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已撤销逾17.5万件签证
2026 年 8 月 12 日
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前，500多名警察以《国安法》之名大举搜查壹传媒总部暨《苹果日报》报社、拘捕五名高层，就连写社论的化名主笔都遭拘禁。英国BBC访问了一位在《港?》的陈先生说，他最切身的感受是恐惧，“这次是连采访资料也不放过，我并不介意你翻查我们的电脑，我们做的是正当采访，香港本应是有新闻自由的，但你这样不问自取，其实只是想制造白色恐惴，大家都很担心不知你想怎么样。” 编采同事人人自危，于是《苹果日报》容许员工无需按合约要求，可以选择即日离职。陈先生也是选择辞职的一员，“你会担心可能翌日清晨六点，就会有国安人员上门叫你协助调查，每天也在恐惧和白色恐怖之中，但每个人对那种恐惧的接受程度不一样，《苹果》的员工已尽最大努力守护新闻自由，撑多几天，也不见得对公司、对新闻自由有所改变。” 有人自请离职，但也有人选择坚守到最后一刻。香港《端传媒》访问了选择留守至最后一刻的医疗组资深记者李青璇，她一度担心：“我回来这间公司，会否真的是回到犯罪现场？”但还是回到报社，“我知道有些同事也回来了，若警察真的再进来，总要有个见证人吧。”另一位才在《港?》工作的七个月郑子聪说，“我很本能地想陪同事、陪公司到最后。那个最后是，除了工作，也想跟他们互相扶持。” 《港?》的行政总裁、营运总裁、总编辑、副社长及执行总编辑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中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遭拘捕，但目前所公布的“证据”里，全是公开发表的一百多篇报导、评论和社评，没有任何一条实质“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的罪证。换言之，港府及共产党已经完全不管新闻产制过程，完全以言论论罪；而以其不断移动的红线标准，未来别说是鼓吹港独、呼吁国外正视香港现况，制裁港府的言论将涉罪，就连两面俱陈的报导、善意劝诫提醒的言论，都可能被入罪。要说这是香港新闻自由的末日，一点都不为过。 身为新闻同业，我们完全可以切身地体会当在产制新闻与评论时，必须面对一条不确定的红线，忧惧可能的刑罚，于是必须字斟句酌文章用字轻重的那种自我审查之恶；其对于新闻自由的戕害，实在难以名状。但新闻自由一向不是共产党与现在的港府所在意的，他们此刻加诸于香港《苹果日报》身上的，其实是要让所有香港人都感到恐惧，不但要让这种恐惧在香港其他的媒体之间蔓延，也要让香港人忘掉他们所曾经拥有的法治与自由，最后终成为一个与中国内地一模一样的城市。 一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是会以“如果当初不要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变成这样”来看待香港去过去两年来的巨变。这些说法包括：如果当初让《送中条例》过关，就不会有后来的《国安法》；如果当初坚持和理非，共产党或许不会全面收紧对香港的管制。这种自我检讨的说法，这是共产党想塑造给香港社会的，但却完全无助于理解香港的现况与香港问题的本质。 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是天经地义，香港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共产党根本彻底地违背了它就香港问题对于全世界的承诺，导致香港成为中国政府自己政策下的牺牲品。如前美国政府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所言，香港问题反映的是中国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最终影响了美国（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判断，也反映了共产党自己内心的恐惧。 暴政之下，最怕人民还怀抱希望。最后一夜的《苹果》，香港人蜂拥排队购买《苹果日报》，正代表香港人心不死。26年的《苹果日报》在香港关上他们最后一盏灯，但《苹果》掉下来，还会长出更多的苹果，香港人还在努力地与这个暴政比气长。 （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31日主持政治局对外宣传集体学习时讲了一段话，立刻成为网路热门消息：中国要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并强调要在对外宣传中注重基调，“谦逊谦和”——一般解读均为：战狼的恶形恶相太惹人厌恨，于是准备扮和善状，至于和善如兔或如维尼熊，评论者各有说法。还有评论者干脆认为大外宣荒唐可笑，完全失败，这显然是低估了中共经年累月花费钜资打造的大外宣系统。 大外宣有正规军与地下战线 形同战狼般张牙舞爪，以咬人为务，那是中国外宣正规军们（新华社、《人民日报》、国际广播电台等）从疫情以来的文宣风格，中国古话说，有理不在声高。因为这个被WHO定名为COVID-19的病毒，最开始发源于武汉，被疑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所致。因为祸延世界，感染了1.74亿人口，导致375万人死亡（5月17日资料），这祸惹得太大，就只好用高音喇叭大声喊叫，希望盖过其它声浪。 这样的战狼式外宣与外交当然令人憎恶，也容易被抵制，比如《中国日报》这张英文外宣旗舰在美国被列为外国代理人。但如果因此就认为中共大外宣从整体上失败，那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大外宣还有一条遍布世界的地下战线。在2009年中共正式公开大外宣计画以前，“外宣工作本土化”战略已经推行了6年整。这一战略说白了，就是利用外国人、外国媒体在其国家帮助中国做大外宣工作，这种隐蔽的地下成员比使用正规军更方便，而且更容易取信于受众。 2009年，其实只是中国政府正式宣告大外宣计画实施而已，此前，中国早就开始在全球华文媒体与拉美、非洲等国实施大外宣刊物本土化策略。但2009年是中国将大外宣重点转移至英文世界的重要转捩点，早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政府便开始部署一项耗资450亿人民币的“大外宣”战略，推动中国官媒向国际扩张，加强它在全球媒体中的存在与影响力。 大外宣分两条战线推行，世界各国设立新闻机构来扩大其影响范围。其中，中国环球电视台（CGTN）在非洲、美国、伦敦设立总部；到2017年，CCTV的中、英、法、西、俄、阿和英语纪录等7个国际频道，已进入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但这些都是正规军的宣传主力，声音很大，效果不彰，因为资讯的输出不等于资讯被接受。因此，中共最厉害的外宣杀招是“外宣媒体本土化策略”的地下友军网路。我在研究大外宣的专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第二章“中国大外宣的本土化战略”当中，详尽介绍过其发展历史。（该书2019年3月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 利用地下友军做宣传，讲好“中国故事”，有“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之效，对受众影响大而且不易察觉。除了中国外宣正规军团用各国语言出版媒体之外，其策略主要是三点：一是与世界各国本土有影响力的媒体合作，这些合作包括交换版面（实则是购买）；二是邀请目标国记者编辑到中国参观学习进修，视该国经济水准为其提供较本国优渥的生活费与补贴，让他们用本国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报导中国；三是为目标国媒体更新媒体设备，对方会投桃报李，心照不宣地用媒体采访的形式报导中国故事或当地中国驻外企业对该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等等。 