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石根：监狱是磨刀石，将我磨砺成锋利的钢刀

胡石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江西南昌郊区的武溪公社。其父亲是公社书记，一九五九年大饥荒时患肝病去世，母亲艰难拉扯大五个孩子。他刚上中学，便赶上江西推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运动”，所有中学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此后，他被分配到江西汽车厂当了八年工人。

一九七九年，胡石根通过自学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悲痛欲绝。胡石根从小就是孩子头，常常惹祸，母亲知道他容易闯祸，再加上离家远，她不放心，又是读中文系，文科容易惹祸上身，所以忧心忡忡。儿子离家北上那天，母亲连门也没出，扶著门框流泪。多年后，胡石根感叹说：“我自一九七九年来北京，这三十多年大多时间是在牢里度过的，看来当初母亲对于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预感的。我的母亲在一九九九年去世，我被关押在北京二监，家里人向狱方申请我参加葬礼，没有获准。家人就一直瞒著我，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在探监时，说露了嘴，我才知道，回去痛哭一场。”

胡石根考上北大中文系时已二十五岁，比大部分同学年长，老成持重，专注学业。一位同学以笔名“橡溪”发表了一篇题为<隔壁宿舍的胡石根与胡春华>的文章，生动地写道：“每天晚上熄灯前洗漱时，都会在水房相遇，不时聊天打趣。胡石根身材矮壮，很注意锻炼肌肉健美，宿舍熄灯后，就带著同样矮壮的同屋，小他八岁的胡春华同学，及赵清治等，在尚有灯光的楼道里，举哑铃、杠铃，再进水房，把洗脸盆灌满冰凉的北京地下水自来水，兜头浇下，发出野兽般的吼叫，无论冬夏，四季如此。”

一九八六年，胡石根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任教于北京语言学院。一九八九年学运期间，在“四二六”大游行之前，他就在语言学院学生楼前发表演讲。后来学生绝食，他又组织教工签名、游行。部队戒严后，还组织学校师生在五道口附近彻夜堵截军车。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骑自行车到木樨地桥下，亲眼目睹军队屠杀抗议民众。随后，他回到学校，为被杀害的学生举办追悼会，在大雨中发表演讲：“当权者已经举起屠刀，向我们大开杀戒……”结果被潜伏的特务录了音。六四后，他被追责，被停职反省及行政记过处分。

在被审查期间，胡石根被要求不得离开学校大门，在研究所的图书室里看了一年多书。他接触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组党活动。他也反省“六四”的经历，觉得“六四”的失败，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民主政党来领导这场运动，所以必须要成立一个民主政党，就著手做组党的事情。他刚开始做时就有一种牺牲奉献的念头，“觉得自己这一条命是捡回来的，戒严部队没开枪打死我，这条命留下来就是为了跟他们干了”。他后来强调说：“中国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中国需要的，是每个中国公民都拿出点良知和勇气来，拿出点公民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来，都能够‘从我做起’积极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大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必定大有可为！”

在中共一党专制的中国，成立反对政党或组织，是最危险的事情。胡石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首先发现北京语言学院有一个印刷工人，叫王国齐，此人也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深度参与者。于是，他约王谈了组党的事，王欣然同意。在北京，还有一些人也在考虑组党，包括熊焱、刘京生、陈卫、康玉春等人，刘贤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后也参与了一些讨论。

一九九一年初，胡石根说服熊焱、陈卫、刘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陈青林等人，请他们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而康玉春、安宁、陆智刚、王佩忠等人随后成立了“中华民主进步同盟”。年底，他又同刘京生、王国齐、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中国自由工会”。

为了纪念“六四”三周年，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给国家机关寄送公开信，有人去街头刷宣传标语，陈卫还冒险到北大三角地贴传单。他们做事情时非常谨慎，张贴标语时带上手套，不留下指纹；去一些楼房贴传单时，还要换鞋，避免留下鞋印。

