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贍康養：科學物理治療，針對性康復訓練，助力長者活力康養
2026 年 6 月 24 日
胡石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江西南昌郊區的武溪公社。其父親是公社書記，一九五九年大饑荒時患肝病去世，母親艱難拉扯大五個孩子。他剛上中學，便趕上江西推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運動」，所有中學生都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此後，他被分配到江西汽車廠當了八年工人。 一九七九年，胡石根通過自學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他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後，不僅沒有感到高興，反而悲痛欲絕。胡石根從小就是孩子頭，常常惹禍，母親知道他容易闖禍，再加上離家遠，她不放心，又是讀中文系，文科容易惹禍上身，所以憂心忡忡。兒子離家北上那天，母親連門也沒出，扶著門框流淚。多年後，胡石根感嘆說：「我自一九七九年來北京，這三十多年大多時間是在牢里度過的，看來當初母親對於後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預感的。我的母親在一九九九年去世，我被關押在北京二監，家裡人向獄方申請我參加葬禮，沒有獲准。家人就一直瞞著我，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在探監時，說露了嘴，我才知道，回去痛哭一場。」 胡石根考上北大中文系時已二十五歲，比大部分同學年長，老成持重，專註學業。一位同學以筆名「橡溪」發表了一篇題為<隔壁宿舍的胡石根與胡春華>的文章，生動地寫道：「每天晚上熄燈前洗漱時，都會在水房相遇，不時聊天打趣。胡石根身材矮壯，很注意鍛煉肌肉健美，宿舍熄燈後，就帶著同樣矮壯的同屋，小他八歲的胡春華同學，及趙清治等，在尚有燈光的樓道里，舉啞鈴、杠鈴，再進水房，把洗臉盆灌滿冰涼的北京地下水自來水，兜頭澆下，發出野獸般的吼叫，無論冬夏，四季如此。」 一九八六年，胡石根從北大中文系碩士畢業後，任教於北京語言學院。一九八九年學運期間，在「四二六」大遊行之前，他就在語言學院學生樓前發表演講。後來學生絕食，他又組織教工簽名、遊行。部隊戒嚴後，還組織學校師生在五道口附近徹夜堵截軍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騎自行車到木樨地橋下，親眼目睹軍隊屠殺抗議民眾。隨後，他回到學校，為被殺害的學生舉辦追悼會，在大雨中發表演講：「當權者已經舉起屠刀，向我們大開殺戒……」結果被潛伏的特務錄了音。六四後，他被追責，被停職反省及行政記過處分。 在被審查期間，胡石根被要求不得離開學校大門，在研究所的圖書室里看了一年多書。他接觸到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思想，開始在頭腦中醞釀組黨活動。他也反省「六四」的經歷，覺得「六四」的失敗，關鍵原因在於沒有一個民主政黨來領導這場運動，所以必須要成立一個民主政黨，就著手做組黨的事情。他剛開始做時就有一種犧牲奉獻的念頭，「覺得自己這一條命是撿回來的，戒嚴部隊沒開槍打死我，這條命留下來就是為了跟他們幹了」。他後來強調說：「中國不需要什麼英雄主義！中國需要的，是每個中國公民都拿出點良知和勇氣來，拿出點公民精神和公民責任感來，都能夠『從我做起』積極行動起來，那麼，我們的國家必定大有希望，我們的民族必定大有可為！」 在中共一黨專制的中國，成立反對政黨或組織，是最危險的事情。胡石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首先發現北京語言學院有一個印刷工人，叫王國齊，此人也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深度參與者。於是，他約王談了組黨的事，王欣然同意。在北京，還有一些人也在考慮組黨，包括熊焱、劉京生、陳衛、康玉春等人，劉賢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後也參與了一些討論。 一九九一年初，胡石根說服熊焱、陳衛、劉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陳青林等人，請他們參加「中國自由民主黨」，而康玉春、安寧、陸智剛、王佩忠等人隨後成立了「中華民主進步同盟」。年底，他又同劉京生、王國齊、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中國自由工會」。 為了紀念「六四」三周年，他們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給國家機關寄送公開信，有人去街頭刷宣傳標語，陳衛還冒險到北大三角地貼傳單。他們做事情時非常謹慎，張貼標語時帶上手套，不留下指紋；去一些樓房貼傳單時，還要換鞋，避免留下鞋印。 