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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一游行已成追忆

虽然说过是“五十年不变”,但是,今时今日,就算是小平复活,就算是Margaret复活,香港七一也难复再,“七一游行”就更难复再! 要说“七一游行”,就必须由1997年说起。  1997年7月1日下午,香港政权回归不足十五小时,支联会就以“爱国爱港民主大游行”的名义,冒雨游行,呼吁必定要建设“民主中国”。期间,香港警方首次警告支联会,要准确估计游行人数;回归首天就警告游行人士?支联会成员张文光表示,警方以前从来未有警告支联会,希望回归首天就警告游行人士,只是巧合事件。  游行队伍最后安全抵达政府总部门外,由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代表游行人士,递交意见书给香港特区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游行人士之后和平散去。  自始,“香港七一”和“七一游行”,都成为香港民情的温度计,香港社会运动的寒暑表,香港政权的照妖镜;以下是过去廿四个“七一游行”的参与人数和相关记要: *..1997年:….3000…董建华上任。 …1998年:……40   …1999年:…..500   …2000年:….3700   …2001年:…..700   …2002年:…..350…董建华连任。 **.2003年:…46万6…根据警方以直升机图片点算,人数是67万5千。 *..2004年:…19万4    …2005年:….2万2…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以健康理由宣布辞职,曾荫权接任。 …2006年:….3万6    …2007年:….3万2…曾荫权连任。 …2008年:….1万8    …2009年:….3万5    …2010年:….2万4    …2011年:….6万3    …2012年:….9万5…双普选落空,梁振英上任。 …2013年:….9万8    *..2014年:…15万8…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发生占领中环事件,后来发展成“雨伞革命”。 …2015年:….2万8    …2016年:….3万.   …2017年:….3万1…林郑月娥上任。 …2018年:….3万.   **.2019年:…25万9…7月1日,“立法会大楼”被示威群众占领。 *..2020年:无法统计…《港区国安法》于7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七一游行”被禁。 *..2021年:无法统计…“七一游行”再被禁! *为值得关注;**为人数极高和值得关注。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当日开始,不少争取香港民主的民间组织,已经开始每年办“七一游行”,但初时规模都较小。直至2002年9月13日民间人权阵线(民阵)成立,2003年“七一游行”首次由民阵统筹主办;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回忆录中提到,2003年“七一游行”,警方内部的游行人数为67万5千人。  2003年的“七一游行”,是八九民运以来,香港最澎湃、最浩瀚的游行示威,受到国际舆论重视,由于《香港基本法》第23条强行立法,加上SARS病毒从国内传入导致整个香港社会不景气,引起大量香港市民的不满,游行主题变成“反对廿三,还政于民”,大会呼吁市民穿黑色衣服参与游行,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当日香港虽然天气炎热,但也有大量人士参与游行。游行所引发的七一效应,加上自由党撤回对立法的支持,使香港政府停止对廿三条立法程序,并使建制派在同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败。  2014年七一大游行,人数接近16万,是所有“七一游行”中的第四高(2003:46万6千、2019:25万9千、2004:19万4千、2014:15万8千)。游行于下午3时半从维园起步,连续第2年往中环遮打道集会,但期间游行人士多次疑遭亲中派人士暴力对待。游行诉求也是最多样化,包括: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反对“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停止大屿山土地发展计划、要求特首选举要有“公民直接提名”、2017年落实真普选、抗议警察滥权、反对扩建将军澳堆填区、保卫粤语、同志平权、反对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扩建计划、争取成立“动物警察”等。  2014年“七一游行”也是主题曲最多的一年,除了Beyond乐队的《海阔天空》、《长城》、《抗战二十年》和《光辉岁月》作为一贯的主题曲外,还有:谢安琪的《鸡蛋与羔羊》、《最好的时刻》,以及改编自《孤星泪》中“社运代表作”《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问谁未发声》,此曲亦为6·22公投主题曲。数个月后爆发的学界大罢课、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及雨伞运动,也应用了这些歌曲;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正是发生占领中环事件,后来发展成“雨伞革命”。  【最近五年 = 最后五年!】  2017年7月1日,林郑月娥由政务司司长摇身一变,变成新任特首,“七一游行”就开始不能再跟过往一样,使用维园足球场作为“集合起步点”,首次被逼使用维园“中央草坪”作为“集合起步点”!游行主题为“一国两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夺香港”,游行人士的主要诉求包括:中共释放病危的刘晓波、香港政府从速修补社会撕裂、改善教育、改善社会福利政策等。新上任的林郑政府,只是循例回应了两句:政府会继续用好“一国”和“两制”的优势,掌握国家带来的庞大机遇,积极拓展香港的经济,改善市民生活;并努力营造合适的社会氛围,以改善政制问题。  2018年7月1日,“七一游行”继续不能够使用维园足球场作为“集合起步点”,由铜锣湾东角道起步的建议,亦遭警方否决,游行人士,再次被逼使用维园“中央草坪”作为“集合起步点”!香港警方首次警告市民切勿中途加入(插队),并恐吓市民插队乃“非法集会”,会被检控!然而。也有小部分市民成功于崇光百货和希慎广场等处,成功插队;游行人士的主要诉求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兴建更多公共房屋、反对法治“沉沦”、批评公立医院超负荷、不满高铁一地两检、不满港铁“豆腐渣”建造工程丑闻、停止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普教中)、捍卫广东话等。但是,林郑政府的回应,则较往年严厉:政府一直用心聆听市民诉求,但是,任何不尊重“一国”、无视宪制秩序、哗众不实的口号,皆不符香港整体利益及发展。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研)”的估算,2015年至2018年的“七一游行人数”都是约三万人,但2019年的“七一游行人数”就突然暴升九倍至接近廿七万人,为什么?  2019年,就是因为有人想利用台湾杀人案,强行修改香港法例,方便中共在香港捉人;过程中,政府漠视民意,林郑作风强硬,挑起民愤,市民强烈不满,引起香港社会全反弹: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最后,林郑惟有说声:“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寿终正寝。”来宣布撤回。  此外,2019年7月1日,除了有“七一游行”外,还同时发生多区警民冲突,都是廿多年“七一游行”所没有的。林郑政府逃避责任,把这些警民冲突全部归咎于“七一游行”,香港警方也以这些警民冲突,作为日后拒绝所有“七一游行”的借口,甚至作为日后拒绝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的借口。  笔者认为,这个借口未免太牵强,因为早于“七一游行”开始前十二小时,各区警民冲突就已经开始;警民冲突发生在前,“七一游行”在后;“七一游行”又怎会是警民冲突的成因呢?