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一託兒所被取消聯邦補助資格 澳洲首例
2026 年 7 月 1 日
中國晶圓代工龍頭中芯國際（SMIC, 0981.HK/ 688981.SS）日前宣布前台積電（TSMC, 2330.TW/ TSM.US）共同營運長蔣尚義回鍋。這位才剛剛從武漢弘芯騙局脫身的這位前中芯非執行獨立董事，這次回歸卻一舉高升副董事長，此舉引發同為叛將的現任中芯共同執行長兼任執行董事，也是前台積電研發處長梁孟松的反彈，在覺得「不受尊重」、「覺得錯愕與不解」的同時，除了在董事會對聘用蔣尚義的議案放棄表決權，也發表書面辭呈，並要求記載在董事會會議記錄里。 錢，沒給到位；心，受委屈了 正在被中國官方整肅的中國首富馬雲曾說過：員工之所以離職的原因只有兩個，第一是錢沒有給到位，第二是心受委屈了。蔣梁間是有些恩怨情仇，諸如蔣未提拔梁接任台積電研發副總，以及第一個發現梁孟松違反競業禁止條款的正是蔣尚義，直接導致梁被台積電起訴等事件。有評論指稱，梁孟松雖然才華洋溢，性格卻恃才傲物，造成雖戰功彪炳卻在台積電內升遷受阻，進而憤恨離開。而歷經三星（Samsung, 005930.KR）後落腳中芯，卻還是逃不過以台積電舊職論資排輩的結果，是對梁孟松這個戲劇性職涯的最大否定。 或許梁孟松在這個事件上的確受有委屈，但中芯有沒有把錢給到位呢？事實上中芯相關負責人也坦承，梁孟松加入時的20萬美元年薪是偏低的，在業界連一個副總都請不起，對比剛公布的蔣尚義67萬美金酬金，錢除了沒到位，更加劇了心受委屈的程度。但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還是當紅炸子雞的梁孟松，被中芯國際授與和董事長周子學相同分額的股權激勵，達65.91萬份的認購權，以授予日（05/20）後，中芯國際股價最高達到41.95港幣，對比如今只剩不到20港幣來看，其激勵效果可能也砍半了。而這個叛將間茶壺內的風暴，除了從八卦的角度來茶餘飯後以外，其實也傳遞了些中國半導體產業不尋常的訊息。 中芯經營策略轉向 在我的粉專「若伊時評」便有網友（Argo Yee）在這則新聞的評論下方留言，認為此事標誌中芯經營方向的轉變，我也深以為然。據梁孟松辭職信所提及的豐功偉績，中芯國際14nm製程在其領導下，良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3%到95%），且跨越了從28nm到7nm共五個世代的技術開發，只待取得EUV（極紫外光雕刻機）後即可實現量產，雖有空口白話之嫌，卻也反映了中國先進位程開發的困境。 中芯國際被列入黑名單後，取得相關半導體設備及原材料即陷入困境，目前對中芯國際來說已是能否繼續生存的關鍵之秋，而以先進位程追上台積電的想法已被不攻自破後，梁孟松所代表的先進位程研發路線被邊緣化，轉而以蔣尚義所代表的半導體設備其原材料確保路線取而代之。畢竟武漢弘芯雖是一場鬧劇，但蔣尚義成功引入中國唯一一台7nm EUV的實績，卻也是不爭的事實。蔣尚義路線成為中芯國際內部，乃至於整個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主流，梁孟松因此覺得「不被需要」、「不被尊重」，可能就非單純意氣用事這麼簡單，也無怪乎中國商務部已正式要求荷蘭在EUV及5G等議題上，「秉持公平立場」了。 中國半導體自製牛皮吹破 另外一點我認為則是中國半導體自製的牛皮吹破，致使被大力造神的梁孟松被迫走下神壇，其中國半導體門神角色將由蔣尚義取而代之。在2017年梁孟松的到來後，早已於2016入職的蔣尚義即去職，兩人間互相不咬弦的狀況，中芯內不可能無人得知，然而董事長周子學執意邀請蔣尚義回鍋，並「倉促告知」，其實也不無趕梁孟松走之意。 做門面功夫一直是中共政權的慣性，更是維持政權穩定與統治正當性的重中之重。中美貿易戰開打初期，明明武器不對等的情況下，中國卻還是講出「大打大贏、小打小贏」等令人發噱之語。在貿易戰進入科技領域後，又向中國人民謊稱有能力進行半導體自製，連80歲老太太都出來造晶片的同時，梁孟松更是被吹捧成中國「芯」的救星，其以交出人頭的方式走下神壇，的確也諭示了中國芯第一階段的牛皮，已被吹破。 西進中國已成歹路不可行 從上述分析來看，我認為梁孟松的去職已成定局，中芯「核實離職真實意願」的說法，只是為消彌股價的震蕩來爭取時間。畢竟若梁孟松辭職信所言為真，中芯已保有了至7nm製程的技術儲備，在中芯經營策略轉向成熟製程的同時，梁孟松的確已成那個飛鳥射盡後的良弓，被棄之蔽屣的感受，鴻海（2317.TW）的前董事長郭台銘，想必也能感同身受。 除了台灣人西進中國會被用過即丟，其薪資其實也沒有親中媒體所吹捧的那麼優渥。我曾多次提及中國人均收入低落，總有人拿「高階人才薪水是台灣的好幾倍」等語來辯駁，然而在梁孟松這些事件一看，此語不堪檢驗之處便昭然若揭。半導體為中國國家戰略的重中之重，而中芯國際又在中國國家隊里掛了頭牌，其經營管理人才應可堪稱高階，然而對比同領域台灣公司的同樣職位，台積電董事長及總裁2019年的報酬皆為2.93億新台幣，為蔣梁之流的數倍不止，下次若再聽聞此類話術，台灣人的腦筋可得清楚一些。 （※作者為前美系外資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陸股及多重資產等領域，現職為金融科技新創副投資長，並管理「若伊時評」粉絲專頁，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對於時事的想法。作者及所屬之公司在撰文當下，已持有本文所提及的台積電（2330.TW）之多方標的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利益衝突議題請本文讀者知悉。唯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讀者請勿單純以本文為依據，請多方涉略後審慎地進行投資決策。全文轉自上報）
