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豪再婚！与日本创作歌手荒卷绘美登记结婚，经纪公司正式证实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中国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SMIC, 0981.HK/ 688981.SS）日前宣布前台积电（TSMC, 2330.TW/ TSM.US）共同营运长蒋尚义回锅。这位才刚刚从武汉弘芯骗局脱身的这位前中芯非执行独立董事，这次回归却一举高升副董事长，此举引发同为叛将的现任中芯共同执行长兼任执行董事，也是前台积电研发处长梁孟松的反弹，在觉得“不受尊重”、“觉得错愕与不解”的同时，除了在董事会对聘用蒋尚义的议案放弃表决权，也发表书面辞呈，并要求记载在董事会会议记录里。 钱，没给到位；心，受委屈了 正在被中国官方整肃的中国首富马云曾说过：员工之所以离职的原因只有两个，第一是钱没有给到位，第二是心受委屈了。蒋梁间是有些恩怨情仇，诸如蒋未提拔梁接任台积电研发副总，以及第一个发现梁孟松违反竞业禁止条款的正是蒋尚义，直接导致梁被台积电起诉等事件。有评论指称，梁孟松虽然才华洋溢，性格却恃才傲物，造成虽战功彪炳却在台积电内升迁受阻，进而愤恨离开。而历经三星（Samsung, 005930.KR）后落脚中芯，却还是逃不过以台积电旧职论资排辈的结果，是对梁孟松这个戏剧性职涯的最大否定。 或许梁孟松在这个事件上的确受有委屈，但中芯有没有把钱给到位呢？事实上中芯相关负责人也坦承，梁孟松加入时的20万美元年薪是偏低的，在业界连一个副总都请不起，对比刚公布的蒋尚义67万美金酬金，钱除了没到位，更加剧了心受委屈的程度。但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还是当红炸子鸡的梁孟松，被中芯国际授与和董事长周子学相同分额的股权激励，达65.91万份的认购权，以授予日（05/20）后，中芯国际股价最高达到41.95港币，对比如今只剩不到20港币来看，其激励效果可能也砍半了。而这个叛将间茶壶内的风暴，除了从八卦的角度来茶馀饭后以外，其实也传递了些中国半导体产业不寻常的讯息。 中芯经营策略转向 在我的粉专“若伊时评”便有网友（Argo Yee）在这则新闻的评论下方留言，认为此事标志中芯经营方向的转变，我也深以为然。据梁孟松辞职信所提及的丰功伟绩，中芯国际14nm制程在其领导下，良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3%到95%），且跨越了从28nm到7nm共五个世代的技术开发，只待取得EUV（极紫外光雕刻机）后即可实现量产，虽有空口白话之嫌，却也反映了中国先进制程开发的困境。 中芯国际被列入黑名单后，取得相关半导体设备及原材料即陷入困境，目前对中芯国际来说已是能否继续生存的关键之秋，而以先进制程追上台积电的想法已被不攻自破后，梁孟松所代表的先进制程研发路线被边缘化，转而以蒋尚义所代表的半导体设备其原材料确保路线取而代之。毕竟武汉弘芯虽是一场闹剧，但蒋尚义成功引入中国唯一一台7nm EUV的实绩，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蒋尚义路线成为中芯国际内部，乃至于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主流，梁孟松因此觉得“不被需要”、“不被尊重”，可能就非单纯意气用事这么简单，也无怪乎中国商务部已正式要求荷兰在EUV及5G等议题上，“秉持公平立场”了。 中国半导体自制牛皮吹破 另外一点我认为则是中国半导体自制的牛皮吹破，致使被大力造神的梁孟松被迫走下神坛，其中国半导体门神角色将由蒋尚义取而代之。在2017年梁孟松的到来后，早已于2016入职的蒋尚义即去职，两人间互相不咬弦的状况，中芯内不可能无人得知，然而董事长周子学执意邀请蒋尚义回锅，并“仓促告知”，其实也不无赶梁孟松走之意。 做门面功夫一直是中共政权的惯性，更是维持政权稳定与统治正当性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战开打初期，明明武器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却还是讲出“大打大赢、小打小赢”等令人发噱之语。在贸易战进入科技领域后，又向中国人民谎称有能力进行半导体自制，连80岁老太太都出来造晶片的同时，梁孟松更是被吹捧成中国“芯”的救星，其以交出人头的方式走下神坛，的确也谕示了中国芯第一阶段的牛皮，已被吹破。 西进中国已成歹路不可行 从上述分析来看，我认为梁孟松的去职已成定局，中芯“核实离职真实意愿”的说法，只是为消弥股价的震荡来争取时间。毕竟若梁孟松辞职信所言为真，中芯已保有了至7nm制程的技术储备，在中芯经营策略转向成熟制程的同时，梁孟松的确已成那个飞鸟射尽后的良弓，被弃之蔽屣的感受，鸿海（2317.TW）的前董事长郭台铭，想必也能感同身受。 除了台湾人西进中国会被用过即丢，其薪资其实也没有亲中媒体所吹捧的那么优渥。我曾多次提及中国人均收入低落，总有人拿“高阶人才薪水是台湾的好几倍”等语来辩驳，然而在梁孟松这些事件一看，此语不堪检验之处便昭然若揭。半导体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而中芯国际又在中国国家队里挂了头牌，其经营管理人才应可堪称高阶，然而对比同领域台湾公司的同样职位，台积电董事长及总裁2019年的报酬皆为2.93亿新台币，为蒋梁之流的数倍不止，下次若再听闻此类话术，台湾人的脑筋可得清楚一些。 （※作者为前美系外资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陆股及多重资产等领域，现职为金融科技新创副投资长，并管理“若伊时评”粉丝专页，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对于时事的想法。作者及所属之公司在撰文当下，已持有本文所提及的台积电（2330.TW）之多方标的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利益冲突议题请本文读者知悉。唯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读者请勿单纯以本文为依据，请多方涉略后审慎地进行投资决策。全文转自上报）
