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實施演員署名新規 「華為小公主」姚安娜真名曝光
2026 年 8 月 12 日
年仅31岁的柯帝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是美国数一数二活跃于社群网路的众议员，她在选区（纽约）个人名气远大过民主党这块招牌。从政以关怀弱势著称，曾倡议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的“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她的出身并不富裕，父母都有外裔背景，一路做过调酒师和兼职不同工作，后以“政治素人”之姿大爆冷门挤进国会大门。今天之前，她确实可为美国年轻人的励志典范，但自从被冠上“网红议员”，对她的褒扬就开始同时夹带著贬抑。 柯帝兹去年底和其他三名同党年轻女性候选人共组“小队”（Squad）参选，最后四席全上，柯帝兹本人不仅自带网路声量，还有将声量转换成小额政治献金的本事，募款能力很强，反映她在网路上受欢迎程度。去年夏天，当拜登正辛苦迎战川普的同时，柯帝兹的媒体曝光率则压倒性地胜过拜登，简直就是支持者眼中的“反川普第一人”。 她的高人气，不仅因传统媒体受她个人明星般气质所吸引，屡屡让她占据媒体版面，她自己也很擅长透过社群网路制造关注。包括疫情期间，柯帝兹经常借由Twitter发送自己向民众嘘寒问暖的图文影片，她的Tiktok技巧也堪称炉火纯青，弹指之间就能寓政治于乐，20岁上下年轻人尤其对她很有好感。若将她摆在川普旁边，很有小虾米对上大鲸鱼、平权素人对上父权老红男、新世代对上旧世代的味道，“川普”仿佛是为她个人量身订做的政治垫脚石。 原本，口才极佳的她，或以平实的出身却动人的论述为人惊艳，即使被称为“极左份子”，她的举手投足也颇能打动人心；只是，为了确保持续稳住浪头，加上时下政客吸睛率替代性很高，她自知环绕于己的话题性必然要不断推陈出新，就像所有政客从来没有秀过头的困扰，只有秀不够的压力，柯帝兹即使已红透半天，且才漂亮连任，也从不打算让自己收敛曝光。 最近一次她受到瞩目，是在肺炎疫情即将进入“疫苗战”阶段，她却在圣诞节前夕抢先接踵COVID-19疫苗，还上网直播，于选后再带出一波个人点阅高浏览率，结果是同时遭民主、共和两党人士抨击。主因疫苗当下量产不及，不只美国，全世界疫情受创国几乎都有共识，就是首波疫苗施打对象，应是第一线医护人员和年迈的高危险群，正如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对柯帝兹的质疑：“像她（柯帝兹）这样免疫力好，年轻又健康的年轻人，本该最后施打疫苗，怎会‘抢先’施打。” 当然，柯帝兹也立刻回文反击，主要论点，就是政治人物要带头示范，意思是，美国确实直到今天仍有很强大的“反疫苗派”，她身为国会议员，率先施打疫苗，是在鼓励民众透过接踵疫苗自我保护。然后，柯帝兹再顺势批评当初就是因为共和党轻忽疫情、不信科学，而且严重忽视口罩的重要性，才酿成今天一场病毒风暴。 柯帝兹一如过去在其他政治争辩上的机智反应，很快就理出一套说词，不过，自“反川普牌”利多出尽，她的言行也就不再那么无往不利，例如敌对阵营对她的批评：“当养老院里有一个85岁的老人还没有得到疫苗的时候，你一个30岁的健康年轻人露齿微笑并获得接踵，是极不合情理的。” 不只敌对政党反弹，就连另一位和柯帝兹年纪相仿，同样被认为是新世代政治明星的同党“小队”成员奥马尔（Ilhan Omar）也不想护短，直接纠正柯帝兹：“很明显的，当我们没办法提供每个人足够的疫苗时，疫苗施打就必须有优先顺序。” 柯帝兹显人对外界关于她PO施打疫苗照的反感很不耐，而欲以“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疫苗不要像口罩那样政治化…”去结束争论。只是，政治秀引来政治风波是一回事，另一个事实是，以疫苗施打规范，就算身为国会议员确实有权率先接种，但就如同诸多新闻政论提醒的，选择使用或不使用这些权利，亦可体现一名政治人物的素质。 况且话说回来，真要做榜样，也轮不到最年轻的柯帝兹，美国有为数不少年长的议员，他们每一个都更有资格以“宣导”为名让自己率先施打疫苗。再者，柯帝兹自己应该最清楚，她主要支持族群并不是那些反疫苗派的保守群体，那些人也根本不会追踪她任何网路社群专页，因此摆明就是表演给自己的支持者看，却又把一项例行、甚至是潜藏特权的政治秀讲得那么伟大。 政客没有不搞政治秀，若是明显取材拙劣，要不黔驴技穷，就是妄自尊大，把选民的判断力看得太扁。回看台湾政坛，AOC不同样满街都是？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2020年终，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Gallup）依例公布年度“最受景仰人物”（Most Admired Man in 2020）调查，蝉联12年第一名的前总统奥巴马被现任总统川普取代（2019年二人曾并列第一），民主党的拜登则仅有6%的提及率。于是，这样的结果一者让人狐疑，人气不高的拜登究竟如何赢得大选？二者，更加为人不解的是，过去四年被多数媒体定性为野蛮、粗鲁、无能的总统，怎么可能比奥巴马更受景仰？ 其实两者困惑，早在去年底美国大选开票后就有人提出疑问，因为一个经常在媒体上被指为“严重失格”、“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且根本属于“丑陋美国梦版本”的川普，难道不应该在连任选举中大败？怎么还可以得到7千多万的美国选民支持？尽管拜登或为最后赢家，但从川普上台第一天就对他不具好感的反川派依旧不敢置信，以为过去四年大家都眼睁睁目睹了川普的种种邪恶，他却不只没有惨败，还能让美国政治版图保留一片红通通。 一个可被接受的判断是，如果没有2020这场意外的病毒之乱，加上川普自己无知的防疫作风搞砸，川普其实是有很大可能赢得连任。