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實體零售被「殺光」 鍾睒睒：須限制電商能力
2026 年 8 月 10 日
2022年澳洲联邦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各方力量都在竭尽全力进行冲刺，力争出线。各小党和新生参选团队都在磨刀霍霍、跃跃欲试，期望有所斩获。有一个新的竞选团队，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由流亡藏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后激发起政治热情的港人、年轻的台湾人、中国大陆背景追求民主的人士以及一些因中国人权恶劣而长期反对中共专制的澳洲人组合而成，希望在本次大选中进行冲刺，争取问鼎澳洲政坛，以期代表一个特别群体，发出一个独特声音。 这个团队中一位藏人女士吉宗东堆（Kyinzom Dhongdue）获得这个竞选团队的支持参加本尼朗（Bennelong）选区本届联邦下议院议席的竞选。4月30日星期六在这个选区一个华人比较集聚的商业区伊士活（Eastwood）进行竞选推广，目的应该含有争取这个地区具有华人背景的澳洲公民投票支持的意味。这个竞选团队具有明显地反对北京政权的政治意味，竞选推广中一个恶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标语牌引来了数位在场的华人对竞选团队的围攻。这些人在中国境内只能温顺如羊，对强大蛮横的中共地方官员和恶警跪地求饶；而在澳洲民主自由环境下则凶悍无比，撒泼打滚。面对这一激烈语言攻击的冲突，竞选团队显然采取了理性克制的姿态，不给蛮横无知滋事者将冲突升级的任何口实和机会。此事已经使得警方介入，至于警方介入以后的结果，应该不会在大选以前完成。 这一事件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循迹中国民心的变化，可以看到文革后民心的巨大转向，邓小平官复原职执掌中国是受民众欢迎的，人心思变。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人民思想的开放的，这与中共的改革开放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政治肃杀严厉，但还是有一定的空间。以后胡温时期相对于江时期在政治上属于停滞，但倒退不大，民众思想活跃度还存在。近十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治倒退触目惊心，中共向邪恶流氓方向发展，民众向愚昧野蛮方向发展。中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暴涨，中国民众的愚昧野蛮也延伸到了海外，到了澳洲，到了4月30日伊士活“义愤填膺”寻衅滋事。 候选人吉宗东堆女士（图片来源：《独家报导》） 中共得以强势藐视世界，是西方左翼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共的相仿，迎合并且配合中共的“和平崛起”，才有今日在中共政治军事对西方构成的严重威胁。这是西方左翼政治的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结果。中国强势了，也直接刺激了中国御用文人傲慢情绪，可以睥睨天下，“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之狂妄谰言充斥中国，并且输出境外。著实扬眉吐气，也让移居海外的国人，哪怕是已经归化的，都感觉到背后一个强大的祖国而倍感自豪。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二十馀年里，澳洲华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中共因为天安门事件遭致人神共愤，从1989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酒会领事馆有年头门庭冷落车马稀，有一人敢为天下先，开创了中国留学生接受中国领事馆邀请参加国庆酒会的先例，立刻激起群情激愤，引来一片痛骂和连珠炮轰击，吓得那人躲避锋芒不知所踪很多年。随著时过境迁事过境迁，应该说占多数的大陆人背景的澳洲公民对中共发生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大改变，而且新移民来澳洲的应该也是占多数已经在中国接受了长期的洗脑，对中共的认知依然停留在中国，澳洲的自由使这些人一边享受澳洲的民主自由，一边热心拥抱中共专制，4月30日伊士活的冲突就是华人这种思维的表现。不得不说中共专制机器的有效，还推展到了南洋。在这场口水战中，根据口音判断，一人是明显来自中国大陆，而情绪亢奋动作张扬，却操的是南洋英语。 再论这选区本尼朗。这个选区辟于二战以后的1949年，迄今为止73年中自由党（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人拥有这个席位长达70年，只有2007年的大选时任总理霍华德（John Winston Howard）输掉了大选，而且输掉了他自己的席位，曾被揶揄为输得连“底裤”都被扒掉。这个选区自设立以来一共只有过4位议员。第一位约翰．克莱默（John Cramer），连选连任近25年。第二位前总理约翰．霍华德，持有席位33年。第三位是前ABC（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玛沁．麦娇（Maxine McKew），她在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中代表工党（Australian Labor Party）与总理霍华德直接对阵，借著联盟党（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连续执政4届共11年半，澳洲民众产生了严重的视觉疲劳，非要把执政平稳政绩优良的联盟党赶走，换一个工党新面孔看看，在这个强大民意基础下，成功夺得本尼朗选区的联邦下议院席位。但是好景不长，三年后2010 年的联邦大选，自由党卷土重来，推出了前职业网球运动员、后转为网球评论员的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来角逐这个席位，并且成功地从工党手中夺回了席位，保有这个席位至今。这个选区有比例不低的华裔背景的选民，听说霍华德被屈辱性地赶出政坛以后，自由党内部有一个事后诸葛亮的检讨，“咬牙切齿”华裔选民对霍华德的抛弃。 伊士活事件两位寻衅滋事者（图片来源：视频截屏） 这个议席虽然自由党长期握有，但算不上绝对的安全选区（Blue Ribbon Seat），2013年陆克文（Kevin Rudd）重新执掌工党与艾伯特（Tony Abbott）对决的时候，推出土生土长澳洲华裔李逸仙（Jason Lee）角逐这个选区，推断是希望善用李逸仙的华人面庞再度夺回议席。此举没有成功，而且那次大选工党大败。 本次大选之前亚历山大就拟退出政坛，早已宣布不再寻求参选，将由自由党新秀出马。澳洲民意在近年发生一些变化，两大主流政党的支持率不断下滑，这就给小党和独立候选人一些机会，突破澳洲几十年来的政治垄断。这次自由党推出新人，以及2019年联邦大选前总理艾伯特被一位政治素人，澳洲在国际上最成功的高山滑雪运动员，1974年生人扎利．斯蒂格尔（Zali Steggall）夺得席位而从政坛被逼退。此情此景，澳洲政治大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意味，引来多方磨刀霍霍，杀入战团，希望得到乱中取胜的结果。最终鹿死谁手，如同赌台上把最后一张暗牌翻开以后才能确定胜负，也就是5月21日晚上开票的结果。 从4月30日伊士活几个华裔居民的无知无识表现，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澳洲华人搞清楚自身定位和确立正确价值观、道德观、善恶观、以及国家认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若非2019年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意外获胜，已经有效地部分抑制了一些身在澳洲心向北京澳洲华人的浮躁张狂，不然4月30日伊士活事件一定会更劲爆。 认识这个选区候选人吉宗东堆女士很久，希望她能得上苍惠顾而创造奇迹问鼎澳洲政坛。 （全文转自《独家报导》）
