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擷萃（十五）：獨具慧眼，何其重要
2026 年 6 月 28 日
我那篇《世界正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3.0的入口》剛發表，美國財長與美國任命的世界銀行行長就發表講話，表明要將改革全球金融體制。4月13日，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在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組織的一次會議上呼籲對世界主要經濟機構進行改革，稱烏克蘭戰爭表明需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組織進行改革，其中要點之一是改革IMF機制，這是針對該機構2016年吸納俄羅斯、中國、巴西、印度等做為該行投資國的改革而發；要點之二是要將俄羅斯從G20當中開除。世界銀行行長大衛·瑪律帕斯（David Malpass）則針對中國，稱減少依賴中國可能對所有人都有好處。這兩個機構是全球化兩大金融支柱，世行是美國人當家；美國也是IMF的最大股東，擁有一票否決權，但掌門人歸歐盟任命。現在IMF與世行同時發聲，說明美國已經做好準備：全球化在2022終結亦在所不惜，國際社會將成為多極世界。 政治分裂讓經濟全球化受阻 因白宮一再保證不直接參与俄烏戰爭，美國觀察人士因此不擔心觸發三戰，目前的關心重點已經轉到戰後的全球政治格局將發生什麼變化上來了。 1990年代蘇聯崩潰後，全球化成為世界潮流。全球化的推行順序大致是： 第一步是經濟全球化，這一點，世界各國都搭上西方物質文明的便車，無論哪個國家，從首都到窮鄉僻壤，都是受益者，推行無阻； 第二步是社會全球化，比如接受西方主張的言論自由、遷徙自由、個人自由（在中國主要體現為性自由），山溝孩子與城市中上層家庭出身的青年終於有機會坐在一起喝咖啡，因此也很受歡迎。雖然經濟全球化引發各國內部貧富差距增大，但同時也創造了無數富人與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但在美國，製造業從業者與農場主在2014年左右（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之後），意識到自身成了全球化受損者，開始反對，在他們尋找政治代理人之時，川普正好出現。 及至政治全球化時，美國的「顏色革命」不僅在中國、俄羅斯受到政府當局堅決反對。2011年在中東北非四國發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1990年代南非曼德拉的「彩虹革命」之後的社會發展與經濟都發生嚴重倒退，因此，政治全球化引起的反應非常複雜，分裂的種子已經埋下。2020年美國大選舞弊不僅極大地削減了美國的軟實力，左派推行的CRT、BLM、LGBTQ、大麻合法化等進步主義主張也引起非歐美文化圈的疑慮及排斥。拜登向全球發出抵制北京冬奧的號召，響應者寥寥無幾，已經算是對美國如今軟實力的檢測。可以說，政治裂痕早存，今年的俄烏戰爭只是誘發因素，決非根本原因。 經濟全球化的終結，我在《世界正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3.0的入口》中談過，本文不再重複。美國能源理事會高級顧問蓋爾·拉夫特（Gal Luft）最近說的一番話非常生動：「毫無疑問，過去一個月的事件標誌著全球金融史上的轉折時刻，將成為經濟學史上最糟糕的自毀傷口被記錄。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是美國在世界上的重要權力，這讓美國能維持巨額赤字，維持30萬億美元的債務。一旦對美元的需求減少，美國將無法像近一個世紀以來那樣輕鬆地出售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工具。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將重新考慮以之前的力度購買美債是否明智。」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對美債的需求不斷下降，美國將不得不提高美債利率，這意味著償債成本將飆升，而留給國防、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的資金會更少。這種狀態必將影響美國提供對外援助、支援國際組織、保護其盟友以及在海外投資基礎設施的能力。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對美國感到失望，並將尋求其它安全和經濟夥伴。」 全球分裂成三個世界：兩大陣營+不結盟國家 我曾寫過一篇《2021的世界年度詞：極變》，從UN氣候峰會歐美強行推出綠能計畫受到中俄澳印等國抵制這一事實，推論世界將由美國主導的單極變成多極世界。俄烏戰爭後，美歐對俄羅斯開展的全面制裁，最後讓歐盟因為對俄能源尤其是天然氣的需求而陷入分裂，足以證明以往那種「將全球統一在單一經濟體系下並最終統一在單一政治體系下的宏大自由主義願景」只是一種幻想。 俄烏戰爭是否預示著後冷戰時代全球化的結束？一向主張全球化的西方觀察者現在不得不面對全球分裂這一事實，但看法大同中有小異。 一是認為今後的國家聯盟將按意識形態劃分。 比如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 Bertelsmann Stiftung ）經濟學家容布盧特（ Cora Jungbluth）認為，目前世界已然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集團：一個是民主市場經濟體（歐盟、美國及整個北美、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大洋洲），另一個集團由專制國家（中國、俄羅斯及其最重要交易夥伴）組成，他強調：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地緣政治的回歸。而這一發展也導致了去全球化——試圖減少對理念不同國家的經濟依賴。」——這個看法其實忽視了西方世界當初推動全球化的最重要目的：西方民主國家經濟體除了美、加、澳大利亞等少數幾國之外，無論本國產品需要的市場，還是本國需要的資源，幾乎都對外嚴重依賴，從殖民時代開始，它們就需要從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得到資源或者開拓市場。正是這種內在的經濟擴張需求，才導致西方國家的全球化衝動。只是在與世界各國的交往過程中，西方國家覺得所有國家如果變成同一意識形態，打交道會方便很多，因之才產生價值觀與政治制度的全球化需求，最後發展成美歐對他國輸出顏色革命的行動。 因此，按意識形態劃分經濟合作關係，最後可能會讓美歐自縛手腳，此時此刻的德國正在為能源未來從何處取得發愁。 第二種是按照「對公平的需求」重新組合。 對全球化一直頗有微辭的蓋爾·拉夫特最近發表看法，他批評美國自擲金融核彈制裁俄羅斯反而成了自爆，失去了美元霸權地位，世界貨幣體系將多元化，世界隨之也會被劃分為三組國家。第一組是「西方+精英俱樂部成員」，如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第二組是以中國和俄國為首的所謂「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s），這些國家希望推動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國際體系，使其他國家不再生活在西方的支配之下。第三組是大多數國家的狀態：不結盟。