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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亡國?── 小英總統的歷史定位

朋友問,你最近文章說,中國專制政治牢不可破,台灣一定是中國的一部份。你是不是說台灣一定亡國? No,我當然沒說台灣會亡國。我說的是,中國專制帝國二千多年,根深蒂固,不是不能但很難民主現代化。蔡英文總統的中華民國台灣民主國度,可以守護台灣的實質獨立主權一段時間,但不能長治久安、永續發展,更不能法理主權獨立,成為世界各國承認的主權完整國家。也即,不能國家正常化。 這是我論述重點。其他我的說法滿亂的,有說不清、理還亂、甚至矛盾的地方。至於歷史時空的分段說法,純屬臆測,僅供參考。 我說,蔡英文總統的中華民國台灣現狀,可以維持50年、100年,中共專制政權可能維持100年、200年,都是臆測的話。很多變數我沒納入考量。當然,反面臆測,台灣蔡總統的現狀可以維持更久,習皇帝的中國帝國可能更快崩潰。 我的臆測是根據幾個重要關鍵變數,那是我的合理推測。 根據近年權威學者的理論說詞,Samuel 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和文明衝突,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到最近James Bradley的中國海市蜃樓之說,在中國專制政治必然崩滅和台灣民主必然長存之間,能作的理論推測,變數、結論之多,豈止多如牛毛、堆積如山、千變萬化。 我作的是「教學過的猜測(educated guess)」。希望是「很好的教學過的猜測(well educated guess)」。 公投制憲、國家正常化無可迴避 台灣的國家獨立生存,不能依賴專制中國的強弱盛衰,喜怒哀樂,必須依賴自己,然後依賴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台灣要活命,就要成為亞洲的以色列,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鞏固民主,發展與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還有,台灣國家正常化,經過公投制憲正名,把中華民國台灣變成名正言順的台灣共和國,應該也是避免不掉的艱鉅工程。 蔡英文總統現實主義不做正名工作,只成功維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實質主權獨立。她不做的國家正常化工作,當然千辛萬難,卻絕對是她的繼承人,50年、100年內逃不掉的命運任務。 1964彭明敏教授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奠定他是台灣獨立之父的歷史定位。剛辭世的李登輝總統則是台灣民主之父、民主先生。1999年他還宣布台灣和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此論必留名青史。陳水扁總統繼承李總統,宣揚「一邊一國」,挑釁中國,觸怒美國,一樣會被歷史記住。馬英九總統虛擬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也讓他維護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實質主權。他認為那是他的豐功偉績,可以留名中國史冊。 請問小英總統,比起你的三位前任總統,你認為你也成功維護了中華民國台灣的實質主權獨立,是你的豐功偉業,可以留名青史?這個定位問題,你現在問已經太遲,三年後再問必成歷史陳跡。 如是比較馬總統和蔡總統的豐功偉業、歷史定位,情何以堪。我罪過!罪過! 我看到的時空前途,台灣不會亡國。台灣能否成為亞洲的以色列,堅強法理主權獨立存在?則是大哉問,應該是小英總統和全體台灣人的終極關懷、必須面對、解決的懸命問題。

澳洲學者:香港或需要川普這樣的強人

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中國研究高級講師Kevin Carrico近日在英文蘋果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我們可以從川普的香港支持者那裡學到什麼?」 在文章的開頭,他提到了2019年6月的一段生動的記憶。在一個瀰漫著濃濃催淚彈氣息的夏日,看著天橋上一小群抗議者被數倍於他們的警察包圍逼近。旁邊一個年輕人在得知Carrico是美國人後,對他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像川普這樣的人。」「我們需要像川普這樣的『混蛋』,來處理這些混蛋。」 「奧巴馬和大家相處地很好,他和伊朗相處,與朝鮮相處,與中國相處……但是,他不會幫助這些人(抗議者)!」 「舉行一次峰會,習近平又承諾尊重一國兩制,這都毫無用處。香港人需要一個能採取行動,做實事的人。」年輕人對Carrico說。 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抗議活動在擴大,來自世界各地的聲音都在告訴香港的抗議者,他們必須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保持絕對非暴力,避免要求獨立,避免與來訪的共和黨人接觸,與中國人民建立「團結」……Carrico認為,所有這些都是試圖將自己預先形成的政治觀念強加到這場新興的抗議運動上。這好比講師在教授人們應該怎樣去思考、怎麼做。然而,這些紙上談兵的事情卻阻擋了新的可能性、新的機會。 引發Carrico這段回憶的原因是明報上刊登了一篇對法律界人士Kevin Yam的專訪,Yam駁斥了香港民主抗爭者對川普的支持。Carrico稱他對Yam的觀點認同度高達99%。但這一次除外。 Yam的評論首先不點名地描述了一個政治觀點令人反感的人物,但讀者很快就能意識到他指的是川普。Yam表達了三個主要觀點,川普(1)對中國的政策前後矛盾,(2)在美國國內不尊重人權和民主,(3)無視並削弱了美國與世界民主國家的聯盟。 Carrico認為,Yam的這些觀點在某種意義上都有道理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上說,這並不是全部事實。比如第一點,對中國政策的一致性,在過去一年中,人們看到了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通過以及對香港官員的制裁,對新疆侵犯人權行為的官員和組織的制裁,擴大與台灣的接觸和向台灣的軍售,休斯敦領事館的關閉以及在美國逮捕中共特工,以及加強對在美國的中國官方媒體的監督,Carrico特意提到,這些中國官媒曾經在香港監視他和他的香港朋友。 「面對這些現實,我很難相信川普政府在中國政策上前後矛盾的說法,無論人們怎麼看待川普政府,但他們已經完全重寫了美中關係的現狀。」Carrico說,「我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這隻在川普領導下發生?