最近，年富力强的天津市长廖国勋猝逝，享年59岁，正是政治人物的黄金年华。廖国勋之死引来自杀、他杀的闲言碎语，莫衷一是。我由此想到文革初期轰动一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之死。 1966年夏，毛泽东回到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邓展开政治反击，毛泽东号召革命群众打倒各级走资派即瘫痪刘邓官僚体制。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顺理成章地被定为天津市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头子。 1966年9月，万晓塘猝逝，享年50岁，正是政治人物的黄金年华。天津当局的说法是心肌梗塞，组织五十万人参加万晓塘追悼会，而民间传说是服安眠药自杀；其时，新中宣部长陶铸虽然贵为第四号人物，却不肯盲目追随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陶铸授意新华社、人民日报超规格地报道万晓塘之死；而天津市当时只不过是河北省的省会城市，与今日石家庄相若。 毛泽东大为愠怒，痛批这是以死人压活人（少年毕汝谐暗忖：毛泽东不是说要给每一个革命同志开追悼会吗）；万晓塘之死造成了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政治后果：陶铸因大力保护中央和地方的大小当权派，被定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毛泽东轻飘飘的一句话陶铸这个人不老实，便使陶铸沦为阶下囚。毛泽东因万晓塘之死警觉天津的重要性，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天津要成为直辖市，天津便成为中国第三个直辖市，直接归于毛泽东江青的掌控；正值文革乱世，连全国人大这一橡皮图章都省了。 今次廖国勋之死是不是万晓塘之死的历史轮回？廖国钧之死将造成怎样的政治后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俄乌战争开始后，世界防疫进入反向而行的两极，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了一场两种制度的竞赛。此前正在忙于强制推行疫苗护照的法国、加拿大的疫情戛然而止，两国政府利用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的“内战”当然也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经济之都上海开始，陆续推广至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疫情清零却看不到头。本文将从全球化背景下病毒传播的规律、各国防疫的共同点到最后演化成两种不同的选择入手分析，中国坚持不可能达成的病毒清零的内在原因。 欧盟群体免疫与中国病毒清零的依据 据路透社4 月 27 日报导，欧盟委员会表示，随着欧盟进入紧急状态后阶段，在该阶段大规模报告病例，据估计有 60% 至 80% 的欧盟人口感染过 COVID-19——根据传染病学家们的经验数据，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居住区域的一种流行病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感染过，就会形成群体免疫力。基于这点，欧盟委员会表示，今后疫情不会太严重，在为这个阶段做准备时，欧盟各国政府应加大对儿童的 COVID-19 免疫接种力度。这意味着，欧盟各务包括法国马克龙政府2.0版，也不会再强行使用发放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的方式，激发本国公民对抗政府。欧盟今后正式进入群体免疫阶段，接受与病毒共存这一模式。 中国方面的数据是另一统计口径，不是全国多少人口感染过COVID-19，而是接种疫苗人数。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2021年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26.9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1.9亿人，中国疫苗接种率已达80%以上。接种疫苗是为了获得免疫能力，按照中国自夸的疫苗有效性，中国的群体免疫率至少也达到60%左右，但最后却走上了最原始的方式：大规模封城。 其它方面，中国与西方也算同步。比如从1针有效到2针、3针，再到加强针之类，接种疫苗本为防感染改为防发病，中外专家同步。疫情期间，多个国家都爆发了民众自发性的反对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等卫生措施的示威抗议活动，西方左派政府有些还挺羡慕中国政府能够做到武汉封城这种地步，有些国家也采取以往不敢的强硬手段逼迫民众。这些抗议活动中，以加拿大卡车司机2022年1月至2月间的抗议活动最为规模盛大，法国马克龙政府采用强制疫苗证重置公民权利的做法是挑战该国民众的容忍底线，引发极大反弹。加法两国直到俄乌战争发生，才中止了疫苗护照的强制推行，中国走上了另一条极端的防控道路。但事实上，只要中国不闭关锁国，与全世界保持经济贸易关系，就会有国际人口流动，而这些流动人口当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无症状病毒携带者，这种封城于防控疫情并无实际作用。 西方早已预知：全球化必然引发病毒世界性传播 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偏远小国发生的瘟疫将波及全球，对这一危险的认识，开始于1990年代，2003年中国Sars强化了这一认识。 1992年美国的医学协会（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新兴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其中提到，由于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剧、病毒出现了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原因，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或扩大传播范围。一些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埃博拉病毒、军团病、禽流感和SARS等纷纷出现。该报告提出了导致传染病卷土重来的八个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该报告指出，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它地区。 2003年中国的 SARS算是2020年武汉肺炎的预演版。2004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一份有关2020年世界前景的报告中预测，只有“一种重大全球冲突”的发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即全球瘟疫大流行。报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来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的困扰，全球化将面临政治反噬。如果有什么事情会使全球经济整合脱轨，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致命新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这份报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哈钦斯在2020年3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在这份报告中所试图提出的观点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时带来了好的与坏的后果”。 与病毒共存更现实 早在2020年1月末，由中国武汉开始的COVID-19蔓延世界，美国病毒与传染病专家们就指出，全球化时期，一种病毒出现之后，其前景只有三种途径： 一、通过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控制病毒的传播，比如爆发也可能随着新疫苗的发明而结束。