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附近七辆半挂车连环相撞爆炸 火光冲天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中研院院士陈培哲出面炮轰国产疫苗“若以国际标准绝不可能在七月通过”之后，网路媒体立刻传出他曾任中国药厂科学顾问的讯息，这形同“抹红”的作法，与许多人立刻搬出他曾任“蔡英文医疗界后援总会”成员的“涂绿”作法如出一辙，是台湾公共论坛非常糟糕的反例。陈培哲说的对不对，是科学问题，是国产疫苗在此时此刻该否获得EUA（紧急使用授权），以及如何进行施打的专业伦理问题，绝不在他曾经抱持何种政治立场。 当瘟疫发生，现有药品无法满足医疗的需求，而新研发未完成核准的药品，在维护公众健康的利益大于其可能产生的风险时，就有紧急授权的必要。既然要衡酌公众健康的整体利益与新研发药品的风险，紧急授权通常是个相对性的概念。目前国外的疫苗大厂都是在逸出正常疫苗研发期程的情况下，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扩大施打，并得到相当不错的成效。所以国产疫苗是否获得EUA？除了必须耐心等待研发厂商的解盲结果以外，也要视台湾疫情的严重程度，以及获得国外疫苗的状况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预判疫情可能扩大的情况下，政府为保护人民健康，预先扶植有能力的厂商投入疫苗发展，甚而预先采购一定数量的疫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一般的厂商不会贸然投入一个不知是否会成功，且不见得有利基的疫苗研发。不过这样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却因为台湾疫情突然爆发，国外进口疫苗短缺，以及台湾内部无所不在的两岸政治，成为政治恶斗与角力的赛场。 身为中研院院士、台湾的肝病权威，陈培哲对于国产疫苗发展的诸多质疑当然值得重视。但坏就坏在陈培哲身兼疫苗专家小组委员，却在国产疫苗解盲前先断言七月不可能通过紧急授权，其对国产疫苗的杀伤力实在无比巨大。姑且不论专家小组委员是否涉及保密义务，陈培哲的抨击势必造成疫苗其他专家小组成员的莫大压力，过与不过，都将充满政治解读。 于是乎，一方挖出陈培哲在中国药厂担任科学顾问的讯息（这能证明什么？）影射他拿了中国好处，毁谤攻击国产疫苗；另一方宣称陈培哲“一路挺蔡”，如今出来说“真话”，是“绿营良心”、“开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政治攻防越演越烈，真相却越来越模糊，当初，不分朝野呼吁发展国产疫苗，拥有台湾自己战略产业的初衷也就越来越远。 陈培哲昨天接受媒体专访时，显然修正了他先前的说法，诸如：“政府执意第二期临床试验结束立即给予EUA，国产疫苗将成为孤儿”（陈时中昨天在立法院也提出相同观点）。陈培哲也建议政府在二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出炉且抗体效价足够的前提下，续做第三期临床试验，一直做到期中分析，再给EUA；以及针对临床试验中的药品或疫苗，经过简单申请，食药署审查通过，只要医师及民众同意，就可以提供给急需的人。以上种种，高端、联亚解盲后本就要续做三期，建议进行有限制施打也是专家会议的权限，看法既然有协同之处，何须弄到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疫苗紧急使用授权要不要放行，不纯然是一个科学问题，而常常是一个科学与政治辩证的问题。四千人的样本较诸四万人的样本当然会有不同出错的机率，前提是，我们要不要为了防堵这样的机率，而坐视疫情可能扩大，增加人命损伤？前提当然也包括是否有完整的社会沟通，让所有参与接种的人，被充分告知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里，若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先知，是全知的上帝，或想充当道德魔人，坚信只有自己的说法才是对的，那可能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此时此刻，疫情还没降温，生命还在流逝，试著让科学说话，让政治与常民去沟通，政客别再乱造口业，不要用阴谋论乱贴标签，应该就是对台湾社会最大的贡献了。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新冠病毒从何而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实验室泄漏。有些人进而认为，是中共当局蓄意投毒，祸害全世界。 我认为病毒极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不过我不认为会是中共蓄意投毒： 因为，1，如果是蓄意投毒，你需要手头有解毒之药，否则毒到自家怎么办？至少， 2，你要有控制病毒传播的能力，否则就成小孩子玩火，控制不住火势把自家也给烧了。 再有，3，如果是蓄意投毒，就该投到敌人那里，投到敌国那里，干嘛要投到自己的中心大都市呢？干嘛要先投放到自家地盘，再等它传到别人那里呢？ 我认为这次新冠大流行不是谁蓄意投放，然而我担心，这次新冠大流行会给某些人一个大灵感：下一次，就很可能是精心策划、蓄意投放了。世界知名的英国化学及生物武器专家哈密什.德.布莱顿-戈登（ Hamish de Bretton-Gordon ）也有同感。他说：“新冠大流行对于恐怖分子、独裁流氓国家或暴徒，仿佛是个讯号，提醒他们可以用这些手段去制造恐慌。” 现在，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生物实验室处理危险的病毒。其中大约50个实验室是高规格，理论上，每一个都受到严密的管控；其余的大量实验室属于低规格。数量之多，国际机构无法对每一个都严格监测，这就有可能发生泄漏的问题。 其实，高规格的实验室也可能出问题。例如，2004年，萨斯病毒就是从北京高规格的P3级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泄漏的。 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呼吁国际，对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更有力的监控。他强烈认为，七国集团需要推动对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更有力的国际监控。6月3日和4日，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等七国集团卫生部长在牛津大学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在全球卫生安全等领域达成行动共识。但正如彼得雷乌斯所说，除了一些流氓国家之外，还有些国家对加强全球卫生安全不感兴趣，令人不可思议。 问题在于，国际机构缺乏强制执行力，遇到有的国家就是不让你监测、不让你查看，那又怎么办呢？早在疫情初期，世卫组织就多次提出到中国调查，均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来，中国政府总算同意世卫组织来调查了，但是其行程被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包括今年2月那次调查，中国方面都没有积极配合。