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滿預製菜 大陸掀「中式板前」熱 大廚現炒僅30元
2026 年 10 月 9 日
尊敬的华人读者们： 大家好！我是托尼•尼科利奇 （Tony Nikolic），与我的家人一起住在Werriwa选区已有多年。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中，我将做为澳大利亚联合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在该区的代表，竞选联邦众议院的席位。 和许多华人一样，我也来自移民家庭，是澳洲给了我全家新的生活。父母并不富裕，但身教言传自食其力，抚养我长大成人。我高中毕业后勤工俭学，是家里第一个踏入高等学府的孩子，从大学犯罪学专业毕业后，又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多年的努力使我成功地经营著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我母亲常教育我：“神说，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病痛的人，被监禁的人，或是被精神疾病折磨的人。神会来解救。” 让我动心参选的初衷，是我看到澳洲社会自由、美好的生活环境正在一点点被侵蚀。在过去疫情肆虐的两年间，我们的政府对冠状病毒的过激反应导致我所在社区里的很多人失去工作、失去收入、被隔离、见不到亲人；自杀事件上升、家庭暴力增加，需要做乳腺癌检查的女性经历致命性的延误，宗教场所被强制关闭。公民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令我心痛！ 相关文章 ———————————— 澳大利亚联合党Rhys Collyer挑战Bennelong席位 ————?本文内容接着看———— 我给纽省政府写的陈述，为很多民众带来了希望。我代表几位原告到纽省高等法院出庭，并为捍卫民众的权利将案子一路打到澳洲高等法院， 而这些案件维护的是所有人的权益，包括你。我的目标是将这场战役打到国会，其中包括维护宪法赋予的人权公约。 我承诺为我选区的民众发声。人们曾说，把政府告上法庭是不可行的，但我确实把我们的案子打到了高院。 我为我的客户们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力，当政府的封锁措施导致人们不能出入礼拜场所时，我代理的案件给各级政府带来了压力，要求他们解除封锁。我就是那个案子的律师，没有任何政客或政党做到了这一点！ 过去两年的经历让大家看到了，我们曾经选出的人并没有为我们服务，而是推行了另一套不符合澳洲民众利益的议程。他们的所作所为证实，他们无法被信任，不能再让他们这样继续下去了。 是的，封锁已结束，但我们仍然被拒之门外，被拒绝在正义的门外，被拒绝在生计之门外，被拒绝在工作的门外。 不公仍在继续，公民的切身利益没得到应有保护，政府官员们所说所做无法自圆其说，人们的信任无处安放！ 我从未想过要参政，但我决定参选，因为我们需要能够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会为人民而战的政治家。 无论我们来自哪个民族，澳洲是我们的共同家园。选择谁来执政，对我们的生活及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当我们联合起来时，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强大。当我们联合起来时，我们才能一道修补这个破碎的系统。让我们携手，共同建筑这一目标。请将您手中神圣的一票，传交予我！ 托尼•尼科利奇 （Tony Nikolic） Werriwa选区 澳大利亚联合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候选人 （供稿）
4月29日中共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依法规范和引导中国资本健康发展”。从习近平的发言来看，中国当局又想调整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了，只是这次不是推进公私合营2.0，而是要合理处理与各种资本的关系。目前，正逢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世界一齐陷入滞胀（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习近平又开始重视资本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了。 传说多年的公私合营2.0暂时踩刹车 习近平任中共掌门人以来，他自赋了两大政治任务：一是通过反腐败净化统治集团（外界评论为通过反腐败清理政治对手）；二是处理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在4月29日下午集体学习会上，作为中共掌门人的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共政治用语中的大词汇，全集中在这一段话当中，并且关系到改革开放大计、提升到时国家安全层面，不可谓不重视。 这次习近平在政治局上的讲话凸显了两个要点： 第一点是“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所谓“认识”，结合后面谈到的“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着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可看成习近平表示不会像毛时代那样，消灭私人资本与外资，搞“一大二全”的国有经济，形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这段话算是对几年来一直流传的中共将推行“公私合营2.0版”的一次否定，用意应该是让有如惊弓之鸟的中国私企放心。提到“国际资本”，当然是为了留住那些认为中国市场吸引力正在下降的外资。 第二点是“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这段话的意思是指：资本可以拿走政府认为合理的利润，但必须由政府确定上限，再也不会出现江、胡时期那样，出现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族，包括肖建华那样专为权贵洗钱的“超级白手套”。 最近两年，从中国的财富驱动行业分布来看，新晋的亿万富豪所处的前三大行业分别是：科技（18%）、消费及零售业和工业（17%）、健康和材料产业（14%），房地产行业已经风光不再。但财富驱动行业的变化只影响富翁的生成，不影响中国政府对资本的管控，哪个行业的资本让政府看着“危及国家安全”，政府有办法“调控”。 习近平对资本的复杂态度缘于出身及经历 理解习近平对资本的态度，要从他的出身与成长经历两方面切入。习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多年洗脑的结果，对资本有天生的警惕与反感。