2020年7月，国际记者联盟（IFJ）发布了题为《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的全球调查报告，揭示了中国近10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国际媒体及记者的影响，借此讲述“中国故事”，影响外国社会公众对中国的观感。比如说，世界各国记者联合会有三分之一报告说，有中国的机构找到他们跟他们签定备忘录。有一半接受我们调查的记者机构说，他们国家的记者获得到中共赠予的免费旅游的机会。 大外宣成功培养了一批隐形喉舌记者 办英文媒体更需要以英语为母语的记者。新华社于2009年7月1日开通英文电视新闻，此前中国就推出了几种面向外国读者的英文报纸，例如《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News CHINA》。2009年2月末，《中国日报》北美版及在华盛顿等地设立记者站，招聘英文记者，应者如云。中共环球电视网（CGTN）提供了具吸引力的选择：领取优渥的薪酬。一位元西方资深记者描述了同行竞争中国外宣媒体职位的“盛况”，“在位于伦敦西部奇西克地区那设备先进的CGTN——前身为中国国营广播机构央视国际，负责招聘的小组在翻阅简历的时候面临一个令人羡慕的难题：太多求职者了，只有90个‘以中国观点来报导新闻’的空缺，申请的人数却几乎有6000之多。光是阅读申请书这一简单工作也会需时接近两个月。” 在全球新闻界，过去十年（2008—2017年）已被定义为传统媒体衰落的十年，由于互联网的兴起，社交媒体等新传媒的出现，以生产严肃新闻为主的传统媒体陷入生存困境，当西方媒体因为互联网资讯与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被迫“瘦身”之时，中国对各语种编辑记者的需要为一些记者提供了看起来不错的就业机会。中国外宣媒体优渥的薪酬，足以让西方媒体记者“忘记”他们从小接受的理念。我在《红色渗透》一书第二章中专列一节“重金吸引‘洋雇用军团’加盟大外宣”。 本文的重点不是讲这些人加入大外宣队伍时，工作中接受宣传高于真相这种中共宣传准则，而是有这种工作经历的人重回西方媒体业后的影响。今年4月21日，美国《国家脉搏》（National Pulse）发文指出，《纽约时报》好几位员工曾为中共宣传机构工作，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摄影部主任约拿‧凯塞尔（Jonah Kessel）；《纽约时报》现任编辑兼设计师迪亚穆德‧麦克德莫特（Diarmuid McDermott）；以及欧洲文化记者亚历克斯‧马歇尔（Alex Marshall）等等。凯塞尔曾在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期间，担任《中国日报》创意总监。他在Twitter上发帖称，为中共工作有时也有“好处”。他还提到，他当时对开始这个角色感到“兴奋”，其中包括“重新设计”中共的“宣传武器”。他在几篇帖子中透露，自己“在为”中共官方媒体“工作”并“收取报酬”。据麦克德莫特的LinkedIn个人资料和个人网站资讯显示，他曾在《中国日报》担任编辑和设计师。从2012年11月到2020年11月，在香港工作了8年。他去年在《纽约时报》担任同样的职务，现在仍驻香港。 投入重金购买美媒软文，对美国人悄悄洗脑 2020年6月美国司法部发布的一份档显示，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来，便向美国媒体支付1900多万美元印刷费和广告费，其中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用超过1100万美元。今年4月12日，美国智库詹姆士城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中国简讯》刊文指出，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努力扩大其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以便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多“话语权”（discourse power）。该文作者约翰·多森（John Dotson）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在《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美国主要报纸上放付费插页“广告”。如新华社通常使用“中国观察”（China Watch）、“中国焦点”（China Focus）为标签进行广告宣传。这些插页中的文章乍一看就像主报的提供新闻和社论，实际上却是在为中共做大外宣，购买这些广告插页需要大量费用。 文章指出，中共党媒利用著名英文期刊的可信度，旨在“讲好中国（中共）故事”。事实上，这些插页广告上都有免责声明，但往往都是小字体的，所以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些文章通常打著“中国观察”或“中国焦点”的标签，实际上是中共机构准备好的宣传内容。增页也会被标注为“付费广告性质出版物”。不过这些文章看起来就像是主报提供的新闻和社论。 给外国人洗脑：正规军不如地下战线 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在平日所起的洗脑作用、在关键时刻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中共大外宣正规军无法企及的。今年5月，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FJ）发布一份新报告，揭露北京捆绑“疫苗外交”重塑世界媒体格局。报告举例自从菲律宾的总统通讯办公室与中国官媒签署合作备忘录后，多位元菲律宾记者开始在中国受训。有一名菲律宾记者透露，他观察到其他记者撰写报导时，往往会融入新华社或其它中国官媒的观点。通过这类手法，中国把这些对外宣传工作和“疫苗外交”捆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专案中，以确保受惠国在联合国会议等场合支持中共、赞扬中共。 媒体在美国号称“第四权力”，亚洲国家对《纽约时报》几乎到了膜拜的程度，如今成了中国在美的利益代言人与极左先锋，并为本国出资的政治派别利益代言。这种社会公器的堕落，意味著媒体不再是第四权力，而是依附于政治、经济权力的附庸。 以上分析，可以让人们了解，中国大外宣花费钜资，充分彰显了通过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一“中国模式”获利的中共政权，通过利益牵引腐蚀西方社会养成了一套成熟的技巧，几乎攻无不克。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原出处）