是否有点冤枉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香港警方经常以这些警民冲突作为借口,拒绝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拒绝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把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变成违法行为,有利将来大搜捕所有反对派与“和理非”,才是背后的真正目的。  2020年7月1日,香港警方继首次拒绝“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后,首次拒绝“七一游行”,但是,民愤实在太大,民怨实在太深,大家都低估了市民的胆量;大批市民依然无畏无惧地以身试法,参与“七一游行”;结果,香港警方全日共拘捕约了370人,最年轻的只有15岁,同时搜出多面跟“香港独立”有关的旗帜,当中10人因为涉嫌违反“人大”刚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而被捕。  由于“民阵”已于6月30日晚上宣布无法主办“七一游行”,部份市民便选择在其他各区游行,代替“七一游行”。  2020年7月1日,早上7时,“社民连”梁国雄(长毛)、古思尧(长须)、吴文远等人,举有“结束一党专政”旗帜,成功由修顿球场游行至金紫荆广场,焚烧请愿信后散去。  中午12时,香港警方因街站问题,与市民发生冲突,下午1时开始向市民喷射胡椒喷雾,并无理要求林卓廷(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和谭凯邦(环保触觉、新民主同盟、区议员)撤走街站,并武力拘捕尹兆坚(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之后于记利佐治街和东角道一带推进,多次施放胡椒喷剂,多名记者和市民被喷中,场面混乱,多人被捕。  下午约1时半,警方封锁“崇光百货”对出一段轩尼诗道的所有行车线,再封闭港铁铜锣湾站D1及E出口,封闭百德新街、东角道及记利佐治街,同时要求集结群众停止集结及立即离开,大批市民在波斯富街和百德新街被警方拦截,不能离开,有市民被制服。其中在百德新街行人路,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慢必”陈志全,“快必”谭得志和富商“刘公子”刘定成等数十人被捕。  2020年7月1日,下午约2时半,警方于“黄金广场”外向数名市民“近距离”施放胡椒喷剂,有市民要走入广场内洗眼。下午3时,警方水炮车在铜锣湾轩尼诗道鹅颈桥底发射水炮,记者被喷中后不停咳嗽;之后警员突然冲向示威者,并举起黑旗(催泪烟警告),期间有长者被推跌。而一名便衣警员称人群中有一人“煽动”,强行拉走该人,其间一名穿有反光衣的女记者被推倒,在场其他记者把她扶起期间,警员却用胡椒喷剂指向及赶走在场所有记者。  下午3时58分,“崇光百货”外骆克道位置,有近一百名市民被警员包围截查,有小朋友在成人陪同下被截查,之后侥幸获得放行;警方设大范围封锁线,禁止记者走近拍摄。  之后,多区警民冲突持续,包括:金钟、湾仔、铜锣湾、天后、炮台山等,其中以旁晚约六时半发生的“时代广场冲突”最为激烈!入夜后,人群渐渐消散;到晚上11时45分,网媒PPPN international拍摄到有外籍人士于铜锣湾站出口,近“英光大厦”外赤裸身体,展示坚持五大诉求标语后送上警车被捕。  “香港记者协会(记协)”强烈谴责警方以水炮车和胡椒喷雾,袭击新闻工作者,重申记协对警方屡次作出类似行为,表示极度愤怒,要求警方立即制止前线警员所有阻碍、干扰新闻工作者的行为,让记者能够履行监察的职责。“民阵”陈皓桓认为市民是因为“反对国安法”和“争取民主自由”而站出来,难能可贵,又呼吁港人珍惜可以发声及表态的机会。  2020年7月1日,晚上10时18分,政府发新闻稿表示,严厉谴责示威者在7月1日罔顾警方发出的反对通知书,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进行非法集结及作出暴力违法行为,甚至严重伤害警务人员身体;并强调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并表示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果断执法,将违法之徒绳之于法。警方则表明不会惧怕媒体的恶意攻击,继续坚守岗位,依法办事。  2021年6月,“民阵”已经停止运作,并宣布不会再以“民阵”名义举办“七一游行”及其他活动。其后“社民连”、“天水连线”和“守护大屿联盟”承接“民阵”,向警方申请举办七一游行。结果,警方以防疫为由,不但再次拒绝“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也同样再次拒绝“七一游行”,时藉特区政府刚刚突然大换班,惟有批评一句:“摆明是鹰派政府上场,向中共献媚!”还可以怎样?  2021年7月1日早上,唯一仍未入狱的“社民连”主席黄浩铭,手持扬声器,与3名成员游行(防疫限聚令上限为四人),呼吁中共毋忘建党初心,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数十名警员在场戒备,并搜查四名游行人士随身物品。黄浩铭形容警方如临大敌,形容香港有如变成“警察社会”。  2021年7月1日中午12时,一向是“七一游行”起点的维多利亚公园(维园),被警方以“有人在网上呼吁到维园参与已被禁止的集会”为由,引用《公安条例》围封。警方警力倾巢而出,市民如果在铜锣湾出现,都会被警员截查,大部份都会被无理票控违反“限聚令”,小部份更会被拘捕,各处街站也受到警方无理阻挠,提早结束。  直至晚上,仍有大批警察于铜锣湾一带戒备,不幸的是,到晚上十时十分,“香港维他奶”采购主任,50岁的梁健辉,走进其中一群警员,拔刀插向一名28岁机动部队警员的左肩背,随即再以同一军刀自插心脏自尽,送往医院时,已经返魂无术。事件虽然被保安局和警方形容为孤狼式恐怖袭击,但没有伤及无辜市民,被市民追封为烈士,随后数天,亦有不少市民到案发现场献花悼念,驻守的警员,随即市民的鲜花扔进垃圾桶,并大举截查和票控手持鲜花的市民,包括指“献花者”乱抛垃圾。  试想想,梁健辉没有攻击其他市民,就算攻击那名28岁警员,也没有攻其要害,反而决绝地、毫不犹豫地插自己的心脏,插自己的要害,证明梁健辉是以“自杀”为主,“伤警”为副,并非“杀警”,更加无意误伤任何无辜途人,更加不是“徐步高”!所以,笔者认为,警方应该把事件定性为“伤人及自杀”案件处理,而不是“谋杀及自杀”案件处理。当然,现在已经死无对证,法庭亦肯定不会为审判一个死人而开庭,警方喜欢怎样说也可以,李家超的政治目的,林郑月娥的政治目的,中共的政治目的,也自然呼之欲出,大家又可以怎样?  2021年7月1日,虽然《港区国安法》生效已经一年,虽然因此而被捕和拘留的“和理非”,数以千计,但也无减市民走出来的决心;纵使游行被反对,警方仍部署超过一万警力戒备,仍封锁维园,依然有不少市民站出来,在维园附近一带示威及开设街站,结果,整天最少有19人被警方拘捕。  2022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共统治廿五周年,“五十年不变”刚好过了一半,香港已经变得七七八八,难道你还可以天真地奢望,以为到时已经复办“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吗?以为到时会有机会复办“七一游行”吗?冇可能!其实“七一游行”,由2020年开始,就已经名存实亡,市民只有在全港各区,分散地设街站,分散地小规模示威、抗议与游行代替;“五十年不变”,相信这个就是未来廿六年“七一抗争”的样板。  总结过去廿四年的“香港七一”和“七一游行”,2020年是“香港七一”的一个大转折点,“七一游行”突然不见了,已经不见了,而且不再复还;2021年则是未来“香港七一”和“七一抗争”的新典范,未来“香港七一”和“七一抗争”的新模式,将会不断重复:全面封锁维园,禁止集会,禁止街站,禁止所有示威与游行,市民继续敢于以身试法,分散于维园附近,以至全港各区,集会、设街站、示威、游行,警方继续高度戒备,驱散市民,拘捕市民;梁健辉式的“袭警后自杀”也会每年都出现,每年两个至三个梁健辉,也不出奇。  “香港七一”难复再,“七一游行”更难复再。但是,“七一抗争”仍会来,留得青山在,怎怕无柴烧!香港人,加油!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武汉肺炎病毒怎样变 也无需去标签化