民主黨政府一向標榜人權,卻為何對中國的獨裁政權一直採取綏靖政策?將來如何避免再次發生?」 關於第二個問題,Carrico同意川普在國內的一些政策觸及了人權和民主。但同時表示,人們喜歡說美國在人權問題上應該以身作則。這話聽起來不錯,但是這不是現實中世界的運作方式。就像美國人權的進步從來也沒能確保中國人權的進步一樣,美國人權的任何惡化也不是中國或香港的局勢惡化的理由。試圖將這兩者作比較只會引起無休止的討論,而導致忽視了中國共產黨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Carrico認為,在Twitter或報紙專欄上就政治問題的原則發表冠冕堂皇的口頭立場是很容易的,這並不是身臨其境的選擇立場。真正被迫選擇立場的是在新疆集中營被無限期拘留的人,或根據新國家安全法而面臨秘密審判的人,這些政治正確是他們負擔不起的奢侈品,他們也無法承受華盛頓恢復對北京綏靖立場的後果。如何確保美國在擺脫川普政府的一些糟糕的美國境內政策之後,還同時避免由於美政府對中共的綏靖立場而犧牲掉遭受北京之苦的那些人呢? 關於美國與外界的聯盟問題,Carrico說他完全同意,拜登在重建和加強美國與其民主盟國的關係方面可能做得更好。但他的問題是,這種聯盟能起什麼作用呢?建立廣泛聯盟應對中國的挑戰,聽起來固然令人愉快,但看一下美國周圍的盟國對中國的政策,互相很難達到一致,其向前每推進細微一步都將包含無休止的辯論,而看不到什麼實際的協同。「在這樣的事情上,美國如果率先行動,並觀察事態發展及是否行之有效,會不會更好呢?」Carrico說,香港人出現對川普支持的現象,是因為在2014年後的港獨傾向以及去年的抗議活動中,人們已經都厭倦了「專家」們跌跌不休的說教。「專家」們的說教反而讓大家肯定了自己的路是對的。他說,我們應該少點說教,多思考一些新方法,以及如何應對實施這些新方法之後出現的問題。最後Carrico說: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現代新聞倫理容否接受美媒中斷川普談話直播

被視為世紀之戰的美國大選投票日經過數天,隨著郵遞選票如雪片般飄至,民主黨候選人拜登陸續在落後關鍵州份後來居上,距離270張選舉人票僅一步之遙,局面愈發不利於競逐連任的現役總統川普。前者勝算在望,後者卻機會渺茫,競選陣營上下顯然手足無措。 11月5號晚上,按捺不住的川普以「捍衛廉正選舉」為題召開白宮記者會,開宗明義宣稱「假如點算『合法選票』,我將輕鬆勝出」(If you count the legal votes, I easily win.),反覆抨擊民主黨幕後操控,「企圖盜取整場選舉」,又指責選舉人員作弊、點票不公、阻礙監票人,郵寄選票屬「腐敗制度」等。但同時他未為提供相應證據,其描述的嚴重選舉舞弊跡近傳聞(hearsay evidence),令重申上告最高法院的主張看起來軟弱無力。 THE OBSERVERS WERE NOT ALLOWED INTO THE COUNTING ROOMS. I WON THE ELECTION, GOT 71,000,000 LEGAL VOTES. BAD THINGS HAPPENED WHICH OUR OBSERVERS WERE NOT ALLOWED TO SEE. NEVER HAPPENED BEFORE. MILLIONS OF MAIL-IN BALLOTS WERE SENT TO PEOPLE WHO NEVER ASKED FOR THEM! —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November 7, 2020 話音剛落,美媒預估拜登贏得賓夕法尼亞20張選舉人票,歡天喜地宣告當選消息。英、加、澳國等盟邦元首紛表祝賀,拜登亦隨即首度以候任總統身份示人,並發布勝選感言。有專家評估,即使川普發動司法挑戰,也難以逆轉戰果。  但如題所示,這篇要探討的並非這場各自押寶的選舉誰勝誰負,而是在接近尾聲之時,美國電視傳媒一項掀起議論的決定。  斷播風波  就在那場陷入焦慮的記者會,當川普不斷控訴選舉制度遭受破壞、民主黨公然違法,卻又無法給出確信事證之際,美國三家主要廣播公司 — 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及全國廣播公司(NBC),在他發言時中斷直播,改由新聞主播反駁舞弊指控 — 其時正值晚間新聞黃金時段。  與此同時,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及福克斯新聞(Fox News)則選擇完整播放這場極具爭議的白宮記者會,透過旁述及會後即時評論加以澄清解說。(11月9日福克斯新聞聞也以缺乏選舉舞弊證據為由,中斷川普團隊的記者會直播) 。 斷播事件之後,美國傳媒界紛紛開腔和應該項「矚目的編輯決定」(A striking editorial decision),並將炮火聚焦於川普「失實」、「毫無根據」的指控。香港評論圈也不閑著,高舉維護真相的旗幟,為合理化斷播提供說辭。(例:一、二)  以上手段,絕非空穴來風。《華盛頓郵報》曾有評論以淪為競選宣傳、危害公眾安全為由,呼籲傳媒中止播放白宮主持的武漢肺炎每日簡報會,甚至建議啟用「緊急設定」(Emergency Setting)處置川普的新聞報導:一律杯葛其演講、集會及新聞發布會,阻止「虛假資訊」繼續擴散。  對傳媒生態稍有涉獵的我不禁疑惑:究竟是怎樣的新聞倫理,支持這種處置手法?  新聞倫理的建立  長久以來,傳媒被公眾認定為社會第四權。早在1922年,美國報紙編輯協會(ASNE)成立,並於翌年通過《職業道德規範》(Canons of Journalism),奠定新聞編採準則。  新聞工作者藉報導呈現真實的方式,就一般理解,不外乎持平守正、誠明公開、獨立超然、不偏不倚。傳媒專業既為理念,亦是實踐方針,既要儘力不受消息來源、政經等環境因素或人物、議題立場干擾,亦通過正反雙方平衡報導等手法,達至客觀目的。 更進一步探討「新聞客觀性」,關鍵在於記者應提供直接、無偏見的訊息,在新聞報導中不附帶任何偏見或意見。主要體現如下:  一.追求事實 — 準確反映事件之事實;  二.謀求中立 — 記者自身之信念與評斷,不得影響理解、選擇、解釋相關新聞消息。  引用傳播學者Gieber & Johnson(1961)定義的互動模式為框架,川普與美國主流傳媒的交往,顯然屬「對立」關係 — 記者與消息來源獨立於彼此,對新聞價值的認知截然不同,兩者處於抗衡甚至是敵視階段。是以新聞機構在排解敵意之餘,拿捏好客觀報導的分寸,維護公眾知情權以及傳媒公信,殊非易事。  廣為人知的例子,是臭名昭著的美國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也就是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之始作俑者。冷戰其間,他利用民間的恐共情緒,宣稱大量蘇聯間諜、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隱匿於聯邦政府,乃至遍及美國本土,引起公眾嘩然,人人自危。  