總部設於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近日公布最新調查，指出因政府嚴厲打擊COVID-19相關報導和政治維穩，全球被捕入獄記者在2020年創下新高，人數達到274人，其中中國就佔了47位，且有近半數是因為報導維吾爾族的遭遇被關。若加上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在香港先被以詐騙罪逮捕，繼之再以勾結外國勢力罪名起訴，中國無疑再為「新聞自由已死」做出示範。 中國的新聞自由事實上已死了很久，當地受禁閉的「調查採訪」，過去幾度還成了《紐約時報》的報導專題。去年中，紐時一則「一個記者的離場與中國調查新聞的衰亡」就提到，中國不是沒有具本事探求真相的記者，例如前《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就因揭露共產黨官員如何動用權力使無辜者被捕，而得到「藏獒記者」的稱號。但年未50的他，最後也因為習近平全面審查治下，選擇離開奄奄一息的中國新聞業。依照劉萬永的說法，一名中國調查記者所會面臨的壓力，除了因「違反審查規定」遭罰或被噤聲，有時幾個月都不得再寫稿，之外甚至會被迫編寫承認錯誤的報告。 紐時筆下另一個實例，還有長年挖掘警方暴力執法、錯誤定罪等新聞的調查記者張文敏，她遭整肅的方式是被關閉社群媒體帳戶，再也沒有任何平台可以發表作品，於今只能暫靠積蓄過活。在中國主要媒體多為官方喉舌，又或者極度欠缺對掌權者的問責、批判時，「調查記者」便扮演著監督中國政府的主要（甚或唯一）角色，例如之前中國毒奶粉等醜聞，都是由他們所揭發。但有習近平「媒體姓黨」的號令，中國媒體於今幾乎再也沒有深度的批判報導空間，幾經官方騷擾乃至監禁，「調查記者」在中國已然絕跡。 此外，端傳媒之前也有過一深度專題，揭露一些保持新聞良知，以追尋真相的中國記者，如今又如何遭到壓抑和扭曲。過去或者只有真正具黨媒色彩的新聞機構，以及大型媒體如新浪、騰訊等會收到來自官方的「禁令」，當下，官方言論審查的規範實已擴散到連小眾網路媒體、自媒體都再沒有自主報導餘地。不只如此，連騰訊上用以發表個人言論的公共平台，之前也曾因言論審查之故，創下一年遭關閉10萬帳戶的紀錄。 根據端傳媒當年採訪中國媒體人所作報導，其實從幾個細節，我們不難知道身處「新聞自由已死」的國度，其言說壓力是何等巨大。包括中美貿易戰之初，中國媒體先是被「上頭勒令」要加大力度反擊美國，之後，因為進入談判階段，又再被要求報導必須「軟一點」，甚至乾脆訂下統一格式，不能再使用「貿易戰」一詞，而要改說成「貿易摩擦」。很快的，當川普在媒體上說中國在協議中有所退讓時，中國媒體對究竟是在那些範疇退讓卻是隻字未提。 另外，當股市「暴跌」，記者會被要求只能寫「下跌」，規範有時莫衷一是，不能顯露中國的衰敗則是一條清楚的底線。當美國於貿易戰中宣布將重啟對中國中興通訊的禁令，彷若「一劍封喉」，中國媒體旋即受指示必須避免呈現任何對中國不利的內容。至於在「中國製造2025」上，也是忽而被要求大肆誇耀，忽而看苗頭不對又被要求保持低調。 中國禁令下的刪文幅員也愈來愈遼闊。不只當年驅逐「低端人口」的故事會被消失，2018年，當《福布斯》（Forbes）公布「全球最有權力的75大人物榜」，把全球最有權力的人物從普京換成習近平時，這一排名報導也在中國彷若沒有發生，僅因中共權力核心認為「最有權力人物」的評價，恐對習近平的全面掌控帶有負面影響。 端傳媒報導中還提到，中國網路空間管理局每月都會派人對網路社群業者進行「教育訓練」，講授正確的意識形態。此外，媒體若是報導國際新聞，則絕不能影射國內，在倡議「一帶一路」時，要迴避和他國的政治爭議，只談經濟和文化。諸如此類，久而久之，官方對中國新聞從業者所下指導棋數不勝數，大家要不開始裝無知，要不索性轉而只製作膚淺的新聞，連之前處理國際新聞經常要不斷更改VPN以突破防火牆，後來都顯得意興闌珊。 中國調查新聞死亡，其餘新聞逐一走向官方規範化，「謹守官方紅線」成了重要生存法則，又即使嚴肅新聞不提，改走娛樂路線，後來也一樣有不得八卦太多、娛樂性太強的「提醒」，連娛樂新聞也受到嚴格控制，所謂不許媒體「低俗」，到頭來結果卻是令它變成虛偽。而娛樂新聞和政治新聞經常能掛上鉤的，就是對「台獨藝人」和「港獨藝人」的指控以及號召封殺。 「保護記者委員會」在公布全球被捕記者人數的同時，另外提到了美國今年罕見有110名記者因報導反對警察的示威活動被逮捕或遭刑事指控，不過卻無一人入獄。即使如此，美國對川普治下打壓新聞自由的舉措一樣給出很大的批判。我們必然要對民主自由國家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時時發出警覺，但於此同時，倘若對極權國家扼殺新聞自由的舉措已然麻痹或認為理所當然，比如中國言論環境的種種，恐怕也是在侵蝕我們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的價值捍衛，因為一個那麼巨大，又「新聞自由已死」的國家，它足以干擾影響的從來不會只是自己國家的記者而已。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無須等到美國通訊傳播委員會對CNN裁罰，前幾天，美國「真相工程網」公布CNN老闆如何指揮下屬，對川普惡意攻擊之後，12月6日，位於喬治亞州的CNN總部遭受群眾攻擊，這家所謂自由左派的媒體，恐怕很難再得到民眾信任。 媒體自律很重要 媒體可以被信任，條件之一當然是言論自由環境，背後出錢的老闆或政府，不可以恣意干預專業記者的工作，但是，環境自由並非唯一條件，媒體的自我紀律和專業道德感，才是媒體能否被信任主因，如果只是被老闆或政治機構操縱的媒體，當然無法取信於人。 這一次大選中的喬治亞州，可以說是舞弊案的重災區，公聽會上人民對舞弊揭發層出不窮，但是CNN依然保持沉默，不得不令人起疑，CNN到底在這一次的大選擔任「拜登造王者」的任務有多深，目前雖然還無人知曉，但是，真相早晚要曝光。 賓州也是美國幾個大主流媒體的總部，同樣以媒體造王者方式，聯邦選委會尚未宣布前，就對拜登當選做出保證，同樣對賓州的舞弊不置一詞，也難怪大選之後，這些過去具有公信力的主流媒體，被保守派拋棄，反而使一些小媒體躍上檯面，這恐怕是美國媒體重新洗牌的開始，那些堅持反共的媒體包含《大紀元》或《阿波羅新聞網》、《新唐人》，它們的閱聽比率開始上升，對美國社會來說，也算是好事一椿。 