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美国决定要‘彻底’追查新冠病毒源头，同时追究中国应负的责任”。布林肯再次批评中国疫情信息不透明，要求中国政府应该兑现其有责任提供信息的承诺。 从逻辑上说， 如果证明了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么必定是从实验室泄漏的，因为大自然没有这种病毒，只有实验室里才有。 如果证明了病毒是实验室泄漏的，那么病毒既可能是纯自然的（如萨斯病毒从实验室泄漏），也可能是人工合成的。换句话，即使证明了病毒是自然演化而来，那不等于就排除了实验室泄漏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病毒是纯自然的，那也有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 不难看出，无论是要得到哪一种证明都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需要中国方面做到信息透明。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也要做好如果中方不配合，又怎么办的下一步应对之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美国空军的C-17重型军用运输机，首度降落台湾的松山机场，引发热议。美国派C-17重型运输机抵台，除了运输的本业，传达出什么样的战略意义或弦外之音？ C-17重型运输机降落台湾原因 美国三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包含谭美（Tammy Duckworth, D-IL）、苏利文（Dan Sullivan, R-AK）及昆斯（Chris Coons, D-DE）组成的10人访问团，2021年6月6日搭乘编号HH55150的美国空军C-17重型运输机来台湾访问。该机从韩国乌山空军基地起飞，上午七时左右降落于台北松山机场。 这架C-17应隶属夏威夷国民警卫队第154联队，机长据传之前在美国在台协会（AIT）担任空军组组长，因此熟悉台湾方面的相关作业，避免不必要的沟通失误。 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在机场内的松山基地指挥部，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访团，双方就台美关系、区域安全等各项重要议题交换意见，随后参议员访问团十一时原机起飞离开。 美国为了谨慎起见，也有安排两架C-12军用运输机作为备援（申请降落台湾），以免C-17临时发生故障，但当然没有派上用场。 C-17作为行政专机时，可搭载VIP包厢，让政府官员或议员在机上仍能继续办公，或有较舒适隐私的空间。 C-17抵台为何中共无法抗议 美国官员或联邦参议员的外访行程，一般都乘坐C-40系列的行政专机，例如2020年8月访台的美前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Michael Azar II），搭乘C-40B行政专机。 但因为本次访台成员之一的谭美参议员需要搭乘轮椅移动，在行政专机的机门阶梯上下，明显有困难，其他方式（如由人员抱下机）则有失礼仪。所以搭乘C-17重型军用运输机，轮椅可由机尾门开启后的斜坡，庄重地上下飞机。 谭美参议员下机后，宣布与白宫讨论的成果，美国将提供台湾75万剂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作为美国援台疫苗的第一批，亦显示美国将台湾列为疫苗援助对象的第一顺位。 附带一提，潭美参议员在2004年，为美国伊利诺州陆军国民警卫队第106航空团B连连长、并以黑鹰直升机飞行员身份派驻伊拉克。当年11月12日，她在完成作战任务返航时，直升机座舱被伊拉克反美游击队的RPG火箭推进榴弹击中，爆炸威力让她失去了双腿，右臂也因严重受伤而失去部分功能，差点失血过多而死，所幸自救得当，撑到直升机飞回基地后，送机急救生还，但双腿截肢。 伤愈后她获得紫心勋章（Purple Heart）、空勤勋章（Air Medal）、 陆军表扬勋章（Army Commendation Medal），并继续在伊利诺州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负责退伍军人相关事务）， 2014 年作以中校军阶退役。 因此虽然在“理论上”只要美国军方的飞机降落台湾，就会引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强烈抗议美国违反其建交的三个公报与一个中国原则。但只要美军飞机的降落理由正当，中共通常也只会在事后进行口头抗议，然后不了了之。 除了本次C-17搭载行动不方便的参议员这个原因外，先前美国军机至少曾两度降落台湾，分别使用的理由为紧急避难与人道救援，简述如后： 1、2015年2015年4月1日下午，2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部队的F/A-18黄蜂式战斗攻击机，因为其中1架（编号404）发生机械故障（发动机油压装置损坏），申请紧急降落在台湾（因菲律宾吕宋岛机场没有完善的降落场，日本冲绳机场则太远），后经引导降落在中华民国空军台南基地，同机队另1架（编号410）F/A-18基于伴护原因，也申请降落。 美军派C-130运输机载运维修人员与零件抵台，F/A-18修复后于4月3日下午起飞，离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则在4月2日回应，就迫降未通知中方为由表示抗议和愤怒，并宣称要与美国交涉，但美国宣告此事件纯属意外，紧急降落是为了保障飞行员的人身安全之必要处置。 2、2009年8月6日至8月10日间，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南部，造成严重的灾情，被称为“八八风灾”，其中以位于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小林部落灭村事件最为严重，造成474人活埋。除了台湾各级政府与军方均投入救灾外，美国海军派出丹佛号两栖船坞登陆舰（LPD-9）开赴台湾南部附近水域，支援救灾作业。 美国海军的MH-60中型与MH-53E重型直升机自登陆舰上起飞后，载运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救援物资，在台湾高雄县三民乡民权村（现高雄市那玛夏区）降落。由于是人道救援任务，因此并没有引发中国抗议。 C-17大秀超低空飞行展优异性能 C-17虽然是重型运输机，但飞行性能却非常优秀！影片中一架C-17 “全球霸王III”运输机（Boeing C-17 Globemaster III Military transport aircraft）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市（Brisbane）中心低空通场，贴著摩天大楼飞行表演，庆祝昆士兰州文化艺术节，也展现优异的低空操控性能。 根据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官方介绍，当时C-17运输机的飞行高度仅为100m，并做了几个高难度的转弯动作。