持这一观点的专家以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 Nathan Grubaugh为代表，这位专家特别说明，但即使在最快的情况下，新疫苗的研发成功，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疫苗发明的速度跟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因此出现了美中及世界各国要求本国公民不断注射疫苗的情况，疫苗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引发普遍质疑。 二、人类形成群体免疫，病毒在感染所有或大多数最易感染的人后自行消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迈克尔・米纳（Michael Mina）指出，疾病爆发有点像是火灾，疾病爆发有点像火灾。病毒就是火焰。易感人群是燃料。最终，如果没有引燃物，火就会自行燃烧。当病毒不再发现易感染的人时，病毒的爆发就会结束。他说，2015年到2016年发生在波多黎各和南美洲的兹卡病毒（Zika）大流行的终结，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流行病学界说的“群体免疫力”形成，就是指这一情况。 三、冠状病毒成为另一种常见病毒，成为人类社会每个流感季节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学的米纳与埃默里大学全球健康医学教授杰西卡·费尔利均持这种观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资深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Amesh Adalja）说，目前有四种冠状病毒株以普通感冒或肺炎的形式感染人类，新型冠状病毒或许是成为季节性病毒。 中国坚持病毒清零是为了压力测试？ 既然将近两年半、集全球病毒研究界之力也无法清零的COVID-19，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一条不可能的道路，哪怕让被封的上海人民怨气冲天也在所不惜？ 关于这有许多猜测，包括认为这是中共内部斗争，习近平要借机打击江泽民的上海帮等。但我实在想不出这如何能够打击到江泽民势力。放眼全球，有个解释也许能够成立，那就是在世界全球化格局重组，美欧推行“大重置”时，中国想从内外两方面测试一下中国能够承受的压力点在哪里。 对内，测试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从去年西安清零开始，法国试图通过疫苗护重置公民权，加拿大、美国都试图推行强制疫苗。三国当中，美国遇到强烈抵制，法、加两国引发本国公民强烈抗议，直到乌克兰战争开始，法加两国政府才借机将重点转移至援乌方面，只有中国还坚持在上海继续清零。 对外，测试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有多重份量。选择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首都清零不为无因。上海港货物积压如山，造成全世界供应链紧张，西方媒体引用各方分析论证这点的文章不计其数。早在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公开表示，鉴于奥密克戎变种的高传染性，中国应重新评估其“清零”政策，中国作为主要商品供应国的角色，这些限制现在被证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构成了负担。此后这类担忧的评论在西方媒体上不断出现，BBC、《纽约时报》就此发表过不少文章。美国政府更是认为国内通胀与供应链紧张有关系（真实原因其实是财政花费无度，一年举债10万亿），4月22日，美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正在竭尽所能降低通货膨胀，这包括了“仔细审视”对华贸易战略。她强调，重新审视关税也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将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宣布将取消中国关税。 可以说，美媒与西方国家其它媒体每天都希望中国放弃清零，让全球供应链恢复正常。 俄乌战争让俄罗斯与欧盟了解到：俄罗斯的资源供给对欧盟国家非常重要；中国则通过这次压力测试了解到：中国的供应链对当前的世界很重要。无论是抛弃俄罗斯的能源还是抛弃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世界各国都没做好准备。 （原文链接）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周五刊登和播发的《习近平重判薄熙来只是为证明自己不是“阿斗”？》一文中，介绍了薄煕来主政重庆期间曾经有一本《重庆模式》出版，三名作者之一、顶着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头衔的“红二代”杨帆当时为中国经济出版社所写的《重庆模式》一书的序言，取标题为《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文中吹嘘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正在于她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将西人常以为截然对立、国人也多以为如风马牛的对立面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如今，中国共产党又创造性地开始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重庆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模式，是共产党组织将自己的本性保持、发扬得比较好，而社会活力也比较充分迸发的一个模式……。” 如上内容刊登和播出之后，有朋友建议上网找来《杨帆坑苦薄熙来》一文借鉴。但就在此前一天，中共驻美大外宣多维新闻网刚刚对外宣布了关门退“市”的消息，它过去刊登过的所有文章都已经是只能搜索到标题了。 不过，幸好笔者手中还有杨帆他们的《重庆模式》一书。无需细读，随便翻看几页就不难发现为什么会有人得出此书内容“坑苦”薄熙来的判断。比如如下一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也起着独特的巨大作用——虽不能决定历史本身，却能决定历史事件。因此，说到‘重庆模式’，就不能不说到带领重庆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3200万重庆人民创造出这一新模式的重庆主政人——薄熙来。”当时的杨帆肉麻地吹捧说：“薄熙来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很少的‘个性官员’之一。为什么‘个性官’”少？从历史上看，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儒家要求所有的官员都要遵礼教、守礼制，因此，官员的个性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这是历史基因，也影响着我们现在。从现实上看，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讲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共性。这本来是党性的要求，但是这个共性与人的个性也形成一对矛盾，绝大多数官员的个性都被共性淹没。薄熙来，则是把和共产党人的共性和杰出人物的个性结合得比较好，并统一到较高党性的我党高官之一。个性突出，不管在何时、何地，自然都会有争议。但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充分发展，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本质、一个追求，又能与党性统一起来，对党，岂不是党之大幸；对人，岂不是人之大幸！” 试想，把当时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吹捧成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人物”，那把正准备接班胡锦涛的习近平往哪摆？把个“重庆模式”吹嘘成“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习近平上位后的“理论建树”还怎么“树”？ 我们本专栏上周五刊登和播发的文章中，也还回顾了王立军当年从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走出，被中纪委和国安部收押之后，交待的大量薄熙来的“政治罪行”之一就是他事实上是“目中无习”，当面表示尊重习近平，却又在背后诋毁和贬低习近平。