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赡康养：科学物理治疗，针对性康复训练，助力长者活力康养
2026 年 6 月 24 日
胡石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江西南昌郊区的武溪公社。其父亲是公社书记，一九五九年大饥荒时患肝病去世，母亲艰难拉扯大五个孩子。他刚上中学，便赶上江西推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运动”，所有中学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此后，他被分配到江西汽车厂当了八年工人。 一九七九年，胡石根通过自学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悲痛欲绝。胡石根从小就是孩子头，常常惹祸，母亲知道他容易闯祸，再加上离家远，她不放心，又是读中文系，文科容易惹祸上身，所以忧心忡忡。儿子离家北上那天，母亲连门也没出，扶著门框流泪。多年后，胡石根感叹说：“我自一九七九年来北京，这三十多年大多时间是在牢里度过的，看来当初母亲对于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预感的。我的母亲在一九九九年去世，我被关押在北京二监，家里人向狱方申请我参加葬礼，没有获准。家人就一直瞒著我，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在探监时，说露了嘴，我才知道，回去痛哭一场。” 胡石根考上北大中文系时已二十五岁，比大部分同学年长，老成持重，专注学业。一位同学以笔名“橡溪”发表了一篇题为<隔壁宿舍的胡石根与胡春华>的文章，生动地写道：“每天晚上熄灯前洗漱时，都会在水房相遇，不时聊天打趣。胡石根身材矮壮，很注意锻炼肌肉健美，宿舍熄灯后，就带著同样矮壮的同屋，小他八岁的胡春华同学，及赵清治等，在尚有灯光的楼道里，举哑铃、杠铃，再进水房，把洗脸盆灌满冰凉的北京地下水自来水，兜头浇下，发出野兽般的吼叫，无论冬夏，四季如此。” 一九八六年，胡石根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任教于北京语言学院。一九八九年学运期间，在“四二六”大游行之前，他就在语言学院学生楼前发表演讲。后来学生绝食，他又组织教工签名、游行。部队戒严后，还组织学校师生在五道口附近彻夜堵截军车。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骑自行车到木樨地桥下，亲眼目睹军队屠杀抗议民众。随后，他回到学校，为被杀害的学生举办追悼会，在大雨中发表演讲：“当权者已经举起屠刀，向我们大开杀戒……”结果被潜伏的特务录了音。六四后，他被追责，被停职反省及行政记过处分。 在被审查期间，胡石根被要求不得离开学校大门，在研究所的图书室里看了一年多书。他接触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组党活动。他也反省“六四”的经历，觉得“六四”的失败，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民主政党来领导这场运动，所以必须要成立一个民主政党，就著手做组党的事情。他刚开始做时就有一种牺牲奉献的念头，“觉得自己这一条命是捡回来的，戒严部队没开枪打死我，这条命留下来就是为了跟他们干了”。他后来强调说：“中国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中国需要的，是每个中国公民都拿出点良知和勇气来，拿出点公民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来，都能够‘从我做起’积极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大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必定大有可为！” 在中共一党专制的中国，成立反对政党或组织，是最危险的事情。胡石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首先发现北京语言学院有一个印刷工人，叫王国齐，此人也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深度参与者。于是，他约王谈了组党的事，王欣然同意。在北京，还有一些人也在考虑组党，包括熊焱、刘京生、陈卫、康玉春等人，刘贤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后也参与了一些讨论。 一九九一年初，胡石根说服熊焱、陈卫、刘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陈青林等人，请他们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而康玉春、安宁、陆智刚、王佩忠等人随后成立了“中华民主进步同盟”。年底，他又同刘京生、王国齐、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中国自由工会”。 为了纪念“六四”三周年，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给国家机关寄送公开信，有人去街头刷宣传标语，陈卫还冒险到北大三角地贴传单。他们做事情时非常谨慎，张贴标语时带上手套，不留下指纹；去一些楼房贴传单时，还要换鞋，避免留下鞋印。 一九九一年底，一位姓温的北京大学生，“六四”参与者，坐了一年牢出来，得直肠癌去世了。胡石根等人在西直门的人民医院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公开聚集，悼念逝者。外电报导，这是“六四”镇压之后北京活动人士举行的一次公开抗议。一九九二年四月底，他们又组织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实际上是一次公开的示威活动，还有十多位外国记者随同。 他们在丰台东高地开了一个卤鸭店，前院卖卤鸭，后院除了做卤鸭，还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机。那台机器当时要花几万块，非常很贵，他们用来印刷反共传单。在“六四”三周年前夕，他们策划用航模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找来专家帮忙，投入十几万经费。然而，航模还未做好，就被人告密。五月二十五日，警察来到卤鸭店，掀开帘子一眼就看见速印机。但警察当时并未动手，而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卤鸭店老板想把速印机藏起来，殊不知早就被警察盯住，就看他们往哪里藏。二十七日，他们打电话告诉胡石根：“东西藏在某处了。”胡问：“你们还没走啊？