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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我那篇《世界正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入口》刚发表，美国财长与美国任命的世界银行行长就发表讲话，表明要将改革全球金融体制。4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呼吁对世界主要经济机构进行改革，称乌克兰战争表明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进行改革，其中要点之一是改革IMF机制，这是针对该机构2016年吸纳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等做为该行投资国的改革而发；要点之二是要将俄罗斯从G20当中开除。世界银行行长大卫·玛律帕斯（David Malpass）则针对中国，称减少依赖中国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两个机构是全球化两大金融支柱，世行是美国人当家；美国也是IMF的最大股东，拥有一票否决权，但掌门人归欧盟任命。现在IMF与世行同时发声，说明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全球化在2022终结亦在所不惜，国际社会将成为多极世界。 政治分裂让经济全球化受阻 因白宫一再保证不直接参与俄乌战争，美国观察人士因此不担心触发三战，目前的关心重点已经转到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将发生什么变化上来了。 1990年代苏联崩溃后，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全球化的推行顺序大致是： 第一步是经济全球化，这一点，世界各国都搭上西方物质文明的便车，无论哪个国家，从首都到穷乡僻壤，都是受益者，推行无阻； 第二步是社会全球化，比如接受西方主张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个人自由（在中国主要体现为性自由），山沟孩子与城市中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终于有机会坐在一起喝咖啡，因此也很受欢迎。虽然经济全球化引发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增大，但同时也创造了无数富人与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美国，制造业从业者与农场主在2014年左右（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之后），意识到自身成了全球化受损者，开始反对，在他们寻找政治代理人之时，川普正好出现。 及至政治全球化时，美国的“颜色革命”不仅在中国、俄罗斯受到政府当局坚决反对。2011年在中东北非四国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1990年代南非曼德拉的“彩虹革命”之后的社会发展与经济都发生严重倒退，因此，政治全球化引起的反应非常复杂，分裂的种子已经埋下。2020年美国大选舞弊不仅极大地削减了美国的软实力，左派推行的CRT、BLM、LGBTQ、大麻合法化等进步主义主张也引起非欧美文化圈的疑虑及排斥。拜登向全球发出抵制北京冬奥的号召，响应者寥寥无几，已经算是对美国如今软实力的检测。可以说，政治裂痕早存，今年的俄乌战争只是诱发因素，决非根本原因。 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我在《世界正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入口》中谈过，本文不再重复。美国能源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拉夫特（Gal Luft）最近说的一番话非常生动：“毫无疑问，过去一个月的事件标志著全球金融史上的转折时刻，将成为经济学史上最糟糕的自毁伤口被记录。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权力，这让美国能维持巨额赤字，维持30万亿美元的债务。一旦对美元的需求减少，美国将无法像近一个世纪以来那样轻松地出售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工具。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将重新考虑以之前的力度购买美债是否明智。”他进一步指出，随著对美债的需求不断下降，美国将不得不提高美债利率，这意味著偿债成本将飙升，而留给国防、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的资金会更少。这种状态必将影响美国提供对外援助、支援国际组织、保护其盟友以及在海外投资基础设施的能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对美国感到失望，并将寻求其它安全和经济伙伴。” 全球分裂成三个世界：两大阵营+不结盟国家 我曾写过一篇《2021的世界年度词：极变》，从UN气候峰会欧美强行推出绿能计画受到中俄澳印等国抵制这一事实，推论世界将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变成多极世界。俄乌战争后，美欧对俄罗斯开展的全面制裁，最后让欧盟因为对俄能源尤其是天然气的需求而陷入分裂，足以证明以往那种“将全球统一在单一经济体系下并最终统一在单一政治体系下的宏大自由主义愿景”只是一种幻想。 俄乌战争是否预示著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结束？一向主张全球化的西方观察者现在不得不面对全球分裂这一事实，但看法大同中有小异。 一是认为今后的国家联盟将按意识形态划分。 比如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elsmann Stiftung ）经济学家容布卢特（ Cora Jungbluth）认为，目前世界已然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集团：一个是民主市场经济体（欧盟、美国及整个北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另一个集团由专制国家（中国、俄罗斯及其最重要交易伙伴）组成，他强调：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地缘政治的回归。而这一发展也导致了去全球化——试图减少对理念不同国家的经济依赖。”——这个看法其实忽视了西方世界当初推动全球化的最重要目的：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体除了美、加、澳大利亚等少数几国之外，无论本国产品需要的市场，还是本国需要的资源，几乎都对外严重依赖，从殖民时代开始，它们就需要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得到资源或者开拓市场。正是这种内在的经济扩张需求，才导致西方国家的全球化冲动。只是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过程中，西方国家觉得所有国家如果变成同一意识形态，打交道会方便很多，因之才产生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全球化需求，最后发展成美欧对他国输出颜色革命的行动。 因此，按意识形态划分经济合作关系，最后可能会让美欧自缚手脚，此时此刻的德国正在为能源未来从何处取得发愁。 第二种是按照“对公平的需求”重新组合。 对全球化一直颇有微辞的盖尔·拉夫特最近发表看法，他批评美国自掷金融核弹制裁俄罗斯反而成了自爆，失去了美元霸权地位，世界货币体系将多元化，世界随之也会被划分为三组国家。第一组是“西方+精英俱乐部成员”，如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第二组是以中国和俄国为首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s），这些国家希望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体系，使其他国家不再生活在西方的支配之下。第三组是大多数国家的状态：不结盟。