不結盟國家從全球化體系中獲益最多，它們希望在全球化體系中不受大國壓力，可以自由和各國進行貿易，自由使用貨幣或者技術——這或多或少是全球權力分布的新架構，大致接近未來全球政治格局，只是除了日本之外，新加坡與韓國與中國的經濟來往甚多，大多數時候，這兩國會遊離於兩個陣營之間，只在雙方對抗激烈之時視情況被迫表態。其餘五分之三左右的國家處於不結盟狀態，趨利而行。 隨著戰爭結局日漸迫近，這類反思全球化的文章將會陸續問世。有為全球化唱輓歌的，有承認地緣政治將結束全球化的幻覺，還有希望建立「新世界秩序」（希望拜登與英、法、德聯手挽救全球化，建立New World Order的，更有發現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取向等問題上，「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 但是，由於不結盟國家大量存在，估計2018年逝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積極的社會主義實踐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的第三世界理論將大有市場：所有後發國家、邊緣國家真正的發展，不是功利主義、追求國富、親資本式的「趕超」，而是要「別有作為」，即在與中心國家脫鉤的基礎上，實現區域內的平等交往與交換——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經濟民主。 也就是說，從意識形態上來說，未來的世界比較奇幻：美歐左派奉行的是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新左派理論的各種變種、中國號稱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不結盟國家拉美、非洲的反殖民理論與馬克思主義頗有淵源——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預言終於一命嗚呼。從地緣政治的範疇來說，則是三種文明（變種）的衝突再現。
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搞得天怒人怨。新聞比較多的是上海，已經被上海人民定性為忍耐到了極限，其實全國各地都有清零讓人無法生活的報道。但為什麼習近平一定要堅持他的清零政策呢？這讓許多人大惑不解。各種猜測都有，比較多的是說，他要顯示自己的權威，為他的二十大鋪平道路。這種說法也有道理，他就是個獨裁者嘛，不顯示他的權威就不正常了。老百姓的死活在他看來沒那麼重要，甚至黨國的命運也不夠重要，只有他自己的權勢最重要。 但是這種理智型的推論，不足以解釋他的發瘋一樣的清零政策。一個瘋子不一定是真的精神病，比如希特勒、毛澤東等人，按照正常人的看法就是瘋子，但他們並不是精神病人，而是有正常思維邏輯的人。可他們為什麼會有瘋子一樣的思考結果呢？這是因為他們思維的一些基本的因素是錯誤的、荒謬的。以謬誤的素材或者說前提，做合乎邏輯的思考，結果也必然是錯誤的。 自從共產黨的一套西方理論傳入中國以後，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哲學傳入中國以後，中國人的思想就開始進入了大混亂的時代。以偽科學代替常識，以詭辯代替邏輯成了一時的風尚。幾代人教育下來，可以明顯地看出從普通百姓到所謂知識精英的思想混亂。不講理的混亂到處都是，自打嘴巴的邏輯也不自知，甚至還自以為是，以為駁倒了常識和邏輯。 這種思維的混亂，發展到文革時期達到了頂峰。由於長期的宣傳教育洗腦的影響，其餘波至今沒有減弱。習近平同志就成長於那個時代，他的基本思想也成型於那個時代：滿腦子都是些偽科學，滿腦子都是人定勝天的狂妄，滿腦子都是迷信暴力和荒謬的思維素材。這才是造就了他今天堅持荒謬的清零政策的思想根源。 分析一下他的履歷可以知道，他的少年時期是被鎮壓的黑崽子，很少參與外界的運動，又缺乏分辨真假的能力。他接觸的大多是那個時代流行的各種暴力宣傳，以及怪力亂神的偽科學。被迫害的人會向兩個方向發展：一種是不滿，進而企圖消滅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一種是屈服，進而崇拜暴力壓迫，並發展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習近平恐怕是這後一種。 作為下鄉知青，被提拔為大隊書記本身就不正常。書記的職責就是宣傳迷信暴力的奴化思想，並實施壓迫。這就鑄成了他一生的專制主義性格：在壓迫下很會曲意逢迎，壓迫別人時則毫不留情，六親不認。這是文革流行的不要人性的暴君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他任大隊書記時期，大搞了什麼沼氣發電之類的小運動。這本身並沒什麼錯誤，但這種在不懂的前提下追求時髦，對不懂的時髦科學迷信的思想傾向，發展到現在就是人定勝天的清零政策，以及不顧經濟發展關閉煤礦，不讓老百姓燒煤取暖等等狂悖的政策。 習近平的種種荒誕不經的思維，造就了他的荒誕不經的政策。而這種荒誕不經能夠變成現實，是因為受文革影響的一大批和他一樣頭腦有病的人覺得他很正確，支持他並幫助他。否則他自己不可能把這麼荒誕的想法，變成真理一樣去實行。 一百年來，中國人學習西方文化，好的壞的都進來了。而共產黨執政，用各種運動和壟斷的宣傳把那些荒謬的東西加以放大，用來洗腦，造成了國人思想的八十年的混亂，這才是習近平許多荒謬政策的思想根源。現在的中國，應該像美國早期先賢們說的那樣：恢復常識，遠離偽科學。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澳洲工党參議員金伯利·基欽(Kimberley Kitching)於 3 月 10 日突然去世，年僅 52 歲。前工黨領袖比爾·肖頓（Bill Shorten）道出了背後的因素，工黨內部一直暗流涌動，試圖將她從參議院趕出去，基欽面臨黨內將她趕出參議院的「巨大壓力」。淚流滿面的肖頓說他無法說出為什麼這個 才52 歲的女議員突然離開人世，但他毫不懷疑政治壓力和密室里的陰謀詭計造成了這個結果。 肖頓此時似乎仗義。但是政治傾軋、派系爭鬥、尤其是「無面人（Faceless men）」背後運作在工黨內部似有傳統，而且有過先例。十二年前的2010年陸克文被從總理位置上背後中箭落馬就是當時工黨內部的傑作，而且肖頓對此事難脫干係。今天肖頓對金伯利·基欽參議員充滿激情的表述對照十二年前就有點滑稽可笑了。 金伯利·基欽參議員的突然離世對筆者來說還是感到非常驚愕和哀傷。原因很簡單，有二。因為她是澳洲為數很少對北京專制有比較堅定立場的政治人物，而且是工黨的，實屬不易。金伯利·基欽參議員是澳洲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的成員。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是一個由民主國家議員組成的國際跨黨派聯盟，美國佛州參議員盧比奧是這個創立這個聯盟的推手。聯盟重點關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的關係，特別是與中國共產黨 (CCP) 的關係，成立於 2020 年 6 月 4 日。該聯盟由來自世界民主立法機構的 100 多名議員組成，其目的是在全球貿易、安全和人權方面對中共做出步調一致的應對。 其二，筆者與金伯利·基欽參議員有過「准」交集。那是2020年10月14日民主中國陣線應邀參加澳洲參議院外交事務，國防和貿易諮詢委員會關於澳大利亞僑民社區所面臨的問題聽證會。由於武漢病毒肆虐，澳洲也受疫情的影響，這個聽證會不是面對面的進行，而是通過全程電話錄音進行。五位參議員出席，兩位政府的，埃瑞克·阿貝茲（Eric Abetz）和康切塔·費拉凡蒂韋爾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兩位工黨的，金伯利·基欽和蒂姆·艾爾斯（Tim Ayres）；一位綠黨的珍尼特·萊斯（Janet Rice）。