无论“武汉肺炎病毒”怎样变,也无需“去标签化”。因为“去标签化”,有替中共掩饰之嫌。  有鉴于2019冠状病毒病(武汉肺炎)肆虐已经18个月,多得中共,不但人类仍然束手无策,而且“变种病毒株(变体)”的数量越来越多,容易引起混淆;为免引起混乱和恐慌,同时亦为方便公众的沟通与讨论,也为了去标签化,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决定增加采用新的命名机制(希腊字母),来为“变体”取名,奏效吗?可以持续吗?笔者认为,两者都未必。  虽然世卫采用希腊字母(新标签)已经超过一个月,但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每天疫情报告,尚未使用新标签,媒体使用新标签的程度亦有限,最多使用的,就只有Delta病毒株或Delta变体,至于Alpha、Beta和Gamma,就甚少有报道采用,为什么?  要解答这个问题,必先看看现时的实际使用情况是如何。“世卫”用24个希腊字母(新标签)来为需要“感兴趣”和“关注”的“变体”定名,如下:  次序…新标签..最早记录地点与日期…..重要胺基酸变异 01…..Alpha….2020年09月英国………GR/501Y.V1(GRY) 02…..Beta…..2020年05月南非………GH/501Y.V2 03…..Gamma….2020年11月巴西………GR/501Y.V3 04…..Delta….2020年10月印度………G/478K.V1 05…..Epsilon 2020年03月美国………GH/452R.V1 06…..Zeta…..2020年04月巴西………GR/484K.V2 07…..Eta……2020年12月多个国家…..G/484K.V3 08…..Theta….2021年01月菲律宾…….GR/1092K.V1 09…..Iota…..2020年11月美国………GH/253G.V1 10…..Kappa….2020年10月印度………G/452R.V3 11…..Lambda…2020年12月秘鲁………GR/452Q.V1 12…..Mu…….尚未使用。 13…..Nu…….尚未使用。 14…..Xi…….尚未使用。 15…..Omicron..尚未使用。 16…..Pi…….尚未使用。 17…..Rho……尚未使用。 18…..Sigma….尚未使用。 19…..Tau……尚未使用。 20…..Upsilon..尚未使用。 21…..Phi……尚未使用。 22…..Chi……尚未使用。 23…..Psi……尚未使用。 24…..Omega….尚未使用。 * 来自《世卫网页》2021年7月5日的更新。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几乎一半标签已经使用,只剩下13个尚未使用的标签,可供新病毒株使用。 (2)已取得标签的11个变体病毒株,有10个是去年已经被发现,是较旧的“变体”。 (3)踏入2021年至今,出现的新病毒株(新“变体”),应该不少;然而,只有一个菲律宾的变体病毒株取得新标签(08 Theta),“世卫”似乎正在不断提高变体病毒株可以取得新标签的要求,避免新标签太早用罄。 (4)世卫先定出11个“需要感兴趣的变体(Variants of Interest)”,由于当中4个已经严重爆发,所以已经升级为“需要关注的变体(Variants of Concern)”(01-04)。 (5)由于全球疫情尚未受控,相信馀下7个尚未升级的“变体”(05-11),很快都会严重爆发,很快都会升级为“需要关注的变体(Variants of Concern)”。 (6)24个希腊字母,只有Alpha、Beta、Gamma、Delta(已经使用)、Omega和Sigma(尚未使用)大家较为熟悉;其馀十八个字母,包括已经使用的七个字母(Epsilon、Zeta、Eta、Theta、Iota、Kappa、Lambda),大家可能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7)既然大家较为熟悉的希腊字母已经使用,馀下来的13个字母,就只有Omega和Sigma较为常见,其他11个字母,作为标签,在广大群众心目中,就未必能够做到易记易明的效果,甚至极有可能会弄巧反拙! (8)还有,24个希腊字母,始终会有用完用尽的一天,到时,怎么办? (9)世卫采用希腊字母来标签“武汉肺炎变种病毒株(变体)”,可持续性低,理应终止。 至于“去标签化”,笔者认为,其实有点自欺欺人。  首先,Delta来自印度,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谁不知道?  就正如“2019冠状病毒病(武汉肺炎)Covid-19”来自中国武汉,也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谁不知道?元祖病毒来自中国,有谁不知道?中国也没有否认!后来较新的,Alpha来自英国,Beta来自南非,Gamma来自巴西,也是众所周知的,有谁不知道?  既然“去标签化”效果存疑,为什么还要“去标签化”呢?为了中共?为了整个疫症大流行的始作俑者?为了方便中共甩锅卸责?极有可能!尤其是这种以“新标签”来“去标签化”的做法,在国际医学界,绝无仅有。例如:普遍使用多年的“流感病毒变体”的命名,“世卫”从来没有主张过“去标签化”,笔者整理了2004年至今,“世卫”建议的流感疫苗成份如下:  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变体: “世卫”建议使用年份 01_类甲型/加利福利亚/7/2004(H3N2)病毒疫苗: 2005-2006。 02_类甲型/加利福利亚/7/2009(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4-2017。 03_类甲型/加利福利亚/7/2009(H1N1)病毒疫苗: 2010-2014。 04_类甲型/布里斯本/02/2018(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9-2020。 05_类甲型/布里斯本/10/2007(H3N2)病毒疫苗: 2008-2010。 06_类甲型/布里斯本/59/2007(H1N1)病毒疫苗: 2008-2011。 07_类甲型/所罗门群岛/3/2006(H1N1)病毒疫苗: 2007-2008。 08_类甲型/肯萨斯/14/2017(H3N2)病毒疫苗: 2019-2020。 09_类甲型/威斯康辛/67/2005(H3N2)病毒疫苗: 2006-2008。 10_类甲型/惠灵顿/1/2004(H3N2)病毒疫苗: 2004-2005。 11_类甲型/柏斯/16/2009(H3N2)病毒疫苗: 2010-2012。 12_类甲型/香港/2652/2006病毒疫苗: 2009-2010。 13_类甲型/香港/2671/2019(H3N2)病毒疫苗: 2020-2021。 14_类甲型/香港/4801/2014(H3N2)病毒疫苗: 2016-2018。 15_类甲型/密歇根/45/2015(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7-2019。 16_类甲型/鸟拉圭/716/2007病毒疫苗: 2009-2010。 17_类甲型/新加坡/INFIMH-16-0019/2016(H3N2)病毒疫苗: 2018-2019。 18_类甲型/新喀里多尼亚/20/99(H1N1)病毒疫苗: 2004-2007。 19_类甲型/瑞士/9715293/2013(H3N2)病毒疫苗: 2015-2016。 20_类甲型/福建/411/2002(H3N2)病毒疫苗: 2004-2005。 21_类甲型/维多利亚/208/2009病毒疫苗: 2010-2011。 22_类甲型/维多利亚/361/2011(H3N2)病毒疫苗: 2012-2014。 23_类甲型/广东茂南/SWL1536/2019(H1N1)pdm-09病毒疫苗: 2020-2021。 24_类甲型/德克萨斯/50/2012(H3N2)病毒疫苗: 2014-2015。 25_类乙型/上海/361/2002病毒疫苗: 2004-2006。 26_类乙型/山形/16/88谱系病毒疫苗: 2009-2010,2018-2019。 27_类乙型/普吉/3073/2013病毒疫苗: 2015-2016,2017-2021。 28_类乙型/布里斯本/60/2008病毒疫苗: 2009-2012,2014-2018。 29_类乙型/佛罗里达/4/2006病毒疫苗: 2008-2009。 30_类乙型/威斯康辛/1/2010病毒疫苗: 2012-2013。 31_类乙型/科罗拉多/06/2017病毒疫苗: 2018-2020。 32_类乙型/马来西亚/2506/2004病毒疫苗: 2005-2008。 33_类乙型/马萨诸塞/2/2012病毒疫苗: 2013-2015。 […]