因为即使在各种不利现任的条件下（失业率、经济成长率、疫情确诊／死亡数），川普仍拥有逼近五成的稳定支持，就连开口闭口对川普少有一句好话的纽约客，也还是有四成选民并不反对他。 于是，过去四年美国自由派媒体的高度焦虑，似乎就和美国社会的反川情绪不成比例，又或者说，反川情绪不低是事实，媒体的焦虑，却也可能夸大了美国社会对川普主义的抵制，甚而，“美式媒体人”受文化因素影响而来的夸饰表现，有时和川普的妄言并不相上下，在摆明新闻操作主要目的是为击败川普时，自然就迎来民众对媒体信度的保留，有时角度、用词沦于浮夸苛刻，愈是自我削弱批判当权的力道。 经四年媒体严格监督，川普的“稳定支持”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没有这场严重损害美国的疫情，拜登岂可能从选举边缘人后来居上，又疫情因素应该只是一次性效果，未来四年拜登要缴出怎样的成绩单才足以为自己创造下一回有利的选情？过去四年，因为川普的话题性、戏剧性，几乎囊括了各媒体镁光灯，正如他自己所深信的，就算媒体骂他，很可能也是在帮他集具声量，不见得都是坏处，更何况民众也不必然对媒体的批判就照单全收，那么，当所有人都只关注川普的一举一动，抑或批判著他的一举一动，则被晾在一边的民主党人，尽管多数时候无妄无灾，但有可能就会自动成为政治上的取代者？ 就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米德·达巴什在美国大选后所做的分析，当所有的评估都是针对川普而来时，却让人一度忘了也应该讨论民主党的角色，于是，大选袭来，才发现将和川普一决胜负的，竟是一如往常腐败、无能和反动的民主党，而民主党最后推出了拜登，也只能强调他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然后，美国人在缺乏符合当前严峻形势下、一个真正富有有远见的选项时，便只能在“骗人的共和党”和“老掉牙的民主党”之间下注。 可以说，拜登胜出的原因，几乎是靠川普自己搞砸选举，拜登缺乏魅力是一回事，民主党过去这四年也因为大家都觉得“川普实在太夸张了”，而荒废了任何进化改造，哈米德·达巴什的解读应该很精确：川普输给拜登，完全是大家都想从对川普的恐惧中得到释放，让希望川普输成为一个集体性的寄盼，和胜利者拜登并没有直接关系。 拜登在“最受景仰人物”中仅得6%提及率，远不及川普的18%，但他还是能选上美国总统，显然靠得不是他自己，而是川普个人造成的异常现象。川普其实才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台湾无论执政的或在野的，没有人可以是他，也没有人做得到像他这样翻云覆雨。对国民党来说，继续营造“讨厌民进党”氛围，也许是现阶段最能让自己安心的作法，但偏偏它面对的不是川普，且“讨厌国民党”恐怕也不在少数，在未来的大选中，台湾应该还是会倾向比较传统、单纯的选举过程，尤其新美中台三边关系仍在浮动中（甚至新的国际局势），任何有意取得执政者，应该还是要专注让自身成为“一个符合当前严峻形势、真正让人信赖并富有远见的选项”。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关于国内互联网企业员工的生存状况，之前很多关于996工作制的神吐槽已经铺天盖地，但恐怕都不及新年伊始拼多多的员工猝死“罗生门”。 在拼多多和美团就社区业务争得你死我活的节点，拼多多一位年仅23岁的姑娘在去年12月29日凌晨一点半下班途中猝死。这个悲剧发生之后，各方各执一词，把社会碾压之下，底层赌命的潜在逻辑摆上了台面。 这个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可怜姑娘是家中独生女，西安邮电大学毕业，入职拼多多才一年多，她所处的部门，正是拼多多2020年8月才上线的新业务“多多买菜”。小姑娘生前的knock（企业通讯办公平台）上签名的最后一条状态是“为多多守边疆”。她朋友圈还发过一句“拼多多女孩从不认输”。 和所有卑微的底层一样，本来她的离世并未引发波澜。心有不忿的好友与1月3日晚间在脉脉上吐槽：真的没人敢出来讲一句话吗？这到底是什么鬼公司？愿天堂没有痛苦，你可以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 没想到这个时候拼多多的官方账号做出了一个引发轩然大波的回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梯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这段话是真不好听。但实事求是的说，全是大实话。它没有顾忌中国人逝者为大的虚情假意，而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直接把小人物之死赤裸裸的剥开来给大家看。这种资本烧钱，底层赌命的逻辑，大家都在默默承受，却未必大家都愿意说出来。 这句话引发激烈反弹之后，拼多多当然不认账。搬出了熟悉的谣言认证逻辑。解释称这段话是品牌营销合作公司员工 ” 李某某 “用手机登陆了拼多多的知乎官方账户，在保持了登陆状态之下无意中发布。“拼多多官方对该言论表示强烈反对。” 随即拼多多显然已经安抚好了死者家属，用姑娘父亲的朋友圈来“恳请大家不要让死者卷入舆论是非中……” 但是面对这种甩锅，知乎就不干了，立马解释“知乎有严格的身份认证流程和机制”。言外之意，是不是谣言你自己清楚。 这种罗生门，其实一直我们熟悉的特色。即便各执一词，也可以清晰的看见其中的脉络。在各方的表态中，说实话，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拼多多那条。作者也承认“这是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但一转身，就用近乎正能量的口气劝慰世人“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梯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我假设它真的是一个外包员工无意下的快人快语而不是训诫后的言不由衷。