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今天講考據學非常重要的方法：參考金石。
甚麼是金石？金石是非紙面史料的一種，有金，有石。據朱劍心《金石學》，金「以鐘鼎彝器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鑑等物」；石「以碑碣墓誌為大宗，旁及摩厓、造象、經幢、柱礎、石闕等物」。金石之始，可上溯至黃帝、無懷氏，《拾遺記》曰：「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事祖廣記》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
姚永樸《史學研究法》云：「所謂金者，如《禮記·祭統》所載衛孔悝之鼎銘，左氏昭七年傳所載宋正考父之鼎銘，皆其類也。」古人會把事蹟銘在彞鼎上，後人看到，就能了解此人的人品與行事。石也有許多值得後世參考的記載，比較典型的有班固〈封燕然山銘〉、韓愈〈平淮西碑〉等。金石學研究的對象很多，包含各類銅器、鐵器、石刻、玉器、竹木簡、甲骨、陶瓷器、磚瓦等。
為何金石很重要？古時的記載經過漫長的流傳，難免有誤、失真、缺脫，如果能找到相關的實物，可以訂補書籍，進而距歷史真相或全貌更近一步。《顏氏家訓·書證》就有這樣的例子：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
隋朝開皇二年，長安百姓從地下挖出秦朝的鐵秤權，塗銅的地方有兩處刻銘，寫的是「丞相狀、綰」。而《史記》記載：「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對比後，可知書中人名可能訛誤，應該是「隗狀」，而非「隗林」。這就是用出土的實物訂正史書的錯誤。
後來到宋代，研究金石正式成為專門的學問，劉敞《先秦古器記》、歐陽修《集古錄》開此風氣。《宋史·劉敞傳》云：
「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
劉敞用金石資料考先秦制度，他的研究也促進了歐陽修治金石的興趣。歐陽修編纂《集古錄》，長達一千卷，是中國最早的金石學專著。其後趙明誠著《金石錄》，也是宋代金石學的代表作。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序〉曰：
「金石之學，始自漢藝文志，春秋家奏事二十篇，載秦刻石名山文。……而專書則創自宋歐陽修、趙明誠、王象之諸人。」
金石學始於漢代，盛於宋代，至元、明而中衰，在清代達到極盛。清代發掘的金石數量是以往的十數倍，且光緒末年發現甲骨，是金石學的又一次突破，從此增加了考證古書的新材料。在方法上也有重大進步，朱劍心《金石學》云：
「大抵著錄之法，多本前代之成例。……曰分代，曰通纂，曰概論，曰述史，曰書目，則前代所未嘗有也。」
王昶《金石萃編》可謂清代金石學的集大成者，他收錄的金石資料達1500種。對於文字模糊不清的，他便作旁注；對於篆隸及古文別體，則將其點畫摹下來，並解釋文義；對題額、碑陰、兩側，也都詳細記載。
清代另一集大成者是葉昌熾，他在《語石》序中說：
「訪求逾二十年，藏碑至八千餘通，……上溯古初，下迄宋元，元覽中區，旁徵島索。……分門別類，不相雜廁，自首至尾，可析可并。」
《語石》卷六總結了碑版如何幫助考證：
「撰書題額結銜，可以考官爵；碑陰姓氏，亦往往書官於上；斗筲之祿，史或不言，則更可以之補闕。郡邑省并，陵谷遷改，參互考求，瞭於目驗。」
「至於訂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孫名位，可補〈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補〈朔閏表〉；生卒之年月，可補《疑年錄》；北朝造象寺記，可補《魏書·釋老志》；天璽紀功、天發神讖之類，可補〈符瑞志〉；……唐之令長新誡，宋之慎刑箴戒石銘，可補〈刑法志〉。」
有些人物的信息，史書未必記載，而碑文中有，則可以補缺。石碑也能反映地理變遷，可用來考證紙上的記載，研究異同。又如，南北朝佛教興盛，研究者可以查造像記，和《魏書》的〈釋老志〉比較，增補宗教史。又如，《宋書》有〈符瑞志〉，專記載祥瑞徵兆，及大事件發生前的異象。天發神讖碑，也稱「吳天璽紀功碑」，稱天降神讖而刻，此類碑文也可以載入〈符瑞志〉中。又如，正史中有〈禮樂志〉，可以參考漢朝的孔廟碑、曹魏的受禪碑，補充〈禮樂志〉。又如，唐代開元年間，李隆基撰〈令長新誡〉碑文，可以將其補入正史的〈刑法志〉中。這並非教人改寫史書，而是講類似的道理和方法，以後我們若要寫書，應當善於運用金石上的史料。
碑版可能不實或有誤，但若時間較早，往往比輾轉的紙上記載更可信。有一種情況，無論古今，涉及外語的記載，漢人都要很小心，因為語言的陌生容易導致訛誤，傳抄過程中可能出錯。例如「特勤」被寫作「特勒」。史書中經常看到「特勒」，如《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云：「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特勒」大概是突厥的一種頭銜，用於稱呼其子弟。但婁師德涼國公契苾明碑、唐玄宗闕特勤碑、柳公權神策軍碑皆稱為「特勤」。錢大昕認為，碑中「特勤」是對的。《十駕齋養新錄》卷六曰：
「予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真，唯石刻出於當時真迹。」
而且契苾明碑由宰相婁師德撰寫，比較權威。所以應當採信碑文，依據碑修正書上的錯誤。
總而言之，金石是鑑別史料真偽正誤的極重要的資料，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史書中的訛誤，而且相吻合的地方，還能證明一些記載是真實的。更可貴的是，無書面記載的歷史，能從金石中探尋。關於金石的應用與研究，還有很多可講，限於篇幅，今天就講到這裡。以上參考的書籍，諸位可以找來閱讀。
下期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