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長聯合聲明在東海與台灣等問題上牽制中國
2026 年 11 月 12 日
最近三條消息讓全世界對中國的紅色滲透更增疑慮：一條是中國和瑞士在2015年簽署的「5年再入境協議」，讓中國特工能夠入境瑞士審訊中國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相關費用由瑞士稅務人埋單。另外兩條則是舊聞新熱，今年9月就已上網的一個包含195萬中共黨員信息的外流資料庫。在數據安全分析機構「Internet 2.0」的幫助下，IPAC在對材料進行認證後，將資料庫傳給了包括《每日郵報》在內的全球四家媒體機構。該名單被指劃分為79000多個黨部分支，其中許多分支隸屬於公司或機構當中，然後媒體據此發現了美國與英國不少這類中共黨員。 三條放在一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疑懼加深。本文只分析瑞士為何會與中國簽訂這種怪誕的協議。 瑞士與中國這一秘密協議怪誕在何處？ 英國衛報報導，瑞士和中國在2015年時簽訂了一個所謂的「重新接納」協議。協議在12月7日到期，需要更新。瑞士曾經和超過50國簽署類似協議，允許這些國家的官員來協助辨認與驅逐非法公民，唯有和中國大陸的協議從未公布過詳細內容。 這個協議一直不為人知，而瑞士報紙NZZ今年8月的一篇報道，終於令這個秘密的協議得曝光：該協議為中國官員進入瑞士訊問準備被遣返的中國國民提供了條件。專註於亞洲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將該協議的條款細節公之於眾，並在其所附報告中指出該協議與瑞士和其他國家簽署的類似協議有何不同之處，認為將會對「那些中國政府希望其被遣返的人」構成威脅。 瑞士接納的與中國有關的異見人士，主要是藏人與新疆的維吾爾人，還有香港部分人士。因此，「保護衛士」組織的負責人彼得·達林（Peter Dahlin）認為秘密協議被曝光的細節「將會令瑞士的聲譽蒙塵」。達林說，被派往瑞士的中國「專家」並非「移民官僚」，而是特工，該協議允許他們在未受監督的情況下，在瑞士自由走動、採訪和訊問。 來自香港、台灣和其他地方的「流亡異見人士」有可能會被引渡回中國。 瑞士移民部斷然否認該協議有任何秘密，並聲稱該協議是一種標準的「技術安排」，就像它與其他60個國家所達成的協議一樣。瑞士移民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雖然該協議從未像其他協議那樣公開發布，但是隨時可以要求得到，並表示，瑞士與中國的這個協議在過去5年里只在2016年時使用過一次。當時兩名中國官員在瑞士住了數日，並訊問了13個中國人。 允許一個保留政治罪的專制國家到自己國內自由接觸訊問政治異議人士，這是西方國家當中被披露的第一例，非常怪誕。 瑞士為何會與中國簽訂這種怪誕協議？ 瑞士會與中國簽訂這種怪誕協議，只因對中國有嚴重的經濟依賴。一般人認為，瑞士這個小國的經濟支柱產業特殊，主要是瑞士銀行的財富保險箱作用，因此，這種經濟依賴主要來自於中國權貴存放於瑞士的巨額存款。 中國權貴在瑞士存放多少金錢，這當然是個秘密。2019年8月3日，中國官方經濟學者賈康在國內發布一條消息，稱瑞士銀行發布了報告，認為100名中國人在瑞士銀行存款達到了7.8萬億人民幣，他這段話在網路上引起了軒然大波。讓大家覺得吃驚的是內容的矛盾：賈康身為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並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稅務學會、中國城市金融學會和中國改革研究會任常務理事等職，以他的身份說這事，應該是看到一些尋常人接觸不到的資料。但根據這數字，100多位中國富翁在瑞士銀行存7.8萬億人民幣，平攤到每人頭上就是780億人民幣，根據富豪排行榜上的數據，前100名的資產加起來也不到7.8萬億，而且這些資金大部分都是股權，又不是現金，根本不可能存在瑞士銀行。 因此，賈康的說法，可能是一份財富報告的以訛傳訛。因為瑞士信貸此前發布過一份報告，認為中國資金1億的富豪有300多人，其加總資產大概有7萬億人民幣。況且，富豪的財富保險箱並非中國國家利益所在，據此分析，瑞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應該不是這一財富保險箱業務。 瑞士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複雜 我曾在2011年寫過一篇《獨裁者財富保險箱的裂縫》，談到在美國等多年持續的壓力下，瑞士不得不於1987年取消了匿名帳戶，瑞士財富保險箱的安全係數與獨裁者的政治安全聯繫在一起。於2011年1月生效的《獨裁者資產法》，讓中東北非四國獨裁者失去政權之後，全部財產被沒收。此後，世界上其他信譽、資歷遠不如瑞士銀行的幾十處避稅天堂生意突然興旺起來，瑞士的財富保險箱業務大受影響。2016年4月，巴拿馬文件曝光之後，全球的避稅天堂與洗錢中心也不再安全，成為美國歐盟打擊的對象，於是發展中國家的權貴富豪另覓他途。美、英等法治國家的各種豪宅成了發展中國家洗錢者藏匿財富的新寵，美國的紐約、舊金山等十餘個城市，英國倫敦，澳大利亞的悉尼，加拿大的溫哥華等地，豪宅價格近兩年持續快速上漲，各國民眾均受不了住房變成投機品，各國紛紛開始限購。 這一期間，瑞士並沒坐吃等死，開始與中國等發展多元化的經濟關係，瑞信、瑞銀證券都在中國努力開拓各種投資關係，例如瑞信方正這一時期的中國業務獲得大發展。該公司成立於2008年，總部設於北京，致力於為中國本土客戶提供一系列資本市場服務，包括A股、外資股、政府債券和公司債券的保薦與承銷以及相關財務顧問服務。