而聽證會主持人就是金伯利·基欽參議員。五位參議員都向筆者提問，筆者一一作答。主持人、兩位自由党參議員以及綠党參議員都與筆者進行依據事實心平氣靜的問答，唯獨那位工黨艾爾斯參議員發出詰難。作為回應，筆者要求主持人將聽證全部文字稿郵寄過來，以便對詰難議員問題逐一回復。聽證會主持人金伯利·基欽參議員爽快地同意，以後筆者根據澳洲參議院外交事務，國防和貿易諮詢委員會提供的聽證原文以文字逐條回復了那位議員的詰難問題，也直接點出了他對中國和中共認知的巨大缺失，甚至是無知。 與基欽參議員因為聽證有對話，但未曾謀面，所以冠之以「准交集」。因為這兩個原因，對於她的英年早逝倍感哀傷，特意撰文以示哀悼。 在澳洲聯邦政壇上對中共持強硬對抗立場屈指可數，在工黨內過去有猶太裔議員麥克·丹比（Michael Danby）,在小黨中有孤膽英雄澳洲綠黨領袖兼創始人鮑伯·布朗（Bob Brown）。澳洲的自由黨議員鮮見與中共明面上交惡的，但是他們的保守主義政治理念卻對共產主義有天然警覺和抑制。據筆者對聯盟黨領導人的一些了解和研究，前總理艾伯特（Tony Abbott）和前財長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都對北京政權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防範。 另一個令我倍感無奈和悲涼的則是，在澳洲敢於直面北京政權的國會議員要對付黨內預選勝出的暗潮湧動。金伯利·基欽參議員已經去世了，就是還在的話，工黨內部也不再支持她獲得預選繼續參選。聯盟黨中三個議員將在今年的聯邦大選後將不得已離開政壇，他們都是旗幟鮮明反對中共的議員。 紐省自由党參議員康切塔·費拉凡蒂韋爾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在黨內預選中以微弱的票數敗落下來，2022年6月她將任期屆滿，從此止步她的參議員生涯。她原本在政府內閣中，2018年莫里森取代麥肯·騰博成為澳洲總理後從辭去內閣職務。上月末在參議院發言中，悲憤的她對總理斯科特·莫里森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責莫里森是「沒有道德方向」的「惡霸」，並直言莫里森「不適合擔任總理」，並聲稱他「摧毀了新南威爾士州的自由黨」。這是澳洲政治中的黨內鬥爭表現。 埃瑞克·阿貝茲1994年補缺進入聯邦參議院，2013年艾伯特贏得大選以後進入內閣，2015年9月隨著麥肯·騰博取代艾伯特成為澳洲總理以後被貶抑，同時也失去了參議院自由黨領袖的地位。這些年對他來說可謂流年不利，2020年國防和貿易諮詢委員會關於澳大利亞僑民社區所面臨的問題聽證會以後備受澳洲親北京社團指責，工黨也藉此機會對他發起攻擊。雪梨一位前民聯總部領導人因為阿貝茲遭受無端攻擊而寫一篇文章從澳洲華人角度奮力維護阿貝茲參議員。也因為筆者代表民陣參加了那次聽證，阿貝茲參議員因事到雪梨之際，我們之間有過一個會談，參議員很坦率直接，也很真誠。那天是11月5日，是美國總統大選計票出現異象的時候。我們談得比較深刻，筆者憂心忡忡地表示這個異象將改變1949年以後首次形對北京政權構成衝擊的趨勢，對於當代中國民運來說，也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到此為止而不再；對於澳洲來說，也許莫里森政府在美國白宮易主之後不再有信心像當年強力要求對武漢病毒進行獨立調查那樣，繼續硬抗北京對澳洲針對性打壓。在此之後筆者把華人社區支持他的那篇文章英譯稿轉給了他，表示對他抗共的堅定立場的支持。 屋漏又值連天雨，以前阿貝茲都是被排在塔斯馬尼亞參議院競選第一位順序上，這次被安放在第三順序上，獲選的機會大為降低。 2021年2月末在堪培拉的一個會議上與昆省議員喬治·克里斯滕森（George Christensen）有過一個交談，得知他將不再參加下一次大選，就此離開政壇。當時筆者還一廂情願地希望他繼續留在政壇，他是我們中國當代民主運動所需要的西方同盟和友人。雖然最近得知他已經改換門庭轉党參選參議院，根據筆者對澳洲政治的粗淺認識和客觀分析，他不可能勝出。 這次澳洲聯邦大選後，放眼望去，筆者直接認識的同情支持我們中國民主和人權的澳洲聯邦議員將所剩無幾了，心中很是悲涼。 2022年選戰過去了一周，主看兩位競賽者表現。反對黨領袖安東尼·阿爾巴尼西表現欠佳，一直磕磕碰碰；而留守總理莫里森則穩紮穩打沒有明顯錯誤，重複三年前的選舉結果，希望顯然有所增加。 （全文轉自獨家報導）
上海一個富裕的國際大都市，車水馬龍，人們來去匆匆，為生意，為職業，為夢想，但3月末的一天，遙遠的中南海因奧密克戎病毒對它按下了暫停鍵。忙碌的人們停下了腳步，警察、軍人和政府接管了這座城市。上海頓時了無生機，人們被囚禁在家裡。2500萬居民一夜間成了孤獨、飢餓的幽靈。 4月15日，另一座悲情城市西安再一次被中南海按下了暫停鍵，16日起將再次實施封城，市民足不出戶。 去年12月23日，西安曾因2053例確診病例而封城，直至今年1月24日才解封。西安封城的嚴酷程度遠超過武漢，造成無數次生災害、難以計量的人道災難。今天，西安因43例本土陽性感染奧米克戎，而重複昨天的悲劇。 從2020年武漢到2021年西安再到2022年上海，這三個中國大都市都接連遭遇封城劫難。遠在海南躲避奧密克戎的習近平再次強調，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一句話金口玉言，封城清零，已變成「政治運動」，舉國體制下基層官員為最高指示展開管控比賽，只可憐三個城市近5千萬市民在水深火熱中煎熬，痛不欲生。 武漢作家方方在疫情日記中寫道：許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沒有機會住進醫院，也沒有得到有效治療，甚至有些人連確診都沒有，就匆匆離世。「人不傳人，可控可防」這八個字，變成了一城血淚，無限辛酸。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都是一座山。而我們偏偏處在一個塵土飛揚的時代之中。 武漢匿名作者「風中葫蘆」在封城日記中寫道，「如果不能樹立起個人就是目的的理念，個人就只能是一部機器中的零件，民眾就成為了蟻群蜂群。蟻群中不存在個體的價值，所有的個體都為維護蟻族的存在和發展為目的，為了蟻族的整體利益，任何個體都會隨時被犧牲。所以充分尊重並維護每一個人每一個患者的健康是現代文明的必然結果。一個國家的強大富庶是這個國家每個公民富裕幸福的體現和必然結果，而不是相反。」「面對強暴，有人恐懼，有人歡呼雀躍，最終也有人抗爭，但在抗爭中獲勝的人也要將強暴加諸於他人。於是最終我們回到原點，信仰。是的，信仰是人類精神的原點。信仰不是我們所理解的世界觀，信仰的目光超越了我們所生存的世界。」 西安記者江雪在她的《長安十日》中寫道：2022年的第一天到來了，一大早，拉開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我拿起手機，本來是想寫一點新年的心情，隨手點開一個視頻，卻看到在距離我不遠的南窯頭社區，一個外出買饅頭回來的小夥子，在社區門口被防疫人員圍著毆打。畫面上，白花花的饅頭灑了一地，我彷彿聽到自己心碎的聲音。打人的人，面對自己的同類——這寒風裡買回一點食物的人，怎麼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權力，也會讓人變異嗎？是在有權者眼裡，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決方式嗎？我默默關掉了手機，此時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閉目塞聽，能平靜地度過這新年一天。 近日，上海不斷流傳著許多驚心動魄的文字，如「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上海逝者」和「春天對你如此厚愛」等等。 「上海逝者」在開頭寫道：「一整天都在下雨，就像這個城市在哭泣……」 3月23日，東方醫院護士周盛妮在家中哮喘發作，用藥後無法緩解。