不结盟国家从全球化体系中获益最多，它们希望在全球化体系中不受大国压力，可以自由和各国进行贸易，自由使用货币或者技术——这或多或少是全球权力分布的新架构，大致接近未来全球政治格局，只是除了日本之外，新加坡与韩国与中国的经济来往甚多，大多数时候，这两国会游离于两个阵营之间，只在双方对抗激烈之时视情况被迫表态。其馀五分之三左右的国家处于不结盟状态，趋利而行。 随著战争结局日渐迫近，这类反思全球化的文章将会陆续问世。有为全球化唱挽歌的，有承认地缘政治将结束全球化的幻觉，还有希望建立“新世界秩序”（希望拜登与英、法、德联手挽救全球化，建立New World Order的，更有发现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但是，由于不结盟国家大量存在，估计2018年逝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积极的社会主义实践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第三世界理论将大有市场：所有后发国家、边缘国家真正的发展，不是功利主义、追求国富、亲资本式的“赶超”，而是要“别有作为”，即在与中心国家脱钩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内的平等交往与交换——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民主。 也就是说，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未来的世界比较奇幻：美欧左派奉行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理论的各种变种、中国号称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不结盟国家拉美、非洲的反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颇有渊源——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预言终于一命呜呼。从地缘政治的范畴来说，则是三种文明（变种）的冲突再现。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搞得天怒人怨。新闻比较多的是上海，已经被上海人民定性为忍耐到了极限，其实全国各地都有清零让人无法生活的报道。但为什么习近平一定要坚持他的清零政策呢？这让许多人大惑不解。各种猜测都有，比较多的是说，他要显示自己的权威，为他的二十大铺平道路。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他就是个独裁者嘛，不显示他的权威就不正常了。老百姓的死活在他看来没那么重要，甚至党国的命运也不够重要，只有他自己的权势最重要。 但是这种理智型的推论，不足以解释他的发疯一样的清零政策。一个疯子不一定是真的精神病，比如希特勒、毛泽东等人，按照正常人的看法就是疯子，但他们并不是精神病人，而是有正常思维逻辑的人。可他们为什么会有疯子一样的思考结果呢？这是因为他们思维的一些基本的因素是错误的、荒谬的。以谬误的素材或者说前提，做合乎逻辑的思考，结果也必然是错误的。 自从共产党的一套西方理论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哲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就开始进入了大混乱的时代。以伪科学代替常识，以诡辩代替逻辑成了一时的风尚。几代人教育下来，可以明显地看出从普通百姓到所谓知识精英的思想混乱。不讲理的混乱到处都是，自打嘴巴的逻辑也不自知，甚至还自以为是，以为驳倒了常识和逻辑。 这种思维的混乱，发展到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由于长期的宣传教育洗脑的影响，其余波至今没有减弱。习近平同志就成长于那个时代，他的基本思想也成型于那个时代：满脑子都是些伪科学，满脑子都是人定胜天的狂妄，满脑子都是迷信暴力和荒谬的思维素材。这才是造就了他今天坚持荒谬的清零政策的思想根源。 分析一下他的履历可以知道，他的少年时期是被镇压的黑崽子，很少参与外界的运动，又缺乏分辨真假的能力。他接触的大多是那个时代流行的各种暴力宣传，以及怪力乱神的伪科学。被迫害的人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是不满，进而企图消灭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一种是屈服，进而崇拜暴力压迫，并发展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习近平恐怕是这后一种。 作为下乡知青，被提拔为大队书记本身就不正常。书记的职责就是宣传迷信暴力的奴化思想，并实施压迫。这就铸成了他一生的专制主义性格：在压迫下很会曲意逢迎，压迫别人时则毫不留情，六亲不认。这是文革流行的不要人性的暴君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他任大队书记时期，大搞了什么沼气发电之类的小运动。这本身并没什么错误，但这种在不懂的前提下追求时髦，对不懂的时髦科学迷信的思想倾向，发展到现在就是人定胜天的清零政策，以及不顾经济发展关闭煤矿，不让老百姓烧煤取暖等等狂悖的政策。 习近平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思维，造就了他的荒诞不经的政策。而这种荒诞不经能够变成现实，是因为受文革影响的一大批和他一样头脑有病的人觉得他很正确，支持他并帮助他。否则他自己不可能把这么荒诞的想法，变成真理一样去实行。 一百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好的坏的都进来了。而共产党执政，用各种运动和垄断的宣传把那些荒谬的东西加以放大，用来洗脑，造成了国人思想的八十年的混乱，这才是习近平许多荒谬政策的思想根源。现在的中国，应该像美国早期先贤们说的那样：恢复常识，远离伪科学。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澳洲工党参议员金伯利·基钦(Kimberley Kitching)于 3 月 10 日突然去世，年仅 52 岁。前工党领袖比尔·肖顿（Bill Shorten）道出了背后的因素，工党内部一直暗流涌动，试图将她从参议院赶出去，基钦面临党内将她赶出参议院的“巨大压力”。泪流满面的肖顿说他无法说出为什么这个 才52 岁的女议员突然离开人世，但他毫不怀疑政治压力和密室里的阴谋诡计造成了这个结果。 肖顿此时似乎仗义。但是政治倾轧、派系争斗、尤其是“无面人（Faceless men）”背后运作在工党内部似有传统，而且有过先例。十二年前的2010年陆克文被从总理位置上背后中箭落马就是当时工党内部的杰作，而且肖顿对此事难脱干系。今天肖顿对金伯利·基钦参议员充满激情的表述对照十二年前就有点滑稽可笑了。 金伯利·基钦参议员的突然离世对笔者来说还是感到非常惊愕和哀伤。原因很简单，有二。因为她是澳洲为数很少对北京专制有比较坚定立场的政治人物，而且是工党的，实属不易。金伯利·基钦参议员是澳洲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的成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是一个由民主国家议员组成的国际跨党派联盟，美国佛州参议员卢比奥是这个创立这个联盟的推手。联盟重点关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 (CCP) 的关系，成立于 2020 年 6 月 4 日。该联盟由来自世界民主立法机构的 100 多名议员组成，其目的是在全球贸易、安全和人权方面对中共做出步调一致的应对。 其二，笔者与金伯利·基钦参议员有过“准”交集。那是2020年10月14日民主中国阵线应邀参加澳洲参议院外交事务，国防和贸易咨询委员会关于澳大利亚侨民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听证会。由于武汉病毒肆虐，澳洲也受疫情的影响，这个听证会不是面对面的进行，而是通过全程电话录音进行。五位参议员出席，两位政府的，埃瑞克·阿贝兹（Eric Abetz）和康切塔·费拉凡蒂韦尔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两位工党的，金伯利·基钦和蒂姆·艾尔斯（Tim Ayres）；一位绿党的珍尼特·莱斯（Janet Rice）。而听证会主持人就是金伯利·基钦参议员。五位参议员都向笔者提问，笔者一一作答。