瑞信還組建了一家資產管理合資公司——工銀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該公司是當前中國最大的資產管理機構之一，截至2019年12月底，管理資產總規模接近人民幣1.3萬億元。 瑞信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有多深？根據美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記錄，捲入美國大選的Dominion投票系統的母公司Staples Street Capital III公司於2020年10月8日從瑞銀證劵（UBS Securities CO LTD）得到4億美元。而瑞銀證券75%的股份來自於中國政府。以下是美國證券交易所關於Stamples Street Capital III公司這筆交易的記錄連結。 理解了瑞士與中國這種複雜且牽纏甚多的經濟依賴關係之後，對瑞士與中國之間有這種特殊的協議，就不必要再吃驚。西方人權機構幫助中國人改善人權狀態的任務，也面臨極其複雜的艱難局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18年1月，周庭在她的臉書寫下一篇「結伴同心，逆境同行；民主運動，捲土重來」的立法會香港島區補選宣言，她提到家裡後園的那棵芒果樹，一年只長一次果，果肉更青綠酸澀難以下咽，她不解父母親為何堅持細心澆灌這棵芒果樹？結果周庭父親告訴她：「這棵樹從來都不是為了結果而存在呀。無論它最終是否會結到好吃的芒果，它是家庭的一部份，就值得我們盡全力去灌溉養植。」 周庭以此引申她投身選舉的初衷，她說，民主就像是澆灌一棵經常結酸芒果的樹，無論它最終是否結出美麗香芒，都有照顧它的責任─就正如對民主運動的堅持，即使身處逆境，仍會心存希望繼續奮鬥。 為了那一次的補選，周庭放棄了自己曾經擁有的英國籍，但最後還是被認定沒有「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直接被褫奪參選資格。 周庭生日是1996年12月3日，昨天正好是她的24歲生日。在這之前，周庭已經有四次被捕的經驗，而前天，是她第一次被定讞入獄。雖然僅有十個月徒刑，但還周庭另有一件違背香港《國安法》的檢控在身，隨時可能被追加刑期。事實上，周庭已經成為中共政權的人質，她會被關多久，完全視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而定。這種把自己人民當人質外交籌碼的作法，在過去數十年的中共黨史里俯拾皆是。 周庭從來不是一個政治狂熱份子，她出身自一個避談政治的天主教家庭，小時外向頑皮，一邊用電腦寫功課，一邊偷看日本的動漫：中學以後，她一度遭到同學的排擠，功課分組常常落隊，也在那時候，她常感到孤單、無力、習慣一個人。15歲時宅在家滑臉書，無意間看到學民思潮遊行的照片，「當時想，為甚麼大家年紀差不多，他們在做那麼不同的事情。」她開始上網搜尋香港反國教運動的資訊，了解後，不想比她年紀小的表弟表妹要被逼著學習「毋忘歷史」，「保衛祖國」，正式投身「反國教運動」。 她填表加入學民思潮當義工，就這樣在短短八年內，一路經歷了雨傘運動、成立「香港眾志」、發動「黑紫荊行動」，投入立法會補選及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周庭也在這八年內，從一個對人群講話會發抖的香港中學生，到今年11月正式從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畢業。 黃之鋒說，「周庭應該是眾多同齡政治人物當中，最『不政治』的那一位。」確實，點開周庭的IG與臉書，滿是她的沙龍照、搞笑照、美食照，她說自己晚上都在放空追劇，打手機遊戲、玩PS3；與我們生活周邊，貪戀著生活小確幸，即將鼓勇探索真實社會的鄰家女孩沒兩樣。所不同的是，當年學民思潮的一篇臉書貼文改變了她的生活座標，過去幾年遽變的香港社會將她推上一個從未想過的位置，而周庭也努力以赴，嘗試改變。 今年，周庭獲選英國BBC選出的世界年度百大女性，她在入獄前接受BBC專訪時談到先前被捕、被困警署以及上法庭的情景，「被捕之後，我變得越來越瘦，以前我也跟其他女生一樣有點貪美想變瘦，但現在我一點兒也不想再瘦下去，……我的身體似乎在告訴我，我是受到很大的壓力。」「每個人心中都有恐懼，我也很坦白地承認自己有所恐懼，但如何克服恐懼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有方法，可以教一下我。」 她也提到，《國安法》通過後，現在參與抗爭的成本越來越高，很多人付出和犧牲，不單是金錢、時間，也可能面對監獄的煎熬，「香港有很多朋友、年輕人和抗爭者，比我面對更大的壓力和恐懼，我知道即使我面對很多痛苦，但很多人比我更痛苦。」「我覺得（移民潮）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但我理解為何這麼多人想離開。香港似乎是一個越來越充滿絕望的地方……，我們努力多年，似乎都好遙遠，」她說。 24歲的女孩，如果在台灣，是一個甫從大學畢業，青春洋溢的年輕人，她正猶豫該找甚麼樣的工作？也可能在思考是否繼續念書深造，甚至在盤算如何存錢，準備出國體驗不同的人生。但在香港，24歲的周庭被判刑、被關押，此刻正躺在牢房裡的鐵板床被冷醒，荒謬的是，她甚至不知這場正等著她的刑期會有多長？