19時，家屬駕車送其就診，被醫院拒收。她所工作的東方醫院公告說：我院南院急診部因疫情防控需要，正暫時關閉，進行環境採樣和消毒，家屬遂將病人送到仁濟醫院東院救治。23時許，周盛妮去世。 署名「摩耶夫人」的作者在「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一文中寫道：現在的上海人，每天晚上清點完冰箱憂心忡忡地睡下，每天早上搶完菜後忐忑不安點開上海發布的數據，接著開啟一天的核算、抗原、團購、罵娘，以及求助，不知道為什麼，每天都有刷新底線的事件。今天的心情實在沉重，我們熱愛的、為之自豪、如此閃耀的城市，為何變得這般黯淡無光？我們付出的忍耐和血淚究竟是不是錯付了？這所城市裡還有沒有像徐匯區志願者老伯一樣敢於據理力爭的人？還有沒有官員在傾聽人民的心聲？我們期盼的明天，還要熬多少個14天後才能到來？代價要付出多少，才能換一個求實的人民至上？！ 電影導演胡雪楊在「春天對你如此厚愛」的文章中寫道：一個不爭的事實人所共知: 上海這近兩月的隔離封城停擺實驗告訴大家，奧密克戎死亡率零，重症率13萬分之一，目前，無症與輕症佔比達99.999%。這是在幹什麼?這是一場要幹什麼的實驗? 兩千六百八十萬上海人民在這場魔幻荒謬怪誕悲憤痛苦令人髮指的災難實驗中究竟在充當什麼角色? 為何要讓他們成百上千上萬千萬地整天做核酸，逼著人們交叉感染? 為何要把次生災害放大到無以復加無法挽回的災難性地步? 為何要把上海及全國醫務工作者們搞得疲憊不堪狼狽不堪，現場屢屢暈倒竟然由病人反手救護? 為何要把小到居委片警大到黨政領導和人民尖銳對立水火不容? 為何一點也不尊重基本人文常識基礎科普知識和常規理念普通方法論?為何沒文化到這個地步? 這就是⼀場服從強權的實驗，就是一場變異的病毒文化大革命。它從武漢蔓延到西安再擴散到上海。 如果中國政府不屏蔽李文亮醫生的吹哨聲，不刻意掩蓋疫情信息，這場瘟疫絕不至於如此慘烈。極權制度是新冠病毒這朵惡之花生長的肥沃土壤。 中國政府為什麼要隱瞞疫情呢？或許是極權制度使然，或許還有更深的隱憂。人類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獨裁國家面對災難都如出一轍，那就是竭盡全力掩蓋事實。人民的生命在獨裁者眼裡總是最卑微的，他們最關心的是國之大者–政權的安危。 獨裁與荒謬是一對孿生兄弟。 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和最嚴酷的封城竟然沒有任何法律程序，沒有安置預案，沒有制約的權力與肆無忌憚的病毒在武漢、西安和上海三地共同演奏了瘋狂奏鳴曲。 武漢、西安和上海成了三座與世隔絕的孤島，每一棟樓和社區都畫地為牢。殘酷的封城讓長期沉浸在歲月靜好中的人們看到了強權的猙獰，自己無助、無奈、無能、無力和無望，看到芸芸眾生的哀哭和掙扎，看到了生命的脆弱。 今天，武漢解封已經過去了二年多，劫後餘生的武漢人已經恢復了正常的生活，但那封城的悲痛記憶還停留在人們的心裡，那逝去的冤魂也未遠離這座城市。至今武漢人也不知道新冠病毒來自何方，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那製造武漢封城慘禍的當權者已經變成了英明的「救世主」，那要求查明疫情真相的許章潤教授被嫖娼，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張展和怒斥「救世主」沐猴而冠的任志強已經被關進了監獄。偉大與醜陋，正義與邪惡交織在疫情之中。 2020年3月23日，風中葫蘆在最後一篇日記中寫道：「我看見很多人正湧上大街，男的穿著嚴整，女的花花綠綠，他們沒有重量，彷彿隨風而至，他們在等待，在傾聽，而聲音好像過於遙遠，於是他們聽的更加認真……，他們是未來者還是早已逝去的魂靈？」 3月24日，封城第62天。作家方方寫下她武漢疫情日記的最後一篇。她寫道：作為被封在家兩個多月的武漢市民，作為親歷親見了武漢悲慘時日的見證人，我們有責任有義務為那些枉死者討公道。如果我們放棄追責，如果我們將這一段日子遺忘，如果有一天我們連常凱的絕望都不記得了，那麼，我想說：武漢人，你們背負的不僅僅是災難，你們還將背負恥辱。忘卻的恥辱！如果有人想輕鬆勾掉這一筆，我想那也絕不可能。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 2022年1月3日，西安江雪在她的長安十日一文的結尾處寫道：這個城市，不管最終如何從宏大敘事去講述這場苦難，在今晚，我只關心那個失去父親的女孩，關心那個流著淚去找一個陌生的防疫人員要衛生巾、一遍遍訴說的年輕母親，以及那些被羞辱、被傷害、被忽略的人們。他們原本不需要遭受這樣的痛苦。我也想說：這世間，沒有一個人是一座孤島，每一個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沒有在這城市帶走生命，但別的，卻真有可能。 上海人苦難還在繼續，西安人又重新回到了苦難之中，武漢也岌岌可危。472年前，法國思想家拉·波埃西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那麼多城鎮、那麼多民族，有時候竟能夠忍受一個獨夫暴君的為所欲為？」暴君並無三頭六臂，甚至許多方面還不如普通人，但為什麼人們對其俯首貼耳、忍氣吞聲，任其為非作歹、欺壓盤剝？拉·波埃西指出，正是民眾的沉默縱容「餵飽」了暴君，使其「不斷強大，愈發有力來摧殘和毀滅一切」。但只要民眾覺醒了，不再惟命是從，暴君的統治頃刻之間就會土崩瓦解。沒有自由的生存環境，導致了人們對被奴役狀態的逆來順受或習以為常，因此，習慣是導致人們「被欺騙」、自願為奴的重要原因。相反，享受了自由所帶來的尊嚴和美好生活的人們，是不會心甘情願淪為奴隸的。經歷了近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人願意再次回到毛澤東黑暗時代嗎？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夜話中南海》專欄本周一刊登和播出的《徐鳴曾揭露薄熙來夫人喂毒殺人的真正動機》被轉載後，網名「衡山老道」者跟帖駁斥說：「王立軍敢和谷開來搞婚外情嗎？屁股想，都不可能。」 對此，筆者建議這位「老道」上網看看薄熙來法庭上陳述的內容，再搜尋一張薄谷開來給扮演交警執勤的王立軍遞水解渴的照片，琢磨琢磨再做評論。 正如網友tobright 所說：「吃瓜群眾知道啥，我只看到谷對王一往情深的照片。」 更建議「老道」直接上網查看，當年人民網和胡叼盤的環球網2013年8月26日的報道文章《薄熙來：王立軍暗戀谷開來 表白信被發現後叛逃》。文章的首段內容便是：「8月26日，薄熙來受賄、貪污、濫用職權一案庭審進入第五天。薄熙來自辯稱，谷開來和王立軍如膠似漆，對他言聽計從。他侵害了我的家庭，侵害了我的基本感情，這才是他真正叛逃的原因。我一巴掌把他打跑，我有錯誤，但是一個巴掌就打出一個叛徒來也不容易。」 如網友「衡山老道」想必是一位老者，應該是屬於中國大陸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建議這位「老道」，以及所有以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是王立軍上級為由，堅信王立軍絕不敢「太歲頭上動欲」的人都先回顧一下，當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副統帥的夫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群和林彪手下的「四大金鋼」之首、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盛之間的「婚外戀」情節。那可都是中共當局當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公開揭發出來的，日後更有在「審判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庭審過程中的更多揭露，向全世界公開了葉群和黃永盛之間的姦情。 