具体内容是，薄谷开来曾亲口告诉他王立军，说薄熙来曾问当时人在北京的薄谷开来说：“习阿斗要‘君临’重庆了，你是不是也要来见一见？”这就是为什么，原来是胡锦涛下令抓捕的薄熙来，在习近平接班总书记之后居然没有被从轻发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即使没有薄熙来私底下贬低习近平为“阿斗”，暗喻他薄熙来本人即将成为“习阿斗”身边“诸葛亮”的王立军揭发内容令习近平怒火中烧，也已经有了杨帆等人的《重庆模式》一书对薄熙来的“大树特树”令习近平妒火中烧。 薄熙来被抓之后，杨帆曾公开发表评论说：“人们相信薄熙来，是因为他举起了毛泽东的大旗”；“如果不举起毛泽东的大旗，你就是无名小卒，谁会相信你？”（其实）“习近平大量使用毛泽东的词句，更甚于薄熙来”。 整垮台了薄熙来之后，习近平于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如愿接班胡锦涛，放心地把原本是非薄熙来莫属的党的“副总书记”的角色安排给了完全不会对他习近平构成半点政治威胁的刘云山。接下来，所谓“肃清薄熙来流毒”的政治清算一直持续对他的司法审判。但是，被“肃清”的“薄熙来流毒”事实上仅仅是局限在所谓“组织路线”层面。其原因就是当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所示 ：《京整肃薄熙来，但不想伤及左派》。 该文章作者指出：对于党来说，视马克思和毛泽东为守护神的坚定效忠派，是可以放出来对付自由派声音的看门狗。 但是，随着党遵循的政策创造出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精英阶层，很多左派人士开始莫名其妙地把薄熙来当成了一座灯塔，尽管他穿着昂贵的西装，在国外有商界朋友，他的儿子也在英国和美国的精英学校就读。备受敬仰的“中共八老”曾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辅佐党的领导，作为其中一位的儿子，他想挤进核心机构政治局常委会，于是就把重庆作为橱窗，展示其同时实现市场繁荣和社会主义平等的政策。 中国的许多极左派人士把他当成一个潜在盟友；他也就着手为自己打造新形象，吸引左派记者、作家和知识分子到他的封地来颂扬“重庆模式”，并与他一起唱红歌。（他们视而不见，薄熙来的朝圣者之中还有资本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亨利·基辛格，后者在一次联欢晚会上盛赞了薄熙来。）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引述了中国“民间左派”的代表人物、北京教师张宏良的说法：“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显示出，当前的系统可以用来恢复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重庆人过去常说，‘共产党已经回来了’。”在薄熙来倒台之后，一些左派人士转而反对党的领导层。“尤其明显的是，许多原先支持习近平的人开始抱怨他。” 另外一位“民间左派”代表人物韩德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更是直指习近平上台伊始，即开始走上了“没有薄熙来本人的薄熙来之路”。韩德强说：“公共标语上宣传的，与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事情一致。但问题在于，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之路缺乏实质，这条路脆弱而虚伪。” 杨帆与张宏良等人，当时曾就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创始权之争公开翻脸。不过，相对于至今仍然还在以乌有之乡为阵地，督促习近平一左再左的张宏良以及韩德强等人，当时自信是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杨帆至少有他的底线，那就是不能复辟文革，更不能为文革唱赞歌。 当然，所谓的“新左派”只是相对于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中共邓小平路线的“右”而言。现如今的习近平路线和政策早已经左得令杨帆自叹弗如，令张宏良和韩德强等人欢欣鼓舞。 实际上，奠定了习近平终身执政的“法理”基础的中共十九大开过之后，杨帆曾被身边友人逼问对习近平路线的评价，杨帆只回答了4个字：“始料未及”。 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接班胡锦涛的同时，同为太子党重要成员的俞正声和王歧山同进政治局常委会。一年多后，当有记者问杨帆“究竟有没有习近平、王岐山、俞正声铁三角这个说法”的问题时，杨帆的回答是：“以前，确实是这样，他们都奉薄熙来为二哥。原来的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俞正声、刘源这些人确实是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从我对他们的了解看，他们确实有想挽救党国的意思。实际上，薄习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矛盾。” 杨帆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刘源，可能是有为刘源不为习近平所用而遗憾，甚至为刘源抱屈的意思。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网上出现一篇标题为《薄熙来习近平早就是“同学”》的文章，说的是党政军群等关键岗位上遍布“红二代”身影，彼此间多年相识、交往和联姻，他们人脉关系盘根交错，是一群能和习近平“掏心窝子”的人。早在在1979年到1980年期间，年轻的习近平曾参加过一个由“红二代”组成的学习小组，每两周举行一次学习，旨在更好地了解时局变化。学习小组成员包括习近平、胡耀邦女婿刘晓江、刘源、陈元，以及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等。 关于这个所谓的“学习小组”的更详细内容，可参见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刊登的《一张太子党的“全家福”告诉了我们太多太多》一文。 除了如上点出的名字，还有一个王歧山。小组主持人胡石英还特别强调，习近平和王歧山如今上台伊始即一再公开表演的脱稿讲话的能力，都是当年因为他胡石英的提倡才被训练成如今这个样子的。 也许是为了对外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胡石英最近又指使手下故作不经意地把一张题为《胡石英院长与习近平副主席、王歧山副总理、刘源上将等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的太子党聚会合影“随便”贴到网上。照片中除上述四人，还有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陈云长公子陈元，以及薄熙来胞弟薄熙成等。该照片拍摄地点是北京浙江大厦的主宴会厅。照片的第一排是陈元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有彭丽媛等数位贵妇；第二排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居中，左右分别是胡石英和王歧山。刘源和薄熙成则并列在最后一排。 该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06年的某一天。后来发生的故事就是习近平入常、薄熙来入狱；习近平接班、王歧山入常；陈元荣升、刘源“荣退”。 早在1988年初就当选河南省副省长，而后又“民转军”，进入武警序列，后又脱下警服换军装的刘源，晋升为正大军区级的时间是2005年，也就是习近平在北京浙江大厦以浙江省委书记身份作东，宴请他刘源和一票太子党兄弟姐妹的前一年。刘源的官职已经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晋升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如此说来，比习近平年长两岁的刘源晋升地方副省部级的时间，要比1993年底才晋升福建省省委常委的习近平早了将近6年；晋升至相当于地方正省部级的武警总部副政委的时间是1998年，也比习近平晋升福建省长的时间早了一年多。 而到刘源年近65岁，被宣布完成总后勤部政委的5年任期时，他已经在不同的正大军区级官位上任职了两个5年还多几个月。