這其中PARLER新聞網，就是新興的媒體，親保守，擁抱中間色彩，這個新聞網最近揭露了CNN以及《紐約時報》，這些自由左派媒體如何操作了2018年4月的中美洲蓬車大移民的故事，這件震驚國際的中美洲蓬車大移民，演員群眾來自厄瓜多、宏都拉斯和瓜地馬拉，以及尼加拉瓜、薩爾瓦多，人數有五千到一萬人，PARLER根據主流媒體記者的現場報導，以及登上版面的照片，找出一大堆被人為操作的痕迹，這些人從中美洲國家並非徒步走到靠近美墨邊境城市，而是被有心人招募，搭乘遊覽車來到邊界，安排他們搭車的人是公關公司，PARLER真相新聞網發現，每一位闖關移民，從老人、年輕人，到小孩、嬰兒，男女皆有，手上戴有不同色彩的手環，作為辨識方法，藍色、黃色、橘色，很可能是分辨搭車的方法，真相記者在現場拍到有人在人群中撒錢，從移民群眾來看，走漫長的路途，一天45公里路，少說要幾十天才能到達邊境，但是，很多移民居然腳上穿著拖鞋，很顯然根本就是附近找來的演員，他們身上甚至很乾凈，還帶著手機名牌，小孩子連尿片也不準備，很難讓人相信這是經過長途旅行的人群，這些人到達邊境，要求闖關進入美國，受到移民警察的阻擋，然後在邊境安營紮寨，成為當地的隱患，這就是主流媒體記者要呈現給人看的畫面，希望引起同情，到底目的是甚麼？ 移民大戲被拆穿 動機被拆穿了，因為民主黨反對川普的美墨圍牆政策，移民通常支持民主黨，認為圍牆阻擋窮人進入美國，甚至不人道，媒體以及後面的策劃者，花大錢演出這一場大戲，只有單純的閱聽者被欺騙了，甚至大罵川普的圍牆政策，這就是主流媒體的目的。 蓬車大移民中，許多受苦的兒童畫面一再曝光，民主黨終於可以找到著力點，抨擊川普的政策，這恐怕才是演出大戲的目的，那麼，誰是這個新聞事件主導，以及背後出資者，PARLER說：索羅斯。 索羅斯自認是一個爭議人物，他主持的「量子對沖基金」，在危機入市中賺大錢，他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在1986年進入中國，主辦很多論壇活動，希望塑造中國為開放社會，但是，在天安門事件前，索羅斯被冠上特務的大帽子，遭到驅逐出境，他在川普上任後，抨擊川普對中共妥協，批評川普的對華政策軟弱，但是，在這次大選，卻選擇支持和中共官商利益不清的拜登，索羅斯的行徑，讓人搞不懂，尤其是這一次中美洲的大移民騙局，索羅斯圖的是甚麼？ 當然，很多時候大企業，以及大咖華爾街老闆，內心想甚麼，很難理解，就像這次大選，華爾街大咖支持民主黨，內行人說，背後有中共影子，恐怕也只能如此分析了，華爾街金主討厭川普，因為與中國貿易戰爭以來，少賺很多錢，其次，如同約瑟夫奈伊在《強權者的道德》一書中所說，「川普這個人不缺錢，比較難以猜測」，選擇可以控制的拜登比較好。
在美國，何謂左翼與右翼，是一個外人無法了解的複雜問題。 左右兩種思想，在不同的民族國家，有不同的表述。例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國，若延安的毛澤東是左派的代表，那麼公認蔣介石就是右派。 但若蔣介石是右翼，並軍事清剿延安的毛左，在今日的標準屬於「極右」甚至中國的納粹；那麼蔣介石本人篤信孔孟儒家、王陽明的理學，並與宋美齡一齊篤信基督教，則孔孟儒家和基督教又是不是「極右法西斯」價值觀之源頭？ 美國南方的許多民兵組織，主張捍衛華盛頓憲法，被川普(特朗普)稱許為愛國者。支持川普的美國人，基本上比對支持民主黨的愛國。亦即美國有自己的民族主義。 若美國的民族主義是極右翼，那麼在蘇彝士運河危機中，以民族主義捍衛埃及資源和蘇彝士運河權益的民族主義領袖納塞爾，又算不算「極右」？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生、民權，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則孫中山又算不算中國人極右勢力的總代表？ 種種爭議，一百年來許多研究社會科學和政治歷史的學者浪費時間辯論。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若以美國東西岸的白左理論為至尊，就變成「思想殖民」。在華人學者的眼中，左右之分，就是以西方馬克思主義那套標準。此一學術標準一離開西方文明世界，應用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範圍，即刻變樣，產生認知的混亂。 一百年來，大量中國知識人和傳媒在何謂左右的語言迷宮和思想魔障中團團打轉，找不到出路。然後用左右的意識型態教條，眼睛不是盯著蘇聯模仿，就是看著美國學習，一直胡混到今日。 偏偏社會中的工商界，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之後的香港，不理會政客和學棍的糾纏，自行在市場經濟中摸索求存、勤奮致富，造成了另一番局面。由於上層之「思想界」爭議混濁，他們都恐懼政治，也不知道上層的那些人搞甚麼鬼。只見到由胡雪岩到馬雲，只要民間有辦法的中國人一致富，樹大招風，就在上層「論政」鬼打鬼的一場場內鬨和鬥爭中，成為犧牲品。 這就是大陸的民企永遠沒有安全感，累積了財富，必定舉家連同子女遷居美國加拿大的理由。然而他們一面跑，嘴巴里一面跟著流行的形勢唱著左右鬥爭政治譜曲，心裡都不相信。長久以來，形成中國人的人格嚴重分裂。 正本清源，是因為左右問題從第一課起，百年來這個民族沒有搞清楚。 (轉載自《蘋果日報》
