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欺追求中國民主者10億美元 郭文貴被美判刑30年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中研院院士陳培哲出面炮轟國產疫苗「若以國際標準絕不可能在七月通過」之後，網路媒體立刻傳出他曾任中國藥廠科學顧問的訊息，這形同「抹紅」的作法，與許多人立刻搬出他曾任「蔡英文醫療界後援總會」成員的「塗綠」作法如出一轍，是台灣公共論壇非常糟糕的反例。陳培哲說的對不對，是科學問題，是國產疫苗在此時此刻該否獲得EUA（緊急使用授權），以及如何進行施打的專業倫理問題，絕不在他曾經抱持何種政治立場。 當瘟疫發生，現有藥品無法滿足醫療的需求，而新研發未完成核准的藥品，在維護公眾健康的利益大於其可能產生的風險時，就有緊急授權的必要。既然要衡酌公眾健康的整體利益與新研發藥品的風險，緊急授權通常是個相對性的概念。目前國外的疫苗大廠都是在逸出正常疫苗研發期程的情況下，獲得緊急使用授權，擴大施打，並得到相當不錯的成效。所以國產疫苗是否獲得EUA？除了必須耐心等待研發廠商的解盲結果以外，也要視台灣疫情的嚴重程度，以及獲得國外疫苗的狀況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 在預判疫情可能擴大的情況下，政府為保護人民健康，預先扶植有能力的廠商投入疫苗發展，甚而預先採購一定數量的疫苗，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為一般的廠商不會貿然投入一個不知是否會成功，且不見得有利基的疫苗研發。不過這樣一件天經地義的事，卻因為台灣疫情突然爆發，國外進口疫苗短缺，以及台灣內部無所不在的兩岸政治，成為政治惡鬥與角力的賽場。 身為中研院院士、台灣的肝病權威，陳培哲對於國產疫苗發展的諸多質疑當然值得重視。但壞就壞在陳培哲身兼疫苗專家小組委員，卻在國產疫苗解盲前先斷言七月不可能通過緊急授權，其對國產疫苗的殺傷力實在無比巨大。姑且不論專家小組委員是否涉及保密義務，陳培哲的抨擊勢必造成疫苗其他專家小組成員的莫大壓力，過與不過，都將充滿政治解讀。 於是乎，一方挖出陳培哲在中國藥廠擔任科學顧問的訊息（這能證明什麼？）影射他拿了中國好處，毀謗攻擊國產疫苗；另一方宣稱陳培哲「一路挺蔡」，如今出來說「真話」，是「綠營良心」、「開了武昌起義第一槍」。政治攻防越演越烈，真相卻越來越模糊，當初，不分朝野呼籲發展國產疫苗，擁有台灣自己戰略產業的初衷也就越來越遠。 陳培哲昨天接受媒體專訪時，顯然修正了他先前的說法，諸如：「政府執意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束立即給予EUA，國產疫苗將成為孤兒」（陳時中昨天在立法院也提出相同觀點）。陳培哲也建議政府在二期臨床試驗的結果出爐且抗體效價足夠的前提下，續做第三期臨床試驗，一直做到期中分析，再給EUA；以及針對臨床試驗中的藥品或疫苗，經過簡單申請，食葯署審查通過，只要醫師及民眾同意，就可以提供給急需的人。以上種種，高端、聯亞解盲後本就要續做三期，建議進行有限制施打也是專家會議的許可權，看法既然有協同之處，何須弄到劍拔弩張、互不相讓？ 疫苗緊急使用授權要不要放行，不純然是一個科學問題，而常常是一個科學與政治辯證的問題。四千人的樣本較諸四萬人的樣本當然會有不同出錯的機率，前提是，我們要不要為了防堵這樣的機率，而坐視疫情可能擴大，增加人命損傷？前提當然也包括是否有完整的社會溝通，讓所有參與接種的人，被充分告知這樣的風險。在這過程里，若有任何人覺得自己是先知，是全知的上帝，或想充當道德魔人，堅信只有自己的說法才是對的，那可能是一場更大的災難。 此時此刻，疫情還沒降溫，生命還在流逝，試著讓科學說話，讓政治與常民去溝通，政客別再亂造口業，不要用陰謀論亂貼標籤，應該就是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了。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新冠病毒從何而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實驗室泄漏。有些人進而認為，是中共當局蓄意投毒，禍害全世界。 我認為病毒極可能是從實驗室泄漏，不過我不認為會是中共蓄意投毒： 因為，1，如果是蓄意投毒，你需要手頭有解毒之葯，否則毒到自家怎麼辦？至少， 2，你要有控制病毒傳播的能力，否則就成小孩子玩火，控制不住火勢把自家也給燒了。 再有，3，如果是蓄意投毒，就該投到敵人那裡，投到敵國那裡，幹嘛要投到自己的中心大都市呢？幹嘛要先投放到自家地盤，再等它傳到別人那裡呢？ 我認為這次新冠大流行不是誰蓄意投放，然而我擔心，這次新冠大流行會給某些人一個大靈感：下一次，就很可能是精心策劃、蓄意投放了。世界知名的英國化學及生物武器專家哈密什.德.布萊頓-戈登（ Hamish de Bretton-Gordon ）也有同感。他說：「新冠大流行對於恐怖分子、獨裁流氓國家或暴徒，彷彿是個訊號，提醒他們可以用這些手段去製造恐慌。」 現在，全世界有數以千計的生物實驗室處理危險的病毒。其中大約50個實驗室是高規格，理論上，每一個都受到嚴密的管控；其餘的大量實驗室屬於低規格。數量之多，國際機構無法對每一個都嚴格監測，這就有可能發生泄漏的問題。 其實，高規格的實驗室也可能出問題。例如，2004年，薩斯病毒就是從北京高規格的P3級中國疾控中心實驗室泄漏的。 日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大衛·彼得雷烏斯呼籲國際，對世界各地的生物實驗室進行更有力的監控。他強烈認為，七國集團需要推動對世界各地的生物實驗室，進行更有力的國際監控。6月3日和4日，美國衛生部長貝塞拉、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等七國集團衛生部長在牛津大學舉行會議，會議的目的之一就是尋求在全球衛生安全等領域達成行動共識。但正如彼得雷烏斯所說，除了一些流氓國家之外，還有些國家對加強全球衛生安全不感興趣，令人不可思議。 問題在於，國際機構缺乏強制執行力，遇到有的國家就是不讓你監測、不讓你查看，那又怎麼辦呢？早在疫情初期，世衛組織就多次提出到中國調查，均被中國政府拒絕。後來，中國政府總算同意世衛組織來調查了，但是其行程被中國政府嚴格控制，包括今年2月那次調查，中國方面都沒有積極配合。近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重申，「美國決定要『徹底』追查新冠病毒源頭，同時追究中國應負的責任」。