（这个节日由澳大利亚空军派出飞机表演助兴，是2006年开始的传统） C-17机身长53.04m，机高16.8m，翼展51.81m，最大起飞重量265.35吨。如使用推力反向器，可在915m长的简易跑道上降落。 C-17载满燃油后约188吨，最大起飞重量285.35吨（通常限制在前述265.35吨），可载约77.5吨物资或134名步兵（或102名伞兵）。使用四具推力180KN的F117-PW-100发动机，巡航时速830km/h，实用升限14000m，最大航程10390km。 C-17是全球第四大的军用运输机，仅次于六引擎的前苏联An-225、四引擎的An-124与美国的C-5。起飞重量超过100吨就可称为大型军用运输机，而C-17空重就有128吨！通常这么大的飞机，低空性能都不怎么样，甚至可能很笨拙……但C-17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当远程战略投送运输机，也可以当前线战术运输机，因此低空机动性能非常强。 所以C-17被称为“战略战术”运输机，这是指其具备战略运输机的运量与航程，可搭载M1A2战车等重装备，却有战术运输机短场起降、快速爬升等特性，也可省去转运的麻烦。 过往美军需要以战略运输机C-5把物资或军队运到大机场，再换C-141或C-130中小型战术运输机，将物资或装备转运到前线机场，调度上很麻烦。有了C-17之后，一架就能一条龙全包，因此很受欢迎，美国空军前后订购了223架，组成庞大机队。 C-17的自卫武装有热焰弹发射器，诱使红外线导引的地对空飞弹或空对空飞弹，误以为它是发动机热源从而偏离目标。 C-17还根据美国的实战经验，针对在低空或机场起降时，可能遭受“肩射防空飞弹”（Man-Portable Air-Defence System）袭击的情境，另外还有装设 大型飞机红外对抗器（LAIRCM），这是一种指向性红外线反制装置，能够发射高能雷射光，自动侦测与对抗肩射防空飞弹（多以红外线导引），以雷射的高热来迷惑飞弹的寻标器，整个过程驾驶员不需要介入，因此反应速度快。 本次来台的C-17，两种反制措施都有安装（反制装备并非标配，视任务性质才安装），显示美国仍对“最坏的情况”有所防备。 C-17降落台湾的战略意义 C-17具优异的运输能力，即除了运送伞兵或步兵，更重要的是能将M1A2战车或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HIMARS）发射车等重型武器直接空运，下飞机后几乎不需要什么整备，可立刻投入作战，本次C-17降落松山机场，在台湾民众眼前展示美国强大的紧急运输能力，在必要时运载装备至印太前线热点地区。 我国已经采购M1A2T战车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虽然理论上要数年才会运交完毕，但实际上台海一但有事，美军可以借由强大的战略运输能力，立刻将这些重型武器运抵台湾。 对于美军而言，台美军事合作中，很重要的战术执行层面的“操作共通性”（interoperation）协调，例如台湾机场的导引与进场等程序，虽然可以透过资料交流，但与实际操作当然可能有相当落差，借由本此现役的美国空军C-17降落松机，也能协助验证相关训练的成效。 此外解放军空军在6月1日，以大机群侵入马来西亚空域，其中包含运20运输机，展现共军的快速部署能力，此举引发美国太平洋空军（Pacific Air Forces）司令维巴赫（Kenneth Wilsbach）6月4日在国务院军事记者会，提出谴责，因此C-17降落台湾，并高调宣传，应也是向中共当局传达警告的意味。 （全文转自战略风格编辑部）
今年六四，在维园一片深重的黑暗之下，过去了。香港警察如临大敌，风声鹤唳，中共港共满身毛孔都竖起来，而六四，还是过去了。 香港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我们纪念一个日子，不只是用仪式，用物品，用嘴和手，更重要的是用脑，用心。我们一日活著，心与脑没有死，我们就可以纪念一个日子，这是暴虐的专制政权无法剥夺的。 每年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活动，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是香港“一国两制”的象征。有这个烛光之海，基本法“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就还有效，没有这个烛光之海，这个承诺就由中共自己背弃了。中共背弃自己的承诺已是家常便饭，没有维园烛光之海也就不奇怪了。 谁害怕历史？只有伤天害理的政权，欠下人民血债的政权才害怕历史，但中外历史上，有哪一个凶残的政权，到最后能逃避历史的清算?人民的记忆永远比政权长命，历史可能曲折，但历史的走向早已注定，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永远缺席。 中国发生六四，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不是为救中国，是为救中共；邓小平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不是为救中国，也是为救中共。没有改革开放，中共会灭亡，没有镇压六四，中共也会灭亡。 六四后，邓小平仍坚持经济改革，因为若因六四而中止改革，中共也会灭亡；但邓小平一开始打算进行的有限度政治改革，也就无疾而终。中共从此走向极度专制独裁之路，原想模仿新加坡，走开明专制的路，这条路也走不下去。 习近平上台时中共经济实力大增，政权通过高科技管控，社会笼罩在专政黑幕之下。中共的扩张政策，引致西方国家的反击，以致中共不断倒退，直退到文革，直退向自己的小兄弟朝鲜。中国的现实，就是一个放大的朝鲜，一个放大的人间地狱。 历史在六四大转弯，中国没有向好，只有向坏，中国向坏造成内外环境恶化，内外环境恶化又促使中共更坏，这是一个螺旋式下滑的恶性循环，一直往下往下，下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六四一役，把中国人原有的家国情怀﹑政治激情和正义感，都消耗掉了。政治精英纷纷出走，留下来的也被管控；大量知识分子选择服膺犬儒哲学，与专政统治者妥协，博取现实利益；更多的基层民众专心赚钱，竞争上位，钱多了就沉迷于物质狂欢。国家体制是否合理，社会是否公平，生活是否可持续，不再有人关心。一个人在遭遇厄运时才会反抗，但你长期对社会不公麻木，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只有自己去面对。社会反抗零星，社会就不断沦落下去。 六四时邓小平有言：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中共杀中国人好像杀蝼蚁一样，果然杀了二十万，不只得到二十年稳定。但稳定要看稳定在什么状态之下，稳定在社会和谐的状态，这种稳定可以持续，稳定在矛盾深潜﹑地雷遍地的状态之下，这种稳定只是假象。 六四三十二年过去了，中共已过了上升与下沉的分水岭，从2018年开始，中共由高峰处下滑，正以近乎自由落体速度往深渊冲下去。中共从没有处在如此恶劣的内外环境之中，更分明已失去应对环境压力的能力，这是中共噩梦的开始，只是如何爆煲﹑如何收拾﹑如何下场的问题了。 中共平反六四，等于催化自己的死亡。历史在六四时给过中共一次机会，历史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了。