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配徐春莺涉嫌替中共介选 遭台法院判刑7年
2026 年 8 月 13 日
朋友问，你最近文章说，中国专制政治牢不可破，台湾一定是中国的一部份。你是不是说台湾一定亡国？ No，我当然没说台湾会亡国。我说的是，中国专制帝国二千多年，根深蒂固，不是不能但很难民主现代化。蔡英文总统的中华民国台湾民主国度，可以守护台湾的实质独立主权一段时间，但不能长治久安、永续发展，更不能法理主权独立，成为世界各国承认的主权完整国家。也即，不能国家正常化。 这是我论述重点。其他我的说法满乱的，有说不清、理还乱、甚至矛盾的地方。至于历史时空的分段说法，纯属臆测，仅供参考。 我说，蔡英文总统的中华民国台湾现状，可以维持50年、100年，中共专制政权可能维持100年、200年，都是臆测的话。很多变数我没纳入考量。当然，反面臆测，台湾蔡总统的现状可以维持更久，习皇帝的中国帝国可能更快崩溃。 我的臆测是根据几个重要关键变数，那是我的合理推测。 根据近年权威学者的理论说词，Samuel 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和文明冲突，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到最近James Bradley的中国海市蜃楼之说，在中国专制政治必然崩灭和台湾民主必然长存之间，能作的理论推测，变数、结论之多，岂止多如牛毛、堆积如山、千变万化。 我作的是“教学过的猜测（educated guess）”。希望是“很好的教学过的猜测（well educated guess）”。 公投制宪、国家正常化无可回避 台湾的国家独立生存，不能依赖专制中国的强弱盛衰，喜怒哀乐，必须依赖自己，然后依赖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台湾要活命，就要成为亚洲的以色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巩固民主，发展与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台湾国家正常化，经过公投制宪正名，把中华民国台湾变成名正言顺的台湾共和国，应该也是避免不掉的艰钜工程。 蔡英文总统现实主义不做正名工作，只成功维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实质主权独立。她不做的国家正常化工作，当然千辛万难，却绝对是她的继承人，50年、100年内逃不掉的命运任务。 1964彭明敏教授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奠定他是台湾独立之父的历史定位。刚辞世的李登辉总统则是台湾民主之父、民主先生。1999年他还宣布台湾和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此论必留名青史。陈水扁总统继承李总统，宣扬“一边一国”，挑衅中国，触怒美国，一样会被历史记住。马英九总统虚拟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也让他维护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实质主权。他认为那是他的丰功伟绩，可以留名中国史册。 请问小英总统，比起你的三位前任总统，你认为你也成功维护了中华民国台湾的实质主权独立，是你的丰功伟业，可以留名青史？这个定位问题，你现在问已经太迟，三年后再问必成历史陈迹。 如是比较马总统和蔡总统的丰功伟业、历史定位，情何以堪。我罪过！罪过！ 我看到的时空前途，台湾不会亡国。台湾能否成为亚洲的以色列，坚强法理主权独立存在？则是大哉问，应该是小英总统和全体台湾人的终极关怀、必须面对、解决的悬命问题。
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中国研究高级讲师Kevin Carrico近日在英文苹果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们可以从川普的香港支持者那里学到什么?” 在文章的开头，他提到了2019年6月的一段生动的记忆。在一个弥漫着浓浓催泪弹气息的夏日，看着天桥上一小群抗议者被数倍于他们的警察包围逼近。旁边一个年轻人在得知Carrico是美国人后，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川普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像川普这样的‘混蛋’，来处理这些混蛋。” “奥巴马和大家相处地很好，他和伊朗相处，与朝鲜相处，与中国相处……但是，他不会帮助这些人（抗议者）！” “举行一次峰会，习近平又承诺尊重一国两制，这都毫无用处。香港人需要一个能采取行动，做实事的人。”年轻人对Carrico说。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抗议活动在扩大，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都在告诉香港的抗议者，他们必须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保持绝对非暴力，避免要求独立，避免与来访的共和党人接触，与中国人民建立“团结”……Carrico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试图将自己预先形成的政治观念强加到这场新兴的抗议运动上。这好比讲师在教授人们应该怎样去思考、怎么做。然而，这些纸上谈兵的事情却阻挡了新的可能性、新的机会。 引发Carrico这段回忆的原因是明报上刊登了一篇对法律界人士Kevin Yam的专访，Yam驳斥了香港民主抗争者对川普的支持。Carrico称他对Yam的观点认同度高达99%。但这一次除外。 Yam的评论首先不点名地描述了一个政治观点令人反感的人物，但读者很快就能意识到他指的是川普。Yam表达了三个主要观点，川普（1）对中国的政策前后矛盾，（2）在美国国内不尊重人权和民主，（3）无视并削弱了美国与世界民主国家的联盟。 Carrico认为，Yam的这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都有道理的，但是从另一方面上说，这并不是全部事实。比如第一点，对中国政策的一致性，在过去一年中，人们看到了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通过以及对香港官员的制裁，对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官员和组织的制裁，扩大与台湾的接触和向台湾的军售，休斯敦领事馆的关闭以及在美国逮捕中共特工，以及加强对在美国的中国官方媒体的监督，Carrico特意提到，这些中国官媒曾经在香港监视他和他的香港朋友。 “面对这些现实，我很难相信川普政府在中国政策上前后矛盾的说法，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川普政府，但他们已经完全重写了美中关系的现状。”Carrico说，“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只在川普领导下发生？民主党政府一向标榜人权，却为何对中国的独裁政权一直采取绥靖政策？将来如何避免再次发生？” 关于第二个问题，Carrico同意川普在国内的一些政策触及了人权和民主。但同时表示，人们喜欢说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应该以身作则。这话听起来不错，但是这不是现实中世界的运作方式。