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實施演員署名新規 「華為小公主」姚安娜真名曝光
2026 年 8 月 12 日
年僅31歲的柯帝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是美國數一數二活躍於社群網路的眾議員，她在選區（紐約）個人名氣遠大過民主黨這塊招牌。從政以關懷弱勢著稱，曾倡議旨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收入不平等的「綠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她的出身並不富裕，父母都有外裔背景，一路做過調酒師和兼職不同工作，後以「政治素人」之姿大爆冷門擠進國會大門。今天之前，她確實可為美國年輕人的勵志典範，但自從被冠上「網紅議員」，對她的褒揚就開始同時夾帶著貶抑。 柯帝茲去年底和其他三名同黨年輕女性候選人共組「小隊」（Squad）參選，最後四席全上，柯帝茲本人不僅自帶網路聲量，還有將聲量轉換成小額政治獻金的本事，募款能力很強，反映她在網路上受歡迎程度。去年夏天，當拜登正辛苦迎戰川普的同時，柯帝茲的媒體曝光率則壓倒性地勝過拜登，簡直就是支持者眼中的「反川普第一人」。 她的高人氣，不僅因傳統媒體受她個人明星般氣質所吸引，屢屢讓她佔據媒體版面，她自己也很擅長透過社群網路製造關注。包括疫情期間，柯帝茲經常藉由Twitter發送自己向民眾噓寒問暖的圖文影片，她的Tiktok技巧也堪稱爐火純青，彈指之間就能寓政治於樂，20歲上下年輕人尤其對她很有好感。若將她擺在川普旁邊，很有小蝦米對上大鯨魚、平權素人對上父權老紅男、新世代對上舊世代的味道，「川普」彷彿是為她個人量身訂做的政治墊腳石。 原本，口才極佳的她，或以平實的出身卻動人的論述為人驚艷，即使被稱為「極左份子」，她的舉手投足也頗能打動人心；只是，為了確保持續穩住浪頭，加上時下政客吸睛率替代性很高，她自知環繞於己的話題性必然要不斷推陳出新，就像所有政客從來沒有秀過頭的困擾，只有秀不夠的壓力，柯帝茲即使已紅透半天，且才漂亮連任，也從不打算讓自己收斂曝光。 最近一次她受到矚目，是在肺炎疫情即將進入「疫苗戰」階段，她卻在聖誕節前夕搶先接踵COVID-19疫苗，還上網直播，於選後再帶出一波個人點閱高瀏覽率，結果是同時遭民主、共和兩黨人士抨擊。主因疫苗當下量產不及，不只美國，全世界疫情受創國幾乎都有共識，就是首波疫苗施打對象，應是第一線醫護人員和年邁的高危險群，正如共和党參議員保羅對柯帝茲的質疑：「像她（柯帝茲）這樣免疫力好，年輕又健康的年輕人，本該最後施打疫苗，怎會『搶先』施打。」 當然，柯帝茲也立刻迴文反擊，主要論點，就是政治人物要帶頭示範，意思是，美國確實直到今天仍有很強大的「反疫苗派」，她身為國會議員，率先施打疫苗，是在鼓勵民眾透過接踵疫苗自我保護。然後，柯帝茲再順勢批評當初就是因為共和黨輕忽疫情、不信科學，而且嚴重忽視口罩的重要性，才釀成今天一場病毒風暴。 柯帝茲一如過去在其他政治爭辯上的機智反應，很快就理出一套說詞，不過，自「反川普牌」利多出盡，她的言行也就不再那麼無往不利，例如敵對陣營對她的批評：「當養老院里有一個85歲的老人還沒有得到疫苗的時候，你一個30歲的健康年輕人露齒微笑並獲得接踵，是極不合情理的。」 不只敵對政黨反彈，就連另一位和柯帝茲年紀相仿，同樣被認為是新世代政治明星的同黨「小隊」成員奧馬爾（Ilhan Omar）也不想護短，直接糾正柯帝茲：「很明顯的，當我們沒辦法提供每個人足夠的疫苗時，疫苗施打就必須有優先順序。」 柯帝茲顯人對外界關於她PO施打疫苗照的反感很不耐，而欲以「我們的工作就是確保疫苗不要像口罩那樣政治化…」去結束爭論。只是，政治秀引來政治風波是一回事，另一個事實是，以疫苗施打規範，就算身為國會議員確實有權率先接種，但就如同諸多新聞政論提醒的，選擇使用或不使用這些權利，亦可體現一名政治人物的素質。 況且話說回來，真要做榜樣，也輪不到最年輕的柯帝茲，美國有為數不少年長的議員，他們每一個都更有資格以「宣導」為名讓自己率先施打疫苗。再者，柯帝茲自己應該最清楚，她主要支持族群並不是那些反疫苗派的保守群體，那些人也根本不會追蹤她任何網路社群專頁，因此擺明就是表演給自己的支持者看，卻又把一項例行、甚至是潛藏特權的政治秀講得那麼偉大。 政客沒有不搞政治秀，若是明顯取材拙劣，要不黔驢技窮，就是妄自尊大，把選民的判斷力看得太扁。回看台灣政壇，AOC不同樣滿街都是？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2020年終，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中心（Gallup）依例公布年度「最受景仰人物」（Most Admired Man in 2020）調查，蟬聯12年第一名的前總統奧巴馬被現任總統川普取代（2019年二人曾並列第一），民主黨的拜登則僅有6%的提及率。於是，這樣的結果一者讓人狐疑，人氣不高的拜登究竟如何贏得大選？二者，更加為人不解的是，過去四年被多數媒體定性為野蠻、粗魯、無能的總統，怎麼可能比奧巴馬更受景仰？ 其實兩者困惑，早在去年底美國大選開票後就有人提出疑問，因為一個經常在媒體上被指為「嚴重失格」、「白人至上種族主義」，且根本屬於「醜陋美國夢版本」的川普，難道不應該在連任選舉中大敗？