不符中共“正确”史观 都叫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清算的虚与实  今年适逢中国建党百年,按照中国惯例,逢十逢百整数年是历史议题的高光时刻,中国大陆年初至今陆续展开历史学习教育,网信办也配套组织了专项清网行动,大力移除涉及历史的有害资讯以树立“正确”史观,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和指控甚嚣尘上。 虚无主义(Nihilism)原本是19世纪欧洲哲学的流派,主张人类生存没有意义,没有目标,后逐渐从哲学领域扩展至艺文领域,但并非史学用语,仅在1940年钱穆《国史大纲》一书中偶有言及“虚无主义、历史进化观和文化自谴”,其只言片语还是指向对“本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系抗战相持阶段提振民族精神的特设产物, 并非学术概念。 在简中语境中,历史虚无主义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批判政论片《河殇》时开始出现,最初被界定为蔑视民族历史的文化主张,后和全盘西化论、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政治语汇连用,指代对象移至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决定论,近年历史虚无主义更是扩大解释,违背官定史观和官修历史及其历史价值的,即为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名词在简中网路的使用场域,常常会引用清人龚自珍《古史钩沉论》里的一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同时还会举证苏联解体的案例,认为一国之灭,不是亡于政治、经济和军事,而是亡于其历史,苏联的分崩离析被归罪于赫鲁晓夫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一论证路径来自于两点原因,一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名词的创设时间,恰逢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巨变之际,二是中国的党史编纂学本身就是承袭自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1945年和1981年两份历史决议为纲,因此历史叙述被提高到攸关政权兴亡的高度。 八〇、九〇年代,中国民间对近代史中诸多陈规旧说开展一系列的反思与论争;新世纪以来,部分档案公开、海外史学著作的引入以及网路的开放性冲击了过往单线条的历史叙事范式,许多宏大叙事先后祛魅,从特定思想和言论衍生和解释的“党义经释学”影响力一落千丈,这显然影响了官方“得天下之正”的历史合法性,官方在“话语权”危机焦虑下党义宣教工作强化复归,在百年庆典之前数年就是如此,以下举冰点事件、炎黄春秋案和新清史论争三个案例。 新清史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  第一,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文章分析圆明园悲剧中双方的应对得失,以及当时历史教科书未提及的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极端行为,感叹历史教育中为学生灌输的“十九世纪以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片面化”的思想定势危害之深,却被宣传部门指责为“否定近代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虽然当时双方未出现历史虚无主义一词,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代表的颂扬“改革”的现代化史观对颂扬“革命”的官方旧论的冲击可见一斑。 第二,《炎黄春秋》的换血。文史杂志《炎黄春秋》原本是胡赵旧部所掌握的言论平台,杂志以倡导政改和反思左祸为特色,对诸多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颠覆了官方教条,愈发不为宣传部门所容忍,被批以偏概全夸大历史错误、否定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苏联模式的合理性,杂志遂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直到被接管。《炎黄春秋》与官方史学的分歧在于市场化前后三十年两个时间段断裂与延续的认知与评价,《炎黄春秋》认为市场化前后是天壤之别,强调1978年前后的断裂,官方则以“两个不能否定论”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认为后三十年是对前三十年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2015年的新清史论争。新清史是九〇年代以降北美兴起的一种视野或思潮,将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王朝历史叙事,主张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的研究范畴,认为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不同民族的统治政策而非单纯汉化才是清的成功的关键因素,同时对清适用帝国主义理论,把清对周边民族的规训和治理看做一种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行为。新清史将清从传统的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框架中挪移出来,冲击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叙事,其满洲因素、内亚视角和族群主权的论调不断被中国学界回应与质疑,其中越往后掺杂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涉及族群关系和边疆治理的话语越来越被解读成对当今中国领土合法性的挑战,新清史也就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  纵观以上三例,生造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只是为捍卫党史编纂学的稻草人和假想敌,在这种黑白二分和标签框定的猎巫思路下,对修正、变更或查证所谓历史定论的言行会被视作离经叛道,轻率地将学术问题和政治忠诚相关联。颇有见地的著述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其根据无非是官方既定的结论被新披露的可靠资料和学者考证给证伪了,对于既定认识和结论重新审视,宣传部门不会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发展,而会解读为对自身权威的一次攻势和自身“话语权”的一次削弱,遂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稻草人论证矫正和回复历史叙事权威。 史学成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这种权威的历史叙事便是承袭自苏联的革命叙事和党史编篡学。一如二十世纪三〇年代由史达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史学不再是一种求知和探索真相的过程,而是追寻当前合理性的依据,成为现实的进程辩护的致用工具,内容充塞著过时的教条和机械的公式,多元复线的历史进程被决定论的化约为一元、线性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革命叙事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马克思的五段史观,即中国同样经历了马克思理论中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为了对应上这五种形态,生搬硬套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于欧洲的奴隶社会、秦至清两千馀年反倒变成了“封建”社会,近代再杂糅出“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趋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相对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此完成自赋的历史使命的论证。 这是把马恩的一家之言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拗曲作直,所谓“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属不同范畴,前者是主权层面而非经济类型的描述,和“社会性质”没有必然关联;后者就是生搬硬套马恩对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性状的概括,秦至清两千馀年都并非奉行“封建”所指涉的贵族政治和领主经济,近代更不可能是什么“半封建”。