布林肯再次批評中國疫情信息不透明，要求中國政府應該兌現其有責任提供信息的承諾。 從邏輯上說， 如果證明了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麼必定是從實驗室泄漏的，因為大自然沒有這種病毒，只有實驗室里才有。 如果證明了病毒是實驗室泄漏的，那麼病毒既可能是純自然的（如薩斯病毒從實驗室泄漏），也可能是人工合成的。換句話，即使證明了病毒是自然演化而來，那不等於就排除了實驗室泄漏這種可能性。也就是說，如果病毒是純自然的，那也有可能是從實驗室泄漏的。 不難看出，無論是要得到哪一種證明都需要中國政府的配合，需要中國方面做到信息透明。這就要求國際社會向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同時也要做好如果中方不配合，又怎麼辦的下一步應對之策。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從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美國空軍的C-17重型軍用運輸機，首度降落台灣的松山機場，引發熱議。美國派C-17重型運輸機抵台，除了運輸的本業，傳達出什麼樣的戰略意義或弦外之音？ C-17重型運輸機降落台灣原因 美國三位跨黨派聯邦參議員，包含譚美（Tammy Duckworth, D-IL）、蘇利文（Dan Sullivan, R-AK）及昆斯（Chris Coons, D-DE）組成的10人訪問團，2021年6月6日搭乘編號HH55150的美國空軍C-17重型運輸機來台灣訪問。該機從韓國烏山空軍基地起飛，上午七時左右降落於台北松山機場。 這架C-17應隸屬夏威夷國民警衛隊第154聯隊，機長據傳之前在美國在台協會（AIT）擔任空軍組組長，因此熟悉台灣方面的相關作業，避免不必要的溝通失誤。 中華民國蔡英文總統在機場內的松山基地指揮部，接見美國聯邦參議員訪團，雙方就台美關係、區域安全等各項重要議題交換意見，隨後參議員訪問團十一時原機起飛離開。 美國為了謹慎起見，也有安排兩架C-12軍用運輸機作為備援（申請降落台灣），以免C-17臨時發生故障，但當然沒有派上用場。 C-17作為行政專機時，可搭載VIP包廂，讓政府官員或議員在機上仍能繼續辦公，或有較舒適隱私的空間。 C-17抵台為何中共無法抗議 美國官員或聯邦參議員的外訪行程，一般都乘坐C-40系列的行政專機，例如2020年8月訪台的美前衛生部長阿扎爾（Alex Michael Azar II），搭乘C-40B行政專機。 但因為本次訪台成員之一的譚美參議員需要搭乘輪椅移動，在行政專機的機門階梯上下，明顯有困難，其他方式（如由人員抱下機）則有失禮儀。所以搭乘C-17重型軍用運輸機，輪椅可由機尾門開啟後的斜坡，莊重地上下飛機。 譚美參議員下機後，宣布與白宮討論的成果，美國將提供台灣75萬劑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作為美國援台疫苗的第一批，亦顯示美國將台灣列為疫苗援助對象的第一順位。 附帶一提，潭美參議員在2004年，為美國伊利諾州陸軍國民警衛隊第106航空團B連連長、並以黑鷹直升機飛行員身份派駐伊拉克。當年11月12日，她在完成作戰任務返航時，直升機座艙被伊拉克反美游擊隊的RPG火箭推進榴彈擊中，爆炸威力讓她失去了雙腿，右臂也因嚴重受傷而失去部分功能，差點失血過多而死，所幸自救得當，撐到直升機飛回基地後，送機急救生還，但雙腿截肢。 傷愈後她獲得紫心勳章（Purple Heart）、空勤勳章（Air Medal）、 陸軍表揚勳章（Army Commendation Medal），並繼續在伊利諾州陸軍國民警衛隊服役（負責退伍軍人相關事務）， 2014 年作以中校軍階退役。 因此雖然在「理論上」只要美國軍方的飛機降落台灣，就會引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烈抗議美國違反其建交的三個公報與一個中國原則。但只要美軍飛機的降落理由正當，中共通常也只會在事後進行口頭抗議，然後不了了之。 除了本次C-17搭載行動不方便的參議員這個原因外，先前美國軍機至少曾兩度降落台灣，分別使用的理由為緊急避難與人道救援，簡述如後： 1、2015年2015年4月1日下午，2架隸屬於美國海軍陸戰隊航空部隊的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因為其中1架（編號404）發生機械故障（發動機油壓裝置損壞），申請緊急降落在台灣（因菲律賓呂宋島機場沒有完善的降落場，日本沖繩機場則太遠），後經引導降落在中華民國空軍台南基地，同機隊另1架（編號410）F/A-18基於伴護原因，也申請降落。 美軍派C-130運輸機載運維修人員與零件抵台，F/A-18修復後於4月3日下午起飛，離開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則在4月2日回應，就迫降未通知中方為由表示抗議和憤怒，並宣稱要與美國交涉，但美國宣告此事件純屬意外，緊急降落是為了保障飛行員的人身安全之必要處置。 2、2009年8月6日至8月10日間，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南部，造成嚴重的災情，被稱為「八八風災」，其中以位於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小林部落滅村事件最為嚴重，造成474人活埋。除了台灣各級政府與軍方均投入救災外，美國海軍派出丹佛號兩棲船塢登陸艦（LPD-9）開赴台灣南部附近水域，支援救災作業。 美國海軍的MH-60中型與MH-53E重型直升機自登陸艦上起飛後，載運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以及救援物資，在台灣高雄縣三民鄉民權村（現高雄市那瑪夏區）降落。由於是人道救援任務，因此並沒有引發中國抗議。 C-17大秀超低空飛行展優異性能 C-17雖然是重型運輸機，但飛行性能卻非常優秀！影片中一架C-17 「全球霸王III」運輸機（Boeing C-17 Globemaster III Military transport aircraft）於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市（Brisbane）中心低空通場，貼著摩天大樓飛行表演，慶祝昆士蘭州文化藝術節，也展現優異的低空操控性能。 根據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的官方介紹，當時C-17運輸機的飛行高度僅為100m，並做了幾個高難度的轉彎動作。