統一作為一個政治主張，當然屬於言論自由。分析台海局勢，憂懼兩岸關係，提出政策建言或警告，自然也應該受言論自由的保障；不過，身為台灣人，如果公然倡議共產黨必須以武力促統，以便強力排除「分離勢力」，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台灣早已經簽署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0條規定：「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律禁止之。」「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鼓吹兩岸武統，不是言論自由，甚至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日前在北京舉辦2021年會，由台灣的名嘴黃智賢主持，邀來前國民黨立委邱毅等人與會。當被問到「兩岸是否有和平統一的機會」時，邱毅宣稱，台灣目前存在著包括法律、教育、選舉、民粹、國際、利益、政黨、文化等八個和平統一的障礙，因此，「無壓力下的和平統一已經沒有可能」；但如果把「以武逼和」視為另一形式的和平統一，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這就是他在三年前提出的「武統開始，和統結束」。 這不是邱毅在公開場合第一次發表武統言論，在今日頭條的西瓜視頻擁有1045萬粉絲的邱毅就曾公開講過：「大陸的將領講得越強硬，但因沒有實際行動，久而久之台灣人民聽多了也麻木了……不但助長台獨氣焰，反而成為統派人士在台灣被迫害的理由」、「武統就是斬首，用斬首的方式，把首惡台獨分子除掉。」由於言論太過聳動，還一度引來台灣《中國時報》的批評，認為邱毅曲解了「習五條」的內容。 不過，當被問到類似主張涉及武統恐嚇時，邱毅又說，「我只是提出預警式的警告，這不叫贊成。」「這就如同蘇起在提醒說：『可能未來會地動山搖』。」其實，只要仔細端詳邱毅的公開談話，他到底是在「分析」？或是「倡議」？甚或是在「恐嚇」？實在不證自明。 邱毅的此番談話，有幾個面向可以深究： 第一、邱毅不是一直這麼「統」的，2001年他首次當選立委在立法院公開質詢說：「我們要排除萬難，破解中共對我們加入WHO的阻撓」、「兩岸可以有經貿的合作，但是，沒有統一與合併的問題」。在2005年中共對台祭出《反分裂法》時，他還公開聲援台商，要政府對中共全面性統戰作法，拿出具體辦法。 第二、邱毅從反共變促統，當然與他近幾年的仕途不順，原本入列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卻又在最後被剔除於安全名單之外有關。但反過來講，邱毅能在短短數年內在擁有千萬粉絲，得以在中國「說台灣」，其實正來自於他的台灣人身份；在中國，如果邱毅不是台灣人，他誰都不是，也因此他更必須在對岸展現另一種「台灣人典型」。 第三、當武統說被質疑時，邱毅第一時間就是拿蘇起的「地動山搖」說來為自己救援，還宣稱台灣是個有言論自由的社會。到底邱毅與蘇起兩者的主張是否趨同？外人無法越俎代庖，但曾經提名邱毅擔任不分區立委的國民黨，以及被點名的蘇起或可說清楚：邱毅的上述主張是你們的看法嗎？這樣的相提並論合宜嗎？ 長期以來，統一作為一項政治主張，在台灣社會的形象低落、言論市場節節敗退，就是因為它的話語權逐漸為邱毅等等這種「類武統」的主張，或者若干與中國有利益糾葛的人士所代言。包括馬英九、蘇起，甚至國民黨要人，如果真心認為兩岸的進一步融合，乃至於追求兩岸長遠的統一，才符合台灣的利益，那就應該正視這種鄙視台灣民主價值，鼓吹武統的言論對於統派的傷害；不用力地切割這種不見容於台灣社會的言論，最後終將輪到台灣社會切割你們。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香港眾志本是香港的一個民主派政黨，成員赫赫有名，包括羅冠聰、黃之鋒及周庭等等人，其宗旨原本為「推動香港民主自決」，儘管該組織再三否認「自決」有「港獨」含意，但港府不接受，在2018年拒絕周庭參與立法會補選。嗣後，該組織將宗旨改為較務實的「推動香港民主與進步價值」。直到今年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後，將「分裂國家」、「勾結外國勢力」等列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狀，幾名主要成員紛紛退出，最後宣布解散。 其實，黃之鋒、周庭等等人是不是「港獨」？對中共根本一點都不重要，當它說你是的時候，主張香港自決與推動香港獨立就是同一件事；如果需要的話，「推動香港民主與進步價值」也是「港獨」；同理，「推動真普選」，甚至「沒有赤忱擁戴基本法」，也都會是香港人主張「港獨」的罪狀。 中共認為黃之鋒、周庭等等人是「港獨」，是因為此時此刻的共產黨有政治需要。君不見當黃之鋒、周庭入獄，羅冠聰流亡之後，香港的街頭抗爭運動已經瀕臨瓦解；透過這樣的殺雞儆猴，也恫嚇香港其他的少年英雄，抗爭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代價會高到讓任何人都難以承受。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本月11日被依港版《國安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罪名遭到起訴，甚而以鐵鏈鎖腰鎖手這種押解重刑犯的方式公開示眾。如果說，逮捕黃之鋒、周庭等人是共產黨為壓制香港去年一整年的日益蓬勃街頭抗爭運動；那關押黎智英這位擁有目前香港最重要反對派媒體老闆，正是為了要形塑香港的言論寒蟬，進一步切斷香港民主運動的國際連結。 黎智英「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的罪狀包括：支付民主派人士在日本《經濟新聞》宣傳「為了自由，與香港同在」的廣告費用、會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美國參議員鼓勵制裁中國香港，甚至包括在推特關注蔡英文與黎智英等等人……台灣人聽了覺得可笑，但對中共與港府而言，總不能用「追求香港民主運動」將他安上罪名；安個「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用「漢奸」起訴黎智英，還能鼓動境內的民族情緒。 