一九九一年底，一位姓溫的北京大學生，「六四」參與者，坐了一年牢出來，得直腸癌去世了。胡石根等人在西直門的人民醫院成功地舉行了一場公開聚集，悼念逝者。外電報導，這是「六四」鎮壓之後北京活動人士舉行的一次公開抗議。一九九二年四月底，他們又組織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實際上是一次公開的示威活動，還有十多位外國記者隨同。 他們在丰台東高地開了一個鹵鴨店，前院賣鹵鴨，後院除了做鹵鴨，還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機。那台機器當時要花幾萬塊，非常很貴，他們用來印刷反共傳單。在「六四」三周年前夕，他們策劃用航模飛機在天安門廣場撒傳單，找來專家幫忙，投入十幾萬經費。然而，航模還未做好，就被人告密。五月二十五日，警察來到鹵鴨店，掀開帘子一眼就看見速印機。但警察當時並未動手，而是要放長線、釣大魚。 鹵鴨店老闆想把速印機藏起來，殊不知早就被警察盯住，就看他們往哪裡藏。二十七日，他們打電話告訴胡石根：「東西藏在某處了。」胡問：「你們還沒走啊？情況很危急，我們趕緊通知人，什麼也不要幹了，快快躲起來再說。」 五月二十七日晚，胡石根到宣武區西便門附近跟高玉祥見面，發現有人跟蹤，趕緊分手。多年後，他回憶被國安人員秘密綁架的場景：「我騎自行車從天寧寺橋往北走，穿過南禮士路，剛到兒童醫院後門，有一位騎自行車的男子從後面撞過來，沖我喊：『哥們，問你點事。』咣當一聲，連人帶車把我撞倒在地，緊接著，兩輛吉普車一左一右把我夾在中間，車上下來很多警察，其中還有女警察，手裡拿著電棍。他們不由分說，用黑頭套把我的頭蒙住，我大喊『強盜！土匪！』，他們不顧我的抗議，強行把我塞進吉普車，襯衣還掛了一個口子。上車之後，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夾在中間。手銬銬得很緊，我要求他們放鬆點，一位說『好嘞滿足你的要求』，哢哢緊上兩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說什麼了。」 然後，胡石根被送到丰台大紅門南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他在那裡從五月二十七日一直被關押到六月十日，之後就轉到秦城監獄。後來他才知道，這次抓捕，把他們整個組織的成員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廣州、新疆、成都、內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 胡石根在秦城監獄被關了三個多月，又轉到半步橋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裡關了三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被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開庭審判，前者判刑十三年，後者判刑十年，兩罪合併執行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這是中國有期徒刑中最長的刑期。可見，中共對組建反對黨最為忌憚，一定要處以最重的刑罰。胡石根在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八年獲得兩次減刑，服刑十六年三個月之後，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底被釋放。 胡石根後來告訴朋友，他在獄中遭到頻繁的毆打和虐待。但每年六月四日，他都會以絕食紀念死難者。回顧漫長的牢獄生涯，他說：「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都會有監獄。但監獄是社會的縮影，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監獄。我在監獄十六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當年魯迅所說過的一句話：中國的監獄恐怕是世界上最難坐的。當然，也許是最有意思的。現在我回過頭來看，監獄裡度過的十六年零三個月，對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練作用。因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覺得沒有坐過牢的人不是完人，既然要成為一個完人嘛，應該坐牢去試試。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開初的時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過去我還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產黨定的法律，他們自己總是應該遵守的吧；共產黨的監獄，總還是要講點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後，我立馬發現，這些個想法都太天真了。