一九九一年底，一位姓温的北京大学生，“六四”参与者，坐了一年牢出来，得直肠癌去世了。胡石根等人在西直门的人民医院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公开聚集，悼念逝者。外电报导，这是“六四”镇压之后北京活动人士举行的一次公开抗议。一九九二年四月底，他们又组织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实际上是一次公开的示威活动，还有十多位外国记者随同。

他们在丰台东高地开了一个卤鸭店，前院卖卤鸭，后院除了做卤鸭，还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机。那台机器当时要花几万块，非常很贵，他们用来印刷反共传单。在“六四”三周年前夕，他们策划用航模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找来专家帮忙，投入十几万经费。然而，航模还未做好，就被人告密。五月二十五日，警察来到卤鸭店，掀开帘子一眼就看见速印机。但警察当时并未动手，而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卤鸭店老板想把速印机藏起来，殊不知早就被警察盯住，就看他们往哪里藏。二十七日，他们打电话告诉胡石根：“东西藏在某处了。”胡问：“你们还没走啊？情况很危急，我们赶紧通知人，什么也不要干了，快快躲起来再说。”

五月二十七日晚，胡石根到宣武区西便门附近跟高玉祥见面，发现有人跟踪，赶紧分手。多年后，他回忆被国安人员秘密绑架的场景：“我骑自行车从天宁寺桥往北走，穿过南礼士路，刚到儿童医院后门，有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从后面撞过来，冲我喊：‘哥们，问你点事。’咣当一声，连人带车把我撞倒在地，紧接著，两辆吉普车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车上下来很多警察，其中还有女警察，手里拿著电棍。他们不由分说，用黑头套把我的头蒙住，我大喊‘强盗！土匪！’，他们不顾我的抗议，强行把我塞进吉普车，衬衣还挂了一个口子。上车之后，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手铐铐得很紧，我要求他们放松点，一位说‘好嘞满足你的要求’，哢哢紧上两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说什么了。”

然后，胡石根被送到丰台大红门南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他在那里从五月二十七日一直被关押到六月十日，之后就转到秦城监狱。后来他才知道，这次抓捕，把他们整个组织的成员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广州、新疆、成都、内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

胡石根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三个多月，又转到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关了三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被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开庭审判，前者判刑十三年，后者判刑十年，两罪合并执行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是中国有期徒刑中最长的刑期。可见，中共对组建反对党最为忌惮，一定要处以最重的刑罚。胡石根在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八年获得两次减刑，服刑十六年三个月之后，于二零零八年八月底被释放。

胡石根后来告诉朋友，他在狱中遭到频繁的殴打和虐待。但每年六月四日，他都会以绝食纪念死难者。回顾漫长的牢狱生涯，他说：“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监狱。但监狱是社会的缩影，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监狱。我在监狱十六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当年鲁迅所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监狱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坐的。当然，也许是最有意思的。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监狱里度过的十六年零三个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练作用。因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觉得没有坐过牢的人不是完人，既然要成为一个完人嘛，应该坐牢去试试。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开初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过去我还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产党定的法律，他们自己总是应该遵守的吧；共产党的监狱，总还是要讲点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后，我立马发现，这些个想法都太天真了。我们很多搞民主维权的朋友，可能都对专制的邪恶，缺乏足够的估计。只有亲身体验到，才会发现：要跟专制周旋，必须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灵活更坚定。监狱是一个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块好钢，你就能磨砺出一把无比锋利的钢刀。”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他的妻子坚持了十多年，还是在他出狱前离婚了。女儿也不理解他，在他出狱后不愿见面，尽管就在咫尺之遥的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于是，胡石根被迫装作陌生人，到学校里远远地偷看女儿。此一场景，痛心疾首。

