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指使袭击餐旅场所 墨市男出庭受审
2026 年 7 月 15 日
大陆疫情爆发3年多以来，当局一直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直到最近才放宽防疫限制，导致经济全面下滑。疫情不断反复加之年轻世代普遍“躺平”，导致虎年新生儿数量仅956万人，跌破千万大关；多地为挽救跌跌不休的出生率展开撒钱催生，生至第三胎可多领人民币数千至上万元补贴。 中国新生儿人数连年下跌，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出生人口为1062万，创近年新低，比2016年下降了43.6%，2021年净增长人口仅为48万人。 由于2022年生肖属虎，在传统习俗中对属虎的人总是有诸多禁忌，虎年宝宝原本即不易大增，再加上疫情封控经济不振等，各界预期新生儿将更少。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揭晓，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年末全国人口14亿1175万人，较2021年减少85万人，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 为了挽救可预期的下滑出生率，中国多地著手撒钱催生。综合大陆媒体报导，包括山东济南、黑龙江哈尔滨、云南省、湖南长沙、湖北黄冈、广东深圳等地均公布政策，向多孩家庭提供补助，并在休假、住房等方面鼓励“多生娃”。 其中深圳初步拟定，生育第3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人民币1万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3年累计发放补贴1.9万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即使只生育一个孩子，也能累计获得补贴7500元。 济南市则将对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补助，女方享受158天产假，配偶享受不少于15天陪产假，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各享受每年累计不少于10天育儿假。 另杭州、南京、沈阳、青岛、长沙、宁波、厦门等城市都提到“二孩或三孩家庭，允许新增购买一套住房”的新政，也有城市明确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购房，可不适用现行限购政策。 不过，育儿补助或能减轻部份负担，但能否显著改善生育意愿还需托育及养育环境配合。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中国生育率低下有三大症结，包括心理上不愿意生，物质上养不起，生理上生不了；而中国的政策只是在解决“养不起”。他认为，效果不会很好。
中国官方数据17日显示，全国人口去年较前年减少近100万，是60多年来首度下跌，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正面临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有没有后代真的很重要吗”成为微博热议话题。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大陆人口2022年底全国人口14亿1175万，较前年底减少85万。 中国2016年结束1980年代由于担心人口过剩而施行的严格一胎化政策，2021年更开始允许夫妻生3胎，但政府鼓励生育的举措也无法逆转人口衰退的现象，而中国长期仰赖庞大的劳动力作为经济成长的驱动力。 上海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智威表示：“人口可能会从这里开始，在未来几年下降。” 他指出：“中国不能仰赖这样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成长的结构性驱动力。经济成长必须更仰赖生产效率成长，而这受到政府政策驱动。” 全国人口减少的消息迅速在受到严格审查的大陆互联网上传开，部分网友对国家的未来表达忧心。 一名网友在微博上说：“没有儿童，国家和民族都没有未来。”来自另一名“爱国”网红的评论写道：“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但其他网友指向飙升的生活成本，以及在现今中国养育孩子遭遇的种种难处。一名网友说：“我爱我的妈妈，但我不会当妈妈。”另一人说：“没有人反思我们为何不想生小孩、不想结婚。” 据路透社报导，话题标签“有没有后代真的很重要吗？”获得数以亿计点阅数。 一名用户名为Joyful Ned的网友写道：“女性不想生小孩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她们自己，而是社会和男性未能负起养儿育女的责任。对生育妇女来说，这让他们的生活品质和精神生活严重衰退。” 还有人嘲讽：“以前计划生育做得好啊，少生优生，幸福一生。人人交社保，国家来养老。少生优生和交社保我们办到了，就是国家养老这里感觉emmm……”、“老百姓挣那俩钱全在房子里了…手头没点活钱哪敢多生，养孩子现今那么贵，还是社会福利稀薄，没人愿再苦一点儿”、“其实换一种角度想也是好事，比如这将是从今往后出生人口最高的一年”。 澳洲维多利亚大学研究员彭秀健告诉法新社，“由于一胎化政策施行数十年之久，中国人已经习惯小家庭”。她补充表示：“中国政府必须找出有效的政策来鼓励生育，否则生育率会下滑得更低。” 彭秀健说：“必须推出涵盖生产、育儿和教育的全面政策方案来减少育儿成本。特别需要解决女性生育后工作不安全的问题。”
尊重专家的专业意见，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有些所谓专家，着实让人尊重不起来。比如说，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 01 翟教授荒谬如儿戏的“二胎生育”数据预测 “开放三胎”政策出台后，翟教授又以人口学权威专家的身份面对多家媒体的镜头侃侃而谈，脸不红、心不跳，成竹在胸、气定神闲，仿佛为这次政策调整做出了多大学术贡献一般。 他可能忘记了当年“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出台前的荒腔走板、胡说八道。互联网时代，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不妨看看翟教授当年的口吐莲花、信口雌黄。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按照他的估算，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近五千万人口峰值、累计增加近一亿人口，相当惊悚。生育率达到4.5，更是惊得我下巴颏都掉下来了。 