1950年代的傳媒界,基於技術所限,電視新聞不如今天般流暢直播,而是剪輯不同報導製作成15-30分鐘的新聞節目,故此仍以報章及電台為主。麥卡錫於是巧妙利用這點,雖然從未手持確鑿證據,但成功把記者玩弄於股掌之上:早上聲稱掌握重要情資,待記者編輯們忙於製作報導,他又突然取消記招,是為「永遠浮動的記者會」(Permanent floating press conference)。於是晚間新聞或者翌晨早報,祇能報導最初步的「事實」— 來自其單方說法,極其量加註「疑點重重」等辭彙敘述其作為。  如是者 一切變得光怪陸離  麥卡錫化身為「反共鬥士」,在公眾場合既樂於被記者圍繞擁簇,卻無論面向公眾抑或私邸下均猛烈抨擊傳媒「煽情低俗」,發表「陳詞濫調和口號」而非詳實報導;傳媒對他既愛且恨,因為訪問不見得能完成真確報導,更可能自毀清譽,但不採訪他的話,則立刻淪為「不客觀不負責」、「剝奪公眾知情權」甚或「共產黨同路人」。  因為時值冷戰,麥卡錫的政治獵巫相當奏效,致使舉國上下莫不草木皆兵,政壇內外一片腥風血雨。  電視中斷直播真的沒問題嗎  時至今天,現場直播(Live Boardcasting)、衛星轉播(SNG)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媒介甚至由電視延伸至網路多媒體;各大傳媒播放記者會也有悠久經驗,主播時而輔以旁白陳述,分段挑選當中內容劃重點說明,並且藉報導建構記者會意義所在,絕不會照單全收來自官方的敘述。  再加上新聞機構歷年累積的龐大資料庫,網路搜尋方便迅捷,以及近年盛行的事實認證機構,即使任何發布會充斥浮語虛辭甚至充虛作假,若不涉及複雜專業的知識或不為人知的內幕,幕後專業的新聞編採團隊也足以支援前台主播實時糾正說法、駁斥謊言,不會重蹈昔年麥卡錫橫行無忌、肆意損害傳媒公信的覆轍。  回說新聞客觀性,建基於事件真實的信仰,以及對個價值觀的不信任,故此傳媒人必須適度區隔事實(Facts)、個人價值觀(Values)或觀點(Opinions),避免私心偏袒。當然,傳媒並非止於機械般被動觀察、傳遞事件的記錄工具,所以追求現實真象的過程中,編採人員除了取材的方法學以外,融入自身認知、背景及經驗,展現觀察角度與詮釋事件的手法,讓受眾在收看新聞其間,了解如何建立新聞真相,以及體會媒介的專業態度。  當應用於以上白宮記者會案例,取材屬事前選定,但ABC、CBS、NBC三台主播對記招的價值判斷涉入其中,斷播無疑經過一層濾鏡審查,選擇迴避實時的「事實核查」對決,代之以打斷直播、事後剪輯重播並加插駁論,令事件本身 —「川普公然造謠,污衊對手及選舉制度」— 難以直接完整呈現。即使透過後制補充新聞資訊,傳媒處於中立位置、追求事實的效果由是已打折扣。  新聞倫理何價  斷播這種新聞處理,在美國並非孤例。  2017年,美國之音(VOA)就曾在專訪外逃中國商人郭文貴,內容主軸為沒有實據支持的傳聞式自述,包括中共高層貪腐狀況、自己如何受中國國家機器迫害、中共如何滲透美國政商界等,卻在直播途中毫無預警下中止。事後其高層堅稱並無屈從於任何外部壓力,決定僅遵照「核實、平衡和公平的新聞原則」,不讓受訪嘉賓以一面之辭、對方缺席回應下對相關事主人身指控的編輯方針。  可是,獨立機構「美國國際媒體署監察」(USAGM Watch)對此提出質疑,舉例如總統川普、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

無大台之下長期抗爭的思考

林鄭果然DQ了四位民主派議員,民主派也果然全體炒了立法會魷魚,從此之後,香港人與林鄭政府再也沒有對話空間,香港人抗爭的路子應該怎麼走下去,現在到了深入檢討的時候了。 抗爭無大台,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發揮群眾智慧,不好處是不容易凝聚共識。不少網友在留言中流露對泛民議員很深的成見,對泛民的活動採取敵意的態度,這種情況並非個別,所以更令人憂心。 當前的形勢對我們比較不利,一是國安法的壓制,二是疫情下群聚限制影響抗爭活動的安排,三是美國總統大選未決,前景不明朗,四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有分化的跡象,也失去長遠策略的共識。 這種情況當然是很不利的,因為大家都對日後的抗爭心中無數,也想不出得力的辦法,更不容易取得統一的思想。如此不利的局勢,如不能儘快找到解決辦法,可能導致香港人的抗爭半途而廢,而中共收服香港﹑廢除一國兩制的險惡用心,最終將會得逞。 立法會議員辭職後,兩邊陣營壁壘分明,要交手只在街頭,但街頭抗爭受條件限制,一時恐難安排,限聚令之下,普通的集會都不可能獲批。在這種惡劣情況下,有什麼事可以做,如何做,應該儘快集思廣益,取得共識,然後分工合作去做起來。 筆者呼籲大家都冷靜一點,不要意氣用事,不要互相指責,處境艱難時,更應該加強內部團結,槍口一致對外,否則給人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那損失的始終是我們所有人。 另外,筆者也呼籲大家都靜下心來,動一點腦筋,做一點有建設性的思考,並將自己的想法在可能的範圍內互相交流討論,然後利用不同的平台發聲,引起更廣泛的關注與響應,慢慢形成共識。 有什麼樣的渠道和平台可以更好地展開討論和形成共識?有了共識後,是否需要一些機制去實施?沒有大台的條件下,如何協調資源和人手的分配? 當下面臨的問題,筆者初步考慮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最急迫的,是針對近來因政府秋後算帳而被判有罪的手足,如何提供儘可能足夠的支援(包括十二位被送中的)。這方面固然有一些原有的機構和基金在做,但時間長後,是否有充份的能力支撐下去,碰到困難怎麼辦?除了財政上和法律上的支援,針對他們個人的思想和情緒,針對他們家庭面臨的困境,有沒有更恆常而實際的介入?這些手足始終都是抗爭的生力軍,都為這場運動作出貢獻,他們今日受難,每個人都有責任去關懷,問題是有沒有一套機制去做?如何籌集和運用人力物力? 其次是國際線如何開展。美國政府換屆之際,不少人擔憂日後的變數,筆者認為擔心雖無可厚非,但重點不在擔心,而在我們自己怎麼做。即使拜登上台,我們也要想辦法和拜登政府打交道,也要儘可能影響美中關係繼續向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不能因為不喜歡拜登,便放棄與其政府的溝通遊說。應該如何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需要什麼方面的動員和支持,如何利用原有的關係,如何與台灣和海外華人群體之間深入配合,這些都需要找到共識。 其三是香港本土的抗爭,日後將有哪些形式可供選擇,如何在國安法陰霾密布之下,尋找安全可行的活動空間。疫情總有平息的一天,日常生活恢復常態之後,政府將不可能永遠拒絕所有的活動申請,現在如何因應,日後又如何推動,這些都應該引起交流和討論,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最後,仍然要強調一點,就是團結的重要性。在困難的形勢下,團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可貴。