我們很多搞民主維權的朋友，可能都對專制的邪惡，缺乏足夠的估計。只有親身體驗到，才會發現：要跟專制周旋，必須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靈活更堅定。監獄是一個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塊好鋼，你就能磨礪出一把無比鋒利的鋼刀。」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價更為慘重。他的妻子堅持了十多年，還是在他出獄前離婚了。女兒也不理解他，在他出獄後不願見面，儘管就在咫尺之遙的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於是，胡石根被迫裝作陌生人，到學校里遠遠地偷看女兒。此一場景，痛心疾首。 胡石根出獄後的中國，與十六年前他入獄時的中國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且不說當年與他同屋的小兄弟胡春華成了副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與他同時分配到北京語言學院的本科、碩士同班同學崔希亮，在他坐監獄這二十來年，已從他的講師同事爬到北京語言大學校長的位置。有老同學希望崔看在當年的情份上，好歹幫幫師兄，崔回信說，根本不認識胡某人。有其他同學傳來話說，當年胡石根一被捕，語言學院就把他從單位開除了，「他是犯了中央大案的欽犯，誰也幫不上他，只能發配到北京街道里監管」。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胡石根由北京家庭教會領袖袁相忱及其二兒子袁福聲牧師施洗成為基督徒。他在一個家庭教會聚會並帶領團契，並成為教會的長老。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胡石根因參加「六四」二十五周年研討會，被刑事拘留一個月，同年六月五日被取保候審一年。 二零一五年，在中共當局對維權律師群體的全國性圍捕中（「七零九」案），胡石根再次被捕。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對周世鋒、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國等四人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同年八月三日上午，天津市二中院判決胡石根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年的「反革命罪」的變種），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並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據新華社報導，胡石根利用「非法」教會組織「散布顛覆國家政權思想」。八月五日晚，央視《焦點訪談》以嘲諷的標題<「推牆」推倒了自己>報導胡石根案。節目一開始，就是胡石根在法庭上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揭竿而起」的鏡頭，還詳細介紹了胡石根所說的「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的「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以及「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的「建設未來國家的五大方案」。這些都是胡石根提出的「國家和平轉型」的主要內容。胡石根在法庭上「認罪」說，他對於顛覆國家政權罪這個指控完全接受，他就是想顛覆這個國家的政權。 《紐約時報》報導說：「胡石根是多個未經政府批准的教會組織的長老。最近幾年，習近平加強了對此類教會組織的監管，擔心基督教可能被用來傳播西方觀念，打開他所說的『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的大門。……對外國人士的反覆抨擊，是一系列審判中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這些審判與一項更廣泛的行動密切相關，即政府加強對在華運作的境外實體的監控。中國政府發出警告，表示由美國領導的西方勢力正試圖在國外煽動社會衝突，顛覆別國政權。」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獄中的胡石根獲得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第七屆劉曉波寫作勇氣獎暨第十一屆獄中作家獎。 「六四」之後三十多年，胡石根與大部分北大校友的人生道路背道而馳。他的大部分校友都是退休官員，喜好在同學群里大曬食不厭精，寬宅良車，談天說地，得意洋洋，不忘感激當局恩德。身在海外的「橡溪」對此忍無可忍，說了一段話：「我隔壁的七九級中文系漢語專業的胡石根同學，現在還在監獄裡呢，就別扯什麼制度自信了！別成天惦記他同屋另一個衚衕學爬多大的官了。