就像美国人权的进步从来也没能确保中国人权的进步一样，美国人权的任何恶化也不是中国或香港的局势恶化的理由。试图将这两者作比较只会引起无休止的讨论，而导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Carrico认为，在Twitter或报纸专栏上就政治问题的原则发表冠冕堂皇的口头立场是很容易的，这并不是身临其境的选择立场。真正被迫选择立场的是在新疆集中营被无限期拘留的人，或根据新国家安全法而面临秘密审判的人，这些政治正确是他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他们也无法承受华盛顿恢复对北京绥靖立场的后果。如何确保美国在摆脱川普政府的一些糟糕的美国境内政策之后，还同时避免由于美政府对中共的绥靖立场而牺牲掉遭受北京之苦的那些人呢？ 关于美国与外界的联盟问题，Carrico说他完全同意，拜登在重建和加强美国与其民主盟国的关系方面可能做得更好。但他的问题是，这种联盟能起什么作用呢？建立广泛联盟应对中国的挑战，听起来固然令人愉快，但看一下美国周围的盟国对中国的政策，互相很难达到一致，其向前每推进细微一步都将包含无休止的辩论，而看不到什么实际的协同。“在这样的事情上，美国如果率先行动，并观察事态发展及是否行之有效，会不会更好呢？”Carrico说，香港人出现对川普支持的现象，是因为在2014年后的港独倾向以及去年的抗议活动中，人们已经都厌倦了“专家”们跌跌不休的说教。“专家”们的说教反而让大家肯定了自己的路是对的。他说，我们应该少点说教，多思考一些新方法，以及如何应对实施这些新方法之后出现的问题。最后Carrico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被视为世纪之战的美国大选投票日经过数天，随著邮递选票如雪片般飘至，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陆续在落后关键州份后来居上，距离270张选举人票仅一步之遥，局面愈发不利于竞逐连任的现役总统川普。前者胜算在望，后者却机会渺茫，竞选阵营上下显然手足无措。 11月5号晚上，按捺不住的川普以“捍卫廉正选举”为题召开白宫记者会，开宗明义宣称“假如点算‘合法选票’，我将轻松胜出”(If you count the legal votes, I easily win.)，反复抨击民主党幕后操控，“企图盗取整场选举”，又指责选举人员作弊、点票不公、阻碍监票人，邮寄选票属“腐败制度”等。但同时他未为提供相应证据，其描述的严重选举舞弊迹近传闻(hearsay evidence)，令重申上告最高法院的主张看起来软弱无力。 THE OBSERVERS WERE NOT ALLOWED INTO THE COUNTING ROOMS. I WON THE ELECTION, GOT 71,000,000 LEGAL VOTES. BAD THINGS HAPPENED WHICH OUR OBSERVERS WERE NOT ALLOWED TO SEE. NEVER HAPPENED BEFORE. MILLIONS OF MAIL-IN BALLOTS WERE SENT TO PEOPLE WHO NEVER ASKED FOR THEM! —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November 7, 2020 话音刚落，美媒预估拜登赢得宾夕法尼亚20张选举人票，欢天喜地宣告当选消息。英、加、澳国等盟邦元首纷表祝贺，拜登亦随即首度以候任总统身份示人，并发布胜选感言。有专家评估，即使川普发动司法挑战，也难以逆转战果。 但如题所示，这篇要探讨的并非这场各自押宝的选举谁胜谁负，而是在接近尾声之时，美国电视传媒一项掀起议论的决定。 断播风波 就在那场陷入焦虑的记者会，当川普不断控诉选举制度遭受破坏、民主党公然违法，却又无法给出确信事证之际，美国三家主要广播公司 — 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及全国广播公司(NBC)，在他发言时中断直播，改由新闻主播反驳舞弊指控 — 其时正值晚间新闻黄金时段。 与此同时，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及福克斯新闻(Fox News)则选择完整播放这场极具争议的白宫记者会，透过旁述及会后即时评论加以澄清解说。(11月9日福克斯新闻闻也以缺乏选举舞弊证据为由，中断川普团队的记者会直播) 。 断播事件之后，美国传媒界纷纷开腔和应该项“瞩目的编辑决定”(A striking editorial decision)，并将炮火聚焦于川普“失实”、“毫无根据”的指控。香港评论圈也不闲著，高举维护真相的旗帜，为合理化断播提供说辞。(例：一、二) 以上手段，绝非空穴来风。《华盛顿邮报》曾有评论以沦为竞选宣传、危害公众安全为由，呼吁传媒中止播放白宫主持的武汉肺炎每日简报会，甚至建议启用“紧急设定”(Emergency Setting)处置川普的新闻报导：一律杯葛其演讲、集会及新闻发布会，阻止“虚假资讯”继续扩散。 对传媒生态稍有涉猎的我不禁疑惑：究竟是怎样的新闻伦理，支持这种处置手法？ 新闻伦理的建立 长久以来，传媒被公众认定为社会第四权。早在1922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SNE)成立，并于翌年通过《职业道德规范》(Canons of Journalism)，奠定新闻编采准则。 新闻工作者藉报导呈现真实的方式，就一般理解，不外乎持平守正、诚明公开、独立超然、不偏不倚。传媒专业既为理念，亦是实践方针，既要尽力不受消息来源、政经等环境因素或人物、议题立场干扰，亦通过正反双方平衡报导等手法，达至客观目的。 更进一步探讨“新闻客观性”，关键在于记者应提供直接、无偏见的讯息，在新闻报导中不附带任何偏见或意见。主要体现如下： 一．追求事实 — 准确反映事件之事实； 二．谋求中立 — 记者自身之信念与评断，不得影响理解、选择、解释相关新闻消息。 引用传播学者Gieber & Johnson(1961)定义的互动模式为框架，川普与美国主流传媒的交往，显然属“对立”关系 — 记者与消息来源独立于彼此，对新闻价值的认知截然不同，两者处于抗衡甚至是敌视阶段。是以新闻机构在排解敌意之馀，拿捏好客观报导的分寸，维护公众知情权以及传媒公信，殊非易事。 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臭名昭著的美国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也就是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之始作俑者。冷战其间，他利用民间的恐共情绪，宣称大量苏联间谍、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隐匿于联邦政府，乃至遍及美国本土，引起公众哗然，人人自危。 1950年代的传媒界，基于技术所限，电视新闻不如今天般流畅直播，而是剪辑不同报导制作成15-30分钟的新闻节目，故此仍以报章及电台为主。麦卡锡于是巧妙利用这点，虽然从未手持确凿证据，但成功把记者玩弄于股掌之上：早上声称掌握重要情资，待记者编辑们忙于制作报导，他又突然取消记招，是为“永远浮动的记者会”(Permanent floating press conference)。于是晚间新闻或者翌晨早报，祇能报导最初步的“事实”— 来自其单方说法，极其量加注“疑点重重”等辞汇叙述其作为。 如是者 一切变得光怪陆离 麦卡锡化身为“反共斗士”，在公众场合既乐于被记者围绕拥簇，却无论面向公众抑或私邸下均猛烈抨击传媒“煽情低俗”，发表“陈词滥调和口号”而非详实报导；传媒对他既爱且恨，因为访问不见得能完成真确报导，更可能自毁清誉，但不采访他的话，则立刻沦为“不客观不负责”、“剥夺公众知情权”甚或“共产党同路人”。 