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得悲哀。因为这个所谓的“李某某”，不过也是个27岁的年轻人，从背锅属性来看，在职场中的地位和乌鲁木齐的姑娘应该是同一阶层。 这个需要用疯狂加班、牺牲个人业余生活才能勉强立足社会的阶层，从内心似乎已经认同了这种恶劣世态和生存逻辑——认同了工作时间之外的加班，认同了法定假日的剥夺，认同了用生命的代价换取生存的可能。正常的生活已经成为“安逸的梯子”，赌命一般的工作才是可以控制的努力。 著名历史作家吴思曾经提出一个“血酬定律”：社会底层在匮乏的资源中，只能用流血拼命来换取酬报，用生命完成生存资源的交换。有网上爆料称“多多买菜”实行的并非常规意义上的“996”，而是“硬核奋斗模式”。即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的超级大小周，连续工作13天后休息1天，每天工作的时间不低于10小时，每个月硬性要求工作时间不低于300小时。 同属于社区团购赛道下，滴滴旗下橙心优选被曝“春节不放假”，美团旗下美团优选也有自称是员工的网友爆料称“连续一个月2点睡7点醒”，工作强度极大。 我不知道这样的赌命底层工资是多少，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过是别人的牙碎。去年拼多多股价累计涨幅达373.59%。市值达到2196.47亿美元。老板黄峥身家已达631亿美元，已经超过马云……这样的财富盛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已经有很多，但无一例外都是诸如乌鲁木齐的姑娘这种底层小人物赌命的铺垫。我们并不仇富，只是这样的传奇并不值得自豪。对于底层员工的搏命，马云曾经说“996是福报”，刘强东说“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在拼多多的罗生门中，财富的金字塔下，放眼望去，全是蝼蚁的尸骨。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看邱礼涛《拆弹专家2》，看得捏一把汗——不是因为紧张的剧情（好莱坞一般的悬疑动作片水准），而是因为想及这部电影同时在中港台上映，政治立场先行的三地电影市场里，邱礼涛的走钢索，一不小心会跌得很惨。 最危险的当然是大陆市场，已经有小粉红观众嗅到电影里面可能暗含的政治隐喻，在网路上语出威胁了。而香港观众，又能否摒弃对“合拍片”先入为主的厌恶，体会一个热爱香港的中年导演的微言大义呢？幸好在台湾，可以抽离一些看，抽离得看著香港那些地标毁灭也不动容——没关系，现实中被毁灭的香港比这些富贵之地更为可惜。 刘德华饰演的拆弹专家潘乘风怒吼的一句“我不是疯我是痛！”这是典型的邱礼涛呼声，也可以作为过去两年被视为暴徒的香港人的一声绝望呐喊，被逼到揽炒之境地的香港人，难道是因为疯癫吗？他们的痛绝对不会比那些所谓被破坏“收成期”的既得利益者们少。然而即使世界丧失了公义，个人依然可以选择忠于内心的义，潘乘风就是这样做的，无论他是拆弹专家、制弹恐怖份子还是差点被洗脑的工具人，他仍有对义的坚信。 电影里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隐喻感最强的是“2019年10月3日”，在一场对“香港酒店”的恐怖袭击中，潘乘风大脑受损、失忆，医生判断他“永远好不了”。现实中的第二天，林郑月娥颁布《禁止蒙面规例》，经历了711元朗警黑合作、831太子站暴行以及十一警员开枪事件的香港人，怒火被烧得更汹涌。香港也确定回不去了。 电影里，这股怒火一直由潘乘风代表。电影因为“不可抗力”被迫架空历史，把整个2019年的社会抗争与2020年初的瘟疫恐慌都乌有化，但如果把它仅仅转嫁复生会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是偏颇的，香港人之怒，不只是因为愤世嫉俗，还因为政府失信。 潘乘风的叛逆也来自他信任的警队同仁和高层都背信弃义，因为怕背责任而竟然把因公致残的他视作弃子。讽刺的是他残而不废，不但不废，还以强大的意志把自己操练成足以否定那试图否定他的警队的力量。 对于这股力量，同侪好友董卓文连呼：“超过警队标准！”未免带点惶恐。既然高层不给他机会证明，潘乘风就用另一种方式去证明警队无能还不如一个残疾人士。在他加入无政府主义暴力小组之前，他最后一次尝试通过在授勋仪式示威抗议不公，令人意外的是警队竟然使用强大的公关手段，让在场传媒全部灭声。这一下，把潘乘风对社会公正的最后信任也摧毁殆尽。 抗议用的黑色横幅和施行恐怖行动时带的黑口罩，两者颜色和材料如此接近，只有些微分别。如果我们指责潘乘风因为一念之差而选择后者，我们不妨想想2019年占领立法会时学生们的一句口号“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没用的”。再者，潘乘风有“一念”的选择权，警队面对良知的拷问时，怎么就没有了这“一念”呢？ 潘乘风离开警队后一度从事修车工作，嘴里喃喃著“现在的人东西坏了就不要，不会修理好旧东西”——事实上，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运动参与人士曾组织过一个义务团体叫做“修理香港”，先修理底层民生，再修理人心，这样一些人和类似的社运团体，日后也都被政权当作敌人对待。 整部电影里，听得最刺耳的，是“手足”二字出现在警员口中。2019年之后，“手足”二字已经不再属于警队，而我们也听到，在电影后半部，警队长官用回“伙计”二字称呼他们之前称“手足”的下属。与之形成反讽的是，董卓文的手和潘乘风的足，都受损了。 比“手足”谎言更可圈可点的，是旧爱倪妮设计利用潘乘风时说的一句“信我就是警察，不信我就是恐怖份子”，其实潘连这个选择权都没有，真相是董卓文说的：“如果他死了，算殉职吗？”