主持人、两位自由党参议员以及绿党参议员都与笔者进行依据事实心平气静的问答，唯独那位工党艾尔斯参议员发出诘难。作为回应，笔者要求主持人将听证全部文字稿邮寄过来，以便对诘难议员问题逐一回复。听证会主持人金伯利·基钦参议员爽快地同意，以后笔者根据澳洲参议院外交事务，国防和贸易咨询委员会提供的听证原文以文字逐条回复了那位议员的诘难问题，也直接点出了他对中国和中共认知的巨大缺失，甚至是无知。 与基钦参议员因为听证有对话，但未曾谋面，所以冠之以“准交集”。因为这两个原因，对于她的英年早逝倍感哀伤，特意撰文以示哀悼。 在澳洲联邦政坛上对中共持强硬对抗立场屈指可数，在工党内过去有犹太裔议员麦克·丹比（Michael Danby）,在小党中有孤胆英雄澳洲绿党领袖兼创始人鲍伯·布朗（Bob Brown）。澳洲的自由党议员鲜见与中共明面上交恶的，但是他们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却对共产主义有天然警觉和抑制。据笔者对联盟党领导人的一些了解和研究，前总理艾伯特（Tony Abbott）和前财长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都对北京政权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防范。 另一个令我倍感无奈和悲凉的则是，在澳洲敢于直面北京政权的国会议员要对付党内预选胜出的暗潮涌动。金伯利·基钦参议员已经去世了，就是还在的话，工党内部也不再支持她获得预选继续参选。联盟党中三个议员将在今年的联邦大选后将不得已离开政坛，他们都是旗帜鲜明反对中共的议员。 纽省自由党参议员康切塔·费拉凡蒂韦尔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在党内预选中以微弱的票数败落下来，2022年6月她将任期届满，从此止步她的参议员生涯。她原本在政府内阁中，2018年莫里森取代麦肯·腾博成为澳洲总理后从辞去内阁职务。上月末在参议院发言中，悲愤的她对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莫里森是“没有道德方向”的“恶霸”，并直言莫里森“不适合担任总理”，并声称他“摧毁了新南威尔士州的自由党”。这是澳洲政治中的党内斗争表现。 埃瑞克·阿贝兹1994年补缺进入联邦参议院，2013年艾伯特赢得大选以后进入内阁，2015年9月随著麦肯·腾博取代艾伯特成为澳洲总理以后被贬抑，同时也失去了参议院自由党领袖的地位。这些年对他来说可谓流年不利，2020年国防和贸易咨询委员会关于澳大利亚侨民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听证会以后备受澳洲亲北京社团指责，工党也借此机会对他发起攻击。雪梨一位前民联总部领导人因为阿贝兹遭受无端攻击而写一篇文章从澳洲华人角度奋力维护阿贝兹参议员。也因为笔者代表民阵参加了那次听证，阿贝兹参议员因事到雪梨之际，我们之间有过一个会谈，参议员很坦率直接，也很真诚。那天是11月5日，是美国总统大选计票出现异象的时候。我们谈得比较深刻，笔者忧心忡忡地表示这个异象将改变1949年以后首次形对北京政权构成冲击的趋势，对于当代中国民运来说，也许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到此为止而不再；对于澳洲来说，也许莫里森政府在美国白宫易主之后不再有信心像当年强力要求对武汉病毒进行独立调查那样，继续硬抗北京对澳洲针对性打压。在此之后笔者把华人社区支持他的那篇文章英译稿转给了他，表示对他抗共的坚定立场的支持。 屋漏又值连天雨，以前阿贝兹都是被排在塔斯马尼亚参议院竞选第一位顺序上，这次被安放在第三顺序上，获选的机会大为降低。 2021年2月末在堪培拉的一个会议上与昆省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George Christensen）有过一个交谈，得知他将不再参加下一次大选，就此离开政坛。当时笔者还一厢情愿地希望他继续留在政坛，他是我们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所需要的西方同盟和友人。虽然最近得知他已经改换门庭转党参选参议院，根据笔者对澳洲政治的粗浅认识和客观分析，他不可能胜出。 这次澳洲联邦大选后，放眼望去，笔者直接认识的同情支持我们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澳洲联邦议员将所剩无几了，心中很是悲凉。 2022年选战过去了一周，主看两位竞赛者表现。反对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西表现欠佳，一直磕磕碰碰；而留守总理莫里森则稳扎稳打没有明显错误，重复三年前的选举结果，希望显然有所增加。 （全文转自独家报导）
上海一个富裕的国际大都市，车水马龙，人们来去匆匆，为生意，为职业，为梦想，但3月末的一天，遥远的中南海因奥密克戎病毒对它按下了暂停键。忙碌的人们停下了脚步，警察、军人和政府接管了这座城市。上海顿时了无生机，人们被囚禁在家里。2500万居民一夜间成了孤独、饥饿的幽灵。 4月15日，另一座悲情城市西安再一次被中南海按下了暂停键，16日起将再次实施封城，市民足不出户。 去年12月23日，西安曾因2053例确诊病例而封城，直至今年1月24日才解封。西安封城的严酷程度远超过武汉，造成无数次生灾害、难以计量的人道灾难。今天，西安因43例本土阳性感染奥米克戎，而重复昨天的悲剧。 从2020年武汉到2021年西安再到2022年上海，这三个中国大都市都接连遭遇封城劫难。远在海南躲避奥密克戎的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一句话金口玉言，封城清零，已变成“政治运动”，举国体制下基层官员为最高指示展开管控比赛，只可怜三个城市近5千万市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痛不欲生。 武汉作家方方在疫情日记中写道：许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没有机会住进医院，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有些人连确诊都没有，就匆匆离世。“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 武汉匿名作者“风中葫芦”在封城日记中写道，“如果不能树立起个人就是目的的理念，个人就只能是一部机器中的零件，民众就成为了蚁群蜂群。蚁群中不存在个体的价值，所有的个体都为维护蚁族的存在和发展为目的，为了蚁族的整体利益，任何个体都会随时被牺牲。所以充分尊重并维护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的健康是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的强大富庶是这个国家每个公民富裕幸福的体现和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面对强暴，有人恐惧，有人欢呼雀跃，最终也有人抗争，但在抗争中获胜的人也要将强暴加诸于他人。于是最终我们回到原点，信仰。是的，信仰是人类精神的原点。信仰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观，信仰的目光超越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西安记者江雪在她的《长安十日》中写道：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著殴打。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里，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近日，上海不断流传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文字，如“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上海逝者”和“春天对你如此厚爱”等等。 “上海逝者”在开头写道：“一整天都在下雨，就像这个城市在哭泣……” 3月23日，东方医院护士周盛妮在家中哮喘发作，用药后无法缓解。19时，家属驾车送其就诊，被医院拒收。她所工作的东方医院公告说：我院南院急诊部因疫情防控需要，正暂时关闭，进行环境采样和消毒，家属遂将病人送到仁济医院东院救治。23时许，周盛妮去世。 署名“摩耶夫人”的作者在“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一文中写道：现在的上海人，每天晚上清点完冰箱忧心忡忡地睡下，每天早上抢完菜后忐忑不安点开上海发布的数据，接着开启一天的核算、抗原、团购、骂娘，以及求助，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今天的心情实在沉重，我们热爱的、为之自豪、如此闪耀的城市，为何变得这般黯淡无光？