勢利眼，跌北大出身的份兒！」馬上有法律系同學以專家的口吻說，胡石根組織武裝暴動，這種顛覆國家政權罪行，在任何國家都會被槍斃的，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會終身監禁，中國政府算判他輕了！群里附和點贊不絕。「橡溪」忍不住出言相譏：「一個老胡那樣書獃子，可以把那麼多世界第一的大國顛覆了，不是污衊國家花那麼多納稅人錢養的百萬維穩隊伍都是飯桶嗎？」群里從未見半句對老同學胡石根的同情之聲，反而有不少人告知，不要在群里討論胡石根案，會引髮網管注意，把這個五百人的北大群封號。「橡溪」回復：「微信大群被封號，應該譴責耍淫威的專制官僚，而不是行使言論自由權的民眾吧？」他感嘆說，四九年中共建政後，處心積慮要把北大改造成黨校，成為供其驅使的馴服工具。北大師生阿諛逢迎者，如過江之鯽。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胡石根刑滿獲釋。他先後三次被捕，坐牢及被非法軟禁的時間加起來超過二十四年，時間之長，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犯中屈指可數，與南非的曼德拉坐牢二十七年接近。然而，胡石根在中國成不了曼德拉，因為中共極權專制的嚴酷程度遠超當年半民主、半威權體制的南非。 央視嘲諷胡石根「『推牆』推倒了自己」，並非事實。胡石根沒有倒下，他的「推牆」的事業有後繼者絡繹不絕地跟上。沒有人有資格嘲笑推石頭上山的悲劇英雄西西弗斯，也沒有人有資格嘲笑一生「推牆」、無怨無悔的胡石根。終有一天，高牆會倒下，自由會降臨在這片土地上，而胡石根的努力與付出，必將被後人紀念和傳頌。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中國第一本《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曾宣告「中國已經邁進公民社會門檻」。十多年後的今天，很多感受過些許自由氣息的活動人士，用「一片肅殺」來形容當前中國公民社會的氛圍。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掌權這十年間，究竟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做了些什麼？ 「公民社會的逐漸成形是中國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一項偉大成就。」不過10多年光景，這句寫在2009年初、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發布《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2008）》中的「中國自豪」，彷彿已被束之高閣。中國的公民社會止於雛形，就像《藍皮書》迄今沒有發布第二版一樣，令人唏噓。 主編此書的這家機構，已經易名為「北京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從公民社會變成社會治理，儘管「二字之差」，但一個強調「公民」，另一個突出「治理」，官、民主次可見一斑。 延伸閱讀：【習近平這十年】之一：悄然自殺的中國農村老人 對有「709案最後一人」稱號的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來說，「官說了才算」的社會不但沒有「公民」存在，為法輪功學員等弱勢「公民群體」代言的他，還成了「國家敵人」。 他告訴記者，公民社會被北京當局視為「眼中釘」，但它恰恰是個「穩定器」。 「如果公民社會發展不起來的話，整個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失衡，一些極端的社會案件會層出不窮地爆發。中國人在歷史上長期受到各種組織的壓迫，沒有獨立的民間組織相互支撐，個體承受的壓力會是非常大的。」 王全璋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剝奪政治權利五年，2020年才出獄。 倡導型組織幾乎絕跡 21世紀伊始，中國申奧成功，並加入了世貿組織，似乎讓世人看到了中國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隨後幾年間，中國經濟實現飛躍性發展，而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也逐漸凸顯。 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監管環境下，不少以政策為導向的民間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想為一些問題建言獻策，2007年成立的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簡稱「傳知行」）就是其中之一。 傳知行「致力於調查社會轉型過程中有關自由與公正的問題與現象」，研究課題包括公民參與、轉型經驗、行業管制改革等等。