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长廖国勋猝死是不是历史轮回?

最近,年富力强的天津市长廖国勋猝逝,享年59岁,正是政治人物的黄金年华。廖国勋之死引来自杀、他杀的闲言碎语,莫衷一是。我由此想到文革初期轰动一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之死。 

1966年夏,毛泽东回到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邓展开政治反击,毛泽东号召革命群众打倒各级走资派即瘫痪刘邓官僚体制。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顺理成章地被定为天津市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头子。

1966年9月,万晓塘猝逝,享年50岁,正是政治人物的黄金年华。天津当局的说法是心肌梗塞,组织五十万人参加万晓塘追悼会,而民间传说是服安眠药自杀;其时,新中宣部长陶铸虽然贵为第四号人物,却不肯盲目追随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陶铸授意新华社、人民日报超规格地报道万晓塘之死;而天津市当时只不过是河北省的省会城市,与今日石家庄相若。 

毛泽东大为愠怒,痛批这是以死人压活人(少年毕汝谐暗忖:毛泽东不是说要给每一个革命同志开追悼会吗);万晓塘之死造成了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政治后果:陶铸因大力保护中央和地方的大小当权派,被定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毛泽东轻飘飘的一句话陶铸这个人不老实,便使陶铸沦为阶下囚。毛泽东因万晓塘之死警觉天津的重要性,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天津要成为直辖市,天津便成为中国第三个直辖市,直接归于毛泽东江青的掌控;正值文革乱世,连全国人大这一橡皮图章都省了。

今次廖国勋之死是不是万晓塘之死的历史轮回?廖国钧之死将造成怎样的政治后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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