（這個節日由澳大利亞空軍派出飛機表演助興，是2006年開始的傳統） C-17機身長53.04m，機高16.8m，翼展51.81m，最大起飛重量265.35噸。如使用推力反向器，可在915m長的簡易跑道上降落。 C-17載滿燃油後約188噸，最大起飛重量285.35噸（通常限制在前述265.35噸），可載約77.5噸物資或134名步兵（或102名傘兵）。使用四具推力180KN的F117-PW-100發動機，巡航時速830km/h，實用升限14000m，最大航程10390km。 C-17是全球第四大的軍用運輸機，僅次於六引擎的前蘇聯An-225、四引擎的An-124與美國的C-5。起飛重量超過100噸就可稱為大型軍用運輸機，而C-17空重就有128噸！通常這麼大的飛機，低空性能都不怎麼樣，甚至可能很笨拙……但C-17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當遠程戰略投送運輸機，也可以當前線戰術運輸機，因此低空機動性能非常強。 所以C-17被稱為「戰略戰術」運輸機，這是指其具備戰略運輸機的運量與航程，可搭載M1A2戰車等重裝備，卻有戰術運輸機短場起降、快速爬升等特性，也可省去轉運的麻煩。 過往美軍需要以戰略運輸機C-5把物資或軍隊運到大機場，再換C-141或C-130中小型戰術運輸機，將物資或裝備轉運到前線機場，調度上很麻煩。有了C-17之後，一架就能一條龍全包，因此很受歡迎，美國空軍前後訂購了223架，組成龐大機隊。 C-17的自衛武裝有熱焰彈發射器，誘使紅外線導引的地對空飛彈或空對空飛彈，誤以為它是發動機熱源從而偏離目標。 C-17還根據美國的實戰經驗，針對在低空或機場起降時，可能遭受「肩射防空飛彈」（Man-Portable Air-Defence System）襲擊的情境，另外還有裝設 大型飛機紅外對抗器（LAIRCM），這是一種指向性紅外線反制裝置，能夠發射高能雷射光，自動偵測與對抗肩射防空飛彈（多以紅外線導引），以雷射的高熱來迷惑飛彈的尋標器，整個過程駕駛員不需要介入，因此反應速度快。 本次來台的C-17，兩種反制措施都有安裝（反制裝備並非標配，視任務性質才安裝），顯示美國仍對「最壞的情況」有所防備。 C-17降落台灣的戰略意義 C-17具優異的運輸能力，即除了運送傘兵或步兵，更重要的是能將M1A2戰車或是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HIMARS）發射車等重型武器直接空運，下飛機後幾乎不需要什麼整備，可立刻投入作戰，本次C-17降落松山機場，在台灣民眾眼前展示美國強大的緊急運輸能力，在必要時運載裝備至印太前線熱點地區。 我國已經採購M1A2T戰車與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雖然理論上要數年才會運交完畢，但實際上台海一但有事，美軍可以藉由強大的戰略運輸能力，立刻將這些重型武器運抵台灣。 對於美軍而言，台美軍事合作中，很重要的戰術執行層面的「操作共通性」（interoperation）協調，例如台灣機場的導引與進場等程序，雖然可以透過資料交流，但與實際操作當然可能有相當落差，藉由本此現役的美國空軍C-17降落松機，也能協助驗證相關訓練的成效。 此外解放軍空軍在6月1日，以大機群侵入馬來西亞空域，其中包含運20運輸機，展現共軍的快速部署能力，此舉引發美國太平洋空軍（Pacific Air Forces）司令維巴赫（Kenneth Wilsbach）6月4日在國務院軍事記者會，提出譴責，因此C-17降落台灣，並高調宣傳，應也是向中共當局傳達警告的意味。 （全文轉自戰略風格編輯部）
今年六四，在維園一片深重的黑暗之下，過去了。香港警察如臨大敵，風聲鶴唳，中共港共滿身毛孔都豎起來，而六四，還是過去了。 香港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紀念六四。我們紀念一個日子，不只是用儀式，用物品，用嘴和手，更重要的是用腦，用心。我們一日活著，心與腦沒有死，我們就可以紀念一個日子，這是暴虐的專制政權無法剝奪的。 每年六四維多利亞公園的紀念活動，已經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是香港「一國兩制」的象徵。有這個燭光之海，基本法「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就還有效，沒有這個燭光之海，這個承諾就由中共自己背棄了。中共背棄自己的承諾已是家常便飯，沒有維園燭光之海也就不奇怪了。 誰害怕歷史？只有傷天害理的政權，欠下人民血債的政權才害怕歷史，但中外歷史上，有哪一個兇殘的政權，到最後能逃避歷史的清算?人民的記憶永遠比政權長命，歷史可能曲折，但歷史的走向早已註定，正義可能遲到，但不會永遠缺席。 中國發生六四，是中國當代歷史發展的必然。現在已經很清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不是為救中國，是為救中共；鄧小平鎮壓六四民主運動，不是為救中國，也是為救中共。沒有改革開放，中共會滅亡，沒有鎮壓六四，中共也會滅亡。 六四後，鄧小平仍堅持經濟改革，因為若因六四而中止改革，中共也會滅亡；但鄧小平一開始打算進行的有限度政治改革，也就無疾而終。中共從此走向極度專制獨裁之路，原想模仿新加坡，走開明專制的路，這條路也走不下去。 習近平上台時中共經濟實力大增，政權通過高科技管控，社會籠罩在專政黑幕之下。中共的擴張政策，引致西方國家的反擊，以致中共不斷倒退，直退到文革，直退向自己的小兄弟朝鮮。中國的現實，就是一個放大的朝鮮，一個放大的人間地獄。 歷史在六四大轉彎，中國沒有向好，只有向壞，中國向壞造成內外環境惡化，內外環境惡化又促使中共更壞，這是一個螺旋式下滑的惡性循環，一直往下往下，下到不知什麼地方去。 六四一役，把中國人原有的家國情懷﹑政治激情和正義感，都消耗掉了。政治精英紛紛出走，留下來的也被管控；大量知識分子選擇服膺犬儒哲學，與專政統治者妥協，博取現實利益；更多的基層民眾專心賺錢，競爭上位，錢多了就沉迷於物質狂歡。國家體制是否合理，社會是否公平，生活是否可持續，不再有人關心。一個人在遭遇厄運時才會反抗，但你長期對社會不公麻木，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只有自己去面對。社會反抗零星，社會就不斷淪落下去。 六四時鄧小平有言：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中共殺中國人好像殺螻蟻一樣，果然殺了二十萬，不只得到二十年穩定。但穩定要看穩定在什麼狀態之下，穩定在社會和諧的狀態，這種穩定可以持續，穩定在矛盾深潛﹑地雷遍地的狀態之下，這種穩定只是假象。 