這家機構的創辦人郭玉閃曾幫助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出逃，還曾參與2008年「毒奶粉」事件、2009年的「鄧玉嬌刺官案」等維權活動，傳知行也很快成為公民維權運動的重要組織之一。 傳知行的前員工、旅美活動人士楊子立回憶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他們此前的一些活動空間很快就消失殆盡。 「習近平上台後，公民社會很快就受到了打壓。傳知行在被取締前，這個組織的一些活動就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原來我們每周都會舉辦一場講座，當局起初不允許我們請一些比較敏感的人物、談論敏感的議題，後來乾脆不允許辦了。」 2013年7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締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原因是他們符合民辦非企業的定義，卻沒有向當局註冊。郭玉閃表示，這家研究所是「傳知行社會經濟諮詢有限公司」的一部分，不屬於民政管轄的範圍，但無濟於事。 隨後幾年間，幫助鄉村學校興建圖書館的「立人鄉村圖書館」、反歧視公益機構「北京益仁平中心」、自由派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等民間機構相繼被取締。 曾在傳知行和立人鄉村圖書館衍生出的「立人大學」任職過的人權活動人士陳堃對本台表示，這些機構被取締的一大原因就是他們有鮮明的立場，不像其他一些組織把有些話「藏著掖著」。他指出，傳知行這樣的組織在中國可能已經絕跡了。 「像我曾經工作過的傳知行、立人大學這樣的組織，它們全都被消滅掉了。這些組織的員工，要麼跑到了國外，要麼被關進了監獄，要麼就沒有辦法再為這些事情發聲了。」 與公民社會為敵 政府扶植特定「社會組織」 總部設在南非的國際非營利組織「全球公民社會參與聯盟」（CIVICUS）亞太部研究員本尼迪克特（Josef Benedict）就通過書面形式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過去六年間，他們一直在監測中國的公民活動空間，中國年年都被列為等級最低的「封閉」（closed）國家。 本尼迪克特寫道，「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公民社會急劇收縮，活動人士需要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工作。當局近年來對公民社會的打壓，讓非政府組織基本喪失了自主權，幾乎所有知名的政策倡導型非政府組織都在政府的壓力下停運。」他還補充說，「中國有幾十萬個已登記的社會組織，但很多都是得到政府贊助的服務型組織。」 中國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約為90萬個，較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時的2013年一季度的50萬個幾乎翻了一番。 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的美國史丹森大學（Stetson University）政治學助理教授普蘭坦（Elizabeth Plantan）就對記者說，在她關注的環保領域，中國民間組織的活動空間近年來反而變大了，這可能與當局意識到日益惡化的環境勢必會危及政權穩定有關。 「對於環保領域的活動人士和非政府組織來說，無論是在地方、區域還是全國範圍內來講，他們仍然能在相對獨立的環境下做些事，特別是在環境公益訴訟、提升政府在環境污染和信息透明度、通過官方智庫與國家行為者合作等方面。」 習治下「七不講」 公民社會不要講 但普蘭坦強調，中國領導人對公民社會的反感是有跡可循的。她舉例，2013年，中共中央曾印發通報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9號文件》，提出了「七不講」，其中就包括「公民社會」，宣稱公民社會就是要製造政權和群眾之間的對立，最終形成「政治對抗力量」。 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松蓮表示，北京當局近些年對公民社會的圍剿，大幅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 「目前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原子化』了，就是說在一個極權(totalitarian)政體下，人們都被打散了，他們只能依靠家人之間的互助，但人與人之間難以聯結在一起做些事情。」王松蓮告訴記者。 維權律師的寒冬 像王全璋這樣的中國維權律師可能對這一點再熟悉不過了。2015年7月9日起，中國警方在全國各地約談、傳喚、拘留或逮捕了幾百名維權律師、法律工作者和維權人士，因此被外界稱作「709大抓捕」事件。 據人權機構的不完全統計，1998年到2015年的18年間，有29名中國律師因代理人權案件被剝奪執業權；但在2016年到2021年的短短6年間，有至少42名律師因此被剝奪執業權。