总部设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近日公布最新调查，指出因政府严厉打击COVID-19相关报导和政治维稳，全球被捕入狱记者在2020年创下新高，人数达到274人，其中中国就占了47位，且有近半数是因为报导维吾尔族的遭遇被关。若加上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在香港先被以诈骗罪逮捕，继之再以勾结外国势力罪名起诉，中国无疑再为“新闻自由已死”做出示范。 中国的新闻自由事实上已死了很久，当地受禁闭的“调查采访”，过去几度还成了《纽约时报》的报导专题。去年中，纽时一则“一个记者的离场与中国调查新闻的衰亡”就提到，中国不是没有具本事探求真相的记者，例如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就因揭露共产党官员如何动用权力使无辜者被捕，而得到“藏獒记者”的称号。但年未50的他，最后也因为习近平全面审查治下，选择离开奄奄一息的中国新闻业。依照刘万永的说法，一名中国调查记者所会面临的压力，除了因“违反审查规定”遭罚或被噤声，有时几个月都不得再写稿，之外甚至会被迫编写承认错误的报告。 纽时笔下另一个实例，还有长年挖掘警方暴力执法、错误定罪等新闻的调查记者张文敏，她遭整肃的方式是被关闭社群媒体帐户，再也没有任何平台可以发表作品，于今只能暂靠积蓄过活。在中国主要媒体多为官方喉舌，又或者极度欠缺对掌权者的问责、批判时，“调查记者”便扮演著监督中国政府的主要（甚或唯一）角色，例如之前中国毒奶粉等丑闻，都是由他们所揭发。但有习近平“媒体姓党”的号令，中国媒体于今几乎再也没有深度的批判报导空间，几经官方骚扰乃至监禁，“调查记者”在中国已然绝迹。 此外，端传媒之前也有过一深度专题，揭露一些保持新闻良知，以追寻真相的中国记者，如今又如何遭到压抑和扭曲。过去或者只有真正具党媒色彩的新闻机构，以及大型媒体如新浪、腾讯等会收到来自官方的“禁令”，当下，官方言论审查的规范实已扩散到连小众网路媒体、自媒体都再没有自主报导馀地。不只如此，连腾讯上用以发表个人言论的公共平台，之前也曾因言论审查之故，创下一年遭关闭10万帐户的纪录。 根据端传媒当年采访中国媒体人所作报导，其实从几个细节，我们不难知道身处“新闻自由已死”的国度，其言说压力是何等巨大。包括中美贸易战之初，中国媒体先是被“上头勒令”要加大力度反击美国，之后，因为进入谈判阶段，又再被要求报导必须“软一点”，甚至干脆订下统一格式，不能再使用“贸易战”一词，而要改说成“贸易摩擦”。很快的，当川普在媒体上说中国在协议中有所退让时，中国媒体对究竟是在那些范畴退让却是只字未提。 另外，当股市“暴跌”，记者会被要求只能写“下跌”，规范有时莫衷一是，不能显露中国的衰败则是一条清楚的底线。当美国于贸易战中宣布将重启对中国中兴通讯的禁令，彷若“一剑封喉”，中国媒体旋即受指示必须避免呈现任何对中国不利的内容。至于在“中国制造2025”上，也是忽而被要求大肆夸耀，忽而看苗头不对又被要求保持低调。 中国禁令下的删文幅员也愈来愈辽阔。不只当年驱逐“低端人口”的故事会被消失，2018年，当《福布斯》（Forbes）公布“全球最有权力的75大人物榜”，把全球最有权力的人物从普京换成习近平时，这一排名报导也在中国彷若没有发生，仅因中共权力核心认为“最有权力人物”的评价，恐对习近平的全面掌控带有负面影响。 端传媒报导中还提到，中国网路空间管理局每月都会派人对网路社群业者进行“教育训练”，讲授正确的意识形态。此外，媒体若是报导国际新闻，则绝不能影射国内，在倡议“一带一路”时，要回避和他国的政治争议，只谈经济和文化。诸如此类，久而久之，官方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所下指导棋数不胜数，大家要不开始装无知，要不索性转而只制作肤浅的新闻，连之前处理国际新闻经常要不断更改VPN以突破防火墙，后来都显得意兴阑珊。 中国调查新闻死亡，其馀新闻逐一走向官方规范化，“谨守官方红线”成了重要生存法则，又即使严肃新闻不提，改走娱乐路线，后来也一样有不得八卦太多、娱乐性太强的“提醒”，连娱乐新闻也受到严格控制，所谓不许媒体“低俗”，到头来结果却是令它变成虚伪。而娱乐新闻和政治新闻经常能挂上钩的，就是对“台独艺人”和“港独艺人”的指控以及号召封杀。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公布全球被捕记者人数的同时，另外提到了美国今年罕见有110名记者因报导反对警察的示威活动被逮捕或遭刑事指控，不过却无一人入狱。即使如此，美国对川普治下打压新闻自由的举措一样给出很大的批判。我们必然要对民主自由国家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时时发出警觉，但于此同时，倘若对极权国家扼杀新闻自由的举措已然麻痹或认为理所当然，比如中国言论环境的种种，恐怕也是在侵蚀我们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的价值捍卫，因为一个那么巨大，又“新闻自由已死”的国家，它足以干扰影响的从来不会只是自己国家的记者而已。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无须等到美国通讯传播委员会对CNN裁罚，前几天，美国“真相工程网”公布CNN老板如何指挥下属，对川普恶意攻击之后，12月6日，位于乔治亚州的CNN总部遭受群众攻击，这家所谓自由左派的媒体，恐怕很难再得到民众信任。 媒体自律很重要 媒体可以被信任，条件之一当然是言论自由环境，背后出钱的老板或政府，不可以恣意干预专业记者的工作，但是，环境自由并非唯一条件，媒体的自我纪律和专业道德感，才是媒体能否被信任主因，如果只是被老板或政治机构操纵的媒体，当然无法取信于人。 这一次大选中的乔治亚州，可以说是舞弊案的重灾区，公听会上人民对舞弊揭发层出不穷，但是CNN依然保持沉默，不得不令人起疑，CNN到底在这一次的大选担任“拜登造王者”的任务有多深，目前虽然还无人知晓，但是，真相早晚要曝光。 宾州也是美国几个大主流媒体的总部，同样以媒体造王者方式，联邦选委会尚未宣布前，就对拜登当选做出保证，同样对宾州的舞弊不置一词，也难怪大选之后，这些过去具有公信力的主流媒体，被保守派抛弃，反而使一些小媒体跃上台面，这恐怕是美国媒体重新洗牌的开始，那些坚持反共的媒体包含《大纪元》或《阿波罗新闻网》、《新唐人》，它们的阅听比率开始上升，对美国社会来说，也算是好事一椿。 