我们付出的忍耐和血泪究竟是不是错付了？这所城市里还有没有像徐汇区志愿者老伯一样敢于据理力争的人？还有没有官员在倾听人民的心声？我们期盼的明天，还要熬多少个14天后才能到来？代价要付出多少，才能换一个求实的人民至上？！ 电影导演胡雪杨在“春天对你如此厚爱”的文章中写道：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所共知: 上海这近两月的隔离封城停摆实验告诉大家，奥密克戎死亡率零，重症率13万分之一，目前，无症与轻症占比达99.999%。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一场要干什么的实验? 两千六百八十万上海人民在这场魔幻荒谬怪诞悲愤痛苦令人发指的灾难实验中究竟在充当什么角色? 为何要让他们成百上千上万千万地整天做核酸，逼着人们交叉感染? 为何要把次生灾害放大到无以复加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地步? 为何要把上海及全国医务工作者们搞得疲惫不堪狼狈不堪，现场屡屡晕倒竟然由病人反手救护? 为何要把小到居委片警大到党政领导和人民尖锐对立水火不容? 为何一点也不尊重基本人文常识基础科普知识和常规理念普通方法论?为何没文化到这个地步? 这就是⼀场服从强权的实验，就是一场变异的病毒文化大革命。它从武汉蔓延到西安再扩散到上海。 如果中国政府不屏蔽李文亮医生的吹哨声，不刻意掩盖疫情信息，这场瘟疫绝不至于如此惨烈。极权制度是新冠病毒这朵恶之花生长的肥沃土壤。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隐瞒疫情呢？或许是极权制度使然，或许还有更深的隐忧。人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独裁国家面对灾难都如出一辙，那就是竭尽全力掩盖事实。人民的生命在独裁者眼里总是最卑微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国之大者–政权的安危。 独裁与荒谬是一对孪生兄弟。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严酷的封城竟然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安置预案，没有制约的权力与肆无忌惮的病毒在武汉、西安和上海三地共同演奏了疯狂奏鸣曲。 武汉、西安和上海成了三座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栋楼和社区都画地为牢。残酷的封城让长期沉浸在岁月静好中的人们看到了强权的狰狞，自己无助、无奈、无能、无力和无望，看到芸芸众生的哀哭和挣扎，看到了生命的脆弱。 今天，武汉解封已经过去了二年多，劫后余生的武汉人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那封城的悲痛记忆还停留在人们的心里，那逝去的冤魂也未远离这座城市。至今武汉人也不知道新冠病毒来自何方，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那制造武汉封城惨祸的当权者已经变成了英明的“救世主”，那要求查明疫情真相的许章润教授被嫖娼，报导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和怒斥“救世主”沐猴而冠的任志强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伟大与丑陋，正义与邪恶交织在疫情之中。 2020年3月23日，风中葫芦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我看见很多人正涌上大街，男的穿著严整，女的花花绿绿，他们没有重量，仿佛随风而至，他们在等待，在倾听，而声音好像过于遥远，于是他们听的更加认真……，他们是未来者还是早已逝去的魂灵？” 3月24日，封城第62天。作家方方写下她武汉疫情日记的最后一篇。她写道：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如果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2022年1月3日，西安江雪在她的长安十日一文的结尾处写道：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著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我也想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 上海人苦难还在继续，西安人又重新回到了苦难之中，武汉也岌岌可危。472年前，法国思想家拉·波埃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城镇、那么多民族，有时候竟能够忍受一个独夫暴君的为所欲为？”暴君并无三头六臂，甚至许多方面还不如普通人，但为什么人们对其俯首贴耳、忍气吞声，任其为非作歹、欺压盘剥？拉·波埃西指出，正是民众的沉默纵容“喂饱”了暴君，使其“不断强大，愈发有力来摧残和毁灭一切”。但只要民众觉醒了，不再惟命是从，暴君的统治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没有自由的生存环境，导致了人们对被奴役状态的逆来顺受或习以为常，因此，习惯是导致人们“被欺骗”、自愿为奴的重要原因。相反，享受了自由所带来的尊严和美好生活的人们，是不会心甘情愿沦为奴隶的。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愿意再次回到毛泽东黑暗时代吗？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夜话中南海》专栏本周一刊登和播出的《徐鸣曾揭露薄熙来夫人喂毒杀人的真正动机》被转载后，网名“衡山老道”者跟帖驳斥说：“王立军敢和谷开来搞婚外情吗？屁股想，都不可能。” 对此，笔者建议这位“老道”上网看看薄熙来法庭上陈述的内容，再搜寻一张薄谷开来给扮演交警执勤的王立军递水解渴的照片，琢磨琢磨再做评论。 正如网友tobright 所说：“吃瓜群众知道啥，我只看到谷对王一往情深的照片。” 更建议“老道”直接上网查看，当年人民网和胡叼盘的环球网2013年8月26日的报道文章《薄熙来：王立军暗恋谷开来 表白信被发现后叛逃》。文章的首段内容便是：“8月26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庭审进入第五天。薄熙来自辩称，谷开来和王立军如胶似漆，对他言听计从。他侵害了我的家庭，侵害了我的基本感情，这才是他真正叛逃的原因。我一巴掌把他打跑，我有错误，但是一个巴掌就打出一个叛徒来也不容易。” 如网友“衡山老道”想必是一位老者，应该是属于中国大陆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建议这位“老道”，以及所有以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是王立军上级为由，坚信王立军绝不敢“太岁头上动欲”的人都先回顾一下，当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统帅的夫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和林彪手下的“四大金钢”之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盛之间的“婚外恋”情节。那可都是中共当局当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揭发出来的，日后更有在“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庭审过程中的更多揭露，向全世界公开了叶群和黄永盛之间的奸情。 当时，林彪儿子林立果为监视自己的生母叶群，从叶群的电话线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林立果自己的房间里，并偷录了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段对话。对话一共是157分钟，时间是1970年10月7日。这个录音带也是公审黄永胜时，法庭公开出示的“黄叶不正当关系”的证据之一。节录于下： 叶群：你想我吗？ 黄永胜：怎么不想呢？ 叶群：说真话，我可想你了。