情况很危急，我们赶紧通知人，什么也不要干了，快快躲起来再说。” 五月二十七日晚，胡石根到宣武区西便门附近跟高玉祥见面，发现有人跟踪，赶紧分手。多年后，他回忆被国安人员秘密绑架的场景：“我骑自行车从天宁寺桥往北走，穿过南礼士路，刚到儿童医院后门，有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从后面撞过来，冲我喊：‘哥们，问你点事。’咣当一声，连人带车把我撞倒在地，紧接著，两辆吉普车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车上下来很多警察，其中还有女警察，手里拿著电棍。他们不由分说，用黑头套把我的头蒙住，我大喊‘强盗！土匪！’，他们不顾我的抗议，强行把我塞进吉普车，衬衣还挂了一个口子。上车之后，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手铐铐得很紧，我要求他们放松点，一位说‘好嘞满足你的要求’，哢哢紧上两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说什么了。” 然后，胡石根被送到丰台大红门南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他在那里从五月二十七日一直被关押到六月十日，之后就转到秦城监狱。后来他才知道，这次抓捕，把他们整个组织的成员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广州、新疆、成都、内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 胡石根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三个多月，又转到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关了三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被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开庭审判，前者判刑十三年，后者判刑十年，两罪合并执行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是中国有期徒刑中最长的刑期。可见，中共对组建反对党最为忌惮，一定要处以最重的刑罚。胡石根在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八年获得两次减刑，服刑十六年三个月之后，于二零零八年八月底被释放。 胡石根后来告诉朋友，他在狱中遭到频繁的殴打和虐待。但每年六月四日，他都会以绝食纪念死难者。回顾漫长的牢狱生涯，他说：“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监狱。但监狱是社会的缩影，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监狱。我在监狱十六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当年鲁迅所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监狱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坐的。当然，也许是最有意思的。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监狱里度过的十六年零三个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练作用。因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觉得没有坐过牢的人不是完人，既然要成为一个完人嘛，应该坐牢去试试。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开初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过去我还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产党定的法律，他们自己总是应该遵守的吧；共产党的监狱，总还是要讲点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后，我立马发现，这些个想法都太天真了。我们很多搞民主维权的朋友，可能都对专制的邪恶，缺乏足够的估计。只有亲身体验到，才会发现：要跟专制周旋，必须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灵活更坚定。监狱是一个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块好钢，你就能磨砺出一把无比锋利的钢刀。”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他的妻子坚持了十多年，还是在他出狱前离婚了。女儿也不理解他，在他出狱后不愿见面，尽管就在咫尺之遥的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于是，胡石根被迫装作陌生人，到学校里远远地偷看女儿。此一场景，痛心疾首。 胡石根出狱后的中国，与十六年前他入狱时的中国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且不说当年与他同屋的小兄弟胡春华成了副国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与他同时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的本科、硕士同班同学崔希亮，在他坐监狱这二十来年，已从他的讲师同事爬到北京语言大学校长的位置。有老同学希望崔看在当年的情份上，好歹帮帮师兄，崔回信说，根本不认识胡某人。有其他同学传来话说，当年胡石根一被捕，语言学院就把他从单位开除了，“他是犯了中央大案的钦犯，谁也帮不上他，只能发配到北京街道里监管”。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胡石根由北京家庭教会领袖袁相忱及其二儿子袁福声牧师施洗成为基督徒。他在一个家庭教会聚会并带领团契，并成为教会的长老。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胡石根因参加“六四”二十五周年研讨会，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同年六月五日被取保候审一年。 二零一五年，在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的全国性围捕中（“七零九”案），胡石根再次被捕。