这其中PARLER新闻网，就是新兴的媒体，亲保守，拥抱中间色彩，这个新闻网最近揭露了CNN以及《纽约时报》，这些自由左派媒体如何操作了2018年4月的中美洲蓬车大移民的故事，这件震惊国际的中美洲蓬车大移民，演员群众来自厄瓜多、宏都拉斯和瓜地马拉，以及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人数有五千到一万人，PARLER根据主流媒体记者的现场报导，以及登上版面的照片，找出一大堆被人为操作的痕迹，这些人从中美洲国家并非徒步走到靠近美墨边境城市，而是被有心人招募，搭乘游览车来到边界，安排他们搭车的人是公关公司，PARLER真相新闻网发现，每一位闯关移民，从老人、年轻人，到小孩、婴儿，男女皆有，手上戴有不同色彩的手环，作为辨识方法，蓝色、黄色、橘色，很可能是分辨搭车的方法，真相记者在现场拍到有人在人群中撒钱，从移民群众来看，走漫长的路途，一天45公里路，少说要几十天才能到达边境，但是，很多移民居然脚上穿著拖鞋，很显然根本就是附近找来的演员，他们身上甚至很干净，还带著手机名牌，小孩子连尿片也不准备，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经过长途旅行的人群，这些人到达边境，要求闯关进入美国，受到移民警察的阻挡，然后在边境安营扎寨，成为当地的隐患，这就是主流媒体记者要呈现给人看的画面，希望引起同情，到底目的是甚么？ 移民大戏被拆穿 动机被拆穿了，因为民主党反对川普的美墨围墙政策，移民通常支持民主党，认为围墙阻挡穷人进入美国，甚至不人道，媒体以及后面的策划者，花大钱演出这一场大戏，只有单纯的阅听者被欺骗了，甚至大骂川普的围墙政策，这就是主流媒体的目的。 蓬车大移民中，许多受苦的儿童画面一再曝光，民主党终于可以找到著力点，抨击川普的政策，这恐怕才是演出大戏的目的，那么，谁是这个新闻事件主导，以及背后出资者，PARLER说：索罗斯。 索罗斯自认是一个争议人物，他主持的“量子对冲基金”，在危机入市中赚大钱，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在1986年进入中国，主办很多论坛活动，希望塑造中国为开放社会，但是，在天安门事件前，索罗斯被冠上特务的大帽子，遭到驱逐出境，他在川普上任后，抨击川普对中共妥协，批评川普的对华政策软弱，但是，在这次大选，却选择支持和中共官商利益不清的拜登，索罗斯的行径，让人搞不懂，尤其是这一次中美洲的大移民骗局，索罗斯图的是甚么？ 当然，很多时候大企业，以及大咖华尔街老板，内心想甚么，很难理解，就像这次大选，华尔街大咖支持民主党，内行人说，背后有中共影子，恐怕也只能如此分析了，华尔街金主讨厌川普，因为与中国贸易战争以来，少赚很多钱，其次，如同约瑟夫奈伊在《强权者的道德》一书中所说，“川普这个人不缺钱，比较难以猜测”，选择可以控制的拜登比较好。
在美国，何谓左翼与右翼，是一个外人无法了解的复杂问题。 左右两种思想，在不同的民族国家，有不同的表述。例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国，若延安的毛泽东是左派的代表，那么公认蒋介石就是右派。 但若蒋介石是右翼，并军事清剿延安的毛左，在今日的标准属于“极右”甚至中国的纳粹；那么蒋介石本人笃信孔孟儒家、王阳明的理学，并与宋美龄一齐笃信基督教，则孔孟儒家和基督教又是不是“极右法西斯”价值观之源头？ 美国南方的许多民兵组织，主张捍卫华盛顿宪法，被川普(特朗普)称许为爱国者。支持川普的美国人，基本上比对支持民主党的爱国。亦即美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 若美国的民族主义是极右翼，那么在苏彝士运河危机中，以民族主义捍卫埃及资源和苏彝士运河权益的民族主义领袖纳塞尔，又算不算“极右”？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则孙中山又算不算中国人极右势力的总代表？ 种种争议，一百年来许多研究社会科学和政治历史的学者浪费时间辩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若以美国东西岸的白左理论为至尊，就变成“思想殖民”。在华人学者的眼中，左右之分，就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那套标准。此一学术标准一离开西方文明世界，应用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范围，即刻变样，产生认知的混乱。 一百年来，大量中国知识人和传媒在何谓左右的语言迷宫和思想魔障中团团打转，找不到出路。然后用左右的意识型态教条，眼睛不是盯著苏联模仿，就是看著美国学习，一直胡混到今日。 偏偏社会中的工商界，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香港，不理会政客和学棍的纠缠，自行在市场经济中摸索求存、勤奋致富，造成了另一番局面。由于上层之“思想界”争议混浊，他们都恐惧政治，也不知道上层的那些人搞甚么鬼。只见到由胡雪岩到马云，只要民间有办法的中国人一致富，树大招风，就在上层“论政”鬼打鬼的一场场内哄和斗争中，成为牺牲品。 这就是大陆的民企永远没有安全感，累积了财富，必定举家连同子女迁居美国加拿大的理由。然而他们一面跑，嘴巴里一面跟著流行的形势唱著左右斗争政治谱曲，心里都不相信。长久以来，形成中国人的人格严重分裂。 正本清源，是因为左右问题从第一课起，百年来这个民族没有搞清楚。 (转载自《苹果日报》
紫荆党横空出现，标志著中共对广大的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左派群体彻底失望和不信任，而酝酿著某些重大举措，包括清洗旧港人、整顿特区政府及立法会、整顿传统建制派。在这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就特别值得港人关注。在未深入分析中共这些措施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近期的舆论风向标。 素有“建制派第一健笔”之称的屈颖妍，12月10日在其《头条日报》的专栏中竟然以《我不是建制派》 为题，公开批判林郑，承认之前支持林郑是错了。笔者觉得她此文是藉批判林郑来强调自己不是唯唯诺诺的建制派。 被人称为《基本法》护法之一的宋小庄，12月11日在《明报》发表文章：《议员资格的决定有何重要法律意义》 ，责备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缺席导致立法会“流会”。他认为，“‘流会’与立法会的兼职议员制度有关，有些议员视工作为副业，视生意为正业，就经常缺勤。议员俸禄优渥，工作繁重，不应当还有其他主业”。