黃之鋒沒有主張「港獨」卻「被港獨」，黎智英不是「漢奸」卻「被漢奸」，重點都不是在於他們做了什麼，而在於他們的主張與共產黨的統治結構相扞格，踩到了共產黨的痛處。他們一定要被制裁，一定要被關押，也一定會被重判，唯有如此才能阻斷其他人有樣學樣。許多人還期盼屆時審判黎智英會成為港版的美麗島大審，激勵香港的民主化，這真是低估了中國共產黨這個進化的獨裁者了！既然這個政權都可以因為你關注蔡英文臉書而列為罪狀，它怎麼會為了自己的顏面而讓黎智英等等人有公開公正的審判？ 這是一個沒有原則，沒有底線，除了讓共產黨千秋萬載永續執政，也沒有信仰的政權；數十年的演變下來，它唯一做的是透過不斷地分化、滲透及顛覆，來達到自己的增生。比起香港，台灣該慶幸的是，我們從未落到它的手裡，共產黨從沒統治過這個地方。保持戒慎恐懼，維繫自己的獨立自主與生活方式，這才是這一代台灣人該為子孫守住的承諾。 （全文轉自上報）
每年的十二月十日是聯合國提出的世界人權日。它的目的是提醒人們；人權是每一個人類成員的基本需要，也是每一個政府的基本工作。不尊重人權的政府和它的政治，就是暴政。中國政府就是這樣一個暴政，人民有合理合法的權利去推翻它。所以中共政權非常害怕人權這個說法，誰說人權它就鎮壓誰。 與此同時，中共的宣傳機器每時每刻都在向外界撒謊，說他們自己是最尊重人權的，別人的人權狀況如何如何糟糕。中共還散布各種謬論，比如說人權不能當飯吃；中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這就是最大的人權。這是明顯的偷換概念，把吃飯和基本人權混為一談。 這個說法現在不時髦了，因為它明顯的把人類說得和豬狗一樣了。豬狗還有個小脾氣呢，這等於說人類連豬狗都不如，明顯是在侮辱人類的智商。好像中國人都是豬狗不如，竟然可以相信這種自己侮辱自己的昏話。當然，中共也收買了一些西方的政客學者來為他們背書，拿人錢財為人辦事嘛。反正這些學者、政客自己在人權有保障的地方，中國人的人權，無所謂。 既然不時髦，已經臭了街了，當然也得與時俱進。於是中共就換了一個新的說法，叫做人權也是內政，不容外國干涉。這個內政說被五毛們濫用，已經到了「什麼都是內政」，以至於很多腦子不夠用的人，真的搞不清什麼是內政，什麼是外交了。 最近我們海外民運明確自己幾十年來的政策，就是作為外國人的政治團體，只關心中國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不干涉所在國的內政。就有不少糊塗蛋跟著五毛叫囂說：這不是和共產黨的不干涉內政一樣的論調嗎？頭腦簡單不是錯，用它來指責別人就是錯了，而且是很丟人的錯。 美國人選舉，是美國人自己的事情。作為外國或者外國組織支持任何一方，都是超越了自己的權利，干涉了它國的內部政治。大選期間美國不斷懷疑它國干涉大選，被指責的對象則不斷聲明：我沒幹，我沒幹；不是我，不是我。這就說明了外國摻和人家的選舉，確實可以認定為干涉內政。 人權是內政嗎？是也不是。說它是，是因為保障人權是需要有國家和政府出面的工作。你的國家人權狀況太差，自然是你的國家要負責，沒別人什麼事兒。說它不是，因為人的基本權利是人類的共同需要，是每一個屬於人類的人應該擁有的權利，任何政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剝奪。 剝奪任何人的基本人權，都是暴行，是犯罪，要受到法律的懲罰。有能力大範圍剝奪人們的基本權利，只有政府能做到，這就是暴政。應該受到其它國家的批評和懲罰。顯而易見，這個事務不屬於內部政治。就像你虐待了自己的父母兒女，也不屬於家庭內部事務一樣。 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划出人權的底線加以保護，懲罰那些侵犯了別人權利的罪犯。只有制止了犯罪，保障了人權，社會才能安全穩定地存在。老百姓所說的無法無天，就是說人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匪徒橫行人人自危，社會必然陷入混亂。連老天爺都沒辦法了。現在的中國就是這種狀況。 中共不是也講法治嗎，怎麼還會這樣呢？這是因為中共講的是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用法律來治老百姓的，不是用來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權利。秦朝的暴政被推翻，就是歷史的前車之鑒。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人大教授翟東升的演講中，提到美國的中共代理人，除了拜登家族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華爾街的跨國資本集團。拜登家族始終是個別的，華爾街是整個資本海洋，華爾街對美國歷屆政府有強大影響力，因為美國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傳統上維護資本的利益。 華爾街與中共有不少「天性」上的契合。他們都是獨裁的，華爾街的跨國集團都由公司最頂層把持，幾個財經大亨掌握公司大權，中共的獨裁統治也是習近平權傾天下，這種天性有利於他們的暗室勾兌，雙方關起門來把交易傾掂，神不知鬼不覺，瞞天過海。 華爾街與中共又都是富於擴張性的，他們的經濟和政治操作都無邊界，都有一種不可壓抑的「領土」野心。只要客觀條件許可，他們都想佔領更大疆域，擴大勢力範圍，謀取最大利益。 