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已撤銷逾17.5萬件簽證
2026 年 8 月 12 日
香港《蘋果日報》停刊前，500多名警察以《國安法》之名大舉搜查壹傳媒總部暨《蘋果日報》報社、拘捕五名高層，就連寫社論的化名主筆都遭拘禁。英國BBC訪問了一位在《港?》的陳先生說，他最切身的感受是恐懼，「這次是連採訪資料也不放過，我並不介意你翻查我們的電腦，我們做的是正當採訪，香港本應是有新聞自由的，但你這樣不問自取，其實只是想製造白色恐惴，大家都很擔心不知你想怎麼樣。」 編採同事人人自危，於是《蘋果日報》容許員工無需按合約要求，可以選擇即日離職。陳先生也是選擇辭職的一員，「你會擔心可能翌日清晨六點，就會有國安人員上門叫你協助調查，每天也在恐懼和白色恐怖之中，但每個人對那種恐懼的接受程度不一樣，《蘋果》的員工已盡最大努力守護新聞自由，撐多幾天，也不見得對公司、對新聞自由有所改變。」 有人自請離職，但也有人選擇堅守到最後一刻。香港《端傳媒》訪問了選擇留守至最後一刻的醫療組資深記者李青璇，她一度擔心：「我回來這間公司，會否真的是回到犯罪現場？」但還是回到報社，「我知道有些同事也回來了，若警察真的再進來，總要有個見證人吧。」另一位才在《港?》工作的七個月鄭子聰說，「我很本能地想陪同事、陪公司到最後。那個最後是，除了工作，也想跟他們互相扶持。」 《港?》的行政總裁、營運總裁、總編輯、副社長及執行總編輯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中29條「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遭拘捕，但目前所公布的「證據」里，全是公開發表的一百多篇報導、評論和社評，沒有任何一條實質「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的罪證。換言之，港府及共產黨已經完全不管新聞產制過程，完全以言論論罪；而以其不斷移動的紅線標準，未來別說是鼓吹港獨、呼籲國外正視香港現況，制裁港府的言論將涉罪，就連兩面俱陳的報導、善意勸誡提醒的言論，都可能被入罪。要說這是香港新聞自由的末日，一點都不為過。 身為新聞同業，我們完全可以切身地體會當在產制新聞與評論時，必須面對一條不確定的紅線，憂懼可能的刑罰，於是必須字斟句酌文章用字輕重的那種自我審查之惡；其對於新聞自由的戕害，實在難以名狀。但新聞自由一向不是共產黨與現在的港府所在意的，他們此刻加諸於香港《蘋果日報》身上的，其實是要讓所有香港人都感到恐懼，不但要讓這種恐懼在香港其他的媒體之間蔓延，也要讓香港人忘掉他們所曾經擁有的法治與自由，最後終成為一個與中國內地一模一樣的城市。 一直到現在，許多人還是會以「如果當初不要如何如何，現在就不會變成這樣」來看待香港去過去兩年來的巨變。這些說法包括：如果當初讓《送中條例》過關，就不會有後來的《國安法》；如果當初堅持和理非，共產黨或許不會全面收緊對香港的管制。這種自我檢討的說法，這是共產黨想塑造給香港社會的，但卻完全無助於理解香港的現況與香港問題的本質。 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是天經地義，香港問題的真正關鍵在於：共產黨根本徹底地違背了它就香港問題對於全世界的承諾，導致香港成為中國政府自己政策下的犧牲品。如前美國政府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所言，香港問題反映的是中國與整個世界之間的對立。這個對立最終影響了美國（西方國家）對於中國與兩岸關係的判斷，也反映了共產黨自己內心的恐懼。 暴政之下，最怕人民還懷抱希望。最後一夜的《蘋果》，香港人蜂擁排隊購買《蘋果日報》，正代表香港人心不死。26年的《蘋果日報》在香港關上他們最後一盞燈，但《蘋果》掉下來，還會長出更多的蘋果，香港人還在努力地與這個暴政比氣長。 （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5月31日主持政治局對外宣傳集體學習時講了一段話，立刻成為網路熱門消息：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廣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並強調要在對外宣傳中注重基調，「謙遜謙和」——一般解讀均為：戰狼的惡形惡相太惹人厭恨，於是準備扮和善狀，至於和善如兔或如維尼熊，評論者各有說法。還有評論者乾脆認為大外宣荒唐可笑，完全失敗，這顯然是低估了中共經年累月花費鉅資打造的大外宣系統。 大外宣有正規軍與地下戰線 形同戰狼般張牙舞爪，以咬人為務，那是中國外宣正規軍們（新華社、《人民日報》、國際廣播電台等）從疫情以來的文宣風格，中國古話說，有理不在聲高。因為這個被WHO定名為COVID-19的病毒，最開始發源於武漢，被疑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所致。因為禍延世界，感染了1.74億人口，導致375萬人死亡（5月17日資料），這禍惹得太大，就只好用高音喇叭大聲喊叫，希望蓋過其它聲浪。 這樣的戰狼式外宣與外交當然令人憎惡，也容易被抵制，比如《中國日報》這張英文外宣旗艦在美國被列為外國代理人。但如果因此就認為中共大外宣從整體上失敗，那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大外宣還有一條遍布世界的地下戰線。在2009年中共正式公開大外宣計畫以前，「外宣工作本土化」戰略已經推行了6年整。這一戰略說白了，就是利用外國人、外國媒體在其國家幫助中國做大外宣工作，這種隱蔽的地下成員比使用正規軍更方便，而且更容易取信於受眾。 2009年，其實只是中國政府正式宣告大外宣計畫實施而已，此前，中國早就開始在全球華文媒體與拉美、非洲等國實施大外宣刊物本土化策略。但2009年是中國將大外宣重點轉移至英文世界的重要轉捩點，早在2008年到2009年期間，中國政府便開始部署一項耗資450億人民幣的「大外宣」戰略，推動中國官媒向國際擴張，加強它在全球媒體中的存在與影響力。 大外宣分兩條戰線推行，世界各國設立新聞機構來擴大其影響範圍。其中，中國環球電視台（CGTN）在非洲、美國、倫敦設立總部；到2017年，CCTV的中、英、法、西、俄、阿和英語紀錄等7個國際頻道，已進入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播出。但這些都是正規軍的宣傳主力，聲音很大，效果不彰，因為資訊的輸出不等於資訊被接受。因此，中共最厲害的外宣殺招是「外宣媒體本土化策略」的地下友軍網路。我在研究大外宣的專著《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第二章「中國大外宣的本土化戰略」當中，詳盡介紹過其發展歷史。（該書2019年3月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 利用地下友軍做宣傳，講好「中國故事」，有「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之效，對受眾影響大而且不易察覺。