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是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 黄永胜：我觉得，我完全像你一样了解，请放心……。 这段录音播放完后，法庭上除了出示叶群以及黄永盛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词外，还特别出示了“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本人写给叶群的“言请诗”：“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更有甚者，这个林彪元帅的老部下黄永盛上将与林彪元帅的夫人叶群之间的私情并非始于“文革”，而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 1985年至1988年期间，当时《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纪希晨曾奉“组织的指派”，准备写一批旨在反映文革历史的东西。所以，当时的中央和军队的各个部门因为他有王震的批示和陈云的书面交待，都纷纷开绿灯。 这个纪希晨把他借机搜集到的东西编成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文革十年》。但因为其中太多内容实在是“丢党的人”，所以只被允许当成“内部读物”刊印了很少一部分。其中即记录了“解放后”黄永胜留驻广州，每次回北京都不忘记给叶群带很多好东西，甚至包括一些春宫图书。他对周围的一些林彪部下吹嘘说：“封建社会管这事叫做宠幸，资本主义就叫腐化，我们就叫为革命献身。其实，都是一回事，就是关起门来 ……(此处省略两个字，意指床第之事)！ 另有网友“秦始皇”在笔者《徐鸣曾揭露薄熙来夫人喂毒杀人的真正动机》一文跟帖说：“这是一个离奇、惊险、香艳的故事，涉及到高官，江湖小子敢打敢拼，最后爬上高位，还与高官妻子通奸，还涉及了英国间谍007。007英俊潇洒，美男计，引诱征服高官老婆，窃取情报，还要驱使高官老婆为他工作。高官老婆不甘被外国间谍驱使利用，又不敢坦白，于是勾引爬上高位的江湖小子，勾搭成奸后，让情夫干掉了间谍情妇。偷情，三角恋，间谍。这故事写出来可以拍007在北京。” “秦始皇”当然是在调侃，但那位英国“商人”在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后引起外国情报机构的重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而被害人尼尔·伍德的母亲在对薄谷开来和张晓军的庭审前也表示，这种案子在根子上是一幕宫廷阴谋剧。 再者，薄熙来下台之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薄谷开来毒杀英国人尼尔·伍德的计划，王立军是事先知情的。薄熙来本人也在法庭上亲口供述了谷开来在北京被抓走之前，一直非常确切地跟自己的丈夫薄熙来说她没杀人，是王立军诬陷她。 而薄谷开来当时之所以对薄熙来这样说，就是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徐鸣日后对身边朋友的分析：当时的王立军对薄谷开来与尼尔·伍德关系的嫉妒之情，使得薄谷开来自信杀了尼尔·伍德能够取悦王立军，却没想到这个王立军居然会据此要挟自己的政治局委员丈夫，继而被自己的丈夫一巴掌煽进了美国领事馆之后，又把揭发这件事情当成了与中共当局交换，令自己保命的条件之一。于是，深情的爱变成了刻骨的恨！ 2013年8月12日，中共新华社发表《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案庭审纪实》。文中引述合肥市检察院在公诉意见书中指出：本案是一起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杀人案件。生命权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世界各国法律无一例外地将生命权的保护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既是对生命本身的关爱，又是对人权的充分尊重。我国刑法历来都对故意杀人罪规定了严厉刑罚，充分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二被告人的行为不但使被害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也破坏了几个原本幸福的家庭，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社会影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任何人触犯了法律，都要受到追究。 三天后，被公认有王歧山为政治靠山的著名财新记者胡舒立发表《谷开来案：谁在践踏法律尊严》，被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媒体广为转载。文中说：记得4月10日新华社在播发“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的消息时，曾引用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表示做出强调，“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 读到《纪实》（指中共新华社发表的《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案庭审纪实》），人们可充分意识到，这里的“践踏”二字用得相当准确。 试想薄谷开来预谋、行动直至通过重庆警方高层瞒天过海的全过程，其中没有顾虑、没有恐慌，甚至也没有真正意义的风险。一个并不高明的杀手从容作案，顺利过关，如果不是事后因特别原因东窗事发，可能直到现在，外界还完全无从得知此事一鳞半爪，死者无从得雪其冤，而涉嫌谋杀者迄今逍遥法外，依然是一名受人尊重的法律专业人士，是高贵的首长夫人……。 而这就是笔者在本专栏上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所介绍的，按照徐鸣朋友的说法，只要一提王立军，徐鸣的脑门上立刻青筋暴突，痛骂一番后，又会感慨自己的前主子薄书记“真是瞎了眼”的原因。 当初追随薄熙来赴重庆之前，徐鸣曾对商务部内的几个知己分析说：咱们老板和如今已经进了政治局常委会的习近平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班人，他们两人之间其实是有“瑜亮情结”的。老板在年龄上输给了习近平，也输给了共青团的李克强，不过，江山社稷为重，没能从商务部长直接晋升副总理也不是坏事，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任政治局委员兼直辖市委书记下来，不但能进下一届政治局常委，而且前景肯定是接班现在的刘云山，辅佐那个时候的新总书记习近平，职和权都相当于党中央的“副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 薄熙来落马之后，自称是钟绍军保了自己的徐鸣在被张德江赶出重庆市委常委会之后，本来是自愿要求回到商务部只当一名司局级调研员的。被中组部安排到国务院副部级机构担任副职，但却可以保留副部级待遇，令徐鸣大喜过望。日后通过消息渠道得知，是习近平办公室主任钟绍军向中组部打了招呼。 2018年8月24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和薄熙来，谁比谁更坏？》一文，介绍2010年12月的《重庆日报》刊登一篇《习近平调研重庆侧记》，把个习近平与薄熙来及王立军之间的默契和互动，描述得十分生动：习近平参观石马河交巡警平台，详细了解平台设施、警力配置和执勤情况……。交巡警平台旁，女子交巡警队员们英姿飒爽。习近平了解她们的选拔、训练情况，称赞重庆交巡警装备优良，纪律严格，训练有素。 习近平一行还参观了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并看望了政法战线干警和英模家属。他说：“重庆市委真正从以民为本出发，开展了‘打黑除恶’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重大胜利，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的。