華爾街與中共又都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他們可以用最骯髒的不可告人的手法行事，使用金錢收買﹑政治打壓，疏通管道，拉攏恐嚇，合法與不合法雙管齊下，在這一點上，二者可謂志同道合。 中國巨大的市場對華爾街是天大的誘惑，就像一個老色鬼對住一個風韻猶存的艷婦，壓抑不住自己佔有的慾望。華爾街看中中國的市場，中共看中華爾街的資本和影響力，各取所需，互相取悅，勾搭成奸。 中共鑒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安全，長期以來限制外資金融機構的占股比例，但在美中關係惡化之後，中共陷於內外困境，為解燃眉之急，在早前深圳開放四十年的紀念活動中，由習近平公開宣布，允許外資全資擁有在大陸的金融投資公司。此舉固然是因為外商大量撤出，要挽狂瀾於既倒，此外也是為吸引外資，以解自家「水緊」的窘境。 最近有傳言，有華爾街金融投資公司正在申請將原本不超過百分五十的持股比重，改為全資擁有，據說很大可能會得到中共國政府的批准，這便是二者之間進一步深入勾兌的表現。 自翟東升的視頻流出後，中共利用市場力量「誘姦」華爾街的普遍現象，已引起美國朝野的警惕。最近有民主黨議員和拜登未來政府要員，先後對華爾街為中共作代理人的現象，表達嚴重關注。這件事最終將導致美國國會和政府，對商界的遊說作出嚴格的規範，而華爾街為中共在美國朝野上下其手包攬遊說的勾當，大概也難以為繼了。 美國朝野對中共的滲透，一直採取放任政策，其根源未必是他們喜歡中共，而是他們對中共太大意。美國經濟是龐然大物，中共本不成為威脅；美國是自由社會，眾生平等，誰要在美國活動，只要不犯法都不會被禁止；美國又一直對自己的制度有信心，不在意中共統戰伎倆的腐蝕作用。事實證明，美國人太天真了，在政治操作上，中共打江山坐江山，什麼骯髒的手段都用過了，積累了豐富的成功經驗，以舉國的人力物力，他們在政經文化和社會層面的滲透，比起美國更神通廣大。 這便是川普上台後，不惜與中共撕破臉皮，明知冒不少風險，承擔不少損失，也要與中共決裂的理由，美國再不解決中共，美國就將被中共解決。 翟東升口花花，自以為得計，一個不小心把美國權貴家族和華爾街的賣國行徑都暴露出來，美國的政治制度有高度自愈能力，發現問題及時糾正，釜底抽薪，杜絕後患。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中共滿肚密圈，手段下作，結果是自掘墳墓，自取其辱。此後，華爾街儘管去佔中國市場的便宜，而他們作為中共代理人的作用，就一去不復返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原文標題：中共與華爾街勾兌的日子一去不復返）
隨著愛國者的不停挖掘，華府泥沼區的川普敵人已經慢慢現出原形。 川普敵人現形 第一個敵人就是深層政府背後的「光明會」，或稱「國際共濟會」，這個會最早期由羅斯柴爾德和洛克菲勒創立，也是實際掌握聯邦儲備局的大富豪，簡單說，就是主宰美國的大金主，包括索羅斯，比爾蓋茲，高科技新貴「臉書」，「推特」，以及華爾街的反川人馬，這次大選中，拜登拿到華爾街金主給的不記名政治獻金1.5億，而川普的不記名政治獻金只有2,200萬。第二個敵人是共和黨人，卻被深層政府收買的人，或稱共和黨內建制派，例如喬治亞州州長坎普。第三個敵人是主流媒體，包含CNN、紐約時報、彭博，很巧的是作弊最凶的喬治亞，由共和黨執政，CNN總部就在這裡，但是，這一堆記者對州政府自己辦選舉，自己從中作弊，卻沉默不語，美國主流媒體的腐敗，還真是超乎想像，12月初，美國「真相工程」網站公布一段視頻錄音，內容是CNN老闆傑夫扎克指導集團下的記者，如何利用報導醜化川普，甚至報導川普已經發瘋，第四個敵人就是中共，第五個敵人才是安提法和黑命貴，他們拿中共金錢，充當暴動的先遣部隊。 中共對這一次的美國大選代號就是，「搞定美國」，拜登上台，就是搞定美國的開始，因為拜登只是木偶而已，政治形象已毀，生命走到黃昏，真正的美國華府主人是背後操控的集團。 不只是中共習近平想要搞定美國，川普四年下來，實施脫鉤中國策略，因為全球化之後，和中共掛勾，擁有太多利益的集團被搞到虧本，川普擋人財路，這些人也想盡辦法要讓川普下台，所以，這幾股暗黑勢力一拍即合，終於搞出美國大選的驚天弊案，簡單說，這是一場網路戰爭，選舉是假象，從假票到投票機器，人工作弊，各種花樣百出，可以說，一夕之間把民主制度中選舉全面毀壞，這是一場沒有煙硝的顛覆美國政府的叛國行動。 中共自己露出馬腳 12月3日，一段內部高層秘密談話的視頻揭露，談話人是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的翟東升教授，他說，中國搞不定川普，但是可以搞定拜登，現在，美國有了我們的人，視頻說中共為了搞定川普，投資一家稱為STAPLE street風險投資公司，砸下4億美金控制了「多米尼」，這家投票公司就是大選中最大的弊案，可以從後門修改數字，從舞弊事件的千萬手法，可以證明中共這一次真的花大錢，要拉下川普，搞定美國，說實在，川普四年真的讓中共吃到苦頭，說好的2025計劃因此喊停，經濟貿易也日漸衰落，外資跑路，失業上升，中國目前到處樹敵，各種情況讓習近平很不爽。 習近平是否已經搞定美國，看看前幾天舉行的「讀懂中國」跨國會議，拜登的競選顧問，奧巴馬時代的財政部長桑默斯就參加了，這種會議就是典型的大外宣，中共向外國政要宣示影響力的大外宣。 會中很多外國政要，包含澳洲親中總理陸克文，英國前首相布朗，比較特殊的是當中共驅逐美國駐北京媒體的時候，CNN卻受邀請參加了，這種情況很不尋常，CNN在這次美國大選的角色也更令人懷疑了。 最近一位中共紅三代伊啟威在網路上公布一段偷錄的視頻錄音，錄音內容是廣州一位印刷廠老闆的跨海電話，對話的人要求印刷美國大選選票，這位曝料者說，「廣州印製大量選票進入墨西哥之後，然後利用陸運進入美國，這些選票被用在北卡、內華達、加州」，不只是大選使用，也會在重新計票使用，鮑威爾律師正在查證這項曝料資訊，從這件曝料可以證明，中共這一次真的積極要把川普拉下台，連假票都印出來了，卻也顯示美國民主機制已經漏洞百出。 川普律師林伍德在喬治亞州的公聽會對群眾演說，「中共無法佔領美國，也無法剝奪選舉自由，美國人會積極為自由奮戰，就像1776年的獨立戰爭」。 這句話或許是真，但是，中共根本無須佔領美國，他只要操縱一位美國總統，聽號令做出政策，就已經足夠了，只要控制美國，中共就是老大了。不是嗎？ （本文轉載自《民報》）
