，直接的后果就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我国的发展就逐渐落后于快速发展中的世界。 不夸张地说：明朝的海禁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强盛到衰落的重要转折点。 再说大清： 《新探》文中说：乾隆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并未禁止西方各国商人到其他三口通商。 事实上，稍微了解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在乾隆22年（1757年）清朝下令封锁全部的对外口岸，只留下广州珠江的粤海关一带对外通商。 清朝颁布的《防范夷商规条》明文规定：洋商做生意必须通过官方指定的十三行作为中介，只能在把守严密的规定地方居住，洋人妇女不能来广州，洋人不能坐轿子、不得随意和中国人交流、不得学习汉语…… 史料记载，康熙颁发禁海令，沿海30里到400里不等的距离内禁止人民居住。当地居民或被迁出、或被杀、或病饿死等。 “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大清闭关锁国的恶果，不用再多说了吧？ 所谓的闭关锁国，表面上看是不愿意开放，其内在的逻辑是怕老百姓和外界交流多了，知道的事太多了，想法太多不好控制。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会按照某个人的设计来进行的。 “闭关锁国”，造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愚昧落后，也直接导致了封建王朝的覆灭。现如今，改革开放让中国富起来，早已经是全国人民的共识。 而那些拼命想给“闭关锁国”洗地的人，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鱼讲故事，原文已被删除）
近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的一篇文章《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在网上疯传。文章认为，明清时期并非”闭关锁国”，而仅仅是为了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自主限关”。但文章传开后，舆论却惊呼这是在为”闭关锁国”翻案，带有政治风向。 这篇文章在上个周末通过网络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国舆论的高度关注。不少人立即把文章和“清零政策”下，当局限制与外国交流的措施联系起来，并且指责文章的主旨与改革开放相悖。 在美国华盛顿的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敏锐地抓住了中国民间的这种情绪，“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经过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还会有人从心里头认为改革开放是错的？应该回到过去，应该闭关锁国，走到过去的那种封闭、专制的环境中去？” 学界的反驳 《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历史类核心顶级期刊《历史研究》今年的第三期上，署名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 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它也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推特上一些社科界学者也纷纷转发并对这篇文章作出评述。 该文章认为，明清时期关闭国门的政策没有阻断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交流，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遭到西方侵略埋下了伏笔。文章还强调，明清的闭门政策并非“闭关锁国”，而仅仅是“自主限关”，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张晨晨在推特上评论说，中外学者早已对“闭关锁国”的概念提出过挑战，明清时期的闭关政策确实没有阻断中西的贸易往来。但她指出，文章主张的闭关政策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却并不符合事实，因为现代的主权观念在明清时期尚未形成，而清王朝自身就是一个殖民帝国。她暗示性地说，对闭关政策的这种重新解释更主要是因应目前中国的自身环境，而不是以历史为根据的阐释。 “试水” 她的这种暗示在学界也得到了呼应。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Henry S. Gao)在推特上转发了这篇文章，并评价说，在中国，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些有趣且无用的事实，它往往预示着重大的政治变化。在推文中，他还贴出了作为文革导火索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截图。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则认为，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习近平为了谋求连任在政治试水，“如果他抛出来，舆论反应没有这么强烈，党内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声势浩大，那么他可能进一步组织力量、组织文章，往更高层级的政治宣传部门走。” 陈奎德分析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各项政策在逻辑上必定会走向闭关锁国，“他现在就是为自己的政策正名，寻找理论根据。他要把过去宣传的，改革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等等这一套逻辑全部打掉，所以他要为闭关锁国翻案。” 类似的文章，陈奎德还提到了李光满去年8月底发表的时评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当时就有人警告说，这是文革2.0版的檄文。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历史评论》今年第2期刊发了山东大学彭淑庆的文章《义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在承认这场运动的局限性的同时，认为它的主旨是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中国救亡图存所进行的尝试。 陈奎德分析说，这篇文章出现的时机恰是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的政治老人很可能在会议中对习近平提出了批评，对他的连任构成了阻力；习近平为此要作舆论准备，“他要放出这些舆论来，说明他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目前这场政治斗争还处于胶着的状态。所以，抛出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作舆论准备。” 再次闭关锁国有可能吗？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虽然舆论上可以为“闭关锁国”造势，但实际上能否做到却是另一个问题。 一位身在上海的金融专家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分析说，这种可能性不大，“假如闭关锁国，这次中美审计监管协议就不会达成。可能只是开放的方式会大不相同而已。”他强调，闭关锁国的最大反对者是权贵阶层，因为这相当于断了他们的财路。出于安全考虑，受访者以匿名接受采访。 “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则认为，从习近平掌握的权力看，他是有办法做到闭关锁国的，“因为他掌握着刀把子、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三样东西都在他手里，包括喉舌都在他那里。” 但他强调，从长远看，闭关锁国这类开倒车是不可能得逞的，如果真的得逞，那就是中国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