除了中國外宣正規軍團用各國語言出版媒體之外，其策略主要是三點：一是與世界各國本土有影響力的媒體合作，這些合作包括交換版面（實則是購買）；二是邀請目標國記者編輯到中國參觀學習進修，視該國經濟水準為其提供較本國優渥的生活費與補貼，讓他們用本國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報導中國；三是為目標國媒體更新媒體設備，對方會投桃報李，心照不宣地用媒體採訪的形式報導中國故事或當地中國駐外企業對該地經濟發展的貢獻等等。 2020年7月，國際記者聯盟（IFJ）發布了題為《中國故事：重塑世界媒體》的全球調查報告，揭示了中國近10年來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對國際媒體及記者的影響，藉此講述「中國故事」，影響外國社會公眾對中國的觀感。比如說，世界各國記者聯合會有三分之一報告說，有中國的機構找到他們跟他們簽定備忘錄。有一半接受我們調查的記者機構說，他們國家的記者獲得到中共贈予的免費旅遊的機會。 大外宣成功培養了一批隱形喉舌記者 辦英文媒體更需要以英語為母語的記者。新華社於2009年7月1日開通英文電視新聞，此前中國就推出了幾種面向外國讀者的英文報紙，例如《中國新聞周刊》英文版《News CHINA》。2009年2月末，《中國日報》北美版及在華盛頓等地設立記者站，招聘英文記者，應者如雲。中共環球電視網（CGTN）提供了具吸引力的選擇：領取優渥的薪酬。一位元西方資深記者描述了同行競爭中國外宣媒體職位的「盛況」，「在位於倫敦西部奇西克地區那設備先進的CGTN——前身為中國國營廣播機構央視國際，負責招聘的小組在翻閱簡歷的時候面臨一個令人羨慕的難題：太多求職者了，只有90個『以中國觀點來報導新聞』的空缺，申請的人數卻幾乎有6000之多。光是閱讀申請書這一簡單工作也會需時接近兩個月。」 在全球新聞界，過去十年（2008—2017年）已被定義為傳統媒體衰落的十年，由於互聯網的興起，社交媒體等新傳媒的出現，以生產嚴肅新聞為主的傳統媒體陷入生存困境，當西方媒體因為互聯網資訊與金融危機的衝擊而被迫「瘦身」之時，中國對各語種編輯記者的需要為一些記者提供了看起來不錯的就業機會。中國外宣媒體優渥的薪酬，足以讓西方媒體記者「忘記」他們從小接受的理念。我在《紅色滲透》一書第二章中專列一節「重金吸引『洋僱用軍團』加盟大外宣」。 本文的重點不是講這些人加入大外宣隊伍時，工作中接受宣傳高於真相這種中共宣傳準則，而是有這種工作經歷的人重回西方媒體業後的影響。今年4月21日，美國《國家脈搏》（National Pulse）發文指出，《紐約時報》好幾位員工曾為中共宣傳機構工作，其中包括：《紐約時報》攝影部主任約拿‧凱塞爾（Jonah Kessel）；《紐約時報》現任編輯兼設計師迪亞穆德‧麥克德莫特（Diarmuid McDermott）；以及歐洲文化記者亞歷克斯‧馬歇爾（Alex Marshall）等等。凱塞爾曾在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期間，擔任《中國日報》創意總監。他在Twitter上發帖稱，為中共工作有時也有「好處」。他還提到，他當時對開始這個角色感到「興奮」，其中包括「重新設計」中共的「宣傳武器」。他在幾篇帖子中透露，自己「在為」中共官方媒體「工作」並「收取報酬」。據麥克德莫特的LinkedIn個人資料和個人網站資訊顯示，他曾在《中國日報》擔任編輯和設計師。從2012年11月到2020年11月，在香港工作了8年。他去年在《紐約時報》擔任同樣的職務，現在仍駐香港。 投入重金購買美媒軟文，對美國人悄悄洗腦 2020年6月美國司法部發布的一份檔顯示，中國官媒《中國日報》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來，便向美國媒體支付1900多萬美元印刷費和廣告費，其中向《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支付的廣告費用超過1100萬美元。今年4月12日，美國智庫詹姆士城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中國簡訊》刊文指出，長期以來，中共一直努力擴大其在西方社會的影響力，以便在國際社會獲得更多「話語權」（discourse power）。該文作者約翰·多森（John Dotson）指出，長期以來，中國媒體在《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等美國主要報紙上放付費插頁「廣告」。如新華社通常使用「中國觀察」（China Watch）、「中國焦點」（China Focus）為標籤進行廣告宣傳。這些插頁中的文章乍一看就像主報的提供新聞和社論，實際上卻是在為中共做大外宣，購買這些廣告插頁需要大量費用。 文章指出，中共黨媒利用著名英文期刊的可信度，旨在「講好中國（中共）故事」。事實上，這些插頁廣告上都有免責聲明，但往往都是小字體的，所以很多人注意不到。這些文章通常打著「中國觀察」或「中國焦點」的標籤，實際上是中共機構準備好的宣傳內容。增頁也會被標註為「付費廣告性質出版物」。不過這些文章看起來就像是主報提供的新聞和社論。 給外國人洗腦：正規軍不如地下戰線 這條看不見的戰線，在平日所起的洗腦作用、在關鍵時刻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中共大外宣正規軍無法企及的。今年5月，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FJ）發布一份新報告，揭露北京捆綁「疫苗外交」重塑世界媒體格局。報告舉例自從菲律賓的總統通訊辦公室與中國官媒簽署合作備忘錄後，多位元菲律賓記者開始在中國受訓。有一名菲律賓記者透露，他觀察到其他記者撰寫報導時，往往會融入新華社或其它中國官媒的觀點。通過這類手法，中國把這些對外宣傳工作和「疫苗外交」捆綁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專案中，以確保受惠國在聯合國會議等場合支持中共、讚揚中共。 媒體在美國號稱「第四權力」，亞洲國家對《紐約時報》幾乎到了膜拜的程度，如今成了中國在美的利益代言人與極左先鋒，並為本國出資的政治派別利益代言。這種社會公器的墮落，意味著媒體不再是第四權力，而是依附於政治、經濟權力的附庸。 以上分析，可以讓人們了解，中國大外宣花費鉅資，充分彰顯了通過共產黨資本主義這一「中國模式」獲利的中共政權，通過利益牽引腐蝕西方社會養成了一套成熟的技巧，幾乎攻無不克。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原出處）