中共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主要内容来自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终生职业是思想家，在经济上需要依靠资本家出身的好友恩格斯资助。这位思想大师耗时四十多年完成了《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巨著，全书充满了对资本的厌恶与仇恨。他的思想不但影响着当年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共产（社会）主义运动，还影响着今天的美国与西方。美国的BLM领导人就宣称自己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资本论》里那些对资本的描述，至少有那么十几条，是文革时期革命青年们抄写背诵的经典语录。且列举几条： 1、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3、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 4、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楣的事情，它也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 5、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6、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 7、由于资本的社会力量，资本家可以玩弄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把戏，看不穿这种把戏，倒也罢了，但起劲为这种种把戏鼓吹，则要么是资本家的走狗，要么就是白痴。 出生于1940-1950年代，成长于文革时期的两代中国革命青年，只要有求知欲，对上述马克思经典语录都耳熟能详。 中国知识群体就是依靠这些思想营养作养分，如果不是非常熟悉西方保守主义理论与思想，无法改变左的底色。与知识群体相比，习近平当然更左、而且崇拜毛泽东。 习近平对资本：利用而不信任 但是，这两代中国人还有另一面，他们经历了毛时代吃不饱饭那种国困民穷的状态；青年时期赶上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也因此，他们了解外资与私人资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没有这类资本的活跃与贡献，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0年代出生的习近平也是这种矛盾体中的一员，他理智上明白资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无法摆脱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在对待非国有资本的态度上，始终存有利用之念，不可能真正尊重，当然更谈不上信任。 基于以上因素，在习近平主导下，中国政府于2015年推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此后在私企设立“吹哨人制度”，用寻找私企污点的方式，没收或者迫使私企不断献产（购买国企股份或让国企参股）——凡民营企业涉及腐败、偷税漏税问题。对这些私人资本，视其政治背景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一种是对粉红色财团——即富豪与政府或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财团的方式，采用软禁拘押或政治高压，让有政治靠山的超级金融大鳄们将转移至境外的财产转回国内，吴小晖、肖建华、王健林都属于这类情况；另一种是马云模式，用各种压力迫使其主动交班，将自己的公司“献给国家”。 中国的私企对此毫无办法，党的天空上哪块乌云何时下雨，半点也由不得他们。外逃也不安全，此前，中国政府有各种办法让私企不敢外逃，比如富豪家人、财产还在国内，生意也在国内；就算外逃，也能用各种方式追逃。现在又多了另一重考量：俄乌战争发生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包括没收俄罗斯富豪的私人资本与财产，这也让中国富豪发现：就算离开中国，也得与母国同命运共呼吸。他们当然知道台湾并非安全状态，就在2021年10月以前，台湾在美媒眼中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其代表作是《经济学人》5月封面文章《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台湾》（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也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内容见报之后，中国的私企毫无雀跃表示，并没有多生出一点安全感。 （原文链接）
在今年五月上旬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要求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他声言：“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 习近平在此接连泄漏天机：其一，自说自话防控措施科学有效，但放到了第三位，即，在三大考虑因素中，科学或医学放到了最次要的位置；其二，放在第一位的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等于公开承认，政治因素才是防疫中的首要考虑和重中之重。 那么，什么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如果不忘初心，那就是：消灭私有制，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无产者没有祖国；如果按照中共实际运作的目标，那就是：一党专政，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具体到习近平个人，那就是：二十大死活要连任，这是今年内，习近平和习家军最大的政治。为此，要人民匍匐、要全党驯服、要党内政敌不得挑刺，故而死活要坚持已经说出口、并强行推广的“动态清零”政策，即极端清零政策，哪怕民怨沸腾，哪怕官员抵制，哪怕经济破产，也绝对不认错、不认输、不道歉。 难怪上海习家军竟然立下“军令状”，声称不惜“粉身碎骨”，要达到所谓清零数字。军令状这类用词，本身就与科学和医学无关，乃是典型的军事或政治术语。 