怎麼還可以得到7千多萬的美國選民支持？儘管拜登或為最後贏家，但從川普上台第一天就對他不具好感的反川派依舊不敢置信，以為過去四年大家都眼睜睜目睹了川普的種種邪惡，他卻不只沒有慘敗，還能讓美國政治版圖保留一片紅通通。 一個可被接受的判斷是，如果沒有2020這場意外的病毒之亂，加上川普自己無知的防疫作風搞砸，川普其實是有很大可能贏得連任。因為即使在各種不利現任的條件下（失業率、經濟成長率、疫情確診／死亡數），川普仍擁有逼近五成的穩定支持，就連開口閉口對川普少有一句好話的紐約客，也還是有四成選民並不反對他。 於是，過去四年美國自由派媒體的高度焦慮，似乎就和美國社會的反川情緒不成比例，又或者說，反川情緒不低是事實，媒體的焦慮，卻也可能誇大了美國社會對川普主義的抵制，甚而，「美式媒體人」受文化因素影響而來的誇飾表現，有時和川普的妄言並不相上下，在擺明新聞操作主要目的是為擊敗川普時，自然就迎來民眾對媒體信度的保留，有時角度、用詞淪於浮誇苛刻，愈是自我削弱批判當權的力道。 經四年媒體嚴格監督，川普的「穩定支持」又帶出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假如沒有這場嚴重損害美國的疫情，拜登豈可能從選舉邊緣人後來居上，又疫情因素應該只是一次性效果，未來四年拜登要繳出怎樣的成績單才足以為自己創造下一回有利的選情？過去四年，因為川普的話題性、戲劇性，幾乎囊括了各媒體鎂光燈，正如他自己所深信的，就算媒體罵他，很可能也是在幫他集具聲量，不見得都是壞處，更何況民眾也不必然對媒體的批判就照單全收，那麼，當所有人都只關注川普的一舉一動，抑或批判著他的一舉一動，則被晾在一邊的民主黨人，儘管多數時候無妄無災，但有可能就會自動成為政治上的取代者？ 就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哈米德·達巴什在美國大選後所做的分析，當所有的評估都是針對川普而來時，卻讓人一度忘了也應該討論民主黨的角色，於是，大選襲來，才發現將和川普一決勝負的，竟是一如往常腐敗、無能和反動的民主黨，而民主黨最後推出了拜登，也只能強調他是一個「相對安全」的選擇，然後，美國人在缺乏符合當前嚴峻形勢下、一個真正富有有遠見的選項時，便只能在「騙人的共和黨」和「老掉牙的民主黨」之間下注。 可以說，拜登勝出的原因，幾乎是靠川普自己搞砸選舉，拜登缺乏魅力是一回事，民主黨過去這四年也因為大家都覺得「川普實在太誇張了」，而荒廢了任何進化改造，哈米德·達巴什的解讀應該很精確：川普輸給拜登，完全是大家都想從對川普的恐懼中得到釋放，讓希望川普輸成為一個集體性的寄盼，和勝利者拜登並沒有直接關係。 拜登在「最受景仰人物」中僅得6%提及率，遠不及川普的18%，但他還是能選上美國總統，顯然靠得不是他自己，而是川普個人造成的異常現象。川普其實才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台灣無論執政的或在野的，沒有人可以是他，也沒有人做得到像他這樣翻雲覆雨。對國民黨來說，繼續營造「討厭民進黨」氛圍，也許是現階段最能讓自己安心的作法，但偏偏它面對的不是川普，且「討厭國民黨」恐怕也不在少數，在未來的大選中，台灣應該還是會傾向比較傳統、單純的選舉過程，尤其新美中台三邊關係仍在浮動中（甚至新的國際局勢），任何有意取得執政者，應該還是要專註讓自身成為「一個符合當前嚴峻形勢、真正讓人信賴並富有遠見的選項」。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關於國內互聯網企業員工的生存狀況，之前很多關於996工作制的神吐槽已經鋪天蓋地，但恐怕都不及新年伊始拼多多的員工猝死「羅生門」。 在拼多多和美團就社區業務爭得你死我活的節點，拼多多一位年僅23歲的姑娘在去年12月29日凌晨一點半下班途中猝死。這個悲劇發生之後，各方各執一詞，把社會碾壓之下，底層賭命的潛在邏輯擺上了檯面。 這個在烏魯木齊工作的可憐姑娘是家中獨生女，西安郵電大學畢業，入職拼多多才一年多，她所處的部門，正是拼多多2020年8月才上線的新業務「多多買菜」。小姑娘生前的knock（企業通訊辦公平台）上簽名的最後一條狀態是「為多多守邊疆」。她朋友圈還發過一句「拼多多女孩從不認輸」。 和所有卑微的底層一樣，本來她的離世並未引發波瀾。心有不忿的好友與1月3日晚間在脈脈上吐槽：真的沒人敢出來講一句話嗎？這到底是什麼鬼公司？願天堂沒有痛苦，你可以做一個無憂無慮的女孩。 沒想到這個時候拼多多的官方賬號做出了一個引發軒然大波的回應：「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我一直不以為是資本的問題，而是這個社會的問題，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你可以選擇安逸的梯子，但你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們都可以。」 這段話是真不好聽。但實事求是的說，全是大實話。它沒有顧忌中國人逝者為大的虛情假意，而是在不合時宜的時候，直接把小人物之死赤裸裸的剝開來給大家看。這種資本燒錢，底層賭命的邏輯，大家都在默默承受，卻未必大家都願意說出來。 