假設有五百萬人堅持抗爭,小部份骨幹已經被拘捕判刑,被迫流亡,有部份意興闌珊意志消磨也屬正常,剩下大部份仍舊不死心不屈服的,如果再因為個別的鬥爭策略上的分歧,而導致勢不兩立,那就分化了整個隊伍,只令對手開心而已。 為什麼筆者一再呼籲大家不要在美國總統大選問題上爭吵,原因就在這裡。吵來沒用,一吵又傷和氣,其實大家都為香港好,既然大方向一致,何必在枝節問題上彼此傷害? 筆者認為,鬥爭策略上的分歧不是什麼大問題,那是任何抗爭運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一家人都可能有不同意見,何況大眾?立法會幾十個人,都可以有不同意見和傾向,更何況大眾?因此,我們要找到與不同意見的戰友相處的方式,求大同存小異,不要動不動就割席,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唯有如此,才談得上長期抗爭。 任何民間的抗爭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運動總有高潮低潮,高潮要奮進,低潮要守住,關鍵是不要有異心,不要分化。長期怎麼做,應該集思廣益,應該找到一種機制來統籌,希望大家多想想,不要讓犧牲者白白犧牲,也不要輕易就散夥,輕易舉白旗。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主流」媒體反川普 並不等同反川普是美國主流

四年兩次選舉,美國多數媒體皆表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並呈現一面倒壓制川普的「共識」,台灣熟知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都在其中,若加計美國數百家各類報章雜誌,根據當年「尼曼新聞研究中心」統計,希拉里和川普獲得支持的比例為27比1,落差相當懸殊。換到電視新聞台,同樣也是希拉里佔有更多正面曝光。兩次選舉差別只在第一次是川普讓眾媒體跌破眼鏡,第二次是靠拜登讓「主流媒體」認為自己扳回一城。  前後四年都指向了一個事實,事實不是「主流媒體」反川普的立場,而是無論川普是輸是贏,美國「主流媒體」只得道盡半數社會現況,無論就其新聞呈現或所引用(以及自己做的)的民意調查,也和美國整體情境顯有落差。今天就算選舉結果如「主流媒體」所願,恐怕也沒有真正擺脫四年前所謂「主流媒體菁英意識失敗」的處境。  和《紐約時報》同等級數的美國媒體,確為菁英刊物,正面意義,在它囊括了許多受過良好教育和擁有專業知識者的觀點和言說,對於國內外事務的評析,經常能提供兼具橫向廣度和縱向深度的見解,過去的確扮演了火車頭角色,引領一代人的思潮。  但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已暴露「主流媒體」處於當代的一種尷尬,不僅對希拉里選情預測失准,且對川普的崛起毫無頭緒,會成為問題的部分,尚不在希拉里的新聞呈現,更在於他們對川普背後的社會現象,恐怕是長期疏遠和陌生,偏偏那不是一小搓少數分子的逆襲,甚而代表著美國本土有數千萬人和「主流媒體」的美國價值相左。  至於美國「主流媒體」之間,儘管觀點和角度有所不同,但也有趨近單一陳述的現象,尤其表現在那些政治正確之上,川普「反建制」的粗魯不羈,則加速把媒體間的話語體系進一步合體。媒體人習慣把自家新聞上呈現的畫面移作詮釋為整體,過去「主流媒體」獨領風騷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年代也許還行得通,但當社群媒體出現,不斷解構資訊的流通管道,那些受短注意力和回聲室影響的偌大族群,便再不需要向「主流媒體」取暖或感謝它為之代言,甚而兩者還經常處於平行時空。  就算姑且不計社群媒體的影響,「主流媒體」本身應當也有需要自我檢視的環節。再以《紐時》為例,在兼具歷史傳統和菁英圈的口碑下,2019年它的平日均發行量為44.3萬份,不過十年前,它還有著將近日發行一百萬份的穩定銷售,在總部所在2千餘萬人口的紐約州,較之其他立場小報如《野獸日報》、《石英數位媒體》和《國家評論雜誌》等,它確實仍是「大報」,但其他小報的存在明確標誌是為服務特定區域、特定立場的讀者,則以「全國性媒體」自居的《紐時》,40餘萬發行,今日環境之下,又實質具備多大的全國輿論能量?  因應實體報銷量下滑,《紐時》自然積極引進線上讀者,2019同年統計,它的付費用戶已高達233萬戶,不過,有15%訂戶是來自美國之外的地區,而且海外訂戶的增長率還高於國內訂戶。美國《紐時》實體報訂戶十年內掉了百分之五十,海外線上訂戶增長率又比美國本土還高,這讓所謂美國「主流媒體」今天受到的關注度(當然也包括影響力),相當一部分是存於美國之外的讀者群,換句話說,它們或許放眼了世界,有時卻恐怕不慎遺漏許多自家門口前發生的事。  當年川普擊敗希拉里,「主流媒體」已看到川普在臉書擁有1300萬粉絲,而希拉里只有900萬粉絲所代表的意義,知道社群媒體聲量不容輕看,但是否有同步補上「主流媒體」菁英意識的缺陷,就是另個問題了。簡單說,在「主流媒體」已無法強勢引領時代的當下,若也未能反映那月球長期被遮光的一面,則「主流媒體」的「主流」意思該是什麼?陳述價值的作用或許仍居一家之言,若以陳述真相為志,那麼公民意識甚強,且有幾億人口的美國,菁英意識主導的媒體,還能包羅下多少另個真實?  這次大選,又是一次美國「主流媒體」的聯合作戰,當然,也包括社群媒體,如臉書和推特加設的「審議機制」,皆對川普善用的選舉戰法有所遏抑,但即使如此,美國人在「主流媒體」過去四年「堅守崗位」下,那個大家眼中幾如「惡棍」的川普仍得到7千餘萬美國選民的支持,美國人為什麼會這樣?「主流媒體」一樣不打算有解答。關於美國是什麼、美國會如何,美國「主流媒體」的話語當然有相當參考價值,但兩次大選已經說明了,美國「主流媒體」反映美國實況的能力,並不如我們所期待的那麼貼近現實,那麼,更精確一點,或者稱其為「主要」媒體即可。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要走上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閉幕,其公報除了提出所謂雙循環,即以內循環為主的2035年遠景經濟目標之外,更首次在其公報內自認「強國」,提了超過10次「強國」的字眼,指出要「富國強軍」、「全面加強練兵備戰」、「確保2027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云云;而所謂消息人士更指出,中共打算在2027年或以前,建造3支航空母艦戰鬥群,要在太平洋地區,與美國「並駕齊驅」,以制止美軍支援台灣。 而更進一步的,坊間更謠傳一段所謂「北戴河會議」的錄音,聲稱中國已對美國失去幻想,無論美國是誰當政,都要大幅增加軍費,再大規模興建核武,突破美國的第一、第二島鏈封鎖,突破美國的戰略包圍網,這些或者都是誇張,或者不是事實,然而與官方所說的內容比較一下,則清楚見到細節或者有所不同,但其政治與戰略意圖卻非常明顯,即中國將在未來幾年,打算與美國全麵攤牌對抗,一如一戰前的德國對英國,或者二戰前的日本對美國般,打算與當前的世界軍事最強國交鋒。 