因为时值冷战，麦卡锡的政治猎巫相当奏效，致使举国上下莫不草木皆兵，政坛内外一片腥风血雨。 电视中断直播真的没问题吗 时至今天，现场直播(Live Boardcasting)、卫星转播(SNG)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媒介甚至由电视延伸至网络多媒体；各大传媒播放记者会也有悠久经验，主播时而辅以旁白陈述，分段挑选当中内容划重点说明，并且藉报导建构记者会意义所在，绝不会照单全收来自官方的叙述。 再加上新闻机构历年累积的庞大资料库，网络搜寻方便迅捷，以及近年盛行的事实认证机构，即使任何发布会充斥浮语虚辞甚至充虚作假，若不涉及复杂专业的知识或不为人知的内幕，幕后专业的新闻编采团队也足以支援前台主播实时纠正说法、驳斥谎言，不会重蹈昔年麦卡锡横行无忌、肆意损害传媒公信的覆辙。 回说新闻客观性，建基于事件真实的信仰，以及对个价值观的不信任，故此传媒人必须适度区隔事实(Facts)、个人价值观(Values)或观点(Opinions)，避免私心偏袒。当然，传媒并非止于机械般被动观察、传递事件的记录工具，所以追求现实真象的过程中，编采人员除了取材的方法学以外，融入自身认知、背景及经验，展现观察角度与诠释事件的手法，让受众在收看新闻其间，了解如何建立新闻真相，以及体会媒介的专业态度。 当应用于以上白宫记者会案例，取材属事前选定，但ABC、CBS、NBC三台主播对记招的价值判断涉入其中，断播无疑经过一层滤镜审查，选择回避实时的“事实核查”对决，代之以打断直播、事后剪辑重播并加插驳论，令事件本身 —“川普公然造谣，污蔑对手及选举制度”— 难以直接完整呈现。即使透过后制补充新闻资讯，传媒处于中立位置、追求事实的效果由是已打折扣。 新闻伦理何价 断播这种新闻处理，在美国并非孤例。 2017年，美国之音(VOA)就曾在专访外逃中国商人郭文贵，内容主轴为没有实据支持的传闻式自述，包括中共高层贪腐状况、自己如何受中国国家机器迫害、中共如何渗透美国政商界等，却在直播途中毫无预警下中止。事后其高层坚称并无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决定仅遵照“核实、平衡和公平的新闻原则”，不让受访嘉宾以一面之辞、对方缺席回应下对相关事主人身指控的编辑方针。 可是，独立机构“美国国际媒体署监察”(USAGM Watch)对此提出质疑，举例如总统川普、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
林郑果然DQ了四位民主派议员，民主派也果然全体炒了立法会鱿鱼，从此之后，香港人与林郑政府再也没有对话空间，香港人抗争的路子应该怎么走下去，现在到了深入检讨的时候了。 抗争无大台，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发挥群众智慧，不好处是不容易凝聚共识。不少网友在留言中流露对泛民议员很深的成见，对泛民的活动采取敌意的态度，这种情况并非个别，所以更令人忧心。 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比较不利，一是国安法的压制，二是疫情下群聚限制影响抗争活动的安排，三是美国总统大选未决，前景不明朗，四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有分化的迹象，也失去长远策略的共识。 这种情况当然是很不利的，因为大家都对日后的抗争心中无数，也想不出得力的办法，更不容易取得统一的思想。如此不利的局势，如不能尽快找到解决办法，可能导致香港人的抗争半途而废，而中共收服香港﹑废除一国两制的险恶用心，最终将会得逞。 立法会议员辞职后，两边阵营壁垒分明，要交手只在街头，但街头抗争受条件限制，一时恐难安排，限聚令之下，普通的集会都不可能获批。在这种恶劣情况下，有什么事可以做，如何做，应该尽快集思广益，取得共识，然后分工合作去做起来。 笔者呼吁大家都冷静一点，不要意气用事，不要互相指责，处境艰难时，更应该加强内部团结，枪口一致对外，否则给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那损失的始终是我们所有人。 另外，笔者也呼吁大家都静下心来，动一点脑筋，做一点有建设性的思考，并将自己的想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互相交流讨论，然后利用不同的平台发声，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与响应，慢慢形成共识。 有什么样的渠道和平台可以更好地展开讨论和形成共识？有了共识后，是否需要一些机制去实施？没有大台的条件下，如何协调资源和人手的分配？ 当下面临的问题，笔者初步考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急迫的，是针对近来因政府秋后算帐而被判有罪的手足，如何提供尽可能足够的支援（包括十二位被送中的）。这方面固然有一些原有的机构和基金在做，但时间长后，是否有充份的能力支撑下去，碰到困难怎么办？除了财政上和法律上的支援，针对他们个人的思想和情绪，针对他们家庭面临的困境，有没有更恒常而实际的介入？这些手足始终都是抗争的生力军，都为这场运动作出贡献，他们今日受难，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怀，问题是有没有一套机制去做？如何筹集和运用人力物力？ 其次是国际线如何开展。美国政府换届之际，不少人担忧日后的变数，笔者认为担心虽无可厚非，但重点不在担心，而在我们自己怎么做。即使拜登上台，我们也要想办法和拜登政府打交道，也要尽可能影响美中关系继续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不能因为不喜欢拜登，便放弃与其政府的沟通游说。应该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需要什么方面的动员和支持，如何利用原有的关系，如何与台湾和海外华人群体之间深入配合，这些都需要找到共识。 其三是香港本土的抗争，日后将有哪些形式可供选择，如何在国安法阴霾密布之下，寻找安全可行的活动空间。疫情总有平息的一天，日常生活恢复常态之后，政府将不可能永远拒绝所有的活动申请，现在如何因应，日后又如何推动，这些都应该引起交流和讨论，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最后，仍然要强调一点，就是团结的重要性。在困难的形势下，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贵。假设有五百万人坚持抗争，小部份骨干已经被拘捕判刑，被迫流亡，有部份意兴阑珊意志消磨也属正常，剩下大部份仍旧不死心不屈服的，如果再因为个别的斗争策略上的分歧，而导致势不两立，那就分化了整个队伍，只令对手开心而已。 为什么笔者一再呼吁大家不要在美国总统大选问题上争吵，原因就在这里。吵来没用，一吵又伤和气，其实大家都为香港好，既然大方向一致，何必在枝节问题上彼此伤害？ 笔者认为，斗争策略上的分歧不是什么大问题，那是任何抗争运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一家人都可能有不同意见，何况大众？立法会几十个人，都可以有不同意见和倾向，更何况大众？因此，我们要找到与不同意见的战友相处的方式，求大同存小异，不要动不动就割席，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唯有如此，才谈得上长期抗争。 任何民间的抗争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运动总有高潮低潮，高潮要奋进，低潮要守住，关键是不要有异心，不要分化。