很明显，他所针对的主要是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议员，而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亲中共的建制派人士。 自称为“接近习近平班子”的于品海，12月6日在他的《香港01》中发表题为 《连问题都看不清，“好打得”又有何用》 评论。表面上是批判林郑，但实际上是剑指香港的资产阶级。他的文章没有主动说出香港问题所在，却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寓意香港应该意识到社会阶级和经济结构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很明显这是复述了中共自从香港“占中运动”以来的官方论述。 自称为“白宫发言人”的冯炜光，11月6日在《橙新闻》以 《韩正副总理的考题林郑应如何回答》为题，批判林郑和整个香港公务员团队都是AO（政务官）心态，无法从政治角度把握香港的形势，造成无法与国家融合的困境。他说：“香港的政务主任尤其是回归前入职的，在英国殖民地者的熏陶下，只懂执行，只懂把问题翻来覆去地辩论，写文章（主要是英文）一流，但战略思维九流。要他们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有历史纵深、有宏观视野、有国际博奕的认知、有家国情怀去思考香港，去治理香港，去领导香港，无异缘木求鱼”。冯炜光此文，同中共要清洗香港公务员系统的意图高度契合。 近期这四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笔者不是说他们“被授意”去写，而是觉得它们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些反映北京意图的想法：清算香港人（特别是原来香港的资产阶级）、清理自己队伍、改造立法会、改造公务员系统。在这个思维背景下成立的紫荆党，就很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现在笔者回到文章开头时的观点：中共对香港的不信任。 第一，对香港广大市民的不信任。其原因由来已久，笔者将来有机会可以详细分析，今天暂略。这种不信任，到去年“反修例”运动中出现两次百万级的大示威，以及年底区议会选举中亲中共候选人一败涂地的状况，使得北京决策层有人滋生极端的“留岛不留人”的念头。在对香港广大市民不信任的同时，更认为香港资产阶级是动乱的根源之一，认为他们的剥削属性造成香港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是动乱的温床。这从“反修例运动”过程中对李嘉诚等人的批判可以看出。于品海的文章就是暗示这点。 出于对香港人的高度不信任，才会导致“港人治港”这个口号在内部悄悄改成“‘新港人’治港”，强调今后香港的管治权要移交到“新港人”手上。而所谓“新港人”就是以紫荆党为代表的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派来香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这些过去处于潜伏状态的地下党员今后可能要“地上化”了，取代港人出任各种岗位。 第二，对香港政府及相关管治团队的不信任。中联办下面一个智库曾经向中央提交报告，对特区去年出现的“反修例运动”的发生，认为是特区管治团队在执行“一国两制”政策时有偏差。它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动乱暴乱不是偶然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多种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内因看，‘香港之治’出现严重问题，是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中的资本主义过头。按照现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风，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报告列举了很多实例，用以说明移交主权以来，由于特区政府“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过头”（即倾向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使香港在政治、法律、经济、金融、舆论宣传、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出现严重问题，才导致去年的大规模反特区政府、反中央政府的示威。而在去年的平乱过程中，特区政府又显得软弱无能。它既没有及时动员政府掌控的三万多武装力量（按：指香港警察部队）下达果断平暴的命令，等到局势明显失控时，也没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出动解放军驻港部队来协助平乱，这就充分显示出特区政府“不善斗争、不敢斗争”的软弱无能状态。冯炜光的文章，反映了这种观点。 第三，对香港左派群体的不信任，可以说也是由来已久，所以紫荆党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左派打了一个耳光。根据笔者观察，中共对香港左派的不信任，既有历史原因，即中央长期来都是对“白区”党组织存戒心的；也有现实原因，即认为本土左派群体属于“烂泥扶不上壁”、难委以重任。 历史原因方面，是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之初，第一批被排斥的人竟然是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干部。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战军请示中央如何对待地下党？中央回复：“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注1] ，足见中共对白区党员的不放心，党内这个传统也影响了中央对香港的地下党的观感，特别是在香港也出了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副社长郑华叛变逃美、以及前中联办办公厅主任刘林、台湾事务处长魏平元、中联办秘书长蔡小洪被揭发为英国情报部门收买等事件，所以中共中央对香港工委是不放心的。 