如果中共決心走這條路,那麼無論是誰當選美國總統,也不可能會改變美國對中國的國策─以往美國忽視台灣,是認為中國沒有打算用武力威脅鄰國;而早在奧巴馬在任後期,美國對華政策已經急劇改變,其原因就是對中國的判斷改變─中共正以軍事方式,改變世界軍事均勢的平衡。一旦台灣被中共攻下,沖繩就立即成為最前線,中共勢必以釣魚台作為借口,近至日本遠至關島,都將會成為中共威脅的目標,而南海就自然成為中共的內海,而東南亞各國將全面倒向中國;因此中共要武力攻台的話,與美國的戰略衝突,幾近無可避免。 當和平解決成為了幻想,中共打算以19世紀的帝國主義,來走21世紀的路的話,這就是必然變成新冷戰,其至是下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要避免這點,雖然中共一再強調要和其他國家聯手,去突破美國的封鎖。然而真相就是除了人民幣以外,中共能夠提供「合作」的機會非常有限,而對中共缺乏警惕的國家,如今已經非常之少;或許非洲與西亞,仍有很多國家會支持中國,以至想與中國合作,但就連東南亞各國,近年都已經在南海問題等,見慣中共的處事手法,加上連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亞,也不斷受到中共的威脅,這些國家看在眼內,又怎可能再對中共的「崛起」,再有任何的幻想? 因此即使日本否認,中共也已認定「美日澳印」的四國聯盟,是「新北約」;中共完全搞錯了應付的方式─要瓦解此聯盟,不是透過軍事擴軍,而是放棄無謂的政治與軍事野心,回到經濟合作的方式;偏偏別人戒備,還要再進一步擴軍去挑釁,結果可想而知,就是政治上的失敗,造成軍事上的挫敗。

余茂春:美中是否脫鉤 全看中國

星期一(11月2日),余茂春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他說,雖然美中脫鉤從來也不是美國「申明的政策」,「但脫鉤正在發生」。他對美國之音駐國務院記者談到,美國今後的決策將取決於中國如何對這種「有分寸的方式」做出回應。 余茂春被視為蓬佩奧在美國對中國政策問題上最有影響力的顧問之一。他說,由於中共未能信守在香港問題上的國際承諾,「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互信已經嚴重受損」,導致美國重新評估「一國兩制」的總體有效性。 蓬佩奧曾經讚揚余茂春「在面對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挑戰時,確保我們保護美國人,並確保我們的自由,是我的顧問團隊的核心成員」。 余茂春對美國之音說:「我對我的中國傳統非常自豪。我對我熱愛中國人民和我有很多中國朋友的事實非常自豪。我的根在那裡。」他還說,他所做的事和他所說的話「得到了中國國內外華人的巨大支持」。 以下是美國之音對余茂春英文採訪節選的翻譯。採訪內容經過了編輯,以求文字的簡潔和清晰。 美中脫鉤 美國之音:美中關係目前處於幾十年來最糟糕的狀態。許多人認為美國正在與中國脫鉤。你認為這是美國政策中一個永久和長期的變化還是說這是明年或未來的美國政府可能會改變的事情? 余茂春:首先,感謝你給我這次採訪的機會。 脫鉤從來都不是美國所申明的政策,但脫鉤正在發生。這完全是中國的錯。這是因為中國的行為方式使得健康的雙邊關係不可能像它應該的那樣繼續下去;因為川普政府正在對現實做出回應。這並不是因為我們人為地炒作緊張關係─我們已經改變了我們的運作模式,從僅僅管控一種有缺陷的關係到面對現實。這就是蓬佩奧國務卿反覆說過的:我們不能再忽視分別以中美為代表的兩種治理模式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正因為如此,我們採取了一種新的方法來處理這種關係,不僅僅是管控它,而且還改變了話語方式,變成了對等和以目標為導向的方法。正因為如此,我認為你很清楚,中國拒絕以非常積極和建設性的方式作出回應,這就是存在緊張關係的基本原因。 至於你提出的這是否會成為雙邊關係的一個永久特徵的問題,我希望不是這樣。關鍵在於中國如何回應我們採取的這種有分寸的方式。我認為任何一個理性的國家都會認可這是正確的做法。我們對待中國就像對待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不是個例外。當中國將100萬維吾爾人關押在集中營時,中國不能指望美國甚麼都不說。中國不應該指望我們在貿易上存在巨大失衡的時候甚麼也不做。中國也應該對我們有所期待:從現在開始,如果有間諜竊取我們的產業和國防秘密,我們將採取適當的行動。 所以,這一切都取決於中國。球在中國這一邊。 美國之音: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會對中國採取甚麼行動?是否會有更多的實體被指定為外國使團,更多的制裁、更多的領事館被關閉,等等? 余茂春:我想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民主體制下的負責任的政府,其首要的責任都是保護它的國家利益,確保它的人民和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為此,我們已經指定一些在美國自由和民主的環境下自由運作的中國實體為外國使團。我們會繼續這麼做。我們不會告訴你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要做甚麼的具體細節。但這就是指導原則。我認為你知道,中國政府在美國的運作是全面的。在一個像我們這樣自由民主的社會裡,他們的政府控制的代理人和組織一直非常、非常猖獗。所以我們要採取適當的行動。正如你所看到的,這不僅只是在國務院,它是一個全政府的做法:我們的司法部、我們的聯邦調查局、我們的國土安全部,我們都採取聯合行動來實現同樣的目標:即保護美國的民主以及保護美國人民。 個人攻擊 美國之音:下一個問題是房間里的大象。如果我可以問的話,中國對你有一些非常嚴厲的批評,稱你為叛徒,甚至對你進行人身攻擊。你成了替罪羊了嗎?你想對此發表看法嗎? 余茂春:通常情況下,我不會對那些對我來說不值一評的發表評論。我認為這是中國採取的一種很常見的策略:即改變對爭議的敘事。他們往往忽視導致中美關係惡化的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正如蓬佩奧國務卿所說,這實際上是由於兩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差異造成的。相反,他們試圖把責任歸咎於一兩個特定的個人。 這就是這個政權的本質。把它的敵人認定為是比個人本身遠遠更大的最終原因。 第二、本屆政府對美中關係的主要貢獻之一是我們重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是一回事。而這正是中國政府真正感到恐慌的地方。為此,他們責怪我和其他少數人做出了這樣的貢獻。這簡直就是愚蠢。 自從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我的攻擊以後,我得到了中國國內外華人的巨大支持,其中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國內的人,他們用了各種方式,只是讓我徹底放心,我們在美國所做的是正確的。 