今日這篇文章，竟不知從何落筆。哀嘆沒有意義，互相鼓勵的話也說盡了，形勢如何大家心照，如何處身各有選擇，那麼還有什麼好說？ 我想起和壹傳媒有限來往的一些舊事，在此與各位分享。 黎智英創辦《壹周刊》時，我看了第一期，就和一位前輩說，《壹周刊》掂！前輩是新聞界老行尊，那時他已從舊機構退休，《壹周刊》開檔，他被請去專門處理讀者來信。 前輩滿腦子傳統報刊的經驗，對我的看法頗不以為然。我並沒有特別高超的判斷力，但整本雜誌從頭到尾看下去，幾乎每一頁都給我新鮮感，內容吸引，文字爽朗，永不拖泥慸水，插圖和設計也都別豎一幟。我想既然我一看就喜歡，別人也一樣，那雜誌一定可以生存。 創辦初期，因為服膺市場化，打破舊規則，創辦狗仔隊，更白日宣淫，有些新聞手法很出位，因此受到四面八方的攻擊。黎智英是一個傳媒「壞孩子」，拿著一枝大棒衝進傳統媒體大殿，一輪亂棍掃去，打得裡面的舊擺設碎片亂飛。 其間甚至發生「製造新聞」的醜聞，爭吵一輪後，《壹周刊》公開道歉了事。 要在百年舊傳媒中殺開一條血路，只有不按牌理出牌，志在吸引公眾眼球，先沖得進去，把舊殿堂打得稀哩嘩啦，然後再來收拾殘局。 《壹周刊》成功後，黎智英再接再勵創辦《蘋果日報》，並聘請董橋睇檔。董橋何等人也，竟願意報效一家市場導相﹑沒有底線的新媒體？當時文化界前輩戴天和我說，黎智英是請董橋去開一間精品店。 戴天的比喻很有趣，《蘋果日報》當時就像一間大的超市，什麼都賣，在超市裡辟一角落，賣一高檔消費品，順便把高消費人群也拉攏進來。由那時開始，蘋果日報便站穩腳跟。 從蘋果創刊起，我幾乎每天都瀏覽，找自己喜歡的內容來看。蘋果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她永遠不悶，永遠趣味盎然，即使沒趣味的內容，他也要把他寫得有趣味。還有，他一直強調獨家新聞，用自己的記者去挖掘政圈商圈文化圈種種隱秘之事，保障讀者的知情權，他們做獨家一視同仁，不避社會關係，總之你有事情瞞著別人，這件事又是大家有興趣知道的，蘋果就要把它公諸於眾。 蘋果創辦多年，我都沒有給他們寫稿，直至文革四十周年，我作了一次整體回顧，寫了一篇四五千字的長文，標題為「四十年來家國」，寄給董橋先生。董橋初時回復我，說他們沒有適當版面，要看編輯是否接受。結果過幾天，蘋果撥出大半個版面，把我那篇文章全文一次刊完。當時有一些文化界朋友讀了，都還覺得對他們認識文革有點幫助。 後來有一次，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為我們重印的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長序，我正愁沒地方發表，有一晚在港大龍應台沙龍上碰到董橋，我提起余英時的新作，董橋想都不想就說：余教授的文章多長我們都要！過幾天，余教授的宏文在蘋果日報用兩大版的形式一次過刊完。 如果蘋果只是一份以低級趣味取悅讀者的報紙，怎麼可能一口氣發表一篇歷史學家嚴肅題材的長文？由此可見，黎智英辦蘋果，絕不只是賺錢那麼簡單，他有自己的政治與文化抱負。 直到佔中運動前，我才開始用筆名「顧鴻飛」投稿給李怡。我和李怡認識，但我不想他看熟人面子登我的稿，因此用筆名。直到一段時間後，李怡大概從我收稿費的戶口英文名拼出我的姓名來，這才打電話和我聯絡，鼓勵我多寫。 我於2018年回加拿大定居，直至2019年反送中運動起，我才又重拾時事評論的筆，又給蘋果論壇版投稿。當時論壇版已有不少固定作者，剩餘的版面很有限，有時一篇文章要壓一兩個星期才刊出，失去時間性。 恰好那時中文大學出版社希望為我的長篇小說《血雨華年》做宣傳，希望我開一個臉書專頁，我當然責無旁貸，於是就在臉書上每日寫時事評論。 去年四月間，有一天黎智英突然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專欄。我和他有過一面之緣，曾想合作出版他的書，可惜不了了之。我在不同報刊寫專欄寫了幾十年，從來沒有報紙老闆親自約稿，不料黎智英紆尊降貴親自打電話約稿，我這才明白他成功的原因就是事事親力親為。 專欄每周兩篇，他和我商量見報的日期，又閑聊一陣，就此開始與蘋果的合作。我長期看蘋果，原有專欄作家很多都是我心儀的作家，蔡瀾李碧華是天地圖書的作者，陶傑﹑蔣芸和沈西城也是老相識，高慧然也是我的作者，左丁山每日必讀，他的資訊都是我不知道的，此外林夕的尖銳，馮睎乾的學問，李純恩的俏皮，還有其他幾位的識見和學問，都令我欽佩，因此就像進入一個大家庭一樣。 我的社會生活面不如各位的廣，常為題材傷腦筋，不過總是想把文章寫得有意思也有趣味，免得拖低整個專欄版的平均質素。 又過了幾個月，張劍虹先生寫短訊向我約稿，希望我幫手寫社論。先是每周一篇，後來增加到兩篇，我初時有點戰戰兢兢，因此前未寫過社論，張先生鼓勵我，讓我大膽寫，此後慢慢上手，也摸到一些竅門。我的社論和專欄都得到編輯的尊重，從來一字不改，有時一點小小的疑問都要寫短訊來問，有事情聯絡張劍虹先生，他都是即時辦理回復，真是合作無間。 我很慶幸自己在退休之年還能為香港人服務，這都要拜蘋果日報之所賜。我在蘋果日報最後這一年時間內，和他們並肩打過一些美好的仗，因此深感榮幸，讓我選擇再來一次，我仍舊會視他們為親密的戰友。 人生有順逆，這幾天每日心情都不好，為蘋果日報不值，為香港不值。但形勢如此，人力難以挽回，我們只好接受現實，在不可能的現實面前，盡做一點可能的事。 蘋果無可避免要走向結束，他們甘冒專制矢石，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志，現在雖然粉身，我相信日後一定會浴火重生。魯迅詩句「於無聲處聽春雷」，從今以後，我們也就在無聲處等待，等那一聲春雷從天際響過來。 藉此機會，向黎智英﹑張劍虹和羅偉光三位致意，希望他們善自珍重，保養身體，也通過他們感謝所有蘋果日報員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且讓我們以李白詩句共勉。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蘋果日報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其實也不只蘋果，香港自由網媒﹑各民主政黨團體也都面臨生存空間萎縮的難題。中共已撕下所有的面具，現在維持最低限度的專制統治，就是他們最高的期望了，此外什麼都顧不上了。 現實一點看，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蘋果日報可以再支持一段時間，但不可能一直支撐下去，總有一天，要面臨日報無法出版的結局。 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也是暫時的，蘋果一定會復刊，只是時間問題。 我不是專業人士，沒有經驗，也缺乏基本的辧報常識，但我喜歡天馬行空，胡思亂想一番，假設蘋果的一種生存方式。 蘋果應該轉入網上版的方式，把基地設到台灣。蘋果在台灣有基礎，有社會關係，也有一定的財政儲備，應該會得到台灣朝野的支持，要重建一個基地不會困難。但在台灣建立的網上版，應該還是香港蘋果日報，而不是台灣的蘋果日報，以香港讀者為主要對象，集中采編香港新聞，聚焦香港時事，報道香港人的生活，提供一個言論平台給香港市民發表個人意見。 為此應該繼續僱用香港的記者編輯，只是這種僱傭關係應該轉入地下。壹傳媒是上市公司，日後不可能再經營下去，需用一間新公司簽合約，出糧也採取自動轉帳。記者自行採訪，編輯部的工作安排都在網上完成。這樣在香港就不必有寫字樓和印刷廠，但整份網上報紙可以維持蘋果原有的風格，主要目標讀者也是香港市民。 採訪﹑編輯﹑校對﹑攝影﹑設計都由蘋果原班人員執行，只不過所有工作都先經互相溝通，分別由各人獨立完成，然後電郵到台灣，整合成網上版的報紙。 大部份編採工作都可以獨立完成，有些政府部門的採訪要憑記者證出入，那就比較困難，但政府的新聞可以採用通訊社的通稿，只要那個通訊社足夠中立中肯就可以。至於香港社會新聞﹑政壇動向﹑獨家報道﹑專訪和社會寫實等方面的內容，則不會受太大影響。 蘋果現在也有網上版，不過大部份工作都由現有員工在公司內完成，日後全部轉入網上版，現有員工解散，重新組合，可以省下寫字樓和行政開支，員工也可以適當減少，以最低限度的人去做最基本的工作。 我們最需要蘋果日報的，除了一般的國內外時事之外，就是獨家報道﹑時事評論﹑專訪﹑綜述﹑文化評析﹑專欄﹑歷史追蹤等等。比如發生一件重要新聞，對當事人追蹤報道和採訪，以得到事件的及時更新，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需要有一定經驗和技巧。 