紫荊黨橫空出現，標誌著中共對廣大的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及其管治團隊、對香港左派群體徹底失望和不信任，而醞釀著某些重大舉措，包括清洗舊港人、整頓特區政府及立法會、整頓傳統建制派。在這背景下出現的紫荊黨，就特別值得港人關注。在未深入分析中共這些措施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近期的輿論風向標。 素有「建制派第一健筆」之稱的屈穎妍，12月10日在其《頭條日報》的專欄中竟然以《我不是建制派》 為題，公開批判林鄭，承認之前支持林鄭是錯了。筆者覺得她此文是藉批判林鄭來強調自己不是唯唯諾諾的建制派。 被人稱為《基本法》護法之一的宋小庄，12月11日在《明報》發表文章：《議員資格的決定有何重要法律意義》 ，責備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缺席導致立法會「流會」。他認為，「『流會』與立法會的兼職議員制度有關，有些議員視工作為副業，視生意為正業，就經常缺勤。議員俸祿優渥，工作繁重，不應當還有其他主業」。很明顯，他所針對的主要是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議員，而他們絕大部分都是親中共的建制派人士。 自稱為「接近習近平班子」的于品海，12月6日在他的《香港01》中發表題為 《連問題都看不清，「好打得」又有何用》 評論。表面上是批判林鄭，但實際上是劍指香港的資產階級。他的文章沒有主動說出香港問題所在，卻引用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寓意香港應該意識到社會階級和經濟結構必須進行徹底改革。很明顯這是複述了中共自從香港「佔中運動」以來的官方論述。 自稱為「白宮發言人」的馮煒光，11月6日在《橙新聞》以 《韓正副總理的考題林鄭應如何回答》為題，批判林鄭和整個香港公務員團隊都是AO（政務官）心態，無法從政治角度把握香港的形勢，造成無法與國家融合的困境。他說：「香港的政務主任尤其是回歸前入職的，在英國殖民地者的熏陶下，只懂執行，只懂把問題翻來覆去地辯論，寫文章（主要是英文）一流，但戰略思維九流。要他們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有歷史縱深、有宏觀視野、有國際博奕的認知、有家國情懷去思考香港，去治理香港，去領導香港，無異緣木求魚」。馮煒光此文，同中共要清洗香港公務員系統的意圖高度契合。 近期這四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筆者不是說他們「被授意」去寫，而是覺得它們不約而同地提供了一些反映北京意圖的想法：清算香港人（特別是原來香港的資產階級）、清理自己隊伍、改造立法會、改造公務員系統。在這個思維背景下成立的紫荊黨，就很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現在筆者回到文章開頭時的觀點：中共對香港的不信任。 第一，對香港廣大市民的不信任。其原因由來已久，筆者將來有機會可以詳細分析，今天暫略。這種不信任，到去年「反修例」運動中出現兩次百萬級的大示威，以及年底區議會選舉中親中共候選人一敗塗地的狀況，使得北京決策層有人滋生極端的「留島不留人」的念頭。在對香港廣大市民不信任的同時，更認為香港資產階級是動亂的根源之一，認為他們的剝削屬性造成香港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是動亂的溫床。這從「反修例運動」過程中對李嘉誠等人的批判可以看出。于品海的文章就是暗示這點。 出於對香港人的高度不信任，才會導致「港人治港」這個口號在內部悄悄改成「『新港人』治港」，強調今後香港的管治權要移交到「新港人」手上。而所謂「新港人」就是以紫荊黨為代表的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被派來香港潛伏的中共地下黨。這些過去處於潛伏狀態的地下黨員今後可能要「地上化」了，取代港人出任各種崗位。 第二，對香港政府及相關管治團隊的不信任。中聯辦下面一個智庫曾經向中央提交報告，對特區去年出現的「反修例運動」的發生，認為是特區管治團隊在執行「一國兩制」政策時有偏差。它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動亂暴亂不是偶然的，有一個發展過程，有多種因素。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從內因看，『香港之治』出現嚴重問題，是貫徹『一國』不力，執行『兩制』中的資本主義過頭。按照現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風，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要總結經驗教訓，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完整準確有效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報告列舉了很多實例，用以說明移交主權以來，由於特區政府「貫徹『一國』不力、執行『兩制』過頭」（即傾向資本主義）的方針政策，使香港在政治、法律、經濟、金融、輿論宣傳、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出現嚴重問題，才導致去年的大規模反特區政府、反中央政府的示威。而在去年的平亂過程中，特區政府又顯得軟弱無能。它既沒有及時動員政府掌控的三萬多武裝力量（按：指香港警察部隊）下達果斷平暴的命令，等到局勢明顯失控時，也沒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出動解放軍駐港部隊來協助平亂，這就充分顯示出特區政府「不善鬥爭、不敢鬥爭」的軟弱無能狀態。馮煒光的文章，反映了這種觀點。 第三，對香港左派群體的不信任，可以說也是由來已久，所以紫荊黨的出現無疑是對傳統左派打了一個耳光。根據筆者觀察，中共對香港左派的不信任，既有歷史原因，即中央長期來都是對「白區」黨組織存戒心的；也有現實原因，即認為本土左派群體屬於「爛泥扶不上壁」、難委以重任。 歷史原因方面，是中共建立全國政權之初，第一批被排斥的人竟然是在白區工作的共產黨幹部。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戰軍請示中央如何對待地下黨？