中國政府不能真正容忍自己被孤立的想法。它不僅孤立於國際環境和國際社會之外,而且孤立於自己的人民之外。這就是為甚麼他們對美國國務卿和我本人這樣的人的攻擊是如此惡毒,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絕望的。這就是我的回答。 美國之音:的確,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是有區別的。但美國華人中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對中國的抨擊正在疏遠旅居美國的華人;例如,禁止微信被批評為禁止他們與中國家人的主要溝通工具。你對此有何回應? 余茂春:微信是一個不錯的軟體。微信並不是最好的軟體。微信之所以是一個如此強大的工具,如此強大的軟體,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禁止了所有其他競爭者。所以只剩下微信和其他幾個軟體。他們完全被中國共產黨政府控制。所以這個困境的真正罪魁禍首,或者說所有這些微信限制所造成的不便,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本身造成的。所以這就是為甚麼我說,微信本身─技術是好的,但是中國共產黨施加的政治控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是絕對危險的。 所以這是一個困境。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只有北京而不是華盛頓才能解決的困境。 種族滅絕 美國之音:在維吾爾人的問題上,美國政府是否接近將中國對維吾爾人的鎮壓定性為種族滅絕嗎?這種定性背後的考慮是甚麼? 余茂春:指定一個暴行或種族滅絕必須達到幾個標準。其中一個顯然是法律標準。我認為,如果我們看我們收集到的所有證據以及全世界所目睹的,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疆的暴行定性為種族滅絕是值得考慮的。這個過程有自己的邏輯和時間線。所以我不會對此發表具體評論,但你很快就會看到我們的立場。 美國之音:後續的問題是,當你說「很快」時,這是否意味著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余茂春:你會看到的。 香港問題 美國之音:在香港問題上,在美國採取了幾次行動和制裁之後,北京和香港政府在實施國家安全法方面似乎沒有改弦更張。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終極目標是甚麼? 余茂春:香港是一場悲劇,而且這不僅是中國人和香港人的悲劇,也是世界的悲劇,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世界對中國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事實上,自1984年中國鄭重承諾給予香港以法治、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在內的一整套國際原則為支撐的高度自治以來,所有這些非常突然地都不復存在了。 所以我會說,香港在美中關係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僅是因為中國在香港的嚴酷行動嚴重破壞了兩國之間的信任,但它也為美國評估「一國兩制」總體有效性提供了新的動力。由於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是在1997年之後,一直在處理香港問題─為了讓世界相信中國是可以信任的、它的承諾是可以當真的。到目前為止,這些都沒有成為現實。你知道,在任何雙邊關係中,相互信任是最基本的事情。現在,由於香港發生的令人憎惡的事情,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互信已經嚴重受損。 台灣問題 美國之音:在台灣問題上,隨著中國的飛機越來越多地進入台灣領空,美方是否反對單方面改變台灣海峽的現狀?對於如何在戰略上明確遏制中國可能攻打台灣,人們一直有辯論。你有甚麼想法? 余茂春:美國對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政策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單方面使用武力來解決雙方之間的爭端的做法。 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得到兩邊人民的同意,而且任何單方面使用武力的行為,美國都將以行動做出回應,這個回應將是堅決的。 關於這種反應的具體形式,我此刻不會做出猜測,因為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回應將是堅決的。 南亞之行 美國之音:上周,你是蓬佩奧國務卿訪問南亞的美國代表團的一員。作為他的中國政策高級顧問,這次訪問有中國成份。你認為這次訪問的要點是甚麼? 余茂春:從本屆政府開始,我們就調整了我們的全球戰略重點。我們認為中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挑戰,這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的挑戰是嚴峻的,它是我們國家安全議程的首要問題。第二,中國的挑戰是全球性的─它不再是地區性的,不再局限於某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它也涉及高科技領域,包括網路、太空和許多其他領域。因此,我們的中國政策始終反映了它的全球性和超越地平線的性質。我們對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訪問顯然包含了許多非常大的中國成份。 因為不僅僅是我們。我們剛剛訪問的五個國家,印度、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印度尼西亞和越南,都有同樣的感受,對中國有著同樣的感受,這在它們自己的生存現實中佔據突出位置。 但我們並不是在命令他們應該做甚麼。我們只是來交換意見,讓他們知道我們做好了提供幫助的準備。我們在那裡,也是作為一股良善的力量。這就是這次訪問的目的。 我認為,正如蓬佩奧國務卿多次指出的那樣:無論北京如何試圖歪曲這次訪問的目的和結果,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功。這次訪問非常有利於促進美國與每一個訪問過的國家之間的相互理解。 美國之音:你還有甚麼想補充的嗎? 余茂春:眼下沒有。感謝你的這次採訪!

可疑選票決定總統大選結果?