今日这篇文章，竟不知从何落笔。哀叹没有意义，互相鼓励的话也说尽了，形势如何大家心照，如何处身各有选择，那么还有什么好说？ 我想起和壹传媒有限来往的一些旧事，在此与各位分享。 黎智英创办《壹周刊》时，我看了第一期，就和一位前辈说，《壹周刊》掂！前辈是新闻界老行尊，那时他已从旧机构退休，《壹周刊》开档，他被请去专门处理读者来信。 前辈满脑子传统报刊的经验，对我的看法颇不以为然。我并没有特别高超的判断力，但整本杂志从头到尾看下去，几乎每一页都给我新鲜感，内容吸引，文字爽朗，永不拖泥慸水，插图和设计也都别竖一帜。我想既然我一看就喜欢，别人也一样，那杂志一定可以生存。 创办初期，因为服膺市场化，打破旧规则，创办狗仔队，更白日宣淫，有些新闻手法很出位，因此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黎智英是一个传媒“坏孩子”，拿著一枝大棒冲进传统媒体大殿，一轮乱棍扫去，打得里面的旧摆设碎片乱飞。 其间甚至发生“制造新闻”的丑闻，争吵一轮后，《壹周刊》公开道歉了事。 要在百年旧传媒中杀开一条血路，只有不按牌理出牌，志在吸引公众眼球，先冲得进去，把旧殿堂打得稀哩哗啦，然后再来收拾残局。 《壹周刊》成功后，黎智英再接再励创办《苹果日报》，并聘请董桥睇档。董桥何等人也，竟愿意报效一家市场导相﹑没有底线的新媒体？当时文化界前辈戴天和我说，黎智英是请董桥去开一间精品店。 戴天的比喻很有趣，《苹果日报》当时就像一间大的超市，什么都卖，在超市里辟一角落，卖一高档消费品，顺便把高消费人群也拉拢进来。由那时开始，苹果日报便站稳脚跟。 从苹果创刊起，我几乎每天都浏览，找自己喜欢的内容来看。苹果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她永远不闷，永远趣味盎然，即使没趣味的内容，他也要把他写得有趣味。还有，他一直强调独家新闻，用自己的记者去挖掘政圈商圈文化圈种种隐秘之事，保障读者的知情权，他们做独家一视同仁，不避社会关系，总之你有事情瞒著别人，这件事又是大家有兴趣知道的，苹果就要把它公诸于众。 苹果创办多年，我都没有给他们写稿，直至文革四十周年，我作了一次整体回顾，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长文，标题为“四十年来家国”，寄给董桥先生。董桥初时回复我，说他们没有适当版面，要看编辑是否接受。结果过几天，苹果拨出大半个版面，把我那篇文章全文一次刊完。当时有一些文化界朋友读了，都还觉得对他们认识文革有点帮助。 后来有一次，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为我们重印的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序，我正愁没地方发表，有一晚在港大龙应台沙龙上碰到董桥，我提起余英时的新作，董桥想都不想就说：余教授的文章多长我们都要！过几天，余教授的宏文在苹果日报用两大版的形式一次过刊完。 如果苹果只是一份以低级趣味取悦读者的报纸，怎么可能一口气发表一篇历史学家严肃题材的长文？由此可见，黎智英办苹果，绝不只是赚钱那么简单，他有自己的政治与文化抱负。 直到占中运动前，我才开始用笔名“顾鸿飞”投稿给李怡。我和李怡认识，但我不想他看熟人面子登我的稿，因此用笔名。直到一段时间后，李怡大概从我收稿费的户口英文名拼出我的姓名来，这才打电话和我联络，鼓励我多写。 我于2018年回加拿大定居，直至2019年反送中运动起，我才又重拾时事评论的笔，又给苹果论坛版投稿。当时论坛版已有不少固定作者，剩馀的版面很有限，有时一篇文章要压一两个星期才刊出，失去时间性。 恰好那时中文大学出版社希望为我的长篇小说《血雨华年》做宣传，希望我开一个脸书专页，我当然责无旁贷，于是就在脸书上每日写时事评论。 去年四月间，有一天黎智英突然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专栏。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曾想合作出版他的书，可惜不了了之。我在不同报刊写专栏写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报纸老板亲自约稿，不料黎智英纡尊降贵亲自打电话约稿，我这才明白他成功的原因就是事事亲力亲为。 专栏每周两篇，他和我商量见报的日期，又闲聊一阵，就此开始与苹果的合作。我长期看苹果，原有专栏作家很多都是我心仪的作家，蔡澜李碧华是天地图书的作者，陶杰﹑蒋芸和沈西城也是老相识，高慧然也是我的作者，左丁山每日必读，他的资讯都是我不知道的，此外林夕的尖锐，冯睎干的学问，李纯恩的俏皮，还有其他几位的识见和学问，都令我钦佩，因此就像进入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的社会生活面不如各位的广，常为题材伤脑筋，不过总是想把文章写得有意思也有趣味，免得拖低整个专栏版的平均质素。 又过了几个月，张剑虹先生写短讯向我约稿，希望我帮手写社论。先是每周一篇，后来增加到两篇，我初时有点战战兢兢，因此前未写过社论，张先生鼓励我，让我大胆写，此后慢慢上手，也摸到一些窍门。我的社论和专栏都得到编辑的尊重，从来一字不改，有时一点小小的疑问都要写短讯来问，有事情联络张剑虹先生，他都是即时办理回复，真是合作无间。 我很庆幸自己在退休之年还能为香港人服务，这都要拜苹果日报之所赐。我在苹果日报最后这一年时间内，和他们并肩打过一些美好的仗，因此深感荣幸，让我选择再来一次，我仍旧会视他们为亲密的战友。 人生有顺逆，这几天每日心情都不好，为苹果日报不值，为香港不值。但形势如此，人力难以挽回，我们只好接受现实，在不可能的现实面前，尽做一点可能的事。 苹果无可避免要走向结束，他们甘冒专制矢石，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志，现在虽然粉身，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浴火重生。鲁迅诗句“于无声处听春雷”，从今以后，我们也就在无声处等待，等那一声春雷从天际响过来。 借此机会，向黎智英﹑张剑虹和罗伟光三位致意，希望他们善自珍重，保养身体，也通过他们感谢所有苹果日报员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且让我们以李白诗句共勉。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苹果日报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其实也不只苹果，香港自由网媒﹑各民主政党团体也都面临生存空间萎缩的难题。中共已撕下所有的面具，现在维持最低限度的专制统治，就是他们最高的期望了，此外什么都顾不上了。 现实一点看，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苹果日报可以再支持一段时间，但不可能一直支撑下去，总有一天，要面临日报无法出版的结局。 这是无可避免的，但也是暂时的，苹果一定会复刊，只是时间问题。 我不是专业人士，没有经验，也缺乏基本的辧报常识，但我喜欢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一番，假设苹果的一种生存方式。 苹果应该转入网上版的方式，把基地设到台湾。苹果在台湾有基础，有社会关系，也有一定的财政储备，应该会得到台湾朝野的支持，要重建一个基地不会困难。但在台湾建立的网上版，应该还是香港苹果日报，而不是台湾的苹果日报，以香港读者为主要对象，集中采编香港新闻，聚焦香港时事，报道香港人的生活，提供一个言论平台给香港市民发表个人意见。 为此应该继续雇用香港的记者编辑，只是这种雇佣关系应该转入地下。壹传媒是上市公司，日后不可能再经营下去，需用一间新公司签合约，出粮也采取自动转帐。记者自行采访，编辑部的工作安排都在网上完成。这样在香港就不必有写字楼和印刷厂，但整份网上报纸可以维持苹果原有的风格，主要目标读者也是香港市民。 采访﹑编辑﹑校对﹑摄影﹑设计都由苹果原班人员执行，只不过所有工作都先经互相沟通，分别由各人独立完成，然后电邮到台湾，整合成网上版的报纸。 大部份编采工作都可以独立完成，有些政府部门的采访要凭记者证出入，那就比较困难，但政府的新闻可以采用通讯社的通稿，只要那个通讯社足够中立中肯就可以。至于香港社会新闻﹑政坛动向﹑独家报道﹑专访和社会写实等方面的内容，则不会受太大影响。 苹果现在也有网上版，不过大部份工作都由现有员工在公司内完成，日后全部转入网上版，现有员工解散，重新组合，可以省下写字楼和行政开支，员工也可以适当减少，以最低限度的人去做最基本的工作。 我们最需要苹果日报的，除了一般的国内外时事之外，就是独家报道﹑时事评论﹑专访﹑综述﹑文化评析﹑专栏﹑历史追踪等等。比如发生一件重要新闻，对当事人追踪报道和采访，以得到事件的及时更新，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需要有一定经验和技巧。 此外，及时的时事评述，也需要对国内外政情有深入认识的资深记者或评论者，才可以高屋建瓴深入浅出。 当然，日后的采访会有很多困难，如何既保持运作顺畅，而又可以保密（可能很难，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减少政府的干扰和破坏，需要内行的技术处理，我相信苹果日报可以找到这种人才。 