中国人虽失去家国情怀，失去历史责任感，失去正义感，但等到中国人都明白不反抗就没有活路时，还是会拼死一搏的。到那时，历史不会重复六四波澜壮阔的正义风潮，历史会以另一种形式来完结中共统治。 中国一定要经过一次彻底的翻覆，才能找到一条生路，中国人一定要死过才能翻生，这个过程将会很残酷，我们对此要有充份的心理准备。王岐山说要吃草，习近平说要“向死而生”，他们都看到自己的结局，中国人也会看到，香港人更早已看到。 到最后，为六四平反的不会是中共，是中国人。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减少忧虑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十年生育、十年聚养”之策，在六一前夕终于官宣放开“三孩”，被戏谑为“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会氛围中，民间舆论并不领情。 家庭教育投资：高投入低回报 从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开始，人口问题、人口政策问题一直在我的视野中。鉴于中国的现实，我认为鼓励三孩是中国政府无视国情而出的昏招、错招。在一孩政策废止之后，政府应该及时让政府控制的计划生育转型为家庭决策的社会节育，将生育决策权还给家庭。 养育孩子需要不失体面的居住条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对于正当育龄的80、90后，住房早就成了“六个荷包供养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质量不高还在其次，仅大学学费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更令中国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学也很难就业，即便是勉强就业，多数人的薪酬仅够生活开销。 中国青年一代总体上的无望状态，有两组数据可蠡测：一是中国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数据，中国人均年收入3万元，其中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点，正好与联合国2020年3月发布的一项调查表达的是同样内容：全球2.67亿青年处于“无工、无学、无培训”的“三无”状态。该报告称，全球青年失业率约为13.6%；全球4.29亿在岗青年中，有近5500万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占总人数13%；有7100万处于中等贫困状态，每天生活费低于3.2美元，占到总人数的17%。 中国的情况大概与这个报告相仿佛，就算在岗，应该也有不少处于勉强糊口状态。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躺平”——这个词已经被赋予社会反抗的意义。但不管用什么外铄金粉，核心要义就是低物欲、低消费，对应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来，哪怕一天工作12小时，身兼两职，也买不起房；不少人觉得，结婚供养家庭已是累赘，供养一个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个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气？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是社会中坚年龄层，他们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实是未来中国20年的命运。 生育决策权应该还给家庭的理由 前面说的，只是中国政府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不审时度势，无视中国一半人口根本无法承担生儿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而是生育这种家庭层面的事情，中国政府不应该越俎代庖，强行代替家庭做决策。一个家庭是否生育孩子，这个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资格的决策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清楚自己的经济条件能否承担生养、生养几个的育儿任务。 正当育龄的1980、1990这两代人，经历了中国教育产业化、就业维艰，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压头的“中国崛起时期”。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深知父母为自己拼尽了血本才供养他们读了大学，有的还由父母、祖父母资助买了房。 以下是国内有人计算的生育（养育）成本： 前几年就有人计算过，居住在二线城市，从怀孕到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要花98万元； 网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养仨娃，每年花掉300万》。这是希望孩子高起点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万，按年计算，几乎是每年5万。中国伴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随着高校扩招而来的，就是大学毕业生失业。这是从2003年就开始的中国故事。最开始，媒体还当回事报道，成为社会常态之后，重点就转移到海归回国低薪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虽然过度教育的结果是回报远远低于教育投资，但是随着就业的日益艰难，只要家长还有点能力，仍然会将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决策权理所当然应该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养育子女的辛苦与费用全由家庭承担，无论从社会伦理还是投资 — 回报逻辑来说，政府毫无理由决定一个家庭的生育计划。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旦生育权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资源，就会成为一些人用来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国家的教育系统，这时才是需要政府（国家力量）出场之时。 国家力量应该引导教育资源配置 大学文科教育毕业后就业艰难，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美国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曾于2020年，发布研究报告《市盈率溢价：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一种新方法》。