當時，林彪兒子林立果為監視自己的生母葉群，從葉群的電話線外接了一根竊聽線，一直通到他林立果自己的房間里，並偷錄了黃永勝與葉群的一段對話。對話一共是157分鐘，時間是1970年10月7日。這個錄音帶也是公審黃永勝時，法庭公開出示的「黃葉不正當關係」的證據之一。節錄於下： 葉群：你想我嗎？ 黃永勝：怎麼不想呢？ 葉群：說真話，我可想你了。我跟你說，我這個生命是和你聯繫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還是個人生命。 黃永勝：我覺得，我完全像你一樣了解，請放心……。 這段錄音播放完後，法庭上除了出示葉群以及黃永盛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詞外，還特別出示了「九·一三事件」之後，查抄葉群文件櫃中發現的黃永勝本人寫給葉群的「言請詩」：「纏綿五周月，親手摺幾枝。雖是寒冬日，黃葉熱戀時。」 更有甚者，這個林彪元帥的老部下黃永盛上將與林彪元帥的夫人葉群之間的私情並非始於「文革」，而是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了。 1985年至1988年期間，當時《人民日報》的高級記者紀希晨曾奉「組織的指派」，準備寫一批旨在反映文革歷史的東西。所以，當時的中央和軍隊的各個部門因為他有王震的批示和陳雲的書面交待，都紛紛開綠燈。 這個紀希晨把他藉機搜集到的東西編成了一本書，名字叫做《文革十年》。但因為其中太多內容實在是「丟黨的人」，所以只被允許當成「內部讀物」刊印了很少一部分。其中即記錄了「解放後」黃永勝留駐廣州，每次回北京都不忘記給葉群帶很多好東西，甚至包括一些春宮圖書。他對周圍的一些林彪部下吹噓說：「封建社會管這事叫做寵幸，資本主義就叫腐化，我們就叫為革命獻身。其實，都是一回事，就是關起門來 ……(此處省略兩個字，意指床第之事)！ 另有網友「秦始皇」在筆者《徐鳴曾揭露薄熙來夫人喂毒殺人的真正動機》一文跟帖說：「這是一個離奇、驚險、香艷的故事，涉及到高官，江湖小子敢打敢拼，最後爬上高位，還與高官妻子通姦，還涉及了英國間諜007。007英俊瀟洒，美男計，引誘征服高官老婆，竊取情報，還要驅使高官老婆為他工作。高官老婆不甘被外國間諜驅使利用，又不敢坦白，於是勾引爬上高位的江湖小子，勾搭成奸後，讓情夫幹掉了間諜情婦。偷情，三角戀，間諜。這故事寫出來可以拍007在北京。」 「秦始皇」當然是在調侃，但那位英國「商人」在薄熙來成為政治局委員之後引起外國情報機構的重視，也不是沒有可能的。而被害人尼爾·伍德的母親在對薄谷開來和張曉軍的庭審前也表示，這種案子在根子上是一幕宮廷陰謀劇。 再者，薄熙來下台之後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已經證明，薄谷開來毒殺英國人尼爾·伍德的計劃，王立軍是事先知情的。薄熙來本人也在法庭上親口供述了谷開來在北京被抓走之前，一直非常確切地跟自己的丈夫薄熙來說她沒殺人，是王立軍誣陷她。 而薄谷開來當時之所以對薄熙來這樣說，就是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徐鳴日後對身邊朋友的分析：當時的王立軍對薄谷開來與尼爾·伍德關係的嫉妒之情，使得薄谷開來自信殺了尼爾·伍德能夠取悅王立軍，卻沒想到這個王立軍居然會據此要挾自己的政治局委員丈夫，繼而被自己的丈夫一巴掌煽進了美國領事館之後，又把揭發這件事情當成了與中共當局交換，令自己保命的條件之一。於是，深情的愛變成了刻骨的恨！ 2013年8月12日，中共新華社發表《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案庭審紀實》。文中引述合肥市檢察院在公訴意見書中指出：本案是一起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殺人案件。生命權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世界各國法律無一例外地將生命權的保護置於極其重要的位置，這既是對生命本身的關愛，又是對人權的充分尊重。我國刑法歷來都對故意殺人罪規定了嚴厲刑罰，充分保障每個公民的生命健康權。二被告人的行為不但使被害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也破壞了幾個原本幸福的家庭，造成了難以挽回的社會影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今天，任何人觸犯了法律，都要受到追究。 三天後，被公認有王歧山為政治靠山的著名財新記者胡舒立發表《谷開來案：誰在踐踏法律尊嚴》，被中國境內和境外的媒體廣為轉載。文中說：記得4月10日新華社在播發「公安機關對尼爾·伍德死亡案依法進行複查」的消息時，曾引用有關部門負責人的表示做出強調，「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容踐踏」。 讀到《紀實》（指中共新華社發表的《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案庭審紀實》），人們可充分意識到，這裡的「踐踏」二字用得相當準確。 試想薄谷開來預謀、行動直至通過重慶警方高層瞞天過海的全過程，其中沒有顧慮、沒有恐慌，甚至也沒有真正意義的風險。一個並不高明的殺手從容作案，順利過關，如果不是事後因特別原因東窗事發，可能直到現在，外界還完全無從得知此事一鱗半爪，死者無從得雪其冤，而涉嫌謀殺者迄今逍遙法外，依然是一名受人尊重的法律專業人士，是高貴的首長夫人……。 而這就是筆者在本專欄上篇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所介紹的，按照徐鳴朋友的說法，只要一提王立軍，徐鳴的腦門上立刻青筋暴突，痛罵一番後，又會感慨自己的前主子薄書記「真是瞎了眼」的原因。 當初追隨薄熙來赴重慶之前，徐鳴曾對商務部內的幾個知己分析說：咱們老闆和如今已經進了政治局常委會的習近平都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接班人，他們兩人之間其實是有「瑜亮情結」的。老闆在年齡上輸給了習近平，也輸給了共青團的李克強，不過，江山社稷為重，沒能從商務部長直接晉陞副總理也不是壞事，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任政治局委員兼直轄市委書記下來，不但能進下一屆政治局常委，而且前景肯定是接班現在的劉雲山，輔佐那個時候的新總書記習近平，職和權都相當於黨中央的「副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 薄熙來落馬之後，自稱是鍾紹軍保了自己的徐鳴在被張德江趕出重慶市委常委會之後，本來是自願要求回到商務部只當一名司局級調研員的。被中組部安排到國務院副部級機構擔任副職，但卻可以保留副部級待遇，令徐鳴大喜過望。日後通過消息渠道得知，是習近平辦公室主任鍾紹軍向中組部打了招呼。 2018年8月24日，筆者在本專欄發表了《習近平和薄熙來，誰比誰更壞？》一文，介紹2010年12月的《重慶日報》刊登一篇《習近平調研重慶側記》，把個習近平與薄熙來及王立軍之間的默契和互動，描述得十分生動：習近平參觀石馬河交巡警平台，詳細了解平台設施、警力配置和執勤情況……。交巡警平台旁，女子交巡警隊員們英姿颯爽。習近平了解她們的選拔、訓練情況，稱讚重慶交巡警裝備優良，紀律嚴格，訓練有素。 習近平一行還參觀了打黑除惡資料彙集處，並看望了政法戰線幹警和英模家屬。他說：「重慶市委真正從以民為本出發，開展了『打黑除惡』鬥爭，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成果、重大勝利，維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是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的。