此外，及時的時事評述，也需要對國內外政情有深入認識的資深記者或評論者，才可以高屋建瓴深入淺出。 當然，日後的採訪會有很多困難，如何既保持運作順暢，而又可以保密（可能很難，希望大家集思廣益)，減少政府的干擾和破壞，需要內行的技術處理，我相信蘋果日報可以找到這種人才。 至於一般讀者，目前通過網上來看蘋果當然沒問題，日後中共會不會建防火牆，是否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那隻好邊走邊看。 為結省開支，在圖片和設計方面，也可以睇?食飯，不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只要過得去就可以，讀者希望看到的只是信息，是否賞心悅目倒不是重點。 我希望不管以什麼方式，都給蘋果日報一個立足之地，不要讓她就此消亡。網上訂閱的月費，可以適當提高，以應付日常開支，假定每個訂閱收一百港元，那一萬訂閱每月就有一百萬。以香港讀者為主體，加上台灣和海外華人，估計至少有三十萬，那就是每月三千萬，已可應付基本人工支出，再加上廣告收入，可以生存下去。 對讀者來說，經濟上的負擔，雖比現在的網上訂閱貴，但一定比每日買報紙便宜，只是有些不能使用電腦上網的老人家會受到限制，有什麼方法可以補這方面的不足，也希望大家多想想。 在香港蘋果日報紙上版停刊之後，全香港清一色是紅色傳媒，香港人欠缺一個呼吸新鮮空氣的地方，可以相信，網上版的蘋果，一定可以得到香港讀者的支持。 政權打壓，我們就化整為零，以無數個人﹑從不同方位﹑在不同時間繼續與專制政府對抗下去。我們集氣合力把蘋果日報撐住，不管她是以紙媒形式，還是網媒形式，我們要維護這一個公共的資訊平台，讓它活下去。蘋果活下去，中共港共就不得安寧，他們就永遠都要面對自己的末日。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一年前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在電台節目表示，遊說外國制裁香港不構成分裂國家及顛覆國家政權，或恐怖主義的定義，更指「勾結」必須牽涉實際的刑事行為，才構成罪行；而現行法例下的「串謀」，若只有協議，沒有行動是無法定罪，更指控當時大律師公會的聲明「製造恐慌」，或者「將事情無限放大」。 然而才一年未夠，特區政府卻以《蘋果日報》上面，有數十篇文章是呼籲外國制裁中國及特區政府為理由，拘捕以及檢控《蘋果日報》的高層成員，指控涉他們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單看官方記者會的解說，不但看不見「勾結」的「實際行動」，也無法理解如何「串謀」與「行動」。一年前湯大狀指控大律師公會所謂的「製造恐慌」，如今全部成為了事實。 壹傳媒的董事會更指出，警方要求本港七間銀行，不得處理被凍結公司的資產，於是發薪就違反《國安法》，欠薪就違反僱傭條例，而政府不但沒有回應，如何幫助這些記者出糧，反指出糧屬公司的責任，而且凍結資產不能成為違反勞工法例的理由；簡單而言就是只要令《蘋果日報》無法營運下去，而坐視最少2000多名新聞從業員，失業以至無法出糧。 市民當記得1998年，當年特區政府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即使多位被告的起訴書中，清楚見到檢控當局當年，指控星島集團主席兼大股東胡仙，與被控行政人員合謀，然而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卻以「公眾利益」為由，包括星島集團的2000名員工可能失業，因此不作起訴胡仙；如今同樣是報紙，涉及同樣人數甚至更多的員工，為何律政司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呢？背後的政治理由，大家都一清二楚吧？ 當香港失去新聞自由，結果就是令港人集體失望，不斷移民出走；親政府人士對移民者的態度，也180度扭轉；2017年討論一地兩檢時，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接受訪問時，指不相信「一國兩制」，覺得大陸會破壞一國兩制，最好的方法是離開香港云云；去到2021年，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則採取完全相反的態度，指港人移民前應三思，免失卻在香港發展機會云云。 相較與大量學生與教師流失，由國際學校到本地直資都不斷要招生要請教師的事實，近月來親政府的輿論與KOL，都紛紛不斷抹黑港人移民的計劃，不斷呼籲叫人不要走，這種態度已經說明了人材流失的嚴重性。然而政府不但無意減少政治寒冬的打壓，反而在已經控制一切的情況下，仍然持續「改寫」一國兩制。結果當然只有一個，就是港人的出逃，只會更嚴重，最終民心渙散。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共產黨以打土豪分田地搗鼓工農兵起義，革命成功後，卻以沒收土地為國有，成為中國唯一的大地主，這個謊言一說一百年，十四億人彷彿只做了一場春夢。 1921年的7月23日，13個共產黨代表在上海法租界開了幾天的秘會議，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13人包括了毛澤東、張國燾，也包括後來的維新政府的要角陳公博、周佛海在內。 因為是一個以革命暴力推翻體製為目的的秘密組織，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組建歷史，從來就有各式各樣的爭論，直到1941年中共中央才把黨的生日定調為7月1日。 再有十天，中共將迎接它的百歳生日，這個13人發起的秘密小團體，已經發展成為9200萬黨員的龐然巨獸，而且牢牢的掌控著14億人的生活和命運，不能不說這是人類社會的奇蹟。 不管如何宣傳包裝，共產主義就是要透過暴力手段消滅階級剝削，建立人人平等的烏托邦，中國千年帝制和百年積弱正好替它提供了成長的土壤，廣大工農兵視共產黨為翻身的希望，是翻轉土地正義的救世主。 這一百年來，歷代中共領導人唇焦舌敝，訴說新社會願景，現在則輪到習近平來接棒說一段好故事，具體實踐方法是什麼呢？習主席說：莫忘初衷！ 於是人們不免要問，共產黨的初衷是什麼？顧名思義，就是要完全實現財產公有制，消滅一切階級差異。這種理想曾經打動了一些熱血青年，有句話形容說，三十歲以前不信共產主義，代表你沒有良心，三十歲以後還信共產主義，就表示你很愚蠢。毛澤東、鄧小平們是否終身都相信共產主義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很肯定，他們絕對不愚蠢。 共產黨何時開始言行不一靈肉分離已不可考，但每五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開過十九次，未聞主義高調久矣，鄧小平很早就被老毛劃為走資派，江澤民、胡錦濤乾脆光明正大以發大財追趕萬惡的資本主義，現在這位習近平，看似有心搞平均主義做一番大事業。然而，革命大業紅紅火火搞了一百年，猛一回首，赫然發現黨才是先烈們要革命的對象，可以說，最害怕原始共產教義的，應該就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可以絕口不談原始共產主義，但韭菜還是要照樣收割，於是血統不純的資本家如馬雲、馬化騰就倒大霉了，但對紅朝新貴則可以網開一面區別對待，不信你去和紅色家族談初衷，你看他們干不幹？ 