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失忆 香港永远好不了

看邱礼涛《拆弹专家2》,看得捏一把汗——不是因为紧张的剧情(好莱坞一般的悬疑动作片水准),而是因为想及这部电影同时在中港台上映,政治立场先行的三地电影市场里,邱礼涛的走钢索,一不小心会跌得很惨。 

最危险的当然是大陆市场,已经有小粉红观众嗅到电影里面可能暗含的政治隐喻,在网路上语出威胁了。而香港观众,又能否摒弃对“合拍片”先入为主的厌恶,体会一个热爱香港的中年导演的微言大义呢?幸好在台湾,可以抽离一些看,抽离得看著香港那些地标毁灭也不动容——没关系,现实中被毁灭的香港比这些富贵之地更为可惜。 

刘德华饰演的拆弹专家潘乘风怒吼的一句“我不是疯我是痛!”这是典型的邱礼涛呼声,也可以作为过去两年被视为暴徒的香港人的一声绝望呐喊,被逼到揽炒之境地的香港人,难道是因为疯癫吗?他们的痛绝对不会比那些所谓被破坏“收成期”的既得利益者们少。然而即使世界丧失了公义,个人依然可以选择忠于内心的义,潘乘风就是这样做的,无论他是拆弹专家、制弹恐怖份子还是差点被洗脑的工具人,他仍有对义的坚信。 

电影里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隐喻感最强的是“2019年10月3日”,在一场对“香港酒店”的恐怖袭击中,潘乘风大脑受损、失忆,医生判断他“永远好不了”。现实中的第二天,林郑月娥颁布《禁止蒙面规例》,经历了711元朗警黑合作、831太子站暴行以及十一警员开枪事件的香港人,怒火被烧得更汹涌。香港也确定回不去了。 

电影里,这股怒火一直由潘乘风代表。电影因为“不可抗力”被迫架空历史,把整个2019年的社会抗争与2020年初的瘟疫恐慌都乌有化,但如果把它仅仅转嫁复生会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是偏颇的,香港人之怒,不只是因为愤世嫉俗,还因为政府失信。 

潘乘风的叛逆也来自他信任的警队同仁和高层都背信弃义,因为怕背责任而竟然把因公致残的他视作弃子。讽刺的是他残而不废,不但不废,还以强大的意志把自己操练成足以否定那试图否定他的警队的力量。 

对于这股力量,同侪好友董卓文连呼:“超过警队标准!”未免带点惶恐。既然高层不给他机会证明,潘乘风就用另一种方式去证明警队无能还不如一个残疾人士。在他加入无政府主义暴力小组之前,他最后一次尝试通过在授勋仪式示威抗议不公,令人意外的是警队竟然使用强大的公关手段,让在场传媒全部灭声。这一下,把潘乘风对社会公正的最后信任也摧毁殆尽。 

抗议用的黑色横幅和施行恐怖行动时带的黑口罩,两者颜色和材料如此接近,只有些微分别。如果我们指责潘乘风因为一念之差而选择后者,我们不妨想想2019年占领立法会时学生们的一句口号“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没用的”。再者,潘乘风有“一念”的选择权,警队面对良知的拷问时,怎么就没有了这“一念”呢? 

潘乘风离开警队后一度从事修车工作,嘴里喃喃著“现在的人东西坏了就不要,不会修理好旧东西”——事实上,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运动参与人士曾组织过一个义务团体叫做“修理香港”,先修理底层民生,再修理人心,这样一些人和类似的社运团体,日后也都被政权当作敌人对待。 

整部电影里,听得最刺耳的,是“手足”二字出现在警员口中。2019年之后,“手足”二字已经不再属于警队,而我们也听到,在电影后半部,警队长官用回“伙计”二字称呼他们之前称“手足”的下属。与之形成反讽的是,董卓文的手和潘乘风的足,都受损了。 

比“手足”谎言更可圈可点的,是旧爱倪妮设计利用潘乘风时说的一句“信我就是警察,不信我就是恐怖份子”,其实潘连这个选择权都没有,真相是董卓文说的:“如果他死了,算殉职吗?”。这一切彻底道出了香港警察在政治游戏中沦为棋子的真相。倪妮所使用的植入记忆不就等于国情教育洗脑吗?无论为了多伟大的目的,这都是不道德的。潘乘风,就这样以被拯救名誉为名,被榨取最后一点剩馀价值。 

目睹这一切,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电影开头和结尾的灾难片式大爆炸。既然香港要被毁,那就轰轰烈烈地毁掉这些“功业”吧,因为它们不过是“功孽”!我想起的,是“正义如滔滔洪水”,席卷这个城市——尤其是被炸的是一九九七年落成的青马大桥和赤腊角国际机场,还有过去几年甘为暴政帮凶的教统局与港铁。如果惋惜,别忘了,这一切都起源于一支警队的背信弃义。 

不过导演慈悲,他说了一句:一个人的克制拯救了这座城市,使灾难得以避免发生。这也可以看作邱礼涛对香港人的冀望。而现实中,林郑月娥绝对没有这种克制和壮士断腕的魄力,因此才一再地把香港推向衰亡。香港要从损伤中恢复,唯一办法就是坚持不要失去记忆,不要埋没良心,就像潘乘风那样。

(作者1975年出生于广东,是诗人、作家、摄影师。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诗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语》、《寻找仓央嘉措》、评论集《异托邦指南》等。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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