研究发现，没有投资回报的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营利性院校。例如，51%的营利性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收入低于高中毕业生，这意味着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并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奖励。 这个报告其实高估了美国大学的投资回报。即使非营利性大学，其开设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诸凡美国左派热衷的各种理论，社会不需要，只能到政府与NGO就业。以我的熟人圈而论，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读书，毕业后很多处于就业艰难状态，或者是半薪就业，或者是在社区大学重新学一门实用的技术型课程。有位哥伦比亚大学批判性写作专业毕业的硕士生，最后选择这样的职业生涯：半年去英国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钻井工作，半年在家写作。他赖以谋生的工作与其专业毫无关系，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学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国在高等教育产业化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大跃进，不少本无大学资质的大专都被提升为大学，从而使中国大学教育更加劣质化。按照职业分层，一个国家本来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数就是有限的，这就是中国国内约700万外卖小哥当中，硕士以上学历者近7万的原因。对中国的家庭来说，花费高额投资培养一位硕士最后去送外卖，不管媒体如何从中寻找意义，这种学历、这种教育投资都不是送外卖需要的。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在教育系统挤水分，学习德国经验，在高中时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分流。职业高中的教育应该多元化，供选择的行业多。 最后对本文做个小结：政府（国家力量）不应该介入家庭生育决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决策权在于家庭。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质量，减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资源浪费；改善社会条件，着重于抑制房价，尽可能让社会上升管道畅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老大哥”为什么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 中国微博社群最近惊现“妇女随访员”：一张微博贴文的截图显示：“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区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请你们把最后一次月经日期发到私信里。”这只是一个试探信号，下一步，恐怕就是全副武装的“月经警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严加盘问、登记造册了。 “老大哥”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表明中国人口的急剧下降的问题已然十分严重。此前，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迟迟不敢公布，公布之后就连普通民众也指出各项数字移花接木、自相矛盾。习近平时代中共技术官僚的政治化和奴才化，使其造假的能力大幅退化，各项灌水数据只能哄骗习近平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穿的半文盲皇帝。 过去四十多年，中共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据西方媒体报道，截止到二零一三年，中国总计实施了三点三亿次堕胎手术，一点九六亿次绝育手术。庞大的计生委使用各种野蛮手段，诸如围追堵截、强制引产、结扎等，对被迫堕胎、引产的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揭露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真相，却遭受举国之力的打压，成为“国家的敌人”。 在此期间，中国广大乡村常见各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血腥残忍的宣传口号，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但近年来，当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声嘶力竭地鼓励生育。田间地头，原先的标语被覆盖上新的大红字体，与先前的南辕北辙，却同样杀气腾腾：“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授精”。 我曾戏称习近平为“习奥塞斯库”，因为专横、愚蠢、粗鄙的习近平，宛若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转世灵童”。“月经员警”是齐奥塞斯库的发明，习近平的“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只是东施效颦。英国历史学家雷根在《愚昧改变历史》一书记载，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呈负增长趋势。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悍然颁布“七七零法令”。该法令规定，生育孩子是“高贵而杰出的任务”，是爱国主义的完美诠释，每个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性都应该为祖国生下至少五个孩子，国家对生育超过法定数量的妇女公开表彰。 反之，罗马尼亚当局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对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妇作出强行惩罚，后来发展到对所有“无子女人员”每月从工资中强行扣除一种名为“社会抚养费”的特殊税金。与之配套，政府实施禁止堕胎、禁止节育、禁止离婚的政策，派遣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严厉打击、处罚监禁。