所以仅仅是“论资排辈”的话，在退役之后被犒赏一届副国级“二线”职务，在党内党外已能服众，更何况他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这一最高规格的红二代背景。 当时的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已经完成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期，陈云的儿子陈元正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期当中。但是，就是因为习近平对他刘源曾经的挺薄言行一直耿耿于怀，到底还是否决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对安排刘源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建议。详细的故事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80年前的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年后的今天，曾经的“红歌”、“红片”忽然满血复活。《国际歌》、《列宁在1918》等许多沉寂于历史的“红色经典”，在极端抗疫中成为被困者的旋律。 目前，上海自4月1日前启动的滴水不漏的封城，已经持续一个月。全城体验极端隔离，“要命”的悲剧不胜枚举。 在社交媒体流出大量视频和文字实录的同时，原样照搬的“红色经典文艺”片段，也频繁登场，貌似一场“革命文艺复兴”正在上海各小区发生。那么，这场“革命文艺复兴”，指向了哪里？ “奴隶”再度唱响 《国际歌》的开篇，“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正被再度唱响。 1871年创作出来的《国际歌》，是全球共产党最大的“红歌”。它原为“赞颂巴黎公社成员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气概”，直至今天，仍然是“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重要活动都要演奏的”歌曲。只不过在中国，上海封城使它“在沉默中爆发”。 署名“滨州汪洋口才学校”的视频说：“您说这是怎么了？全网都在唱国际歌。它格外好听吗？那是因为，它抒发了人民的心声，表达了我们的思想。人人都反对欺凌，反对压榨。人人渴望公平正义！” 《义勇军进行曲》，原名《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为1935年在上海公演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歌。中共建国之初，《人民日报》称，“《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具有历史意义。” 网友评论说，两首歌词中的“奴隶”一词，一如既往“充满了明示革命，推翻统治的激励”。 正如中共建政后首任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不知“伟人”之言是否过时了？ 律师、时政评论人士汪月辉告诉美国之音：“在表达不自由，舆论被钳制的环境下，老百姓借力使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起到表达和舆论的作用。 “枪毙”呼声再起 黑白影片《列宁在1918》的一段对话被摘播在社交媒体上。情景是这样的： 中文译制片《列宁在1918》截屏 –小女孩儿告诉列宁：我妈妈没有啦……她饿死了。 –列宁立刻拨通电话：“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在你们那里被捕的那些个粮食投机家们，我们要立刻把他们这批人枪毙掉，并且把这件事广泛通知人民。要说明，以后凡是捉到制造饥荒的投机家，就像最坏的敌人，我们要立刻把他们这批人枪毙掉。” 《列宁在1918》为前苏联1939年拍摄的影片，讲述“革命者”列宁如何在“苏维埃”成立之初，通过“继续斗争”，用各种极端手法“对付敌人”的故事，包括“敌人”制造的饥饿在内。 另一个画面，陈旧模糊、布满雪花点的影片中依稀看到，身着民国服装的男女合唱团员在排演歌曲。他们铿锵有力地唱到：“你 你 你 你这个坏东西，市面上日常用品不够用，你一大批 一大批囤积在家里……你这个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你这个坏东西 嗐 真是该枪毙……” 这是音乐家舒模1942年创作的作品，《你这个坏东西》。据称，它是“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歌曲“节奏鲜明，表现一种控诉的语气”。 目前，这个视频已经被“无法观看”。 有分析称，面对两个黑白画面中理直气壮的“枪毙”，现实的仇恨被表达得淋漓尽致，“有借枪毙人的感觉”。 移居美国的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龙血狼烟 – 中国文化的基因碰撞与裂变》等书的作者，凌沧洲告诉美国之音，上海民众在饥饿中拿出老革命台词、作品，表达他们的凄惨处境和悲愤，“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言论审查。” “革命文艺”，一剑双刃 凌沧洲告诉美国之音：“红歌、红片都是双刃剑。过去共产党用它们煽动暴力革命和暴力抢劫，进行财富重新分配，之后天下就给打下来了。” 凌沧洲说，人们也不会忘记，《列宁在1918》中的那句著名台词，“就是列宁这位煽动师、暴力师向民众许诺‘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事实上，专制体制下，一定是政治大于一切，不算人命账，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 在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的面包不重要，粮食不重要。 时政评论人士夏业良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红歌是中共自己的歌，“不过对象改变了，(中共) 已经奇虎难下”。 中共过去是“唱歌人”，现在是“听歌人” 。不过，毛泽东的讲话依然不容否定。 毛在8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中，引述列宁的话说，“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毛说：“…… 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对于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 毛在5月23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结论部分中还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服从于政治。” 毛还指出，当时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他并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有分析提问，如果毛现在复活，面对上海封城中的“革命文艺”现象，会如何定义“敌人”，又如何定义“人民群众”呢？ 最后，一段做成视频的文字把镜头调整到近一些的历史。视频说：“上海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答案在邓小平的话里：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 这段话来自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看来，今天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4月26日，中共大外宣多维新闻网突然宣布关闭。官方通知称：香港时间2022年4月26日始，《多维新闻》所属网站与APP等因内部新闻业务调整，将与各位读者朋友告别，感谢多年来的陪伴与关注。 多维新闻网成立于1999年，为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创立，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其投资者包括李录所代表的“美国风险投资”以及“立方网”的CEO熊万里，投资达5000万人民币。 