长期怎么做，应该集思广益，应该找到一种机制来统筹，希望大家多想想，不要让牺牲者白白牺牲，也不要轻易就散伙，轻易举白旗。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四年两次选举，美国多数媒体皆表态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呈现一面倒压制川普的“共识”，台湾熟知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都在其中，若加计美国数百家各类报章杂志，根据当年“尼曼新闻研究中心”统计，希拉里和川普获得支持的比例为27比1，落差相当悬殊。换到电视新闻台，同样也是希拉里占有更多正面曝光。两次选举差别只在第一次是川普让众媒体跌破眼镜，第二次是靠拜登让“主流媒体”认为自己扳回一城。 前后四年都指向了一个事实，事实不是“主流媒体”反川普的立场，而是无论川普是输是赢，美国“主流媒体”只得道尽半数社会现况，无论就其新闻呈现或所引用（以及自己做的）的民意调查，也和美国整体情境显有落差。今天就算选举结果如“主流媒体”所愿，恐怕也没有真正摆脱四年前所谓“主流媒体菁英意识失败”的处境。 和《纽约时报》同等级数的美国媒体，确为菁英刊物，正面意义，在它囊括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专业知识者的观点和言说，对于国内外事务的评析，经常能提供兼具横向广度和纵向深度的见解，过去的确扮演了火车头角色，引领一代人的思潮。 但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已暴露“主流媒体”处于当代的一种尴尬，不仅对希拉里选情预测失准，且对川普的崛起毫无头绪，会成为问题的部分，尚不在希拉里的新闻呈现，更在于他们对川普背后的社会现象，恐怕是长期疏远和陌生，偏偏那不是一小搓少数分子的逆袭，甚而代表著美国本土有数千万人和“主流媒体”的美国价值相左。 至于美国“主流媒体”之间，尽管观点和角度有所不同，但也有趋近单一陈述的现象，尤其表现在那些政治正确之上，川普“反建制”的粗鲁不羁，则加速把媒体间的话语体系进一步合体。媒体人习惯把自家新闻上呈现的画面移作诠释为整体，过去“主流媒体”独领风骚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年代也许还行得通，但当社群媒体出现，不断解构资讯的流通管道，那些受短注意力和回声室影响的偌大族群，便再不需要向“主流媒体”取暖或感谢它为之代言，甚而两者还经常处于平行时空。 就算姑且不计社群媒体的影响，“主流媒体”本身应当也有需要自我检视的环节。再以《纽时》为例，在兼具历史传统和菁英圈的口碑下，2019年它的平日均发行量为44.3万份，不过十年前，它还有著将近日发行一百万份的稳定销售，在总部所在2千馀万人口的纽约州，较之其他立场小报如《野兽日报》、《石英数位媒体》和《国家评论杂志》等，它确实仍是“大报”，但其他小报的存在明确标志是为服务特定区域、特定立场的读者，则以“全国性媒体”自居的《纽时》，40馀万发行，今日环境之下，又实质具备多大的全国舆论能量？ 因应实体报销量下滑，《纽时》自然积极引进线上读者，2019同年统计，它的付费用户已高达233万户，不过，有15%订户是来自美国之外的地区，而且海外订户的增长率还高于国内订户。美国《纽时》实体报订户十年内掉了百分之五十，海外线上订户增长率又比美国本土还高，这让所谓美国“主流媒体”今天受到的关注度（当然也包括影响力），相当一部分是存于美国之外的读者群，换句话说，它们或许放眼了世界，有时却恐怕不慎遗漏许多自家门口前发生的事。 当年川普击败希拉里，“主流媒体”已看到川普在脸书拥有1300万粉丝，而希拉里只有900万粉丝所代表的意义，知道社群媒体声量不容轻看，但是否有同步补上“主流媒体”菁英意识的缺陷，就是另个问题了。简单说，在“主流媒体”已无法强势引领时代的当下，若也未能反映那月球长期被遮光的一面，则“主流媒体”的“主流”意思该是什么？陈述价值的作用或许仍居一家之言，若以陈述真相为志，那么公民意识甚强，且有几亿人口的美国，菁英意识主导的媒体，还能包罗下多少另个真实？ 这次大选，又是一次美国“主流媒体”的联合作战，当然，也包括社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加设的“审议机制”，皆对川普善用的选举战法有所遏抑，但即使如此，美国人在“主流媒体”过去四年“坚守岗位”下，那个大家眼中几如“恶棍”的川普仍得到7千馀万美国选民的支持，美国人为什么会这样？“主流媒体”一样不打算有解答。关于美国是什么、美国会如何，美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当然有相当参考价值，但两次大选已经说明了，美国“主流媒体”反映美国实况的能力，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么贴近现实，那么，更精确一点，或者称其为“主要”媒体即可。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其公报除了提出所谓双循环，即以内循环为主的2035年远景经济目标之外，更首次在其公报内自认“强国”，提了超过10次“强国”的字眼，指出要“富国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云云；而所谓消息人士更指出，中共打算在2027年或以前，建造3支航空母舰战斗群，要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并驾齐驱”，以制止美军支援台湾。 而更进一步的，坊间更谣传一段所谓“北戴河会议”的录音，声称中国已对美国失去幻想，无论美国是谁当政，都要大幅增加军费，再大规模兴建核武，突破美国的第一、第二岛链封锁，突破美国的战略包围网，这些或者都是夸张，或者不是事实，然而与官方所说的内容比较一下，则清楚见到细节或者有所不同，但其政治与战略意图却非常明显，即中国将在未来几年，打算与美国全面摊牌对抗，一如一战前的德国对英国，或者二战前的日本对美国般，打算与当前的世界军事最强国交锋。 如果中共决心走这条路，那么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也不可能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国策─以往美国忽视台湾，是认为中国没有打算用武力威胁邻国；而早在奥巴马在任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急剧改变，其原因就是对中国的判断改变─中共正以军事方式，改变世界军事均势的平衡。一旦台湾被中共攻下，冲绳就立即成为最前线，中共势必以钓鱼台作为借口，近至日本远至关岛，都将会成为中共威胁的目标，而南海就自然成为中共的内海，而东南亚各国将全面倒向中国；因此中共要武力攻台的话，与美国的战略冲突，几近无可避免。 当和平解决成为了幻想，中共打算以19世纪的帝国主义，来走21世纪的路的话，这就是必然变成新冷战，其至是下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要避免这点，虽然中共一再强调要和其他国家联手，去突破美国的封锁。然而真相就是除了人民币以外，中共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非常有限，而对中共缺乏警惕的国家，如今已经非常之少；或许非洲与西亚，仍有很多国家会支持中国，以至想与中国合作，但就连东南亚各国，近年都已经在南海问题等，见惯中共的处事手法，加上连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也不断受到中共的威胁，这些国家看在眼内，又怎可能再对中共的“崛起”，再有任何的幻想？ 因此即使日本否认，中共也已认定“美日澳印”的四国联盟，是“新北约”；中共完全搞错了应付的方式─要瓦解此联盟，不是透过军事扩军，而是放弃无谓的政治与军事野心，回到经济合作的方式；偏偏别人戒备，还要再进一步扩军去挑衅，结果可想而知，就是政治上的失败，造成军事上的挫败。