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员警”。 习近平不遗馀力地学习毛泽东、希特勒、齐奥塞斯库，以为“人多力量大”是绝对真理，而只要控制了女性的月经就可促进人口的增长。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做出好的表率，得赶紧充实后宫，制造出一长串“共产主义接班人”来。 “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这种新职业的出现，说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丁点私人生活领域的隐私与自由即将被党国收走。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在《论小丑》一书中的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国丝毫不差：“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著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连腹诽也会被定罪的国家，与地狱有什么差别？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超越了欧威尔在一九四零年代的想像——如果欧威尔生活在今天，重写提笔反乌托邦和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必定会发现中国的有关素材满坑满谷，无需发挥想像力，只要如是写来，就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还要精彩。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也超越今天的观察家们的想像——在东突厥斯坦，目不转睛地盯著一千两百万维吾尔人的一举一动的，不单单是“老大哥”的眼睛，更是无所不在的摄像头。 摄像头很快升级换代，不仅可以记录，更可以分析、归类：一名中国软件工程师接受匿名西方媒体采访时披露，在新疆的数间警察局，安装了使用人工智慧和脸部辨识技术来侦测情绪状态的监视系统，并对维吾尔人进行测试。他说：“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人作为测试对象，进行不同实验，就像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一样。……我们将情绪侦测摄影机安装在距离测试对象三公尺的地方。类似测谎器，但使用更先进技术。” 员警和技术人员让受试者坐在“约束椅”上，手脚都被金属装置固定住，然后由人口智慧系统侦测和分析接受测试者的皮肤毛孔和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最后，软体会产出一张圆饼图，分析测试对象的状态，红色部分代表负面或焦虑情绪——这种人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列入严格管控的黑名单。该软件工程师指出，这套软体是用来“在没有可信证据下（对受试者）进行预判”。可见，科学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若掌握在极权政府手中，使其如虎添翼，当然就是助纣为虐。 在中国，腹诽是罪，沉默也是罪，因为腹诽和沉默是必然呈现为某种不服从的面部表情。鲁迅说，“白眼看鸡虫”，“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些都是负面情绪和负面表情。在习近平治下，你不能有任何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能有任何反动的思想与消极的情绪。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只能保持忠党爱国、乖乖如韭菜般疯狂生长、再等待锋利的镰刀来快快收割的“正能量”，而不能有韭菜也要争取韭菜的“平躺权”之胡思乱想——此类胡思乱想乃是危害党国安全的“负能量”。 处于种族灭绝的绝境中的维吾尔人的命运，不为很多暂时坐稳了奴隶状态的汉人所知晓。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酒足饭饱之馀，有闲暇关心国际事务，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和战乱地区充满无限同情。维族流亡知识分子伊利夏提感叹说：“很多中国人觉得巴勒斯坦人不幸、叙利亚人不幸、阿富汗人不幸，总以为他们的国家战乱不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中国人不知道是，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阿富汗人有迁徙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有互联网、有畅通的资讯、联络管道，远在天涯海角还能知道家乡亲人安危，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却被殖民中国政府残酷剥夺了这一在战乱中挣扎的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最基本人权——亲情知情权。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活著，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哪儿？已经四年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三个妹妹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著？更不知道三个妹妹的丈夫、儿女在哪儿？是否还活著？”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维族人的今天，将是汉族韭菜的明天。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日本载送124万剂AZ疫苗的专机6月4日抵达台湾，那一刻感动很多人，一来台湾疫情爆发，这些疫苗就像缺水时的及时雨，二来，如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泉裕泰提到的，“十年前台湾曾为日本(海啸)伸出援手，虽‘世上无完美的报恩’（应是取自日本《白鹤报恩》的故事），但这次行动就像台湾当年帮助日本一样。”尽管背后不能说没有美日台现势推力，却也无法抹灭背后两地相互反馈的人味。 就在日本疫苗专机抵台的同一天，美国也有100万剂强生疫苗送到韩国，这是美国8千万疫苗捐赠计划出货的第一批。韩国原定今年11月藉疫苗接种达到群体免疫，却因全球疫苗短缺出现变数，5月底，至少完成第一剂接种人数才勉强达到人口的11%，当时韩国曾公开向美国求援，希望“预借”美国现有存量疫苗，美国今天则是履行诺言，且提高到100万剂。 要说国际现势，美韩之间就更有“疫苗外交”的味道。