六四三十二年過去了，中共已過了上升與下沉的分水嶺，從2018年開始，中共由高峰處下滑，正以近乎自由落體速度往深淵衝下去。中共從沒有處在如此惡劣的內外環境之中，更分明已失去應對環境壓力的能力，這是中共噩夢的開始，只是如何爆煲﹑如何收拾﹑如何下場的問題了。 中共平反六四，等於催化自己的死亡。歷史在六四時給過中共一次機會，歷史不會再給第二次機會了。中國人雖失去家國情懷，失去歷史責任感，失去正義感，但等到中國人都明白不反抗就沒有活路時，還是會拚死一搏的。到那時，歷史不會重複六四波瀾壯闊的正義風潮，歷史會以另一種形式來完結中共統治。 中國一定要經過一次徹底的翻覆，才能找到一條生路，中國人一定要死過才能翻生，這個過程將會很殘酷，我們對此要有充份的心理準備。王岐山說要吃草，習近平說要「向死而生」，他們都看到自己的結局，中國人也會看到，香港人更早已看到。 到最後，為六四平反的不會是中共，是中國人。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減少憂慮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嘗膽的越王勾踐「十年生育、十年聚養」之策，在六一前夕終於官宣放開「三孩」，被戲謔為「最好的兒童節禮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會氛圍中，民間輿論並不領情。 家庭教育投資：高投入低回報 從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開始，人口問題、人口政策問題一直在我的視野中。鑒於中國的現實，我認為鼓勵三孩是中國政府無視國情而出的昏招、錯招。在一孩政策廢止之後，政府應該及時讓政府控制的計劃生育轉型為家庭決策的社會節育，將生育決策權還給家庭。 養育孩子需要不失體面的居住條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對於正當育齡的80、90後，住房早就成了「六個荷包供養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質量不高還在其次，僅大學學費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負擔。更令中國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學也很難就業，即便是勉強就業，多數人的薪酬僅夠生活開銷。 中國青年一代總體上的無望狀態，有兩組數據可蠡測：一是中國總理李克強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數據，中國人均年收入3萬元，其中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這一點，正好與聯合國2020年3月發布的一項調查表達的是同樣內容：全球2.67億青年處於「無工、無學、無培訓」的「三無」狀態。該報告稱，全球青年失業率約為13.6%；全球4.29億在崗青年中，有近5500萬處於極度貧困狀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9美元，佔總人數13%；有7100萬處於中等貧困狀態，每天生活費低於3.2美元，佔到總人數的17%。 中國的情況大概與這個報告相彷彿，就算在崗，應該也有不少處於勉強糊口狀態。中國青年一代為什麼「躺平」——這個詞已經被賦予社會反抗的意義。但不管用什麼外鑠金粉，核心要義就是低物慾、低消費，對應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來，哪怕一天工作12小時，身兼兩職，也買不起房；不少人覺得，結婚供養家庭已是累贅，供養一個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個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氣？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經是社會中堅年齡層，他們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實是未來中國20年的命運。 生育決策權應該還給家庭的理由 前面說的，只是中國政府在做出生育決策時不審時度勢，無視中國一半人口根本無法承擔生兒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問題還不在這，而是生育這種家庭層面的事情，中國政府不應該越俎代庖，強行代替家庭做決策。一個家庭是否生育孩子，這個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資格的決策者。因為只有他們，才清楚自己的經濟條件能否承擔生養、生養幾個的育兒任務。 正當育齡的1980、1990這兩代人，經歷了中國教育產業化、就業維艱，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壓頭的「中國崛起時期」。其中不少人受過高等教育，深知父母為自己拼盡了血本才供養他們讀了大學，有的還由父母、祖父母資助買了房。 以下是國內有人計算的生育（養育）成本： 前幾年就有人計算過，居住在二線城市，從懷孕到養一個孩子到大學畢業，要花98萬元； 網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養仨娃，每年花掉300萬》。這是希望孩子高起點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萬，按年計算，幾乎是每年5萬。中國伴隨著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而來的，是高等教育質量下降；隨著高校擴招而來的，就是大學畢業生失業。這是從2003年就開始的中國故事。最開始，媒體還當回事報道，成為社會常態之後，重點就轉移到海歸回國低薪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雖然過度教育的結果是回報遠遠低於教育投資，但是隨著就業的日益艱難，只要家長還有點能力，仍然會將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決策權理所當然應該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為不管什麼情況，養育子女的辛苦與費用全由家庭承擔，無論從社會倫理還是投資 — 回報邏輯來說，政府毫無理由決定一個家庭的生育計劃。