而官修史书中以此为脉络寻求的“终极原因”——从中共成立到共产革命,从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化转轨皆为“必然”, 这种必然性是从现实倒退回溯,在漫长的因果链中拔高概率,归纳出带有某种目的论色彩的“规律”。 不同于物理学中的一对一必然性的因果,历史学的关系是概率性而非必然性,人类根据切身利益及所处的环境做出选择,人的自由行动无法被设想,人类活动意义正在于不确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被安排好的“规律”中。官修史学长时段必然论的逻辑本质上就是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ation),正如自由主义旗手卡尔·波普尔揭示的,历史过程不具有自然科学的重复性,无法在长时段预见未来发展,历史假说不是全称命题,而是关于个别事件或一些事件的单称命题,试图找寻(长时段)必然关系可谓是缘木求鱼。 历史叙述本身就该存在著多元的省思与对话,而非诉诸一锤定音的权威裁定,革命叙事和党史编篡学作为官方认可的叙事架构,“话语权”为少数人所垄断,使得史学“从一个反映生动的现实和表达个性的学科,转变为对过去历史的毫无生气、千篇一律的解释”,这种情势下大概率是对史实的背离和对历史价值的消解,在欧威尔式的环境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驳注定成为一场悖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海航版让领导先走

即便是在被各种不明力量层层遮罩、删除之后,2万海航职工公开举报董事长陈峰的消息,周一(7月5日)依然被外界获悉。  有意思的是,举报人指出,从2018年到2020年期间,海航在被迫变现3000多亿资产化解内部流动资金危机的同时,还不忘拿出百亿兑付一些领导、海航高层、包括其亲友们购买的海航集资本息。而数以万的普通海航职工不但集资款返还遥遥无期,连基本的工资都无法得到保障。  另一个细节是,海航员工在6月30日集体公开举报,而一股不明的力量,则硬是将这个数万人都心知肚明的丑闻成功的遮罩了一周,直到6天后才被外界获悉。  这一幕很眼熟。  当然,消息一出,也有人立即帮陈峰洗地,大意是说,陈峰多年礼佛,他不但本人是虔诚的佛教徒,连海航的高层,也都被陈峰带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于是,佛系治企,成了常态。而兑付那些权力关系户的百亿集资款,也只是他信奉与人为善处事哲学的结果。  这逻辑很清奇。我不知道陈峰是不是真的信佛,但我看过《西游记》,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孙悟空一路除妖降魔,最终取得真经,师徒4人加一头畜生都修成正果。  但细细数来,那些为非作歹的妖怪,很多都大有来头。不是仙家的坐骑,就是大神的宠物,如甚么狮子精、白鹿精、金毛吼、鲤鱼精、玉兔精等。  这些妖怪们即便是创下捉唐僧要煮要炖的大祸,最后也会被仙家大神们领了回去。只有那些草根的妖怪们,基本上都是一棒子打死了事。  这个两个事情放在一起翻译,就是说领导们、甚至是领导的坐骑、宠物们都是有免死金牌的,何况还只是一点本本就是他们自己的钱?  但我总觉得哪里没对!难道陈峰是跟著《西游记》学的佛? 这封举报信为甚么会触动很多人的神经?我认为,是此前已经有过恶劣而残忍的先例。  27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在生死一线之际,有人高喊,“让领导先走”。于是,原本是为领导表演的孩子和老师们坐下了,就再也没能起来。 325名民众惨遭烧死,其中288位死者是孩子。  虽然陈峰没有恶劣到如此程度,但两件事的内在的逻辑却完全一致。  此外,早在79年前,党的忠实粉丝、作家王实味就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后,他就被党关了4年,并最终用刀砍断脖子,扔进了枯井。  至于毛泽东和他的高级战友们长征途中的星期五生活会,众多虔诚的女红军、被征用的民间女子让党的高级干部挑选玩弄,都清楚地彰显了“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用”的逻辑,一直是党的基因。  还好,传说中的万亿海航终于还是破产了,留下烂帐无数,这个锅总得要人背。王岐山太忙,没空背;海南省政府太精,不想背;王健死了,无法背;陈峰不背,谁背?  在这种背景下,也许就明白了陈峰的逻辑——党啊,请手下留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百年中共:成功是偶然,失败是必然

今年7月1日,中共庆祝建党百年,在天安门广场摆出的庞大阵势完整且完美地复制了朝鲜景象;而习近平的讲话罕见用上了“头破血流”等暴力语言,紧接着,有战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这被国际上解读为纳粹德国场景。总之,符合当代戈培尔 — 王沪宁的极权主义美学,这是他的一贯倡导。天安门奢华的百年党庆,王沪宁应是总策划。  天安门城楼上的另一个景象无意间也复制了朝鲜,那就是没有外宾,零外宾!外国的贺信、贺电很少,当局公布了30个国家的名字,大多都是非洲、中东国家,以及少许亚洲国家。而且,这些贺信贺电都是通过中联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对外恳求和索要得来。  这证明,习近平执掌中共之后,连年推行的对外威胁和战狼外交终于“成功”达到独步天下的境界。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自嗨。当今中国,正跨入继朝鲜之后最封闭的国家行列。  与此同时,美国民间机构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在受调查的17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反感情绪大幅上升,平均高达69%以上,再创历史新高。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并不妨碍中共大搞百年党庆,并向世界秀肌肉、显摆硬实力。就在源自武汉的大瘟疫肆虐全球,就在世界舆论的一片挞伐和追责声中,中共在戒备森严、草木皆兵的紧张空气中度过百年。  挺过百年的中共,算不算得上成功?当然。只不过,并非正义的成功,乃是邪恶的成功。上世纪二十年代,由十几个人成立一个政党,绝对不止共产党一家。然而,能够成气候的,少之又少。中共的成功,说得上偶然、侥幸、“撞彩”。这些偶然源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中共勾结苏联,暗通日军,制造内乱,趁乱夺权。  说到成功,秦始皇算不算成功?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刘邦算不算成功?开创汉朝四百年;成吉思汗算不算成功?灭亡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国家;努尔哈赤算不算成功?灭亡中国,建立外来政权长达267年。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他们究竟留下了什么?功勋还是屠杀?文明还是野蛮?  环视近代各国,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红色苏联,先后都堪称成功。但它们的结局又是什么?  欧美国家之所以稳定下来,并不断迈向文明和成功,就在于及时把国家主权转移到人民手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主权在民;持续把国家力量转化到行善的方向,对内和解,对外和平;最终建立起稳定的民主与宪政,永固自由与人权。  中共度过百年表面上成功,但他们未能善用他们的成功,不是行善,而是作恶,而且作恶至今。这就决定了,成功的同时也为失败奠基。中共的一党专政,一部逆淘汰机制,坏人当道而好人出局。反映到外部,就是拒绝行善,比赛作恶。  中共当政,要人治而不要法治,要纪律而不要法律。这套体制,注定没有可持续性。中共靠暴力起家,靠暴力维持,维持政权的成本之高,观古今中外,莫能望其项背。纵使它耗尽国力,用之于维稳,穷其极限,又能持续多久?百年中共,成功是偶然,失败是必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党专政“长命百岁”?