现实原因是左派群体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2006年民建联访问北京时，负责港澳工作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希望他们能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但15年后的民建联无论从形象或能力看，仍然是一批碌碌无才的人，仅懂得盲目附和中央、盲目支持特区政府的人，无法肩负起特区的管理工作。屈颖妍的文章强调自己不是建制派，就是一种割席的态度。 了解这些背景后，再详细分析紫荆党几位发起人的公开言论 ，笔者深信这个党的成立反映了中共高层对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对香港左派的深深不满。（下篇完） 注1：见裴毅然：《前后16字方针：白区地下党的宿命》，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4年8月号。所谓前16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作为白区工作的原则。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
最近，香港一些“海归”人士成立了一个“紫荆党”，引起香港政坛的极大关注，大家的关注点有二，第一，这个组织是“嫡系”（由中央或至少是中联办组建的）或是“庶出”（即并非由中央或中联办组建，但得到他们的祝福）？第二，它与当前已经存在的亲共建制派的关系如何？是否意味著传统左派势力的式微？笔者试图就自己所了解的，去回答这两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相信他们是嫡系的，因为早在三年前，即“占中运动”之后，中央及香港中联办就已经在讨论所谓“新港人治港”的问题。据了解这个讨论的朋友说，北京认为香港的资产阶级上层是靠不住的，中央给了他们长达20年的时间，也更换了好几任特首，香港还是管不好，所以，依靠原有的资产阶级来管理好香港是不行的。中央强调：“‘一国两制’并不等于香港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因此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派驻到香港来，真正地沉下去，到香港人民中去，做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在香港的人民群众中发展党员、积蓄力量，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以人民为后盾，依靠香港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建设香港、发展香港”。据笔者了解，这是当年中共内部讨论香港问题后形成的十大对策其中的第一条。 到了去年“反送中条例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中央对香港工作有指示：“不要忘记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的事，国家的任务。香港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自己的任务，不能让港人去主要承担。”最后这句话就清楚表明，中共将派人管治香港而不再依赖原本的港人。中央并为此拟定一些策略，强调“首个阶段做的主要是群众工作。总纲领不要再依赖殖民地的‘港人’办一国两制了。要组织‘新时代’的‘新港人’，创建一个可以向邓小平同志及先辈先烈们致敬，并好好对他们交代的，能展示给世界的一国两制。”根据这个指示，过去的“港人治港”今后会变成“‘新港人’治港”。 据知情人士说，这个指示提出：治港团队“总人数要过千，将来基层人要上万。其实是在为共产党在香港组建一支地下党培养自己的管治团队。组织部、宣传部、对外国安部、政策研究部、行动总参部、支援部（笔者按：不明何谓“支援部”）、培训部都要齐全，都要组建起来，都要精简锐利”。 这个指示还把香港目前的状况与中共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它说：“共产党在1939至42年间在华北的处境和斗争，与香港现阶段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可作策略思维中用来借鉴。当时党把主要矛盾归纳成‘反磨擦’斗争策略，统一各阶层为群众做些实惠之事，孤立制造磨擦的分子（即国民党军）及外来势力（即日军），用各种方法把他们的影响力清除、减低、消灭。著力维护搞好生产，办好根据地，做好宣传及思想工作。今天，我们要用占领根据地、办好根据地、一步一个脚印，以长征的精神向前迈进”。它又说：“1947至1949年党在西柏坡的经历也与当前香港‘一国两制’的任务相似，那就是先作战略转移，稳固后，兼顾几个战场，灵活地统筹协调运转战术战力核心，并为建国（即接管）作思想心理组织的准备”。 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共提出借鉴“反摩擦斗争”的历史经验，就是要如何逐一瓦解他们心目中的香港“反华势力”，至于西柏坡经验（接管全国政权的部署），就是如何实现对香港的全面接管。 根据这两次的历史经验，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有核心组织，训练干部，纪律严密，身份隐蔽，深入群众，并能在敌后与敌人斗争的队伍。队伍要有各类人，包括军队、公安、特科、专家、干部。要老中青结合。主战场在地下，应该直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特设小组领导，与两地官僚系统要分开，无瓜葛，少作不必要的接触”。这就说明，中共为了全面接管香港，将会继续分开地上与地下两条线，有些人可以浮上水面，有些人则继续潜水。用中共的术语，浮上水面，指合法斗争、议会斗争、公开战线，而继续潜水，则指非法斗争、议会外的斗争、隐蔽战线的斗争，或者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这些策略都是中共优而为之的故技。 