。这一切彻底道出了香港警察在政治游戏中沦为棋子的真相。倪妮所使用的植入记忆不就等于国情教育洗脑吗？无论为了多伟大的目的，这都是不道德的。潘乘风，就这样以被拯救名誉为名，被榨取最后一点剩馀价值。 目睹这一切，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电影开头和结尾的灾难片式大爆炸。既然香港要被毁，那就轰轰烈烈地毁掉这些“功业”吧，因为它们不过是“功孽”！我想起的，是“正义如滔滔洪水”，席卷这个城市——尤其是被炸的是一九九七年落成的青马大桥和赤腊角国际机场，还有过去几年甘为暴政帮凶的教统局与港铁。如果惋惜，别忘了，这一切都起源于一支警队的背信弃义。 不过导演慈悲，他说了一句：一个人的克制拯救了这座城市，使灾难得以避免发生。这也可以看作邱礼涛对香港人的冀望。而现实中，林郑月娥绝对没有这种克制和壮士断腕的魄力，因此才一再地把香港推向衰亡。香港要从损伤中恢复，唯一办法就是坚持不要失去记忆，不要埋没良心，就像潘乘风那样。 （作者1975年出生于广东，是诗人、作家、摄影师。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诗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语》、《寻找仓央嘉措》、评论集《异托邦指南》等。全文转自上报）
民主赤字是个学术用语，通常是指一个民主制度下，由于政党、政客各自的利益考量，导致对民主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出现逆差，所以又称为民主逆差。（赤字）逆差越大，就代表这个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所主观感受到的民主越少，人民与民主体制越疏离越没信心；（赤字）逆差越小，则代表这民主体制下人民感受到的民主实践越多，人民对此民主体制越亲近且投入。 民主逆差是可以测量的，半年前，德国民调机构“达利亚研究”公布了〈2020民主认知指数〉（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 2020）报告，针对全球53个国家、12万4千位民众进行访谈，报告显示，全世界有78%的人说民主对他们的国家至关重要；但民主国家中却有40%认为自己的国家实际上是不民主的。有趣的是，在这份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主研究报告里，台湾的“民主赤字”最低：有78%的台湾受访者主观认为“我的国家很民主”，85%的受访者认为“民主至关重要”，差距只有7%，在所有国家里表现最佳。 日前，香港《亚洲周刊》公布了一张封面图片，图中蔡英文身穿龙袍。封面专题为“台湾民选独裁幕后 绿营新威权主义现象”，周刊引用淡出政治舞台的前绿营公职与学者，批评现今的民进党政府“越来越像戒严时期的国民党”，蔡英文则是“新威权主义”的领袖，痛陈民进党已经变成“法西斯”，违背当初追求民主的理想，比蒋介石政权还可恶，比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还恐怖一百倍。 蔡英文到底是不是一个穿上龙袍的“民主皇帝”，本是一件可受公评之事；她所领导的民进党政府是不是在执行“新威权主义”，在台湾也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言人人殊。不过，“可受公评”本身就是测量民主到威权程度的一个指标。香港《亚洲周刊》的一篇封面故事可以在台湾社会里卷起千堆雪，但这封面故事的人头若换成习近平，恐怕因资讯封锁的关系，无法在中国境内引起任何一丝涟漪。事实上，过去数十年几番易主、立场数变的《亚洲周刊》，早已不是昔日批判独裁统治、声援中国民运的《亚洲周刊》，以它如今转而亲共的立场，这篇批判台湾民选独裁的封面故事说服力实在不高。 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台湾人对于当下执政者的“主观民主感受”的确有所差异。一如许多国民党支持者批评现在台湾是“民选独裁”；当年马英九执政时，也有不少绿营支持者忧心台湾“民主将死”。不过，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是由这些主观感受来定义，而是有在政治学上的衡量指标，包括：国家是否有定期的选举？选举是否公平？国家的领导人是否透过选举直接或间接产生而且有过轮替？上述条件，台湾无不具备。 民选当然也可能出现独裁者，德国的威玛共和就是；不过德国威玛共和被终结有诸多特殊的因素，诸如德国当时的世界性孤立、内部多党林立而且对德国民主多不怀好意，以及内部欠缺称职的民主捍卫者与政党等等。但台湾的民主完全不同，它不但有固定且公平的选举、一般人民对于民主宪政早有基本的体认与相对进步的公民意识；更重要的是，台湾民主赤字之低在民主国家中名列前茅，代表台湾人对民主的想望以及主观感受已经高度契合，所以珍视且自豪于自己享受的民主。拿纳粹来比拟台湾，是刻意污蔑、比喻不伦。 将蔡英文穿上龙袍，认为台湾有“新威权主义”，是民选独裁；却对共产党的倒行逆施、习近平的终身制未置一词，根本是亳不遮掩的双重标准。他们玩弄民主社会的游戏规则，利用民主攻击民主，意图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手法，造成民主的虚无化与犬儒化，进而让更多人放弃对民主的防卫与坚持。 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戴雅门认为，民主正受到一股“妖风”袭击；今天真正的危险不是人民背叛了民主，而是正当民主政治受到前所未有的袭击之际，许多人对民主的信心却动摇，甚至被党派之争撕裂。 如果台湾的民主也有“妖风”，这种不知所云的“民选独裁”就是了。