至于一般读者，目前通过网上来看苹果当然没问题，日后中共会不会建防火墙，是否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那只好边走边看。 为结省开支，在图片和设计方面，也可以睇?食饭，不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只要过得去就可以，读者希望看到的只是信息，是否赏心悦目倒不是重点。 我希望不管以什么方式，都给苹果日报一个立足之地，不要让她就此消亡。网上订阅的月费，可以适当提高，以应付日常开支，假定每个订阅收一百港元，那一万订阅每月就有一百万。以香港读者为主体，加上台湾和海外华人，估计至少有三十万，那就是每月三千万，已可应付基本人工支出，再加上广告收入，可以生存下去。 对读者来说，经济上的负担，虽比现在的网上订阅贵，但一定比每日买报纸便宜，只是有些不能使用电脑上网的老人家会受到限制，有什么方法可以补这方面的不足，也希望大家多想想。 在香港苹果日报纸上版停刊之后，全香港清一色是红色传媒，香港人欠缺一个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可以相信，网上版的苹果，一定可以得到香港读者的支持。 政权打压，我们就化整为零，以无数个人﹑从不同方位﹑在不同时间继续与专制政府对抗下去。我们集气合力把苹果日报撑住，不管她是以纸媒形式，还是网媒形式，我们要维护这一个公共的资讯平台，让它活下去。苹果活下去，中共港共就不得安宁，他们就永远都要面对自己的末日。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一年前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电台节目表示，游说外国制裁香港不构成分裂国家及颠覆国家政权，或恐怖主义的定义，更指“勾结”必须牵涉实际的刑事行为，才构成罪行；而现行法例下的“串谋”，若只有协议，没有行动是无法定罪，更指控当时大律师公会的声明“制造恐慌”，或者“将事情无限放大”。 然而才一年未够，特区政府却以《苹果日报》上面，有数十篇文章是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及特区政府为理由，拘捕以及检控《苹果日报》的高层成员，指控涉他们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单看官方记者会的解说，不但看不见“勾结”的“实际行动”，也无法理解如何“串谋”与“行动”。一年前汤大状指控大律师公会所谓的“制造恐慌”，如今全部成为了事实。 壹传媒的董事会更指出，警方要求本港七间银行，不得处理被冻结公司的资产，于是发薪就违反《国安法》，欠薪就违反雇佣条例，而政府不但没有回应，如何帮助这些记者出粮，反指出粮属公司的责任，而且冻结资产不能成为违反劳工法例的理由；简单而言就是只要令《苹果日报》无法营运下去，而坐视最少2000多名新闻从业员，失业以至无法出粮。 市民当记得1998年，当年特区政府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即使多位被告的起诉书中，清楚见到检控当局当年，指控星岛集团主席兼大股东胡仙，与被控行政人员合谋，然而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却以“公众利益”为由，包括星岛集团的2000名员工可能失业，因此不作起诉胡仙；如今同样是报纸，涉及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员工，为何律政司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呢？背后的政治理由，大家都一清二楚吧？ 当香港失去新闻自由，结果就是令港人集体失望，不断移民出走；亲政府人士对移民者的态度，也180度扭转；2017年讨论一地两检时，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接受访问时，指不相信“一国两制”，觉得大陆会破坏一国两制，最好的方法是离开香港云云；去到2021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则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指港人移民前应三思，免失却在香港发展机会云云。 相较与大量学生与教师流失，由国际学校到本地直资都不断要招生要请教师的事实，近月来亲政府的舆论与KOL，都纷纷不断抹黑港人移民的计划，不断呼吁叫人不要走，这种态度已经说明了人材流失的严重性。然而政府不但无意减少政治寒冬的打压，反而在已经控制一切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改写”一国两制。结果当然只有一个，就是港人的出逃，只会更严重，最终民心涣散。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捣鼓工农兵起义，革命成功后，却以没收土地为国有，成为中国唯一的大地主，这个谎言一说一百年，十四亿人仿佛只做了一场春梦。 1921年的7月23日，13个共产党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开了几天的秘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13人包括了毛泽东、张国焘，也包括后来的维新政府的要角陈公博、周佛海在内。 因为是一个以革命暴力推翻体制为目的的秘密组织，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历史，从来就有各式各样的争论，直到1941年中共中央才把党的生日定调为7月1日。 再有十天，中共将迎接它的百歳生日，这个13人发起的秘密小团体，已经发展成为9200万党员的庞然巨兽，而且牢牢的掌控著14亿人的生活和命运，不能不说这是人类社会的奇迹。 不管如何宣传包装，共产主义就是要透过暴力手段消灭阶级剥削，建立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中国千年帝制和百年积弱正好替它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广大工农兵视共产党为翻身的希望，是翻转土地正义的救世主。 这一百年来，历代中共领导人唇焦舌敝，诉说新社会愿景，现在则轮到习近平来接棒说一段好故事，具体实践方法是什么呢？习主席说：莫忘初衷！ 于是人们不免要问，共产党的初衷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要完全实现财产公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差异。这种理想曾经打动了一些热血青年，有句话形容说，三十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代表你没有良心，三十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就表示你很愚蠢。毛泽东、邓小平们是否终身都相信共产主义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很肯定，他们绝对不愚蠢。 共产党何时开始言行不一灵肉分离已不可考，但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过十九次，未闻主义高调久矣，邓小平很早就被老毛划为走资派，江泽民、胡锦涛干脆光明正大以发大财追赶万恶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位习近平，看似有心搞平均主义做一番大事业。然而，革命大业红红火火搞了一百年，猛一回首，赫然发现党才是先烈们要革命的对象，可以说，最害怕原始共产教义的，应该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可以绝口不谈原始共产主义，但韭菜还是要照样收割，于是血统不纯的资本家如马云、马化腾就倒大霉了，但对红朝新贵则可以网开一面区别对待，不信你去和红色家族谈初衷，你看他们干不干？ 