重慶的『打黑除惡』做得好！希望認真總結經驗，圍繞改善民生、維護民意、便利群眾等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平安重慶』，『打黑除惡』還要再接再厲地向縱深推進。」 在重慶市幹部大會上，習近平力挺薄熙來，發表訓示說：「重慶近年來以『唱讀講傳』活動為載體，弘揚主旋律，幹部群眾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新變化；開展『打黑除惡』專項行動，打掉了一批黑惡勢力團伙，增強了人民群眾的安全感……。這些成績是……以熙來同志為班長的一班人，帶領全市幹部群眾開拓進取、艱苦奮鬥的結果……。」 這篇文章中也介紹了，此前早有內地消息靈通人士告訴過筆者，薄熙來入獄之後，他在重慶市的最親密助手之一、時任市長黃奇凡怒懟中紀委薄熙來專案組，正告他們自己之前和薄熙來的關係首先是得到了習近平的認可，一句「習近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到重慶視察工作的時候，特別叮囑我和徐鳴同志要全心全意當好薄熙來同志的助手和參謀，共同努力讓重慶市的唱紅打黑工作更上一層樓，為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樹立榜樣」，令自己安然過關！ 而當時這篇署以《重慶日報》記者之名的《習近平調研重慶側記》在刊登之前，就是由徐鳴先發給鍾紹軍審定的。 徐鳴日後對商務部人士回顧說：習近平在重慶接受薄熙來和薄谷開來夫婦家宴款待的邀請後，鍾紹軍特別安排彭麗媛飛抵重慶，只為赴宴。兩對夫婦共宴時，徐鳴、王立軍、鍾紹軍，以及時任中央警衛局專門負責警衛習近平的副局長王少軍恭候在外。訪談之間，籍貫安徽鳳陽的徐鳴硬說自己的母親祖籍浙江衢州，算是和鍾紹軍攀上了半個「老鄉」的關係。日後的故事發展，將在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人間四月天，好端端的一個大上海，忽然間淪為空城、鬼城、飢餓之城、恐怖之城。流行於中國的兩篇網文《上海逝者》和《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描寫了今日上海的種種慘狀，仿如人間地獄，也抒發了上海人的悲情與憤怒。 其中一段，有關挨餓：「更多的人，是啥也沒得吃了。這幾天，眾多的獨居老人守到彈盡糧絕才發出求救要一口吃的，他們中有老教授，老專家，經歷過浩劫年代，為祖國做出過傑出貢獻，也有不缺錢的知識分子，結果困在2022年吃不上飯，荒不荒謬？既然我們抗疫的主要目標是為了保護老人，那這些吃不上飯、看不上病、甚至還要搭上命的老人現狀是怎麼造成的？」 中國網民的總結很到位：西方用社會控制疫情，中國用疫情控制社會；美國疫情，只有結束，沒有勝利；中國疫情，只有勝利，沒有結束。 說起來，所謂中國抗疫模式，不要說沒法跟西方國家、民主國家、正常國家比，就論當下中共領導人的政治智商，還不如中國古人。中國有一句老話，也是成語：投鼠忌器。不要因為滅老鼠而砸毀傢俱。意思是說，不要因小失大。然而，習近平所搞的所謂「動態清零」，即極端清零，就是投鼠不忌器。為了跟一場看不見且危害不大的病菌作戰，不惜砸毀城市，重傷社會，重傷經濟。本末倒置，因小失大。 習近平砸毀了上海。這種砸毀行為，仿如一種連他自己都無法遏制的衝動，一種心理疾病。正如習近平砸毀香港的「一國兩制」，就等於砸毀香港。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亞洲四小龍、東方之珠的地位不再、光環不再，相應地，中國失去了一個經濟增長的引擎、火車頭，對中國經濟的重傷可想而知。 如今，動輒全面封城、極端清零，用政治手段、文革模式、運動形式搞抗疫，先後砸毀了武漢、西安、以及眾多中小城市；如今又砸毀上海，這個中國最大、最發達、最繁榮的經濟和金融中心。 「打倒一切，砸爛一切。」這是兩代人熟悉的文革口號、文革場景。習近平終究是文革一代，骨子裡根植了文革基因。無論他本人是否意識到，砸爛一切、砸毀一切，成了習近平的心理定勢，也成了他的行為定勢。舉凡經濟、社會、教育、政治等領域，或面對複雜的國內和國際形勢，習近平每一出手，其效應、其後果，都是砸毀一切。 砸毀了政治（廢止領導人任期制），又砸毀了經濟；砸毀了政改，又砸毀了教育；砸毀了改革開放的成果，又砸毀了中美關係；砸毀了香港，又砸毀了上海……，還有哪個領域、哪個面向，是習近平沒有砸毀的？ 文革結束，已近半個世紀；改革開放，也經歷三十多年（就算到習近平上台為止）。人們驚訝地發現，執掌當今中國命運的，竟然是一個文革幽靈，一個不折不扣的紅衛兵！因為他個人的政治取向、社會癖好、心理障礙，竟然能綁架整個執政黨，倒行逆施；竟然能以一人之力，把整個中國拉向倒退。 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對上海人的飢餓訓練，目的是讓他們徹底馴服、臣服。果真如此？那麼，習近平必然失敗。他收穫的結果，只能是恨、憎惡、鄙視。經此一役，習近平跟上海人結下了梁子。 莫非，習近平跟香港人有仇？跟西安人有仇？跟上海人有仇？或者乾脆，習近平跟全體中國人有仇？答案顯然不在此。水平再低的國人都可能漸漸悟出：習近平追求的，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權為本；習近平在乎的，不是人民至上，乃是他個人的權位至上。還是那句話：以一己之私，禍一國之利；甚至於，以一己之私，禍一黨之利。 動態清零，病態清零，極端清零，反醫學、反科學的政治清零。面對領導人明顯的思維荒謬和胡作非為，上海人展開了各種形式的軟性抵抗，就連上海的各級領導幹部，也都展開了各自的軟性抵抗。 當上海市民發現，上海並不缺物質、全國各地也都紛紛捐資捐物給上海、但上海人民卻白白挨餓時，禁不住憤怒詰問：「物質爛掉都不給我們，這是什麼國家？」問得好！是啊，這是什麼國家？曾經沉醉於或昏睡於歲月靜好的上海人、中國人，醒過來了嗎？有多少人醒過來了？醒悟得太晚？還是不算太晚？ 但願，這個詰問，不是投向水井的一粒石頭，聽到一波響聲，復歸於沉寂、死寂。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場烏克蘭戰爭讓歐盟的領導國德國錯誤的國際國內政策原形畢露，而近年來一直被歐盟的西歐成員國們蔑視的波蘭卻展現出了它的高瞻遠矚。歐盟的「醜小鴨」波蘭如今正獲得讚譽，而「歐盟之星」德國卻在自尋墜落。烏克蘭戰爭開始後，德國的富裕和繁榮因為實行「政治正確」方針的後果而日益消失；同時，由於德國的主要政黨拒絕承認「政治正確」方針的荒謬，它們正拖著自己的國家和西歐小兄弟們滑向經濟沒落。 一、波蘭因何一度在歐盟內部遭到孤立？ 英國的一家雜誌3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The West Has Rediscovered its Purpose（《西方重新發現了它的目標》）」。文章說，「上個月人們還在思考，『北約去哪兒？』這已有30年歷史的問題，而如今北約的目的再明顯不過了……波蘭已從歐洲賤民轉變為人道主義超級大國。最令人震驚的是，幾十年來白白浪費美國國防預算的北約國家突然加緊行動，德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將國防預算翻了一番」。這段話里點出了一個歐盟內部公開的秘密，那就是，波蘭被歐盟在政治上打壓已久，但烏克蘭戰爭中德國的政治地位明顯淪落，而波蘭的國際地位卻突然明顯提高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轉變？為什麼先前德國要刻意打壓波蘭？我在上個月給《大紀元》寫的一組關於烏克蘭戰爭的德國因素的文章中，提到了西歐左派政府試圖推行大一統歐洲的戰略。以德國和法國為首的歐盟是以大一統歐洲為旗幟的，而德、法的左派政府把這面旗幟視為「政治正確」的重要組成部分。