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这个圣诞和新年，对中国这位富豪来说，可能是人生经过峰巅之后最暗淡的时刻。因为整治他的不是别人，直接是中国政府。 在西历圣诞前的一天，中国政府下令，对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进行反垄断调查，同时，对他的另一家企业蚂蚁集团——11月刚被中国政府叫停上市——第二次监管约谈。 阿里巴巴是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它的淘宝网是世界最大的网路购物平台，而蚂蚁集团差点也成为史上最大的IPO。作为这两家企业的缔造者，马云也成为中国商界和互联网的顶级人物，最成功的创业家，民众崇拜的财富偶像，以及中国政府的座上宾。 但马云也是一个对中国当局有些口无遮拦的批评者。一个流传的不知具体日期的视频显示，马云尖锐地批评了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垄断，以及监管部门的不作为，赞扬了以他创造的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释放出的颠覆力量，用他视频中的幽默语言说，“我们对赚多少钱其实兴趣不大，但对让坐在这个位子上面的那些人不爽，是我们很想干的事”，“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我们对抢民营企业饭碗毫无兴趣，但是我们摇一下国有企业兴趣极大”。他曾把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心得，总结为“只恋爱，不结婚”。 然而马云因为他的直言不讳和行事张扬在中国民间也备受争议，有人根据他和当局的暧昧关系称他是中共专制政权的维护者，2013年他在一场演讲中曾把自己比作天安门事件中作出镇压决策的邓小平，一度陷入形象危机，他的淘宝网被看作假货大本营而被大众诟病，蚂蚁集团的经营策略也被一些评论家抨击为“吸血鬼”和“金融寄生虫”。 共产党才是那个大boss 金融风险在最近几年一直是中国政府著力防范的重点。借助金融科技和网路平台，包括P2P也即网贷在内的互联网金融由于挑动起了大众的发财梦，这些年在中国发展很快，但鉴于监管手段的落后，这一行业蕴藏著极大的金融风险，频频出现“爆雷”和“跑路”。这促使中国政府决心清理网贷行业。然而，当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把监管升级，将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作为中国2021的经济工作重点之一时，就不仅仅针对金融科技盲目发展、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防控的需要，它直接和马云10月在外滩金融论坛对金融监管当局放肆的批评有关。 马云的演讲直率挑战了中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严厉批评它将扼杀中国的金融创新。在这次论坛上，有国家副主席、中国曾经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王岐山和其他金融高官的讲话，王的发言含蓄地反驳了马云对政府监管的批评。 随即中国政府对马云和他的公司作出了系列反击和惩罚。监管部门借口监管形势变化暂停了蚂蚁集团几天后即将在沪港两地的上市计画，约谈了蚂蚁集团，接著起草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12月又对阿里巴巴、阅文集团和丰巢三家企业开出了中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的首张罚单。 对互联网巨头进行反垄断并非不常见，Google和 Facebook这两家互联网企业就几次遭到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机构调查，像阿里和腾讯这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也存在著借技术和平台优势的垄断行为，企业和民众对它们的垄断也多有不满。然而，中国政府部署的对阿里的反垄断调查和蚂蚁集团的约谈，决非一般经济意义上的反垄断可以概括的，它实际是在反垄断的外表下，对马云的一次政治“清算”，旨在向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和资本大佬发出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在中国，共产党才是那个大boss，它可以让你们成为巨富，但必须遵守它定下的游戏规则，成为中共统治的驯服工具。 中国政府事实上没有等到进入2021年再去实施它的反垄断行动。它还发动官媒对马云的讲演和互联网巨头抗拒监管进行批评，官员在不同的场合也不断强调审慎监管，对资本无序扩张发出公开警告。比如前财长楼继伟在一次论坛上不点名批评阿里“大到不能倒”，中宣部副部长徐麟在媒体会议上表示，坚决防止借融合发展之名淡化中共领导，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 不意味著马云会成为吴小晖第二 中共此次之所以将“审慎监管”之剑指向马云，用美国彭博社的一篇报导来说，是因为马云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塑造成反体制、推倒保护国有企业的高墙的反叛者。他在一次又一次混战中变得更坚强的同时，其公司与许多有权势的实体，包括从国家支援的巨头到行业监管者，发生了冲突，该报导还特别提出，“许多人现在正盯著他的帝国”。