民主制度建立在誠實、正直的君子式行為之上,由此形成全社會對民主選舉結果的政治信任。但是,如果有人惡意利用社會上這種久已存在的政治信任,玩弄違法勾當,就完全可能鑽民主選舉制度的空子,達到操縱選舉結果的目的。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密西根州出現65萬可疑選民的現象,就是一個例證。  一、在美國總統大選關鍵州選票的背後  美國總統大選於11月3日結束,但選後幾天來,在一些兩黨激烈爭奪的關鍵州,發生了不少有關選舉舞弊的爭議乃至訴訟,到11月7日,美國全國的選舉結果依然撲朔迷離。在這次選舉中有7個州的選情膠著,特別是在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這次選舉中發生的一系列選舉舞弊行為是否會左右總統大選的結果,現在美國的許多選民正投以越來越大的關注。  11月5日內華達州前總檢察長亞當·拉薩(Adam Laxalt)的講話視頻出現在互聯網上,他在對公眾和媒體講話時說,「我們堅定地相信,所謂的郵寄選票選民中有許多人並無投票資格。過去多天來我們接到了來自州內各地的許多不正常選票情況的報告。」  他所說的舉報選舉舞弊的報告,不少州都有,其中多半是針對選舉現場發生的事件,或針對個別投票者身份的質疑等。這些舉報可能轉變成地方法院需要處理的選舉訴訟,但也可能被行政人員們淹沒。所以,個案舉報數量的累積,並不一定產生及時糾正選舉統計的結果。共和黨的競選團隊11月4日已就計票問題提起多項司法訴訟,要求密西根州、喬治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在讓團隊觀察員對開票和點票進行有意義的觀摩監督之前,暫停繼續統計選票;同時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計票。  此外,據FOX News 11月6日報導,密西根州安特里姆縣(Antrim County)發現計票軟體Dominion把共和黨的6千張選票統計為民主黨得票。該州的83個縣當中,有47個縣使用這一軟體,是否同類錯誤已經發生,尚待進一步的消息。  實際上,選舉舞弊現象不只是出現在選舉現場和選票軟體中,還有一些公開展示的漏洞揭示出明顯的選舉舞弊問題,密西根州的可疑選民即為一例。  二、密西根州的65萬可疑選民  密西根州今年發生了登記選民大大超過合法選民人數的情況,而這一現象可能影響到非法選民的選票是否有效這個重大問題。  美國公民年滿18歲之後,完成了選民登記程序,就可以獲得投票資格。正常情況下,一個州的居住人口可以通過商務部人口普查局的網站查到數據,其中包括18歲以下人口的比例。因此,用該州的人口數據扣除18歲以下的非選民,就得到了年齡已達18歲的合齡投票人口(voting age population)。但是,人口普查數據中包含外國移民,需要將他們從合齡投票人口中扣除。美國移民協會公布各州的移民人口數據,通常會包括已經歸化為美國公民的移民人口比例,據此就可以計算出各州居住的移民人口中尚未歸化的外國人數量。將各州的合齡投票人口減去未歸化的外國人,就得到了合法投票人口(legal voter population)的數據。  此刻商務部普查局關於密西根州的人口數據是,2019年7月1日該州有居民9,986,857人,其中18歲以下的人口佔21.5%。由此推算,密西根州的合齡投票人口為7,758,657人。美國移民協會的數據顯示,該州的外國移民人數約佔總人口的7%,其中約60%已經歸化為美國公民。因此,從776萬合齡投票人口中減去未歸化的外國人,密西根州的合法投票人口為7,479,025人。這是該州今年合法選民的最大極限數。  然而,從網上可以查到,今年密西根州的登記選民人數卻是8,127,040人;也就是說,該州已登記的選民人數比合法選民多648,015人,已登記的選民人數是合法選民的108.66%。無論如何,登記選民人數不可能超過全州的合法投票人口,也不應該如此。  如果與密西根州往年的合法選民人數以及登記選民人數對比,也可以發現2020年的登記選民人數有明顯異常。據密西根州州務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該州歷年選民登記人數和投票率來看,密西根州2016年的合齡投票人數是7,737,250人(可能未扣除沒有美國選舉權的外國人),登記選民人數是7,514,055人。我用上述計算方法得到的2020年該州的合齡投票人口為7,758,657人,比2016年增加了千分之2.8,21,407人,似乎情況正常;而該州2020年的登記選民人數8,127,040人,比2016年的登記選民人數7,514,055人增加了61.3萬人,增長8.16%。人口只有微量增加,而登記選民人數卻反常暴增,其中顯然有可疑之處。由此可以判斷,2020年密西根州登記選民人數的反常增長,基本上都發生在2020年。  據州務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信息,密西根州的登記選民人數歷史上也有過數字跳升或跳降的情形,那是與選舉權相關的法律變更造成的。比如,曾經有法律規定,數年未投票者,將取消其選民登記權。但2020年並未有美國的全國性或密西根州的類似法律通過,所以今年登記選民人數的跳升不屬於正常的、可合法解釋的範圍。  三、65萬可疑選民從何而來?  這多出來的約佔9%的將近65萬已登記的非法選民,究竟從何而來呢?  目前CNN報導的密西根州選舉指南介紹,該州規定,選民必須先到鎮的選舉辦公室完成選民登記,或通過網上登記,才能取得投票資格,今年大選時選民登記的截止日期是10月19日;只要是屬於已登記選民,今年可以向當地選務部門提出取得郵寄選票的要求,無需提供理由。  那65萬超出合法選民人口數的已登記選民,可能本人去鎮政府辦公室完成選民登記嗎?他們如果是孩子,便沒有汽車駕照等身份證明,無法登記為選民;他們如果是已經去世的人,作為「幽靈人口」,就更不可能去辦理選民登記了。從正常選民登記的細節來看,在各地政府選務部門的選民登記資料庫里,一個合法選民只能登記為一人;合法選民登記時自己無法一身變兩人,也不可能冒充一個不存在的選民另外登記一次。  而從宏觀上的人口變化來看,過去4年間合齡投票人數只增加了2.1萬人,即便他們全部都在今年登記為選民,也只能造成登記選民人數增加2.1萬人。很顯然,2020年登記選民人數高於合法選民人數的那65萬人,與人口的自然增長無關,而很可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  既然未成年孩子或「幽靈人口」不可能到政府的選務部門現場辦理選民登記,那就可以推論,這65萬非法選民的選民登記活動可能與選民登記資料庫被修改有關。若有人在選民登記資料庫里把去世的人或未滿18歲的人、甚至外國籍的居民變更成今年的已登記合法選民,同時要求獲得郵寄選票,那麼,虛假選票就出世了。從常理上看,要為65萬未成年孩子或「幽靈人口」辦理虛假的選民登記,不但工作量很大,而且明顯觸犯法律,如果沒有明確的目的,不會有正常的人去做這種事。但是,如果以影響選舉結果為目標,那麼,製造假選民及其郵寄選票,就成為可以想像的事了。  據Politico網站11月7日中午的數據,密西根州的拜登選票為2,790,648張,而川普的選票為2,644,525張,拜登比川普多14.6萬張。這65萬非法選民可能產生65萬張假選票,若這些選票集中投向一個總統候選人,就足以支配密西根州的選舉結果。 (全文轉自大紀元)

美國綏靖政策若重返 世界前景不堪設想