星期一(11月2日)，余茂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虽然美中脱钩从来也不是美国“申明的政策”，“但脱钩正在发生”。他对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谈到，美国今后的决策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对这种“有分寸的方式”做出回应。 余茂春被视为蓬佩奥在美国对中国政策问题上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他说，由于中共未能信守在香港问题上的国际承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互信已经严重受损”，导致美国重新评估“一国两制”的总体有效性。 蓬佩奥曾经赞扬余茂春“在面对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时，确保我们保护美国人，并确保我们的自由，是我的顾问团队的核心成员”。 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我对我的中国传统非常自豪。我对我热爱中国人民和我有很多中国朋友的事实非常自豪。我的根在那里。”他还说，他所做的事和他所说的话“得到了中国国内外华人的巨大支持”。 以下是美国之音对余茂春英文采访节选的翻译。采访内容经过了编辑，以求文字的简洁和清晰。 美中脱钩 美国之音：美中关系目前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许多人认为美国正在与中国脱钩。你认为这是美国政策中一个永久和长期的变化还是说这是明年或未来的美国政府可能会改变的事情？ 余茂春：首先，感谢你给我这次采访的机会。 脱钩从来都不是美国所申明的政策，但脱钩正在发生。这完全是中国的错。这是因为中国的行为方式使得健康的双边关系不可能像它应该的那样继续下去；因为川普政府正在对现实做出回应。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人为地炒作紧张关系─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运作模式，从仅仅管控一种有缺陷的关系到面对现实。这就是蓬佩奥国务卿反复说过的：我们不能再忽视分别以中美为代表的两种治理模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正因为如此，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管控它，而且还改变了话语方式，变成了对等和以目标为导向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你很清楚，中国拒绝以非常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作出回应，这就是存在紧张关系的基本原因。 至于你提出的这是否会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永久特征的问题，我希望不是这样。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回应我们采取的这种有分寸的方式。我认为任何一个理性的国家都会认可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对待中国就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不是个例外。当中国将100万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时，中国不能指望美国甚么都不说。中国不应该指望我们在贸易上存在巨大失衡的时候甚么也不做。中国也应该对我们有所期待：从现在开始，如果有间谍窃取我们的产业和国防秘密，我们将采取适当的行动。 所以，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球在中国这一边。 美国之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对中国采取甚么行动？是否会有更多的实体被指定为外国使团，更多的制裁、更多的领事馆被关闭，等等？ 余茂春：我想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主体制下的负责任的政府，其首要的责任都是保护它的国家利益，确保它的人民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为此，我们已经指定一些在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环境下自由运作的中国实体为外国使团。我们会继续这么做。我们不会告诉你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做甚么的具体细节。但这就是指导原则。我认为你知道，中国政府在美国的运作是全面的。在一个像我们这样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政府控制的代理人和组织一直非常、非常猖獗。所以我们要采取适当的行动。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不仅只是在国务院，它是一个全政府的做法：我们的司法部、我们的联邦调查局、我们的国土安全部，我们都采取联合行动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即保护美国的民主以及保护美国人民。 个人攻击 美国之音：下一个问题是房间里的大象。如果我可以问的话，中国对你有一些非常严厉的批评，称你为叛徒，甚至对你进行人身攻击。你成了替罪羊了吗？你想对此发表看法吗？ 余茂春：通常情况下，我不会对那些对我来说不值一评的发表评论。我认为这是中国采取的一种很常见的策略：即改变对争议的叙事。他们往往忽视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正如蓬佩奥国务卿所说，这实际上是由于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造成的。相反，他们试图把责任归咎于一两个特定的个人。 这就是这个政权的本质。把它的敌人认定为是比个人本身远远更大的最终原因。 第二、本届政府对美中关系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我们重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是一回事。而这正是中国政府真正感到恐慌的地方。为此，他们责怪我和其他少数人做出了这样的贡献。这简直就是愚蠢。 自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我的攻击以后，我得到了中国国内外华人的巨大支持，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人，他们用了各种方式，只是让我彻底放心，我们在美国所做的是正确的。 中国政府不能真正容忍自己被孤立的想法。它不仅孤立于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之外，而且孤立于自己的人民之外。