而马云最近对当局金融监管的攻击，让中国政府意识到，在当下美中对抗的特殊时刻，若放任这些互联网巨头以金融创新之名，挑战监管规则，绑架国家金融，进而将它们的势力触角伸入到各方包括政治领域，借助平台释放出巨大政治能量，将会对中共统治构成大患。这无疑是不能容忍的。 然而，当局启动对阿里的反垄断调查并不意味著马云会成为吴小晖第二——后者以反腐败之名被判18年，其安邦保险帝国也被官方接管变成国有。原因不仅在于两人的起点不同，马云是草根阶层白手起家的典范，他的艰苦创业故事被官方有意塑造成互联网时代的“神话”，作为中国创业精神的代表，滋润了几代中国人，若马云被打倒，这个叙述的合法性将会被颠覆；更在于当下环境的微妙与敏感，以及互联网行业本身的独特性。 2017年中国社会对官方对私营企业不友好的舆论海啸，其后遗症至今还在发作，在中国遭受美国围堵的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必须营造一种保护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的政策和舆论氛围，以安抚人心特别是让社会精英和资本放心。马云作为一个符号化人物，若因政治因素导致他本人有意外或者他的企业被中共掠夺，将会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外国资本那里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对中国政府而言，它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借马云敲打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和金融资本，你们只要听话就行，别给我搞事。 （※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报导湖北省武汉市疫情，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起诉，28日被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判处4年有期徒刑，震惊全球，引起多国表态谴责中国，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反而怪罪说：“请西方政治和舆论力量不要再继续害张展了”。总编辑应当是有学问，有见识，熟悉政治政坛，通晓社会百态与人间纷繁的；而且也应当能为民喉舌，针贬时事，关怀民隐民苦的。如今竟反而成为攻击、挞伐为民喉舌之士的打手。 更怪的是，将张展判刑的是中国政府，将张展定罪，要把他送入监牢的是中共政权，胡总编辑却反而怪罪外国牵拖他国。这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府？更让人诧异的是，这是什么报纸什么媒体什么舆论什么总编辑？判刑逮捕都是中国中共在做在搞，却怪罪他国，太会牵拖太会连坐他国，同时也太没担当了。 胡责怪张展在武汉“独立报导”就像去“挑事的”，且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支持，让她俨然成为西方攻击中国的新焦点。除非中共中国心里有鬼，否则张展如确实报导不实，散播假新闻假消息，那么中共中国法院当然可将他法办。她也不是外国收买指使的奸细，她做她的报导：这跟外国根本无关。 中国要注意的是，逮捕张展将他判刑是否证据确凿、依法判决？张展是否真的报导不实？造假新闻虚构消息混淆视听？还是因其报导真实，暴露了被掩盖的骇人事实而刺痛了中共中国？如是因为后者，那么中国只是在隐瞒一些不欲人知而张展想公诸大众公诸天下的事。这样的话她就是一位人权战士也是爱国爱民的人士。 胡锡进无视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反而怪罪说：“请西方政治和舆论力量不要再继续害张展了”。这真是大笑话。套句习惯用语，法院是政府开的，是中国共产党开的，要怎么判怎么审是中共中国的事，干外国什么事？ 另一有点类似的事，是黎智英被捕被囚禁，不过现在又保释了。过些时候很可能又会被捕，大概是另类的现代版捉放曹吧。反正严刑峻罚法律如牛毛的中国常会有这种抓人逮人的事，不足为奇，大家也见怪不怪了。张展、黎智英他们共同的地方是，关怀人民民众的遭遇，他们怎样被对待，重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其基础就在于民主自由人权。然而这和中共中国的专制独裁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中共中国一定会抓捕张展、黎智英。问题是这样抓人逮人囚人会把中共中国政府桀纣化、幽厉化。夏商周的昏君暴君庸主对于进言忠谏的贤士，如关笼逢比干苌弘等，都加以迫害甚至杀害。已相当现代化的中共中国要让自己桀纣化幽厉化吗？ 台湾类似张展的，可说满街满市，时时在那里发新闻，报消息，批判政府与为政执政者。但她他们不会被捕，被关，都是化小化无，安然无事而且还骂政府查水表。因为台湾实施民主政治，有选举投票，官员不敢作威作福或“甚假仙”；否则就让你下台滚蛋。所以黎智英在台湾也都没什么事，而回到香港麻烦手铐脚炼都上身了。那就是中独(中共独裁专制)的厉害与可怕。可是国台办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却老爱说台独云云。台湾没什么台独，只有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拼经济贸易等。谁在台湾要搞独立建国，人民不支持得不到选票，他们所谓的台独没有办法成气候成风潮，形成气势或造成事实。中共中国口中的台独其实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中独没有民主自由人权，新闻不自由、言论不自由，中独才是真正可怕的东西吧。 （※作者为退休教师，全文转自上报）