翟教授，全球197个国家，2021年总和生育率排行榜上超过4.5的只有21国，全部都是非洲国家。翟教授是梦回非洲吗？ 就是拿本国历年生育率数据比较，翟氏数据也是难以置信。1970年代初有一段鼓励生育到计划生育之间的政策空窗期，生育率也不过4.5左右。随便生的时候也就那么回事了，限制在二胎竟然能回到那种水平？ 201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66，开放二胎竟然能让生育率提高三倍？翟教授您又不是在少林寺上班，身边育龄女性总是有的，亲自调研一下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吧？ 如此荒唐的数据预测，当然受到了一致的质疑。翟教授没有给出解释，很快改口。 同年11月，他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发文改口说全面二孩每年会出生3100-3850万。 翟教授按按键盘，一千多万人口就这么没了。可是，一个月后翟教授又弹指一挥，再消灭了一千万。 同年12月，翟教授在《北京日报》发文又说全面二孩后新生儿峰值不会超过2100万。 就算翟教授会长专家是“从善如流”，这数字向下流动的速度也快得有点惊人，堪比“飞流直下三千尺，意思银河落九天”的诗人情怀。 然而，人口学研究不是写诗，不能一会儿三千尺、一会儿三千丈的率性。 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定局后，国家卫计委发布了相关预测，完全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根据这一预测，2017年如果不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生人数是1770.0万人。开放二胎政策后预计出生人数将在2195.1万人到2023.2万人。 然而，根据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新生儿只有1723万，比2016年减少了63万。 翟教授，你的脸没有被现实打肿吗？ 02 令人忧虑的“专家治国” 翻这笔不算久远的“旧账”，是愤怒，更是忧虑：如此专家，何以治国？ 人口政策关乎长远的国计民生，关乎民族命运。专家对政策效果的预测评估却是如此儿戏，可叹、可悲、可怕。 翟振武不是普通的学员知识分子，而是直接参与决策的部委专家、人口学领域的资深权威专家。他的“研究”也不是普通的学术活动，而是直接影响决策的专家意见。 专家当然也会出错，但是翟教授的“预测数据”错得如此不成体统、错得有违常识，让人难以理解。其中有思想观念固化影响学术水平的影响，也有非学术的因素。 思想观念固化很好理解，翟振武1982年人大经济学学士学历，1984年获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新马尔萨斯人口学等控制生育理论是显学，这很可能对他的人口观念产生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如果因此导致了翟振武在学术研究中严重的主观性误判，他显然不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更不适合担任决策专家。 但是，翟教授发表错误且夸张的预测数据后迅速修改数据，似乎不能用学术思想陈旧来解释——再陈旧的学术思想，总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随随便便发布数据，而后随随便便“打折”，这是任何规范的学术研究都不会允许的。恐怕还有非学术因素在其中作祟。 一胎政策长期执行，涉及到大量的行政经费、行政权力、各类业务以及罚没款收入。涉及到权益相当庞大复杂，自成体系。翟振武这样的“学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要对内对外宣传和论证政策的合理性，又要不断用学术成果加固政策。这就是翟教授为代表的、曾经的中国人口学界主流。 这在翟教授当时的主张中也颇可发现一些端倪，比如他实际上并不反对开放二胎，而是反对“全面开放”，无非是要保留所谓的申请程序，有申请当然就有审批了…… “专家治国”的成败在于，到底是听取专家意见、选择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专家，还是让那些只论证预设结论的“做题家”挂一个“专家”的招牌？翟教授大可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家”。 03 被耽误的生育政策拐点 中国生育政策在2015年开始调整，是明显被耽误了。 2005年以后，“老龄化”已经取代了“人口过多”，成为中国人口问题的新热点。其实，所谓“老龄化”根本原因就是“少子化”——老人不会凭空增加，人口寿命的增长是缓慢的，与政策导致的生育率相代际“对折”的断崖式下跌相比，微不足道。 日本比中国早了近二十年进入“少子化”，社会活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养老金缺口巨大。为此，日本政府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专任大臣”的高级职务，每年斥巨资以鼓励生育。具体政策得失可以研究讨论，但是鼓励生育的方向是明确的。 这并不是日本独有，鼓励生育是“老龄化”国家一致的方向——除中国以外。翟教授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呢？ 生育政策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情感生活。“独生子女政策”下，一个悲剧性的群体开始在中国社会出现：失独家庭。2020年，中国失独家庭总数将达到100万户。这意味着一百万个破碎的家，两百万悲伤的父母。 尽管自2001年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对失独家庭的经济补助，但是丧子之痛无法用金钱计算，父母之爱也无法被计划。 翟教授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了吧？难道没有一点起码的同理心吗？ 最明确的预警信号来自第六次人口普查。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老人变“多”、孩子变少，是人口结构的重要拐点。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翟教授是始终积极的，可是除了提高生育率之外，这个“老龄化”又要如何解决呢？难道要减少老人吗？那请翟教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好了。 幸而2014年翟教授的“4995万、9700万、生育率4.5”、“不愿意生就不要放开”没能阻止生育政策调整的方向，对此翟教授也应该感到庆幸。否则，他现在表态支持的开放三胎也不会成为现实。这有多讽刺？ 