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其性质可思过半矣！笔者认为，它就是一个在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带有政党性质的公开的亲中共的“群众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中共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权机构（行政、立法、司法、区议会）和非政权机构（大量的法定团体、马会、大学的校委会等等）作好准备。在中共的历史上，每当要“解放”大城市时，必然会事先在该市建立大量亲中共的“群众组织”，以便配合中共解放军的进军步伐。这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工委”）的任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香港除了设有公开的“港澳工委”外，也有一个不公开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城工委”），也是为配合解放香港而建立的“内应”力量。所以，紫荆党的成立，很可能就属于这些内应力量。该党除了公开表示其建党是“学习中国共产党”之外，就连第一次成立的形式也仿效中共：他们在维多利亚港的游艇上开会，就如同中共当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曾经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一样。 从以上的分析看，紫荆党显然是“嫡系”而不是“庶出”。如果它不是“嫡系”，它不敢在创党伊始便夸下海口要发展25万党员。须知道，传统左派龙头组织民建联花了将近30年时间才发展了5万多党员，而历史比中共“建国”（1949年）还长久的工联会，经过70年的经营，到现在会员才不过40万左右。那么紫荆党凭什么从组党第一天就敢瞄准25万党员的目标呢？ 笔者曾经撰文估计香港地下共产党员数目至少达40万人（见绌作 〈从十八大看香港地下党规模〉 ，载《明报》2012年11月28日），很多左派朋友认为这是高估了，但笔者始终维持这个判断（详细估算见上引拙作，这里不赘）。如果中共认为现在需要部分地下党员浮上水面，部分仍然继续潜水（即贯彻上文所引用的“公开的与隐蔽的双结合”的策略），则一夜之间把25万人划入紫荆党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员奉命加入到其他党派，以该党派的身份活动，从而隐瞒共产党人的真正身份，这些例子比比皆是。 读者可能会问，在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后，香港已经被中共全面掌控，为什么还需要成立一个“紫荆党”？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共还需要“一国两制”这个招牌，如果北京“事必躬亲”，越俎代庖，难免使人觉得“一国两制”彻底消亡。由于需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外观，则中共在香港的正规组织（中共香港工委）就必须继续潜水，所以它要建立一个由它指挥的团体，来执行它要推行的任务。当中共一日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外衣时，其在香港就只能继续以地下党的形式存在，一日仍然是地下党时，它就必须要扶植一个公开的、地上的组织来为它服务，这就是它需要此时此刻成立一个紫荆党的原因。（上篇完）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
最近三条消息让全世界对中国的红色渗透更增疑虑：一条是中国和瑞士在2015年签署的“5年再入境协议”，让中国特工能够入境瑞士审讯中国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相关费用由瑞士税务人埋单。另外两条则是旧闻新热，今年9月就已上网的一个包含195万中共党员信息的外流资料库。在数据安全分析机构“Internet 2.0”的帮助下，IPAC在对材料进行认证后，将数据库传给了包括《每日邮报》在内的全球四家媒体机构。该名单被指划分为79000多个党部分支，其中许多分支隶属于公司或机构当中，然后媒体据此发现了美国与英国不少这类中共党员。 三条放在一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惧加深。本文只分析瑞士为何会与中国签订这种怪诞的协议。 瑞士与中国这一秘密协议怪诞在何处？ 英国卫报报导，瑞士和中国在2015年时签订了一个所谓的“重新接纳”协议。协议在12月7日到期，需要更新。瑞士曾经和超过50国签署类似协议，允许这些国家的官员来协助辨认与驱逐非法公民，唯有和中国大陆的协议从未公布过详细内容。 这个协议一直不为人知，而瑞士报纸NZZ今年8月的一篇报道，终于令这个秘密的协议得曝光：该协议为中国官员进入瑞士讯问准备被遣返的中国国民提供了条件。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将该协议的条款细节公之于众，并在其所附报告中指出该协议与瑞士和其他国家签署的类似协议有何不同之处，认为将会对“那些中国政府希望其被遣返的人”构成威胁。 瑞士接纳的与中国有关的异见人士，主要是藏人与新疆的维吾尔人，还有香港部分人士。因此，“保护卫士”组织的负责人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认为秘密协议被曝光的细节“将会令瑞士的声誉蒙尘”。达林说，被派往瑞士的中国“专家”并非“移民官僚”，而是特工，该协议允许他们在未受监督的情况下，在瑞士自由走动、采访和讯问。 来自香港、台湾和其他地方的“流亡异见人士”有可能会被引渡回中国。 瑞士移民部断然否认该协议有任何秘密，并声称该协议是一种标准的“技术安排”，就像它与其他60个国家所达成的协议一样。瑞士移民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该协议从未像其他协议那样公开发布，但是随时可以要求得到，并表示，瑞士与中国的这个协议在过去5年里只在2016年时使用过一次。当时两名中国官员在瑞士住了数日，并讯问了13个中国人。 