紧接着，习近平又连说三个坚决：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第一个坚决，用意是甩锅，如果防疫中出现问题，那就是各级官员的“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 ，而与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总方针无关。第二个坚决，更像是描述习近平本人：轻视生命，新冠之外的死亡都无所谓，对自己拍脑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反科学、反医学决策自以为是。 第三个坚决，则是典型的毛泽东式、文革时代的用语，坚决同什么什么言行作斗争，通常并非指向民间，指向的就是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在这里，不仅暗示党内高层有人怀疑和否定习近平的极端清零政策，而且明示习近平要跟这些党内政敌作坚决斗争，以维护自己的错误政策，进而维护自己的权位。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说：“我国是人口大国，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这种说法，与现实自相矛盾。因为，在上海等大城市的极端清零和极端封城措施，就已经呈现、并继续发生“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之所以出现这种自我揭露、自相矛盾的说法，实际上，在这里，习近平另有潜台词，再次泄漏党国机密，那就是：中国国产疫苗无效！以至于，无法像美国和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大规模施打疫苗，逐渐结束大瘟疫，让生活、生产和经济回归正轨。 中国国产疫苗无效，是制度失败的又一大明证，意即，在制度竞赛中，中国制度败给美国制度，一党专政败给民主宪政。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中国专制制度最大程度地扼杀人民的独立性和创造力，以至于中国创新能力低下、甚至等于零；而美国民主制度最大程度地释放和发挥人民的独立思考和创造力，以至于美国创新能力卓越、始终领先全球。 其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厉行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极左路线，日益走向自我膨胀、坐井观天、闭关锁国的老路，以至于，各国都积极引进相对先进、有效而可信、可靠的美国疫苗，习政权却放不下架子、拉不下面子，只能硬着头皮使用自己所谓的国产疫苗。故而，就在各国都逐渐走出大瘟疫的阴影之际，中国却继续挣扎于大瘟疫漩涡，无法走出、或者极可能成为最后走出大瘟疫的国家。 至于习近平声称“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更是超级的自说自话。因为，一件事情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后人才能评说，哪有今人在事情进行中就自说自话、自我评断的道理和逻辑？ 习近平还宣称：“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所有明白的中国人都知道，习近平和共产党的所谓“打赢”和“胜利”，并不会发生在实际生活中，而只会发生在党媒党报上，由党媒党报来自我定义、自我宣传所谓的“打赢”和“胜利”。道理很简单，在党媒党报上，那永远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岂有不赢之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几天推特上盛传，因为防疫问题产生的分歧，习近平在党内受到批评，有可能已经交出权力，并不再连任。并有人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已经连续几天在对习近平个人的宣传上有所降温，习近平和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活动也罕见地大幅度减少，并以此为依据，佐证中南海已经发生“软性政变”的传闻。传闻如此确凿，反倒令人无法相信。我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以上传闻，应当不必采信。但是，传闻的来源，也就是5月5日中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的确有不同寻常之处，这是确定无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根据了解中共高层政治政治规则的人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比较具有例行性质，也就是每个月召开一次，每次都会向外公布会议内容；但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会并不一定定期召开，也不一定对外说明。通常来讲，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或者需要向全国发出政策讯号，才会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并通过官方媒体向外发布新闻稿。5月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显然不是一次例行会议，而是出现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才召开的。而这次会议的召开，动因只可能有两个：要么是习近平作为总书记，认为中央高层的防疫措施遇到施行的困难，需要统一思想而召集会议；要么是其他政治局常委（某人或某几个人）对现行的防疫政策有不同意见，动议召开而得到习近平同意。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对于目前中国的疫情和防疫措施产生了严重分歧。否则，不至于要用常委会议来统一思想。 其次，关于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闻公布非常耐人寻味。按照新华社的通稿，虽然第一段中有““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句，但之后，通篇再也没有提习近平三字。即使提到“党中央”的时候，也没有按照惯例加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字眼，对比以前的类似会议公报，这是非常罕见的对于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淡化处理手法。整篇新闻稿中，虽然说是习近平本人做了重要讲话，但引述的内容一律都是“会议认为”，而不是“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样的新闻处理，也是很少见的。 