以中国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以翟振武教授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以及他所发挥的影响，还有他炮制的“4995万、9700万、生育率4.5”，翟振武教授注定会被载入史册，但不是“名垂千古”那种。正确的历史评价也会被耽误，但是不会缺席。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侃财，原文已被删除）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减少忧虑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十年生育、十年聚养”之策，在六一前夕终于官宣放开“三孩”，被戏谑为“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会氛围中，民间舆论并不领情。 家庭教育投资：高投入低回报 从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开始，人口问题、人口政策问题一直在我的视野中。鉴于中国的现实，我认为鼓励三孩是中国政府无视国情而出的昏招、错招。在一孩政策废止之后，政府应该及时让政府控制的计划生育转型为家庭决策的社会节育，将生育决策权还给家庭。 养育孩子需要不失体面的居住条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对于正当育龄的80、90后，住房早就成了“六个荷包供养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质量不高还在其次，仅大学学费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更令中国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学也很难就业，即便是勉强就业，多数人的薪酬仅够生活开销。 中国青年一代总体上的无望状态，有两组数据可蠡测：一是中国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数据，中国人均年收入3万元，其中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点，正好与联合国2020年3月发布的一项调查表达的是同样内容：全球2.67亿青年处于“无工、无学、无培训”的“三无”状态。该报告称，全球青年失业率约为13.6%；全球4.29亿在岗青年中，有近5500万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占总人数13%；有7100万处于中等贫困状态，每天生活费低于3.2美元，占到总人数的17%。 中国的情况大概与这个报告相仿佛，就算在岗，应该也有不少处于勉强糊口状态。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躺平”——这个词已经被赋予社会反抗的意义。但不管用什么外铄金粉，核心要义就是低物欲、低消费，对应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来，哪怕一天工作12小时，身兼两职，也买不起房；不少人觉得，结婚供养家庭已是累赘，供养一个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个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气？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是社会中坚年龄层，他们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实是未来中国20年的命运。 生育决策权应该还给家庭的理由 前面说的，只是中国政府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不审时度势，无视中国一半人口根本无法承担生儿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而是生育这种家庭层面的事情，中国政府不应该越俎代庖，强行代替家庭做决策。一个家庭是否生育孩子，这个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资格的决策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清楚自己的经济条件能否承担生养、生养几个的育儿任务。 正当育龄的1980、1990这两代人，经历了中国教育产业化、就业维艰，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压头的“中国崛起时期”。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深知父母为自己拼尽了血本才供养他们读了大学，有的还由父母、祖父母资助买了房。 以下是国内有人计算的生育（养育）成本： 前几年就有人计算过，居住在二线城市，从怀孕到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要花98万元； 网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养仨娃，每年花掉300万》。这是希望孩子高起点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万，按年计算，几乎是每年5万。中国伴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随着高校扩招而来的，就是大学毕业生失业。这是从2003年就开始的中国故事。最开始，媒体还当回事报道，成为社会常态之后，重点就转移到海归回国低薪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虽然过度教育的结果是回报远远低于教育投资，但是随着就业的日益艰难，只要家长还有点能力，仍然会将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决策权理所当然应该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养育子女的辛苦与费用全由家庭承担，无论从社会伦理还是投资 — 回报逻辑来说，政府毫无理由决定一个家庭的生育计划。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旦生育权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资源，就会成为一些人用来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国家的教育系统，这时才是需要政府（国家力量）出场之时。 国家力量应该引导教育资源配置 大学文科教育毕业后就业艰难，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美国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曾于2020年，发布研究报告《市盈率溢价：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一种新方法》。