還有一個因素需要考慮：一旦生育權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資源，就會成為一些人用來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國家的教育系統，這時才是需要政府（國家力量）出場之時。 國家力量應該引導教育資源配置 大學文科教育畢業後就業艱難，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 美國智庫第三條道路（Third Way）曾於2020年，發布研究報告《市盈率溢價：衡量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的一種新方法》。研究發現，沒有投資回報的學校絕大多數集中在營利性院校。例如，51%的營利性大學大多數學生的收入低於高中畢業生，這意味著就讀這些機構的學生並沒有通過高等教育獲得經濟獎勵。 這個報告其實高估了美國大學的投資回報。即使非營利性大學，其開設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諸凡美國左派熱衷的各種理論，社會不需要，只能到政府與NGO就業。以我的熟人圈而論，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讀書，畢業後很多處於就業艱難狀態，或者是半薪就業，或者是在社區大學重新學一門實用的技術型課程。有位哥倫比亞大學批判性寫作專業畢業的碩士生，最後選擇這樣的職業生涯：半年去英國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鑽井工作，半年在家寫作。他賴以謀生的工作與其專業毫無關係，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學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國在高等教育產業化後，經歷了高等教育大躍進，不少本無大學資質的大專都被提升為大學，從而使中國大學教育更加劣質化。按照職業分層，一個國家本來進入精英階層的人數就是有限的，這就是中國國內約700萬外賣小哥當中，碩士以上學歷者近7萬的原因。對中國的家庭來說，花費高額投資培養一位碩士最後去送外賣，不管媒體如何從中尋找意義，這種學歷、這種教育投資都不是送外賣需要的。 因此，中國政府應該在教育系統擠水分，學習德國經驗，在高中時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分流。職業高中的教育應該多元化，供選擇的行業多。 最後對本文做個小結：政府（國家力量）不應該介入家庭生育決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決策權在於家庭。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質量，減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資源浪費；改善社會條件，著重於抑制房價，儘可能讓社會上升管道暢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老大哥」為什麼關心女性的月經問題？ 中國微博社群最近驚現「婦女隨訪員」：一張微博貼文的截圖顯示：「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區已婚育齡婦女隨訪員，請你們把最後一次月經日期發到私信里。」這只是一個試探信號，下一步，恐怕就是全副武裝的「月經警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嚴加盤問、登記造冊了。 「老大哥」關心女性的月經問題，表明中國人口的急劇下降的問題已然十分嚴重。此前，中國的人口普查數據遲遲不敢公布，公布之後就連普通民眾也指出各項數字移花接木、自相矛盾。習近平時代中共技術官僚的政治化和奴才化，使其造假的能力大幅退化，各項灌水數據只能哄騙習近平這個身上什麼都沒有穿的半文盲皇帝。 過去四十多年，中共實行嚴厲的一胎化政策，據西方媒體報道，截止到二零一三年，中國總計實施了三點三億次墮胎手術，一點九六億次絕育手術。龐大的計生委使用各種野蠻手段，諸如圍追堵截、強制引產、結紮等，對被迫墮胎、引產的婦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傷害。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揭露計劃生育政策的殘酷真相，卻遭受舉國之力的打壓，成為「國家的敵人」。 在此期間，中國廣大鄉村常見各種讓人心驚肉跳的、血腥殘忍的宣傳口號，如：「寧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個」、「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但近年來，當局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聲嘶力竭地鼓勵生育。田間地頭，原先的標語被覆蓋上新的大紅字體，與先前的南轅北轍，卻同樣殺氣騰騰：「二胎獎，一胎罰，丁克不育都該抓」、「一人拒絕多生，全村人工授精」。 我曾戲稱習近平為「習奧塞斯庫」，因為專橫、愚蠢、粗鄙的習近平，宛若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的「轉世靈童」。「月經員警」是齊奧塞斯庫的發明，習近平的「已婚育齡婦女隨訪員」只是東施效顰。英國歷史學家雷根在《愚昧改變歷史》一書記載，齊奧塞斯庫時代，羅馬尼亞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呈負增長趨勢。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為了「提高人口數量」以「增強國力」，悍然頒布「七七零法令」。該法令規定，生育孩子是「高貴而傑出的任務」，是愛國主義的完美詮釋，每個四十五歲以下的女性都應該為祖國生下至少五個孩子，國家對生育超過法定數量的婦女公開表彰。 反之，羅馬尼亞當局宣稱「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對二十五歲以上的單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婦作出強行懲罰，後來發展到對所有「無子女人員」每月從工資中強行扣除一種名為「社會撫養費」的特殊稅金。