中央回復：「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注1] ，足見中共對白區黨員的不放心，黨內這個傳統也影響了中央對香港的地下黨的觀感，特別是在香港也出了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副社長鄭華叛變逃美、以及前中聯辦辦公廳主任劉林、台灣事務處長魏平元、中聯辦秘書長蔡小洪被揭發為英國情報部門收買等事件，所以中共中央對香港工委是不放心的。 現實原因是左派群體始終無法建立一個良好的形象。2006年民建聯訪問北京時，負責港澳工作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希望他們能夠「內強素質，外樹形象」。但15年後的民建聯無論從形象或能力看，仍然是一批碌碌無才的人，僅懂得盲目附和中央、盲目支持特區政府的人，無法肩負起特區的管理工作。屈穎妍的文章強調自己不是建制派，就是一種割席的態度。 了解這些背景後，再詳細分析紫荊黨幾位發起人的公開言論 ，筆者深信這個黨的成立反映了中共高層對香港人、對香港政府、對香港左派的深深不滿。（下篇完） 注1：見裴毅然：《前後16字方針：白區地下黨的宿命》，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4年8月號。所謂前16字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作為白區工作的原則。 （作者曾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輯。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全文轉自眾新聞）
最近，香港一些「海歸」人士成立了一個「紫荊黨」，引起香港政壇的極大關注，大家的關注點有二，第一，這個組織是「嫡系」（由中央或至少是中聯辦組建的）或是「庶出」（即並非由中央或中聯辦組建，但得到他們的祝福）？第二，它與當前已經存在的親共建制派的關係如何？是否意味著傳統左派勢力的式微？筆者試圖就自己所了解的，去回答這兩個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筆者相信他們是嫡系的，因為早在三年前，即「佔中運動」之後，中央及香港中聯辦就已經在討論所謂「新港人治港」的問題。據了解這個討論的朋友說，北京認為香港的資產階級上層是靠不住的，中央給了他們長達20年的時間，也更換了好幾任特首，香港還是管不好，所以，依靠原有的資產階級來管理好香港是不行的。中央強調：「『一國兩制』並不等於香港不允許有共產黨的合法存在。因此可以考慮成立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派駐到香港來，真正地沉下去，到香港人民中去，做廣大人民群眾的工作，在香港的人民群眾中發展黨員、積蓄力量，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以人民為後盾，依靠香港人民群眾自己的力量，建設香港、發展香港」。據筆者了解，這是當年中共內部討論香港問題後形成的十大對策其中的第一條。 到了去年「反送中條例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中央對香港工作有指示：「不要忘記一國兩制首先是一國的事，國家的任務。香港的問題，是國家的問題，是自己的任務，不能讓港人去主要承擔。」最後這句話就清楚表明，中共將派人管治香港而不再依賴原本的港人。中央並為此擬定一些策略，強調「首個階段做的主要是群眾工作。總綱領不要再依賴殖民地的『港人』辦一國兩制了。要組織『新時代』的『新港人』，創建一個可以向鄧小平同志及先輩先烈們致敬，並好好對他們交代的，能展示給世界的一國兩制。」根據這個指示，過去的「港人治港」今後會變成「『新港人』治港」。 據知情人士說，這個指示提出：治港團隊「總人數要過千，將來基層人要上萬。其實是在為共產黨在香港組建一支地下黨培養自己的管治團隊。組織部、宣傳部、對外國安部、政策研究部、行動總參部、支援部（筆者按：不明何謂「支援部」）、培訓部都要齊全，都要組建起來，都要精簡銳利」。 這個指示還把香港目前的狀況與中共過去的經驗聯繫起來。它說：「共產黨在1939至42年間在華北的處境和鬥爭，與香港現階段的情況有相似之處，可作策略思維中用來借鑒。當時黨把主要矛盾歸納成『反磨擦』鬥爭策略，統一各階層為群眾做些實惠之事，孤立製造磨擦的分子（即國民黨軍）及外來勢力（即日軍），用各種方法把他們的影響力清除、減低、消滅。著力維護搞好生產，辦好根據地，做好宣傳及思想工作。今天，我們要用佔領根據地、辦好根據地、一步一個腳印，以長征的精神向前邁進」。它又說：「1947至1949年黨在西柏坡的經歷也與當前香港『一國兩制』的任務相似，那就是先作戰略轉移，穩固後，兼顧幾個戰場，靈活地統籌協調運轉戰術戰力核心，並為建國（即接管）作思想心理組織的準備」。 按照筆者的理解，中共提出借鑒「反摩擦鬥爭」的歷史經驗，就是要如何逐一瓦解他們心目中的香港「反華勢力」，至於西柏坡經驗（接管全國政權的部署），就是如何實現對香港的全面接管。 根據這兩次的歷史經驗，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有核心組織，訓練幹部，紀律嚴密，身份隱蔽，深入群眾，並能在敵後與敵人鬥爭的隊伍。隊伍要有各類人，包括軍隊、公安、特科、專家、幹部。要老中青結合。主戰場在地下，應該直接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特設小組領導，與兩地官僚系統要分開，無瓜葛，少作不必要的接觸」。這就說明，中共為了全面接管香港，將會繼續分開地上與地下兩條線，有些人可以浮上水面，有些人則繼續潛水。用中共的術語，浮上水面，指合法鬥爭、議會鬥爭、公開戰線，而繼續潛水，則指非法鬥爭、議會外的鬥爭、隱蔽戰線的鬥爭，或者叫做：「以革命的兩手應對反革命的兩手」，這些策略都是中共優而為之的故技。 