今天是美國時間星期三，德州訴訟賓州等四個州違憲的案子距離被告方需要作出回應的時間已經不到一天了（美國時間周四下午2點）。截止現在，已經有超過10個州跟進德州，加入了這起訴訟。 這是聯邦最高法院的案子，並且已經把相關的案子都已經做了合併處理，川普法律團隊不需要再一個一個州的周旋，直接都在最高法院做併案處理。最高法院的裁決即是終審判決。 簡單分析一下這個案子可能的幾種結局： 1、判決被告州超時選票和超時計票無效 以12月4日凌晨0點為時間點，該時間點之後到的選票和計票無效，這樣到截止時間計算，川普勝。 2、判決4個州的選舉因為違憲而無效作廢。這樣的話4個州的選舉人票川普和拜登誰都拿不到，出現誰都拿不夠270張票的局面。這樣的話就需要引用憲法第十二修正案，一州一票選舉總統。50個州裡面至少有26個紅州，川普勝。不用擔心紅州會反水，因為相關法律規定，代表該州投票的人，紅州必須投共和黨，藍州必須投民主黨。 3、判決四州因為選舉違法無效或者存在舞弊情況由州議會決定選舉人團這是最高法院在表面上最大限度兩黨都不得罪或者少得罪的方案，即把皮球踢回去州裡面，讓州裡面按照相關法律，由州議會投票決定選舉人團。因為雖然共和黨在四個州都是議會多數黨，但是畢竟共和黨也不是鐵板一塊，共和黨里反川普的人也不少，民主黨還有運作的機會。但是不出意外的話，州議會應該還是會做出對川普有利的決定。 4、判決證據不足，駁回原告方的訴訟如果德州等州的訴訟被駁回或者判負，則川普通過最高法翻盤的希望基本上就破滅了。 以上四種結果，個人看法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種。從最高法的角度，誰拉的屎誰擦，四個州的州長和州政府沒有經過立法機構（議會），擅自決定更改大選規則，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當然，這裡有州立法機構的失職甚至是縱容，現在出了問題，最應該出來收拾殘局和承擔責任的就是州立法機構。所以，最高法把這個燙手的山芋丟回給各州立法機構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當然，相關的州長和州政府肯定會說，為什麼事前不提出異議和制止，現在反而來搞事情？這是州內部的事情，就不關最高法的事情了，最高法只是釐清責任，指出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和辦法，至於怎麼解決，解決的怎麼樣，就不關他們的事了。畢竟，法官雖然分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法官是代表國家的，不是代表黨派利益的，和誰任命的無關。不管怎麼看，這種判決結果對於聯邦最高法院本身是最有利的。 接下來是第一和第二種，最後是第四種。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本次大選已經讓美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撕裂，並且大規模郵寄選票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混亂，四場聽證會上也有大量的證人證言證據出現直指選舉可能存在大規模舞弊，任何人，都無法不正視這一現實問題。川普支持者們已經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多次大規模集會，本周六據說在華盛頓DC又要舉行大規模的挺川大遊行。最高院的法官們不可能完全無視民意。而且，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保守派占多數。所以，前三種判決的可能性很大。 那麼，萬一呢？萬一出現了第四種判決怎麼辦？如果真的出現了第四種判決，那麼大選就可能會滑向最壞的結果，如果川普還不認輸，就只能向林肯學習，採取雷霆手段了，那麼，美國就危險了，世界，也危險了。 （全文轉自夏小強的世界）
香港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早前在丹麥宣布流亡海外，因許涉及幾宗案件，仍在保釋期內，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則先不點名批判其棄保潛逃，先對其作出政治批判，如甚麼「有理想但受其煽動犯法的年輕人」，再於12月6日星期日的同一日之內，先在說會「嚴肅跟進事件，調查是否有虛假聲明」、「眾籌有否違法」、「可能會被控以新罪行」。 然後同一晚警察又回應，指「正循涉嫌違反《國安法》及洗黑錢方向追查」，包括「通緝和凍結戶口，目前凍結了85萬港元」。而涉及的銀行，先凍結了許智峰及其家人的戶口，及後於星期日晚（6日）解封其家人，及其部份戶口，然後又於7日再接到警察通知，再凍結其本人與家人的戶口。從這次許智峰案的處理手法，即反映香港的銀行戶口，隨時可以由警察以莫須有的罪名凍結，而且不但涉及本人，更是「誅三族」，說明存放在香港的財產，隨時會受到政治罪名牽連，而一夜間化為烏有，令人擔心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還有甚麼的可信性？ 