與之配套，政府實施禁止墮胎、禁止節育、禁止離婚的政策，派遣執法者進駐機關、工廠、學校、農村等單位對婦女嚴格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避孕的婦女和做墮胎手術的醫生，一經查出就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當時的羅馬尼亞人私下把這些執法者稱為「月經員警」。 習近平不遺餘力地學習毛澤東、希特勒、齊奧塞斯庫，以為「人多力量大」是絕對真理，而只要控制了女性的月經就可促進人口的增長。他只有一個女兒，沒有做出好的表率，得趕緊充實後宮，製造出一長串「共產主義接班人」來。 「已婚育齡婦女隨訪員」這種新職業的出現，說明後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好不容易爭取到的一丁點私人生活領域的隱私與自由即將被黨國收走。羅馬尼亞流亡作家馬內阿在《論小丑》一書中的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國絲毫不差：「在極權主義狀態下，封鎖的社會和一盤散沙的民眾共同維護著一個由私人和國有牢房組成的大監獄，看守牢房的不僅有獄卒，還有自己的同伴：一個仁慈而有效地解決社會衝突的殘忍辦法。」 連腹誹也會被定罪的國家，與地獄有什麼差別？ 中國的「數位極權主義」，超越了歐威爾在一九四零年代的想像——如果歐威爾生活在今天，重寫提筆反烏托邦和反極權主義的小說，必定會發現中國的有關素材滿坑滿谷，無需發揮想像力，只要如是寫來，就比《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還要精彩。 中國的「數位極權主義」，也超越今天的觀察家們的想像——在東突厥斯坦，目不轉睛地盯著一千兩百萬維吾爾人的一舉一動的，不單單是「老大哥」的眼睛，更是無所不在的攝像頭。 攝像頭很快升級換代，不僅可以記錄，更可以分析、歸類：一名中國軟體工程師接受匿名西方媒體採訪時披露，在新疆的數間警察局，安裝了使用人工智慧和臉部辨識技術來偵測情緒狀態的監視系統，並對維吾爾人進行測試。他說：「中國政府利用維吾爾人作為測試對象，進行不同實驗，就像實驗室里的白老鼠一樣。……我們將情緒偵測攝影機安裝在距離測試對象三公尺的地方。類似測謊器，但使用更先進技術。」 員警和技術人員讓受試者坐在「約束椅」上，手腳都被金屬裝置固定住，然後由人口智慧系統偵測和分析接受測試者的皮膚毛孔和面部表情的微小變化。最後，軟體會產出一張圓餅圖，分析測試對象的狀態，紅色部分代表負面或焦慮情緒——這種人會被視為危險人物，列入嚴格管控的黑名單。該軟體工程師指出，這套軟體是用來「在沒有可信證據下（對受試者）進行預判」。可見，科學技術從來不是中性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若掌握在極權政府手中，使其如虎添翼，當然就是助紂為虐。 在中國，腹誹是罪，沉默也是罪，因為腹誹和沉默是必然呈現為某種不服從的面部表情。魯迅說，「白眼看雞蟲」，「橫眉冷對千夫指」，這些都是負面情緒和負面表情。在習近賓士下，你不能有任何反動的言論和行動，也不能有任何反動的思想與消極的情緒。也就是說，「廣大人民群眾」只能保持忠黨愛國、乖乖如韭菜般瘋狂生長、再等待鋒利的鐮刀來快快收割的「正能量」，而不能有韭菜也要爭取韭菜的「平躺權」之胡思亂想——此類胡思亂想乃是危害黨國安全的「負能量」。 處於種族滅絕的絕境中的維吾爾人的命運，不為很多暫時坐穩了奴隸狀態的漢人所知曉。很多中國人自我感覺良好，酒足飯飽之餘，有閑暇關心國際事務，對「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和戰亂地區充滿無限同情。維族流亡知識分子伊利夏提感嘆說：「很多中國人覺得巴勒斯坦人不幸、敘利亞人不幸、阿富汗人不幸，總以為他們的國家戰亂不斷、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然而，中國人不知道是，巴勒斯坦人、敘利亞人、阿富汗人有遷徙的自由、有表達的自由，有互聯網、有暢通的資訊、聯絡管道，遠在天涯海角還能知道家鄉親人安危，能夠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新疆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卻被殖民中國政府殘酷剝奪了這一在戰亂中掙扎的巴勒斯坦人所擁有的最基本人權——親情知情權。我們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是否活著，不知道他們的孩子在哪兒？已經四年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母親、三個妹妹在哪兒？也不知道她們是否還活著？更不知道三個妹妹的丈夫、兒女在哪兒？是否還活著？」正笑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維族人的今天，將是漢族韭菜的明天。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日本載送124萬劑AZ疫苗的專機6月4日抵達台灣，那一刻感動很多人，一來台灣疫情爆發，這些疫苗就像缺水時的及時雨，二來，如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代表泉裕泰提到的，「十年前台灣曾為日本(海嘯)伸出援手，雖『世上無完美的報恩』（應是取自日本《白鶴報恩》的故事），但這次行動就像台灣當年幫助日本一樣。」儘管背後不能說沒有美日台現勢推力，卻也無法抹滅背後兩地相互反饋的人味。 就在日本疫苗專機抵台的同一天，美國也有100萬劑強生疫苗送到韓國，這是美國8千萬疫苗捐贈計划出貨的第一批。韓國原定今年11月藉疫苗接種達到群體免疫，卻因全球疫苗短缺出現變數，5月底，至少完成第一劑接種人數才勉強達到人口的11%，當時韓國曾公開向美國求援，希望「預借」美國現有存量疫苗，美國今天則是履行諾言，且提高到100萬劑。 要說國際現勢，美韓之間就更有「疫苗外交」的味道。因為除了韓國已取得美國莫德納疫苗代工製造合約，再獲得強生100萬劑現貨挹注，美方也在5月底兩國元首峰會後，帶回韓國四大財閥總計44兆韓元的赴美投資計劃，當然，來自韓國這般惠利，除了供給疫苗外，美國也允諾鬆綁韓國的飛彈射程，大舉提振韓國的國防力量。 