2020年里国际国内的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对我们中国人以及中国的前途有什么影响呢？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甚至比过去更加关心。 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武汉肺炎的流行。至今已造成七千多万人感染，一百七十多万人死亡。这里边还不能计算中国的数据。因为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隐瞒疫情，编造数据，所以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相信中国政府的数据。疫情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 第二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中美两国关系跌到了历史的谷底。在川普政府的推动下，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习近平的战狼外交促使全世界都看清了共产党的狼子野心，共产党对各国的全面渗透和收买，促使各国人们提高了警惕，并采取措施应对。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中国共产党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第三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香港人民和新疆人民坚决抵抗中共的镇压，获得了国际社会普遍的同情。这反过来加大了对习近平政权的压力，加剧了中共的外交滑坡。同时也加快了全球对中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进一步支持。 与此同时，习近平政权对内的镇压进一步升级。在一些镇压手段上，比文革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共最高层的纵容和授意下，暴行已经普及到最基层的政权。割韭菜已经割到了最高层的人士。中国从上到下的各阶层，都陷入到极权政治的恐怖之中。 在过去一年中，利用高科技手段全面深入镇压，是习近平政权的一个新的特点。2020年是镇压性科技爆发的一年。中国老百姓知情和表达自由的空间本来就不大，去年更受到了高科技项目的进一步挤压。老百姓陷入到进一步的恐惧之中。 由于这种深度的压迫，也由于世界反中共的潮流对中国民主自由的关注度的上升，海内外的中国人的民主运动也进入一个上升的阶段。许多已经对民主运动失望和疲惫的人，重新燃起了热情。被压迫到麻木的国内人民，反抗的行动也逐渐复苏，对民主自由的关注度也重新高涨。 这集中表现在这次美国大选，很多民运人士和关注民运的人士对川普阵营的支持上。这个热度远远超过华人之前对美国选举的关注度。川普团队改变了过去几十年对中共的绥靖政策，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加大对中共的反击。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随着美国民意对中共邪恶政权认识的觉醒，川普团队反共的步伐在加大加快。海外华人对川普的支持也在加大加快。 另外一些民运人士和华人，对川普本人几年来对反共的犹犹豫豫，以及对过去多年来民主党更加关心中国人权民主的信任，站在支持民主党的一边。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现象，民主派内部从来也不是只有一种观点，从来也不是舆论一律，不得议论中央。 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人民主素养的不足，于是容易激动且容不得不同意见；另一方面明的暗的五毛特务们冒充他人身份恶语相向，胡搅蛮缠起到了挑拨离间的作用；使得支持民主反对共产党的朋友们之间，产生了一个短时间的分裂。这是民主运动的一个新形势，新问题。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现象，很快大家就会冷静下来，拨开五毛的画皮，重新团结在反共民主的大旗之下。为什么呢？就在大家情绪最分裂的期间，我们海外民运的联席会议召开了三天的会议。之后又开了几个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美国大选。与会的既有川普的支持者也有民主党的支持者，大家理性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完全没有网络上那种恶语相向。 虽然不能说取得了意见一致，但没有影响对民主自由反共的共同理念。所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热度的下降，人们会很快回归理性。中共和五毛的与时俱进阴谋诡计，最终也是做了无用功，改变不了全球反共，民主人权的大潮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新华社发表文章，中国优势成就“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有8亿多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 《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反复强调：因邓小平而得以脱离贫困的人数，比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为此他应该得到嘉许。