因为除了韩国已取得美国莫德纳疫苗代工制造合约，再获得强生100万剂现货挹注，美方也在5月底两国元首峰会后，带回韩国四大财阀总计44兆韩元的赴美投资计划，当然，来自韩国这般惠利，除了供给疫苗外，美国也允诺松绑韩国的飞弹射程，大举提振韩国的国防力量。 “疫苗政治”另有，5月中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疫苗共享，两周不到，就有报导指出包含莫德纳、辉瑞、强生在内的美国疫苗库存已相继送往巴西、秘鲁和乌拉圭等中南美洲国家，近日再正式宣布广及全球的8千万疫苗捐赠计划，而这当然和中国积极展开的疫苗外交战有直接关系。自从3月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要在联合国发起“公平获得新冠疫苗全球运动”，总部位在纽约的联合国大楼就仿佛成了疫苗情报中心，各国都在打探疫苗供货消息，而当中最积极展现影响力的非中国莫属，说是公平获得，中美各自结盟站队的氛围仍相当显著。 美韩之间有正式军事合作，疫苗一跃成为各国竞相争取的战略物资，则美国当然会在疫苗一事上支持韩国，这也是为什么美方送出的疫苗都是指名给韩国军队使用，并且是以军机运达。 再者，又即便不若韩国，能以军事合作先行取得疫苗资助，当下联合国无论大大小小会员国，也都有机会透过至少部长级的会议，去发声表达自己国内的需求。过程中，还曾意外爆出南非竟然用了其他富裕国家两倍的价钱才买到印度产的AZ疫苗。然后，这个国家嫌疫苗太贵、那个国家抱怨有钱国家囤积太多，再有国家呼吁不要因为利益交换出现类似当年的粮食饥荒恶化问题，接著，不只中美藉疫苗拉帮结派，还有欧盟说要根据脱欧协议，限制出口疫苗到北爱，于是惹怒英国，大骂欧盟根本就是黑手党。很快地，有人跳出来说要抵制西方中心论，而骂“疫苗民族主义”最大声的，就是批评日本送台湾AZ疫苗、说台湾只能用中国疫苗的中国。 联合国争抢疫苗的丛林法则，台湾好像没有卷入，但当过去大半年各国纷纷投入疫苗争夺战时，台湾确实吃了不少缺稀国际舞台发声的亏，尤有甚者，在屡屡“被中国代言”下，所谓中国正“帮助台湾同胞尽快应对疫情，愿意提供被WHO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的大陆疫苗”这等“以疫谋统”，在很多场域实则又更积极推动著。 再回头看日本送来疫苗，台湾人为什么需要这么激动？背后不也有因为无法亲身于国际舞台自我伸张正义，却靠著和他国多年“交陪”（无论民间还是官方），而在关键时刻获致无偿回报的欣慰，因为光赖当下大国疫苗政治，很清楚并无法出现今天的画面。日本疫苗专机抵台，与其说具有政治上的戏剧化效果，不如说这当中更存在了悠悠的人性。偏偏，气得牙痒痒又口口声声说两岸血浓于水的中共党人，永远不懂台湾人看到嘴里叼著疫苗罐的那只白鹤是什么心情。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两党三名参议员乘搭C-17军机抵台湾，宣布捐助75万剂疫苗；虽然在数字上或速度上，都比不起日前日本紧急把124万剂阿斯利康（AstraZeneca）疫苗运抵台湾；然而外界的重点，当然是美国派军机直接降落台北的松山机场，足证美国对台关系升级，或引致中国如何回应的忧虑。 去年8月31日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论，声称如果有美国军机在台湾境内直接降落，台海战争就此打响；然而中国外交部要事隔一日，才发表了“坚决反对”以及“严正交涉”，虽然指控美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但仍要求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比起以往的战狼外交与直接叫阵，可谓非常温文尔雅。 相较起中国外交部的慎重反应，中国小粉红网民就激动得多了，不但质疑为何“践踏了底线”、要求“把飞机打下来”或“直接上弹打下来”、“难道底线又改了？”，甚至愤怒地指控“哪里还有底线？连底裤都被人撕了”；这正是中共以往透过“战狼外交”，以至官媒口头勇武的做法，鼓动自己人民的国族主义，最终造成了反效果；面对小国或者弱国，中共的“战狼外交”当然可以吓止别人，可是面对比中国更强大，在军事上完全不害怕中共的美国时，“军机外交”足以令“战狼外交”破局，反为令人质疑“战狼”只是“纸老虎”，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对比起美国与日本的雪中送炭，中共早前不断针对台湾落井下石，以至官媒的抹黑的唱衰言行，当然只会令两岸关系继续恶化下去；“战狼外交”除了硬，就只有更硬，其根本的最大问题，就是当不断持续的文攻武吓，只会令人习惯而麻木，而且失去任何以软手法解决问题的弹性。 由早前美日澳印四方联盟成形，日本与美国更先后表示，要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防务，显示中共的外交状况不断恶化，几乎每线都有敌人，而且敌人已经联手；即使“传统智慧”的远交近攻，其“远方友人”如欧盟各国，也因为新疆问题的互相制裁，甚至令已通过的《中欧投资协定》胎死腹中。中方在欧洲的友人，只馀下最坚定的匈牙利威权政府，成功帮助中共一再否决对中国有关的声明，例如对香港问题的声明。 亲中的匈牙利政府或者换取了资源，却动摇了自己的管治──例如最近上海复旦大学，在匈牙利首都建分校的计划，引来匈牙利人民的愤怒，以至卖国的指控。上周六（6月5日）数千市民上街抗议，其市政府更把校址附近的道路，改名为“达赖喇嘛道”、“光复香港道”、“维吾尔烈士径”、“谢仕光主教道”等抗议，令匈牙利政府似有软化迹象，其总理府部长古亚什.盖尔盖伊（Gergely Gulyás）更于周日晚接受访问表示，计划仍未纳入规划，将把建校交由首都市民公投决定，显示近年中共“进取”的外交攻势，往往带来反效果。 因此当各国联手，以美国与欧盟等“硬起来”，“战狼外交”一旦沦为“纸老虎外交”，则只会更严重破坏中国的外交部署，甚至令原本的计划，都纷纷流产破局，可谓因小失大。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年轻人开始重读《毛泽东选集》是近年趋势。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纪录中，毛选借阅次数自2017年来都在榜上名列前茅；2019年与去年，更是连续两年排名第一。自由亚洲电台进一步访问多名教授与学生，后者认为，真正对毛泽东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很少，超过9成的人是为了学分。 我并不太认同超过9成的人是为了学分。有些学生是为了学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是为了政治考试，更多是考新时代的习近平理论。中共一向主张“厚今薄古”，从最近新编的《中共简史》习近平就占了四分之一篇幅可知。青年学生只要把毛选读一下，对照习近平的讲话，就会感觉明显的对比：第一，毛选里有许多他们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不像习近平翻来覆去讲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第二，毛选内容有更多的经典，文字也风趣许多，习近平的东西平不知趣，味如嚼蜡。 毛泽东有中国文化底子，引经据典都是经过消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习近平小学程度，不懂古文，演讲与文章内容都是幕僚代写的，他事先连看都不看，所以才有把“宽农”读作“宽衣”的笑话。