這句話引發激烈反彈之後，拼多多當然不認賬。搬出了熟悉的謠言認證邏輯。解釋稱這段話是品牌營銷合作公司員工 ” 李某某 “用手機登陸了拼多多的知乎官方賬戶，在保持了登陸狀態之下無意中發布。「拼多多官方對該言論表示強烈反對。」 隨即拼多多顯然已經安撫好了死者家屬，用姑娘父親的朋友圈來「懇請大家不要讓死者捲入輿論是非中……」 但是面對這種甩鍋，知乎就不幹了，立馬解釋「知乎有嚴格的身份認證流程和機制」。言外之意，是不是謠言你自己清楚。 這種羅生門，其實一直我們熟悉的特色。即便各執一詞，也可以清晰的看見其中的脈絡。在各方的表態中，說實話，我感觸最深的還是拼多多那條。作者也承認「這是社會的問題」「」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但一轉身，就用近乎正能量的口氣勸慰世人「你可以選擇安逸的梯子，但你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們都可以。」 我假設它真的是一個外包員工無意下的快人快語而不是訓誡後的言不由衷。正因為如此，才更顯得悲哀。因為這個所謂的「李某某」，不過也是個27歲的年輕人，從背鍋屬性來看，在職場中的地位和烏魯木齊的姑娘應該是同一階層。 這個需要用瘋狂加班、犧牲個人業餘生活才能勉強立足社會的階層，從內心似乎已經認同了這種惡劣世態和生存邏輯——認同了工作時間之外的加班，認同了法定假日的剝奪，認同了用生命的代價換取生存的可能。正常的生活已經成為「安逸的梯子」，賭命一般的工作才是可以控制的努力。 著名歷史作家吳思曾經提出一個「血酬定律」：社會底層在匱乏的資源中，只能用流血拚命來換取酬報，用生命完成生存資源的交換。有網上爆料稱「多多買菜」實行的並非常規意義上的「996」，而是「硬核奮鬥模式」。即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的超級大小周，連續工作13天後休息1天，每天工作的時間不低於10小時，每個月硬性要求工作時間不低於300小時。 同屬於社區團購賽道下，滴滴旗下橙心優選被曝「春節不放假」，美團旗下美團優選也有自稱是員工的網友爆料稱「連續一個月2點睡7點醒」，工作強度極大。 我不知道這樣的賭命底層工資是多少，但是無論如何，也不過是別人的牙碎。去年拼多多股價累計漲幅達373.59%。市值達到2196.47億美元。老闆黃崢身家已達631億美元，已經超過馬雲……這樣的財富盛宴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已經有很多，但無一例外都是諸如烏魯木齊的姑娘這種底層小人物賭命的鋪墊。我們並不仇富，只是這樣的傳奇並不值得自豪。對於底層員工的搏命，馬雲曾經說「996是福報」，劉強東說「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在拼多多的羅生門中，財富的金字塔下，放眼望去，全是螻蟻的屍骨。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看邱禮濤《拆彈專家2》，看得捏一把汗——不是因為緊張的劇情（好萊塢一般的懸疑動作片水準），而是因為想及這部電影同時在中港台上映，政治立場先行的三地電影市場里，邱禮濤的走鋼索，一不小心會跌得很慘。 最危險的當然是大陸市場，已經有小粉紅觀眾嗅到電影裡面可能暗含的政治隱喻，在網路上語出威脅了。而香港觀眾，又能否摒棄對「合拍片」先入為主的厭惡，體會一個熱愛香港的中年導演的微言大義呢？幸好在台灣，可以抽離一些看，抽離得看著香港那些地標毀滅也不動容——沒關係，現實中被毀滅的香港比這些富貴之地更為可惜。 劉德華飾演的拆彈專家潘乘風怒吼的一句「我不是瘋我是痛！」這是典型的邱禮濤呼聲，也可以作為過去兩年被視為暴徒的香港人的一聲絕望吶喊，被逼到攬炒之境地的香港人，難道是因為瘋癲嗎？他們的痛絕對不會比那些所謂被破壞「收成期」的既得利益者們少。然而即使世界喪失了公義，個人依然可以選擇忠於內心的義，潘乘風就是這樣做的，無論他是拆彈專家、制彈恐怖份子還是差點被洗腦的工具人，他仍有對義的堅信。 電影里有幾個關鍵的時間點，隱喻感最強的是「2019年10月3日」，在一場對「香港酒店」的恐怖襲擊中，潘乘風大腦受損、失憶，醫生判斷他「永遠好不了」。現實中的第二天，林鄭月娥頒布《禁止蒙面規例》，經歷了711元朗警黑合作、831太子站暴行以及十一警員開槍事件的香港人，怒火被燒得更洶湧。香港也確定回不去了。 電影里，這股怒火一直由潘乘風代表。電影因為「不可抗力」被迫架空歷史，把整個2019年的社會抗爭與2020年初的瘟疫恐慌都烏有化，但如果把它僅僅轉嫁復生會的無政府主義者身上是偏頗的，香港人之怒，不只是因為憤世嫉俗，還因為政府失信。 潘乘風的叛逆也來自他信任的警隊同仁和高層都背信棄義，因為怕背責任而竟然把因公致殘的他視作棄子。諷刺的是他殘而不廢，不但不廢，還以強大的意志把自己操練成足以否定那試圖否定他的警隊的力量。 對於這股力量，同儕好友董卓文連呼：「超過警隊標準！」未免帶點惶恐。既然高層不給他機會證明，潘乘風就用另一種方式去證明警隊無能還不如一個殘疾人士。在他加入無政府主義暴力小組之前，他最後一次嘗試通過在授勛儀式示威抗議不公，令人意外的是警隊竟然使用強大的公關手段，讓在場傳媒全部滅聲。這一下，把潘乘風對社會公正的最後信任也摧毀殆盡。 