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周世锋、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国等四人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八月三日上午，天津市二中院判决胡石根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年的“反革命罪”的变种），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据新华社报导，胡石根利用“非法”教会组织“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八月五日晚，央视《焦点访谈》以嘲讽的标题<“推墙”推倒了自己>报导胡石根案。节目一开始，就是胡石根在法庭上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的镜头，还详细介绍了胡石根所说的“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的“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以及“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的“建设未来国家的五大方案”。这些都是胡石根提出的“国家和平转型”的主要内容。胡石根在法庭上“认罪”说，他对于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指控完全接受，他就是想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 《纽约时报》报导说：“胡石根是多个未经政府批准的教会组织的长老。最近几年，习近平加强了对此类教会组织的监管，担心基督教可能被用来传播西方观念，打开他所说的‘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大门。……对外国人士的反复抨击，是一系列审判中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些审判与一项更广泛的行动密切相关，即政府加强对在华运作的境外实体的监控。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表示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势力正试图在国外煽动社会冲突，颠覆别国政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狱中的胡石根获得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第七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暨第十一届狱中作家奖。 “六四”之后三十多年，胡石根与大部分北大校友的人生道路背道而驰。他的大部分校友都是退休官员，喜好在同学群里大晒食不厌精，宽宅良车，谈天说地，得意洋洋，不忘感激当局恩德。身在海外的“橡溪”对此忍无可忍，说了一段话：“我隔壁的七九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胡石根同学，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就别扯什么制度自信了！别成天惦记他同屋另一个胡同学爬多大的官了。势利眼，跌北大出身的份儿！”马上有法律系同学以专家的口吻说，胡石根组织武装暴动，这种颠覆国家政权罪行，在任何国家都会被枪毙的，废除死刑的国家也会终身监禁，中国政府算判他轻了！群里附和点赞不绝。“橡溪”忍不住出言相讥：“一个老胡那样书呆子，可以把那么多世界第一的大国颠覆了，不是污蔑国家花那么多纳税人钱养的百万维稳队伍都是饭桶吗？”群里从未见半句对老同学胡石根的同情之声，反而有不少人告知，不要在群里讨论胡石根案，会引发网管注意，把这个五百人的北大群封号。“橡溪”回复：“微信大群被封号，应该谴责耍淫威的专制官僚，而不是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民众吧？”他感叹说，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处心积虑要把北大改造成党校，成为供其驱使的驯服工具。北大师生阿谀逢迎者，如过江之鲫。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胡石根刑满获释。他先后三次被捕，坐牢及被非法软禁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二十四年，时间之长，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犯中屈指可数，与南非的曼德拉坐牢二十七年接近。然而，胡石根在中国成不了曼德拉，因为中共极权专制的严酷程度远超当年半民主、半威权体制的南非。 央视嘲讽胡石根“‘推墙’推倒了自己”，并非事实。胡石根没有倒下，他的“推墙”的事业有后继者络绎不绝地跟上。没有人有资格嘲笑推石头上山的悲剧英雄西西弗斯，也没有人有资格嘲笑一生“推墙”、无怨无悔的胡石根。终有一天，高墙会倒下，自由会降临在这片土地上，而胡石根的努力与付出，必将被后人纪念和传颂。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第一本《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曾宣告“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门槛”。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感受过些许自由气息的活动人士，用“一片肃杀”来形容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氛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掌权这十年间，究竟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做了些什么？ “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形是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项伟大成就。”不过10多年光景，这句写在2009年初、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中的“中国自豪”，仿佛已被束之高阁。中国的公民社会止于雏形，就像《蓝皮书》迄今没有发布第二版一样，令人唏嘘。 