这就是为甚么他们对美国国务卿和我本人这样的人的攻击是如此恶毒，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绝望的。这就是我的回答。 美国之音：的确，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有区别的。但美国华人中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对中国的抨击正在疏远旅居美国的华人；例如，禁止微信被批评为禁止他们与中国家人的主要沟通工具。你对此有何回应？ 余茂春：微信是一个不错的软体。微信并不是最好的软体。微信之所以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工具，如此强大的软体，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禁止了所有其他竞争者。所以只剩下微信和其他几个软体。他们完全被中国共产党政府控制。所以这个困境的真正罪魁祸首，或者说所有这些微信限制所造成的不便，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本身造成的。所以这就是为甚么我说，微信本身─技术是好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施加的政治控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绝对危险的。 所以这是一个困境。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只有北京而不是华盛顿才能解决的困境。 种族灭绝 美国之音：在维吾尔人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是否接近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定性为种族灭绝吗？这种定性背后的考虑是甚么？ 余茂春：指定一个暴行或种族灭绝必须达到几个标准。其中一个显然是法律标准。我认为，如果我们看我们收集到的所有证据以及全世界所目睹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的暴行定性为种族灭绝是值得考虑的。这个过程有自己的逻辑和时间线。所以我不会对此发表具体评论，但你很快就会看到我们的立场。 美国之音：后续的问题是，当你说“很快”时，这是否意味著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余茂春：你会看到的。 香港问题 美国之音：在香港问题上，在美国采取了几次行动和制裁之后，北京和香港政府在实施国家安全法方面似乎没有改弦更张。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终极目标是甚么？ 余茂春：香港是一场悲剧，而且这不仅是中国人和香港人的悲剧，也是世界的悲剧，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对中国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事实上，自1984年中国郑重承诺给予香港以法治、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在内的一整套国际原则为支撑的高度自治以来，所有这些非常突然地都不复存在了。 所以我会说，香港在美中关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因为中国在香港的严酷行动严重破坏了两国之间的信任，但它也为美国评估“一国两制”总体有效性提供了新的动力。由于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1997年之后，一直在处理香港问题─为了让世界相信中国是可以信任的、它的承诺是可以当真的。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成为现实。你知道，在任何双边关系中，相互信任是最基本的事情。现在，由于香港发生的令人憎恶的事情，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互信已经严重受损。 台湾问题 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随著中国的飞机越来越多地进入台湾领空，美方是否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对于如何在战略上明确遏制中国可能攻打台湾，人们一直有辩论。你有甚么想法？ 余茂春：美国对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使用武力来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的做法。 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得到两边人民的同意，而且任何单方面使用武力的行为，美国都将以行动做出回应，这个回应将是坚决的。 关于这种反应的具体形式，我此刻不会做出猜测，因为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回应将是坚决的。 南亚之行 美国之音：上周，你是蓬佩奥国务卿访问南亚的美国代表团的一员。作为他的中国政策高级顾问，这次访问有中国成份。你认为这次访问的要点是甚么？ 余茂春：从本届政府开始，我们就调整了我们的全球战略重点。我们认为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挑战，这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挑战是严峻的，它是我们国家安全议程的首要问题。第二，中国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它不再是地区性的，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它也涉及高科技领域，包括网路、太空和许多其他领域。因此，我们的中国政策始终反映了它的全球性和超越地平线的性质。我们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访问显然包含了许多非常大的中国成份。 因为不仅仅是我们。我们刚刚访问的五个国家，印度、斯里兰卡、马尔地夫、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都有同样的感受，对中国有著同样的感受，这在它们自己的生存现实中占据突出位置。 但我们并不是在命令他们应该做甚么。我们只是来交换意见，让他们知道我们做好了提供帮助的准备。我们在那里，也是作为一股良善的力量。这就是这次访问的目的。 我认为，正如蓬佩奥国务卿多次指出的那样：无论北京如何试图歪曲这次访问的目的和结果，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次访问非常有利于促进美国与每一个访问过的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美国之音：你还有甚么想补充的吗？ 余茂春：眼下没有。感谢你的这次采访！