共產主義曾經管過半個地球，不說蘇聯墓木已拱，現在連朝鮮古巴也不怎麼搭理了，中共是否仍信仰共產主義或許已不重要，但是有14億人仍然生活在這種謊言體制下，卻不能不面對。有學者說中國2%的人掌握了80%的財富，這實在無法對馬克思交待，如何建構新論述，說服躺平族認命，無疑是當務之急，即使是國師如王滬寧之流，恐怕也要搔破腦袋頭痛萬分吧？ 毛澤東手書「為人民服務」，習近平要「說好中國故事」，7月1日，故事腳本會如何鋪陳呢？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西方國家常常錯估共產黨政權的經濟前景，迄今為止，至少有過兩次，一次是高估蘇聯經濟；另一次就是高估中國經濟。過去20多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之上，不可能再複製，因此那種繁榮是一次性的，絕無持續的可能。現在中國經濟積累了一系列幾乎無法解決的嚴重困難，也使中共再難謀求經濟繁榮。西方國家的記者、學者不了解中國經濟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國經濟往日短暫繁榮的回憶和想像中，他們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蘇聯經濟觀察家同行們的覆轍。 一、美國的蘇聯經濟研究教訓慘痛 自從世界上出現了共產黨政權以來，西方國家總有人會被共產黨政權的表面成就所迷惑。其中有些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或愛好者，他們只希望共產黨政權強大，但不願意關注共產黨政權隱藏起來的種種困境。那麼，美國有中情局，還有大批蘇聯經濟問題專家，他們也錯估了蘇聯的經濟前景嗎？答案是，確實如此。 蘇聯二戰以後憑藉美國提供的大量設備和技術，再加上從德國掠奪來的人才和技術，開始了經濟復興。其速度之快，市容面貌變化之大，高樓大廈接連建成，還首先發射了宇宙飛船，這一切令不懂極權主義政權特性的人目瞪口呆。當時蘇共頭目也宣稱，將很快超過美國。但這些成就並不是市場經濟之下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集權政府調集全國財力物力一舉投入的產物。在民主國家，政府不能隨意支配民間資源；而在蘇聯和中國，政府可以把所有資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裡，想達成什麼目標，根本不用考慮經濟效益，只要把資源集中投進去，就能出現外觀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這些表面的「成就」掩蓋了共產黨國家內在的經濟困境。 據美國的資深蘇聯經濟問題學者米拉（James Millar）1995年在《走出蘇聯研究（Beyond Soviet Studies》這本會議文集中撰文分析，美國歷史上一共出現過六代蘇聯經濟專家，總計260多人。蘇聯解體後，所有這些人多年積累的研究成果也隨之崩垮，因為他們雖然對蘇聯經濟做了大量細緻的研究，但誰也沒預見到蘇聯經濟的衰敗乃至蘇聯解體。學者們如此，中情局也好不到哪裡去。米拉1991年11月曾經為美國國會寫過一份報告，評估中情局1970年到1990年關於蘇聯經濟表現的分析。他在報告中寫道，中情局的相關分析一般都和美國的蘇聯經濟問題學者的觀點相似；該情報機構1980年代前半期仍然認為，蘇聯崩潰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說，中情局那個判斷上報之後僅僅幾年，蘇聯就解體了。 美國的中國經濟問題學者比那些蘇聯經濟問題學者高明嗎？看來未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關注局部現象和細枝末節，卻不具備宏觀層面的綜合判斷和深刻洞察力。當然，由於職業上的既得利益，不願看衰共產黨政權的經濟前景，也是西方的共產黨國家經濟問題專家不會明言的一個因素。 二、改革開放能送中共「步步登高」？ 蘇聯的經濟改革不成功，而中國拋棄了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和全盤公有制，實行了經濟市場化，再加上有機會通過對外開放加入了經濟全球化，這都是蘇聯所不具備的體制條件。但是，如果以為有了這些條件，中國經濟就可以從此永遠「高歌猛進」，沖向「世界第一」，那就太幼稚了。 從本世紀初到2017年，中國經濟的繁榮給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連續的高增長讓國際社會形成了一種認知，似乎經濟持續繁榮就是中國經濟的本色；疫情之後，一些歐洲國家甚至把本國經濟復甦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經濟長期繁榮產生的拉動效應上。事實上，中國的媒體從2008年開始，每年年初都談「最困難的一年」，持續多年後因局面仍無法根本改觀而閉嘴不談了。這種用語並非危言聳聽，其實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部分真實狀況，但國際社會忽視了其中的奧秘。從2015年開始，中國政府宣布今後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將會低於8%，並且稱這樣的經濟成長放緩為「新常態」。 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下降，是景氣循環的正常現象，還是經濟長期趨勢的轉折點？對此，國際社會有各種各樣的爭論。我分析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之後發現，這場經濟繁榮主要由「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構成。只有了解它們的源起，才可能理解為何今日中國經濟繁榮不再是「常態」，而經濟困難反而成了「新常態」。中國過去20年里「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的形成與消失，是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困境的鑰匙。 三、「出口景氣」壽命十年2 1997年，中共因國企全面困境並拖累銀行系統陷入金融危機，不得不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保護和依賴，開始了國企「改制」，其實質就是中小型國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國企的重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國企私有化為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奠定了基礎，而經濟市場化又為加入世貿組織鋪平了道路。中國終於在2001年加入了WTO，伴隨著引進外資高潮，為中國創造了第一個十年繁榮。從2002年到2011年這十年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每年增長9%以上，在此期間出口成為帶動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可以說，中國加入WTO之後那十年的經濟繁榮，是「出口景氣」之賜。 