主编此书的这家机构，已经易名为“北京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从公民社会变成社会治理，尽管“二字之差”，但一个强调“公民”，另一个突出“治理”，官、民主次可见一斑。 延伸阅读：【习近平这十年】之一：悄然自杀的中国农村老人 对有“709案最后一人”称号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来说，“官说了才算”的社会不但没有“公民”存在，为法轮功学员等弱势“公民群体”代言的他，还成了“国家敌人”。 他告诉记者，公民社会被北京当局视为“眼中钉”，但它恰恰是个“稳定器”。 “如果公民社会发展不起来的话，整个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失衡，一些极端的社会案件会层出不穷地爆发。中国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各种组织的压迫，没有独立的民间组织相互支撑，个体承受的压力会是非常大的。” 王全璋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0年才出狱。 倡导型组织几乎绝迹 21世纪伊始，中国申奥成功，并加入了世贸组织，似乎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随后几年间，中国经济实现飞跃性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 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下，不少以政策为导向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想为一些问题建言献策，2007年成立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简称“传知行”）就是其中之一。 传知行“致力于调查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研究课题包括公民参与、转型经验、行业管制改革等等。这家机构的创办人郭玉闪曾帮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出逃，还曾参与2008年“毒奶粉”事件、2009年的“邓玉娇刺官案”等维权活动，传知行也很快成为公民维权运动的重要组织之一。 传知行的前员工、旅美活动人士杨子立回忆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他们此前的一些活动空间很快就消失殆尽。 “习近平上台后，公民社会很快就受到了打压。传知行在被取缔前，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原来我们每周都会举办一场讲座，当局起初不允许我们请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谈论敏感的议题，后来干脆不允许办了。” 2013年7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缔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原因是他们符合民办非企业的定义，却没有向当局注册。郭玉闪表示，这家研究所是“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的一部分，不属于民政管辖的范围，但无济于事。 随后几年间，帮助乡村学校兴建图书馆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自由派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等民间机构相继被取缔。 曾在传知行和立人乡村图书馆衍生出的“立人大学”任职过的人权活动人士陈堃对本台表示，这些机构被取缔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有鲜明的立场，不像其他一些组织把有些话“藏着掖着”。他指出，传知行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可能已经绝迹了。 “像我曾经工作过的传知行、立人大学这样的组织，它们全都被消灭掉了。这些组织的员工，要么跑到了国外，要么被关进了监狱，要么就没有办法再为这些事情发声了。” 与公民社会为敌 政府扶植特定“社会组织” 总部设在南非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盟”（CIVICUS）亚太部研究员本尼迪克特（Josef Benedict）就通过书面形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过去六年间，他们一直在监测中国的公民活动空间，中国年年都被列为等级最低的“封闭”（closed）国家。 本尼迪克特写道，“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公民社会急剧收缩，活动人士需要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当局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打压，让非政府组织基本丧失了自主权，几乎所有知名的政策倡导型非政府组织都在政府的压力下停运。”他还补充说，“中国有几十万个已登记的社会组织，但很多都是得到政府赞助的服务型组织。” 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约为90万个，较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时的2013年一季度的50万个几乎翻了一番。 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美国史丹森大学（Stetson University）政治学助理教授普兰坦（Elizabeth Plantan）就对记者说，在她关注的环保领域，中国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近年来反而变大了，这可能与当局意识到日益恶化的环境势必会危及政权稳定有关。 “对于环保领域的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来说，无论是在地方、区域还是全国范围内来讲，他们仍然能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做些事，特别是在环境公益诉讼、提升政府在环境污染和信息透明度、通过官方智库与国家行为者合作等方面。” 习治下“七不讲” 公民社会不要讲 但普兰坦强调，中国领导人对公民社会的反感是有迹可循的。