連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也在星期日的訪問之中，回應指「未有證據顯示許智峰干犯《國安法》」；問題就來了，為何許智峰會突然犯了《國安法》呢？為何在許智峰外訪之前，警方完全沒有提及？如果有，為何早前不作拘捕，而要容許其外訪上機？為何在許智峰離港，再宣布流亡，甚至要凍結其戶口之後，才突然要宣布其犯了《國安法》？其理由是甚麼？其表面證據是甚麼？還是警方隨口說一句懷疑，就可以隨便凍結他人以至其家人的戶口，去誅連三族？ 同樣道理，許智峰早前透過眾籌去打官司，根據其本人在海外的回應，指所有款項均交由其代表律師的戶口去處理，而從未涉及其家人的戶口，而警方亦未能提供任何回應與反駁，去指控許智峰說謊；問題來了，如果警方一早掌握了這些「證據」，為何竟然秘而不宣？對一位已有多條控罪在身的議員，竟不提出檢控？為何要其宣布流亡之後，才突然宣布「調查」？是因為明知當事人不會再回港面對，因此只要撥污水，就永遠都洗不清了嗎？因此隨便就可以凍結人全家的戶口了嗎？ 從鄧炳強本人的訪問，已可以清楚見到這些執法部門的思維方式，完全就是中共在大陸的作風，即先確立要定對方罪，然後就瘋狂找理由──除了棄保潛逃以外，還有甚麼呢？啊，許智峰之前有做過眾籌，因此就可以誣告洗黑錢！至於錢在誰的戶口？是在律師的戶口？還是在私人戶口？還是在家人的戶口？不知道，總之先指控與「調查」了再算；因此「可能被控以新罪行」！ 有甚麼罪行可以隨便調查與誣告？就是「涉嫌」違反《國安法》了，不但是許本人違反，連其家人都突然變成「違反」，至於如何違反？違反了甚麼？即使前言不對後語，又如何？有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回應：「個別事件不作評論」。 然後到了7日下午，警方國安處又出來「澄清」，指凍結戶口是「眾籌案」而非《國安法》，而許智峰在「離港後」的言論，包括「擴展國際線」，指「相信是代表爭取制裁」，而「有表面證據懷疑對方干犯《國安法》29條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免害國家安全罪」云云──原來說出「國際線」三字，就代表了「爭取制裁」，然後就可以伸延至「違法」，這種邏輯跳躍的隨便指控，還不是莫須有？更何況許智峰已選擇移居海外，其言論更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所發表，再次說明特區政府侵犯他國主權，以及位於他國人士的言論自由，可謂笑話之極！ 陳同佳疑在台灣殺人，特區政府就說不能「侵犯」自己認為同屬中國的台灣的司法管轄權，不能對陳同佳繩之於法；但反過來許智峰在他國的司法管轄權內，談及「國際線」，就可以無限上綱，變成「相信代表爭取制裁」，然後就已經犯了《國安法》！殺人就不理，口未講卻已經塞言論入他人把口，再「以思想入罪」，這是多麼令人震驚的「法治」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全美國都在關心美國高法的動靜，一些社會名流例如Fox的名主持人馬克·列文（Mark Levin）於12月6日公開發言催促最高法院出來解決大選中出現的嚴重問題。此刻最受關注的是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議員麥克·凱利（Mike Kelly）等二人訴該州77號法案（Act 77）違憲的一個案子，事關郵寄選票。由於2020大選已經成了守護美國價值還是毀滅美國價值、堅守美國還是去美國化的政治鬥爭，基層司法更是被嚴重扭曲，對於基層法官來說，司法公正讓位於為黨派政治利益服務，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美國人對高法公正判案抱有很高期待 賓州共和黨議員麥克·凱利（Mike Kelly）、共和黨議會候選人肖恩‧帕內爾（Sean Parnell）等曾就該州的競選誠信問題對該州的77號法案（Act 77）的合憲性提出質疑並訴訟至該州聯邦法院，賓州聯邦法院法官麥卡洛（Patricia McCullough）要求州政府停止該州選舉認證結果，並要求在舉行選舉相關聽證會前該州不得採取認證措施。賓州最高法院的命令推翻了麥卡洛的裁決，賓州最高法院的理由非常牽強，說原告提告的時間太晚了。凱利議員等將案子提交到聯邦最高法院，要求高法下達緊急命令，撤銷賓州的選舉認證，並禁止州長把選舉結果遞交國會。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此前下達的要求，是讓賓州政府12月9日上午提交材料，引發了不少擔心，認為這個日子超出了法律規定的時間安全港窗口。如今改為12月8日，輿論認為這是阿利託大法官的關鍵之舉，因為原定的截止日期未能將此案納入「安全港」窗口內進行干預。 此案涉及到2020大選舞弊案高發的郵寄選票。在大選之前的10月上旬，我就專門寫過《美國選舉怪象：郵寄選票定乾坤？》，談過郵寄選票之弊，且都是已經發生過的案例。有關大選舞弊，六個搖擺州當中除了威斯康辛還未開聽證會之外，從11月28日開始，賓州、密西根、亞利桑那、喬治亞、內華達州連續召開了六場聽證會（密西根12月2～3日共開兩場），數百位宣誓證人、非常紮實可靠的證據，揭露的舞弊與選票欺詐現象，有如人類選舉史上舞弊、欺詐展覽大全，選舉過程中明目張胆地操控、事後對證人的威脅黑惡堪比中國村委會選舉，只要不帶偏見地聽完這幾場聽證會，任何尚存公義之心的人都會認為，美國司法系統應該阻止美國歷史上這場最大的選舉偷竊。但是，在地方司法系統已經嚴重黨派化的美國，面對這些有不少證據支持的案子，都以各種技術理由否定，有的法官甚至不肯接收材料。