胡石根出狱后的中国，与十六年前他入狱时的中国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且不说当年与他同屋的小兄弟胡春华成了副国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与他同时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的本科、硕士同班同学崔希亮，在他坐监狱这二十来年，已从他的讲师同事爬到北京语言大学校长的位置。有老同学希望崔看在当年的情份上，好歹帮帮师兄，崔回信说，根本不认识胡某人。有其他同学传来话说，当年胡石根一被捕，语言学院就把他从单位开除了，“他是犯了中央大案的钦犯，谁也帮不上他，只能发配到北京街道里监管”。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胡石根由北京家庭教会领袖袁相忱及其二儿子袁福声牧师施洗成为基督徒。他在一个家庭教会聚会并带领团契，并成为教会的长老。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胡石根因参加“六四”二十五周年研讨会，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同年六月五日被取保候审一年。

二零一五年，在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的全国性围捕中（“七零九”案），胡石根再次被捕。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周世锋、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国等四人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八月三日上午，天津市二中院判决胡石根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年的“反革命罪”的变种），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据新华社报导，胡石根利用“非法”教会组织“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八月五日晚，央视《焦点访谈》以嘲讽的标题<“推墙”推倒了自己>报导胡石根案。节目一开始，就是胡石根在法庭上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的镜头，还详细介绍了胡石根所说的“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的“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以及“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的“建设未来国家的五大方案”。这些都是胡石根提出的“国家和平转型”的主要内容。胡石根在法庭上“认罪”说，他对于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指控完全接受，他就是想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

《纽约时报》报导说：“胡石根是多个未经政府批准的教会组织的长老。最近几年，习近平加强了对此类教会组织的监管，担心基督教可能被用来传播西方观念，打开他所说的‘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大门。……对外国人士的反复抨击，是一系列审判中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些审判与一项更广泛的行动密切相关，即政府加强对在华运作的境外实体的监控。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表示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势力正试图在国外煽动社会冲突，颠覆别国政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狱中的胡石根获得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第七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暨第十一届狱中作家奖。

“六四”之后三十多年，胡石根与大部分北大校友的人生道路背道而驰。他的大部分校友都是退休官员，喜好在同学群里大晒食不厌精，宽宅良车，谈天说地，得意洋洋，不忘感激当局恩德。身在海外的“橡溪”对此忍无可忍，说了一段话：“我隔壁的七九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胡石根同学，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就别扯什么制度自信了！别成天惦记他同屋另一个胡同学爬多大的官了。势利眼，跌北大出身的份儿！”马上有法律系同学以专家的口吻说，胡石根组织武装暴动，这种颠覆国家政权罪行，在任何国家都会被枪毙的，废除死刑的国家也会终身监禁，中国政府算判他轻了！群里附和点赞不绝。“橡溪”忍不住出言相讥：“一个老胡那样书呆子，可以把那么多世界第一的大国颠覆了，不是污蔑国家花那么多纳税人钱养的百万维稳队伍都是饭桶吗？”群里从未见半句对老同学胡石根的同情之声，反而有不少人告知，不要在群里讨论胡石根案，会引发网管注意，把这个五百人的北大群封号。“橡溪”回复：“微信大群被封号，应该谴责耍淫威的专制官僚，而不是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民众吧？”他感叹说，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处心积虑要把北大改造成党校，成为供其驱使的驯服工具。北大师生阿谀逢迎者，如过江之鲫。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胡石根刑满获释。他先后三次被捕，坐牢及被非法软禁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二十四年，时间之长，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犯中屈指可数，与南非的曼德拉坐牢二十七年接近。然而，胡石根在中国成不了曼德拉，因为中共极权专制的严酷程度远超当年半民主、半威权体制的南非。

央视嘲讽胡石根“‘推墙’推倒了自己”，并非事实。胡石根没有倒下，他的“推墙”的事业有后继者络绎不绝地跟上。没有人有资格嘲笑推石头上山的悲剧英雄西西弗斯，也没有人有资格嘲笑一生“推墙”、无怨无悔的胡石根。终有一天，高墙会倒下，自由会降临在这片土地上，而胡石根的努力与付出，必将被后人纪念和传颂。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