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決策權應歸還家庭而非政府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減少憂慮症」，效法春秋末期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十年生育、十年聚養」之策，在六一前夕終於官宣放開「三孩」，被戲謔為「最好的兒童節禮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會氛圍中，民間輿論並不領情。 

家庭教育投資：高投入低回報 

從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開始，人口問題、人口政策問題一直在我的視野中。鑑於中國的現實，我認為鼓勵三孩是中國政府無視國情而出的昏招、錯招。在一孩政策廢止之後，政府應該及時讓政府控制的計劃生育轉型為家庭決策的社會節育，將生育決策權還給家庭。 

養育孩子需要不失體面的居住條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對於正當育齡的80、90後，住房早就成了「六個荷包供養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質量不高還在其次，僅大學學費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負擔。更令中國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學也很難就業，即便是勉強就業，多數人的薪酬僅夠生活開銷。 

中國青年一代總體上的無望狀態，有兩組數據可蠡測：一是中國總理李克強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數據，中國人均年收入3萬元，其中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這一點，正好與聯合國2020年3月發布的一項調查表達的是同樣內容：全球2.67億青年處於「無工、無學、無培訓」的「三無」狀態。該報告稱，全球青年失業率約為13.6%；全球4.29億在崗青年中，有近5500萬處於極度貧困狀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9美元，占總人數13%；有7100萬處於中等貧困狀態，每天生活費低於3.2美元，占到總人數的17%。 

中國的情況大概與這個報告相仿佛，就算在崗，應該也有不少處於勉強糊口狀態。中國青年一代為什麼「躺平」——這個詞已經被賦予社會反抗的意義。但不管用什麼外鑠金粉，核心要義就是低物慾、低消費，對應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來，哪怕一天工作12小時，身兼兩職，也買不起房；不少人覺得，結婚供養家庭已是累贅，供養一個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個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氣？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經是社會中堅年齡層，他們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實是未來中國20年的命運。 

生育決策權應該還給家庭的理由 

前面說的，只是中國政府在做出生育決策時不審時度勢，無視中國一半人口根本無法承擔生兒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問題還不在這，而是生育這種家庭層面的事情，中國政府不應該越俎代庖，強行代替家庭做決策。一個家庭是否生育孩子，這個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資格的決策者。因為只有他們，才清楚自己的經濟條件能否承擔生養、生養幾個的育兒任務。 

正當育齡的1980、1990這兩代人，經歷了中國教育產業化、就業維艱，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壓頭的「中國崛起時期」。其中不少人受過高等教育，深知父母為自己拼盡了血本才供養他們讀了大學，有的還由父母、祖父母資助買了房。 

以下是國內有人計算的生育（養育）成本： 

前幾年就有人計算過，居住在二線城市，從懷孕到養一個孩子到大學畢業，要花98萬元； 

網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養仨娃，每年花掉300萬》。這是希望孩子高起點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萬，按年計算，幾乎是每年5萬。中國伴隨着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而來的，是高等教育質量下降；隨着高校擴招而來的，就是大學畢業生失業。這是從2003年就開始的中國故事。最開始，媒體還當回事報道，成為社會常態之後，重點就轉移到海歸回國低薪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雖然過度教育的結果是回報遠遠低於教育投資，但是隨着就業的日益艱難，只要家長還有點能力，仍然會將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決策權理所當然應該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為不管什麼情況，養育子女的辛苦與費用全由家庭承擔，無論從社會倫理還是投資 — 回報邏輯來說，政府毫無理由決定一個家庭的生育計劃。還有一個因素需要考慮：一旦生育權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資源，就會成為一些人用來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國家的教育系統，這時才是需要政府（國家力量）出場之時。 

國家力量應該引導教育資源配置 

大學文科教育畢業後就業艱難，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 

美國智庫第三條道路（Third Way）曾於2020年，發布研究報告《市盈率溢價：衡量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的一種新方法》。研究發現，沒有投資回報的學校絕大多數集中在營利性院校。例如，51%的營利性大學大多數學生的收入低於高中畢業生，這意味着就讀這些機構的學生並沒有通過高等教育獲得經濟獎勵。 

這個報告其實高估了美國大學的投資回報。即使非營利性大學，其開設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諸凡美國左派熱衷的各種理論，社會不需要，只能到政府與NGO就業。以我的熟人圈而論，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讀書，畢業後很多處於就業艱難狀態，或者是半薪就業，或者是在社區大學重新學一門實用的技術型課程。有位哥倫比亞大學批判性寫作專業畢業的碩士生，最後選擇這樣的職業生涯：半年去英國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鑽井工作，半年在家寫作。他賴以謀生的工作與其專業毫無關係，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學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國在高等教育產業化後，經歷了高等教育大躍進，不少本無大學資質的大專都被提升為大學，從而使中國大學教育更加劣質化。按照職業分層，一個國家本來進入精英階層的人數就是有限的，這就是中國國內約700萬外賣小哥當中，碩士以上學歷者近7萬的原因。對中國的家庭來說，花費高額投資培養一位碩士最後去送外賣，不管媒體如何從中尋找意義，這種學歷、這種教育投資都不是送外賣需要的。 

因此，中國政府應該在教育系統擠水分，學習德國經驗，在高中時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分流。職業高中的教育應該多元化，供選擇的行業多。 

最後對本文做個小結：政府（國家力量）不應該介入家庭生育決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決策權在於家庭。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質量，減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資源浪費；改善社會條件，着重於抑制房價，儘可能讓社會上升管道暢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