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希望认真总结经验，围绕改善民生、维护民意、便利群众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在重庆市干部大会上，习近平力挺薄熙来，发表训示说：“重庆近年来以‘唱读讲传’活动为载体，弘扬主旋律，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这些成绩是……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这篇文章中也介绍了，此前早有内地消息灵通人士告诉过笔者，薄熙来入狱之后，他在重庆市的最亲密助手之一、时任市长黄奇凡怒怼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正告他们自己之前和薄熙来的关系首先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认可，一句“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重庆视察工作的时候，特别叮嘱我和徐鸣同志要全心全意当好薄熙来同志的助手和参谋，共同努力让重庆市的唱红打黑工作更上一层楼，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树立榜样”，令自己安然过关！ 而当时这篇署以《重庆日报》记者之名的《习近平调研重庆侧记》在刊登之前，就是由徐鸣先发给钟绍军审定的。 徐鸣日后对商务部人士回顾说：习近平在重庆接受薄熙来和薄谷开来夫妇家宴款待的邀请后，钟绍军特别安排彭丽媛飞抵重庆，只为赴宴。两对夫妇共宴时，徐鸣、王立军、钟绍军，以及时任中央警卫局专门负责警卫习近平的副局长王少军恭候在外。访谈之间，籍贯安徽凤阳的徐鸣硬说自己的母亲祖籍浙江衢州，算是和钟绍军攀上了半个“老乡”的关系。日后的故事发展，将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人间四月天，好端端的一个大上海，忽然间沦为空城、鬼城、饥饿之城、恐怖之城。流行于中国的两篇网文《上海逝者》和《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描写了今日上海的种种惨状，仿如人间地狱，也抒发了上海人的悲情与愤怒。 其中一段，有关挨饿：“更多的人，是啥也没得吃了。这几天，众多的独居老人守到弹尽粮绝才发出求救要一口吃的，他们中有老教授，老专家，经历过浩劫年代，为祖国做出过杰出贡献，也有不缺钱的知识分子，结果困在2022年吃不上饭，荒不荒谬？既然我们抗疫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保护老人，那这些吃不上饭、看不上病、甚至还要搭上命的老人现状是怎么造成的？” 中国网民的总结很到位：西方用社会控制疫情，中国用疫情控制社会；美国疫情，只有结束，没有胜利；中国疫情，只有胜利，没有结束。 说起来，所谓中国抗疫模式，不要说没法跟西方国家、民主国家、正常国家比，就论当下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商，还不如中国古人。中国有一句老话，也是成语：投鼠忌器。不要因为灭老鼠而砸毁家俱。意思是说，不要因小失大。然而，习近平所搞的所谓“动态清零”，即极端清零，就是投鼠不忌器。为了跟一场看不见且危害不大的病菌作战，不惜砸毁城市，重伤社会，重伤经济。本末倒置，因小失大。 习近平砸毁了上海。这种砸毁行为，仿如一种连他自己都无法遏制的冲动，一种心理疾病。正如习近平砸毁香港的“一国两制”，就等于砸毁香港。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亚洲四小龙、东方之珠的地位不再、光环不再，相应地，中国失去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火车头，对中国经济的重伤可想而知。 如今，动辄全面封城、极端清零，用政治手段、文革模式、运动形式搞抗疫，先后砸毁了武汉、西安、以及众多中小城市；如今又砸毁上海，这个中国最大、最发达、最繁荣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打倒一切，砸烂一切。”这是两代人熟悉的文革口号、文革场景。习近平终究是文革一代，骨子里根植了文革基因。无论他本人是否意识到，砸烂一切、砸毁一切，成了习近平的心理定势，也成了他的行为定势。举凡经济、社会、教育、政治等领域，或面对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习近平每一出手，其效应、其后果，都是砸毁一切。 砸毁了政治（废止领导人任期制），又砸毁了经济；砸毁了政改，又砸毁了教育；砸毁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又砸毁了中美关系；砸毁了香港，又砸毁了上海……，还有哪个领域、哪个面向，是习近平没有砸毁的？ 文革结束，已近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也经历三十多年（就算到习近平上台为止）。人们惊讶地发现，执掌当今中国命运的，竟然是一个文革幽灵，一个不折不扣的红卫兵！因为他个人的政治取向、社会癖好、心理障碍，竟然能绑架整个执政党，倒行逆施；竟然能以一人之力，把整个中国拉向倒退。 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对上海人的饥饿训练，目的是让他们彻底驯服、臣服。果真如此？那么，习近平必然失败。他收获的结果，只能是恨、憎恶、鄙视。经此一役，习近平跟上海人结下了梁子。 莫非，习近平跟香港人有仇？跟西安人有仇？跟上海人有仇？或者干脆，习近平跟全体中国人有仇？答案显然不在此。水平再低的国人都可能渐渐悟出：习近平追求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权为本；习近平在乎的，不是人民至上，乃是他个人的权位至上。还是那句话：以一己之私，祸一国之利；甚至于，以一己之私，祸一党之利。 动态清零，病态清零，极端清零，反医学、反科学的政治清零。面对领导人明显的思维荒谬和胡作非为，上海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软性抵抗，就连上海的各级领导干部，也都展开了各自的软性抵抗。 当上海市民发现，上海并不缺物质、全国各地也都纷纷捐资捐物给上海、但上海人民却白白挨饿时，禁不住愤怒诘问：“物质烂掉都不给我们，这是什么国家？”问得好！是啊，这是什么国家？曾经沉醉于或昏睡于岁月静好的上海人、中国人，醒过来了吗？有多少人醒过来了？醒悟得太晚？还是不算太晚？ 但愿，这个诘问，不是投向水井的一粒石头，听到一波响声，复归于沉寂、死寂。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场乌克兰战争让欧盟的领导国德国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原形毕露，而近年来一直被欧盟的西欧成员国们蔑视的波兰却展现出了它的高瞻远瞩。欧盟的“丑小鸭”波兰如今正获得赞誉，而“欧盟之星”德国却在自寻坠落。乌克兰战争开始后，德国的富裕和繁荣因为实行“政治正确”方针的后果而日益消失；同时，由于德国的主要政党拒绝承认“政治正确”方针的荒谬，它们正拖着自己的国家和西欧小兄弟们滑向经济没落。 一、波兰因何一度在欧盟内部遭到孤立？ 英国的一家杂志3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The West Has Rediscovered its Purpose（《西方重新发现了它的目标》）”。文章说，“上个月人们还在思考，‘北约去哪儿？’这已有30年历史的问题，而如今北约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波兰已从欧洲贱民转变为人道主义超级大国。最令人震惊的是，几十年来白白浪费美国国防预算的北约国家突然加紧行动，德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国防预算翻了一番”。这段话里点出了一个欧盟内部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波兰被欧盟在政治上打压已久，但乌克兰战争中德国的政治地位明显沦落，而波兰的国际地位却突然明显提高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为什么先前德国要刻意打压波兰？我在上个月给《大纪元》写的一组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德国因素的文章中，提到了西欧左派政府试图推行大一统欧洲的战略。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盟是以大一统欧洲为旗帜的，而德、法的左派政府把这面旗帜视为“政治正确”的重要组成部分。