在這個政策背景下出現的「紫荊黨」，其性質可思過半矣！筆者認為，它就是一個在中共香港工委領導下、帶有政黨性質的公開的親中共的「群眾組織」，其目的就是為中共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權機構（行政、立法、司法、區議會）和非政權機構（大量的法定團體、馬會、大學的校委會等等）作好準備。在中共的歷史上，每當要「解放」大城市時，必然會事先在該市建立大量親中共的「群眾組織」，以便配合中共解放軍的進軍步伐。這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的任務。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在香港除了設有公開的「港澳工委」外，也有一個不公開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城工委」），也是為配合解放香港而建立的「內應」力量。所以，紫荊黨的成立，很可能就屬於這些內應力量。該黨除了公開表示其建黨是「學習中國共產黨」之外，就連第一次成立的形式也仿效中共：他們在維多利亞港的遊艇上開會，就如同中共當年「第一次代表大會」曾經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一樣。 從以上的分析看，紫荊黨顯然是「嫡系」而不是「庶出」。如果它不是「嫡系」，它不敢在創黨伊始便誇下海口要發展25萬黨員。須知道，傳統左派龍頭組織民建聯花了將近30年時間才發展了5萬多黨員，而歷史比中共「建國」（1949年）還長久的工聯會，經過70年的經營，到現在會員才不過40萬左右。那麼紫荊黨憑什麼從組黨第一天就敢瞄準25萬黨員的目標呢？ 筆者曾經撰文估計香港地下共產黨員數目至少達40萬人（見絀作 〈從十八大看香港地下黨規模〉 ，載《明報》2012年11月28日），很多左派朋友認為這是高估了，但筆者始終維持這個判斷（詳細估算見上引拙作，這裡不贅）。如果中共認為現在需要部分地下黨員浮上水面，部分仍然繼續潛水（即貫徹上文所引用的「公開的與隱蔽的雙結合」的策略），則一夜之間把25萬人劃入紫荊黨並不是不可能，因為在中共歷史上，共產黨員奉命加入到其他黨派，以該黨派的身份活動，從而隱瞞共產黨人的真正身份，這些例子比比皆是。 讀者可能會問，在中共通過港版《國安法》後，香港已經被中共全面掌控，為什麼還需要成立一個「紫荊黨」？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共還需要「一國兩制」這個招牌，如果北京「事必躬親」，越俎代庖，難免使人覺得「一國兩制」徹底消亡。由於需要保持「一國兩制」的外觀，則中共在香港的正規組織（中共香港工委）就必須繼續潛水，所以它要建立一個由它指揮的團體，來執行它要推行的任務。當中共一日要保持「一國兩制」的外衣時，其在香港就只能繼續以地下黨的形式存在，一日仍然是地下黨時，它就必須要扶植一個公開的、地上的組織來為它服務，這就是它需要此時此刻成立一個紫荊黨的原因。（上篇完） （作者曾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輯。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全文轉自眾新聞）
最近三條消息讓全世界對中國的紅色滲透更增疑慮：一條是中國和瑞士在2015年簽署的「5年再入境協議」，讓中國特工能夠入境瑞士審訊中國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相關費用由瑞士稅務人埋單。另外兩條則是舊聞新熱，今年9月就已上網的一個包含195萬中共黨員信息的外流資料庫。在數據安全分析機構「Internet 2.0」的幫助下，IPAC在對材料進行認證後，將資料庫傳給了包括《每日郵報》在內的全球四家媒體機構。該名單被指劃分為79000多個黨部分支，其中許多分支隸屬於公司或機構當中，然後媒體據此發現了美國與英國不少這類中共黨員。 三條放在一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疑懼加深。本文只分析瑞士為何會與中國簽訂這種怪誕的協議。 瑞士與中國這一秘密協議怪誕在何處？ 英國衛報報導，瑞士和中國在2015年時簽訂了一個所謂的「重新接納」協議。協議在12月7日到期，需要更新。瑞士曾經和超過50國簽署類似協議，允許這些國家的官員來協助辨認與驅逐非法公民，唯有和中國大陸的協議從未公布過詳細內容。 這個協議一直不為人知，而瑞士報紙NZZ今年8月的一篇報道，終於令這個秘密的協議得曝光：該協議為中國官員進入瑞士訊問準備被遣返的中國國民提供了條件。專註於亞洲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將該協議的條款細節公之於眾，並在其所附報告中指出該協議與瑞士和其他國家簽署的類似協議有何不同之處，認為將會對「那些中國政府希望其被遣返的人」構成威脅。 瑞士接納的與中國有關的異見人士，主要是藏人與新疆的維吾爾人，還有香港部分人士。因此，「保護衛士」組織的負責人彼得·達林（Peter Dahlin）認為秘密協議被曝光的細節「將會令瑞士的聲譽蒙塵」。達林說，被派往瑞士的中國「專家」並非「移民官僚」，而是特工，該協議允許他們在未受監督的情況下，在瑞士自由走動、採訪和訊問。 來自香港、台灣和其他地方的「流亡異見人士」有可能會被引渡回中國。 瑞士移民部斷然否認該協議有任何秘密，並聲稱該協議是一種標準的「技術安排」，就像它與其他60個國家所達成的協議一樣。瑞士移民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雖然該協議從未像其他協議那樣公開發布，但是隨時可以要求得到，並表示，瑞士與中國的這個協議在過去5年里只在2016年時使用過一次。當時兩名中國官員在瑞士住了數日，並訊問了13個中國人。 允許一個保留政治罪的專制國家到自己國內自由接觸訊問政治異議人士，這是西方國家當中被披露的第一例，非常怪誕。 瑞士為何會與中國簽訂這種怪誕協議？ 