奉行「政治正確」的西方左派政府都有一個繼承自馬克思主義的遺傳基因，那就是「唯我正確」、「不服從者必打壓」。 德國政府在2015年歐洲的外來非法移民危機面前，對內對外都展示出強硬的打壓異己、「唯我正確」的姿態，波蘭因此得罪了德國和歐盟。德國主導下的歐盟長期以來實行歐洲各國之間的人口自由流動和邊界開放，這為2015年北非的大量人口提供了闖關進入富裕歐洲、享受歐洲社會福利的動力，當時爆發了數百萬非法移民從海上和陸地闖入歐盟南部和東部成員國的浪潮。為了顯示這種大一統歐洲制度的優越性，德國總理默克爾強行要求德國國內和歐盟成員國接受這些非法移民。 在歐盟的大一統方針之下，作為領導國的德國要求各成員國執行統一的方針，而這類的方針由德國說了算。2015年9月4日具有明顯紅色色彩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決定開放德國，接受這些非法移民，並由各歐盟成員國分攤非法移民的負擔。直到2016年新年夜在德國科隆市火車站廣場上發生了650名德國女性被來自北非的阿拉伯非法移民性騷擾或性侵事件後，默克爾的態度才略有收斂，但她始終拒絕認錯。 當時德國政府對國內輿論和公職人員實行了嚴厲管控，不許批評政府接受非法移民的政策，否則公職人員可能被解職；甚至德國的反間諜機構憲法保衛局奉命把手伸到國外，在社交媒體上公開亮出該機構的名號，有針對性地威脅批評默克爾移民政策的外國人。這種專製做法發生在中共治下毫不奇怪，但在德國也如此，就顯現出「政治正確」派執政的專制危險性了。默克爾在東德紅色政權下生活多年，從政後只讚揚年青時代東德的「美好生活」，卻從不清洗她心中的「紅色基因」。在她掌控之下的德國面臨自己製造的非法移民危機時，實際上展示了民主國家發生民主倒退的第一個先例，此後我們在北美就看到更多了。而波蘭當時抵制默克爾的上述政策，於是在歐盟內部遭到孤立，本節開頭引用的文章提到，波蘭因此被歐盟視為所謂的「歐洲賤民」。 二、波蘭不迷戀馬克思主義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蘭和蘇聯先後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為什麼這兩個國家現在的差別會這麼大？其中的關鍵是，俄羅斯的制度轉型因為缺少全社會紅色價值觀的轉型而徹底失敗，現在昔日的「蘇聯」又活回來了；而波蘭卻推動了蕩滌紅色價值觀的社會轉型，因此與俄羅斯完全分道揚鑣了。 波蘭能與俄羅斯繼承的蘇聯時代紅色價值觀劃清界限，與波蘭的現代歷史有直接關係。二戰前期蘇聯與納粹德國合謀瓜分了波蘭，1939年法西斯德國侵入波蘭西部，波蘭共和國的政治和軍隊精英大批流亡到被蘇聯佔領的波蘭東部，卻被蘇聯佔領軍關押。蘇聯為了將來統治波蘭時不會遇到波蘭精英的抵抗和反對，屠殺了原波蘭共和國的政治、軍隊和知識精英。1940年4月至5月間被蘇聯俘虜的波蘭軍官、知識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務員22,000人被蘇聯在卡廷森林、加里寧（特維爾）、哈爾科夫等地殺害。1941年德國侵入蘇聯後在卡廷森林裡發現了這次大屠殺留下的「萬人坑」，蘇聯當局拒絕承認這一嚴重罪行，反而誣指德國製造了這次屠殺。直到蘇聯解體，葉利欽才代表俄國政府就此正式向波蘭人民道歉。 二戰後蘇聯處心積慮地扶植起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蘇聯在二戰期間便培養了一批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幹部，制定了奪取政權的方案。二戰後期東歐各國相繼被蘇聯紅軍佔領，蘇聯遂利用佔領軍的權勢，把培養好的東歐共產黨人送回本國，打擊並取代本國的自由派勢力，最後在東歐各國建立了共產黨政權。東歐各國戰前的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也有市民社會的傳統，老百姓對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支持，二戰結束時從未發生過擁護共產黨的革命。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強加給東歐各國民眾的，在當地沒有社會基礎。因此東歐各國屢屢發生民眾對共產黨政權的大規模反抗：1953年在東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蘭，都發生過民眾的起義。當地的共產黨政權都在蘇聯干預和援助下把這些反抗殘酷鎮壓下去了。這些反抗為後來波蘭的民主化和精神上清除蘇聯的紅色價值觀開闢了道路，也排除了後來社會轉型的障礙。 正因為波蘭不像俄國那樣拒絕清理蘇聯時代的紅色價值觀，也不像德國那樣迷戀馬克思主義，波蘭結束共產黨統治之後在制度轉型過程中，得以通過成功的社會轉型，保障了經濟和政治轉型的成功。波蘭開始制度轉型時，人均GDP和俄羅斯差不多；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最新數據，2021年波蘭的人均GDP是17,318美元，而俄國只有11,654美元，僅及波蘭的三分之二。俄國出現的蘇聯時代舊價值觀左右民主化的現象，導致俄國的制度轉型基本失敗，不但經濟落後，依賴能源出口，而且在俄國精英中產生了從上到下的制度自卑感，由此又引導這個國家重新回到了對外霸權、對內鎮壓的舊道上。 三、波蘭在歐盟的國際地位大翻轉 過去七八年當中波蘭一直被西歐的左派政黨視為「政治不正確」的典型，因為波蘭不認同那些西方左派奉為神聖的新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確」主張，諸如世界大同、開放國界、鼓勵變性、放縱吸毒、同性戀至上等等。波蘭的這種立場觸犯了西歐和美國左派的大忌，認為波蘭簡直是在藐視歐美左派的價值觀以及奠基在這些價值觀之上的所謂「制度自信」。 同時，波蘭還一直警告說，普京正在積蓄俄羅斯帝國的野心，將威脅歐洲的安全。2008年俄羅斯入侵喬治亞時，波蘭總統與烏克蘭、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領導人一起前往該國首都，在那裡波蘭總統警告西方國家注意俄羅斯的侵略。他說，「今天的喬治亞，明天的烏克蘭，後天——波羅的海國家，也許以後，我的國家波蘭的時候到了」。烏克蘭戰爭開始後，波蘭總理又趕到柏林去告誡德國領導人，「我們在德國這裡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現象，現在我們沒有自私的時間了，這就是為什麼我來找朔爾茨（德國總理），來晃動德國的良知」。 當2015年歐盟國家響應默克爾的要求，接受中東的大量非法移民時，波蘭曾拒絕接收；波蘭的最高法院還裁定，某些歐盟法律不適用于波蘭。但這次烏克蘭戰爭中波蘭卻對烏克蘭難民敞開雙臂，接收他們，比西歐其他國家主動得多。華沙大學的心理學家比萊維茨（Michal Bilewicz）認為，波蘭對烏克蘭難民的態度說明，「在俄羅斯的攻擊面前，歷史記憶被喚醒了」，讓波蘭人民產生了對烏克蘭難民的共情。 一直以來，歐盟的多數西歐成員國把波蘭對普京的擔憂視為過時的冷戰思維，不屑於理睬，甚至因為波蘭抵制歐洲左派價值觀的做法，對波蘭極為不滿。拜登在競選過程中居然把波蘭稱為「世界上極權主義政權的崛起」。烏克蘭戰爭爆發了，拜登的說法被證明是完完全全的胡說八道。 烏克蘭戰爭證明，波蘭才是歐盟成員國里正確把握了國際關係方向的國家；而德國等「政治正確」的歐州左派政府則屬於一再犯錯誤的「小學生」，它們犯了重大戰略錯誤，錯看了俄羅斯。最近德國對外關係協會的一位研究員Adam Traczykn承認，波蘭領導人現在相信，他們在與西歐的關係中佔據了制高點，「波蘭是對的，德國是錯的」。 其實，不只是波蘭政府知道自己對俄羅斯的判斷一直是正確的，現在其他國家的人也認同這一點了。