2009年，多维网被港商于品海以中国数码信息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名义，收购了多维部分股份，拥有控股地位，目前隶属于香港南海控股集团。南海控股是于品海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该集团旗下另一媒体业务是“香港01”。多维网被转让后，总部搬至北京。 舆论宣传阵地历来是中共必争之地，用毛泽东的话说，该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中共在大外宣上历来不惜血本投资，为何突然自残关闭多维网呢？ 一、入戏太深？ 说起大外宣，大家并不陌生，我们身边的CGTN、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海外版就是公开的大外宣。但多维网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共的外宣，它被称为亲共媒体。多维网与以上大外宣有些不同，因为它在为中共辩护和带风向的同时，也批评中共甚至有时将矛头直指中共党魁习近平。 4月12日，它刊发文章《“精准防疫”真的行不通吗？》；4月23日《三问防疫》等，批评中国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呼吁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模式。 4月22日，多维网刊文提议效仿所谓的“高层政治精英推举制”，让200名左右的中央委员“小圈子”，选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 时政评论人士岳山认为，多维网此时罕见提议给习近平准备接班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为中南海放风，另一个是带有内斗的因素，为中共党内某派反习势力发声。 多年前，多维网曾公开批评习近平，让自己的外宣角色变得很模糊。2018年12月3日，它刊发文章《极左撕裂中国 习近平应负责任》。该文一刊登立即引起了舆论关注。文章称，作为中共“核心”，习近平要为中共左转“妖风”负责，必须进行自我检讨。文章将社会左右撕裂的责任归因于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党管一切”、个人崇拜和意识形态左转，声称正是因为有这些“左转”的因素作为前提，诸如“民营经济退场论”等言论，才能引爆早已埋下的定时炸弹，在短时间内掀起狂风巨浪。有分析文章指出，多维网的文章还对习近平的执政理论、经济政策、模糊的意识形态和“定于一尊”的权威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认为习近平应该为当下乱局负责，进行全面检讨。文章还提到外界关于“习近平就是想当第二个毛泽东”的评价，并称习上台后一些层面问题和矛盾更加激化，质疑习是否已经“失去了判断”等。 中共二十大将决定习近平的连任，但多维网去年曾刊登文章要对习近平进行监督，并义正词严的说，“因为一党专政且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共的政治体制往往被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批评是缺乏监督的专制体制。又因为监督流程透明度的缺乏，外界一直不甚了解中共到底如何“自我监督”并接受党外监督？中共最高层领导集体——中共中央和总书记是否也会被监督、又接受怎样的监督？” 多维网既然是大外宣，为中共党国宣传和带风向是它的本分，但如此公开批评习近平，其炮火甚至浓于民主人士，不由让人有点蒙圈，莫非扮演民主网站入戏太深？ 2014年5月15日，多维网就被“关闭过”，从早上至中午为止，该网站一直不能进入，网页上的声明说“系统需要重构，感谢你的支持。”有分析人士指出，多维被关闭大概是中共执政者对多维网的运作不满，或是小骂碰着当局敏感点，帮了倒忙。 二、被关闭的原因 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投资失利。南海控股董事会已向香港联交所披露，单在2021年，亏损达到30亿至34亿港元，而在2020年亦已亏损25.3亿港元，两年总亏损额达到50余亿港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业务受重创，加上大陆疫情反复，亦影响了影院业务。未来多维新闻将会调整新闻内容业务，且整体并进入“香港01”。 另据《星岛日报》引述消息称，“多维新闻”员工主要在北京，大概有五六十人，多数被遣散，少数转入“香港01”。 我认为，财务困难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既然是中共的外宣，经费自然由政府支持。多维网的背景应该是国安部门。曾经作为外媒记者的国内大学生田畅2019年5月从美国返回中国后，被国安部门抓捕。他在监视居住期间，曾与我通话。田畅说，北京（国安部门）那边找他，要把他安排到多维网或《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最后他选择去了多维。 我认为，多维网被关闭的原因是因为它深度卷入中共高层权斗，成为中共的一支反习势力。 经济学者何清涟就曾多次撰文表示，“多维”曾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舆论发声筒。针对多维网文章“极左撕裂中国 习近平应负起责任”，何清涟曾在推特上发文说，“国安派系外宣媒体疑似吹响倒习号角，……文章列举习的几大罪状，将倒习看作党与政权的生死存亡大事。该刊总部在北京，这样做，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准备鱼死网破，二是认为己方有胜算。” 或许多维网也意识到政治战队的风险，曾尝试靠拢习近平。2022年1月25日，何清涟在《外宣媒体发出清算“江泽民路线”信号》一文认为，从习近平上台至今，多维网对江曾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当年对江泽民一系有袒护之意，现在出系列文为江算了几笔账，最重要的是指江早年犯过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错误。或与习近平最近放话“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有关。 综上所述，我认为，多维网是中共党内中共老人集团的政治代言人，尽管它也受制于习近平当局，观点左支右绌。但目前是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的决战时刻，多维网明显踏了习近平的政治红线，即反对封城清零抗疫和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自然不被习所容。但习采取直接关闭的措施，完全不顾及社会的反应，反映出中共高层权斗已经白热化，撕破了脸皮。也充分说明中共绝不是铁板一块，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将面对严峻挑战。何清涟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在全力对付中共党内最后一支有挑战能力的暗盘力量。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共老人集团中，江泽民只是个象征，党内势力现在只有这一系能够向习近平叫板，不满习的各种力量都寄望于这支势力出来与习对阵，习近平要防的就是反习力量这种纠合，干脆将大树放倒，让有反意者无枝可依。但中共即使关闭多维网，也不会放弃海外宣传阵地，一个取代多维网，体现习战狼风格的中共大外宣必将浮出水面，它又会是谁呢？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习近平最近的形势不太妙。正在他努力了很久，排除党内异己、打击社会舆论，自以为成功之际，突然，他“亲自部署”的病毒大举入侵，导致全国陆续进入新的一波疫情。为了显示他的抗疫成就，也是听信了一帮马屁科学家的逢迎阿谀，居然相信可以清什么零。封城策略不但没显现出效果，反而增加了感染，搞得天怒人怨，民怨鼎沸。这给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很多老百姓又要，或者已经过苦日子了。 他自己把国内的事情搞砸了，看上去就像是他自己不想连任第三届了。但大家都知道，他准备了好几年，既定目标就是要当永远的一把手，就是要当大家批评的皇帝。没看见他改变主意的蛛丝马迹，没看见他准备放弃第三任的表示，那他把事情搞砸是为什么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的愚蠢又上了一个层次。 如何解除这个困境呢？