中國從1978年便開始經濟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出口只有數百億美元，對經濟成長的推力不大。隨著港台企業在大陸建立越來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業，2000年中國的出口達到2,492億美元。但真正推動中國進入「出口景氣」的，主要是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這些投資幫助中國全面打開了國際市場的大門，提升了中國企業的技術開發能力，使中國的出口產品延伸到製造業的各個領域。2013年，中國的出口額為22,090億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在出口景氣時期，外國公司幾乎對中國所有的產業都作了試探，從各種消費品到汽車，從能源產業到機械設備製造，從房地產業到金融業，幾乎未剩下任何「尚未開墾」的投資「處女地」。 中國在那「出口景氣」的輝煌歲月里，2003年到2007年，出口連續每年以高於25%的速度增長，一些年份的增長率甚至高達35%。中國能讓出口連續幾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長率嗎？顯然不可能。從常識判斷，人口規模小的國家出口數額小，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微乎其微，或可與西方經濟大國保持長期貿易順差；但對中國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來說，全球市場卻顯得太小，中國的勞動力佔全球就業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停止生產、把市場全讓給中國，中國的「出口景氣」也不可能無限期地延續下去。所以，中國無法長期依賴出口高速增長來拉動經濟，「出口景氣」總有結束的一天。 四、「出口景氣」迅速終結 實際上，中國的「出口景氣」只持續了幾年就開始受到三重打擊：其一，隨著出口景氣達到頂峰，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的工資、社會福利開支、稅收、地價、能源價格等不斷上漲，使得出口加工型企業的成本越來越高，外資企業的利潤逐漸被侵蝕，部分外企不得不遷走。其二，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的經濟相繼受到衝擊，各國的購買力明顯萎縮，讓中國的「出口景氣」大受衝擊。其三，工業化國家的製造業加快技術進步，自動化能力不斷提高，競爭力增強，其他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引進外資、加工出口，中國產品的國外市場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曾經因大量廉價生產服裝、鞋類、玩具、電子消費品等，讓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受惠；但中國的製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弱，產品檔次低，這也是它的致命弱點。這三重壓力都不是對中國「出口景氣」的暫時性衝擊，也不是周期性現象，而是長期存在並迫使中國的「出口景氣」收縮的重要因素。 2006年，外企開始從中國撤資，先是位於廣東的港、台製造鞋類、服裝、玩具的企業關廠；然後許多生產冰箱、洗衣機、空調、彩電及小家電的外資企業也撤離；接著，外資撤資浪潮進一步蔓延到長江三角洲這個電子、高科技外資企業集中的地區。到2015年，一些製造手機或其他電子產品的大型外資企業也相繼關廠。港、台、韓、日等撤離中國的企業紛紛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如東南亞國家和印度。中國的「出口景氣」從2012年開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出口下降7.7%。中國經濟從此徹底告別「出口景氣」。 五、「土木工程景氣」再延十年繁榮 「出口景氣」衰退時，中共採取強力經濟刺激措施，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由此帶動了一輪「土木工程景氣」。各級地方政府把市區的舊建築拆除，翻建成高檔辦公樓、商業區或豪華住宅；同時通過道路、機場、公共設施等市政建設，大量建設市郊的住宅小區。土木工程相關投資佔GDP的比重，從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2014年，僅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即達21%。土木工程投資的反常暴漲若持續多年，便可能產生房地產泡沫。日本平成經濟泡沫時期，房地產投資佔GDP比重只不過9%；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這一比例是6%。而中國房地產工程的投資規模大約相當於日本平成泡沫時期的1倍，是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時房地產投資規模的3倍多。 短短十年內，土木工程成了中國經濟的領頭產業，帶動了幾十個上下游產業的繁榮。「土木工程景氣」高潮時期，中國3年消耗的水泥比美國整個20世紀消耗的水泥還要多；中國的粗鋼生產能力2008年相當於世界粗鋼產量的49%，到2014年佔世界粗鋼產量的69%。與「土木工程景氣」同時出現的是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到今年6月，按居住面積計算，深圳、北京和上海的房價與居民年平均收入的比例達到驚人的58倍、56倍和46倍，居全球之冠。工薪階層要70歲退休且不吃不喝、不養老人和孩子，如此用此生全部收入方能買得起房。當房地產泡沫膨脹到這種程度時，「土木工程景氣」也就走到頭了。 中國在短期內發動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土木工程建設，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現代化，城市景觀大為改善；京滬等特大城市的富麗堂皇遠超過紐約、大阪、芝加哥、洛杉磯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國人看來，這一切似乎都象徵著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繁榮，但這種表面繁榮其實是城市政府大量借債、過度投資的結果。這種情況在民主國家不會發生。中國的城市現代化首先是被市長們的陞官動機所驅動，服從於他們攀比、炫耀政績的動機，是各城市政府之間城市建設「錦標賽」的結果。其次，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過無限借債來維持城市建設，而不考慮債務償還。