https://hereistheevidence.com 目前已經收集到923個證人的證詞，覆蓋了1,218,281張選票，卻遭到了31個以上法庭的拒絕，不讓引入證據聽證。根據美聯社的統計，在川普競選活動及其全國範圍的盟友提起的大約50起案件中，有30多起遭到拒絕或撤銷。 荒謬的判決不斷出現在這輪有關大選舞弊的判詞當中。加州州法院對州長紐森利用緊急狀態法擴大郵寄選票的判例就是一例，該法官認為州長紐森濫用緊急狀態法擴大郵寄選票範圍確實違憲，判紐森今後永不得再使用此法做同樣事情，但保留選舉結果。類似的判決還出現在最近內華達州、密西根州的判決中，這些判決都未否認選舉舞弊確實存在，但都以一些技術性的理由予以否決。美國地區法官蒂莫西·巴頓（Timothy C. Batten）在經過大約一小時的聽證會後裁定，「原告尋求的救濟措施，本法院不能給予。」原告要求不承認認證是選舉官司尋求的「最不尋常的救濟措施」，遠超過他的權力，允許這個案子成立將等同於「司法積極主義」。 人們因此將希望寄托在最高法院尤其是幾位被視為保守派的大法官身上。 大法官制度設置的初心：最後一道護憲牆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Associate Justice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為美國最高法院中除美國首席大法官以外的成員，目前的數量依據1869年司法法規定為8人。 大法官在美國的政治地位相當特殊，是唯一享有終身職位的高級公職。依據美國憲法第三條規定，最高法院與下級法院之法官忠於職守者皆受保障，按期領受俸金，繼續服務期中並不得減少之。這意謂著，大法官一旦經任命後，除非其去世、辭職、自願退休或遭到眾議院彈劾及參議院定罪才會被撤銷職務，否則屬於「終身職」。自1789年最高法院成立以來，共有103人擔任過大法官。 高院大法官終身制度的設置，就是將守護憲法的重任交託給他們，希望他們成為守護憲政的最後一道結實的牆。我在美國居留二十多年中的前十餘年，美國人對許多政治人物的批評都非常尖銳，但對高院的大法官崇敬有加，因為這是法律精英中的精英，無論是品望還是專業能力，以及歷史紀錄，都表明他們值得這份尊敬。這種情況直到近年最高院法官的專業精神因政治立場受到影響之後，風評發生了變化。左派們對法官的熱愛完全根據他們的政治需要而非法官的專業精神，金斯伯格法官2016年對總統候選人川普發表不適當的評論，後來自己也知道錯了，道歉後收回，但左派們卻為之歡呼，將這段話當作他們的聖諭到處傳播；但保守派大法官們極少的公開講話，都會被他們惡意揣度。 大法官有維護憲政的職責與能力 高院的大法官當中，除了金斯伯格是媒體明星，其餘大都罕言寡語。今年美國大選，將高院幾位保守派法官推向了萬眾矚目的位置，其一言一行都被左派媒體過分解讀，予以苛評，最先中招的是阿利託大法官。 今年11月13日晚——請注意這是在大選十天之後，各種選舉舞弊的信息正在不斷冒出來，阿利託大法官在聯邦黨人學會年度大會致辭，在講話中數次提及freedom of religions和freedom of speech的重要性，嚴厲譴責了一些民主黨國會議員干涉司法的舉動，「讓我們回到一些基本的東西上，最高法院是由憲法創建的，不是由國會創建的，在憲法下，最高法院履行合眾國的司法權，國會無權干涉。」並強調高等法院的責任是要保證言論自由不會變成次等的自由，他還提到第二修正案的持槍權，並更舉2020年6月15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票對3票的結果裁決LGBTQ員工同樣受到1964年《民權法案》（CivilRights Act，TITLE VII）第七章的保護，該條文禁止僱主因多種原因歧視員工。投反對票的三位大法官是保守派阿利托、托馬斯和卡瓦諾，因此他們成了左派攻擊的靶子。對此，他講述了一個同行的親述：一個軍政權國家的高院法官曾因一項判決不合軍政府的意，軍政府將坦克開到法官的窗口進行恫嚇，並藉此表達了自己的決心：「法官的職責就是不能就原則妥協，也不能為他們背離原則所做的事情找任何借口。我有信心，我們這個最高法院在今後的數年裡面不會這樣做。」言下之意是表示：即使坦克的大炮口對著他的窗口，他也決不屈服。 這篇年度致辭發表之後，引發民主黨極端不滿，紛紛發表文章批評。最有代表性的是民主黨人士、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前首席監督律師Elliot Mincberg，他於11月20日以非常粗魯的語言在《The Hill》上發表了一篇對阿利託大法官演說的評論，認為可以用諸如超黨派、煽動性、異常政治性、傾向性和司法意義上的川普集會之類的短語來描繪這篇講話。他還進一步指出：更為不祥的是，這是阿利托向極右翼訴訟人的邀請，表明他們迫不及待地希望利用法院增強的右翼多數派的優勢開展諸如推翻LGBTQ和生殖權利之類的項目——當然，也包括即將到來的大選舞弊訴訟。然後威脅說要立法為大法官們設定新的道德標準——在此前，聯邦法院就成為左派的攻擊目標，Pack The Court是他們持續發起的攻擊之一。 目前，隨著對舞弊現象越來越廣泛的揭露，川普代表的大半個美國越來越來越憤怒。12月1日，美國茶黨黨魁扎維斯托夫斯基（Thomas R.Zawistowski）發表We the People Convention的講話，要求川普總統頒布全國戒嚴令，在軍隊監督下一人一票乾淨安全地重選總統，這種呼聲在中小媒體與網站上出現得越來越多，中西部地區的選民，不少已經開始考慮行使第二修正案的權利，武裝保衛自己的政治權利。面對美國這座分裂成兩半、火苗正在躥升的房子，聯邦高法的大法官們確實應該履行自身肩負的護憲責任了。 （全文轉自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