也就是說，習近平執政的第二個五年，加速打壓中國人權律師。在數字上，他在第二個任期趕超了江澤民加上胡錦濤時代，再加上他本人第一個任期的總和。 王全璋表示，「709事件」徹底改變了維權律師群體的命運。 「『709大抓捕』是當局對公民維權、對人權律師打壓的又一個小高峰。自那以後，維權律師等公民社會群體的活動受到了進一步的限制和壓縮。」 在人道中國、對華援助協會等人權組織上個月舉辦的第六屆中國人權律師節線上活動中，曾代理北京維權律師「余文生案」的另一位維權律師王宇在一部短片中說，自2018年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被註銷後，她在轉所過程中遇到當地司法局的重重刁難，最終她的律師執照在2020年被吊銷。她還表示，她此後仍在以公民身份堅持代理案件，但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礙。 美國國務院去年授予王宇「國際婦女勇氣獎」，但在頒獎典禮當天，她卻與外界失聯。一位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士當時對本台透露，當局為了不讓王宇出席網路頒獎儀式或接受採訪，計劃把她帶到武漢「旅遊」。王宇近日在推特上用「步履維艱」四個字，向記者形容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處境。 同為「709案」當事人的廣州維權律師隋牧青在2018年也被吊銷了律師執照。他近日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過去十年間，中國社會的自由空間被全面壓縮。 「我覺得公民社會所處的環境顯然變得非常惡劣了。不僅僅是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就連知識分子和體制內人士都受到了寒蟬效應的影響。」 端點星被「端」了 網路審查變本加厲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國各地暴發。《紐約時報》後來報道，早在2019年底，武漢的多家醫院就接收了一批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但院方卻聽從地方官員的指示，隱瞞相關病例，導致全國的防疫工作出現延誤。 經歷了2003年非典疫情後，不少中國人對於傳染性疾病有種莫名的恐懼。新一輪疫情來襲後，人們在官方消息極為匱乏的情況下，希望避開網路審查，接觸到更為客觀的信息。 在2018年建立的、用於備份在中國社媒平台上被刪文章的端點星計劃（Terminus）再次派上了用場。起初，這個在開源代碼平台GitHub上搭建的網站收錄了中國「米兔」運動（#MeToo）、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等事件的文章。自2020年1月中旬起，端點星備份了上百篇與疫情有關的文章，卻在三個月後戛然而止。當局逮捕了端點星網站的志願者陳玫和蔡偉，並在去年以「尋釁滋事罪」判處他們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 上文提到的活動人士陳堃就是陳玫的哥哥。他說，「在我看來，中國政府借著疫情的名義，對社會的控制變本加厲，很多人反而還支持這種控制。」 疫情激發公民權利意識 疫情暴發至今，中國一直堅持的「動態清零」政策仍在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嚴重拖累了在疫情前就開始放緩的經濟增長。官方數據顯示，經濟總量多年來位居全國之首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生產總值不及2萬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下降5.7%。毫無疑問，這與上海「封城」長達兩個多月有關。 自由亞洲電台當時報道，上海嚴苛的封控措施造成了大量次生災害，包括生活物資嚴重匱乏、基礎病患者無法及時就診、兒童感染者與家長被強行分開等等。對於很多人來說，一座2500萬人的國際大都市出現如此重大的人道災難，讓他們難以置信。 前仆後繼的「沖塔者」 季孝龍再次被捕 上海「封城」之初就在社媒上發布《公民請命書》、呼籲政府暫停「清零」政策的浦東新區居民季孝龍就是其中之一。 幾年前，他曾因發起在公共場所寫下反共標語的「廁所革命」入獄三年半。幾個月以來，他因持續發表與疫情有關的言論，多次被警方傳喚，9月27日，季孝龍的家人在他被警方帶走快一個月之際，才收到《逮捕通知書》。他這次被抓捕，距離上次出獄才7個多月。 被捕前的季孝龍告訴記者，不少上海人在「封城」期間意識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傷害，並作出有針對性的抗爭，這些人為當地公民社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指出，在一個專制國家，公民社會必定處在風口浪尖。 「公民社會需要不斷有人去『沖塔』、不斷有人挑戰專政，讓當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向民眾妥協。