第三，关于5月5日的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所有官媒的相关报导，都只有播音员的口头播报，没有任何相关的画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天也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样是只有文字稿没有电视画面。中共的宣传规矩是非常严格的，什么情况下播出画面，什么情况下不播出画面，都是有一定的成规的。显然，这一天的高层会议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通篇阐述防疫政策的情况下，新闻稿最后加了一句话：“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句话，因为并未说明是什么“其他事项”，足以给外界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它至少说明，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还讨论了与防疫本身无关的一些问题。虽然一句带过，但我认为这最后一句，才是5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议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而外界的传闻，恐怕也是来自于对这句话的猜测。 我要再次强调，作为政治评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不会附和网路上的传言，也不会相信中共内部已经发生了“软性政变”。离中共“二十大”还有半年多的时间，现在判断习近平是否连任绝对是为时过早的事情。但是，5月5日的这次中共中央常委会的召开，至少可以让我们做出两个肯定的判断：第一，中共高层对于目前上海等地的防疫措施出现了极为尖锐的对立和分歧，否则，会议的新闻稿中就不会使用“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这样激烈的言词，要知道，来自民间的不同意见压制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常委会号召“斗争”；第二，这再次证明，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并非像外界以为的那样已经十分稳固，他可以在党内一言九鼎了。否则，习近平一句话就可以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这也再次告诉外界，习近平表面上的核心地位，其实并不牢靠，中共“二十大”上他是否能够连任，的确并非已经定局。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将于今年秋天举行二十大。二十大的最大看点，就是习近平能不能赢得第三任。 现在我们得到的相关信息可分两大类，彼此针锋相对。 一类信息说的是，习近平在体制内外，包括在党内高层，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10年前，中共召开十八大，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原《人民日报》副总编、上海的周瑞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的文章。文章说，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周瑞金把中共建政以来分为四个时代：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和常人政治时代。毛泽东时代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时代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是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十八大则开启了习近平的常人政治时代。周瑞金认为，常人政治时代有两大特点：（一）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不是哪个人指定或由哪个人事安排小组安排出来的，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二）集体领导体制、民主工作作风、依法依规办事，将搞得更好。 以后的事实证明，周瑞金对习近平的常人政治时代的推断是完全错误的。可以想见，那些当年推举习近平越过李克强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党内精英，包括那些元老，事后对习近平该是何等的失望，何等的懊悔，何等的反感。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反腐败的名义大力清除异己，又妒贤忌能，任人唯亲，在党内制造了大量的敌人。在经济上，习近平倒行逆施，粗暴地打压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严重地挫伤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更不用说他对民间社会的打压，对异议人士、人权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的打压。我们有理由推断，习近平确实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反对，他的权力遭到严峻的挑战。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另一类信息。按照这一类信息，习近平大权在握，坚如磐石，二十大连任毫无悬念。 仅举一例，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上，习近平全票当选二十大代表。这个结果一点也不出人意外。因为此前召开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会议，在谈到二十大代表选举时就明确写道，要永远“拥戴核心、捍卫核心、追随核心”。早些日子《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中进一步提高党内民主质量和实效》。文章明确指出，对二十大代表的要求就是：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是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文规定，只有拥护习近平的人才有资格当二十大代表。按照这套规定，二十大还用开么？总书记还用选么？按照这套规定，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总书记不是早就铁板钉钉，毫无悬念了吗？ 