中共为庆祝建党百年,使尽了吃奶力气要做到万无一失,为此说了更多的谎言,摧残更多的人权,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为了防止香港人的七一怒吼,在6月中旬就迫不及待喊出,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  这位中共高干情急之下泄露了天机,等于承认中共就是“一党专政”,并且为“一国两制”与“一党专政”画上了等号。中宣部发现这位老兄失言,在新闻稿中删除了这句话。然而如果承认骆惠宁失言,是不是表示香港人可以喊“结束一党专政”?还会损害骆惠宁在香港的权威。于是中共在香港又恢复了这句话,在其他地方则一律删除。因为也只有在香港,香港人常常痛斥“一党专政”,而在其他民主国家,似乎已经对此见怪不怪的相当包容,这也是中共得以得寸进尺,要将一党专政“全球化”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掩饰一党专政的丑恶本质,6月下旬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内容没啥新意,继续声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并称中共“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  民主党派的经费、党工的薪资全部仰赖中共提供,党员人数多少也由中共决定,加上有些负责人还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出任,如果不“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要说饭碗打破,恐怕连肝胆相照的肝胆也要被人工移植到他人身上。他们情愿做尾巴党固然可耻,中共的作为更加无耻。  在一党专政淫威之下,一些马屁精高喊“共产党万岁”,甚至要除下口罩冒着武汉肺炎的风险到天安门广场山呼万岁。声称“我将无我”的习近平,也赫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没有消失于无形。我将无我?我将变成皇帝。  因为“爷爷”毛泽东而得以高升为将军的毛新宇,在2011年中共90周年时题词祝愿中共“长命百岁”,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网络敏感词被禁止,因为依照他的愿望,今年中共就要翘辫子了。中共好不容易杀人吃人撑到一百岁,理应祝他万岁,怎么只是百岁为止?对习皇上更是大不敬。因为比袁世凯还不如也。袁世凯好歹还有个“洪宪”的年号。只是中国年轻人躺平之后,如何能够为他善颂善祷呢?且不说习近平在国内外到处树敌。  中共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的继女瞿独伊荣获“七一勋章”,大概要挽回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被鞭尸对中共的恶劣影响。可怜毛新宇什么都没有得到,避免闹出丑剧出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这样“养、套、杀”特斯拉

美国科技产业媒体《The Information》于6月3日指出,受到中共当局加强审查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Tesla)在中国5月份约9800辆的订单,与4月份的18,000多辆相比几乎减半,而3月份销量则多达21,000辆,从而导致特斯拉股价下跌超过5%,跌至每股572.84美元,相对今年1月29日的高点暴跌了超过35%。在此之前,特斯拉股价几乎已经跌了两个月。 订阅制网媒典范《The Information》,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为号召,在专业界具有公信力。该篇报导指出,特斯拉上海厂每年能生产近50万辆电动车,市场以中国为主,也包括部分亚洲以及欧洲国家。然而特斯拉近期在中国面临不少考验,包括因安全因素进行召回、涉及车祸疑案、涨价招致民怨、投诉品质问题、数位监控疑云,以及来自民间、媒体以及官方等公关危机。 此前,美国《CNN》5月中旬报导,特斯拉4月份在中国销售情况远不如预期。报导引述中国电动车产业专家指出,3月至4月期间,特斯拉的中国销量骤降超过六成;新投保的特斯拉电动车从3月份约34,500辆下降到4月份不到12,000辆。这些数字与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乘联会)报告相符。 销售数字欠缺公信力  诡异的是,6月8日乘联会另发布数据显示,特斯拉今年5月份在中国的销量有21,936辆,与4月份的11,671辆相比,竟然成长高达87.95%;在“包括出口”的批发销量方面,5月份达到33,463辆,比4月份的25,845辆成长了29.48%。 对此两组销量数据的明显差异,有舆论指出中共当局出手帮特斯拉“揭穿谎言”,似乎急著为特斯拉“澄清”前景可观?许多则认为特斯拉近期真实销量数据仿佛“罗生门”,真相不明。 多年来中共极力拉拢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Elon Musk)赴中设厂,于2017年在上海自贸区提供低利贷款与极低价划地设厂等超级特惠条件,除换取百分之百在中国采购相关零组件之条件,并且得以取得技术,加速扶植中国电动车品牌以及供应链。 2019年初,马斯克与上海市长应勇共同主持特斯拉上海厂奠基仪式,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去年特斯拉上海厂开始量产,据悉从去年5月之后,月销量从未低于一万辆。因为中国市场的亮眼成绩,马斯克一度站上世界首富之巅峰。 去年特斯拉在中国卖出13.73万辆电动车,营收高达66亿美元。美国股市资讯显示特斯拉今年首季销量与利润超乎意外,然而美国罗斯资本(Roth Capital Partners)分析师艾尔文(Craig Irwin)也提醒市场别太乐观,指出特斯拉今年首季获利除了来自中共持续补贴与税率优惠,还加上卖掉不少比特币,实际业绩低于预期。 虽然看似风光获利,事实上今年上半年特斯拉在中国仿佛洗三温暖。 特斯拉在中国洗三温暖 美国《华尔街日报》于3月19日报导,中共当局对特斯拉进行安全评估,发现车内摄影镜头、感测器等设备能持续取得环境资讯数据,让中共有泄密之虞,因此禁止军方、政府机构和特定国企人员在工作与居所驾驶特斯拉。 马斯克为此迅即在3月20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视讯会议,急忙表态特斯拉绝对不会从事“间谍”行为,否则将关门大吉,在任何国家都一样。 接著在中方安排下,马斯克于3月23日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表示“我对特斯拉在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并且盛赞中国:“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能履行永续能源的承诺。” 对此现象,美国《CNN》冷眼戏称马斯克加倍试图赢回中国芳心,因为特斯拉过去几年享有中共施予的“特惠待遇”,但是“最近几周却惨遭猛烈批评”。 4月19日上海车展开展首日,特斯拉又被卷入一场“车主维权”风波,一名自称特斯拉车主的张姓女子,身穿印有“煞车失灵”的上衣跳上特斯拉Model 3车顶大喊“特斯拉煞车失灵”,宣称2月驾驶特斯拉刹车失灵导致车祸,危及家人性命。 不寻常的是,4月20日中共《新华社》、战狼官媒《环球时报》,以及中共中央政法委,竟连番发文批斗特斯拉,大量网民随即起哄,几乎再度酿成“反美帝”事件,不久迅速平息。岂料事隔多日,张女改称整起“特斯拉煞车失灵”事件都是她编的。 经过几起风波,特斯拉被中共当局要求交出行车数据,其实为配合中共责令“数据储存本地化”,特斯拉早已在中国筹建数据中心,五月份宣布所有在中国销售的特斯拉电动车所产生的数据,都将存储在中国境内。简言之在中国,中共要索取数据,特斯拉不能不给。 大约同时,5月12日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外国车厂应将数据存在中国,如要将数据发送至海外,须经官方同意。并且定义所谓汽车数据安全应严控之“重要数据”,包括军事管理区、国防科工等涉及国家秘密单位、县级以上机关等重要敏感区域的数据;高于国家公开发布布地图精度的测绘数据;汽车充电网的运行数据;道路上车辆类型与流量等数据;人脸、声音、车牌等车外音视频数据;国家网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的“其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数据——此规定发布后,特斯拉立即公开表态支持。 特斯拉近半年来在中国的际遇,有如在重重迷雾中乘坐云霄飞车,前景不明,身后又冒出大量中国电动车追兵,加上中共不时亮出警告黄牌,政治风险难料,马斯克对特斯拉在中国之布局转趋保守、迅速降低对中国市场之依赖,将不会令人意外。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关注时局之平衡资讯与风险扩散效应。曾任网路行销投资高管。台大政治系毕业、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于哈佛大学研修电商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一国两制”的丧钟