瑞士會與中國簽訂這種怪誕協議，只因對中國有嚴重的經濟依賴。一般人認為，瑞士這個小國的經濟支柱產業特殊，主要是瑞士銀行的財富保險箱作用，因此，這種經濟依賴主要來自於中國權貴存放於瑞士的巨額存款。 中國權貴在瑞士存放多少金錢，這當然是個秘密。2019年8月3日，中國官方經濟學者賈康在國內發布一條消息，稱瑞士銀行發布了報告，認為100名中國人在瑞士銀行存款達到了7.8萬億人民幣，他這段話在網路上引起了軒然大波。讓大家覺得吃驚的是內容的矛盾：賈康身為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並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稅務學會、中國城市金融學會和中國改革研究會任常務理事等職，以他的身份說這事，應該是看到一些尋常人接觸不到的資料。但根據這數字，100多位中國富翁在瑞士銀行存7.8萬億人民幣，平攤到每人頭上就是780億人民幣，根據富豪排行榜上的數據，前100名的資產加起來也不到7.8萬億，而且這些資金大部分都是股權，又不是現金，根本不可能存在瑞士銀行。 因此，賈康的說法，可能是一份財富報告的以訛傳訛。因為瑞士信貸此前發布過一份報告，認為中國資金1億的富豪有300多人，其加總資產大概有7萬億人民幣。況且，富豪的財富保險箱並非中國國家利益所在，據此分析，瑞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應該不是這一財富保險箱業務。 瑞士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複雜 我曾在2011年寫過一篇《獨裁者財富保險箱的裂縫》，談到在美國等多年持續的壓力下，瑞士不得不於1987年取消了匿名帳戶，瑞士財富保險箱的安全係數與獨裁者的政治安全聯繫在一起。於2011年1月生效的《獨裁者資產法》，讓中東北非四國獨裁者失去政權之後，全部財產被沒收。此後，世界上其他信譽、資歷遠不如瑞士銀行的幾十處避稅天堂生意突然興旺起來，瑞士的財富保險箱業務大受影響。2016年4月，巴拿馬文件曝光之後，全球的避稅天堂與洗錢中心也不再安全，成為美國歐盟打擊的對象，於是發展中國家的權貴富豪另覓他途。美、英等法治國家的各種豪宅成了發展中國家洗錢者藏匿財富的新寵，美國的紐約、舊金山等十餘個城市，英國倫敦，澳大利亞的悉尼，加拿大的溫哥華等地，豪宅價格近兩年持續快速上漲，各國民眾均受不了住房變成投機品，各國紛紛開始限購。 這一期間，瑞士並沒坐吃等死，開始與中國等發展多元化的經濟關係，瑞信、瑞銀證券都在中國努力開拓各種投資關係，例如瑞信方正這一時期的中國業務獲得大發展。該公司成立於2008年，總部設於北京，致力於為中國本土客戶提供一系列資本市場服務，包括A股、外資股、政府債券和公司債券的保薦與承銷以及相關財務顧問服務。瑞信還組建了一家資產管理合資公司——工銀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該公司是當前中國最大的資產管理機構之一，截至2019年12月底，管理資產總規模接近人民幣1.3萬億元。 瑞信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有多深？根據美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記錄，捲入美國大選的Dominion投票系統的母公司Staples Street Capital III公司於2020年10月8日從瑞銀證劵（UBS Securities CO LTD）得到4億美元。而瑞銀證券75%的股份來自於中國政府。以下是美國證券交易所關於Stamples Street Capital III公司這筆交易的記錄連結。 理解了瑞士與中國這種複雜且牽纏甚多的經濟依賴關係之後，對瑞士與中國之間有這種特殊的協議，就不必要再吃驚。西方人權機構幫助中國人改善人權狀態的任務，也面臨極其複雜的艱難局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18年1月，周庭在她的臉書寫下一篇「結伴同心，逆境同行；民主運動，捲土重來」的立法會香港島區補選宣言，她提到家裡後園的那棵芒果樹，一年只長一次果，果肉更青綠酸澀難以下咽，她不解父母親為何堅持細心澆灌這棵芒果樹？結果周庭父親告訴她：「這棵樹從來都不是為了結果而存在呀。無論它最終是否會結到好吃的芒果，它是家庭的一部份，就值得我們盡全力去灌溉養植。」 周庭以此引申她投身選舉的初衷，她說，民主就像是澆灌一棵經常結酸芒果的樹，無論它最終是否結出美麗香芒，都有照顧它的責任─就正如對民主運動的堅持，即使身處逆境，仍會心存希望繼續奮鬥。 為了那一次的補選，周庭放棄了自己曾經擁有的英國籍，但最後還是被認定沒有「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直接被褫奪參選資格。 周庭生日是1996年12月3日，昨天正好是她的24歲生日。在這之前，周庭已經有四次被捕的經驗，而前天，是她第一次被定讞入獄。雖然僅有十個月徒刑，但還周庭另有一件違背香港《國安法》的檢控在身，隨時可能被追加刑期。事實上，周庭已經成為中共政權的人質，她會被關多久，完全視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而定。這種把自己人民當人質外交籌碼的作法，在過去數十年的中共黨史里俯拾皆是。 周庭從來不是一個政治狂熱份子，她出身自一個避談政治的天主教家庭，小時外向頑皮，一邊用電腦寫功課，一邊偷看日本的動漫：中學以後，她一度遭到同學的排擠，功課分組常常落隊，也在那時候，她常感到孤單、無力、習慣一個人。15歲時宅在家滑臉書，無意間看到學民思潮遊行的照片，「當時想，為甚麼大家年紀差不多，他們在做那麼不同的事情。」她開始上網搜尋香港反國教運動的資訊，了解後，不想比她年紀小的表弟表妹要被逼著學習「毋忘歷史」，「保衛祖國」，正式投身「反國教運動」。 