允许一个保留政治罪的专制国家到自己国内自由接触讯问政治异议人士，这是西方国家当中被披露的第一例，非常怪诞。 瑞士为何会与中国签订这种怪诞协议？ 瑞士会与中国签订这种怪诞协议，只因对中国有严重的经济依赖。一般人认为，瑞士这个小国的经济支柱产业特殊，主要是瑞士银行的财富保险箱作用，因此，这种经济依赖主要来自于中国权贵存放于瑞士的巨额存款。 中国权贵在瑞士存放多少金钱，这当然是个秘密。2019年8月3日，中国官方经济学者贾康在国内发布一条消息，称瑞士银行发布了报告，认为100名中国人在瑞士银行存款达到了7.8万亿人民币，他这段话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让大家觉得吃惊的是内容的矛盾：贾康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任常务理事等职，以他的身份说这事，应该是看到一些寻常人接触不到的资料。但根据这数字，100多位中国富翁在瑞士银行存7.8万亿人民币，平摊到每人头上就是780亿人民币，根据富豪排行榜上的数据，前100名的资产加起来也不到7.8万亿，而且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是股权，又不是现金，根本不可能存在瑞士银行。 因此，贾康的说法，可能是一份财富报告的以讹传讹。因为瑞士信贷此前发布过一份报告，认为中国资金1亿的富豪有300多人，其加总资产大概有7万亿人民币。况且，富豪的财富保险箱并非中国国家利益所在，据此分析，瑞士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应该不是这一财富保险箱业务。 瑞士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复杂 我曾在2011年写过一篇《独裁者财富保险箱的裂缝》，谈到在美国等多年持续的压力下，瑞士不得不于1987年取消了匿名帐户，瑞士财富保险箱的安全系数与独裁者的政治安全联系在一起。于2011年1月生效的《独裁者资产法》，让中东北非四国独裁者失去政权之后，全部财产被没收。此后，世界上其他信誉、资历远不如瑞士银行的几十处避税天堂生意突然兴旺起来，瑞士的财富保险箱业务大受影响。2016年4月，巴拿马文件曝光之后，全球的避税天堂与洗钱中心也不再安全，成为美国欧盟打击的对象，于是发展中国家的权贵富豪另觅他途。美、英等法治国家的各种豪宅成了发展中国家洗钱者藏匿财富的新宠，美国的纽约、旧金山等十余个城市，英国伦敦，澳大利亚的悉尼，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豪宅价格近两年持续快速上涨，各国民众均受不了住房变成投机品，各国纷纷开始限购。 这一期间，瑞士并没坐吃等死，开始与中国等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关系，瑞信、瑞银证券都在中国努力开拓各种投资关系，例如瑞信方正这一时期的中国业务获得大发展。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总部设于北京，致力于为中国本土客户提供一系列资本市场服务，包括A股、外资股、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的保荐与承销以及相关财务顾问服务。瑞信还组建了一家资产管理合资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当前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之一，截至2019年12月底，管理资产总规模接近人民币1.3万亿元。 瑞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有多深？根据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记录，卷入美国大选的Dominion投票系统的母公司Staples Street Capital III公司于2020年10月8日从瑞银证劵（UBS Securities CO LTD）得到4亿美元。而瑞银证券75%的股份来自于中国政府。以下是美国证券交易所关于Stamples Street Capital III公司这笔交易的记录连结。 理解了瑞士与中国这种复杂且牵缠甚多的经济依赖关系之后，对瑞士与中国之间有这种特殊的协议，就不必要再吃惊。西方人权机构帮助中国人改善人权状态的任务，也面临极其复杂的艰难局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18年1月，周庭在她的脸书写下一篇“结伴同心，逆境同行；民主运动，卷土重来”的立法会香港岛区补选宣言，她提到家里后园的那棵芒果树，一年只长一次果，果肉更青绿酸涩难以下咽，她不解父母亲为何坚持细心浇灌这棵芒果树？结果周庭父亲告诉她：“这棵树从来都不是为了结果而存在呀。无论它最终是否会结到好吃的芒果，它是家庭的一部份，就值得我们尽全力去灌溉养植。” 周庭以此引申她投身选举的初衷，她说，民主就像是浇灌一棵经常结酸芒果的树，无论它最终是否结出美丽香芒，都有照顾它的责任─就正如对民主运动的坚持，即使身处逆境，仍会心存希望继续奋斗。 为了那一次的补选，周庭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的英国籍，但最后还是被认定没有“真诚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直接被褫夺参选资格。 周庭生日是1996年12月3日，昨天正好是她的24岁生日。在这之前，周庭已经有四次被捕的经验，而前天，是她第一次被定谳入狱。虽然仅有十个月徒刑，但还周庭另有一件违背香港《国安法》的检控在身，随时可能被追加刑期。事实上，周庭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的人质，她会被关多久，完全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定。这种把自己人民当人质外交筹码的作法，在过去数十年的中共党史里俯拾皆是。 周庭从来不是一个政治狂热份子，她出身自一个避谈政治的天主教家庭，小时外向顽皮，一边用电脑写功课，一边偷看日本的动漫：中学以后，她一度遭到同学的排挤，功课分组常常落队，也在那时候，她常感到孤单、无力、习惯一个人。15岁时宅在家滑脸书，无意间看到学民思潮游行的照片，“当时想，为甚么大家年纪差不多，他们在做那么不同的事情。”