奉行“政治正确”的西方左派政府都有一个继承自马克思主义的遗传基因，那就是“唯我正确”、“不服从者必打压”。 德国政府在2015年欧洲的外来非法移民危机面前，对内对外都展示出强硬的打压异己、“唯我正确”的姿态，波兰因此得罪了德国和欧盟。德国主导下的欧盟长期以来实行欧洲各国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和边界开放，这为2015年北非的大量人口提供了闯关进入富裕欧洲、享受欧洲社会福利的动力，当时爆发了数百万非法移民从海上和陆地闯入欧盟南部和东部成员国的浪潮。为了显示这种大一统欧洲制度的优越性，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行要求德国国内和欧盟成员国接受这些非法移民。 在欧盟的大一统方针之下，作为领导国的德国要求各成员国执行统一的方针，而这类的方针由德国说了算。2015年9月4日具有明显红色色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开放德国，接受这些非法移民，并由各欧盟成员国分摊非法移民的负担。直到2016年新年夜在德国科隆市火车站广场上发生了650名德国女性被来自北非的阿拉伯非法移民性骚扰或性侵事件后，默克尔的态度才略有收敛，但她始终拒绝认错。 当时德国政府对国内舆论和公职人员实行了严厉管控，不许批评政府接受非法移民的政策，否则公职人员可能被解职；甚至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奉命把手伸到国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亮出该机构的名号，有针对性地威胁批评默克尔移民政策的外国人。这种专制做法发生在中共治下毫不奇怪，但在德国也如此，就显现出“政治正确”派执政的专制危险性了。默克尔在东德红色政权下生活多年，从政后只赞扬年青时代东德的“美好生活”，却从不清洗她心中的“红色基因”。在她掌控之下的德国面临自己制造的非法移民危机时，实际上展示了民主国家发生民主倒退的第一个先例，此后我们在北美就看到更多了。而波兰当时抵制默克尔的上述政策，于是在欧盟内部遭到孤立，本节开头引用的文章提到，波兰因此被欧盟视为所谓的“欧洲贱民”。 二、波兰不迷恋马克思主义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兰和苏联先后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现在的差别会这么大？其中的关键是，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因为缺少全社会红色价值观的转型而彻底失败，现在昔日的“苏联”又活回来了；而波兰却推动了荡涤红色价值观的社会转型，因此与俄罗斯完全分道扬镳了。 波兰能与俄罗斯继承的苏联时代红色价值观划清界限，与波兰的现代历史有直接关系。二战前期苏联与纳粹德国合谋瓜分了波兰，1939年法西斯德国侵入波兰西部，波兰共和国的政治和军队精英大批流亡到被苏联占领的波兰东部，却被苏联占领军关押。苏联为了将来统治波兰时不会遇到波兰精英的抵抗和反对，屠杀了原波兰共和国的政治、军队和知识精英。1940年4月至5月间被苏联俘虏的波兰军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22,000人被苏联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特维尔）、哈尔科夫等地杀害。1941年德国侵入苏联后在卡廷森林里发现了这次大屠杀留下的“万人坑”，苏联当局拒绝承认这一严重罪行，反而诬指德国制造了这次屠杀。直到苏联解体，叶利钦才代表俄国政府就此正式向波兰人民道歉。 二战后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苏联在二战期间便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干部，制定了夺取政权的方案。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遂利用占领军的权势，把培养好的东欧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打击并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东欧各国战前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支持，二战结束时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民众的，在当地没有社会基础。因此东欧各国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都在苏联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了。这些反抗为后来波兰的民主化和精神上清除苏联的红色价值观开辟了道路，也排除了后来社会转型的障碍。 正因为波兰不像俄国那样拒绝清理苏联时代的红色价值观，也不像德国那样迷恋马克思主义，波兰结束共产党统治之后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得以通过成功的社会转型，保障了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成功。波兰开始制度转型时，人均GDP和俄罗斯差不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2021年波兰的人均GDP是17,318美元，而俄国只有11,654美元，仅及波兰的三分之二。俄国出现的苏联时代旧价值观左右民主化的现象，导致俄国的制度转型基本失败，不但经济落后，依赖能源出口，而且在俄国精英中产生了从上到下的制度自卑感，由此又引导这个国家重新回到了对外霸权、对内镇压的旧道上。 三、波兰在欧盟的国际地位大翻转 过去七八年当中波兰一直被西欧的左派政党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典型，因为波兰不认同那些西方左派奉为神圣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正确”主张，诸如世界大同、开放国界、鼓励变性、放纵吸毒、同性恋至上等等。波兰的这种立场触犯了西欧和美国左派的大忌，认为波兰简直是在藐视欧美左派的价值观以及奠基在这些价值观之上的所谓“制度自信”。 同时，波兰还一直警告说，普京正在积蓄俄罗斯帝国的野心，将威胁欧洲的安全。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波兰总统与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领导人一起前往该国首都，在那里波兰总统警告西方国家注意俄罗斯的侵略。他说，“今天的格鲁吉亚，明天的乌克兰，后天——波罗的海国家，也许以后，我的国家波兰的时候到了”。乌克兰战争开始后，波兰总理又赶到柏林去告诫德国领导人，“我们在德国这里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现象，现在我们没有自私的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朔尔茨（德国总理），来晃动德国的良知”。 当2015年欧盟国家响应默克尔的要求，接受中东的大量非法移民时，波兰曾拒绝接收；波兰的最高法院还裁定，某些欧盟法律不适用于波兰。但这次乌克兰战争中波兰却对乌克兰难民敞开双臂，接收他们，比西欧其他国家主动得多。华沙大学的心理学家比莱维茨（Michal Bilewicz）认为，波兰对乌克兰难民的态度说明，“在俄罗斯的攻击面前，历史记忆被唤醒了”，让波兰人民产生了对乌克兰难民的共情。 一直以来，欧盟的多数西欧成员国把波兰对普京的担忧视为过时的冷战思维，不屑于理睬，甚至因为波兰抵制欧洲左派价值观的做法，对波兰极为不满。拜登在竞选过程中居然把波兰称为“世界上极权主义政权的崛起”。乌克兰战争爆发了，拜登的说法被证明是完完全全的胡说八道。 乌克兰战争证明，波兰才是欧盟成员国里正确把握了国际关系方向的国家；而德国等“政治正确”的欧州左派政府则属于一再犯错误的“小学生”，它们犯了重大战略错误，错看了俄罗斯。最近德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一位研究员Adam Traczykn承认，波兰领导人现在相信，他们在与西欧的关系中占据了制高点，“波兰是对的，德国是错的”。 其实，不只是波兰政府知道自己对俄罗斯的判断一直是正确的，现在其他国家的人也认同这一点了。