估计他现在也看出来自己的愚蠢了，他的马屁精们也没什么好主意。他自己独断专行，别人的意见他很难听得进去。不说不错，说了就可能错。这是专制政治下臣子们的人生哲学，百试不爽。臣子们混得风生水起，国家就一步步地衰落。反正最后掉脑袋的是皇帝不是臣子，谁在乎呢？ 小习大人在这种形势下，可能会考虑一个百试不爽的歪招，就是发动战争。从小习上台后，各国政治家都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经常有人问我，谁会是他的目标？把周边国家都排了一下队，发现台湾是最适合的目标。我开玩笑说，其实北朝鲜是最好的目标；但大家都说NO、NO、NO，不好。因为没有正当理由，还牵涉到朝鲜南北的亲密关系，美国会比较尴尬。还是台湾最好，名正言顺，军力衰弱，是共产党的最佳目标。 不管打不打得下来，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期间可以不必换领导人，这个最重要。国家是输是赢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一起，想在二十大换人的一帮反对派的计划就泡汤了，习总的连任就没必要讨论了。可以像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一样，打破惯例不用选就连任。岂不快哉？ 可这样一来，就苦了大陆和台湾的老百姓了。台湾被炸得稀里哗啦，像现在的乌克兰一样，不知道多少年才能恢复元气。大陆因为受到发达国家的制裁，日子会越过越艰难。习皇帝的位子坐稳了，共产党的天下无忧了，对人民的镇压和剥削却更狠了。除了习近平和他的党羽们，谁能获利呢？恐怕除了俄罗斯，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和韩国。 如何才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出现呢？恐怕不能靠什么《旧金山条约》来保驾。那个条约对签约国有效，对非签约国没有约束力。即使那个条约，也回避了台湾地位的问题，或者说没有必要提出。因为1952年的台湾是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领土。 对习近平不利的消息是：西方各国因为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加大了对乌援助的力度，包括军事援助。俄罗斯虽然调整了战略战术，取胜的可能性也在逐渐下降。如果台湾也能得到同样力度的援助，甚至介入，习近平因为战争导致共产党跨台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上升。 虽然那样一来，台湾和大陆人民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从长远来看，共产党垮台对台湾和大陆人民都是好事，长痛不如短痛嘛。吃个冰淇凌还要付钱呢，想不付代价就得到的那种好处，只有骗子的口袋里才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大上海封城，大搞“动态清零”，即极端清零，天怒人怨。每天呈现的种种人祸，冲突、暴力、饥饿、死亡，震撼了世界，也惊悚了世界。上海人民展开各种形式的软抵抗、不合作运动，经由文字、录音、音乐、歌声，既记录了历史，也展现了抗争。 全世界围观上海、围观中国，实际上，无论上海还是中国，都成了国际上的一个大笑话。这个大笑话，并不属于上海市民或中国人民，而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大笑话，具体而言，是属于习近平的大笑话。因为，所有的荒诞剧，显然都出自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如果说，两年前大瘟疫刚刚爆发，中国和世界都还没有应对的经验，搞封城模式尚可勉强理解。如今，两年多过去了，大瘟疫已经以不同变种，流行了好几波，但中国的应对方式居然一成不变。此时此刻，不能不让人感叹古人的智慧，他们早就为今天的蠢人准备了一个成语：刻舟求剑。 习近平刻舟求剑，似乎令人难以理喻。就连上海的一名高中生都明白：“现在在上海死去的人，全都不是死于新冠，而是死于新冠防控。” 他因而质问：“他们还把与新冠病毒无关的病当病吗？还把非阳性的人命当人命吗？” 如此简单的质问和逻辑，难道习近平不懂？如果说习近平不懂，难道中共党内就没有其他人懂？如果中共党内有人懂，难道就不能发声制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中共制度失灵！习近平大权独揽，权力傲慢，竟至无人能够发声、无人能够制止。 从武汉、西安到上海，显而易见，所谓“动态清零”，不仅是失败了，而且是错了，大错特错了。但在习近平集团的政治高压下，党内已经失声，没人能够说出真话；即便有人以不同形式说了真话，也无力改变习近平的错误做法。竟任由习近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 被习近平推到抗疫前线的副总理孙春兰喊出大跃进式的口号：“让工作进度超过病毒传播速度。”正如当年毛泽东的御用文人郭沫若所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然而，稍具智商者都知道，所谓“动态清零”，极端清零，对大上海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中国各个城市，也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知不可为而为之，习近平为何一意孤行？实际上，习近平已经骑虎难下。如果坚持下去，民怨沸腾，必招致广泛的痛恨；如果放弃，等于认输，输给西方，也输给党内政敌，输给中国人民。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甚至为此赌上了他的政治生命：把病毒清零与他的连任挂钩。似乎，如能坚持清零政策，他就能连任；如果中途放弃，就等于放弃连任。 对中国而言，一党专政横行大半个世纪，已经是这个国家的失败；对中共而言，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一度确立“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到习近平上台，竟轻易推翻，轻松复辟一人独裁，则又是这个执政党的失败。就在内政外交空前溃败的此刻，如果习近平竟然能在今年中共二十大上强行连任，更是这个百年大党的彻底失败。 在习派御用学者那里，把中国防疫模式定义为“动态清零”，把美欧防疫模式定义为“躺平”（与病毒共存）。选择清零还是共存？习派御用学者上升到斗争高度，喊出：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模式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 而在习近平本人看来，除了权力连任的政治盘算，还有意识形态的盘算：放弃“动态清零”，就是放弃中国模式，就是默认美欧模式；默认欧美模式，就是默认中共制度失败。 但吊诡和反讽的却是，习近平得以独断专行、一手遮天，恰恰就是中共制度的失败！完整地说，恰恰就是制度失败、国力失败、治理模式失败、甚至是文明失败，如果还谈得上有某类特殊国情的所谓“文明”的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2月下旬到4月下旬，整整两个月，中国与美欧关系犹如坐过山车一样险情百出。因中国坚持保持中立并与俄罗斯保持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美欧对中国的态度从威胁经济制裁到拜习视频会后放弃制裁，美方虽然未能改变中国对俄态度，但声明并无证据表明中国对俄实施了军事援助。此后，双方静默了约半个月。但从4月中旬开始，先是欧盟、继之是美国，相继对中国释放了一些友好表示。中国现阶段因疫情清零与中共二十大前夕的政治紧张，来自美欧的这些表示对北京有减压效果。 在中国完全未调整对俄态度的情况下，是什么促使美欧主动调整？ 美国希望缓解中期选举的压力 先说美国调整了什么。 据路透社报道，在4月21日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中，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Daleep Singh）在会上表示，美国可以降低对自行车或服装等一系列非战略性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帮助对抗通货膨胀。以下这段话很关键，他说，前特朗普政府征收的关税可能给政府带来了一些谈判筹码，但这些关税没有战略目的，中国也有类似的非战略性报复性关税，在这个通胀上升的时刻，中国有自己非常严重的供应链问题，美国应该抓住机会做点什么。