民主制度建立在诚实、正直的君子式行为之上，由此形成全社会对民主选举结果的政治信任。但是，如果有人恶意利用社会上这种久已存在的政治信任，玩弄违法勾当，就完全可能钻民主选举制度的空子，达到操纵选举结果的目的。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密西根州出现65万可疑选民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 一、在美国总统大选关键州选票的背后 美国总统大选于11月3日结束，但选后几天来，在一些两党激烈争夺的关键州，发生了不少有关选举舞弊的争议乃至诉讼，到11月7日，美国全国的选举结果依然扑朔迷离。在这次选举中有7个州的选情胶着，特别是在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次选举中发生的一系列选举舞弊行为是否会左右总统大选的结果，现在美国的许多选民正投以越来越大的关注。 11月5日内华达州前总检察长亚当·拉萨（Adam Laxalt）的讲话视频出现在互联网上，他在对公众和媒体讲话时说，“我们坚定地相信，所谓的邮寄选票选民中有许多人并无投票资格。过去多天来我们接到了来自州内各地的许多不正常选票情况的报告。” 他所说的举报选举舞弊的报告，不少州都有，其中多半是针对选举现场发生的事件，或针对个别投票者身份的质疑等。这些举报可能转变成地方法院需要处理的选举诉讼，但也可能被行政人员们淹没。所以，个案举报数量的累积，并不一定产生及时纠正选举统计的结果。共和党的竞选团队11月4日已就计票问题提起多项司法诉讼，要求密西根州、乔治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让团队观察员对开票和点票进行有意义的观摩监督之前，暂停继续统计选票；同时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计票。 此外，据FOX News 11月6日报导，密西根州安特里姆县（Antrim County）发现计票软件Dominion把共和党的6千张选票统计为民主党得票。该州的83个县当中，有47个县使用这一软件，是否同类错误已经发生，尚待进一步的消息。 实际上，选举舞弊现象不只是出现在选举现场和选票软件中，还有一些公开展示的漏洞揭示出明显的选举舞弊问题，密西根州的可疑选民即为一例。 二、密西根州的65万可疑选民 密西根州今年发生了登记选民大大超过合法选民人数的情况，而这一现象可能影响到非法选民的选票是否有效这个重大问题。 美国公民年满18岁之后，完成了选民登记程序，就可以获得投票资格。正常情况下，一个州的居住人口可以通过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网站查到数据，其中包括18岁以下人口的比例。因此，用该州的人口数据扣除18岁以下的非选民，就得到了年龄已达18岁的合龄投票人口（voting age population）。但是，人口普查数据中包含外国移民，需要将他们从合龄投票人口中扣除。美国移民协会公布各州的移民人口数据，通常会包括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移民人口比例，据此就可以计算出各州居住的移民人口中尚未归化的外国人数量。将各州的合龄投票人口减去未归化的外国人，就得到了合法投票人口（legal voter population）的数据。 此刻商务部普查局关于密西根州的人口数据是，2019年7月1日该州有居民9,986,857人，其中18岁以下的人口占21.5%。由此推算，密西根州的合龄投票人口为7,758,657人。美国移民协会的数据显示，该州的外国移民人数约占总人口的7%，其中约60%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因此，从776万合龄投票人口中减去未归化的外国人，密西根州的合法投票人口为7,479,025人。这是该州今年合法选民的最大极限数。 然而，从网上可以查到，今年密西根州的登记选民人数却是8,127,040人；也就是说，该州已登记的选民人数比合法选民多648,015人，已登记的选民人数是合法选民的108.66%。无论如何，登记选民人数不可能超过全州的合法投票人口，也不应该如此。 如果与密西根州往年的合法选民人数以及登记选民人数对比，也可以发现2020年的登记选民人数有明显异常。据密西根州州务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该州历年选民登记人数和投票率来看，密西根州2016年的合龄投票人数是7,737,250人（可能未扣除没有美国选举权的外国人），登记选民人数是7,514,055人。我用上述计算方法得到的2020年该州的合龄投票人口为7,758,657人，比2016年增加了千分之2.8，21,407人，似乎情况正常；而该州2020年的登记选民人数8,127,040人，比2016年的登记选民人数7,514,055人增加了61.3万人，增长8.16%。人口只有微量增加，而登记选民人数却反常暴增，其中显然有可疑之处。由此可以判断，2020年密西根州登记选民人数的反常增长，基本上都发生在2020年。 据州务卿Jocelyn Benson公布的信息，密西根州的登记选民人数历史上也有过数字跳升或跳降的情形，那是与选举权相关的法律变更造成的。比如，曾经有法律规定，数年未投票者，将取消其选民登记权。但2020年并未有美国的全国性或密西根州的类似法律通过，所以今年登记选民人数的跳升不属于正常的、可合法解释的范围。 三、65万可疑选民从何而来？ 这多出来的约占9%的将近65万已登记的非法选民，究竟从何而来呢？ 目前CNN报导的密西根州选举指南介绍，该州规定，选民必须先到镇的选举办公室完成选民登记，或通过网上登记，才能取得投票资格，今年大选时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是10月19日；只要是属于已登记选民，今年可以向当地选务部门提出取得邮寄选票的要求，无需提供理由。 那65万超出合法选民人口数的已登记选民，可能本人去镇政府办公室完成选民登记吗？他们如果是孩子，便没有汽车驾照等身份证明，无法登记为选民；他们如果是已经去世的人，作为“幽灵人口”，就更不可能去办理选民登记了。从正常选民登记的细节来看，在各地政府选务部门的选民登记数据库里，一个合法选民只能登记为一人；合法选民登记时自己无法一身变两人，也不可能冒充一个不存在的选民另外登记一次。 而从宏观上的人口变化来看，过去4年间合龄投票人数只增加了2.1万人，即便他们全部都在今年登记为选民，也只能造成登记选民人数增加2.1万人。很显然，2020年登记选民人数高于合法选民人数的那65万人，与人口的自然增长无关，而很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既然未成年孩子或“幽灵人口”不可能到政府的选务部门现场办理选民登记，那就可以推论，这65万非法选民的选民登记活动可能与选民登记数据库被修改有关。若有人在选民登记数据库里把去世的人或未满18岁的人、甚至外国籍的居民变更成今年的已登记合法选民，同时要求获得邮寄选票，那么，虚假选票就出世了。从常理上看，要为65万未成年孩子或“幽灵人口”办理虚假的选民登记，不但工作量很大，而且明显触犯法律，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不会有正常的人去做这种事。但是，如果以影响选举结果为目标，那么，制造假选民及其邮寄选票，就成为可以想像的事了。 据Politico网站11月7日中午的数据，密西根州的拜登选票为2,790,648张，而川普的选票为2,644,525张，拜登比川普多14.6万张。这65万非法选民可能产生65万张假选票，若这些选票集中投向一个总统候选人，就足以支配密西根州的选举结果。 （全文转自大纪元）