共产主义曾经管过半个地球，不说苏联墓木已拱，现在连朝鲜古巴也不怎么搭理了，中共是否仍信仰共产主义或许已不重要，但是有14亿人仍然生活在这种谎言体制下，却不能不面对。有学者说中国2%的人掌握了80%的财富，这实在无法对马克思交待，如何建构新论述，说服躺平族认命，无疑是当务之急，即使是国师如王沪宁之流，恐怕也要搔破脑袋头痛万分吧？ 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习近平要“说好中国故事”，7月1日，故事脚本会如何铺陈呢？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西方国家常常错估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前景，迄今为止，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高估苏联经济；另一次就是高估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现在中国经济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不了解中国经济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国经济往日短暂繁荣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们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苏联经济观察家同行们的覆辙。 一、美国的苏联经济研究教训惨痛 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共产党政权以来，西方国家总有人会被共产党政权的表面成就所迷惑。其中有些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或爱好者，他们只希望共产党政权强大，但不愿意关注共产党政权隐藏起来的种种困境。那么，美国有中情局，还有大批苏联经济问题专家，他们也错估了苏联的经济前景吗？答案是，确实如此。 苏联二战以后凭借美国提供的大量设备和技术，再加上从德国掠夺来的人才和技术，开始了经济复兴。其速度之快，市容面貌变化之大，高楼大厦接连建成，还首先发射了宇宙飞船，这一切令不懂极权主义政权特性的人目瞪口呆。当时苏共头目也宣称，将很快超过美国。但这些成就并不是市场经济之下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集权政府调集全国财力物力一举投入的产物。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随意支配民间资源；而在苏联和中国，政府可以把所有资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想达成什么目标，根本不用考虑经济效益，只要把资源集中投进去，就能出现外观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这些表面的“成就”掩盖了共产党国家内在的经济困境。 据美国的资深苏联经济问题学者米拉（James Millar）1995年在《走出苏联研究（Beyond Soviet Studies》这本会议文集中撰文分析，美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六代苏联经济专家，总计260多人。苏联解体后，所有这些人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崩垮，因为他们虽然对苏联经济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但谁也没预见到苏联经济的衰败乃至苏联解体。学者们如此，中情局也好不到哪里去。米拉1991年11月曾经为美国国会写过一份报告，评估中情局1970年到1990年关于苏联经济表现的分析。他在报告中写道，中情局的相关分析一般都和美国的苏联经济问题学者的观点相似；该情报机构1980年代前半期仍然认为，苏联崩溃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说，中情局那个判断上报之后仅仅几年，苏联就解体了。 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比那些苏联经济问题学者高明吗？看来未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关注局部现象和细枝末节，却不具备宏观层面的综合判断和深刻洞察力。当然，由于职业上的既得利益，不愿看衰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前景，也是西方的共产党国家经济问题专家不会明言的一个因素。 二、改革开放能送中共“步步登高”？ 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成功，而中国抛弃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制，实行了经济市场化，再加上有机会通过对外开放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这都是苏联所不具备的体制条件。但是，如果以为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从此永远“高歌猛进”，冲向“世界第一”，那就太幼稚了。 从本世纪初到2017年，中国经济的繁荣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续的高增长让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经济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疫情之后，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把本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长期繁荣产生的拉动效应上。事实上，中国的媒体从2008年开始，每年年初都谈“最困难的一年”，持续多年后因局面仍无法根本改观而闭嘴不谈了。这种用语并非危言耸听，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部分真实状况，但国际社会忽视了其中的奥秘。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宣布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低于8%，并且称这样的经济成长放缓为“新常态”。 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下降，是景气循环的正常现象，还是经济长期趋势的转折点？对此，国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我分析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之后发现，这场经济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源起，才可能理解为何今日中国经济繁荣不再是“常态”，而经济困难反而成了“新常态”。中国过去20年里“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的形成与消失，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困境的钥匙。 