例如，美国可降低对非战略性中国商品的关税，利用关税来推进战略重点；加强关键供应链、保持美国在基础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支持国家安全，降低通胀。贸易代表戴琪重启了一项关税豁免程序，可能会降低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他并不讳言，中期选举将至，必须缓解通胀压力。 如果有人怀疑这是辛格个人建议，一天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正在竭尽所能降低通货膨胀，这包括了”仔细审视”对华贸易战略。她强调，重新审视关税也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将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 美国的通胀率持续走高，2月份俄乌战争还未爆发，美国的年通胀率就高达7.9%，3 月份年通胀率高达 8.5%。4月12日，美国劳工部表示，3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比12 个月前上涨了 8.5%，这是自 1981 年 12 月以来最大的同比涨幅。食品、汽油、住房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上升对消费者构成压力，并抹去了许多人获得的加薪。 我的看法是，由于美国通胀的成因主要不是中美贸易战，政策性因素居多。就算与中国互免关税，相对如此高企的通胀，不过是杯水车薪之效。 欧中关系阴转多云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布鲁塞尔，在与欧盟有关方面负责人多方会谈之后，于4月22日与欧盟外交事务部秘书长联合发表声明，提醒中国，对俄罗斯的任何支持都将会损害中国与美欧各方关系，并再次谴责中国因台湾问题制裁立陶宛的行为。 不过，“胡萝卜+大棒”是西方对待非本阵营国家的传统方式。在4月1日举行的中欧视频峰会上，欧盟指出，有必要解决长期以来对中国市场准入和投资环境的担忧，以确保平衡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欧中领导人授权高级别贸易和经济对话在夏季之前找到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具体方法，并同意继续就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开展合作。欧盟强调了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第 27 次缔约方会议之前采取额外措施的重要性，包括逐步淘汰煤炭，确定环境与气候高级别对话将在夏季前举行。 中国方的回应是：4月2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和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规定，批准这些公约的国家必须避免使用并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还应该努力确保“立即和彻底废除”这种劳动形式。批准这些公约是欧盟确认2020年底签署的《中欧投资协定》的先决条件之一，该协议因人权问题而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被指责在新疆使用强迫劳动以及侵犯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权。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在其2月份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待遇表示“深切关注”，并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系统地强迫从事农业劳动。美国等将维吾尔人劳改营视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方面则声称这些营地是教育中心，旨在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关于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中国并未做出承诺，但法媒分析，“中国批准禁止强迫劳动的国际公约，中欧经济协议或再上路。” 德国失去资源的同时 不能再失去中国的市场 目前，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受这番经济制裁影响最大，该国政府顾问已经将2022年经济增长率预估从4.6%降至1.8%。整个欧盟的情况都不乐观，4月21日，欧盟经济专员Paolo Gentiloni在彼得森研究所会议上表示，乌战预示全球化的终结，“战争及其后果——包括欧美对俄几轮制裁——正在加剧对已紧张的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除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使经济适应数字时代的本已庞大的支出压力之外，此次入侵还迫使欧盟 27 国大幅增加国防支出。 德国是欧洲经济支柱。最近，德国自己也承认，长期以来，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巨大的中国市场、全球化发展以及强大的德国工业，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下，催生了德国经济的两大特点：一，它给德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德国出口量远超进口量，也因此长期遭到贸易伙伴美国的诟病。二，它也使德国经济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其中以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性尤为严重。据德国之声4月8日报道，全球化工行业霸主巴斯夫总裁布鲁德姆勒（ Martin Brudermüller）不久前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被记者问及，德国购买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是不是等于在为普京发动的战争提供资金？布鲁德姆勒说：”事实是这样的，俄罗斯提供的天然气是德国工业保持竞争力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德国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将使”我们的富裕生活毁于一旦”，这种具有竞争力的能源供给是”德国经济实力的重要基础”。这位工业界巨头直接道出了德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和出口冠军的奥秘：先是进口价格相对优惠的能源，再在本土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中，借助高薪技术工人的操作，生产出优质产品，再销往全球各地赚取利润。毕竟”德国制造”仍是享誉全球的质量象征。 中国市场对德国多重要？上海忙于“清零”，经济处于瘫痪状态，世界上最繁忙的上海集装箱港口——上海港目前货物堆积如山，德国制造商正在为潜在的严重供应链危机着急。据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BDI）主席鲁思沃（Siegfried Russwurm）告诉德新社：“德国工业界担心未来几周的生产流程会被打乱”。 欧盟经济专员看到的情况，其实关心时事的有头脑人士都能看明白。从2020年疫情以来，世界进入多事之秋，这次制裁更是打破了全球化勉强维持的平衡。无论是抛弃俄罗斯的能源还是抛弃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世界各国都没做好准备。如今因为俄罗斯侵乌战争，西方为表达支持发动制裁，在对俄罗斯实行部分能源制裁的同时，再抛弃中国市场与中国制造非常困难，这就是西方对北京表面中立实则支持俄罗斯虽然十分不满，却一时无法断舍离的原因所在。对北京来说，4月24日的法国大选结果有利于北京，因为马克龙更倾向于维护法中双边关系。比较戏剧化的是：中国现在正在忙于严重扰民的清零，顾不上西方亟需的供应链问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