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回忆录《应许之地》也说：“中国成功的让数亿人摆脱极度贫穷，实属人类一大创举。” 是的，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但是，中共总理李克强提醒说：中国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不错，40年来，中国的脱贫率世界第一。但那是因为此前的30年，中国的造贫率世界第一。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立刻取得经济上的迅猛增长，秘诀就一条，那就是当年官方媒体所说的“松绑”。中国人过去被捆绑住手脚，迈不开步子，一旦松绑，立刻大步前进。于是很多人惊叹：这个人走路的速度怎么增长得这么快呀。真是奇迹！ 中国的经济改革到底是什么？那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点就是，共产党改革改掉的东西，就是共产党自己过去建立的东西；共产党在改革中建立的东西，就是共产党自己过去打倒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是2007年通过《物权法》。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贸易总协定，该协定签订于1948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该协定的缔约国。至于《物权法》，早在1939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通过了《物权法》。由此可见，中共的改革不是别的，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否定。 问题在于，既然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否定，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什么资格继续在那里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意大利学者阿尔曼多·皮塔西奥在《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文里指出：“80年代末，东欧的各共产主义政权均面临极其困难的经济前景，有时还要应付强烈的社会紧张状态，个别国家甚至不得不应付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但是，它们之所以最终崩溃，主要倒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的领导集团本身以及各个共产党已经提不出一套既能应付和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困难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的办法。”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这一说明十分重要。我们知道，东欧一些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开始经济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都力图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以期振兴经济，但总是没有多大成效。尔后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要振兴经济，唯有否定他们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重新恢复被他们原来打倒的资本主义；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理直气壮地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民众和平抗议时没有下令开枪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无法说服自己去扣动杀人的扳机。 中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80年代的中国，民间自不待言。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每每也是政治上的开明派、温和派、自由派。八九民运就是民间自由派和党内温和派自由派联手的产物。可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却用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下去。从此，中国的改革就走上邪路。 六四后的中国，一方面在经济上不问姓社姓资，其实就是大量复辟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于是就造就了“中国模式”这样一种怪胎。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极权专制的强化，成为对普世价值、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严重威胁。 如何战胜这个专制怪物，是摆在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