她举例，2013年，中共中央曾印发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9号文件》，提出了“七不讲”，其中就包括“公民社会”，宣称公民社会就是要制造政权和群众之间的对立，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表示，北京当局近些年对公民社会的围剿，大幅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 “目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原子化’了，就是说在一个极权(totalitarian)政体下，人们都被打散了，他们只能依靠家人之间的互助，但人与人之间难以联结在一起做些事情。”王松莲告诉记者。 维权律师的寒冬 像王全璋这样的中国维权律师可能对这一点再熟悉不过了。2015年7月9日起，中国警方在全国各地约谈、传唤、拘留或逮捕了几百名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和维权人士，因此被外界称作“709大抓捕”事件。 据人权机构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到2015年的18年间，有29名中国律师因代理人权案件被剥夺执业权；但在2016年到2021年的短短6年间，有至少42名律师因此被剥夺执业权。也就是说，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五年，加速打压中国人权律师。在数字上，他在第二个任期赶超了江泽民加上胡锦涛时代，再加上他本人第一个任期的总和。 王全璋表示，“709事件”彻底改变了维权律师群体的命运。 “‘709大抓捕’是当局对公民维权、对人权律师打压的又一个小高峰。自那以后，维权律师等公民社会群体的活动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和压缩。” 在人道中国、对华援助协会等人权组织上个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线上活动中，曾代理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案”的另一位维权律师王宇在一部短片中说，自2018年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后，她在转所过程中遇到当地司法局的重重刁难，最终她的律师执照在2020年被吊销。她还表示，她此后仍在以公民身份坚持代理案件，但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 美国国务院去年授予王宇“国际妇女勇气奖”，但在颁奖典礼当天，她却与外界失联。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当时对本台透露，当局为了不让王宇出席网络颁奖仪式或接受采访，计划把她带到武汉“旅游”。王宇近日在推特上用“步履维艰”四个字，向记者形容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处境。 同为“709案”当事人的广州维权律师隋牧青在2018年也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他近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过去十年间，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被全面压缩。 “我觉得公民社会所处的环境显然变得非常恶劣了。不仅仅是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就连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人士都受到了寒蝉效应的影响。” 端点星被“端”了 网络审查变本加厉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各地暴发。《纽约时报》后来报道，早在2019年底，武汉的多家医院就接收了一批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但院方却听从地方官员的指示，隐瞒相关病例，导致全国的防疫工作出现延误。 经历了2003年非典疫情后，不少中国人对于传染性疾病有种莫名的恐惧。新一轮疫情来袭后，人们在官方消息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希望避开网络审查，接触到更为客观的信息。 在2018年建立的、用于备份在中国社媒平台上被删文章的端点星计划（Terminus）再次派上了用场。起初，这个在开源代码平台GitHub上搭建的网站收录了中国“米兔”运动（#MeToo）、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等事件的文章。自2020年1月中旬起，端点星备份了上百篇与疫情有关的文章，却在三个月后戛然而止。当局逮捕了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陈玫和蔡伟，并在去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们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上文提到的活动人士陈堃就是陈玫的哥哥。他说，“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借着疫情的名义，对社会的控制变本加厉，很多人反而还支持这种控制。” 疫情激发公民权利意识 疫情暴发至今，中国一直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仍在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严重拖累了在疫情前就开始放缓的经济增长。官方数据显示，经济总量多年来位居全国之首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生产总值不及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5.7%。毫无疑问，这与上海“封城”长达两个多月有关。 自由亚洲电台当时报道，上海严苛的封控措施造成了大量次生灾害，包括生活物资严重匮乏、基础病患者无法及时就诊、儿童感染者与家长被强行分开等等。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座25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出现如此重大的人道灾难，让他们难以置信。 