「疫苗政治」另有，5月中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疫苗共享，兩周不到，就有報導指出包含莫德納、輝瑞、強生在內的美國疫苗庫存已相繼送往巴西、秘魯和烏拉圭等中南美洲國家，近日再正式宣布廣及全球的8千萬疫苗捐贈計劃，而這當然和中國積極展開的疫苗外交戰有直接關係。自從3月初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宣布要在聯合國發起「公平獲得新冠疫苗全球運動」，總部位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樓就彷彿成了疫苗情報中心，各國都在打探疫苗供貨消息，而當中最積極展現影響力的非中國莫屬，說是公平獲得，中美各自結盟站隊的氛圍仍相當顯著。 美韓之間有正式軍事合作，疫苗一躍成為各國競相爭取的戰略物資，則美國當然會在疫苗一事上支持韓國，這也是為什麼美方送出的疫苗都是指名給韓國軍隊使用，並且是以軍機運達。 再者，又即便不若韓國，能以軍事合作先行取得疫苗資助，當下聯合國無論大大小小會員國，也都有機會透過至少部長級的會議，去發聲表達自己國內的需求。過程中，還曾意外爆出南非竟然用了其他富裕國家兩倍的價錢才買到印度產的AZ疫苗。然後，這個國家嫌疫苗太貴、那個國家抱怨有錢國家囤積太多，再有國家呼籲不要因為利益交換出現類似當年的糧食饑荒惡化問題，接著，不只中美藉疫苗拉幫結派，還有歐盟說要根據脫歐協議，限制出口疫苗到北愛，於是惹怒英國，大罵歐盟根本就是黑手黨。很快地，有人跳出來說要抵制西方中心論，而罵「疫苗民族主義」最大聲的，就是批評日本送台灣AZ疫苗、說台灣只能用中國疫苗的中國。 聯合國爭搶疫苗的叢林法則，台灣好像沒有捲入，但當過去大半年各國紛紛投入疫苗爭奪戰時，台灣確實吃了不少缺稀國際舞台發聲的虧，尤有甚者，在屢屢「被中國代言」下，所謂中國正「幫助台灣同胞儘快應對疫情，願意提供被WHO納入全球『緊急使用清單』的大陸疫苗」這等「以疫謀統」，在很多場域實則又更積極推動著。 再回頭看日本送來疫苗，台灣人為什麼需要這麼激動？背後不也有因為無法親身於國際舞台自我伸張正義，卻靠著和他國多年「交陪」（無論民間還是官方），而在關鍵時刻獲致無償回報的欣慰，因為光賴當下大國疫苗政治，很清楚並無法出現今天的畫面。日本疫苗專機抵台，與其說具有政治上的戲劇化效果，不如說這當中更存在了悠悠的人性。偏偏，氣得牙痒痒又口口聲聲說兩岸血濃於水的中共黨人，永遠不懂台灣人看到嘴裡叼著疫苗罐的那隻白鶴是什麼心情。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美國兩黨三名參議員乘搭C-17軍機抵台灣，宣布捐助75萬劑疫苗；雖然在數字上或速度上，都比不起日前日本緊急把124萬劑阿斯利康（AstraZeneca）疫苗運抵台灣；然而外界的重點，當然是美國派軍機直接降落台北的松山機場，足證美國對台關係升級，或引致中國如何回應的憂慮。 去年8月31日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的社論，聲稱如果有美國軍機在台灣境內直接降落，台海戰爭就此打響；然而中國外交部要事隔一日，才發表了「堅決反對」以及「嚴正交涉」，雖然指控美國「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以至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但仍要求美方「慎重處理台灣問題」，比起以往的戰狼外交與直接叫陣，可謂非常溫文爾雅。 相較起中國外交部的慎重反應，中國小粉紅網民就激動得多了，不但質疑為何「踐踏了底線」、要求「把飛機打下來」或「直接上彈打下來」、「難道底線又改了？」，甚至憤怒地指控「哪裡還有底線？連底褲都被人撕了」；這正是中共以往透過「戰狼外交」，以至官媒口頭勇武的做法，鼓動自己人民的國族主義，最終造成了反效果；面對小國或者弱國，中共的「戰狼外交」當然可以嚇止別人，可是面對比中國更強大，在軍事上完全不害怕中共的美國時，「軍機外交」足以令「戰狼外交」破局，反為令人質疑「戰狼」只是「紙老虎」，畫虎不成反類犬了。 對比起美國與日本的雪中送炭，中共早前不斷針對台灣落井下石，以至官媒的抹黑的唱衰言行，當然只會令兩岸關係繼續惡化下去；「戰狼外交」除了硬，就只有更硬，其根本的最大問題，就是當不斷持續的文攻武嚇，只會令人習慣而麻木，而且失去任何以軟手法解決問題的彈性。 由早前美日澳印四方聯盟成形，日本與美國更先後表示，要把台海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的防務，顯示中共的外交狀況不斷惡化，幾乎每線都有敵人，而且敵人已經聯手；即使「傳統智慧」的遠交近攻，其「遠方友人」如歐盟各國，也因為新疆問題的互相制裁，甚至令已通過的《中歐投資協定》胎死腹中。中方在歐洲的友人，只餘下最堅定的匈牙利威權政府，成功幫助中共一再否決對中國有關的聲明，例如對香港問題的聲明。 親中的匈牙利政府或者換取了資源，卻動搖了自己的管治──例如最近上海復旦大學，在匈牙利首都建分校的計劃，引來匈牙利人民的憤怒，以至賣國的指控。上周六（6月5日）數千市民上街抗議，其市政府更把校址附近的道路，改名為「達賴喇嘛道」、「光復香港道」、「維吾爾烈士徑」、「謝仕光主教道」等抗議，令匈牙利政府似有軟化跡象，其總理府部長古亞什.蓋爾蓋伊（Gergely Gulyás）更於周日晚接受訪問表示，計劃仍未納入規劃，將把建校交由首都市民公投決定，顯示近年中共「進取」的外交攻勢，往往帶來反效果。 因此當各國聯手，以美國與歐盟等「硬起來」，「戰狼外交」一旦淪為「紙老虎外交」，則只會更嚴重破壞中國的外交部署，甚至令原本的計劃，都紛紛流產破局，可謂因小失大。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根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年輕人開始重讀《毛澤東選集》是近年趨勢。清華大學圖書館借閱紀錄中，毛選借閱次數自2017年來都在榜上名列前茅；2019年與去年，更是連續兩年排名第一。自由亞洲電台進一步訪問多名教授與學生，後者認為，真正對毛澤東思想感興趣的學生很少，超過9成的人是為了學分。 我並不太認同超過9成的人是為了學分。有些學生是為了學分，應該還有其他原因。如果是為了政治考試，更多是考新時代的習近平理論。中共一向主張「厚今薄古」，從最近新編的《中共簡史》習近平就佔了四分之一篇幅可知。青年學生只要把毛選讀一下，對照習近平的講話，就會感覺明顯的對比：第一，毛選里有許多他們過去不知道的東西，不像習近平翻來覆去講些大家耳熟能詳的事情；第二，毛選內容有更多的經典，文字也風趣許多，習近平的東西平不知趣，味如嚼蠟。 