抗議用的黑色橫幅和施行恐怖行動時帶的黑口罩，兩者顏色和材料如此接近，只有些微分別。如果我們指責潘乘風因為一念之差而選擇後者，我們不妨想想2019年佔領立法會時學生們的一句口號「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沒用的」。再者，潘乘風有「一念」的選擇權，警隊面對良知的拷問時，怎麼就沒有了這「一念」呢？ 潘乘風離開警隊後一度從事修車工作，嘴裡喃喃著「現在的人東西壞了就不要，不會修理好舊東西」——事實上，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運動參與人士曾組織過一個義務團體叫做「修理香港」，先修理底層民生，再修理人心，這樣一些人和類似的社運團體，日後也都被政權當作敵人對待。 整部電影里，聽得最刺耳的，是「手足」二字出現在警員口中。2019年之後，「手足」二字已經不再屬於警隊，而我們也聽到，在電影后半部，警隊長官用回「夥計」二字稱呼他們之前稱「手足」的下屬。與之形成反諷的是，董卓文的手和潘乘風的足，都受損了。 比「手足」謊言更可圈可點的，是舊愛倪妮設計利用潘乘風時說的一句「信我就是警察，不信我就是恐怖份子」，其實潘連這個選擇權都沒有，真相是董卓文說的：「如果他死了，算殉職嗎？」。這一切徹底道出了香港警察在政治遊戲中淪為棋子的真相。倪妮所使用的植入記憶不就等於國情教育洗腦嗎？無論為了多偉大的目的，這都是不道德的。潘乘風，就這樣以被拯救名譽為名，被榨取最後一點剩餘價值。 目睹這一切，我們完全可以接受電影開頭和結尾的災難片式大爆炸。既然香港要被毀，那就轟轟烈烈地毀掉這些「功業」吧，因為它們不過是「功孽」！我想起的，是「正義如滔滔洪水」，席捲這個城市——尤其是被炸的是一九九七年落成的青馬大橋和赤臘角國際機場，還有過去幾年甘為暴政幫凶的教統局與港鐵。如果惋惜，別忘了，這一切都起源於一支警隊的背信棄義。 不過導演慈悲，他說了一句：一個人的剋制拯救了這座城市，使災難得以避免發生。這也可以看作邱禮濤對香港人的冀望。而現實中，林鄭月娥絕對沒有這種克制和壯士斷腕的魄力，因此才一再地把香港推向衰亡。香港要從損傷中恢復，唯一辦法就是堅持不要失去記憶，不要埋沒良心，就像潘乘風那樣。 （作者1975年出生於廣東，是詩人、作家、攝影師。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全文轉自上報）
民主赤字是個學術用語，通常是指一個民主制度下，由於政黨、政客各自的利益考量，導致對民主的投入與產出之間出現逆差，所以又稱為民主逆差。（赤字）逆差越大，就代表這個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所主觀感受到的民主越少，人民與民主體制越疏離越沒信心；（赤字）逆差越小，則代表這民主體制下人民感受到的民主實踐越多，人民對此民主體制越親近且投入。 民主逆差是可以測量的，半年前，德國民調機構「達利亞研究」公布了〈2020民主認知指數〉（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 2020）報告，針對全球53個國家、12萬4千位民眾進行訪談，報告顯示，全世界有78%的人說民主對他們的國家至關重要；但民主國家中卻有40%認為自己的國家實際上是不民主的。有趣的是，在這份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民主研究報告里，台灣的「民主赤字」最低：有78%的台灣受訪者主觀認為「我的國家很民主」，85%的受訪者認為「民主至關重要」，差距只有7%，在所有國家裡表現最佳。 日前，香港《亞洲周刊》公布了一張封面圖片，圖中蔡英文身穿龍袍。封面專題為「台灣民選獨裁幕後 綠營新威權主義現象」，周刊引用淡出政治舞台的前綠營公職與學者，批評現今的民進黨政府「越來越像戒嚴時期的國民黨」，蔡英文則是「新威權主義」的領袖，痛陳民進黨已經變成「法西斯」，違背當初追求民主的理想，比蔣介石政權還可惡，比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還恐怖一百倍。 蔡英文到底是不是一個穿上龍袍的「民主皇帝」，本是一件可受公評之事；她所領導的民進黨政府是不是在執行「新威權主義」，在台灣也因政治立場的不同而言人人殊。不過，「可受公評」本身就是測量民主到威權程度的一個指標。香港《亞洲周刊》的一篇封面故事可以在台灣社會裡捲起千堆雪，但這封面故事的人頭若換成習近平，恐怕因資訊封鎖的關係，無法在中國境內引起任何一絲漣漪。事實上，過去數十年幾番易主、立場數變的《亞洲周刊》，早已不是昔日批判獨裁統治、聲援中國民運的《亞洲周刊》，以它如今轉而親共的立場，這篇批判台灣民選獨裁的封面故事說服力實在不高。 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台灣人對於當下執政者的「主觀民主感受」的確有所差異。一如許多國民黨支持者批評現在台灣是「民選獨裁」；當年馬英九執政時，也有不少綠營支持者憂心台灣「民主將死」。不過，一個國家是否民主？不是由這些主觀感受來定義，而是有在政治學上的衡量指標，包括：國家是否有定期的選舉？選舉是否公平？國家的領導人是否透過選舉直接或間接產生而且有過輪替？上述條件，台灣無不具備。 