前仆后继的“冲塔者” 季孝龙再次被捕 上海“封城”之初就在社媒上发布《公民请命书》、呼吁政府暂停“清零”政策的浦东新区居民季孝龙就是其中之一。 几年前，他曾因发起在公共场所写下反共标语的“厕所革命”入狱三年半。几个月以来，他因持续发表与疫情有关的言论，多次被警方传唤，9月27日，季孝龙的家人在他被警方带走快一个月之际，才收到《逮捕通知书》。他这次被抓捕，距离上次出狱才7个多月。 被捕前的季孝龙告诉记者，不少上海人在“封城”期间意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伤害，并作出有针对性的抗争，这些人为当地公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指出，在一个专制国家，公民社会必定处在风口浪尖。 “公民社会需要不断有人去‘冲塔’、不断有人挑战专政，让当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向民众妥协。只有这样，公民社会才有成长的空间。” 在建构公民社会的路上，季孝龙的身体力行换来的是官方打压，但8月初，得到当局大力支持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交流大会，邀请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非政府组织、智库、企业等400多名代表与会。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当时说的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汇聚民间力量，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在一个连“公民社会”这几个字都不能讲的国家、在一个公民逐渐失去彼此联系的社会，季孝龙展现“民间力量”后遭受的待遇，还会有谁愿与中国共命运？
七月九日是中国“709大抓捕事件”六周年。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人权律师六年前被大规模抓捕事件是中国法治状况的分水岭，标志着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作家苏晓康认为：“七零九”是当代中国的一块血石，习近平张狂的今日，来自这块血石。 709大抓捕事件发生后，人权律师几乎失去了活动空间，被抓捕的律师虽然大部分获释，但仍处于中国政府严密监控下，其中一些律师，至今仍然被囚在牢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对在2015年7月9日受到中国当局不公正的拘留、审问和监禁的300多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表示敬意，这是人们所知的‘709镇压‘事件。中国政府针对这些人进行了一场运动，以恐吓和压制那些寻求在中国法律体系内运作，来帮助中国履行其人权义务和承诺，并为他们的社会带来积极改变的人。“ 声明说：“六年后，这个政府继续对许志永、丁家喜等许多最初被捕的人进行审前羁押。当一些人站出来代表这些勇敢的人权维护者时，中国当局取消了他们的律师资格，对他们进行拘留和起诉，其中包括律师李昱函和余文生……” 由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发表文章指出，709事件前，一直面临打压的中国人权律师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709之后，人权律师群体严重受挫，活动空间甚微。 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公安当局在全国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被失联的超过300名维权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人员。次年1月12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锋、律师王全璋等人被以煽颠罪名义逮捕。王全璋律师虽已出狱一年多，但是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维权人士吴淦、胡石根、周世锋、戈觉平，李昱涵等人仍旧被囚禁在牢中。即使其他获释的律师仍然处在当局监控下，与这一事件相关的人被列入特殊的黑名单，只要他们稍事表达，就会遭骚扰、拘禁。 根据‘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自709以后，有25位律师和公民代理人曾经或正处于长期监押中，有18位被吊销执照，有17位被注销执照，有4位律师的执业证两年多不给考核，另有4位参与过人权事件的实习律师不能执业，3家参与人权案件的律师事务所被迫解散。 律师唐吉田遭限制出境多年，其女在日本患重病昏迷两月，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阻止早已拿到赴日签证的唐吉田出境探望女儿，律师江天勇虽然出狱两年多，至今仍处于24小时监控和骚扰中 ；60多岁的李昱涵至今仍被压在看守所，无法与律师会面。律师谢燕益6月份被北京国保从吉林劫持回京，阻止他参与人权案件；律师任全牛和卢思位因为参与“12港人案”、张展案、王藏案的辩护，今年2月被吊销执照。 律师常玮平因为披露自己遭遇的酷刑而被再次酷刑和秘密关押，张科科、张庭源、付爱玲、陈进学等律师，因为介入常玮平案遭严重警告；律师余文生因为公开反对修宪被判入狱并遭施酷刑；律师高智晟2015年出狱后一直被严密监禁，2017至今被失踪毫无音信；律师丁家喜2020年底因参加“厦门聚会”而被捕并惨遭酷刑；法律学者许志永也因厦门聚会并因公开建议习近平退位而被抓捕和遭受酷刑…… 旅美的报告文学家苏晓康脸书写道：“‘七零九‘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一个血腥点。’七零九‘被认为是’律师劫‘，它也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大劫，因为灭掉律师这个阶层，国家就肆无忌惮了。习近平张狂的今日，来自’七零九‘这块血石，” 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这场对人权律师的打压，至今仍未结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中国释放那些与709镇压有关而被拘留或监禁的人，确保他们的家人免受骚扰，并让那些被取消律师资格的人重新担任律师。他说：“美国将永远支持那些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稳定和繁荣的社会的勇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