三、“出口景气”寿命十年2 1997年，中共因国企全面困境并拖累银行系统陷入金融危机，不得不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依赖，开始了国企“改制”，其实质就是中小型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重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而经济市场化又为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中国终于在2001年加入了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出口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可以说，中国加入WTO之后那十年的经济繁荣，是“出口景气”之赐。 中国从1978年便开始经济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全面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为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在出口景气时期，外国公司几乎对中国所有的产业都作了试探，从各种消费品到汽车，从能源产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房地产业到金融业，几乎未剩下任何“尚未开垦”的投资“处女地”。 中国在那“出口景气”的辉煌岁月里，2003年到2007年，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与西方经济大国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却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生产、把市场全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无法长期依赖出口高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 四、“出口景气”迅速终结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景气”只持续了几年就开始受到三重打击：其一，随着出口景气达到顶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税收、地价、能源价格等不断上涨，使得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外资企业的利润逐渐被侵蚀，部分外企不得不迁走。其二，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受到冲击，各国的购买力明显萎缩，让中国的“出口景气”大受冲击。其三，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加快技术进步，自动化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增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引进外资、加工出口，中国产品的国外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曾经因大量廉价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电子消费品等，让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受惠；但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低，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这三重压力都不是对中国“出口景气”的暂时性冲击，也不是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存在并迫使中国的“出口景气”收缩的重要因素。 2006年，外企开始从中国撤资，先是位于广东的港、台制造鞋类、服装、玩具的企业关厂；然后许多生产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及小家电的外资企业也撤离；接着，外资撤资浪潮进一步蔓延到长江三角洲这个电子、高科技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到2015年，一些制造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的大型外资企业也相继关厂。港、台、韩、日等撤离中国的企业纷纷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中国的“出口景气”从2012年开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出口下降7.7%。中国经济从此彻底告别“出口景气”。 五、“土木工程景气”再延十年繁荣 “出口景气”衰退时，中共采取强力经济刺激措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各级地方政府把市区的旧建筑拆除，翻建成高档办公楼、商业区或豪华住宅；同时通过道路、机场、公共设施等市政建设，大量建设市郊的住宅小区。土木工程相关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2014年，仅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即达21%。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便可能产生房地产泡沫。日本平成经济泡沫时期，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只不过9%；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这一比例是6%。而中国房地产工程的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日本平成泡沫时期的1倍，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房地产投资规模的3倍多。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土木工程景气”高潮时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2008年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49%，到2014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69%。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到今年6月，按居住面积计算，深圳、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与居民年平均收入的比例达到惊人的58倍、56倍和46倍，居全球之冠。工薪阶层要70岁退休且不吃不喝、不养老人和孩子，如此用此生全部收入方能买得起房。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也就走到头了。 中国在短期内发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现代化，城市景观大为改善；京沪等特大城市的富丽堂皇远超过纽约、大阪、芝加哥、洛杉矶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切似乎都象征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繁荣，但这种表面繁荣其实是城市政府大量借债、过度投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不会发生。