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劳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表示，过去几周让西欧人感到羞愧，他们被迫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的看法是错误的……特别是，德国奉行“通过贸易改变”的政策，希望与莫斯科的新能源交易有助于向俄罗斯输出自由主义价值观，从而消除波兰关于欧洲变得过于依赖敌对政府的天然气的抱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看不起的人实际上知道一两件事”。 《华尔街日报》3月2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For Years, Poland Warned of the Russian Threat. Now, the West Is Listening（《多年来波兰一直警告俄罗斯的威胁，现在整个西方都在聆听》）。很显然，普京的行动证明，欧盟各国当中波兰不但是对的，而且敢于站出来警告欧盟的领导国德国；现在欧盟正不得不改用波兰持之以恒的立场，来重新修正北约的防务政策。 四、德国会知错悔改吗？ 波兰和德国在欧盟内部国际地位的大翻转代表着当下欧洲面临的困境，被德国为首的西欧诸国长期蔑视的波兰现在被证明是真正有远见的，而德国却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为乌克兰战争铺平了道路，陷欧盟于两难之中，它已经不配再领导欧盟了。 但德国会知错悔改吗？这要看德国能不能真正地迷途知返，目前来看，德国各政党的做法并不及格。德国的主要政党中，现在执政的是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默克尔时代是基民盟（CDU），对德国目前的绿能政策、对俄政策和统一欧洲政策，这三个党都各有自己的责任。其中社会民主党的前总理施罗德非常亲俄，默克尔则因其强势推行上述政策而责任难逃，目前德国舆论对这两个人的批评非常多。 但这两个前总理都受到其政党的保护。德国舆论认为，默克尔对乌克兰战争负有潜在的连带责任，而默克尔拒绝认错，基民盟的高层则明确支持默克尔路线，掩护默克尔和该党过关。社会民主党也在掩护其前党魁施罗德，虽然制裁施罗德的呼声在德国越来越高，他甚至被称为是“普京理解者”（Putinversteher），即对普京十分同情的人，但现任总理朔尔茨却拒绝谴责他的前辈，当然也不肯否定该党长期以来亲俄的所谓“东方政策”。 德国现政府用来应付舆论的办法是，让虚位总统出来检讨一番，搪塞而已。德国的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曾任默克尔的外交部长，最近他出面表示，当年德国政府及他本人都对俄罗斯的政局发展误判，德国对俄政策错了，从俄国进口天然气的北溪2号输气工程的显然也错了；这些对俄政策是“令人苦涩的”，“我们将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的努力失败了”，“当时的判断是，普京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帝国狂热而葬送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样误判了局势”。但施泰因迈尔现在不掌握任何决策权，他的检讨会改变当局政策吗？显然不会。 德国现在已明确表示，只能象征性地停止从俄国进口煤炭，但不能停止进口俄国的天然气。俄国煤炭对德国的能源构成占比极少，停不停止无关紧要。只要德国坚持依赖俄国的天然气来避免工业停摆，就只能继续向俄罗斯支付天然气开支，所谓欧盟对普金的制裁就被破功了。绿党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近日推出的德国新能源计划是，坚持绿色能源，继续谋求风能、太阳能的完全转型。如果绿色能源方针真能生效，德国就无需俄国天然气了；德国之所以现在高度依赖俄国天然气，就是因为风能、太阳能之类既不稳定，又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价格高昂得难以承受。 乌克兰战争尚未结束，德国政府又转回了乌克兰战争之前的对俄立场，所有的舆论批评都改变不了这些政党死守“政治正确”的顽固信念；同时，德国政界的各种反省被证明不过是假话和空话。唯一发生改变的是，从现在开始，德国政府将成为挨批的靶子，因为它显然是个没有勇气抛弃错误、知错不改的恶劣典型。更值得深思的是，过去几十年来德国社会是如何逐步走上迷恋新马克思主义、推动“政治正确”这条荒谬自害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德国正在摧毁它的富裕和繁荣。 （原文链接）
中共启动上海防疫战至今，整个事情已经到了荒谬，荒唐加荒诞的“三荒防疫”的程度。上海2500万居民基本的民生物资陷入断供危机，民众怨声载道。简单粗暴的封城措施不仅导致严重的人道危机，而且丝毫没有解决疫情问题。官方已经开始调动外地武警和解放军支援，已经有目击者看到装甲车和坦克驶入上海。这不能不令人质疑：为什么要动用坦克？难道坦克可以辗死病毒吗？显然，武装力量进入上海，是为了对付可能暴动的上海人。可以说，习近平现在发动的，不是针对病毒的战争，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针对上海人的战争。 上海防疫的“三荒”程度，可以用三个疑问来代表：第一，3月1日以来，上海累积感染者15万例，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例重症，零死亡。就为这一例重症，就封了有2500万人口的整座城市。这还不够荒谬吗？第二，目前，上海因为防疫导致的死亡人数，包括来不及治疗的，跳楼自杀的，已经公布的数字就大大超过疫情导致的灾难了，没有公布的还不知道有多少。中共和习近平这是防疫，还是在杀人？这还不够荒唐吗？第三，上海自3月28日强力实施封城以来，新增的确诊病例仍不断创下新高纪录，感染人数仍在急遽上升中，4月10日又新增24943例。2500万人都已经在隔离中了，到底哪来这么多新增病例？这样的强行隔离政策的结果，证明一点作用都没有，但仍然在坚持，而且还誓言不会缺小，这不是荒诞是什么？ 中国不是没有专家提出反对意见。针对“三荒”防疫导致的次生危机的问题，4月8日的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发表专家梁建章的文章指出：上海，长春，哈尔滨，西安，深圳等大城市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对一季度的GDP造成4%的影响，导致失业率上升，返贫人口增加等等。中共一再表示要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难道失业，返贫的代价还小吗？此外，2018年，上海各级医院一年接诊2.7亿次，住院手术256万台，相当于每天74万人次的门诊和7000台手术。这么多人难道现在都没有病了？他们现在被封在家中，生病怎么办？对比一下这些防疫导致的次生灾难，哪个代价更大，哪个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不是一清二楚吗？中共明明知道，还故意这样做，这不是 “对人民发动的战争”是什么？ 上海目前出现的居民普遍陷入饥荒的情况，令人想起曾经导致三四千万人饿死的1959-1962年的大饥荒。当年的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当局拦路设卡，害得很多人想出门要饭都不行，只能饿死在家中。没想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共采取的完全还是旧有的那一套，只是使用了更多高科技的手段，包括在用红外界仪器拦截逃出的人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亚森早就说过，现代社会的饥荒几乎没有一次是食品短缺造成的，都是来自政治，来自于控制。大饥荒往往来自剥夺市场机制，实行配给。现在上海发生的，就是这样的悲剧。 事实上，疫情本身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至少没有严重到需要这样封锁的程度。这次防疫，实际上是中共在演练行政权力对社会的全面管控。上海这次封城再次证明：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上海的悲剧，完全是国家和官员权力过大，不受制衡造成的。“三荒”防疫再次说明，以强制和控制为核心的制度，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疫情。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