最近,美國著名雜誌《新聞周刊》經過四個多月的調查了解後,刊登了一篇有關中共滲透腐蝕美國的長文。其中提到,至少有六百多個不同類型的機構在美國替中共進行統戰工作。文中點出了僑團、百人會和學生學者聯誼會等組織的名字。可見中共對美國的腐蝕滲透已經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  記得我2012年剛到美國不久便明顯感到了隱藏在背後的這隻大手,而且大手的主人是在和美國內部的親共者相互合作進行工作的。後來我發現在我們剛來後不久,中共就通過一個姓王的所謂商人給紐約大學捐款25,000,000美金……  2013年我在聲明中公開指出「美國的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正受到來自中共獨裁者的莫大威脅」的時候,很多美國人還不以為然,甚至有些人公開批評我誇大其詞,說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要離開紐大。可是一年之後,當時不以為然者中有些敏感的人士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且約我一起討論如何應對中共的滲透腐蝕。事實上從那時起,對中共的調查就已經在一定層面上開始了。  時至今日七年過去了,當初我在聲明中提醒大家所面臨的「來自獨裁者的滲透腐蝕問題」不僅很多精英人群都意識到了,而且從總統、副總統到國務卿都不止一次地公開提到過。就連很多普通的美國人也都通過華為案件、國際特赦在紐約租賃辦公樓被中共公司拒絕事件,以及中共駐休斯敦領事館被關閉等事件的廣泛傳播……認識到中共對美國的滲透腐蝕已經到了無處不在的程度。最近《新聞周刊》的這篇報導,雖然對於我們了解這些情況的人來說,算不上那麼有深度,可是它一定會對提醒美國行政當局反擊中共的腐蝕滲透起到推動作用。  隨著更多的調查報導和更加深入的調查結果的不斷公布,美國對於中共邪惡政權的反制措施,絕不會僅在美國展開,世界各個民主國家的人民一定會要求自己的政府保護他們的隱私與安全,要求政府打擊共產竊賊。因此,反擊中共的國際聯盟將很快在全球形成,中共在國際上落入人人喊打境地的日子將很快到來。前些時候,中共外長訪問歐洲時所遇到的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冷遇就是一個很好的預演。  中共通過利用自由世界的自由與開放來破壞自由,利用民主國家的言論自由來破壞他人言論自由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儘管這種對於共產獨裁者對我們的滲透腐蝕的認識和進行反制的行動來得有點晚,但亡羊補牢,總歸為時未晚,畢竟現在事情還沒有壞到無法挽回的程度。當然,前提是美國必須徹底拋棄對中共的綏靖政策,使之完全不能得以延續。倘若綏靖政策一旦回來,不僅中國的民主無望,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也會繼續遭到破壞。若此,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放下歧見,保持樂觀,共同對敵

美國大選至今未塵埃落定,拜登雖宣布當選,但川普未認輸,各種消息滿天飛,一時一個樣,我們的心情也隨之起伏。 我有不少朋友都因為太投入,搞得有點情緒不穩定,有的太悲觀,覺得川普大勢已去,有的挺拜登,又覺得勝利在望。 藍絲挺拜登不奇怪,黃絲內部也有不少朋友挺拜登。甚至我自己家人中,也有兩派意見。後輩在英美工作,看左派報紙多,也多數接受自由派思潮,除了與民主黨的理念比較接近以外,也基於對川普個人的厭惡。 平心而論,川普也有個性上的問題,不招人喜歡,他又是富二代脾氣,強橫獨斷,做事情喜歡走極端不留餘地,結果當然是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因此也失去不應該失去的中間選民。他連自己黨內的大佬麥肯恩都得罪了,麥已去世,但他太太此次乾脆為拜登站台,因此打擊自己的選情。 朋友圈中撐川普的,多數看重他上任四年對中共的全力反擊,招招到位,把中共的處境整個翻轉,使中共由攻勢被迫轉為守勢。徹底反共的態度,客觀上對香港與台灣反抗中共壓迫的人民是一種莫大的支持。相反的,拜登與中共關係不清不楚,他上台後就有很多不確定性,因此兩個人比較之下,當然川普連任對我們有利。 朋友中撐拜登的,很多都是深黃絲,他們看事情的重心,不是反共不反共的問題,而是自由派理念得到貫徹,因為川普個人的性格,不容忍他繼續做下去。有的認為拜登也不真正親共,有的認為即使拜登親共,也好過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兩邊的爭議在於,什麼事對我們更重要?是反共不反共重要,還是合不合時代潮流重要? 筆者認為,黃絲內部爭議美國大選,到今日已經無關宏旨。總統大選舉行過了,點票有爭議,有舞弊之說,這件事我們不用太上心,上心也沒用,因為美國的事輪不到我們左右,美國的事還是美國人決定。誰輸誰贏,現在取決於兩件事:一是舞弊之說有沒有真憑實據,舞弊是個別現象還是系統性的陰謀操作,二是點票爭拗是不是去到法律層面,法律最終的判決又是如何。 勝負之爭取決於這兩個因素,而香港人根本無從插手,只有靜待結果而已,吵到上天也解決不了問題,還白白傷了和氣。 對我來說,不論川普連任,還是拜登上台,對抗中共的鬥爭,都要繼續下去。川普連任,事情做起來會順手一點,拜登上台,事情變數會比較多,但我相信拜登上台也不可能與中共再親密起來,他也要避嫌,更要看美國的民意做人。 始終我們要相信美國的憲政,相信兩黨之爭最終都要服從國家整體利益,因此,我勸大家都不要對美國總統大選太上心,不如放下歧見,靜觀其變,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車到山前必有路,做好自己的事才是道理。 若川普連任,我們以前做什麼,還是做什麼,若拜登上台,就要加強國際線的工作,要儘可能把港台兩地人民的心聲傳達出去,儘可能把中共踐踏基本法,濫捕濫告的證據傳播出去,藉此讓更多美國人了解我們的處境,得到他們的支持。 近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出了一份報告,指出國安法之下香港人權狀況急劇惡化,證明美國人即使忙於大選,仍舊關心香港的情況,所以對總統大選後的港美關係,也不必太悲觀。 只要美國人保持對中共的反感,就能影響兩黨的外交政策,而作為總統的更不可能一手遮天,拜登有奶共的嫌疑在身,他只有撇清自己,絕對不敢對中共施恩太甚。他的任期只有四年,前面兩年要花大力氣去彌合國內兩黨兩派的恩怨,後兩年又要操心連任競選。如果民主黨在參議院又處少數,施政處處受制於人,他要做好國內的事已經不容易,對中共不可能大幅調整國策。 因此,即使拜登上台,也不必太悲觀,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做一點實事,影響美國民意,藉此產生對拜登的民意壓力,客觀上阻止他與中共勾兌。 最要緊的還在於,現在我們面臨比較嚴峻的處境,林鄭正喪心病狂憑國安法整治民主派骨幹,最近相繼對新聞界﹑學界開刀,正需要我們團結一致去對付的時候,千萬不可因為美國大選這件事,造成內部互相攻擊,以致自我分化,削弱自己陣營的實力。 美國總統大選這件事,對我們有影響,但即使美國今日全力支持中共,難道我們就不抗爭了嗎?路既然要走下去,就不要分心,要認準方向,全力以赴,路上是風和日麗也好,是狂風暴雨也好,都要走下去,問題不在於走不走,問題只在於怎麼走。 希望大家都冷靜,適當抽離,事到臨頭,見機行事,不要自家人吵到翻天,讓藍絲看熱鬧。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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