她开始上网搜寻香港反国教运动的资讯，了解后，不想比她年纪小的表弟表妹要被逼著学习“毋忘历史”，“保卫祖国”，正式投身“反国教运动”。 她填表加入学民思潮当义工，就这样在短短八年内，一路经历了雨伞运动、成立“香港众志”、发动“黑紫荆行动”，投入立法会补选及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周庭也在这八年内，从一个对人群讲话会发抖的香港中学生，到今年11月正式从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毕业。 黄之锋说，“周庭应该是众多同龄政治人物当中，最‘不政治’的那一位。”确实，点开周庭的IG与脸书，满是她的沙龙照、搞笑照、美食照，她说自己晚上都在放空追剧，打手机游戏、玩PS3；与我们生活周边，贪恋著生活小确幸，即将鼓勇探索真实社会的邻家女孩没两样。所不同的是，当年学民思潮的一篇脸书贴文改变了她的生活座标，过去几年遽变的香港社会将她推上一个从未想过的位置，而周庭也努力以赴，尝试改变。 今年，周庭获选英国BBC选出的世界年度百大女性，她在入狱前接受BBC专访时谈到先前被捕、被困警署以及上法庭的情景，“被捕之后，我变得越来越瘦，以前我也跟其他女生一样有点贪美想变瘦，但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再瘦下去，……我的身体似乎在告诉我，我是受到很大的压力。”“每个人心中都有恐惧，我也很坦白地承认自己有所恐惧，但如何克服恐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有方法，可以教一下我。” 她也提到，《国安法》通过后，现在参与抗争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人付出和牺牲，不单是金钱、时间，也可能面对监狱的煎熬，“香港有很多朋友、年轻人和抗争者，比我面对更大的压力和恐惧，我知道即使我面对很多痛苦，但很多人比我更痛苦。”“我觉得（移民潮）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但我理解为何这么多人想离开。香港似乎是一个越来越充满绝望的地方……，我们努力多年，似乎都好遥远，”她说。 24岁的女孩，如果在台湾，是一个甫从大学毕业，青春洋溢的年轻人，她正犹豫该找甚么样的工作？也可能在思考是否继续念书深造，甚至在盘算如何存钱，准备出国体验不同的人生。但在香港，24岁的周庭被判刑、被关押，此刻正躺在牢房里的铁板床被冷醒，荒谬的是，她甚至不知这场正等著她的刑期会有多长？
统一作为一个政治主张，当然属于言论自由。分析台海局势，忧惧两岸关系，提出政策建言或警告，自然也应该受言论自由的保障；不过，身为台湾人，如果公然倡议共产党必须以武力促统，以便强力排除“分离势力”，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台湾早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规定：“任何鼓吹战争之宣传，应以法律禁止之。”“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禁止之。”鼓吹两岸武统，不是言论自由，甚至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日前在北京举办2021年会，由台湾的名嘴黄智贤主持，邀来前国民党立委邱毅等人与会。当被问到“两岸是否有和平统一的机会”时，邱毅宣称，台湾目前存在著包括法律、教育、选举、民粹、国际、利益、政党、文化等八个和平统一的障碍，因此，“无压力下的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可能”；但如果把“以武逼和”视为另一形式的和平统一，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这就是他在三年前提出的“武统开始，和统结束”。 这不是邱毅在公开场合第一次发表武统言论，在今日头条的西瓜视频拥有1045万粉丝的邱毅就曾公开讲过：“大陆的将领讲得越强硬，但因没有实际行动，久而久之台湾人民听多了也麻木了……不但助长台独气焰，反而成为统派人士在台湾被迫害的理由”、“武统就是斩首，用斩首的方式，把首恶台独分子除掉。”由于言论太过耸动，还一度引来台湾《中国时报》的批评，认为邱毅曲解了“习五条”的内容。 不过，当被问到类似主张涉及武统恐吓时，邱毅又说，“我只是提出预警式的警告，这不叫赞成。”“这就如同苏起在提醒说：‘可能未来会地动山摇’。”其实，只要仔细端详邱毅的公开谈话，他到底是在“分析”？或是“倡议”？甚或是在“恐吓”？实在不证自明。 邱毅的此番谈话，有几个面向可以深究： 第一、邱毅不是一直这么“统”的，2001年他首次当选立委在立法院公开质询说：“我们要排除万难，破解中共对我们加入WHO的阻挠”、“两岸可以有经贸的合作，但是，没有统一与合并的问题”。在2005年中共对台祭出《反分裂法》时，他还公开声援台商，要政府对中共全面性统战作法，拿出具体办法。 第二、邱毅从反共变促统，当然与他近几年的仕途不顺，原本入列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却又在最后被剔除于安全名单之外有关。但反过来讲，邱毅能在短短数年内在拥有千万粉丝，得以在中国“说台湾”，其实正来自于他的台湾人身份；在中国，如果邱毅不是台湾人，他谁都不是，也因此他更必须在对岸展现另一种“台湾人典型”。 第三、当武统说被质疑时，邱毅第一时间就是拿苏起的“地动山摇”说来为自己救援，还宣称台湾是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到底邱毅与苏起两者的主张是否趋同？外人无法越俎代庖，但曾经提名邱毅担任不分区立委的国民党，以及被点名的苏起或可说清楚：邱毅的上述主张是你们的看法吗？这样的相提并论合宜吗？ 长期以来，统一作为一项政治主张，在台湾社会的形象低落、言论市场节节败退，就是因为它的话语权逐渐为邱毅等等这种“类武统”的主张，或者若干与中国有利益纠葛的人士所代言。包括马英九、苏起，甚至国民党要人，如果真心认为两岸的进一步融合，乃至于追求两岸长远的统一，才符合台湾的利益，那就应该正视这种鄙视台湾民主价值，鼓吹武统的言论对于统派的伤害；不用力地切割这种不见容于台湾社会的言论，最后终将轮到台湾社会切割你们。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