民選當然也可能出現獨裁者，德國的威瑪共和就是；不過德國威瑪共和被終結有諸多特殊的因素，諸如德國當時的世界性孤立、內部多黨林立而且對德國民主多不懷好意，以及內部欠缺稱職的民主捍衛者與政黨等等。但台灣的民主完全不同，它不但有固定且公平的選舉、一般人民對於民主憲政早有基本的體認與相對進步的公民意識；更重要的是，台灣民主赤字之低在民主國家中名列前茅，代表台灣人對民主的想望以及主觀感受已經高度契合，所以珍視且自豪於自己享受的民主。拿納粹來比擬台灣，是刻意污衊、比喻不倫。 將蔡英文穿上龍袍，認為台灣有「新威權主義」，是民選獨裁；卻對共產黨的倒行逆施、習近平的終身制未置一詞，根本是亳不遮掩的雙重標準。他們玩弄民主社會的遊戲規則，利用民主攻擊民主，意圖用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手法，造成民主的虛無化與犬儒化，進而讓更多人放棄對民主的防衛與堅持。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戴雅門認為，民主正受到一股「妖風」襲擊；今天真正的危險不是人民背叛了民主，而是正當民主政治受到前所未有的襲擊之際，許多人對民主的信心卻動搖，甚至被黨派之爭撕裂。 如果台灣的民主也有「妖風」，這種不知所云的「民選獨裁」就是了。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這個聖誕和新年，對中國這位富豪來說，可能是人生經過峰巔之後最暗淡的時刻。因為整治他的不是別人，直接是中國政府。 在西曆聖誕前的一天，中國政府下令，對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進行反壟斷調查，同時，對他的另一家企業螞蟻集團——11月剛被中國政府叫停上市——第二次監管約談。 阿里巴巴是中國最成功的互聯網企業之一，它的淘寶網是世界最大的網路購物平台，而螞蟻集團差點也成為史上最大的IPO。作為這兩家企業的締造者，馬雲也成為中國商界和互聯網的頂級人物，最成功的創業家，民眾崇拜的財富偶像，以及中國政府的座上賓。 但馬雲也是一個對中國當局有些口無遮攔的批評者。一個流傳的不知具體日期的視頻顯示，馬雲尖銳地批評了銀行和國有企業的壟斷，以及監管部門的不作為，讚揚了以他創造的支付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釋放出的顛覆力量，用他視頻中的幽默語言說，「我們對賺多少錢其實興趣不大，但對讓坐在這個位子上面的那些人不爽，是我們很想乾的事」，「銀行不改變，我們改變銀行；我們對搶民營企業飯碗毫無興趣，但是我們搖一下國有企業興趣極大」。他曾把和中國政府打交道的心得，總結為「只戀愛，不結婚」。 然而馬雲因為他的直言不諱和行事張揚在中國民間也備受爭議，有人根據他和當局的曖昧關係稱他是中共專制政權的維護者，2013年他在一場演講中曾把自己比作天安門事件中作出鎮壓決策的鄧小平，一度陷入形象危機，他的淘寶網被看作假貨大本營而被大眾詬病，螞蟻集團的經營策略也被一些評論家抨擊為「吸血鬼」和「金融寄生蟲」。 共產黨才是那個大boss 金融風險在最近幾年一直是中國政府著力防範的重點。藉助金融科技和網路平台，包括P2P也即網貸在內的互聯網金融由於挑動起了大眾的發財夢，這些年在中國發展很快，但鑒於監管手段的落後，這一行業蘊藏著極大的金融風險，頻頻出現「爆雷」和「跑路」。這促使中國政府決心清理網貸行業。然而，當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把監管升級，將反壟斷和防範資本無序擴張作為中國2021的經濟工作重點之一時，就不僅僅針對金融科技盲目發展、快速擴張帶來的風險防控的需要，它直接和馬雲10月在外灘金融論壇對金融監管當局放肆的批評有關。 馬雲的演講直率挑戰了中國政府的金融監管政策，嚴厲批評它將扼殺中國的金融創新。在這次論壇上，有國家副主席、中國曾經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王岐山和其他金融高官的講話，王的發言含蓄地反駁了馬雲對政府監管的批評。 隨即中國政府對馬雲和他的公司作出了系列反擊和懲罰。監管部門借口監管形勢變化暫停了螞蟻集團幾天後即將在滬港兩地的上市計畫，約談了螞蟻集團，接著起草了《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12月又對阿里巴巴、閱文集團和豐巢三家企業開出了中國互聯網領域反壟斷的首張罰單。 對互聯網巨頭進行反壟斷並非不常見，Google和 Facebook這兩家互聯網企業就幾次遭到美國和歐盟的反壟斷機構調查，像阿里和騰訊這樣的中國互聯網企業，也存在著借技術和平台優勢的壟斷行為，企業和民眾對它們的壟斷也多有不滿。然而，中國政府部署的對阿里的反壟斷調查和螞蟻集團的約談，決非一般經濟意義上的反壟斷可以概括的，它實際是在反壟斷的外表下，對馬雲的一次政治「清算」，旨在向中國的互聯網巨頭和資本大佬發出一個清晰的政治信號：在中國，共產黨才是那個大boss，它可以讓你們成為巨富，但必須遵守它定下的遊戲規則，成為中共統治的馴服工具。 中國政府事實上沒有等到進入2021年再去實施它的反壟斷行動。它還發動官媒對馬雲的講演和互聯網巨頭抗拒監管進行批評，官員在不同的場合也不斷強調審慎監管，對資本無序擴張發出公開警告。