研究发现，没有投资回报的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营利性院校。例如，51%的营利性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收入低于高中毕业生，这意味着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并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奖励。 这个报告其实高估了美国大学的投资回报。即使非营利性大学，其开设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诸凡美国左派热衷的各种理论，社会不需要，只能到政府与NGO就业。以我的熟人圈而论，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读书，毕业后很多处于就业艰难状态，或者是半薪就业，或者是在社区大学重新学一门实用的技术型课程。有位哥伦比亚大学批判性写作专业毕业的硕士生，最后选择这样的职业生涯：半年去英国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钻井工作，半年在家写作。他赖以谋生的工作与其专业毫无关系，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学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国在高等教育产业化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大跃进，不少本无大学资质的大专都被提升为大学，从而使中国大学教育更加劣质化。按照职业分层，一个国家本来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数就是有限的，这就是中国国内约700万外卖小哥当中，硕士以上学历者近7万的原因。对中国的家庭来说，花费高额投资培养一位硕士最后去送外卖，不管媒体如何从中寻找意义，这种学历、这种教育投资都不是送外卖需要的。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在教育系统挤水分，学习德国经验，在高中时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分流。职业高中的教育应该多元化，供选择的行业多。 最后对本文做个小结：政府（国家力量）不应该介入家庭生育决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决策权在于家庭。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质量，减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资源浪费；改善社会条件，着重于抑制房价，尽可能让社会上升管道畅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表示，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之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可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 专家任泽平肯定想不到，这番言论竟然会翻车翻得如此彻底。 一条评论数四万多条的微博下面，我翻了很多页都没找到一条支持专家的意见。 微博截图 微博截图 这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这两年提倡继续放开生育、鼓励多生娃的专家，大都遭到了舆论怒火的迎头炮击。所以我纳闷，专家们为什么会前仆后继、矢志不渝地研究中国女人的肚子？ 专家们是忧国忧民，虽千万人吾往矣吗？ 我看不是。二十年之前，敢公开批评计划生育的专家不仅是先知，而且是勇士；十年之前，公开倡言尽快放开生育限制的专家，依然值得尊敬；可是今时今日依然在催中国人生孩子的专家，不是鸡贼、别有用心，就是不通国情、闭门造车。 很多人质疑任泽平的真实目的是帮恒大卖房子，我觉得阴谋论了。现在的新生儿二十年后才能买房，到时候恒大还存不存在都两说了。但是实话实说，这番放开三胎的建言一文不值，活该挨骂。 中国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中国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这些都是现实难题。但是放开三胎、四胎、五胎、六胎，解决不了问题。 要看明白这件事很容易，现实中三胎以上已经放开了，想生的可以随便生，生了之后都可以落户。当然，极个别地方偶尔会爆出超生罚款的新闻，但哪次不是人人喊打？现在这种奇葩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估计地方决策者都想明白了这件事，罚也罚不出什么钱，就挣一顿骂，图什么呢？ 最关键的是，地方上的计生队伍在失去超生罚款的供养之后，会自动消散。 所以说，二胎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将来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废除，只剩一个过场了。现在那些呼吁放开三胎的专家，都是在冲死老虎挥拳，刷存在感而已，丝毫不能体现知识分子的骨气与担当。 那么现实中的难题是什么？答案同样在桌面上。专家们但凡上上网，跟年轻人聊一聊，就知道大家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谜底根本不在中国女人的肚子上。 房价高、生存压力大、上学难、托育机构不完善……每一项都是压在年轻人头上的大山。 纵向来看，当代年轻人的物质条件绝对比他们的父辈要好得多，这也导致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矫情、不愿吃苦。但不愿吃苦的实质是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权利意识就像火一样，一旦大规模燃起就不会再轻易熄灭。社会必须不断进步，跟上权利觉醒的脚步。 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稀里糊涂地生孩子，而是在生孩子这件事上精打细算，跟社会谈条件，跟政策谈条件，这恰恰是负责任的表现。 真正的专家应该研究这些真问题，而不要总是围绕过时的假问题做文章。女人的肚子，她们自己比谁都有发言权，就不劳专家们惦记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间思想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