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伊麗莎白·布勞在《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中表示，過去幾周讓西歐人感到羞愧，他們被迫承認，他們對俄羅斯的看法是錯誤的……特別是，德國奉行「通過貿易改變」的政策，希望與莫斯科的新能源交易有助於向俄羅斯輸出自由主義價值觀，從而消除波蘭關於歐洲變得過於依賴敵對政府的天然氣的抱怨。「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我們長期以來一直看不起的人實際上知道一兩件事」。 《華爾街日報》3月24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For Years, Poland Warned of the Russian Threat. Now, the West Is Listening（《多年來波蘭一直警告俄羅斯的威脅，現在整個西方都在聆聽》）。很顯然，普京的行動證明，歐盟各國當中波蘭不但是對的，而且敢於站出來警告歐盟的領導國德國；現在歐盟正不得不改用波蘭持之以恆的立場，來重新修正北約的防務政策。 四、德國會知錯悔改嗎？ 波蘭和德國在歐盟內部國際地位的大翻轉代表著當下歐洲面臨的困境，被德國為首的西歐諸國長期蔑視的波蘭現在被證明是真正有遠見的，而德國卻在「政治正確」的道路上為烏克蘭戰爭鋪平了道路，陷歐盟於兩難之中，它已經不配再領導歐盟了。 但德國會知錯悔改嗎？這要看德國能不能真正地迷途知返，目前來看，德國各政黨的做法並不及格。德國的主要政黨中，現在執政的是社會民主黨（SPD）和綠黨，默克爾時代是基民盟（CDU），對德國目前的綠能政策、對俄政策和統一歐洲政策，這三個黨都各有自己的責任。其中社會民主黨的前總理施羅德非常親俄，默克爾則因其強勢推行上述政策而責任難逃，目前德國輿論對這兩個人的批評非常多。 但這兩個前總理都受到其政黨的保護。德國輿論認為，默克爾對烏克蘭戰爭負有潛在的連帶責任，而默克爾拒絕認錯，基民盟的高層則明確支持默克爾路線，掩護默克爾和該黨過關。社會民主黨也在掩護其前黨魁施羅德，雖然制裁施羅德的呼聲在德國越來越高，他甚至被稱為是「普京理解者」（Putinversteher），即對普京十分同情的人，但現任總理朔爾茨卻拒絕譴責他的前輩，當然也不肯否定該黨長期以來親俄的所謂「東方政策」。 德國現政府用來應付輿論的辦法是，讓虛位總統出來檢討一番，搪塞而已。德國的現任總統施泰因邁爾曾任默克爾的外交部長，最近他出面表示，當年德國政府及他本人都對俄羅斯的政局發展誤判，德國對俄政策錯了，從俄國進口天然氣的北溪2號輸氣工程的顯然也錯了；這些對俄政策是「令人苦澀的」，「我們將俄羅斯融入歐洲大家庭的努力失敗了」，「當時的判斷是，普京絕不會為了自己的帝國狂熱而葬送俄羅斯的經濟、政治和道德基礎。在這個問題上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樣誤判了局勢」。但施泰因邁爾現在不掌握任何決策權，他的檢討會改變當局政策嗎？顯然不會。 德國現在已明確表示，只能象徵性地停止從俄國進口煤炭，但不能停止進口俄國的天然氣。俄國煤炭對德國的能源構成佔比極少，停不停止無關緊要。只要德國堅持依賴俄國的天然氣來避免工業停擺，就只能繼續向俄羅斯支付天然氣開支，所謂歐盟對普金的制裁就被破功了。綠黨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近日推出的德國新能源計劃是，堅持綠色能源，繼續謀求風能、太陽能的完全轉型。如果綠色能源方針真能生效，德國就無需俄國天然氣了；德國之所以現在高度依賴俄國天然氣，就是因為風能、太陽能之類既不穩定，又遠不能滿足需要，而且價格高昂得難以承受。 烏克蘭戰爭尚未結束，德國政府又轉回了烏克蘭戰爭之前的對俄立場，所有的輿論批評都改變不了這些政黨死守「政治正確」的頑固信念；同時，德國政界的各種反省被證明不過是假話和空話。唯一發生改變的是，從現在開始，德國政府將成為挨批的靶子，因為它顯然是個沒有勇氣拋棄錯誤、知錯不改的惡劣典型。更值得深思的是，過去幾十年來德國社會是如何逐步走上迷戀新馬克思主義、推動「政治正確」這條荒謬自害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德國正在摧毀它的富裕和繁榮。 （原文鏈接）
中共啟動上海防疫戰至今，整個事情已經到了荒謬，荒唐加荒誕的「三荒防疫」的程度。上海2500萬居民基本的民生物資陷入斷供危機，民眾怨聲載道。簡單粗暴的封城措施不僅導致嚴重的人道危機，而且絲毫沒有解決疫情問題。官方已經開始調動外地武警和解放軍支援，已經有目擊者看到裝甲車和坦克駛入上海。這不能不令人質疑：為什麼要動用坦克？難道坦克可以輾死病毒嗎？顯然，武裝力量進入上海，是為了對付可能暴動的上海人。可以說，習近平現在發動的，不是針對病毒的戰爭，而是一場沒有硝煙的針對上海人的戰爭。 上海防疫的「三荒」程度，可以用三個疑問來代表：第一，3月1日以來，上海累積感染者15萬例，到目前為止只有一例重症，零死亡。就為這一例重症，就封了有2500萬人口的整座城市。這還不夠荒謬嗎？第二，目前，上海因為防疫導致的死亡人數，包括來不及治療的，跳樓自殺的，已經公布的數字就大大超過疫情導致的災難了，沒有公布的還不知道有多少。中共和習近平這是防疫，還是在殺人？這還不夠荒唐嗎？第三，上海自3月28日強力實施封城以來，新增的確診病例仍不斷創下新高紀錄，感染人數仍在急遽上升中，4月10日又新增24943例。2500萬人都已經在隔離中了，到底哪來這麼多新增病例？這樣的強行隔離政策的結果，證明一點作用都沒有，但仍然在堅持，而且還誓言不會缺小，這不是荒誕是什麼？ 中國不是沒有專家提出反對意見。針對「三荒」防疫導致的次生危機的問題，4月8日的財新網「人口與經濟」專欄，發表專家梁建章的文章指出：上海，長春，哈爾濱，西安，深圳等大城市封城造成的經濟損失，將對一季度的GDP造成4%的影響，導致失業率上升，返貧人口增加等等。中共一再表示要用「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勝利」。難道失業，返貧的代價還小嗎？此外，2018年，上海各級醫院一年接診2.7億次，住院手術256萬台，相當於每天74萬人次的門診和7000台手術。這麼多人難道現在都沒有病了？他們現在被封在家中，生病怎麼辦？對比一下這些防疫導致的次生災難，哪個代價更大，哪個對人民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不是一清二楚嗎？中共明明知道，還故意這樣做，這不是 「對人民發動的戰爭」是什麼？ 上海目前出現的居民普遍陷入饑荒的情況，令人想起曾經導致三四千萬人餓死的1959-1962年的大饑荒。當年的大饑荒餓死那麼多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當局攔路設卡，害得很多人想出門要飯都不行，只能餓死在家中。沒想到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共採取的完全還是舊有的那一套，只是使用了更多高科技的手段，包括在用紅外界儀器攔截逃出的人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亞森早就說過，現代社會的饑荒幾乎沒有一次是食品短缺造成的，都是來自政治，來自於控制。大饑荒往往來自剝奪市場機制，實行配給。現在上海發生的，就是這樣的悲劇。 事實上，疫情本身根本就沒有那麼嚴重，至少沒有嚴重到需要這樣封鎖的程度。這次防疫，實際上是中共在演練行政權力對社會的全面管控。上海這次封城再次證明：對人類威脅最大的，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上海的悲劇，完全是國家和官員權力過大，不受制衡造成的。「三荒」防疫再次說明，以強制和控制為核心的制度，才是中國最大的政治疫情。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