比如前財長樓繼偉在一次論壇上不點名批評阿里「大到不能倒」，中宣部副部長徐麟在媒體會議上表示，堅決防止借融合發展之名淡化中共領導，堅決防範資本操縱輿論的風險。 不意味著馬雲會成為吳小暉第二 中共此次之所以將「審慎監管」之劍指向馬雲，用美國彭博社的一篇報導來說，是因為馬雲長期以來一直把自己塑造成反體制、推倒保護國有企業的高牆的反叛者。他在一次又一次混戰中變得更堅強的同時，其公司與許多有權勢的實體，包括從國家支援的巨頭到行業監管者，發生了衝突，該報導還特別提出，「許多人現在正盯著他的帝國」。而馬雲最近對當局金融監管的攻擊，讓中國政府意識到，在當下美中對抗的特殊時刻，若放任這些互聯網巨頭以金融創新之名，挑戰監管規則，綁架國家金融，進而將它們的勢力觸角伸入到各方包括政治領域，藉助平台釋放出巨大政治能量，將會對中共統治構成大患。這無疑是不能容忍的。 然而，當局啟動對阿里的反壟斷調查並不意味著馬雲會成為吳小暉第二——後者以反腐敗之名被判18年，其安邦保險帝國也被官方接管變成國有。原因不僅在於兩人的起點不同，馬雲是草根階層白手起家的典範，他的艱苦創業故事被官方有意塑造成互聯網時代的「神話」，作為中國創業精神的代表，滋潤了幾代中國人，若馬雲被打倒，這個敘述的合法性將會被顛覆；更在於當下環境的微妙與敏感，以及互聯網行業本身的獨特性。 2017年中國社會對官方對私營企業不友好的輿論海嘯，其後遺症至今還在發作，在中國遭受美國圍堵的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必須營造一種保護私有產權和企業家的政策和輿論氛圍，以安撫人心特別是讓社會精英和資本放心。馬雲作為一個符號化人物，若因政治因素導致他本人有意外或者他的企業被中共掠奪，將會在中國的精英階層和外國資本那裡產生極為嚴重的後果。 對中國政府而言，它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借馬雲敲打中國的互聯網巨頭和金融資本，你們只要聽話就行，別給我搞事。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公民記者張展因報導湖北省武漢市疫情，被中國當局以「尋釁滋事」起訴，28日被上海浦東新區法院判處4年有期徒刑，震驚全球，引起多國表態譴責中國，而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反而怪罪說：「請西方政治和輿論力量不要再繼續害張展了」。總編輯應當是有學問，有見識，熟悉政治政壇，通曉社會百態與人間紛繁的；而且也應當能為民喉舌，針貶時事，關懷民隱民苦的。如今竟反而成為攻擊、撻伐為民喉舌之士的打手。 更怪的是，將張展判刑的是中國政府，將張展定罪，要把他送入監牢的是中共政權，胡總編輯卻反而怪罪外國牽拖他國。這是什麼國家？什麼政府？更讓人詫異的是，這是什麼報紙什麼媒體什麼輿論什麼總編輯？判刑逮捕都是中國中共在做在搞，卻怪罪他國，太會牽拖太會連坐他國，同時也太沒擔當了。 胡責怪張展在武漢「獨立報導」就像去「挑事的」，且西方主流媒體紛紛支持，讓她儼然成為西方攻擊中國的新焦點。除非中共中國心裡有鬼，否則張展如確實報導不實，散播假新聞假消息，那麼中共中國法院當然可將他法辦。她也不是外國收買指使的姦細，她做她的報導：這跟外國根本無關。 中國要注意的是，逮捕張展將他判刑是否證據確鑿、依法判決？張展是否真的報導不實？造假新聞虛構消息混淆視聽？還是因其報導真實，暴露了被掩蓋的駭人事實而刺痛了中共中國？如是因為後者，那麼中國只是在隱瞞一些不欲人知而張展想公諸大眾公諸天下的事。這樣的話她就是一位人權戰士也是愛國愛民的人士。 胡錫進無視中共迫害人權的事實，反而怪罪說：「請西方政治和輿論力量不要再繼續害張展了」。這真是大笑話。套句習慣用語，法院是政府開的，是中國共產黨開的，要怎麼判怎麼審是中共中國的事，干外國什麼事？ 另一有點類似的事，是黎智英被捕被囚禁，不過現在又保釋了。過些時候很可能又會被捕，大概是另類的現代版捉放曹吧。反正嚴刑峻罰法律如牛毛的中國常會有這種抓人逮人的事，不足為奇，大家也見怪不怪了。張展、黎智英他們共同的地方是，關懷人民民眾的遭遇，他們怎樣被對待，重視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而其基礎就在於民主自由人權。然而這和中共中國的專制獨裁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中共中國一定會抓捕張展、黎智英。問題是這樣抓人逮人囚人會把中共中國政府桀紂化、幽厲化。夏商周的昏君暴君庸主對於進言忠諫的賢士，如關籠逢比干萇弘等，都加以迫害甚至殺害。已相當現代化的中共中國要讓自己桀紂化幽厲化嗎？ 台灣類似張展的，可說滿街滿市，時時在那裡發新聞，報消息，批判政府與為政執政者。但她他們不會被捕，被關，都是化小化無，安然無事而且還罵政府查水表。因為台灣實施民主政治，有選舉投票，官員不敢作威作福或「甚假仙」；否則就讓你下台滾蛋。所以黎智英在台灣也都沒什麼事，而回到香港麻煩手銬腳鍊都上身了。那就是中獨(中共獨裁專制)的厲害與可怕。可是國台辦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卻老愛說台獨云云。台灣沒什麼台獨，只有民主自由人權以及拼經濟貿易等。誰在台灣要搞獨立建國，人民不支持得不到選票，他們所謂的台獨沒有辦法成氣候成風潮，形成氣勢或造成事實。中共中國口中的台獨其實就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中獨沒有民主自由人權，新聞不自由、言論不自由，中獨才是真正可怕的東西吧。 （※作者為退休教師，全文轉自上報）