最近，美国著名杂志《新闻周刊》经过四个多月的调查了解后，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共渗透腐蚀美国的长文。其中提到，至少有六百多个不同类型的机构在美国替中共进行统战工作。文中点出了侨团、百人会和学生学者联谊会等组织的名字。可见中共对美国的腐蚀渗透已经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 记得我2012年刚到美国不久便明显感到了隐藏在背后的这只大手，而且大手的主人是在和美国内部的亲共者相互合作进行工作的。后来我发现在我们刚来后不久，中共就通过一个姓王的所谓商人给纽约大学捐款25,000,000美金…… 2013年我在声明中公开指出“美国的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正受到来自中共独裁者的莫大威胁”的时候，很多美国人还不以为然，甚至有些人公开批评我夸大其词，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要离开纽大。可是一年之后，当时不以为然者中有些敏感的人士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约我一起讨论如何应对中共的渗透腐蚀。事实上从那时起，对中共的调查就已经在一定层面上开始了。 时至今日七年过去了，当初我在声明中提醒大家所面临的“来自独裁者的渗透腐蚀问题”不仅很多精英人群都意识到了，而且从总统、副总统到国务卿都不止一次地公开提到过。就连很多普通的美国人也都通过华为案件、国际特赦在纽约租赁办公楼被中共公司拒绝事件,以及中共驻休斯敦领事馆被关闭等事件的广泛传播……认识到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腐蚀已经到了无处不在的程度。最近《新闻周刊》的这篇报导，虽然对于我们了解这些情况的人来说，算不上那么有深度，可是它一定会对提醒美国行政当局反击中共的腐蚀渗透起到推动作用。 随着更多的调查报导和更加深入的调查结果的不断公布，美国对于中共邪恶政权的反制措施，绝不会仅在美国展开，世界各个民主国家的人民一定会要求自己的政府保护他们的隐私与安全，要求政府打击共产窃贼。因此，反击中共的国际联盟将很快在全球形成，中共在国际上落入人人喊打境地的日子将很快到来。前些时候，中共外长访问欧洲时所遇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冷遇就是一个很好的预演。 中共通过利用自由世界的自由与开放来破坏自由，利用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来破坏他人言论自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这种对于共产独裁者对我们的渗透腐蚀的认识和进行反制的行动来得有点晚，但亡羊补牢，总归为时未晚，毕竟现在事情还没有坏到无法挽回的程度。当然，前提是美国必须彻底抛弃对中共的绥靖政策，使之完全不能得以延续。倘若绥靖政策一旦回来，不仅中国的民主无望，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也会继续遭到破坏。若此，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大选至今未尘埃落定，拜登虽宣布当选，但川普未认输，各种消息满天飞，一时一个样，我们的心情也随之起伏。 我有不少朋友都因为太投入，搞得有点情绪不稳定，有的太悲观，觉得川普大势已去，有的挺拜登，又觉得胜利在望。 蓝丝挺拜登不奇怪，黄丝内部也有不少朋友挺拜登。甚至我自己家人中，也有两派意见。后辈在英美工作，看左派报纸多，也多数接受自由派思潮，除了与民主党的理念比较接近以外，也基于对川普个人的厌恶。 平心而论，川普也有个性上的问题，不招人喜欢，他又是富二代脾气，强横独断，做事情喜欢走极端不留馀地，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因此也失去不应该失去的中间选民。他连自己党内的大佬麦肯恩都得罪了，麦已去世，但他太太此次干脆为拜登站台，因此打击自己的选情。 朋友圈中撑川普的，多数看重他上任四年对中共的全力反击，招招到位，把中共的处境整个翻转，使中共由攻势被迫转为守势。彻底反共的态度，客观上对香港与台湾反抗中共压迫的人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相反的，拜登与中共关系不清不楚，他上台后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两个人比较之下，当然川普连任对我们有利。 朋友中撑拜登的，很多都是深黄丝，他们看事情的重心，不是反共不反共的问题，而是自由派理念得到贯彻，因为川普个人的性格，不容忍他继续做下去。有的认为拜登也不真正亲共，有的认为即使拜登亲共，也好过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两边的争议在于，什么事对我们更重要？是反共不反共重要，还是合不合时代潮流重要？ 笔者认为，黄丝内部争议美国大选，到今日已经无关宏旨。总统大选举行过了，点票有争议，有舞弊之说，这件事我们不用太上心，上心也没用，因为美国的事轮不到我们左右，美国的事还是美国人决定。谁输谁赢，现在取决于两件事：一是舞弊之说有没有真凭实据，舞弊是个别现象还是系统性的阴谋操作，二是点票争拗是不是去到法律层面，法律最终的判决又是如何。 胜负之争取决于这两个因素，而香港人根本无从插手，只有静待结果而已，吵到上天也解决不了问题，还白白伤了和气。 对我来说，不论川普连任，还是拜登上台，对抗中共的斗争，都要继续下去。川普连任，事情做起来会顺手一点，拜登上台，事情变数会比较多，但我相信拜登上台也不可能与中共再亲密起来，他也要避嫌，更要看美国的民意做人。 始终我们要相信美国的宪政，相信两党之争最终都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因此，我劝大家都不要对美国总统大选太上心，不如放下歧见，静观其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到山前必有路，做好自己的事才是道理。 若川普连任，我们以前做什么，还是做什么，若拜登上台，就要加强国际线的工作，要尽可能把港台两地人民的心声传达出去，尽可能把中共践踏基本法，滥捕滥告的证据传播出去，借此让更多美国人了解我们的处境，得到他们的支持。 近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出了一份报告，指出国安法之下香港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证明美国人即使忙于大选，仍旧关心香港的情况，所以对总统大选后的港美关系，也不必太悲观。 只要美国人保持对中共的反感，就能影响两党的外交政策，而作为总统的更不可能一手遮天，拜登有奶共的嫌疑在身，他只有撇清自己，绝对不敢对中共施恩太甚。他的任期只有四年，前面两年要花大力气去弥合国内两党两派的恩怨，后两年又要操心连任竞选。如果民主党在参议院又处少数，施政处处受制于人，他要做好国内的事已经不容易，对中共不可能大幅调整国策。 因此，即使拜登上台，也不必太悲观，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做一点实事，影响美国民意，借此产生对拜登的民意压力，客观上阻止他与中共勾兑。 最要紧的还在于，现在我们面临比较严峻的处境，林郑正丧心病狂凭国安法整治民主派骨干，最近相继对新闻界﹑学界开刀，正需要我们团结一致去对付的时候，千万不可因为美国大选这件事，造成内部互相攻击，以致自我分化，削弱自己阵营的实力。 美国总统大选这件事，对我们有影响，但即使美国今日全力支持中共，难道我们就不抗争了吗？路既然要走下去，就不要分心，要认准方向，全力以赴，路上是风和日丽也好，是狂风暴雨也好，都要走下去，问题不在于走不走，问题只在于怎么走。 希望大家都冷静，适当抽离，事到临头，见机行事，不要自家人吵到翻天，让蓝丝看热闹。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