香港《苹果日报》被逼关闭事件,不仅标志着曾经的“东方明珠”香港从此进入言论自由逐渐消失、中共专制全面展开的黑暗时期,也意味着中共对待香港、台湾的“一国两制”政策展示出其“图穷匕首现”的真实面目。“一国两制”政策从此不再具有欺骗性,此刻它已寿终正寝了。  一、图穷匕首现  6月24日,香港言论自由的最后桥头堡《苹果日报》被中共强行关闭,此举意味着,中共“一国两制”政策的丧钟已经敲响,中共在香港完全展示出它的专制真面目。  过去这些年来,大部分香港原来的自由媒体被中共逐步接办,变成了为中共帮腔的喉舌,中共也有计划、有步骤地遏止港人的集会游行自由和选举自由。当港人的基本政治自由被逐一压制乃至渐渐消失之时,唯一的新闻自由代表机构《苹果日报》便象征着香港最后的新闻自由之“烛光”。现在《苹果日报》消失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媒体认为,香港《苹果日报》被关闭事件代表着香港彻底失去了新闻自由。  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建立在剥夺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中共不允许其管辖范围内有任何一块它不能完全掌控的土地,所以,香港的言论自由始终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中共剿灭了香港《苹果日报》这个香港言论自由最后的桥头堡。  其实,香港从此丧失的不只是新闻自由,还丧失了言论自由;而港人没有了言论自由,也就不再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以思想自由和自由言论为基础;而自由的言论若通过自由的媒体发表,就表现为新闻自由。对港人来说,香港最后的自由媒体被剿灭之后,他们再也没法在本地传统媒体上看到言论自由的表达;于是,自由的言论就只剩下社交媒体可以表述,接下来中共迟早会象在内地那样,管控香港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那时香港的言论自由就彻底消失了,港人和内地人一样,只剩下影射和腹诽的可能。  二、扣押私产作为政治迫害手段  香港开埠以来实行的传统法治始终保障着港人的政治自由和财产安全。如今,中共用自己的专制法规实施的法制(rule by law,实质是以党治管制民众),取代了香港原有的法治(rule by traditional law)。这种状态下,不单是港人的政治自由被剥夺,连港人的私人财产支配权也被中共在香港刚实行的国家安全法剥夺了。  这次剿灭香港《苹果日报》的过程中,中共两次实行了剥夺私人财产的措施。先是冻结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私人资产,想用这种办法逼香港《苹果日报》倒闭;后来发现这个办法不能马上让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因为《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里还有几千万资金,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而且民间不断有人注资支持香港《苹果日报》,中共便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干脆冻结了香港《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使报社无法开支,民间资助无法汇入。  这种做法表明,一个自由社会落入中共手中之后,这个地方的民众早晚会被迫向中共低头、磕头,谁让中共不满意,他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就随时受到威胁。这套手法就是中共当年占领大陆之后对市民的做法。我在给香港《苹果日报》写的评论中介绍过,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在全国掀起捐款助战的运动,要工商界和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上的文章披露,当时解放军的一个军需官到上海的大康药房数次强行索取5亿人民币(当时币值)的药品及医疗器械,所欠款项拒不支付。该药房老板王康年不堪勒索,不肯再赊账,遂遭当局逮捕,编织罪名将其枪毙。这是中共建政后的历史记录之一。  三、记者编辑因办报而入狱  中共这次对香港《苹果日报》下杀手,其中还有一个做法是抓捕记者编辑。6月17日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姿态;警察不仅随意翻查桌上的东西,而且将几十台电脑和硬盘全部取走,以便今后罗织罪名。警方声称,该报自2019年起刊出数十篇文章,违反国安法,所以搜查“犯罪现场”。这是标准的中共行径。香港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才实施,中共把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长期存在的新闻自由也列为办罪证据。显然,它毫无顾忌地把香港原有的法治视为如今专政香港之桎梏,开始在香港赤裸裸地为所欲为。 香港警方还奉命陆续逮捕了多位《苹果日报》主管。先是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香港《苹果日报》总编罗伟光被捕后遭起诉,而且法院拒绝保释;然后,6月23日警方到家里拘捕了55岁的该报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6月27日深夜又在机场抓捕了《苹果日报》前主笔、英文版执行总编辑、57岁的冯伟光(笔名卢峰),中共给这两位罪名安上的罪名都是“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很显然,中共关押审判该报的主管和主笔,不单是为了寻找罪名给该报定罪,以便抄没该报相关的私人资产,还企图寻找与该报评论组有联系的境外或内地评论员,其在境外者,用来构陷所谓的“勾结敌对势力”,其在内地者,则到内地城市抓人。中共将不顺从的人一律视为“敌人”和“敌对势力”,采用“对敌从严”的打击手段,既要斩草除根,也要恐吓香港社会。这套手法是道地的政治迫害,被捕人员面临的是中共罗织的政治惩罚案件。  中共拘捕香港《苹果日报》人员之前,香港行政当局早已准备好的起诉书里使用了“敌对”字样。这是中共在大陆建政后一向使用的政治罪名,其前身是“反革命罪”,其含义是,凡对中共说不的声音均属于“政治反对罪”。现在,“政治反对罪”在香港已经和在大陆一样通行无阻了,中共“一国两制”政策自然就名存实亡。  四、香港《苹果日报》埋葬了“一国两制”  香港《苹果日报》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在一个充满国际野心、完全无视国际诚信、藐视国际法规的共产党政权面前,所谓的“一国两制”承诺是一个迟早会被中共自己戳穿的谎言。  在国际社会里,中国从来只在国际法规和国际约定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加以利用,却从未打算遵守它们。比如,它从不把国际人权公约放在眼里,也同样藐视国际法庭。中共在南中国海强占公海建造一系列人造岛,用作军事基地,海牙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共的做法非法,中共置之不理。香港收回之前的中英联合声明里所说的“50年不变”,包括言论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中共诡辩说,那是历史文件,不算数了。  从中港关系来看,中共那“一国两制”的说法绝非香港前途的保障,而更像是中共给香港套上的“紧箍咒”。就此而言,香港民众很像“孙悟空”,而中共就象“唐僧”,“一国两制”则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箍”;“唐僧”高兴的时候不念“紧箍咒”,稍不高兴就念,“孙悟空”便疼痛难活。“唐僧”和“孙悟空”之间并无什么“协议”或“文件”,也没有“菩萨”真能随时监督“唐僧”。唐僧念了“紧箍咒”,“孙悟空”便无处讲理了。  香港现状恶化的教训,其实就是“一国两制”真相的展现。中共对台湾也讲过“一国两制”,这种承诺同样毫无可信之处。国际社会里以及台湾总有一些人指望中共“弃暗投明”,走向民主化。其实,不管中共在经济层面如何做,它死保政权、绝不放松政治高压的统治手段不会改变。所以,中国不但不会发生中欧国家那样的“天鹅绒革命”,也不会因为经济自由化而放松政治高压。香港“一国两制”的死亡过程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中国经济成功,中共不会松手;经济不成功,中共更不会松手。  1997年的时侯,大多数香港民众没想到,恶法治港会来得那么快。今日之香港,已经沦落成1950年的上海。当年中共占领上海,入城时对商界市民的笑脸、“一切照常”的承诺,转眼间就变成了专制的嘴脸;中共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统,然后控制所有媒体,接下来打击商人,最后推动共产,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巴黎顿时失色。香港就是取上海而代之,迅速崛起的。当下香港政治制度的“不变”已经终结,北京开始全面接管,中共当年在上海、广州操作过的那一套,一步一步地搬到了香港。“一国两制”死于香港,也再难到台湾去行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也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吗?