2020年里國際國內的局勢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對我們中國人以及中國的前途有什麼影響呢？這是大家都關心的問題，甚至比過去更加關心。 第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武漢肺炎的流行。至今已造成七千多萬人感染，一百七十多萬人死亡。這裡邊還不能計算中國的數據。因為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隱瞞疫情，編造數據，所以不帶偏見的人都不會相信中國政府的數據。疫情深刻地影響了全球的政治經濟。 第二個最大的變化，就是中美兩國關係跌到了歷史的谷底。在川普政府的推動下，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習近平的戰狼外交促使全世界都看清了共產黨的狼子野心，共產黨對各國的全面滲透和收買，促使各國人們提高了警惕，並採取措施應對。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的逆轉，中國共產黨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第三個巨大的變化，就是香港人民和新疆人民堅決抵抗中共的鎮壓，獲得了國際社會普遍的同情。這反過來加大了對習近平政權的壓力，加劇了中共的外交滑坡。同時也加快了全球對中國人民反抗暴政的進一步支持。 與此同時，習近平政權對內的鎮壓進一步升級。在一些鎮壓手段上，比文革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中共最高層的縱容和授意下，暴行已經普及到最基層的政權。割韭菜已經割到了最高層的人士。中國從上到下的各階層，都陷入到極權政治的恐怖之中。 在過去一年中，利用高科技手段全面深入鎮壓，是習近平政權的一個新的特點。2020年是鎮壓性科技爆發的一年。中國老百姓知情和表達自由的空間本來就不大，去年更受到了高科技項目的進一步擠壓。老百姓陷入到進一步的恐懼之中。 由於這種深度的壓迫，也由於世界反中共的潮流對中國民主自由的關注度的上升，海內外的中國人的民主運動也進入一個上升的階段。許多已經對民主運動失望和疲憊的人，重新燃起了熱情。被壓迫到麻木的國內人民，反抗的行動也逐漸復甦，對民主自由的關注度也重新高漲。 這集中表現在這次美國大選，很多民運人士和關注民運的人士對川普陣營的支持上。這個熱度遠遠超過華人之前對美國選舉的關注度。川普團隊改變了過去幾十年對中共的綏靖政策，在經濟政治軍事上加大對中共的反擊。特別是最近一年多來，隨著美國民意對中共邪惡政權認識的覺醒，川普團隊反共的步伐在加大加快。海外華人對川普的支持也在加大加快。 另外一些民運人士和華人，對川普本人幾年來對反共的猶猶豫豫，以及對過去多年來民主黨更加關心中國人權民主的信任，站在支持民主黨的一邊。這本來就是很正常的現象，民主派內部從來也不是只有一種觀點，從來也不是輿論一律，不得議論中央。 但是一方面由於中國人民主素養的不足，於是容易激動且容不得不同意見；另一方面明的暗的五毛特務們冒充他人身份惡語相向，胡攪蠻纏起到了挑撥離間的作用；使得支持民主反對共產黨的朋友們之間，產生了一個短時間的分裂。這是民主運動的一個新形勢，新問題。 我相信這只是一個短時間的現象，很快大家就會冷靜下來，撥開五毛的畫皮，重新團結在反共民主的大旗之下。為什麼呢？就在大家情緒最分裂的期間，我們海外民運的聯席會議召開了三天的會議。之後又開了幾個小時的會議，專門討論美國大選。與會的既有川普的支持者也有民主黨的支持者，大家理性討論，擺事實，講道理，完全沒有網路上那種惡語相向。 雖然不能說取得了意見一致，但沒有影響對民主自由反共的共同理念。所以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熱度的下降，人們會很快回歸理性。中共和五毛的與時俱進陰謀詭計，最終也是做了無用功，改變不了全球反共，民主人權的大潮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21年新年賀詞中說：「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決戰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 新華社發表文章，中國優勢成就「最成功的脫貧故事」。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有8億多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 《鄧小平時代》一書作者傅高義反覆強調：因鄧小平而得以脫離貧困的人數，比歷史上任何人都要多，為此他應該得到嘉許。