他把读讲稿当作是插队落户小组政治学习时读《人民日报》社论那样，拿起来就可以读。因为不是自己写的稿，就缺乏感情，无从风趣与幽默，只能照字读经，乃至读错或者读不出来。 去年9月，习近平在“抗击武汉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强调中国战胜武肺决心，却突然讲出“全国人民要为热干面加油”。在读到“热干面”时，一时停住。因为他没有防疫的亲身感受，不晓得为何要为热干面加油，幕僚想为习近平塑造“亲民”形象因此破功。同样类似情况出现在今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发表谈话，并称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他在讲话过程中，突然停顿3秒时间，才皱眉头脱口“撒胡椒面”，搞得人家摸不着头脑。 中共建党100年，毛泽东从开始到翘辫子历经55年，其中有41年他几乎可以掌控整个党。习近平才上台不到10年，就要表示他比毛泽东还伟大，霸占四分之一的篇幅，可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中共宣传100年，只会让年轻人更多去看毛选而不屑习近平。 然而，现在的毛选基本上只有四卷，也就是从1921年到1949年中共建国。毛泽东原始文章与讲话编入毛选时进行过美化，还好当年这些文章或讲话还有原始的版本，可以找到哪些动过手脚。例如，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的发言《论新阶段》，收进毛选时改了题目，内容也改了许多，包括删掉了歌颂“蒋委员长”的内容，借以证明王明是投降主义，他才是正确路线。 毛泽东去世后，继任的华国锋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傻乎乎地出版了毛选第五卷，还扬言要出版第六卷。第五卷是1949年到1957年反右，里面有许多毛泽东的极左言论，例如对许多政治运动的指示，包括后来被平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按语。为了掩饰毛泽东的这些罪行，第五卷很快停止出版，现在在中国的图书馆里能否轻易借到我不知道。还好第六卷没有出版，否则那些大跃进与感谢日本皇军的荒唐言论都要出笼，让现在的年轻人见识一下。 纪念中共百年，不如出版毛泽东全集更加实际，让毛泽东从早年的建立湖南国到死前说邓小平“靠不住啊”，重见天日。至于忠诚的废物为习近平写的讲稿，且不说没有毛泽东的文采与国学底子，连习近平都懒得看，那不如丢进垃圾堆来回收，还环保一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在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并且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粗略估算，达到了每天几百万人的规模，光是北京每天就有超过百万人的规模。游行抗议的群众秩序良好，没有打砸抢；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也没有重大交通事故。这展现了中国人良好的素质，也展现了全民一致反腐败、要民主的决心。 中共内部也有大批官员同情学生和群众的诉求，反对镇压群众运动。最高层有胡耀邦、赵紫阳和一批高级将领，最基层包括大部分普通党员和干部。我在电视上粗略地统计，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外，几乎所有中共机关都打着横幅参加了游行的队伍。可以说，党心、民心都站在了发起运动的学生们一边，包括被港台媒体批判的所谓红二代，更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急先锋。 事后，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笑话。在干部子弟云集的保利大厦内，有一位马屁精看时机来了，在楼道里大喊：镇压得好，镇压得好。几个愤怒的群众拿衣服把他的头一蒙，就说要把他从楼上窗户里扔下去。吓得他哭喊着说：我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你们别当真。 还有一个笑话更传神。复兴门外有几座高干楼，其中有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抱着孙子在窗户口，大声对着正在开枪镇压人民的军队喊道：打得好，打得好。结果听不清楚的军人以为她在喊反动口号，顺手一枪打在了小孩的身上，留下了终生残疾。这之后，全楼的老干部包括看门大爷，碰到她都会认真地说：打得好，打得好。 您以为是笑话吧？但这都是真实的故事。这说明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管什么身份，都是站在学生和支持学生的群众一边，少数神经不正常的人就是群众的一个笑话。有人会说，你那都是听来的，不算数，要证据知道吗？那我就说说，我直接遇到的。 当时，我所在的劳改队的电视只转播新闻联播，之后就是一段枪毙造反的劳改犯的镜头，以便震慑所有劳改犯。但六四那段时间，大家都关心广场上的形势。就有几个年轻的警察拿着麻袋和木棍，找到管理转播器的家伙问他：今天还关转播器吗？吓得他说：那是领导的规定，不关我的事，现在我把门锁上，钥匙扔到房顶上了。大家才放过他。这以后一直到七月份，我们可以整天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了。 和我一起整天看电视的老警察，看到广场喇叭大声宣布说：请大家放心，人民的军队不会对人民开枪的。老警察和我一起跺着脚说：太傻了，共产党一定会开枪，怎么没人告诉这帮毛都没长齐的傻学生呢？说这话的前提是：学生们反腐败、要民主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按照共产党的规律是一定会开枪镇压。说明连这些挑选看管我这个反革命的老党员们，内心也是站在学生和市民的一边。 1989年这场运动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广泛，赢得了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同，是因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两届中国共产党倒行逆施，已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包括共产党内的大多数人也认同要民主、反腐败的诉求。这场运动就是中国社会走向何方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一个选择继续专制独裁，还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关头。 邓小平集团靠残酷屠杀镇压了运动，导致独裁专制又延续了几十年。现在人民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新的选择即将来临。八九六四的民主运动，给新的选择打下了深厚的人心和舆论的基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