只有這樣，公民社會才有成長的空間。」 在建構公民社會的路上，季孝龍的身體力行換來的是官方打壓，但8月初，得到當局大力支持的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主辦國際民間社會共同落實全球發展倡議交流大會，邀請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以及非政府組織、智庫、企業等400多名代表與會。中聯部部長劉建超當時說的是，中國願與國際社會一道，為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匯聚民間力量，推動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 在一個連「公民社會」這幾個字都不能講的國家、在一個公民逐漸失去彼此聯繫的社會，季孝龍展現「民間力量」後遭受的待遇，還會有誰願與中國共命運？
七月九日是中國「709大抓捕事件」六周年。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國人權律師六年前被大規模抓捕事件是中國法治狀況的分水嶺，標誌著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黑暗的時代。作家蘇曉康認為：「七零九」是當代中國的一塊血石，習近平張狂的今日，來自這塊血石。 709大抓捕事件發生後，人權律師幾乎失去了活動空間，被抓捕的律師雖然大部分獲釋，但仍處於中國政府嚴密監控下，其中一些律師，至今仍然被囚在牢中。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說，「我們對在2015年7月9日受到中國當局不公正的拘留、審問和監禁的300多名律師和人權捍衛者表示敬意，這是人們所知的『709鎮壓『事件。中國政府針對這些人進行了一場運動，以恐嚇和壓制那些尋求在中國法律體系內運作，來幫助中國履行其人權義務和承諾，並為他們的社會帶來積極改變的人。「 聲明說：「六年後，這個政府繼續對許志永、丁家喜等許多最初被捕的人進行審前羈押。當一些人站出來代表這些勇敢的人權維護者時，中國當局取消了他們的律師資格，對他們進行拘留和起訴，其中包括律師李昱函和余文生……」 由多個非政府組織組成的『中國人權捍衛者網路』(CHRD)發表文章指出，709事件前，一直面臨打壓的中國人權律師仍有一定的活動空間，709之後，人權律師群體嚴重受挫，活動空間甚微。 2015年7月9日起，中國公安當局在全國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被失聯的超過300名維權律師及律師事務所人員。次年1月12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周世鋒、律師王全璋等人被以煽顛罪名義逮捕。王全璋律師雖已出獄一年多，但是網名超級低俗屠夫的維權人士吳淦、胡石根、周世鋒、戈覺平，李昱涵等人仍舊被囚禁在牢中。即使其他獲釋的律師仍然處在當局監控下，與這一事件相關的人被列入特殊的黑名單，只要他們稍事表達，就會遭騷擾、拘禁。 根據『中國人權捍衛者網路』，自709以後，有25位律師和公民代理人曾經或正處於長期監押中，有18位被吊銷執照，有17位被註銷執照，有4位律師的執業證兩年多不給考核，另有4位參與過人權事件的實習律師不能執業，3家參與人權案件的律師事務所被迫解散。 律師唐吉田遭限制出境多年，其女在日本患重病昏迷兩月，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理由阻止早已拿到赴日簽證的唐吉田出境探望女兒，律師江天勇雖然出獄兩年多，至今仍處於24小時監控和騷擾中 ；60多歲的李昱涵至今仍被壓在看守所，無法與律師會面。律師謝燕益6月份被北京國保從吉林劫持回京，阻止他參與人權案件；律師任全牛和盧思位因為參與「12港人案」、張展案、王藏案的辯護，今年2月被吊銷執照。 律師常瑋平因為披露自己遭遇的酷刑而被再次酷刑和秘密關押，張科科、張庭源、付愛玲、陳進學等律師，因為介入常瑋平案遭嚴重警告；律師余文生因為公開反對修憲被判入獄並遭施酷刑；律師高智晟2015年出獄後一直被嚴密監禁，2017至今被失蹤毫無音信；律師丁家喜2020年底因參加「廈門聚會」而被捕並慘遭酷刑；法律學者許志永也因廈門聚會並因公開建議習近平退位而被抓捕和遭受酷刑…… 旅美的報告文學家蘇曉康臉書寫道：「『七零九『無疑是當代中國的一個血腥點。』七零九『被認為是』律師劫『，它也是中國民間社會的大劫，因為滅掉律師這個階層，國家就肆無忌憚了。習近平張狂的今日，來自』七零九『這塊血石，」 國際特赦組織表示，這場對人權律師的打壓，至今仍未結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呼籲中國釋放那些與709鎮壓有關而被拘留或監禁的人，確保他們的家人免受騷擾，並讓那些被取消律師資格的人重新擔任律師。他說：「美國將永遠支持那些尋求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穩定和繁榮的社會的勇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