很多人有个错觉，他们总以为习近平能不能赢得第三任，取决于他是否得到多数民众、起码是多数党员，或起码是多数党内精英的拥护。如果大多数党内精英支持习近平，习近平就能顺利连任；如果大多数党内精英不支持习近平，习近平就不能连任。好像一个共产党专制制度的领导人，其升沉起伏也和民主国家一样，是要遵循民意、起码是要遵循党意的。殊不知，中共的体制本来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一个独裁的体制，而习近平上台又强化了这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领导人无须乎多数民意或多数党意的支持，也能高居权力宝座。像斯大林的晚年、毛泽东的晚年，甚至在党内高层都众叛亲离了，自己真的成孤家寡人了，但只要还有一口气活着，他们就依然可以维持他们说一不二的独裁地位。 现在的局面是：一方面，确实存在着强大的反对习近平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这种反习的力量由于不能互通声气、互相汇合，从而形成一种可见的、现实的力量，因此还处于潜伏状态。由于现行的体制给表达异议留下的空间极其狭小，如果反习派谨守习近平定下的那套规定，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他们的失败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结论很简单：反习派只有突破独裁体制强加给他们的束缚，只有采取非常行动，才有取胜的可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周五刊登和播发的《“太子党”互捧阿谀过头害苦刘源》被媒体转载后，有网友“旁观者XWY”跟帖说：“作者没提习刘两家世仇。刘少奇延安时期提出毛泽东思想，为毛一统党内各个山头，尤其留苏派立下汗马功劳，内定为接班人。东北王高岗精明能干，在韩战时期筹集军需，人气飘高，东北地区将毛、高画像并列，大有取代刘少奇的势头。为争接班人发生党内冲突，史称高饶反党联盟。高岗和刘志丹、习仲勋同属陕西山头，刘志丹早死，有人出书为陕西派造声势，习仲勋写序言。高与刘争斗，失败自杀，习父也被免职。毛太祖下旨，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近平在五十年代就被赶出国务院大院，此仇不报更待何时。这都是赵家人窝里斗，争权夺利，关民众屁事。” 其实，相比于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惨酷和无情，刘少奇与习仲勋之间曾经的政治龌龊真的是够不上用一个“仇”字形容。而在中共执政史上，真正算得上有“世仇”的，曾经在所谓“党内路线斗争”中互斗得你死我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孀或者后代们，相互之间却又是“仇将恩报”者居多。 先说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家族之间，王光美与毛泽东、江青夫妇之间无疑有杀夫之仇。刘少奇当年是怎么被毛泽东下令活活整死的，无需赘述。但王光美被“平反”之后，不但有机会就四处宣讲毛泽东对她“刀下留人”的伟大恩德，甚至还带着自己家的老保姆跑到江青与毛泽东所生的女儿李讷家里，一同抚养毛泽东和江青的唯一的一个外孙子。 就这样，王光美仍还觉得做得不够，还要赶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让毛、刘两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到网上搜索一下，毛泽东和另一位夫人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其女儿孔东梅纪念她王光美奶奶的文章，以及关于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导演的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报道文章。有图有真相，肉麻得不得了。另外也必须一提的是，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的少将军衔是刘源亲授，有中共官网上刊登的照片为证。 王光美被毛泽东“刀下留人”的故事，指的是“文革”中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并伙同林彪下令对王光美判处死刑。用王光美日后的话说：“多亏这个判决被毛主席知道了，主席批示‘刀下留人’。” 而当时的江青为什么对王光美恨到如此地步呢？ 由黄峥执笔、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王光美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学的，所以后来毛有时游泳会邀请她。前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王光美回忆说：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7月20几号，毛主席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感到意外：毛主席怎么突然约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别的事，我就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看了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 ……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 这本《王光美访谈录》中还记载：还有一次是毛泽东恩准了王光美带刘源等几个孩子一同前往陪泳，同一天被宠幸的还有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水静，以及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随后到场的江青当众给了毛泽东一句，“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毛泽东居然只是“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 当年有幸与母亲一同为伟大领袖陪泳的刘源，年仅8岁。8年之后，刘源16岁的时候，江青曾亲自指示“造反派”们把刘源和他的一个妹妹当人质，“智擒王光美”。 而就是这位与毛泽东和江青夫妇有着杀父、辱母之仇的刘源，在自己官拜上将之后，居然公开声称，“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以同情刘少奇的名义，反对毛泽东的家伙。” 