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失忆 香港永远好不了

看邱礼涛《拆弹专家2》，看得捏一把汗——不是因为紧张的剧情（好莱坞一般的悬疑动作片水准），而是因为想及这部电影同时在中港台上映，政治立场先行的三地电影市场里，邱礼涛的走钢索，一不小心会跌得很惨。 

最危险的当然是大陆市场，已经有小粉红观众嗅到电影里面可能暗含的政治隐喻，在网路上语出威胁了。而香港观众，又能否摒弃对“合拍片”先入为主的厌恶，体会一个热爱香港的中年导演的微言大义呢？幸好在台湾，可以抽离一些看，抽离得看著香港那些地标毁灭也不动容——没关系，现实中被毁灭的香港比这些富贵之地更为可惜。 

刘德华饰演的拆弹专家潘乘风怒吼的一句“我不是疯我是痛！”这是典型的邱礼涛呼声，也可以作为过去两年被视为暴徒的香港人的一声绝望呐喊，被逼到揽炒之境地的香港人，难道是因为疯癫吗？他们的痛绝对不会比那些所谓被破坏“收成期”的既得利益者们少。然而即使世界丧失了公义，个人依然可以选择忠于内心的义，潘乘风就是这样做的，无论他是拆弹专家、制弹恐怖份子还是差点被洗脑的工具人，他仍有对义的坚信。 

电影里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隐喻感最强的是“2019年10月3日”，在一场对“香港酒店”的恐怖袭击中，潘乘风大脑受损、失忆，医生判断他“永远好不了”。现实中的第二天，林郑月娥颁布《禁止蒙面规例》，经历了711元朗警黑合作、831太子站暴行以及十一警员开枪事件的香港人，怒火被烧得更汹涌。香港也确定回不去了。 

电影里，这股怒火一直由潘乘风代表。电影因为“不可抗力”被迫架空历史，把整个2019年的社会抗争与2020年初的瘟疫恐慌都乌有化，但如果把它仅仅转嫁复生会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是偏颇的，香港人之怒，不只是因为愤世嫉俗，还因为政府失信。 

潘乘风的叛逆也来自他信任的警队同仁和高层都背信弃义，因为怕背责任而竟然把因公致残的他视作弃子。讽刺的是他残而不废，不但不废，还以强大的意志把自己操练成足以否定那试图否定他的警队的力量。 

对于这股力量，同侪好友董卓文连呼：“超过警队标准！”未免带点惶恐。既然高层不给他机会证明，潘乘风就用另一种方式去证明警队无能还不如一个残疾人士。在他加入无政府主义暴力小组之前，他最后一次尝试通过在授勋仪式示威抗议不公，令人意外的是警队竟然使用强大的公关手段，让在场传媒全部灭声。这一下，把潘乘风对社会公正的最后信任也摧毁殆尽。 

抗议用的黑色横幅和施行恐怖行动时带的黑口罩，两者颜色和材料如此接近，只有些微分别。如果我们指责潘乘风因为一念之差而选择后者，我们不妨想想2019年占领立法会时学生们的一句口号“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没用的”。再者，潘乘风有“一念”的选择权，警队面对良知的拷问时，怎么就没有了这“一念”呢？ 

潘乘风离开警队后一度从事修车工作，嘴里喃喃著“现在的人东西坏了就不要，不会修理好旧东西”——事实上，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运动参与人士曾组织过一个义务团体叫做“修理香港”，先修理底层民生，再修理人心，这样一些人和类似的社运团体，日后也都被政权当作敌人对待。 

整部电影里，听得最刺耳的，是“手足”二字出现在警员口中。2019年之后，“手足”二字已经不再属于警队，而我们也听到，在电影后半部，警队长官用回“伙计”二字称呼他们之前称“手足”的下属。与之形成反讽的是，董卓文的手和潘乘风的足，都受损了。 

比“手足”谎言更可圈可点的，是旧爱倪妮设计利用潘乘风时说的一句“信我就是警察，不信我就是恐怖份子”，其实潘连这个选择权都没有，真相是董卓文说的：“如果他死了，算殉职吗？”。这一切彻底道出了香港警察在政治游戏中沦为棋子的真相。倪妮所使用的植入记忆不就等于国情教育洗脑吗？无论为了多伟大的目的，这都是不道德的。潘乘风，就这样以被拯救名誉为名，被榨取最后一点剩馀价值。 

目睹这一切，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电影开头和结尾的灾难片式大爆炸。既然香港要被毁，那就轰轰烈烈地毁掉这些“功业”吧，因为它们不过是“功孽”！我想起的，是“正义如滔滔洪水”，席卷这个城市——尤其是被炸的是一九九七年落成的青马大桥和赤腊角国际机场，还有过去几年甘为暴政帮凶的教统局与港铁。如果惋惜，别忘了，这一切都起源于一支警队的背信弃义。 

不过导演慈悲，他说了一句：一个人的克制拯救了这座城市，使灾难得以避免发生。这也可以看作邱礼涛对香港人的冀望。而现实中，林郑月娥绝对没有这种克制和壮士断腕的魄力，因此才一再地把香港推向衰亡。香港要从损伤中恢复，唯一办法就是坚持不要失去记忆，不要埋没良心，就像潘乘风那样。

（作者1975年出生于广东，是诗人、作家、摄影师。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诗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语》、《寻找仓央嘉措》、评论集《异托邦指南》等。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