實際上，中國在短短十年里把今後幾十年內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設項目都完成了。 六、中國經濟真相透視 過去20多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之上，不可能再複製，因此那種繁榮也是一次性的，絕無持續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又積累了一系列幾乎無法解決的嚴重困難，也使中共再難謀求經濟繁榮。 首先，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嚴重依賴房地產開發帶來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稅收。今年6月4日中共財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將改為稅收，由中央財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滬、浙、冀、內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國統一如此辦理。這個中央財政因缺錢而採取的措施，對地方政府而言是個致命打擊。地方政府為基礎建設和開發房地產所發行的巨額債券將無法償還，會引起證券市場的震蕩。 其次，中央財政的上述政策還將動搖房地產市場。商業銀行已有巨額資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為買房者的購房貸款，銀行非常害怕房地產泡沫破滅，否則銀行的壞賬會急劇上升，殃及銀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價已經把工薪階層擠壓得節衣縮食付房貸，而年輕一代僅憑節衣縮食也很難買房成家；同時，很多行業因為不景氣而大量裁員，留下來的員工也減薪，所以就業勞動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老年人的消費有限，這三個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幾億人口的消費能力再也無法拉動經濟。 房市、財政、銀行紛紛陷入吃緊狀態，不但經濟繁榮再難重現，而且高失業率和低工資體現出來的經濟困難日復一日地加劇，中國經濟上的「好日子」就這樣終結了。今後的中國經濟前景再也無法與那兩個景氣年代同日而語，通貨膨脹高企和實體經濟每況愈下，將成為「新常態」的新特徵。現在大陸部分年輕人開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職、不求偶、不結婚、靠父母的退休金過最低檔次的生活），在相當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悲觀情緒。 西方國家的記者、學者不了解這些中國經濟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國經濟往日短暫繁榮的回憶和想像中，他們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蘇聯經濟觀察家同行們的覆轍。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很多大陸人被中共的外宣內宣搞得神魂顛倒，大白天都在夢遊，隨時口出狂言。有一個名叫李毅的人，在飯局上說一番話，就像是剛從瘋人院跑出來的精神病患者。 李毅是何方神聖？維基百科介紹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學家」，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社會學博士。他說大陸要做好發動核戰武統台灣的準備。他獻計中共，一旦準備明天開打，今天就把一份統一台灣和平協定送到台灣，指定當天五點半為最後時間，台灣五點鐘就會簽署，如此不費一兵一卒，台灣就拿下來了。 他說和平統一雖不可能，也用不著武裝統一，只要用北平方式就可以。什麼是北平方式？就是用武力威脅就可以了。當年北平在共軍鐵桶一樣包圍之中，國軍司令傅作義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投降，二是與城俱焚，傅作義最後選擇投降。 李毅的意思是，只要送一份和平統一協定去台灣，然後最後通牒，說你不服從我明天就打過來，這樣台灣政府就要跪下去了。 一個美國社會學博士，說出這樣冇腦（無腦）的話，足證今日中共麾下，滿朝都是些什麼貨色？事情真的那麼簡單，為什麼不試一下？今天就給台灣送一份和平協定去，同時坐等回復，你不簽，我明天就打過來！ 這種便宜事無須成本，也不用擔風險，不必調兵遣將，不費吹灰之力，還可替偉大領袖分憂，完成中華民族統一的偉業，何樂而不為？ 可恨習近平還有最低限度的理性，不相信這種冇腦的蠢話，否則李毅豈不是又成為國師了。 中共政治局找一個蠶蟲師爺張維為去開導大外宣，已經夠丟臉了。張維為說一大堆蠢話，政治委員還如聞九天綸音，難怪偌大中國今日搞成如斯模樣。中共元老李銳生前說過，習近平就只是小學生水平。 李毅狂言，大陸有十四億人，台灣只有二千三百萬，把台灣人都幹掉，從大陸移民四五千萬去台灣，一點問題都沒有，死二千三百萬人只是小菜一碟。 飯局上同台的人都上了年紀，不是街頭小混混，看上去都是有點身份的人，一個個竟都如夢初醒，醍醐灌頂，看來李毅的愛國幼稚病，被傳染的人還不少。 殺盡台灣人，移民大陸人去，和香港藍絲叫囂的「留島不留人」，就是同一模式，奪走數千萬活生生的生命，對中共來說也就是一個數字而已。台灣島在，香港島在，大陸人萬眾歡呼去接收，在那裡住下來，統一也就完成了。 統一台灣這麼容易，只派李毅一人去做就夠了。給他一份和平協定文本，讓他辛苦走一趟，協定送到台灣，五點鐘前蔡英文就簽署城下之盟，民進黨豎白旗開大門，台灣人簟食壼漿以迎王師，中國統一大業就此實現。 不過，在授權李毅去辦這份差事之前，習近平應該和他立一份軍令狀，就是如果他空手而回，就要提腦袋來見。這樣一來，看李毅還敢不敢去？ 李毅曾被指學術造假，他持觀光簽證到台灣，準備公開演講，結果被驅逐出境。如今膽敢送最後通牒，如果沒有兩國參戰不斬來使的規矩，直接把他就地正法。 最近香港社會也越來越向大陸看齊，張建宗學會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日中國」了。當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沒有共產黨不是還有舊中國嗎？舊中國好過新中國多多聲，舊中國老百姓不用吃那麼多苦，不會死那麼多人。同樣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香港，但沒有共產黨自然有舊香港，舊香港不是比今日的「新」香港好得多？ 人一紅話就蠢，李毅如此，張建宗也如此。 最近美國軍機直接降落台北，大陸網民紛紛催促中共出兵，胡錫進顧左右而言他，說要掌握什麼時候發脾氣的主動權，簡直不要臉之至。你設了紅線，人家踩了，你就把紅線調低，人家踩紅線就沒有問題，你的紅線就等於沒有。你隨時都可以發脾氣動武，但你不主動發脾氣，你就永遠沒有脾氣，你的武統也就永遠不會發生。 這一點小小花招，騙騙大陸小粉紅差不多，想騙港台人民，真是發夢都冇咁早。 