毛澤東有中國文化底子，引經據典都是經過消化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習近平小學程度，不懂古文，演講與文章內容都是幕僚代寫的，他事先連看都不看，所以才有把「寬農」讀作「寬衣」的笑話。他把讀講稿當作是插隊落戶小組政治學習時讀《人民日報》社論那樣，拿起來就可以讀。因為不是自己寫的稿，就缺乏感情，無從風趣與幽默，只能照字讀經，乃至讀錯或者讀不出來。 去年9月，習近平在「抗擊武漢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強調中國戰勝武肺決心，卻突然講出「全國人民要為熱乾麵加油」。在讀到「熱乾麵」時，一時停住。因為他沒有防疫的親身感受，不曉得為何要為熱乾麵加油，幕僚想為習近平塑造「親民」形象因此破功。同樣類似情況出現在今年2月，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發表談話，並稱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他在講話過程中，突然停頓3秒時間，才皺眉頭脫口「撒胡椒面」，搞得人家摸不著頭腦。 中共建黨100年，毛澤東從開始到翹辮子歷經55年，其中有41年他幾乎可以掌控整個黨。習近平才上台不到10年，就要表示他比毛澤東還偉大，霸佔四分之一的篇幅，可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中共宣傳100年，只會讓年輕人更多去看毛選而不屑習近平。 然而，現在的毛選基本上只有四卷，也就是從1921年到1949年中共建國。毛澤東原始文章與講話編入毛選時進行過美化，還好當年這些文章或講話還有原始的版本，可以找到哪些動過手腳。例如，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的發言《論新階段》，收進毛選時改了題目，內容也改了許多，包括刪掉了歌頌「蔣委員長」的內容，藉以證明王明是投降主義，他才是正確路線。 毛澤東去世後，繼任的華國鋒為表示對毛澤東的忠心，傻乎乎地出版了毛選第五卷，還揚言要出版第六卷。第五卷是1949年到1957年反右，裡面有許多毛澤東的極左言論，例如對許多政治運動的指示，包括後來被平反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和按語。為了掩飾毛澤東的這些罪行，第五卷很快停止出版，現在在中國的圖書館裡能否輕易借到我不知道。還好第六卷沒有出版，否則那些大躍進與感謝日本皇軍的荒唐言論都要出籠，讓現在的年輕人見識一下。 紀念中共百年，不如出版毛澤東全集更加實際，讓毛澤東從早年的建立湖南國到死前說鄧小平「靠不住啊」，重見天日。至於忠誠的廢物為習近平寫的講稿，且不說沒有毛澤東的文采與國學底子，連習近平都懶得看，那不如丟進垃圾堆來回收，還環保一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在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並且擴展到全國各大城市。粗略估算，達到了每天幾百萬人的規模，光是北京每天就有超過百萬人的規模。遊行抗議的群眾秩序良好，沒有打砸搶；在沒有警察的情況下，也沒有重大交通事故。這展現了中國人良好的素質，也展現了全民一致反腐敗、要民主的決心。 中共內部也有大批官員同情學生和群眾的訴求，反對鎮壓群眾運動。最高層有胡耀邦、趙紫陽和一批高級將領，最基層包括大部分普通黨員和幹部。我在電視上粗略地統計，除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以外，幾乎所有中共機關都打著橫幅參加了遊行的隊伍。可以說，黨心、民心都站在了發起運動的學生們一邊，包括被港台媒體批判的所謂紅二代，更是支持學生運動的急先鋒。 事後，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笑話。在幹部子弟雲集的保利大廈內，有一位馬屁精看時機來了，在樓道里大喊：鎮壓得好，鎮壓得好。幾個憤怒的群眾拿衣服把他的頭一蒙，就說要把他從樓上窗戶里扔下去。嚇得他哭喊著說：我說著玩的，說著玩的，你們別當真。 還有一個笑話更傳神。復興門外有幾座高幹樓，其中有一位馬列主義老太太抱著孫子在窗戶口，大聲對著正在開槍鎮壓人民的軍隊喊道：打得好，打得好。結果聽不清楚的軍人以為她在喊反動口號，順手一槍打在了小孩的身上，留下了終生殘疾。這之後，全樓的老幹部包括看門大爺，碰到她都會認真地說：打得好，打得好。 您以為是笑話吧？但這都是真實的故事。這說明當時絕大多數人，不管什麼身份，都是站在學生和支持學生的群眾一邊，少數神經不正常的人就是群眾的一個笑話。有人會說，你那都是聽來的，不算數，要證據知道嗎？那我就說說，我直接遇到的。 當時，我所在的勞改隊的電視只轉播新聞聯播，之後就是一段槍斃造反的勞改犯的鏡頭，以便震懾所有勞改犯。但六四那段時間，大家都關心廣場上的形勢。就有幾個年輕的警察拿著麻袋和木棍，找到管理轉播器的傢伙問他：今天還關轉播器嗎？嚇得他說：那是領導的規定，不關我的事，現在我把門鎖上，鑰匙扔到房頂上了。大家才放過他。這以後一直到七月份，我們可以整天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了。 和我一起整天看電視的老警察，看到廣場喇叭大聲宣布說：請大家放心，人民的軍隊不會對人民開槍的。老警察和我一起跺著腳說：太傻了，共產黨一定會開槍，怎麼沒人告訴這幫毛都沒長齊的傻學生呢？說這話的前提是：學生們反腐敗、要民主的訴求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按照共產黨的規律是一定會開槍鎮壓。說明連這些挑選看管我這個反革命的老黨員們，內心也是站在學生和市民的一邊。 1989年這場運動的影響之所以這麼廣泛，贏得了絕大多數人民的認同，是因為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兩屆中國共產黨倒行逆施，已經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包括共產黨內的大多數人也認同要民主、反腐敗的訴求。這場運動就是中國社會走向何方的一個轉折點，就是一個選擇繼續專制獨裁，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關頭。 鄧小平集團靠殘酷屠殺鎮壓了運動，導致獨裁專制又延續了幾十年。現在人民已經越來越難以忍受獨裁專制的政治體制，新的選擇即將來臨。八九六四的民主運動，給新的選擇打下了深厚的人心和輿論的基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