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回憶錄《應許之地》也說：「中國成功的讓數億人擺脫極度貧窮，實屬人類一大創舉。」 是的，中國實現了全面脫貧。但是，中共總理李克強提醒說：中國還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不錯，40年來，中國的脫貧率世界第一。但那是因為此前的30年，中國的造貧率世界第一。中國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後立刻取得經濟上的迅猛增長，秘訣就一條，那就是當年官方媒體所說的「鬆綁」。中國人過去被捆綁住手腳，邁不開步子，一旦鬆綁，立刻大步前進。於是很多人驚嘆：這個人走路的速度怎麼增長得這麼快呀。真是奇蹟！ 中國的經濟改革到底是什麼？那就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特點就是，共產黨改革改掉的東西，就是共產黨自己過去建立的東西；共產黨在改革中建立的東西，就是共產黨自己過去打倒的東西。 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二是2007年通過《物權法》。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是關稅貿易總協定，該協定簽訂於1948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是該協定的締約國。至於《物權法》，早在1939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就已經通過了《物權法》。由此可見，中共的改革不是別的，中共的改革就是對中共革命的否定。 問題在於，既然中共的改革就是對中共革命的否定，那麼，它還有什麼理由、什麼資格繼續在那裡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義大利學者阿爾曼多·皮塔西奧在《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一文里指出：「80年代末，東歐的各共產主義政權均面臨極其困難的經濟前景，有時還要應付強烈的社會緊張狀態，個別國家甚至不得不應付有組織的反對派運動的發展。但是，它們之所以最終崩潰，主要倒不是由於這些原因，而是因為，它們的領導集團本身以及各個共產黨已經提不出一套既能應付和解決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困難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的辦法。」 阿爾曼多·皮塔西奧這一說明十分重要。我們知道，東歐一些國家早在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就開始經濟改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他們都力圖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進行這樣或那樣的改變以期振興經濟，但總是沒有多大成效。爾後他們不得不意識到，要振興經濟，唯有否定他們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也就是放棄社會主義，重新恢復被他們原來打倒的資本主義；而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再也無法像過去一樣理直氣壯地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了。為什麼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民眾和平抗議時沒有下令開槍鎮壓？因為他們自知理虧，無法說服自己去扣動殺人的扳機。 中國的情況也與此類似。80年代的中國，民間自不待言。80年代的中共，經濟上的改革派，每每也是政治上的開明派、溫和派、自由派。八九民運就是民間自由派和黨內溫和派自由派聯手的產物。可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強硬派卻用極其殘暴的手段鎮壓下去。從此，中國的改革就走上邪路。 六四後的中國，一方面在經濟上不問姓社姓資，其實就是大量復辟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頑固地堅持一黨專政。於是就造就了「中國模式」這樣一種怪胎。今天的中國，一方面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是極權專制的強化，成為對普世價值、對人類自由與和平的嚴重威脅。 如何戰勝這個專制怪物，是擺在全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個最嚴峻的挑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