習近平已經看見死神了，李毅和胡錫進們還在做夢，君是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時與勢盡失，國將不國矣。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七大工業國（G7）峰會結束，繼美英簽署建基於1941年《大西洋憲章》的文件，象徵民主國家針對獨裁政權之外，七國聯合聲明指控中國不公平貿易，提及香港與新疆的人權問題，以至首次提及維持台海、東海與南海和平；更是七國領導首次在聯合聲明之中，明確點名批評中國，正說明各國聯手針對中國的態度，比起以往每一次都堅決得多。 面對各國包圍中國的形勢，中國駐英領事館的發言，卻仍然不脫戰狼外交的說法，例如甚麼「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一種秩序，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種多邊主義，那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國際法為基礎」、「不是基於小圈子利益，搞集團政治的偽多邊主義」云云；以此來思考，那麼在1971年中共成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之前，難道中共當年是非法政權嗎？如果七國集團不經聯合國，就變成「偽多邊主義」，那麼「一帶一路」也不經過聯合國，難道中國在搞單邊主義嗎？ 至於另一番說法，在香港人就更引人發笑了──中國駐英使館聲明指，「在英國殖民香港統治150多年間，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壓迫的對象，沒有任何人權民主可言。試問，這一期間，美國等有關國家關心過香港的人權和民主嗎？」 首先1948年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於1966年所通過的兩條人權公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簡稱ICCPR），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自1976年起生效的同年，英國即把兩項公約引伸至適用於香港──這正是中方所聲稱「只有一種多邊主義」、即聯合國的「國際法」，那麼為何聯合國要遲至1976年才生效這條條約呢？請問當時中共在做甚麼？ 中共即使在1971年成為了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卻要遲至1998年才在聯合國總部簽署ICCPR；然而簽署了卻不代表通過或執行，中國全國人大至今仍然未批准此公約在中國的執行，亦因此至今仍然未在中國生效；聯合國共有193個成員國，已有173國是ICCPR的締約國，亦即全球只有20個國家不執行此公約；而簽署了卻未批准的國家，則只有中國、古巴與四個小島國，而中國更是唯一未批准公約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那麼是誰在聯合國這個國際體系，搞單邊主義？ 而香港今日有幸受到此條約的保障，正是於1984年與英國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所保證把這兩條公約「繼續在香港生效」。因此根據中方的說法，這兩條條約「沒有人權」的話，那麼今日香港特區又是否同樣的「沒有人權」？ 當中共口中97主權移交之前的香港，香港居民如此受到「港英政府的壓迫」，那為何一直都是中國人涌到這個「人權無間地獄」去家庭團聚，而非港人瘋狂逃港，前往中國大陸團聚？當年香港只是一個小漁村，而在二戰後更只有數十萬人口，為何中國人紛紛離開共產主義天堂，卻要涌到「受壓迫」的香港，去當「殖民奴」？ 從這種聲明可見，當連在國內都無人相信的黨八股，可以變成海外聲明，來回應七大工業國集團時，這正說明了問題的根本──國際形勢不但無法改善，只會愈來愈差。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還有半個月，中共這個全世界最大政黨就要慶祝自己的成立一百周年生日了。目前，各項黨慶準備活動已經展開，12日在天安門廣場附近進行了慶典演練，動員一萬四千多人參加。據外媒報道，當局已經下令，要在15日之前，把上訪民眾全部驅除出北京；到20日，必須沒有任何死角。喜事喪辦、如臨大敵的景象，再次出現。100歲生日，按理說應當營造普天同慶的氣象，但這次我們似乎沒有看到中共當局進行大規模的黨慶動員，至少動員的規模和程度恐怕與外界預期有一定落差。可以說，這次中共的表現是相對低調的。這是因為這個黨的謙虛自製嗎？當然不可能。我認為，這充分反映了中共目前的心態，那就是色厲內荏。這樣的心態，是跟已經攪動全球的疫情有關的。 2019年底疫情在武漢爆發之後，一直到2020年初武漢封城，中共曾經是有過一度的恐慌的，其具體表現就是，為了平息民憤，短期開放了輿論對於吹哨人李文亮醫生被訓誡一事的討論以及相關的批評。但很快，當中共開始以「集中營模式」處理疫情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之後，尤其是疫情開始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大規模爆發，同時始終得不到有效控制之後，中共抓住了這個時機，開始利用疫情鼓吹「中國制度優先於民主制度」。這樣的論述在國際社會也許沒有太大的市場，但是對於信息獲取受到極大限制的國內民眾來說，顯然有很大的說服力。一時間，中共這個疫情的始作俑者居然搖身一變，成了制度競爭的優勝者。這之後中共的志得意滿，從戰狼外交的咄咄逼人，到習近平「中國可以平視世界」的狂妄言論，用「色厲」兩字形容並不過分。 但是，如此志得意滿的一個百年政黨，對於自己的百歲大壽卻表現得相對克制。既沒有比照過去慣例，每天發表世界各國領袖和政黨的賀電，也沒有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更沒有在全國大張旗鼓地發動各地的群眾遊行，這充分說明中共對於當前所處的危局，內心是清楚的。這樣的危局，從最近的西方大國G7領袖會議就可以看出。在美國的積極主導下，G7會議的主題除了疫情和經濟復甦之外，就是共同對抗中國的挑戰。中共可以控制得住國內，但在國際社會已經越來越陷於孤立。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這個生日要怎麼過得好呢？ 更何況，眼下對中共來說，最大的挑戰可能很快會出現，那就是全球對於疫情起源的追究。現在，越來越多的懷疑已經指向武漢病毒實驗室，連一向避諱這個話題的西方主流媒體現在都開始轉向，在輿論上推動調查。對於疫情的真正起源，中共自己一定比誰都清楚，他們也不會不知道，一旦這個蓋子被掀開，他們將要面對的是怎樣的艱困局面。日前，中共抓緊出台《反外國制裁法》，多少也有一些為未來應對制裁先鞏固防線的意思。自己很清楚自己做了什麼，也清楚將要面對怎樣的追究，此時此刻的中共大概也只有「內荏」的份兒了。在這樣山雨欲來的凝重氣氛下，中共這個百歲生日要想辦得紅紅火火喜慶洋洋，恐怕確實為難他們了。 實際上，除了疫情問題外，中共今天全部的處境都可以用「色厲內荏」來形容。表面上的百年大黨，其實已經四面楚歌，這個生日，不過也罷。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