她填表加入學民思潮當義工，就這樣在短短八年內，一路經歷了雨傘運動、成立「香港眾志」、發動「黑紫荊行動」，投入立法會補選及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周庭也在這八年內，從一個對人群講話會發抖的香港中學生，到今年11月正式從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畢業。 黃之鋒說，「周庭應該是眾多同齡政治人物當中，最『不政治』的那一位。」確實，點開周庭的IG與臉書，滿是她的沙龍照、搞笑照、美食照，她說自己晚上都在放空追劇，打手機遊戲、玩PS3；與我們生活周邊，貪戀著生活小確幸，即將鼓勇探索真實社會的鄰家女孩沒兩樣。所不同的是，當年學民思潮的一篇臉書貼文改變了她的生活座標，過去幾年遽變的香港社會將她推上一個從未想過的位置，而周庭也努力以赴，嘗試改變。 今年，周庭獲選英國BBC選出的世界年度百大女性，她在入獄前接受BBC專訪時談到先前被捕、被困警署以及上法庭的情景，「被捕之後，我變得越來越瘦，以前我也跟其他女生一樣有點貪美想變瘦，但現在我一點兒也不想再瘦下去，……我的身體似乎在告訴我，我是受到很大的壓力。」「每個人心中都有恐懼，我也很坦白地承認自己有所恐懼，但如何克服恐懼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有方法，可以教一下我。」 她也提到，《國安法》通過後，現在參與抗爭的成本越來越高，很多人付出和犧牲，不單是金錢、時間，也可能面對監獄的煎熬，「香港有很多朋友、年輕人和抗爭者，比我面對更大的壓力和恐懼，我知道即使我面對很多痛苦，但很多人比我更痛苦。」「我覺得（移民潮）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但我理解為何這麼多人想離開。香港似乎是一個越來越充滿絕望的地方……，我們努力多年，似乎都好遙遠，」她說。 24歲的女孩，如果在台灣，是一個甫從大學畢業，青春洋溢的年輕人，她正猶豫該找甚麼樣的工作？也可能在思考是否繼續念書深造，甚至在盤算如何存錢，準備出國體驗不同的人生。但在香港，24歲的周庭被判刑、被關押，此刻正躺在牢房裡的鐵板床被冷醒，荒謬的是，她甚至不知這場正等著她的刑期會有多長？
統一作為一個政治主張，當然屬於言論自由。分析台海局勢，憂懼兩岸關係，提出政策建言或警告，自然也應該受言論自由的保障；不過，身為台灣人，如果公然倡議共產黨必須以武力促統，以便強力排除「分離勢力」，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台灣早已經簽署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0條規定：「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律禁止之。」「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鼓吹兩岸武統，不是言論自由，甚至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日前在北京舉辦2021年會，由台灣的名嘴黃智賢主持，邀來前國民黨立委邱毅等人與會。當被問到「兩岸是否有和平統一的機會」時，邱毅宣稱，台灣目前存在著包括法律、教育、選舉、民粹、國際、利益、政黨、文化等八個和平統一的障礙，因此，「無壓力下的和平統一已經沒有可能」；但如果把「以武逼和」視為另一形式的和平統一，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這就是他在三年前提出的「武統開始，和統結束」。 這不是邱毅在公開場合第一次發表武統言論，在今日頭條的西瓜視頻擁有1045萬粉絲的邱毅就曾公開講過：「大陸的將領講得越強硬，但因沒有實際行動，久而久之台灣人民聽多了也麻木了……不但助長台獨氣焰，反而成為統派人士在台灣被迫害的理由」、「武統就是斬首，用斬首的方式，把首惡台獨分子除掉。」由於言論太過聳動，還一度引來台灣《中國時報》的批評，認為邱毅曲解了「習五條」的內容。 不過，當被問到類似主張涉及武統恐嚇時，邱毅又說，「我只是提出預警式的警告，這不叫贊成。」「這就如同蘇起在提醒說：『可能未來會地動山搖』。」其實，只要仔細端詳邱毅的公開談話，他到底是在「分析」？或是「倡議」？甚或是在「恐嚇」？實在不證自明。 邱毅的此番談話，有幾個面向可以深究： 第一、邱毅不是一直這麼「統」的，2001年他首次當選立委在立法院公開質詢說：「我們要排除萬難，破解中共對我們加入WHO的阻撓」、「兩岸可以有經貿的合作，但是，沒有統一與合併的問題」。在2005年中共對台祭出《反分裂法》時，他還公開聲援台商，要政府對中共全面性統戰作法，拿出具體辦法。 第二、邱毅從反共變促統，當然與他近幾年的仕途不順，原本入列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卻又在最後被剔除於安全名單之外有關。但反過來講，邱毅能在短短數年內在擁有千萬粉絲，得以在中國「說台灣」，其實正來自於他的台灣人身份；在中國，如果邱毅不是台灣人，他誰都不是，也因此他更必須在對岸展現另一種「台灣人典型」。 第三、當武統說被質疑時，邱毅第一時間就是拿蘇起的「地動山搖」說來為自己救援，還宣稱台灣是個有言論自由的社會。到底邱毅與蘇起兩者的主張是否趨同？外人無法越俎代庖，但曾經提名邱毅擔任不分區立委的國民黨，以及被點名的蘇起或可說清楚：邱毅的上述主張是你們的看法嗎？這樣的相提並論合宜嗎？ 長期以來，統一作為一項政治主張，在台灣社會的形象低落、言論市場節節敗退，就是因為它的話語權逐漸為邱毅等等這種「類武統」的主張，或者若干與中國有利益糾葛的人士所代言。包括馬英九、蘇起，甚至國民黨要人，如果真心認為兩岸的進一步融合，乃至於追求兩岸長遠的統一，才符合台灣的利益，那就應該正視這種鄙視台灣民主價值，鼓吹武統的言論對於統派的傷害；不用力地切割這種不見容於台灣社會的言論，最後終將輪到台灣社會切割你們。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