中国的城市现代化首先是被市长们的升官动机所驱动，服从于他们攀比、炫耀政绩的动机，是各城市政府之间城市建设“锦标赛”的结果。其次，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过无限借债来维持城市建设，而不考虑债务偿还。实际上，中国在短短十年里把今后几十年内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设项目都完成了。 六、中国经济真相透视 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也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 首先，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税收。今年6月4日中共财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将改为税收，由中央财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个中央财政因缺钱而采取的措施，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会引起证券市场的震荡。 其次，中央财政的上述政策还将动摇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已有巨额资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为买房者的购房贷款，银行非常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否则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价已经把工薪阶层挤压得节衣缩食付房贷，而年轻一代仅凭节衣缩食也很难买房成家；同时，很多行业因为不景气而大量裁员，留下来的员工也减薪，所以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人的消费有限，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几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再也无法拉动经济。 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今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再也无法与那两个景气年代同日而语，通货膨胀高企和实体经济每况愈下，将成为“新常态”的新特征。现在大陆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不了解这些中国经济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国经济往日短暂繁荣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们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苏联经济观察家同行们的覆辙。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很多大陆人被中共的外宣内宣搞得神魂颠倒，大白天都在梦游，随时口出狂言。有一个名叫李毅的人，在饭局上说一番话，就像是刚从疯人院跑出来的精神病患者。 李毅是何方神圣？维基百科介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学家”，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社会学博士。他说大陆要做好发动核战武统台湾的准备。他献计中共，一旦准备明天开打，今天就把一份统一台湾和平协定送到台湾，指定当天五点半为最后时间，台湾五点钟就会签署，如此不费一兵一卒，台湾就拿下来了。 他说和平统一虽不可能，也用不著武装统一，只要用北平方式就可以。什么是北平方式？就是用武力威胁就可以了。当年北平在共军铁桶一样包围之中，国军司令傅作义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投降，二是与城俱焚，傅作义最后选择投降。 李毅的意思是，只要送一份和平统一协定去台湾，然后最后通牒，说你不服从我明天就打过来，这样台湾政府就要跪下去了。 一个美国社会学博士，说出这样冇脑（无脑）的话，足证今日中共麾下，满朝都是些什么货色？事情真的那么简单，为什么不试一下？今天就给台湾送一份和平协定去，同时坐等回复，你不签，我明天就打过来！ 这种便宜事无须成本，也不用担风险，不必调兵遣将，不费吹灰之力，还可替伟大领袖分忧，完成中华民族统一的伟业，何乐而不为？ 可恨习近平还有最低限度的理性，不相信这种冇脑的蠢话，否则李毅岂不是又成为国师了。 中共政治局找一个蚕虫师爷张维为去开导大外宣，已经够丢脸了。张维为说一大堆蠢话，政治委员还如闻九天纶音，难怪偌大中国今日搞成如斯模样。中共元老李锐生前说过，习近平就只是小学生水平。 李毅狂言，大陆有十四亿人，台湾只有二千三百万，把台湾人都干掉，从大陆移民四五千万去台湾，一点问题都没有，死二千三百万人只是小菜一碟。 饭局上同台的人都上了年纪，不是街头小混混，看上去都是有点身份的人，一个个竟都如梦初醒，醍醐灌顶，看来李毅的爱国幼稚病，被传染的人还不少。 杀尽台湾人，移民大陆人去，和香港蓝丝叫嚣的“留岛不留人”，就是同一模式，夺走数千万活生生的生命，对中共来说也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台湾岛在，香港岛在，大陆人万众欢呼去接收，在那里住下来，统一也就完成了。 统一台湾这么容易，只派李毅一人去做就够了。给他一份和平协定文本，让他辛苦走一趟，协定送到台湾，五点钟前蔡英文就签署城下之盟，民进党竖白旗开大门，台湾人簟食壸浆以迎王师，中国统一大业就此实现。 不过，在授权李毅去办这份差事之前，习近平应该和他立一份军令状，就是如果他空手而回，就要提脑袋来见。这样一来，看李毅还敢不敢去？ 李毅曾被指学术造假，他持观光签证到台湾，准备公开演讲，结果被驱逐出境。如今胆敢送最后通牒，如果没有两国参战不斩来使的规矩，直接把他就地正法。 最近香港社会也越来越向大陆看齐，张建宗学会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日中国”了。当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共产党不是还有旧中国吗？旧中国好过新中国多多声，旧中国老百姓不用吃那么多苦，不会死那么多人。同样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香港，但没有共产党自然有旧香港，旧香港不是比今日的“新”香港好得多？ 人一红话就蠢，李毅如此，张建宗也如此。 最近美国军机直接降落台北，大陆网民纷纷催促中共出兵，胡锡进顾左右而言他，说要掌握什么时候发脾气的主动权，简直不要脸之至。你设了红线，人家踩了，你就把红线调低，人家踩红线就没有问题，你的红线就等于没有。你随时都可以发脾气动武，但你不主动发脾气，你就永远没有脾气，你的武统也就永远不会发生。 这一点小小花招，骗骗大陆小粉红差不多，想骗港台人民，真是发梦都冇咁早。 习近平已经看见死神了，李毅和胡锡进们还在做梦，君是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时与势尽失，国将不国矣。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七大工业国（G7）峰会结束，继美英签署建基于1941年《大西洋宪章》的文件，象征民主国家针对独裁政权之外，七国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不公平贸易，提及香港与新疆的人权问题，以至首次提及维持台海、东海与南海和平；更是七国领导首次在联合声明之中，明确点名批评中国，正说明各国联手针对中国的态度，比起以往每一次都坚决得多。 