本专栏上一篇和前一篇文章中，都提到过杨帆在他的回忆录《我和刘源》中评论道：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围绕刘少奇平反等问题进行了激烈斗争，主要理论线索是“毛刘路线对立”。刘源对此是清醒的，30年后他强调“毛刘一致”。他和我谈到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坚持理想主义；而刘少奇是做具体工作的，必然会有矛盾。 杨帆还特别称赞刘源，说他主动团结毛泽东、林彪等人的子女，都做得很好，这是从中国共产党长远利益考虑的。 凤凰卫视记者当年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时，问她“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王光美的回答是：“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说到如上毛、刘两家曾有“杀夫之仇”和“杀父之仇”，就不能不提毛、薄两家也曾有“杀妻之仇”和“杀母之恨”。薄熙来的生母胡明“文革”开始不久，因不甘受辱而悬梁自尽。已有史料文章透露，当时的周恩来连曾经担任过自己秘书的胡明都保不了，皆因当时的江青直接插手了对胡明的迫害。 当年胡明自杀后，薄熙来等薄家几兄弟曾声言要抬尸游行，向造反派讨还血债；并在家里用留声机高声播放《红梅赞》一曲，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他们的这一勇敢行动，在当时被称为“狗崽子”的落难老干部子女中传为美谈。 而日后薄、毛两家的后代关系如何呢？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期间，对毛泽东的推崇自不待言，前面提到的王光美亲自照看过的毛泽东那个唯一的外孙子长大成人之后，正是当时已经官拜中将的刘源和薄一波的另一个儿子、薄熙来的兄弟薄熙成一同为他保媒并主持了婚礼。 再说毛、习两家之间。习仲勋当年因为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而惨遭迫害十数年；出狱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登载在官媒《人民日报》上的《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 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 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大陆的左派网站上特别开辟专栏，介绍习仲勋从中共建国之初到八十年代末期几十年之间陆续发表过的，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极高评价。 习近平登基后的一年左右，《湖南日报》为配合习近平在北京纪念他老爸冥诞一百周年，发表了题为《铭记谆谆教诲 办好湖南事情》的文章。文中说，习仲勋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1978年复出工作不久即发表了《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日后又专程到韶山，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的深厚感情，拜谒毛泽东同志故居。 就是这份《湖南日报》，当年在习近平以王储身份前往韶山朝圣时，即已经把习近平狠狠阿谀了一把，发表专题报道文章说：3月20日中午，一下飞机，习近平就不辞辛劳赶赴韶山，向毛泽东铜像献花，参观毛泽东故居。这是习近平第三次上韶山。1966年和1997年，“他曾两次踏上这片红色的土地，感受伟人情怀。” 报道中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韶山的骄傲，湖南的骄傲，全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大好局面。知青出身的习近平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文章说：巧合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掀起“非毛化”思潮，有人提出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时，正是习近平的父亲，因“《刘志丹》小说案”被毛泽东打倒、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的习仲勋，带头上韶山捍卫毛泽东。习仲勋上韶山后写道：“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另有一篇题为《没有毛主席哪有今天的我》的文章记载说：事实上，习仲勋、习近平两父子对韶山“感情深厚”。有资料显示，习近平曾经三次上韶山拜毛，最近一次是2011年3月，他以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身份到湖南调研，首站就是韶山。就是在这次视察中，他留下了一句至今仍挂在韶山官员嘴上的名言：“（红军到陕北时）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我们一家对毛主席充满感激！” 习近平对毛泽东家族的仇将恩报，更还体现在他习近平对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的关怀上。 想当年，比前面提到江青与毛泽东所生的李讷年轻不到一岁的毛远新，因为小时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为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与李讷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后一样被“隔离审查”。只是毛远新被“隔离审查”的时间长达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李讷总算在杨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远新却被邓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当时中共官方媒体曾有文章介绍说：当年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开始，毛远新被“隔离审查”了整整十年之后，邓小平还是坚决不同意对他“免予刑事处分”。 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的阶下囚，习近平的座上宾》一文。文中介绍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句老话曾经在毛远新身上得到应验。