1997年7月1日,英国统治变成中共统治,殖民地变成特区,港英政府变成特区政府,转瞬间,香港色变,已经廿四年。  但是,2021年7月1日,除了要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4周年”,还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吗?  要。如果你是加拿大人、卢旺达人、布隆迪人、阿拉伯联邦共和国人,你还要庆祝这四个国家的国庆。  无论这四个国家庆祝国庆的活动有多花费、有多精彩,相信也难以跟“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庆祝活动相比,至少“维基百科”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专页,但没有这四个国家庆祝国庆活动的专页。  “维基百科”专页提到的庆祝活动包括: (01)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 (02)首次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03)庆祝大会; (04)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和全国“两优一先”评选表彰; (05)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06)举办大型主题展览; (07)举办文艺演出; (08)召开理论研讨会和座谈会; (09)创作推出一批文艺作品和出版物; (10)开展群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但是,笔者发现“维基百科”专页有下列不符事实的地方:  第一,右上方资料图列表中,“国家”显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国旗 和“香港”及区旗,遗漏了“澳门”及澳门区旗。“地点”是“全国各地,集中于北京市和香港”也不是事实。因为其实香港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庆祝活动,反而澳门就由“国务院新闻办、澳门特区政府及澳门中联办”合办了一个“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型图片展”!北京市的庆祝活动当然是最大型,最抢眼,但上海的庆祝活动也不遑多让,香港就什么都没有,又怎可以说是“集中于北京市和香港”呢?可能中共希望是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第三分段“地方”内,只有“上海”、“湖南省”和“香港”,明显也是遗留兼误导,遗留了真正有办庆祝活动的是澳门,还误导了香港也有庆祝活动,其实香港根本什么庆祝活动都没有,只是有一点大型的广告和标语而已,当晚的雷射汇演及幻彩咏香江也只是恒常都有的游客项目。  然而,末段“国际反应”中提到: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提出一项决议案,指出中共在建党百年不应庆祝,而是应该反思自己的历史。这一点,笔者绝对赞同。  再看看历史和事实:  7月1日本来是代表著开心与喜悦,代表著希望的日子!7月1日是一年的中位线;在7月1日,上半年过得不好,会希望下半年可以过得好些;上半年过得好,就希望下半年过得更好;所以,7月1日可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但是很可惜,2021年7月1日,偏偏也是香港人感到绝望和失落的日子,偏偏也是香港人什么都不愿庆祝的日子,因为: 未到7月1日,《苹果日报》已经寿终正寝!2021年7月1日,是首个没有《苹果日报》的7月1日。 未到7月1日,“民阵”已经被逼停止运作!2021年7月1日,是首个没有大型示威游行的7月1日。 罪魁祸首正正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共产党”,偏偏7月1日就是要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4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不是很讽刺吗?  2021年7月1日,到时,国父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政府快将1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快将103年,中共建党快将100年;美国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快将7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快将76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快将72年,中共建国也快将72年;香港回归刚刚24年,澳门回归也快将22年。又如何?不庆祝可以吗?不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可以吗?不庆祝香港回归24年可以吗?  今时今日,虽然走得较前的“和理非”、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区议员、立法会议员、反对派人士、民主派人士等等,包括黎智英与黄之锋等,通通都成了阶下囚,“壹传媒”和“苹果日报”亦都已经寿终正寝,“民阵”也要被逼停止运作!但是,笔者认为,不庆祝香港回归24年,不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暂时应该仍然是可以的!香港人暂时应该仍然是有自由的!况且,为免火上加油,中共暂时尚未提倡要香港参与“回归”、“党庆”和“国庆”等大型庆祝活动;所以,澳门搞大型图片展览,香港也没有跟随。  然而,十年!十年后,就未必可以了。  因为到时如果不庆祝香港回归纪念,就会被视为“不支持一国两制”和“不拥护基本法”,甚至会被视为支持“香港独立”和宣传“香港独立”。  因为到时如果不庆祝中共建党纪念,就会被视为“不支持一党专政”、“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危害国家安全”,甚至会被视为: 支持“推翻中共”和支持“推翻中央人民政府” 进行“反革命”和进行“颜色革命” 宣传“反革命”和宣传“颜色革命”  全部都是“危害国家安全”,全部都是“颠覆国家政权”,全部都必定罪成,而且全部都是不得保释,坐著牢等一两年后才定罪!坐著牢等一两年后才罪成!如果更不幸,7月1日当天你曾经到过某老外家中坐坐,就算只是五分钟,都足以构成“勾结外国势力”,足以变成“勾结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罪,也是必定罪成!还要罪加一等。  到时,就“想唔庆祝”都唔得。死未?惟有趁现在可以不庆祝,就尽量不庆祝好了。  最后,还是要重提美国国会议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应庆祝,应该自我反思自己的历史。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百年大党,中共不会反省,但这个民族应该反省

中共迎来百年党庆,北京照例戒备森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临大敌。外界的感受:这哪里是庆祝?这分明是备战;哪里有喜庆气氛?更像是丧事气氛。戒备,备战,戒备谁?人民;准备跟谁作战?人民。  中共自称“四个自信”,然而,百年大党没有安全感。百年大党,成了人民的死对头。任何人群聚集,都让它从心底深处害怕得发抖。  中共自吹功绩,号称崛起,第二大经济体。其实,所谓富裕、强大、复兴,所有这些表象,并不新鲜,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过,那时候的名词叫做大治、盛世、中兴。中共建党百年,真正的“业绩”却是:祸国百年,千百万人头落地,千百万人活活饿死,亿万生灵沦为现代奴隶。由于中共的恶意阻扰,自由与民主,人权与宪政,让中国人民遥不可及。  中共自吹“十个伟大”,然而,百年大党没有大的样子,心胸狭隘,小肚鸡肠,睚眦必报。中共毫无容量、气量、雅量,因为它的领导人毫无容量、气量、雅量。已经推出港版国安法,却仍对香港民主派厉行秋后算账和绝地追杀,就是最新的实证。  中共建党,口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却很快演变成利益集团。有人申请入党,党组织必灌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而对于最高领导人,则变成“个人权力高于一切。”以至于,全党工作,围绕如何保住红色江山,全然不顾人民的根本福祉和国家的长远方向。以至于,最高领导人,终日耽于权力斗争,穷尽种种借口,追求无限的大权独揽。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更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  百年祸国,中共不会反省,因为它的领导人不会反省。应该说,早已沦为利益集团和腐败集团的中共,早已丧失了反省能力。然而,中华民族应该反省,也必须反省:  上个世纪,如何让中共成了气候?六四之后,如何又让中共起死回生?当然可以到外部去寻找理由。比如,上世纪初叶,共产主义传播,世界普遍左倾,中国不幸是苏联的最大邻国,深受赤祸染毒;然而,上世纪下半叶,苏联解体、东欧解放,中国竟又如何?病根在国内,犹如癌症在体内。  纵观这一百多年,两个甲子。先是,上有慈禧,下有义和团;后来,上有毛泽东,下有红卫兵;如今,上有习近平,下有小粉红。义和团鼓噪“扶清灭洋”,却不知,满清本身就是外来政权,灭亡了中国,中国人早已当了亡国奴;红卫兵吆喝“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一切”,殊不知,他们本身就已经被毛泽东打倒,精神上被毛泽东彻底打倒而无法站起,而中共,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外来政权;小粉红高喊“爱国主义”,竟不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多数家族,极限贪腐,早已把财富、家属、子女转移出境,并始终拒绝公布领导人和官员财产,构成实质上的叛国和卖国。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它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就是这个民族的一面镜子,折射出这个民族的盲目、愚昧和劣根性,包括自私、短视、油腻、滑头、观望、动摇、投机钻营、脚踩两条船……  中共昭示世人:作恶也是一种生存之道,只要能包装得仿如行善。作恶,包括暴力、谎言、仇恨、腐败、淫乱等,经过偷梁换柱的粉饰之后,对应的包装变成:专政、宣传、爱憎分明、为人民服务、工作需要等。  百年大党,作恶百年,而犹自存活,且日生骄狂,藐视天下。这等奇事,实际就是这个国家的丑事,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最大污点。这是国耻,真正的国耻,天大的国耻!莫此为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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