面对各国包围中国的形势，中国驻英领事馆的发言，却仍然不脱战狼外交的说法，例如甚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一种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种多边主义，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国际法为基础”、“不是基于小圈子利益，搞集团政治的伪多边主义”云云；以此来思考，那么在1971年中共成为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之前，难道中共当年是非法政权吗？如果七国集团不经联合国，就变成“伪多边主义”，那么“一带一路”也不经过联合国，难道中国在搞单边主义吗？ 至于另一番说法，在香港人就更引人发笑了──中国驻英使馆声明指，“在英国殖民香港统治150多年间，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压迫的对象，没有任何人权民主可言。试问，这一期间，美国等有关国家关心过香港的人权和民主吗？” 首先1948年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于1966年所通过的两条人权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简称ICCPR），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自1976年起生效的同年，英国即把两项公约引伸至适用于香港──这正是中方所声称“只有一种多边主义”、即联合国的“国际法”，那么为何联合国要迟至1976年才生效这条条约呢？请问当时中共在做甚么？ 中共即使在1971年成为了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却要迟至1998年才在联合国总部签署ICCPR；然而签署了却不代表通过或执行，中国全国人大至今仍然未批准此公约在中国的执行，亦因此至今仍然未在中国生效；联合国共有193个成员国，已有173国是ICCPR的缔约国，亦即全球只有20个国家不执行此公约；而签署了却未批准的国家，则只有中国、古巴与四个小岛国，而中国更是唯一未批准公约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那么是谁在联合国这个国际体系，搞单边主义？ 而香港今日有幸受到此条约的保障，正是于1984年与英国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所保证把这两条公约“继续在香港生效”。因此根据中方的说法，这两条条约“没有人权”的话，那么今日香港特区又是否同样的“没有人权”？ 当中共口中97主权移交之前的香港，香港居民如此受到“港英政府的压迫”，那为何一直都是中国人涌到这个“人权无间地狱”去家庭团聚，而非港人疯狂逃港，前往中国大陆团聚？当年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而在二战后更只有数十万人口，为何中国人纷纷离开共产主义天堂，却要涌到“受压迫”的香港，去当“殖民奴”？ 从这种声明可见，当连在国内都无人相信的党八股，可以变成海外声明，来回应七大工业国集团时，这正说明了问题的根本──国际形势不但无法改善，只会愈来愈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还有半个月，中共这个全世界最大政党就要庆祝自己的成立一百周年生日了。目前，各项党庆准备活动已经展开，12日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进行了庆典演练，动员一万四千多人参加。据外媒报道，当局已经下令，要在15日之前，把上访民众全部驱除出北京；到20日，必须没有任何死角。喜事丧办、如临大敌的景象，再次出现。100岁生日，按理说应当营造普天同庆的气象，但这次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中共当局进行大规模的党庆动员，至少动员的规模和程度恐怕与外界预期有一定落差。可以说，这次中共的表现是相对低调的。这是因为这个党的谦虚自制吗？当然不可能。我认为，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目前的心态，那就是色厉内荏。这样的心态，是跟已经搅动全球的疫情有关的。 2019年底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一直到2020年初武汉封城，中共曾经是有过一度的恐慌的，其具体表现就是，为了平息民愤，短期开放了舆论对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训诫一事的讨论以及相关的批评。但很快，当中共开始以“集中营模式”处理疫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尤其是疫情开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规模爆发，同时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之后，中共抓住了这个时机，开始利用疫情鼓吹“中国制度优先于民主制度”。这样的论述在国际社会也许没有太大的市场，但是对于信息获取受到极大限制的国内民众来说，显然有很大的说服力。一时间，中共这个疫情的始作俑者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制度竞争的优胜者。这之后中共的志得意满，从战狼外交的咄咄逼人，到习近平“中国可以平视世界”的狂妄言论，用“色厉”两字形容并不过分。 但是，如此志得意满的一个百年政党，对于自己的百岁大寿却表现得相对克制。既没有比照过去惯例，每天发表世界各国领袖和政党的贺电，也没有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更没有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发动各地的群众游行，这充分说明中共对于当前所处的危局，内心是清楚的。这样的危局，从最近的西方大国G7领袖会议就可以看出。在美国的积极主导下，G7会议的主题除了疫情和经济复苏之外，就是共同对抗中国的挑战。中共可以控制得住国内，但在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陷于孤立。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这个生日要怎么过得好呢？ 更何况，眼下对中共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很快会出现，那就是全球对于疫情起源的追究。现在，越来越多的怀疑已经指向武汉病毒实验室，连一向避讳这个话题的西方主流媒体现在都开始转向，在舆论上推动调查。对于疫情的真正起源，中共自己一定比谁都清楚，他们也不会不知道，一旦这个盖子被掀开，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艰困局面。日前，中共抓紧出台《反外国制裁法》，多少也有一些为未来应对制裁先巩固防线的意思。自己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也清楚将要面对怎样的追究，此时此刻的中共大概也只有“内荏”的份儿了。在这样山雨欲来的凝重气氛下，中共这个百岁生日要想办得红红火火喜庆洋洋，恐怕确实为难他们了。 实际上，除了疫情问题外，中共今天全部的处境都可以用“色厉内荏”来形容。表面上的百年大党，其实已经四面楚歌，这个生日，不过也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