他在秦城监狱里曾经的日子过得比如今的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薄谷开来等要苦得多得多。因严重肝病保外就医后，毛远新改名李实，被安排在上海就业，日子过得一度穷困潦倒，靠当时已经恢复了厅局级干部待遇的李讷接济生活，直到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终于苦尽甘来。 2007年，习近平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要切实做好对革命烈士亲属毛远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实”工作，补发了十年收容审查期间应得的工资待遇，而且还恢复“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离开上海进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当时的习近平还秘密接见了一次毛远新，当面鼓励他“忘掉历史的不愉快记忆”，“继续与党同心同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习近平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中强调我国是人口大国，高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 2.这等于证明中国的疫苗防感染与防重症效果不佳，可能造成大量染疫、重症与死亡，进而使得医疗资源崩溃，这对于年底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十分不利，也增加习近平想要继续连任的风险。 3.只要中国不进口国外疫苗或研发出效果较佳的国产疫苗，则中国就只能继续封城与封国，跟全世界与疫情共存的作法背道而驰。 4.该政治局常委会议重申，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5.这表示习近平还是要紧抓著老路不放，认为那些要与疫情共存的说法都是西方国家想陷害中国的阴谋；批评中国防疫就是打压中国，必须用斗争手段予以回击，这已经是“防疫民族主义”与“防疫爱国主义”了。 6.该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由此可见中共也知道，一直封城已经让民众痳痹与厌恶了，但官员为求官位只能“宁左勿右”的大封特封，根本不管人民的生计。 7.该政治局常委会议表示：实践证明，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这完全符合习近平的红卫兵式文革口语，喊打喊杀。 8.中国国家卫健委5日通报，前一日全国新增本土确诊360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678例，其中上海新增本土确诊26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390例。这么低的数字还要封国与封城？要不是数字造假，就是筛剂太烂，验出的都是阴性但其实不然。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自从今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同样与专制强权为邻的台湾就经常成为媒体讨论亚太区域安全的题目。台湾在地缘政治与代表民主价值的重要性终于受到重视，包含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社会终究体认到妥协不足以维持和平与人权，对强权霸凌他国袖手旁观，只会喂养强权不满足的胃口。 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WHA)从5月22日到2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还没有收到邀请。一个与澳大利亚人口相近、防疫受到肯定的民主政体，过去连续5年，因为政治因素被拒于世界卫生大会门外。世界卫生组织标榜的普世医疗健康人权，在中共的政治运作之下，变成装饰，令人感到失望。 台湾从2009年至2016年，连续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直至2017年中国运用影响力，以“一个中国原则”将台湾拒于门外，封锁台湾参与国际的空间，即使如世界卫生大会等专注医疗、健康专业且政治意涵较不明显的组织或活动，也一概封杀。幸好台湾自立自强，各方面发展的重要性受到重视，透过不断的诉求，让世人看到中共不顾人权的粗暴行径。 国际社会都清楚，中共政权从来没有治理过自由民主的台湾，更无从代表台湾。2019年世界卫生大会中，圣文森的卫生部长布朗（Luke Browne）直言中国政府对台湾没有管辖权，“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与中国有各自不同、独立且体制完全相异的政府。从应对COVID-19疫情的方式，更能看出民主与专制的差别。 COVID-19疫情从2020 年发展至今，全球已累计已超过5亿病例，历时超过2年，病毒不断扩散变种，疾病传播不分种族与国界，全球公共卫生超越政治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专门机构，为全世界公民健康与安全而设立，应该以透明性与包容性协助国际社会预防和应对健康危机，提供必要资讯给世界任何一个区域，包括台湾在内。发生在台湾的事，也有可能会发生在其他国家。台湾有能力应对疫情，其他国家或种族未必可以。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诉求与努力，不应袖手旁观。 公共卫生议题不仅限于传染病，疫苗、慢性病、食品卫生等都包含在内。以COVID-19为例，需要全球各国各地区共同合作，例如病例与病毒株讯息通报、出入境检疫标准、疫苗分配及药品发展等，构成全球完整防疫网，才能有效控制疫情。今年台湾第6度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希望能够在世卫组织架构下，取得最新、最同步的公共卫生相关资讯，协助建构完整且坚实的世界卫生体系。 台湾2300多万人民的健康与安全是全球防疫与维护卫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善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责任。澳大利亚与台湾同为理念价值相近的友邦，应该协助台湾排除政治干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切莫以为事不关己。当良善的力量退场时，对立的力量会取而代之。回顾2019年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时，澳洲政府袖手旁观，如今就必须严肃面对随之而来的安全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